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向何处去？

Chinese translation of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iananmen Square: Where is China going? by the Socialist Appeal editorial board (June 13, 1994).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序言

五年前，中国学生和工人的英雄的运动遭到了官僚的血腥的镇压。在数十年集权统治之后，中国的青年发起了对斯大林主义暴政的反抗。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而战，而是在探索政治革命的方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规模的要求民主的示威中，学生们有意地唱起了《国际歌》，以便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支持社会主义的。

而这恰恰向统治着的精英们灌注了恐慌，这一点在对这场运动的无情的镇压中体现了出来。邓小平不得不动用落后的农民部队，把它们从不同的省份调到北京来镇压学生们。即便如此，根据官方资料，110名军官和1400名士兵拒绝参加屠杀，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天安门事件的不幸之处在于：学生运动出现在了工人开始行动之前。然而，学生示威确实引起了工人的响应，他们正体验着与向“市场经济”的莽撞的狂奔相联系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平等和腐败。工人的代表登场太晚，到那时，受了惊的政权的心神已充分安定下来，足以调入军队。

在残忍的镇压时期之后，伴随着逮捕、殴打、拷问和死刑，反抗的精神开始复活。今年已见到了不同政见的活动的复活。当权者害怕天安门的屠杀的周年纪念日会由于新的一波抗议而在人们脑海中留下印象。但这次的主角可能将会是工人阶级。

在六月四日不断接近的日子里，办公室和工厂被要求保持三个人一天24小时值班，时刻准备着对付罢工或混乱。

结果，周年纪念日平静地过去了。但由不满引起的激动还是在建立起来，而且迟早必然要找到发泄的方法。学生们在1989年上了苦涩的一课。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已正确地得出推翻官僚制度的唯一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的结论，并开始努力试图在工厂中进行组织：

“1989年的第一批抗议者是学生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已参加工作的人。他们对鼓动自发地而且很快地加入了抗议的工人这一工作上显得没有什么兴趣。现如今，尽管持不同政见的组织还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指挥着，但他们的策略是动员田间和工厂中的工人们。”（《经济学家》，94年5月28日）

帝国主义者们为天安门事件流下了鳄鱼的眼泪，并虚伪地宣布它们对中国的“人权”的支持。但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极其愿意支持镇压和独裁政权，只要他们代表私有财产，而且不威胁银行和垄断的利益。

我们将以恰当的方式赞美中国工人和青年的勇气——为中国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说明：天安门事件只是对迫近的中国和世界的更为宏大的革命事件的预演。

中国的觉醒

“Quand le Chine s’e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拿破仑说——“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颤抖。”中国的命运不仅是亚洲的，而且是这整个星球的未来的决定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继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二件最伟大的事件。从前为帝国主义当牛作马的千百万中国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世界历史的竞技场。

于1925~27年的革命不同，1949年的中国革命不是沿着1917年的经典路线进行的。它以俄国革命的终结出为起点，也就是，作为一个集权的、官僚的、一党制的政权而开始的。将自己建立在农民军的基础（经典的波拿巴主义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不同的阶级之间运用各种手腕，以图建立一个以斯大林的莫斯科为样板的政权。

中国作为一个在全部本质上与俄国毫无区别的畸形的工人国家而从革命中浮现出来。不过，某些重大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中国仍旧是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中国，有总计达八亿的农民居住在四百万个农业村庄中，而在俄国，农民实际上已经消失了（集体农庄的工人认为自己是农业工人）。中国有漫长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地，一场农民战争将导致一个王朝被推翻。然后农民的领袖，在进城之后，将为达官贵人们的统治阶级所同化，并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这一进程延续了几千年，只是到了1949年才结束。1850~64年的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仅仅是一场农民起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在持续了二十年的传统的农民战争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托洛茨基已独创性地认为，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权，农民红军的领袖将与资产阶级合流并背叛他们的农民基础——就像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那样——这样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基础。

这并未发生，主要是因为二战后出现的特殊的力量均衡。帝国主义者未能对革命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在夺得政权几十年后仍未完成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他们甚至没有成功地统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极端腐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行不通。正如我们已预见到的，毛迅速地放弃了他的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计划和他对“一百年的资本主义”的预想，并使经济国有化了。

一个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的政权

历史上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阶级或等级完成了另一个阶级的任务。我们已在德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典时期看到了这种现象。在德国，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容克地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日本，作为对先进得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的反抗，封建政权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在所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的情况下，社会总要付出代价。

正常的历史进程常以畸形的和歪曲的形式发生，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在那些工人阶级之外的某一社会阶层——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还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 ——篡夺了它的历史作用的地方，工人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场新的革命，以摆脱官僚政权并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民主的政权，这是唯一能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半国家）形式。

马克思和列宁解释说，工人需要一个国家来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在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组织生产。但它将是一个半国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致力于自身的消失的结构，它将从一开始便走向消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中的俄国工人国家正是这样的国家，它建立在列宁提出的四个条件之上：

a）自由的和民主的选举，包括对所有官员的罢免权。

b）没有领取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官员。

c）没有常备军，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

d）逐步地，国家中的工作由每个人轮流担任。当每个人都轮流担任“官僚”时，就没有官僚了。

在1949年时这并未发生。中国革命从一开始便采取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形式。这是由与之接壤的巨大的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存在而预先决定了的。不同于1925~27年的革命——那时无产阶级起了领导的作用——这时的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很小。实际上，斯大林主义者把农民作为击败资产阶级的攻城槌。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取得了权力，但工人阶级基本上还是被动的。毛害怕独立的工人运动并运用他的权力作了一切可能的事来防止它。

