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列宁 Share Tweet（按：一个世纪以来，统治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进行了严重的歪曲。因此，这篇文章对这位革命伟人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说明。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介绍了列宁生命中的成长岁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形象：从他的少年时代开始，到他成为一名革命者，创立《火星报》（Iskra），再直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布尔什维克派首次在大会上形成。译者：洪磊）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当我对列宁有了更深的了解时，我欣赏到了他不太明显的另一面，那就是他惊人的活力。生命在他的体内汩汩流淌，熠熠生辉。今天，当我写下这几句话时，列宁已经五十岁了，但他仍然是一个年轻人，他生命的整个基调都是年轻的。”——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革命的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1923年。“作为一名政治家，列宁几乎不该得到任何怜悯。他是一位无情的论战者，一位无情的恐怖主义者，一个对他和他的党几乎一切所作所为都不知悔改的辩护人。”——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列宁：政治生活》（Lenin: A Political Life）第三卷，《铁环》（The Iron Ring），1995年。在讲述关于列宁的真相时，人们立即面临着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撰写传记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卡莱尔说，在他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他必须把克伦威尔“从死狗山下、巨量的诽谤和遗忘中”挖掘出来。同样，列宁也被埋在一座山下，构成这座山的不仅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谎言和诽谤，还有斯大林式的歪曲和胡编乱造。正如托洛茨基对后者的正确解释：“在那些追随者的文献中，列宁几乎被描绘成苏兹达利圣像画匠笔下的圣徒和基督，这非但不是理想的形象，反而成了一幅漫画。不管那些蹩脚的圣像画匠如何努力于超越自己，但最终反映在画板上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鉴赏力，因此画出的是自己本人的肖像，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而已。因为追随者的领导权威是依靠禁止怀疑他的绝对正确来维持的，于是列宁在追随者的文献中不是作为天才地审时度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永远没有错误的自动计算器。”托洛茨基在他处总结道：“不肖门徒们要求人家承认列宁是绝不会错误的，为的更加容易使人家也承认他们是不会错误的。”[1]这类文献的一个典型样本描述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弗·伊·列宁，他光芒四射的天才照亮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2]这样的言辞数不胜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了对列宁的崇拜，正像他们回过头来又创造了对斯大林的崇拜一样。这种观点完全是对列宁的歪曲和讽刺。他当然是个天才，有许多伟大的品质，但他也是一个人，他也犯过错误——尽管他的错误比大多数人少得多——而且不怕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经验。他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这些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对列宁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讨厌这种宏大而浮夸的“表忠心”的行为。列宁的妻子兼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说，他总是贬低偶像——“好吧，他已经是一个偶像了”。这样看来，斯大林主义者不顾他遗孀的反对而把他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做成了一尊偶像，这就显得更加荒唐怪诞了。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这些列宁“崇拜者”中有许多人立即放弃了他们以前的观点，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诽谤者的偏见。他们奴颜婢膝地追随他们的新主人，加入了反对列宁、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肮脏诽谤运动。我们知道，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个人声誉和可观的收入，都是在攻击列宁名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像派普斯(Pipes)、瑟维斯和菲格斯（Figes）这样的平庸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谎言、歪曲和暗讽，目的就是愚弄天真的读者。本文旨在展现列宁的真实形象，从他的青年时代开始，希望这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是如何作为他们的捍卫者和继承者的。我们还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鼓励读者去研究列宁的著作，因为那才是了解他和他的思想的真正途径。1879年，乌里扬诺夫家族。右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个出生时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的人，他不平凡的一生涵盖了1870年至1924年这段时期。列宁的革命政治生活早在19世纪最后十年就开始了，时间跨度超过30年。他的一生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概念的一个主要例子。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进程是由伟人在一系列完全偶然的事件中的干预决定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广泛的意外之下，找出了决定人类社会大方向的一般规律。