美伊战争：伊斯兰共和国的重铸

一个多月以来，以色列与美国的打击已波及伊朗境内几乎所有主要城市与省份。截至4月13日，伊朗红新月会确认目前已有2076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但由于仍有大量人员被埋于废墟之下，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这一数字。（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6年4月20日）

尽管以色列与美国声称其打击仅针对军事目标与政权设施，但已有超过924所学校与30所大学遭到破坏或摧毁。总体而言，约有2.2万至4万家商业单位以及9.2万至11.5万套住房被毁，导致超过320万人在伊朗境内流离失所。

伊朗的工业能力同样成为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伊斯法罕、阿瓦士与马赫沙赫尔的所有主要钢铁厂。甚至连对伊朗至关重要且难以迅速重建的制药工厂也遭到攻击。自美以发动空袭以来，德黑兰遭受打击最为严重。密集轰炸已导致电力与供水短缺。此外，在战争爆发前已高达79%的食品通胀率，在短短一个月内上升至超过100%，使广大群众陷入严峻困境。

帝国主义势力还破坏或直接打击了132处历史遗址，其中包括德黑兰的戈勒斯坦宫、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以及霍拉马巴德的法拉克-奥拉夫拉克城堡。

然而，这些打击并未在军事上显著削弱伊朗。种种迹象表明，军事力量对比正日益向伊朗一方倾斜。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在战争初期，仅有5%的伊朗导弹能够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而如今，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7%，其中大多数为集束弹药。

与美国和以色列所期望的使伊朗政权濒临崩溃甚至被推翻的结果相反，这场帝国主义侵略反而加强了该政权。在今年一月至二月爆发的群众抗议中，伊朗国家机器曾屠杀数千人，但当时政权却无法动员大规模支持者，甚至不得不通过刻意选取镜头角度与人工智能手段夸大集会人数。

而如今，局势已发生根本转变。该政权已经能够在反对美以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真实动员起大规模人群，其中甚至包括数月前仍对其持敌对态度的社会阶层。自战争爆发以来，已举行超过850场集会，参与人数从数千到数万不等。

在美以试图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起事之后，阿塞拜疆族地区出现了强调其为伊朗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集会，并高呼反君主制口号，如“阿塞拜疆是光荣的，巴列维是可耻的”。

在伊朗西南部的阿瓦士，人群高喊“打倒巴列维！”等口号。与此同时，一些民族主义歌曲也被广泛传唱，如《啊，伊朗》《以祖国青年之血》《我的祖国》等。这些歌曲此前要么具有争议性，要么曾被政权禁止，而其中最后一首甚至在数月前的反政府抗议中被广泛传唱。

为了证明在反帝斗争中其背后所拥有的群众支持，伊朗政权刻意采访未佩戴头巾的女性，这在政府以往的做法中是一个显著转变。这不仅仅是政权的宣传手段，确实有更多未佩戴头巾的女性出现在政府组织的集会中。

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突然拥护该政权或遗忘其过往的罪行；相反，她们对自身生存以及伊朗国家的延续感到真实而深刻的担忧。

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政府以“清除以色列间谍”为由展开反间谍镇压行动，已实施超过1,700次逮捕，并执行了17起死刑。其中约三分之一依据的是去年“十二日战争”后通过的反间谍法律。

当然，政权也借此机会打压与以色列毫无关联的反对者，将其污名化为“合作者”。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许多伊朗人将这种镇压视为抵御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恶”，而以色列的渗透确实真实存在。

已有大量证据表明，以色列特工在伊朗境内活动，甚至渗透至政权高层。在“十二日战争”期间，一系列暗杀行动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事实上，摩萨德曾夸口称其在一月的抗议中拥有地面人员。那些为伊朗受压迫者“鳄鱼流泪”的帝国主义势力，反而为伊斯兰共和国提供了打压其敌人的一切条件。

民族主义与伊朗当局

唐纳德·特朗普在发动这场战争时作出了彻底的误判。他认为通过刺杀包括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高层人物，能够导致国家崩溃，或迫使其屈从于美以帝国主义利益，这一设想脱离现实，也误判了该政权的性质。