斯大林化了的“共产”党几乎不存在于城市合市镇中。据北方红军的指挥聂荣臻元帅说，在1949年他们进入北京时，那里只有三千名党员，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堡垒的拥有九百万居民的上海，也只有八千。远非鼓励工人为支持红军而起义，当他们见到罢工工人的代表时，斯大林主义的将军们立刻处死了他们。

远非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在新的毛主义统治阶层的控制之下，旧的达官显贵的国家毫发未损。红军首领被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显宦的官场所吸引和同化了。最后的结果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不过这并不妨碍“第四国际”——曼德尔、帕布罗及其他人——把它当作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

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极大的官僚主义的畸形，对中国的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破坏仍是巨大的进步。它保证了对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的解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多亏了国有化了的计划经济，中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庞大的并受了教育的工人阶级、以及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的大军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具备极少的工业和在农村中的半封建关系的、为外国统治者所奴役和侮辱的、形式上落后的、第三世界的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这本身就充分证明了革命的合理性。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拥有12亿居民，它使亚洲的其他国家相比之下都成了侏儒。中国有30个省，它们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大或比它们还要大。例如，单一个大上海就比新加坡大三倍，并以两倍的速度增长着。四川省有一亿一千万人口，相当于世界第八大国家。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中国作为工业国早已超越了它从前的帝国主义主人英国，而现在无疑以在工业品的数量上赶超了德国。当然，如果将人口规模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仍旧落后，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说，如果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下去的话（那时不可能的），中国将在2005年拥有与现在美国规模相当的经济。

举世瞩目的发展

前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率：每年12~13%左右。去年它总共增长了13%。然而，香港左近的特区深圳的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两倍，为30%。这是正在造成各种新的矛盾的增长不平衡的一个迹象。在农业发展滞后的同时，工业增长已失去了控制，在1994年1月达到了不低于33%的年增长率。这引起了迫使当局急刹车以防止“经济过热”的恐惧。即便如此，工业增长还是达到了19%，这个数字对西方来说根本是不曾梦到的。

当年中国经济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使我们隐约看到了在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政权下将被释放出的巨大的生产潜力。他们仅仅由于从前的国有计划经济的成功才成为可能。资产阶级妄图贬低这一原因，但他们自己的统计数字反驳了他们自己。

最近，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中国与巴西和印度进行了比较。虽有那并不出人意料的例外——巴西有更多汽车和电视——，他发现中国在所有重要的指数上都是最好的。它的经济更快地增长，它的统计数据更加准确，甚至在生活水平方面，它也更好些，或者至少进步得更快。这样，每1000个五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数由1960年的210人改善为1975年的85人和今天的38人。印度的同期数据时235，195和125，而巴西则在过去的30年中从175人变为现在的65人。据世界银行的数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已由1970年的33%和1980年的28%降至目前的仅10%。

尽管有官僚政治和腐败、欺骗和错误的管理，以及毛所追求的中国式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疯狂的自给自足政策，国有计划经济的成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政权比他们的俄国密友更为稳固，因为它们是从一个低得多的基础上出发的。官僚主义计划的方法（资产阶级喜欢称之为“指令经济”）可以在建立重工业 ——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为主要任务的经济中取得重大成果。但随着经济的越发复杂，它越来越与官僚主义的计划所造成的约束相冲突。粗笨、浪费、抵消和腐败抵消了计划的益处。

毛主义的对自给自足的疯狂严重地损毁了经济。1958~61年的所谓“大跃进”是一次官僚主义的通过发展小规模村社工业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速度的鲁莽的尝试。那场跃进导致了一场崩溃，以及夺去了数百万人生命的饥荒。

国家官员的腐败在中国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着长期的和“光荣”的位置。在那里，行贿受贿是显宦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传统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下来。不受任何民主控制和不负任何责任的集权政权使之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限度：它简直要将计划经济的全部成果一扫而空。

在1960~76的时期中，毛试图通过一场依靠群众打击官僚的恐怖运动限制贪污。然而尽管所有这些被某些自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比作巴黎公社的“文化大革命”的蛊惑民心的宣传，权力仍被牢牢地掌握在毛主义官僚的手中。

所谓的“文革”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曾被斯大林试图用于控制腐败的官僚作风的策略的中国版本。在形式上保证了“民主权利”而实质上将真正的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之手的1936年斯大林宪法，扮演了，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抽打官僚的鞭子”。区别在于，斯大林试图运用格别乌[前苏联政治警察。译者注]来将腐败的官员抽打回正途上去，而毛则可以向他自己许诺一件奢侈品：为这一目的而动员各部分群众。这反映了在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在那里官僚在农民中拥有一支有力的社会后备军。

不可避免地，这种控制官僚的尝试失败了。在国有化了的计划经济中，防止腐败的官僚主义唯一途径是在农业、工业、社会和国家的所有水平上的工人阶级的民主的控制、参与和管理。独立的工会、真正的自由出版、由国家来占有但由工人来控制，在所有水平上的完全自由的批评，这些是工人国家自建立之日起便不可或缺的要素。

毛的用恐怖来控制显宦的试图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但它却确实破坏了生产并在几年中播下了混乱的种子。正如对毛的狂热崇拜一样，所谓“红卫兵”的街头无赖式的滑稽行为——殴打知识分子，捣毁艺术作品，焚烧喇嘛庙以及谴责贝多芬和莎士比亚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已被足够多地记载了下来。然而，来自统治阶层的立足点得更大的危险在于：在依靠群众、对工人和青年进行攻击官僚和“走资派”的蛊惑呼吁时，毛其实正在玩火。

