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論民主集中制與黨的領導

（按：英語原文摘自美國托派1937年12月的內部公報，即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成立之前。英語全文目前刊登於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
譯者：楊進

致美國《社會主義呼喚報》編輯部：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一些我不認識且看似年輕的同志們向我來信，談及關於革命黨內部的領導體制。其中一些信件抱怨組織“缺乏民主”，或是“領導們”的霸道態度等等。

個別同志要求我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個“明確公式”，以便排除對其任何不正確的詮釋。回答這些信件並不容易。因為這些來信之中沒有提出任何侵害黨內民主的清楚、具體例證。

另一方面，我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可以根據您們的報紙和內部公報判斷到：所有討論在您們組織內都享有完全的自由。這些公報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少數派代表的觀點。我被告知你的討論會議也是如此。各個決議還尚未被執行。顯然它們將在一個由自由選舉出代表聚集的大會上被執行。到底哪裡出現了侵害民主的現象呢？我也百思不解。

這些信件的語氣大都是無形的冤屈。這讓我有時候認為，這些抱怨者們真正不滿的是：儘管在現有民主機制下，他們仍是極少數派的事實。透過我自己的經驗，我也瞭解這當然是不愉快的。但這哪裡有在侵犯民主呢？

我也不認為我可以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個“一勞永逸”消除誤解和錯誤的詮釋。黨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它是在與外在挑戰和內部矛盾鬥爭下發展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嚴峻條件下，第二和第三國際的腐敗，為第四國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歷史環境。沒有人能夠透過某種神奇的公式來克服困難。一個政黨的領導制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在鬥爭中逐漸形成。政治路線占主導地位。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要以正確定義戰略問題和策略方法來解決。組織形式應與戰略和策略相對應。

只有正確的政策才能保證健康的黨內制度。大家都了解，這並不意味著黨的發展中不會出現組織問題。但這意味著民主集中制的公式必然會在處於不同國家，經歷不同發展階段的政黨內找到不同的表達方式。

民主和集中制彼此之間的比例不是永恆不變的。一切都取決於具體情況、國家的政治局勢、黨的力量和經驗、成員的總體水平、以及領導們在基層中爭取的威信。在大會召開之前，當課題是為下一個時期制定政治路線時，民主就會勝過集中制。

當課題是如何執行政治行動時，集中制將民主置於自身之下。當全黨認為需要批判性地檢視自身過去的行為時，民主將再次彰顯其權利。民主與集中制之間的平衡要在實際的鬥爭中求得，時而被破壞，又時而被重建。每一位黨員的成熟度，都特別表現在他們是否理解他們不能向黨領導做出高於領導們力所能及的要求。任何由於黨在個別問題上不隨其願而改變他對黨的整個態度的人，都是不夠格的革命家。

當然，與領導們犯下的每一個錯誤，每一次不公正等問題做鬥爭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也有必要先在理解黨在全國和全世界的整體發展狀況下評估這些“不公正”和“錯誤”。

在政治上把持著正確的判斷力和分寸感是至關重要的。傾向於小題大作的人會對自己和全黨造成很大的傷害。奧勒、菲爾德、威思博[1]等人的不幸在於他們缺乏分寸感。

當下有不少年輕的半革命家因遭到挫折而疲憊不堪，懼怕困難，變得老氣橫秋。他們心中的疑惑和自負勝於他們對鬥爭的堅持。這些人沒有嚴肅地分析各個政治問題的本質，而是尋找萬能藥，每時每刻埋怨“當權者們”，要求領導們創造奇蹟，或者試圖以極左口號喋喋不休來掩蓋他們心中的懷疑。

我擔心這種人才無法成為革命家，除非他們學會如何約束自己。另一方面，我不懷疑年輕一代的勞工們將能夠評估第四國際的綱領和戰略內容並領略其長處，引來更多人聚集在我們旗幟之下。

每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在察覺黨領導失誤時也必須告訴自己：“我們必須為黨召募十幾個新勞工成員！”年輕勞工們會糾正黨內任何道貌岸然的懷疑論者、悲觀主義者和怨天尤人的黨員。只有沿著這條道路，才能在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建立強而有力的健康黨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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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譯者按：奧勒（Hugo Oehler)、菲爾德（B.J. Field）、威思博（Albert Weisbord）分別是早期參與美國托派運動但迅速與之決裂的人物。詳情請參考詹姆士·坎農（James P. Cannon）的著作《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