在俄国革命于1917年取得胜利之前，列宁本人为革命已经奋斗了三十多年。革命的胜利不是列宁的个人意志或说服力的结果，而是沙皇主义走进死胡同、俄国工人阶级崛起并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1917年在俄国和国际上发展出来的情况——一个人的行动确实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没有列宁，就不会有布尔什维主义，也不会有成功的十月革命。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列宁早年生活在俄国正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这个落后的“监狱般的国家”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1861年，农奴制被废除，但这远远没有带来农民（muzhik）的解放。农民不得不从地主那里购买或租用土地，这标志着从封建统治向经济统治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被打倒了，背上了巨额债务。实际上，这只是用一种奴役形式取代了另一种奴役形式。地主和教会的权力依然如故，二者都是以沙皇为首的专制制度的堡垒。这是一种亚洲式的专制主义，它给世界带来了种族大暴行（pogrom）和鞭子（knout，十分沉重，被用作刑具来鞭挞受害者）这样的“奇景”。俄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扫除封建主义的残余。俄国的资产阶级很晚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此相当软弱，只是紧紧抓住地主、外国资本家和旧专制政府的衣角而已。因此，他们没有能力领导那些承担重负的、被压迫的农民。知识分子们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迟钝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在沙皇政权的束缚与扼杀下，知识分子激动起来了，他们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这个社会阶层中的青年，特别是学生青年，成为了革命思想的避雷针。政治作家兼社会主义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谴责所谓的农奴“解放”是一场抢劫，他本人也被当局处以了戴枷示众和苦役的刑罚。他成为了抵抗的象征，激励着俄国整整一代的革命青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无疑影响了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如它也影响了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事实上，他在一个夏天内把这本小说读了五遍。他对1904年与他同住的尼古拉·瓦连京诺夫（Nikolai Valentinov）说：“它完全重塑了我。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人一生的书。”[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父亲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Ilya Nikolaevich Ulyanov）是辛比尔斯克（Simbrisk）地区公立学校的视察员，是一位有一定地位的政府官员。虽然他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虔诚信徒，但他仍然保持着一种进步的观点。由于他的勤奋，他被提拔为了学校主任，甚至被提升为了世袭贵族，头衔是“官方国务委员”（Official State Councillor）。列宁的母亲安娜·埃利扎罗娃（Anna Elizarova）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庄园的主人，后来乌里扬诺夫一家就常在这个庄园里过暑假。她能说流利的俄语、德语和法语，而且博览群书。虽然不富裕，但这个家庭确实很温馨。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和安娜·埃利扎罗娃总共有六个活下来的孩子。第一个孩子是1864年出生的安娜。长子是亚历山大，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萨沙，是整个家庭的骄傲和快乐。然后是其他兄弟姐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奥尔加、迪米特里和玛丽亚。“我们是一个友好而亲密的家庭，”列宁的一个姐妹说。作为一对优秀的父母，伊利亚和安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孩子们的教育和未来前途上。在家里，他们周日下午会大声朗读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年轻的列宁当然拥有体面的教育和安定的家庭生活所能带给他的全部优势。从总体上看，乌里扬诺夫一家可以说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土地与自由托洛茨基写道：“如果不了解俄国知识分子这一早期独立革命运动的逻辑，以及随之而来的它之所以崩溃的逻辑，就无法理解乌里扬诺夫家族的命运。”[4] 这些年的热潮见证了一个新组织的成立，即“土地与自由”（Zemlya i Volya）。众所周知，这些“民粹派”（the Populists）是由数千名主要受过教育的学生青年组成的革命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启蒙乡村的农民，唤起他们反对沙皇暴政，支持一种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因此要为俄国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宣称的目标是点燃星星之火，来刺激农民采取革命行动。他们积极努力，争取实现农民起义，反对旧秩序。但是，农民虽然不满，但却沉浸在落后的环境中。他们仍然不为这种宣传所动。事实上，他们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经常做出敌意的反应，把年轻的激进分子交给警察。结果，出现了广泛的逮捕，“到人民中去”的运动遭到了失败。鉴于沙皇政权的镇压特点，地下组织是革命团体能够存在的唯一可行方式。当农民革命未能实现时，青年们转向了个人恐怖主义来加速变革。他们把被人民痛恨的警察局长、暴君、刑警和宪兵作为了暗杀对象。1866年4月，发生了第一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的尝试。虽然这次刺杀失败了，但它使政权受到了震动，并在统治层中传播了恐慌。然而，该政权很快就找回了胆量，并恢复了严厉的镇压。