当然，“伟大的舵手”从未打算将权力交给工人。为实现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建立苏维埃工人代表大会已成为必须。但那距离中国波拿巴的思想还远得很。自始至终，真正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毛和他的奸党手中，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操纵了运动。如果它超出了控制，他们可以运用波拿巴主义的常用工具——几百万的农民军——来结束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派的冒险主义对官僚政治来说是太多了。完全有可能，这位老人此时已经疯了。那似乎是集权政体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斯大林和希特勒看来最终都患了精神错乱，以及如此之多的罗马帝王都是精神病患者，这些并不是偶然的。疯癫是以失去对现实的感知力为重要标志的。

在罗马人的凯旋队伍中，在帝王边放一个奴隶，让他在帝王耳边低语：“记得你只不过是个凡人”，这已成为他们的一项惯例。在任何一种独裁政权中，在那里，手握生杀权柄的领袖为一群专事阿谄的侍臣包围着，他们不断地只告诉他那些他爱听的东西。最终，集权主义体制通过事实上的疯狂将自己表现出来。

完全有可能，俄国官僚谋杀了斯大林。很可能同样的命运落到了毛的头上。同样地，他的死在方便的时候来临了，而且此后立即，一场激烈的斗争爆发了，此后毛的寡妇和支持者被逮捕并推上法庭。被毛谴责为重要的“走资派”的邓小平的掌权是官僚对“文革”的风暴和严厉的回击的表现，是对回到官僚主义“常态”和对社会发号施令的正经工作——以及填满他们的钱袋——的渴求。

被放弃了的自给自足

在毛死后，邓领导下的统治集团放弃了旧的自给自足的政策并将所有的赌注压在了参与世界市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是一种进步。在当代，从未有任何国家能够将自己与世界市场隔绝开来，即使是像俄国或中国那样的次大陆。

列宁和托洛茨基支持与西方进行贸易，甚至赞同允许资本主义公司在俄国开设工厂的重大让步。不过，基本的经济杠杆将被牢牢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并且外资企业中的工人的条件将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结果，这些意向从未被接受。帝国主义者决不会与威胁他们的体系的俄国工人政权进行贸易。他们下定决心要摧毁它，而不是同它进行贸易。畸形的工人国家的状况则不同了。尽管存在着帝国主义与畸形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基本冲突，后者却并不代表与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健康国家相同的威胁。

甚至在毛的有生之年，尼克松就开始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苏联的抗衡。但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俄国，参与世界市场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让步都只是为了巩固工人国家，直到西方革命为它提供支援；而邓领导下的中国官僚却已在事实上向着资本主义方向运动。

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明显地是那个转折点。这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相反，俄国发生了可怕的崩溃，那里在世界市场中的参与已暴跌了一半以上。然而，这有它的局限。

邓和他的派别的通过像资本主义方向运动的方法来解决体制问题的尝试受到了西方的热情的接受。在那里，跨国公司嗅到了巨大的利润，然而，尽管有某些资本的策略家的乐观的预测，邓的改革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预定的结论。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中国市场看上去是一个熠熠发光的奖品——至少是潜在的。在战前，中国是一个被若干帝国主义国家统治者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和美国在中国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退回到弱小分裂的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绝不可能，比如说，战前分割了中国沿海的日本再次入侵中国。掠夺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捣毁了中国的工厂并把它们当作废铁运回日本。这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向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否则他们已经那样作了。现在甚至巨大的日本在军事意义上来说已经过于弱小以至于无法同中国较量了。

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的胜利已根本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对比。中国已凭借自身的力量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它拥有亚洲最大的陆军，以及庞大的经济。目前，进出口体现了中国GDP的20%。出口总计达一千七百亿美元。中国目前在世界贸易联盟中占到第十位，大约为总额的2.5%。这对于一个新成员来说是不错的，只要你想到英国也不过占到4.5%。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它目前拥有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30万士兵。当局计划减少这一数字，但即使是在裁军后，中国仍将有比日本多十倍的士兵。

近期，中国已开展了一项武器现代化的计划，单1992年一年它就耗费了18亿美元以购买俄国防卫武器。自1988年至1993年，中国将其总军费增长了98%。通过这些手段，统治精英门换得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忠诚，同时增长了中国的国际力量和声望。

自150年前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地丧失领土并遭受外国占领和压迫的侮辱。现在所有那些都已成为历史了。随着俄国力量的暂时衰落，中国现在正是主要的地区性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无法挑战中国的力量。这支力量正收缩它的肌肉，并已开始提出它自己的领土要求，比如关于南中国海的同样为其它五个东南亚国家声明主权了的斯伯兰利群岛。

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说：“正从冷战中崛起的、掌握着现代战斗机SU-27，千吨级常规潜艇，以及甚至可能在世纪之交拥有航母的中国的前景，已使几乎所有的太平洋邻国警觉。”这些并非杞人忧天。航母和潜艇可不是防卫用的武器！

仍旧掌握政权的官僚集团

向资本主义的运动已被牢牢掌握在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手中。“共产”党的专政（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官员实现的邓小平集团的统治）是专制的。他们没有任何放弃权力或与资产阶级暴发户分享权力的意图。事实上，他们已经鼓励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唯一原因正是要保证他们的掌权。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失败使衰老的中共领导人相信，为了继续掌权，有两件事是必须的：保证经济增长及提高消费品的产量；死死抓住国家政权，镇压所有形式的不同政见。

当前俄国的混乱部分地是由于官僚的愚蠢和失算，但尤其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他本来并未想要走向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是通过放松抑制着经济的官僚控制的镣铐来刺激生产。他妄想将斯大林主义和民主混合在一起，却没有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形同水火。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到的是：推向民主的运动激起了东欧被压迫民族的要求独立于莫斯科的群众性运动。这终于导致了伴随着灾难性后果的苏联解体。