在塑造伊斯兰共和国的两伊战争惨烈经历，以及一个多世纪遭受帝国主义屈辱、压迫与掠夺的历史背景下，该政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正是其维护伊朗独立的能力。

诚然，自2018年以来，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处于深刻危机之中，其表现为对虚假选举的广泛抵制、持续不断的罢工以及几乎每年爆发的起义。相当一部分人口，尤其是青年，对该政权及其在海外的代理力量已失去信任。

对于伊朗群众而言，政权的虚伪显而易见：一方面号召抵抗西方制裁，另一方面却中饱私囊，使其子女过着与西方精英阶层无异的奢华生活。

然而，美国与以色列所实施的破坏与屠杀，以及特朗普摧毁伊朗的威胁，引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反应，使广大群众团结在保卫国家的旗帜之下。

伊朗人民对自身的文化与历史抱有深厚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是有其依据的。伊朗文明绵延两千余年，在建筑、科学与文学等领域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样一个自尊心强烈的民族而言，屈从于帝国主义意味着一再的屈辱。

群众正在被动员起来，投身于一场反对美以侵略的民族防御战争，而政权正试图以此为基础实现自我更新。

一个多世纪以来，反帝斗争与反对外来干涉的历史，才是真正塑造现代伊朗的力量，甚至超过了该地区任何古代帝国的遗产。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朗有着黑暗的历史：企图瓜分国家、干预政治、策动政变并扶植暴君。

群众正被动员起来，投身于一场反对美以侵略的民族防御战争，而伊朗当局正试图以此为基础实现自我更新。

被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的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傀儡中的最后一人，以其残暴统治与令人作呕的奢华生活而闻名，而这一切皆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支持。

然而，1979年的伊朗革命很快被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劫持，并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协助下巩固了政权。当这一新政权表现出不愿完全配合时，美国在1980年支持了一次失败的政变，随后又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伊朗，这场战争造成了一百万伊朗人死亡。

伊斯兰政权始终以伊朗群众的反帝情绪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扭曲运用。它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并不意图推翻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希望作为一个中东地区的合法力量被帝国主义所承认。然而，它仍然善于把握群众情绪，例如将当前战争称为继两伊战争与“十二日战争”之后的“第三次被强加的战争”。在面向西方受众的宣传中，它也表现出高度技巧性，例如其乐高风格的社交媒体视频。

政权也逐渐认识到，其传统的伊斯兰主义反帝话语在核心支持者之外缺乏吸引力——尽管这些核心支持者自2018年以来始终支持政权。因此，它试图通过吸纳世俗民族主义话语来扩大其社会基础，例如强调“保卫国家”，甚至引用伊斯兰之前的历史符号。

这种转向始于“十二日战争”时期。去年11月，在德黑兰革命广场，政权树立了公元四世纪萨珊王朝统治者沙普尔大帝的雕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可能是数十年来首次竖立的国王雕像，更不用说一位“异教”君主。这与20世纪80年代曾讨论推平所有伊斯兰前遗址的同一政权形成鲜明对比。

政权内部也出现了一定变化，例如在其自身集会中，对头巾法的执行已不再严格。这一变化可能因美以对高级官员的暗杀而加速，随着权力更替，新一代领导层已不再来自革命与两伊战争时期的那一代人。

再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以的侵略可能产生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群众正在被动员起来进行一场民族防御战争，而政权正试图借此实现自我更新。这一过程的具体走向与影响，仍有待局势完全明朗之后才能看清。

礼萨·巴列维——“失败的王子”

当伊朗群众遭受轰炸之时，流亡王子礼萨·巴列维却为帝国主义喝彩。

在抗议与战争期间，特朗普始终拒绝与其会面。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表示“更合适的人选应来自国内”，并称“不确定他在国内能否立足”。据《纽约客》报道，在美国情报机构确认其在伊朗缺乏实际支持后，特朗普及其幕僚私下将其称为“失败的王子”。