在“土地与自由”组织内部，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是把主张个人恐怖主义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趋势，另一方面是主张在农村进行宣传的团体。该组织最终分裂了，主张宣传的人创建了“黑色再分配”（Chernyi Peredel）组织，意为让土地在“黑色”人群（在俄语中指被剥削的农民群众）中间平等分配。占主导地位的恐怖组织以“民意党”（Narodnaya Volya）的名义出现了。其支持者被成为“民粹”（Narodnik），他们的信条是用个人恐怖来反对国家政府。他们的策略类似于巴枯宁（Bakunin）的“行为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概念。他们认为，公开参与直接行动会以身作则，提高人民的战斗精神。“历史走得太慢了，”其领导人之一哲利亚博夫（Zhelyabov）说，“我们必须催促它前进。”[5]列宁称其为“单独决斗论”，称“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轰动，而间接地却使人变得冷漠，消极等待下一次的决斗。”[6]民粹派的一份传单指出：“正如在过去一样，人民的战斗是由他们的领导人单挑的，现在恐怖分子也将在与专制制度的单挑中赢得俄国的自由。”实际上，个人恐怖主义的方法是围绕着少数革命者进行的，群众则被排除在外，仅仅被视为旁观者。“战士取代了使徒，”[7]托洛茨基评论道。1878年，年轻勇敢的学生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后来帮助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cy）——枪杀了圣彼得堡总督特雷波夫将军（General Trepov），后者刚刚对一名囚犯进行了体罚。对此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审判，但查苏利奇最终被无罪释放了。在接连12年的暗杀行动失败后，1881年3月1日（旧历），民粹派终于成功地炸毁了皇家马车，又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出现时用另一枚炸弹炸死了他。但这一成功却注定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命运。人民并没有站起来，这场运动也面临着恶性镇压。五名刺客被绞死。在反动的打击下，这个由不到50人的专门小组无法用足够的新兵来补充损失，其组织开始瓦解。托洛茨基写道：“当时很可能并不缺少准备把自己和炸弹一起炸死的青年男女，但却并没有人能够团结和引导他们。该党正在瓦解。就其性质而言，恐怖活动在它能够创造新的力量之前，就早已耗尽了宣传时期提供给它的力量。民意党的领导人哲利亚博夫说：‘我们正在耗尽自己的资本。’可以肯定的是，对刺杀沙皇者的审判在个别年轻人的心中唤起了热烈的反应。尽管彼得堡很快就被警察扫荡得一干二净，但直到1885年，民意党仍在各省涌现。然而，这并没有发展到新一轮恐怖行动的地步。在烧痛了手指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革命的火焰面前退却了。”[8]当然，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沙皇遇刺时只有11岁，基本上还不知道这场正在上演的政治剧。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刻，他正沉浸在文学阅读和学习中。列宁的兄长刺杀事件发生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登基了。改革为反改革让了路。大学现在被剥夺了自主权，地方自治政府（zemstvo）被置于中央当局的控制之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沙皇主义的可怕标志，这变得十分普遍。但是，在这一暴风骤雨的时期，民意党的榜样首先吸引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他在圣彼得堡的大学里就读。1887年3月，一群年轻的学生革命者决心进行“行为宣传”，采取一步步措施来刺杀新沙皇。已成为该团体领导成员的化学系学生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准备了硝化甘油炸弹。行动日期选择在了3月1日，正好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的六周年。然而，这项计划失败了，参与者普遍遭到了逮捕。亚历山大·乌里亚诺夫——列宁的哥 哥，他因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 在22岁时被处决。总共有15人被指控企图谋杀沙皇，并因此受到了审判。大部分被告都面临着长期监禁的刑罚。然而，被认为是主要阴谋者的亚历山大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了死刑。1887年5月8日，他被带出牢房，与另外四人一起在彼得与保罗堡垒（Peter and Paul Fortress）的庭院里被绞死。他代表他的同志们宣布，他们并不害怕死亡，因为“没有比为了共同利益而死更光荣的死亡了”。他的姐姐安娜（从未参与谋划）也被逮捕，但在处决亚历山大等人后又被释放了。亚历山大的母亲从她去探望女儿的路上买的一份报纸中，得知了儿子的命运。年轻的亚历山大情愿做出的牺牲确实令人瞩目。这个只有21岁的年轻人愿意为了革命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想法让人感到谦卑。这是怎样的勇气！怎样的奉献精神！怎样的牺牲！亚历山大一直很小心，没有让他的弟弟参与这场谋划，甚至也没有向他提及过此事。据克鲁普斯卡娅说，虽然这两个男孩的品味相同，但“他们自己可能也感觉到了彼此之间的年龄差异”。她继续说：“因为亚历山大·伊里奇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弗拉基米尔。”他对弟弟保守的秘密中，就包括他的地下革命活动。然而，“哥哥的命运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事实不容置疑。[9]当哥哥被沙皇政权绞死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7岁，还在上学。他被这场悲剧震撼到了骨子里。一年前，他的父亲在53岁时去世，这场悲剧也同样震撼了他。两次死亡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年轻的列宁身上产生了深刻的感情，激起了他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以及对刽子手的仇恨。这当然也加深了他对民意党和他们所珍视的事业的同情。尽管年轻的伊里奇遭遇了悲剧，但他在辛比尔斯克的学校里成绩优异，是班上的佼佼者。他热衷于拉丁文和古典文学，并沉浸在祖父图书馆的藏书中。他还非常喜欢国际象棋。历史的奇怪巧合是，伊里奇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叫费多尔·克伦斯基（Fedor Kerensky）的人，他是1917年临时政府未来领导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父亲，而后者将被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费多尔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报告十分精彩：“非常有天赋；一贯勤奋，出勤规律。”