中国官僚们看到了东欧和俄国的事变，并决定他们决不走上那条道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腥的镇压，突出体现了这一事实。因为官僚在农民和农民红军中仍旧拥有一只巨大的社会支持后备军，所以他们的这一决定是可行的。

邓的政策与布哈林在1920年的政策相似，那一政策，如果获得了胜利的话，甚至在那时就应已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把“强大的农民”（就是富农）作为自己的基础，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在1992年春，邓巡视了南方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广东和深圳，发表了赞扬改革政策、催促人们“解放思想”（对毛主义的间接打击），以及重复与布哈林口号如出一辙的“致富光荣”的口号的演讲。

然而，正如带来资本主义反革命并非布哈林的本意，相似地，邓也未打算给中国带来这些。邓，正如所有其它斯大林主义者，是一位前“马克思主义者”，他久已忘却他应该知道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由于没有理论或预见，以及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和特权阶层利益所驱动，他是一个浅薄庸俗的经验主义者。他在这个问题上绊倒了：保持官僚统治的方法是在国家政权的牢牢控制之下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国家政权将保留在统治阶层的手中，而统治阶层则被邓的奸党统治着。

中国有句老话，叫“骑虎难下”。邓的目的是通过依靠资本主义因素来克服官僚政体的死路，同时小心翼翼地保留着统治阶层的权利和特权。但是，就像巫师的学徒，在呼唤来市场力量的同时，他发现它们是有生命的，并有它们自己的意志。被宣布的政策是建立“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宣布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运用非社会主义——亦即资本主义——的方法，则是必须的。

在中国，正如在俄国，迅速聚集着力量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将不会满足于当前的地位，而将要求将政权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将有一场建立羽翼丰满的资本主义政权的阴谋。这将激起在某个阶段能够为工人和农民的大运动扫清道路的动乱和危机。在邓去世后的官僚集团中的公开的分裂，可能给积累起来了的群众的不满打开洪水的闸门。

在一个健康的工人政权中，正如1920年的俄国那样，那里权力被牢固地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甚至像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对资本主义因素的重大让步都是可行的和必然的。但在像中国那样的一个政权被握在腐败堕落的统治阶层手中的严重地畸形的工人国家中，资产阶级因素可以给国有计划经济引来严重的威胁。这并未被邓预见到。正如一个资产阶级记者最近评论的那样：“今天，在邓上台16年后，甚至邓先生自己也远未看清他的经济改革计划将导致多么深远的后果。”（《经济学家》，94年6月4日）

矛盾地，恰恰由于向资本主义的运动一直被牢牢地保持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已在俄国人失败之处成功了。然而，“冰炭不同器而久”。官僚不断地干涉市场，引来各种市场信号的失真。迟早，市场的需要将于政客们的需要形成冲突。一旦那一刻来临，尽管有毛的著名口号“政治挂帅”，决定一切的将是市场，而不是政治。

甚至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为例如广东那样的经济特区要求过分的自治权的方式而感到恐慌，并对停止其他地区走上同样的道路感到绝望。但增长着的地区间不平衡强迫较为贫穷的内陆地区追随较富有的沿海地区的榜样。一个资产阶级记者最近对地区间的以及后者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予以了关注：

“乞邻政策——关税和在省界的进口控制，为本地企业减税——这些正在成为生存的方式。省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着饥渴，而他们在房地产上进行投机，并在他们希望将迅速带来回报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中投资。上交税款是极不情愿的，而且常常不是全额；中央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率已由 1970年底的高于30%降至今天的19%。今年初将要颁布的国家税务改革是否将把对中国的钱袋口绳子的控制权收归中央，这还是一个未知数。”（《经济学家》94年6月4日）

私有化已走了多远？

乍看之下，中国的向资本主义的运动看起来已获得了不可遏制的势头。土地改革，股票交易的建立，价格管制的废除，经济特区，等等。热切地追随着领袖的号召，官僚集团的各部分已开始了损公肥私的进程。统治家族的成员们正在香港建立工商业帝国，超乎中国税收人员之所及。在香港的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的两年间已由7家增至47家。他们现在占香港市场资本额的7%，而中国国有公司所拥有的香港公司的数量已从两年前的400家增加到现在的1000家。

这里面有些包含着事实上对国有资产的盗窃，这种盗窃是通过所有的欺骗性的而且精明的手段达到的。在这群最坏的罪犯中，有统治圈子的亲戚，包括邓小平最小的孙子邓质方。这样，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已处于将自己变为资本家的过程中。

经济中已被私有化了的确切数字上不完全清楚。西方的翻版的数字是混乱的，它不断地提到经济中“指向市场”的那部分，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据某些统计，这部分占到一半的工业产出以及多达75%的总产出。然而，这些数字应被小心对待。被中国的前景弄得激动不已的资产阶级倾向于把朝向资本主义的运动描述得过于美妙，同时缺乏对事实的审慎的考虑。这样，就私有企业而言，此处提及的数字中包括大量的“集体”企业，它们不是私有的，但将来会如何，谁也无法做出判断。

在1979年没有在私有企业中工作的中国人。这反映了斯大林主义的将一切国有化的狂热，最起码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中是不理智的。小企业，街角店，小餐馆，酒吧，理发店之类，最好留在私人手中，直到更加先进的服务部门的发展使之成为多余的。可是在保加利亚，他们甚至连擦皮鞋的都国有化了！

目前在私有部门中工作的人数的官方数字是3千万。“乡镇企业”（TVEs）——“股份制的和常常是非正式所有制的”轻工业组织——又雇佣了9千万人并总计超过了中国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很清楚，这些企业中，许多是小型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在健康的工人国家中可能是掌握在私人手中。同样清楚的是，甚至在这些可能相对高估了私人企业的比重的数字中，国家仍旧控制着这部分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而朝向资本主义的运动，尽管它已在中国走得相当远，但距离其完成还是遥远的。