在此次战争中，他既未为伊朗平民的死亡表达哀悼，也未发表任何相关声明。在美军轰炸米纳布学校、造成168名儿童死亡后，他保持沉默；却对参与轰炸行动中阵亡的美军士兵表示哀悼。

最荒谬的一幕，是俄罗斯恶作剧者Vovan与Lexus假扮德国总理顾问对其进行的采访。在采访中，礼萨·巴列维如同失去理智般谈及向西方开放伊朗资源，并呼吁德国加入所谓的“十字军东征”——这一用词本身便极具意味。伊朗政权也迅速将这些言论向国内广泛传播。

在海外侨民中，那些原本并非坚定君主主义者、仅因缺乏替代选择而支持他的人，如今也迅速与其切割，留下的主要是少数极端反动的君主派。这场战争已在伊朗国内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前景。

政权更迭

为了挽回颜面，特朗普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宣称，通过刺杀哈梅内伊并由其子接替，即可实现“政权更替”。这一说法荒谬至极。主张与西方谈判与妥协的所谓“改革派”“温和派”，已因美国在谈判中的反复无常而彻底失去信誉。

当与改革派相关的前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撰文主张对美作出有限让步时，政权内部基层即出现要求将其以叛国罪逮捕甚至处决的呼声。相当多的伊朗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向帝国主义妥协即等同叛国。在经历如此破坏之后，他们不会接受重新沦为帝国主义附庸。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而言，胜利必须意味着终结美国制裁与持续干预，他们所要求的是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而非帝国主义为下一次进攻所争取的喘息。

过去，“温和派”与“强硬派”同样因腐败与虚伪而遭群众厌恶，其内部斗争未能改变人民的处境。然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局势已发生变化。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强硬派长期反对与西方谈判，而现实发展似乎印证了其立场。

在美以战争目标所构成的生存性威胁之下，政权别无选择，只能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全面解除各类制裁，包括单边、次级及联合国制裁；美军撤出该地区；停止一切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攻击；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在其傲慢与对速胜的幻想中，帝国主义反而强化了那些主张对抗的强硬力量，而广大群众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动员到其背后。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

通过帝国主义战争与所谓“政权更迭”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将是这场战争中最反动的结果。这种结果极有可能将伊朗拖入类似叙利亚的局面，使整个地区陷入野蛮与崩溃之中——而这恰恰正是以色列的战争目标。

相反，在这场战争中，美帝国主义的失败与受挫，将标志着全球工人阶级的一次前进。以色列与美国帝国主义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包括特朗普宣称要“抹去伊朗文明”——已经彻底暴露了这一体系的虚伪本质。一次彻底的失败将削弱这些帝国主义势力在其他地区进行干涉的能力，并加速美国国内的革命性发展。

然而，我们主张美以失败，还有另一个根本原因：这是一场独立的伊朗工人阶级运动得以发展的前提。

美以帝国主义的干预在当前阶段确实强化了伊朗政权。工人阶级或许并不支持该政权，但在帝国主义肢解国家的更大威胁面前，他们仍准备容忍这一统治。

唯有当帝国主义干预的可能性被彻底击败之后，工人阶级才会有信心在不担心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挺身反对该政权。

美以帝国主义的干预在当前阶段确实强化了伊朗政权。

战争结束后，伊朗工人阶级将发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与战前并无不同，甚至更加严重：日益逼近的干旱危机、触目惊心的腐败、不平等的加剧、对群众的极端剥削，以及政权的残酷压迫。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将使伊朗满目疮痍，而任何重建过程都将充斥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固有的腐败与残酷剥削。

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失败之后，起义将立即爆发。自2018年以来的一系列起义，以及两次帝国主义干预，已使群众深感疲惫。美以侵略所带来的反动后果，将在战争结束后长期持续。伊斯兰共和国将利用其在战争中获得的权威，在一段时间内掩盖其失败。而在国家重建过程中，群众也准备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但他们终将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牺牲从来不会被平等分担。

在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之后，拥有深厚革命传统的伊朗工人阶级，将重新获得信心，并再次把自身的诉求推上历史舞台。帝国主义的破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伊朗乃至全人类的未来，只能寄托于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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