[10]这样勤奋的品质伴随着他的余生。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他得以进入喀山大学（Kazan University）学习法律，他的父亲以前也在那里学习。这是俄国东部省份的唯一一所大学。然而，没过多久，年轻的列宁就参与了学生抗议活动，要求从专制的国家当局那里获得大学自主权。为此，他和另外39人被开除了。虽然对恐怖主义怀有天然的同情，但他并没有选择与他哥哥一样的道路。原因很简单：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在亚历山大三世被暗杀未遂后，国内的气氛就是这样的，任何这个方向的运动都已经不可能了。一切都被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这是一个极端反动时期的反映。然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哥哥被处决之后，伊里奇据说喊出了这样一句话：“不，我们不会走那条路。那不是该走的路。”这显然是斯大林主义者编造出来的，因为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列宁。正如托洛茨基诙谐地解释说：“这些话是对谁说的？母亲在彼得堡，安娜还在监狱里。显然，弗拉基米尔把他的战术发现传授给了13岁的迪米特里和9岁的玛丽亚……”[11]伊里奇对老民意党人仍然抱有强烈的感情。在列宁的一生中，他总是缅怀这些留下了英雄传统的战士，包括他的哥哥，这并非偶然。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Gregory Zinoviev）在他关于列宁生平的演讲中解释道：“他（列宁）总是向我们灌输对这群杰出的革命战士，即第一代民粹主义革命家的最热烈的尊敬。列宁同志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遗产。他说，这个遗产属于我们，而且只属于我们。”[12]劳工解放社从“土地与自由”组织分裂出来的、由普列汉诺夫（Plekhanov）领导的“黑色再分配”宣传团体并不稳定。在巨大的压力下，它很快就开始瓦解了。多伊奇（Deutsch）抱怨道：“该组织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没走运过。”它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多伊奇、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最终被迫在1880年和1881年期间移居国外。然而，这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小型流亡团体把目光投向了新的社会力量——产业工人。他们是对革命变革和社会主义最开放的阶层。俄国无产阶级是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主要由数百万被剥夺权利的农民组成，他们被从土地上赶到了城市里，进入巨型外资工厂。他们受到了残酷的剥削，对革命宣传的态度越来越开放。通过维拉·查苏利奇，该组织与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了联系。通过这次接触，他们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并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成立了“劳动解放社”（Group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ur），目的是在俄国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小团体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旧的民粹主义和新兴的社会民主主义，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小瑞士出现了未来的伟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然后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即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写道，“世界的构造是如此轻率，以至于伟大历史事件的诞生不是通过吹响号角来预示的，天体也不会对此发出预兆。在最初的八年或十年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似乎很难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13] 在恩格斯的余生中，该小组通过通信，甚至是查苏利奇的访问，与恩格斯保持着联系。因此，正是在这个反动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小胚胎诞生了。再过十年，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才会在俄国本土建立起来。这一小撮具有奉献精神的同志参与了反对民意党思想的斗争——民意党认为，俄国可以简单地绕过资本主义，支持某种“农民”社会主义。在普列汉诺夫小组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理论上回应了这一点。该序言将俄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联系了起来：“《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obshchina），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4]在普列汉诺夫周围的这个小小的移民团体中，包含着未来布尔什维主义的种子。然而，要使这些种子发芽且茁壮成长，就需要列宁这个人。在流亡期间，该组织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偷运到俄罗斯，并通过联系开始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主要由青年学生构成。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为普列汉诺夫赢得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称号。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些时候，他的团体是完全孤立的。那是一片荒芜的年代。然而，正是在这些年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正在形成。政治之旅的开始1888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家人搬到了萨马拉（Samara）。