据说有一千万股民，这看上去是很多的人了。但在12亿的人口中，这只是个无限微小的数字。为了给出一个清晰的观念，中共当前的党员有520万，或说总人口的4.3%。当然，300万是“干部”，亦即专职官员或国有企业的经理。这意味着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官员，或者说党员的五分之一，在某些私有企业中拥有股票。就总人口而言，99%的人没有股票。这样，绝大多数人从私有企业中的不到任何东西，而极少数人成了百万富翁。这对于在中国植入一个稳固的资本主义政权来说并不是一个宽阔的基础。

农民的地位

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伴随着城乡间不平等、贫农与富农间不平等、经济特区的工人与国有部门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工人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工业增长的高速度，远非减轻这些矛盾，相反却极大地导致了它的加剧。1989年之前的时期也是以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那导致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爆发。那就是为什么官僚集团现在正试图给经济刹车。

北京去年已试图控制过热的经济。信用被压缩了。投机活动的激增正在崩溃，而工业增长的速度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然而，信用的压缩已主要打击了大型国有企业，而那些已成为近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的非国有的集体企业，已开始继续借款。结果，不同工业部门间的不平等已变得甚至更大，从而使矛盾更加恶化。

另外，经济的相对趋缓仍未在消费者价格指数——城乡群众的决定性因素——中得到下降的反应。一年前，生产者价格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0%，对一个40年间事实上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高得罕见的数字。从那以后价格增长的到了缓和，但通货膨胀已打击了人口的主体，只有很少的人从增长了的工资中得到了补偿。

这同样导致了城乡间的、社会的不同地区间的和部门间的不平等的增长。国有部门在1993年第四季度增长了14%，在1994年第一季度仅增长了2.2%。数百万的国有企业工人已有数月未得到工资。失业正在增长。尽管如此，政府今年仍可能达不到它的通货膨胀率为10%的目标。同时，防止大型国有企业垮台的需要将导致预算赤字，而且将因为普遍的偷逃纳税的趋势、腐败以及盗窃而加剧。

在一极，少数人聚敛着惊人的财富，而在另一极，生活水平在急遽地下降。中国的永远的关键问题，是农村的命运。毛在农民军的支持下夺得了政权，而社会的绝大部分，不同于俄国，由农民组成。潜在地，8亿农民的存在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宽阔的社会基础。然而，对农民来说，首要地，社会制度问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农民不理解“城市”政策的错综复杂，或将它们当作规则来十分关心，只要他们不以税官的面目出现。但如果城市中心的政策是他们无法生存，农民的惯常的长期人受苦难的消极状态就会迅速转变为最粗暴和原始的反抗。

乡村的收入，在80年代曾迅速地增长过，而现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停滞不前而已。在抵制通货膨胀的绝望的尝试中，中央政府已抑制了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向农村人口销售的工业品价格持续地上涨。农民们咬牙切齿地眼瞧着城里的富裕的懒汉们如何越来越富，而农村则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贫困。

“ 刨绝户坟，踹寡妇门”，腐败的地方官员用他明知永不能兑现的“白条”来支付农民辛苦劳作的成果。工业趋缓和增长着的失业意味着源自他那到广东和福建等迅速发展着的省份的城里去打工的兄弟的汇款正在枯竭。雪上加霜，腐败和违纪意味着这些汇款中有许多也在到达它的目的地之前就不翼而飞了。

乡村终郁积着的愤怒已经开始沸腾了。已有抗议和暴动的报道。在93年6月，从四川地区传来许多暴动的报道，那里大量农民抗议过高的税收和工业品价格，以及，首要地，反对腐败。同时，香港的一份中国观察报，报道了去年44家农村邮局遭到愤怒的农民的洗劫。但对安定的最严重的威胁是来自农村中不断加速的阶级的两极分化过程。

正如俄国1905年失败后的时期中的斯托雷平，邓已试图以“有力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基础。邓的“家庭责任制”废止了集体农业，使单个的家庭成为生产的基础，并允许部分庄稼在开放的市场中出售，这样就打开了扩大不同能力的家庭之间贫富悬殊的大门。农民中的少数从改革中捞到了好处，但大部分已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难以忍受地下降了。数百万贫农面临的仅有的选择是：要么留在农村面对现实的饥饿，要么逃到城市中去，以图找一份工作，挣一碗饭吃。经常地，甚至这也被证明为一种幻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亿至1.5亿外出的农民工正流徙于中国境内。

农村中的革命动乱的可能性并未出乎西方的中国观察员的意料，正如下面的摘录所展示的那样：“中国过去对当权者的挑战——1850~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本身——都是来自农村。从去年共产党一直呼吁‘安定’的急切程度来判断，看来它严重地担心农村的不满可能再次沸腾为起义。”（《经济学家》94年6月4日）

工人阶级

伴随着农村中增长着的动荡的是激动人心的工人中间的首次的运动。虽然难以获得这些罢工的准确信息，但一有持续不断的关于工业的不安宁的报道。1989年的运动是由学生统驭的。工人很晚才登场。但看来政权近期更加关心工业领域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了。现阶段，独立工会运动还十分弱小。但工会中的不同政见者却遭到无情的迫害和监禁。这表明当局害怕它们的潜能。

不平等，通货膨胀，违纪以及弥漫着的腐败正使工农的巨大不满升温。“特区”工厂中的条件使人联想起查利斯·狄更斯的小说。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将武汉工人的条件比作1880年芝加哥的情况。

从前的时期，工人有保障健康和安全的合理的法律。现在，为了追逐利润，所有那些都已被消灭。根据必定低估了实际情况的官方统计，1993年有12,358起工业中的劳动纠纷，以及近20,000人死于工作事故。

94年3月21日的《金融时报》报道说：“政府对劳动者不安宁的增长着的关注；面临倒闭的亏损国有企业中的不安定的工人，这些被视为公共秩序的威胁。”外资的私有的企业中的条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则是更加糟糕。中国工会的一位官员指责外资企业“任意地并公开地”侵犯工人权利：

“他们延长工作时间，随心所欲地削减或克扣他们的工资，忽视安全和卫生要求，甚至侮辱工人。一个雇主甚至将他的工人锁在狗笼子里。”

基地在北京的《中国电子新闻》最近报道说去年有10,000起以上的劳动纠纷。许多起发生在毗邻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那里吸引了如潮水般的农民工去到小加工厂中做工。

5月21日，《人民日报.》援引党的公共秩序委员会的领导任建新的话：“自今年初以来，公共秩序形势变得极端严峻。”Zhiang Lin，秘密劳动同盟的活动家，宣布深圳“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经济学家》在5月28日引用了他下面的话：

“经济发展的速度已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深圳有全国最腐败的政府。到目前为止，那里有足够多的挣钱的机会。如果这些机会消失，人们将进行政治上的反对运动。”

这种总是不免夸大了社会不安宁的政治潜能的信息来源可能会遭到反对。但那些没有这种利益关系的国际资本主义策略家集团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银行于去年8月为各跨国公司的董事会作出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如下的警告：

“ 对中国行政当局来说，问题的主要的潜在来源是沿海与内地之间、新型企业家与私有部门中的工人以及与他们相对应的国有企业家之间、农村群众与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关联的是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知晓的正在不断扩大的腐败。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如果失去控制的话，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

畏于失去控制的工人运动，国家控制的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今年二月开始了在外资和合资企业中成倍增加工会会员的运动。至少30%的雇佣了外国人的公司被工会化了。尽管参加反对派工会团体的人数非常少，政府还是担心他们可能在工人中间获得响应。94年4月11日的《金融时报》援引在北京的一位西方官员的话说“目前使政府担心的事情是吸收新成员的条件已经成熟。”

该报告又说：“这些关注在与工人运动有关的地方显得尤为严重。”

“ 最近，当工人活动家向他们情愿，要求允许建立名为“工人维权同盟”的非政府组织时，当局几乎没有表示容忍的意思。组织者被扣留，而他们的请求则被扔在了一边。在这个数千工人失业或靠最低生活保障过活的国有工业的节骨眼上，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出现一个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公开的政治组织。

工人的条件，尤其是在经济特区中迅速发展着的地区中的条件，与世纪之交的俄国工人的条件惊人地相似。那时大量外资的注入引起了少数中心地区的工业的飞速增长，而大量的农民被从土地上抛入了大工业的沸腾着的熔炉。劳动联盟的领袖的话语也使人联想起早期的社会主义先锋，甚至正如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共产党，它自己也是通过相类似的政策夺取的政权（？），可能已惊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尤其是主要的不同政见者的组织劳动联盟的口号使人奇特地联想起该党的早期的和纯正的社会主义的日子：结束特权，限制过分的权利，维护人权，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

尽管他们的某些阐述很模糊，以及这些要求的明显的有节制的特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工人和青年正沿着政治革命纲领的方向摸索着前进的这种最先进的要素。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即便是只有一个相对弱小的流派存在，但它却是建立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并与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传统相结合，那么它的思想甚至现在就可以在中国找到现成的听众。

资本主义复辟尚未完成

与西方精心培植的幻觉相反，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几乎已经完成，什么一切都进行得很平稳，——那些远非事实。就政权的腐败早已臭名远扬。但现在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猖狂的腐败蔓延到了各个阶层，上至党首，尤其是他们的子弟——“小公子们”——下至最小的地方党支书记。这才有了对“限制过分的权利，结束特权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的要求。不自觉地，中国工人不同政见者正是列宁的四点原则的回声。对特权的攻击正是对官僚体制本身的攻击。

类似于过去的斯大林和毛，邓绝望地试图通过施压来将腐败跺碎。有运用群众公审并立即枪决的、有时甚至包括“干部”的反腐败运动。官方报纸偶尔也大骂“巨蠹”。但是，因为所有腐败的根源正是官僚制度自身，所以它是绝对什么也解决不了的。

“ 该党腐败的程度是无法度量的，但却很容易估计——只要数一数在中国城市中的大街上往来穿梭的烟色玻璃窗的窃来的高级轿车的数量。拜金主义已如此完全地渗透了该党，以至任何在创造财富的幌子下进行的露骨的受贿都是被允许的。比如，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一个这样一个部长：他曾要求受封一家国有的联合大企业，而在他取得该公司老板的头衔之后立刻辞去了他的政府职务？”（《经济学家》94年6月4日）

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腐败要比从前严重得多，尽管还没有像俄国目前那么厉害。这是朝向“市场经济”的运动的一个必然后果。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腐败。这能对群众的态度造成深远的影响。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腐败是其丧失政权的一个原因。但现在情况甚至更糟。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反抗。已经有某些人卖弄地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报道。这是对当前政府的反抗的反映，也是对未来的发展的预示。

官僚不会同意民主化，因为他们理解——特别是在东欧的经验之后——任何放松专制主义束缚的行动都将导致一场爆炸。他们将不仅面临工人和农民的愤怒，而且还有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由于汉族的压倒性的统治，民族问题并不像前苏联那样占据突出的位置。不过，它仍是北京所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

在毛死后，他们走到了应已导致了最糟糕的后果的公开的内战的边缘。现在，不同省份之间的不平等的增长已严重地加深了矛盾。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有地方军阀主义的传统，它在事实上导致了中国在一战后二战前的分裂。