然而，鉴于围绕着亚历山大的名字的阴云，他们家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秋天，他们搬到了喀山。十八岁时，伊里奇开始成熟起来，成为了一名男子汉。这是一个将持续近六年的准备期，在这期间，他与当地的革命圈子保持着联系。他对外语的掌握使他能够广泛地阅读。通过学生朋友，他看到了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资本论》，并开始进行详细的学习。但这仍然只是他政治旅程的早期开始。尽管有人认为，他此时肯定还不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然而，他学得很快，只要他能够拿到手，就非常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著作。他在学习上取得了进步，但他仍然还受到他对民意党的同情的影响。在他的头脑中，事情还不够清楚。他还没有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任何东西，尽管后来他在圣彼得堡时，费了很大的劲，拿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经过他母亲对当局的长期持续施压，尽管遇到了许多挫折，他终于被允许参加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律考试，但只能作为一名校外生。这时，他又遭受了个人生活的打击：他19岁的妹妹奥尔加感染了伤寒，并偏偏在亚历山大逝世的周年日上不幸去世。尽管受到了这些打击，伊里奇最终还是以一等学位通过了考试，并在省城萨马拉成为了一名律师助理。1891至1892年，该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再加上霍乱和斑疹伤寒的流行，这个地区遭受了可怕的灾难。40万人因此而死亡。这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强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将在萨马拉度过四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主要来自民意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为了使他能与这些传统决裂，并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必须进行内部的思想斗争。他逐渐认识到，他的法律生涯与他新发现的更广泛、更重要的视野并不相容。因此，他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将自己完全置于为革命的奉献之中。后来，他对自己在法律界的短暂生涯还开过玩笑。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可以对某事浅尝辄止的人。托洛茨基解释说：“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鄙视二流子主义。”[15]正是在这里，在萨马拉，伊里奇成为了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1893年8月底，伊里奇离开了萨马拉，和他的家人前往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圈子，见到了当时的各位同志，包括彼得·司徒卢威（Peter Struve）和米哈伊尔·图根-巴拉诺夫斯基（Mikhail Tugan-Baranovski）。这两人很快就在政治上告别了列宁，加入了自由主义阵营。这真正标志着列宁政治活动的开始，他的生活现在与建立革命党的想法融合在了一起。他的思想开始具体化，他从学生成长为了老师。23岁时，年轻的列宁不仅准备成为一名作家或理论家，而且也准备成为未来的运动领袖。在他早期的作品《论所谓的市场问题》（On the So-called Market Question）中，他展示了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把相关知识与最新的事实和数据结合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并回应了民意派的论点。“正是这样，在他哥哥被处决后、搬到圣彼得堡前，在这既短暂又漫长的六年顽强工作中，未来的列宁形成了。他仍在大踏步前进，不仅在外部是这样，在内部也是这样；在他后来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几个清晰划分的阶段。但他的个性、人生观和行动方式的所有基本特征在他生命的第17年和第23年之间已经形成，”托洛茨基解释说。[16]形势的新转折列宁这个新的、质量更高的发展阶段并非偶然。他自己的变化反映了俄国局势的变化。国际事件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英国的码头工人罢工和那里正在形成的“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浪潮。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非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赢得了近150万张选票。在俄国，这是一个阶级斗争加剧、罢工浪潮兴起的时代，第一个真正的工人圈子也在此期间出现。青年人也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所觉醒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所看重的党组织模式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党的群众组织模式。特别是在考茨基（Kautsky）、贝贝尔（Bebel）和社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击败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修正主义思想后，情况更是如此。在俄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革命组织的第一个时期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首，特别是以学生为首。革命党几乎完全是青年人的专利。列宁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他没有肤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极其透彻地研究它，尽管在如何获取相关著作方面存在很大困难。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征服这些思想，而不是简单地死记硬背。在他的一生中，他对所有事情都采取了这种严格的方法。回顾这段早期时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中总结了这段经历：“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给了俄国革命运动一个澄清思想、锤炼干部的先机，为1905年和1917年的事件做好准备。