并非杞忧，统治阶层害怕中央政权控制的削弱会导致灾难。这是他们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对“尊重人权”的建议和压力都立即拒绝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论如何，这些压力都是完全虚伪的。它们更多地是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而不是关心中国政治犯的苦境。

资本主义趋势的增长将为离心趋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完全的建立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南斯拉夫的经验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对西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残忍的镇压，已引起了他们对中国汉族的深刻的仇恨。然而，只有八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正像巴基斯坦那样，为了冲淡人口的民族构成，中共政权已故意将多数民族的成员派遣到这些地区去。

这样，像新疆这样的地区将很难脱离中国。不过，如果北京将要向“民主”运动的话，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运动还是不可避免的。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统治精英躲避它，一如魔鬼躲避圣水一样。国家压制已被增加。在1989年，有370起死刑，其中三分之一被执行。在1992年，有1,1891起死刑，其中至少有1,079起被执行。

现在，那伙斯大林主义的老匹夫们仍牢牢地控制着形势。然而，在邓死后，全部的均衡都有可能被改变。资本主义趋势在官僚中的少壮派中最为强大，他们是精英的子辈和孙辈，他们与过去的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官僚都想要资本主义。那些在改革中捞了一把的那个集团是支持的，但其他人却怀念过去的安全并为威胁他们的体系的增长着的矛盾而担忧。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新工业。

多数的大企业尚未被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们嫉妒地看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他们自己也想得到同样的。某些人愿意将自己变为私人资本家，就像波兰的途径那样。但迄今顶层官僚已抵制了走向彻底，而这个集团在总体上死死抓着国家，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工业的决定性的部门仍在官僚手中。

到目前为止，预算赤字一致被保持在可控的水平上——进展GDP的3~4%，而俄国则为10~20%，乌克兰为50%。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沉船所带来的压力迫使政府增加货币供给，这样便增加了通货膨胀。

保持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需要以迫使当局限制信用并试图冻结物价。这使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那意味着工人的大量失业和工厂经理失去权力和特权：

“官员们已处于巨大的价格压力之下。国有企业的痛苦的改革——有些简直就被任其枯萎——正造成数千工人的困难，他们已经失业或已为挣得已减少了的工资而兼职工作。（《金融时报》94年3月17日）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不仅是工人，而且还有一部分利益受到影响的官僚的激烈的反抗。

由于他们通常的经验主义，资产阶级已在中国经济的前景方面过分乐观了。有人甚至已预言，就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将超过美国。据某些估计，中国在2002年底的净进口将达到6390亿，而日本则为521亿，而且中国的GDP将达到9.8百万兆而美国则为9.7百万兆.这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然而，由于那一系列的矛盾，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

中国正向何处去？

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专家”用完全经验主义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分析。他们仅仅以当前趋势为基础进行推断，仿佛进程是沿着完美的直线前进的。但现实生活却并不是那样。不久以前，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充满自信地预言日本不久将赶上美国。虽然这并未发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

确切地预言什么将会发生，这是不可能的。可能会有工人的暴动，甚至由于农民的不同阶层间的尖锐冲突而爆发一场农民战争。同样地，官僚的不同集团间的矛盾的能引来公开的分裂，甚至内战。最后，如果俄国将回复为某种新斯大林主义政权，这将决定中国的发展结局。

总的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的信心还为时尚早。资本主义建筑尚未牢固地植入中国。国家计委的一个官员最近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为形势描画了一幅黑色的图景：

“统一、开放、有序并有竞争性的国内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市场基础设施落后……垄断、欺诈、哄抬物价以及非法行政性收费[都导致了通货膨胀]。（引自《金融时报》94年3月17日）

不同于俄国，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以投资为形势的帝国主义的巨大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来自海外华人，部分是以香港为渠道的来自大陆官僚的非法的投机性投资。美、日、欧的工厂主为迅速增长中的市场上的一块儿而乱糟糟地你争我夺，并寻找机会占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便宜。

在一份38个国家的排名中，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排在第36位。例如，上海大众的一个工人的月工资等于德国福尔斯堡工厂中的工人的三个小时的，与波兰比也低了50%。外国投资无疑在中国起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杠杆的作用，但这样做的同时也创造了爆炸性的矛盾。

北京本想使人民币在五年内实现可转换。可是，中国货币与美元和日元的联系的相对薄弱将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它将在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比例中增长。

欧美商人受到中国主人的铺张的酒肉款待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为巨大的利润的前景垂涎三尺；“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能像澳大利亚的平均消费水平那样，我们的世界贸易可以翻一番！”这样的议论使人不禁想起了不列颠工厂主一百年前说过的话。“如果中国人将他们的衬衫的袖子加长一英尺，兰开夏的棉纺厂就得工作一代人的时间。”

今天，中国人有了相当长的衬衫袖子，但它对兰开夏的棉纺厂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生产的衬衫更好更便宜。而且这里有一个主要的矛盾。如果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它将成为西方的一个令人生畏的竞争对手。

正是中国经济的成就创造了新的冲突的源泉。在美国已有了关于由中国的廉价进口而造成的美国未来的危险的隆隆雷声。对“人权”和“劳工权益”的大声疾呼只是对这一点的不诚实的体现。如果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令人担忧的力量，它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

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增长了的参与已经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反击。一月份，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坎特，指控中国大宗欺骗和转运服装及纺织品的出口，并削减了明年的25%至35%的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配额。

94年1月18日的《纽约Herald Tribune》义愤填膺地写道：“中国纺织品非法转运到第三国，在那里重新贴上标签，仿佛是在第三国制造的，这已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标志。据一项计算，它现在每年向美国运输46.8亿美元的进口配额之外还要超额运输20亿美元或更多。还有22亿中国丝绸未获配额就已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当过去制定贸易协议时，丝绸还不是现在这样的大宗商品。”

在华盛顿强加于中国的三年期契约的条款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将减缓，在1994年不许增长，此后每年大约增长1%。这意味着有三年的时间中国出口将大约为7000万美元，或者说，比他们应有的水平下降了13%，如果从前的协议被延长的话。

海外华人和帝国主义者将向中国投资，只要他们看到中国正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运动。一旦进程显示了向相反方向发展的信号，他们将撤出资金。可问题是他们的工厂却扔自了那里！正如一个资产阶级投资分析家所指出的：“最大的危险是，某天早晨你醒来，却发现他们已宣布所有外国人的东西都已经被国有化了。这样的事件可能或者由另一场文革引起，或者由于中国人发现他们通过这样的行动所挣得的比所失去的多。”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最目光长远的代表们并不排除在下一时期向新斯大林主义逆转的可能性。他们特别关心在邓退场后将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已届九旬的他被多方面报道为罹患前列腺癌，而且遭到心脏病的折磨。

个人的作用

正如在俄国，官僚集团在改革上被深刻地分割了。在政治局常委（中国真正的权力中心）有一个以经济部长朱镕基和全国人大（“议会”）主席乔石为代表的公开的亲资本主义一翼。传统斯大林主义者（“保守派”）以总理李鹏和不但是“共产”党总书记，而且是国家主席和武装力量的最高领袖的江泽民为代表。中间站着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强人”，通过使两派互相牵制，他已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邓已成老朽。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死将使官僚的所有矛盾暴露出来，伴随着无法预见的后果。

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它只是解释了个人不是绝对自由的动源，像唯心主义者想象的那样，而是必须在不被他们所选择的并按照独立于人们的意志的规律运动的给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活动。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规律，我们就站在了获得对历史舞台上的剧中人的活动的真正范围和意义的科学分析的高度上。

只有不可救药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比如说，在评价斯大林在俄国革命的堕落过程中的作用时陷于完全的无能。当然，政治反革命不是仅仅依赖于一个人。那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常识。不论有没有斯大林，如果革命一直被孤立于一个落后的国家的话，反动总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或迟或早，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但是，这并未穷尽问题。政治问题正如战争，“迟或早”、“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是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的。

在最初时期，斯大林并不知道他正走向何方。他并不希望中国工人在1927年，或者是德国工人在1923年和1933年被击败，然而他的政策保证了每一次失败。反过来，这意味着俄国革命的越发孤立，而这正是官僚主义反革命胜利的真正物质基础。这是斯大林既未预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此外，反革命所采取的极糟糕的形式的确是受到了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了。

列宁在1924年的去世可以被归入历史事件的范畴。不过，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必然经常通过偶然表现自身。列宁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事实上，也不足以防止政治反革命。他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1926年指出：“如果列宁还活着，他也将成为斯大林的一个囚徒。”那时，这可能是夸张的。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并未因疾病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德国无产阶级很可能在1923年就已经夺得政权了。

如果列宁多活了几年，堕落的过程可能已被延缓。这首先意味着1925~27年的中国革命的根本不同。中国工人的胜利应以完全越过了官僚反革命的过程，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当然，没有将列宁与前“马克思主义者”邓相比较的问题！然而，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不看到邓的去世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那是机械的。同样，在毛死后，官僚集团的竞争双方已处于内战的边缘。现在矛盾更加尖锐。

老近卫军已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邓的改革，但怀疑地看着新兴资产阶级因素的日益壮大和独立。然而，这些人中有许多，像邓一样，年老体衰。亲资本主义势力在党的统治集团的较低的等级中，以及在各省，力量更为强大。在地方，那些官僚使来自中央的控制和征税越来越难，并对“特区”的成就心怀嫉妒。

考虑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的巨大的激烈性，邓的死将立即使官僚集团中不同派别的冲突立即尖锐化。这将以从一开始就将政治革命提上议事日程的社会动荡为标志。有一点很容易被忘记：中国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之一。从理论上来讲，不排除中国工人将在这些条件下甚至在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建立之前夺得政权。这样的发展将改变整个世界形势，从一开始就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

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不是完全确定的，而是极不确定的，并且充满了矛盾。他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前进，然后激起群众性的反抗，那是一种罢工、农民暴动和被压迫的少数民主的动荡的结合体。如果有正确的计划和预见，中国甚至现在就已处于革命的前夜。

然而，如果中国工人没有成功夺得政权，前景将是可怕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可能是中国的分裂。更有可能，这将以血腥的内战并建立一个或者新斯大林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的更糟的波拿巴主义军事警察国家而告终。

有必要密切跟踪这个过程，观察其全过程，对中国的带有其独特的必须被考虑到的传统的具体形式的特质给予关注。首要的，必须找到与中国先进的工人和青年取得联系的方式。中国现在正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先锋。一百五十年前，卡尔·马克思预言了中国的革命——他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将意味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灭亡。

1949年革命后出现的严重畸形的政权无法呼吁欧洲、日本、美国的工人。但过去的45年已彻底改变了这一形势。强有力的中国无产阶级，一旦她夺得了政权，将决不会容忍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的集权政权再被建立起来。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健康的工人国家，这个将要向全世界的工人，正如天安门的学生们以一种混乱的方式所试图作的那样，发出呼吁的国家，必将在世界范围内改变整个形势。

中国的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战斗，同时拥护向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归，并提供这样一种政治革命的前景：它将结束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的噩梦，并为中国、亚洲和全人类，揭开光辉壮丽的新的篇章。

《社会主义呼吁》编辑部

伦敦，9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