因此，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巨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这些经验也塑造了列宁的方法。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部俄文译本出现在1872年，比原著仅晚了5年，而法文版本则出现在1883年，第一部英译本则出现在1886年，比俄文版晚了14年，这并非偶然。列宁热衷于让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到工人中的鼓动工作中去，因为他们刚刚开始施展拳脚。因此，他撰写了给赛亚尼科夫（Seymyannikov）工厂工人的第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手写的，复印了四次，然后手工分发。还有一些传单被发给了罢工的拉法姆（Laferm）烟草厂的女工。后来，这些手写的传单被复制并更广泛地分发了出去。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人，普列汉诺夫对年轻的列宁，以及马克 思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列宁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即斗争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同样重要的）理论上的斗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圈子里的成员之间被传阅，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花时间与工人团体一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1894年，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Who Are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 Democrats），这是与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论战，是在解决关于民粹派的问题。随后，他又发表了另一篇毁灭性的批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The Economic Content of Narodism），其中也批评了司徒卢威的修正主义。这两部作品都是非法出版的。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概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辩护。他的结论是，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它与自由主义合并，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然后，他继续阐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列宁在本书中总结道：“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此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印象颇深，特别是他在1895年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一书。该书概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那些像司徒卢威一样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列宁称普列汉诺夫这本书是一部“帮助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对民粹主义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在回应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在俄国发展的观点时，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一进程。当下的任务不是要阻止这种发展，而是利用年轻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组织出一个革命政党来。与民粹派不同，普列汉诺夫强调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及其历史使命。斗争应该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为基础，而不是个人恐怖主义。虽然普列汉诺夫给了民粹主义绝对性的打击，但最终导致民粹主义在社会主义圈子里彻底失败的，是列宁的努力。列宁出国旅行1895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肺炎发作，于5月出国治疗。他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日内瓦和苏黎世与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和查苏利奇会面。然后他去了巴黎，见了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接下来他又去了柏林，与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交谈。毫无疑问，他本想去伦敦拜访恩格斯，但事实证明这很难安排。不幸的是，他不知道恩格斯已经病得很重了，并将于当年8月去世。恩格斯曾对俄国的前景充满热情。1895年2月，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曾写信给普列汉诺夫，感谢他提供了一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维拉把您的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恩格斯写道。“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又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能保住这块刚刚争得的新阵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17] 列宁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两位伟大导师的作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最热烈的感情。他特别钦佩恩格斯的自我牺牲精、天才和人性关怀。在他去世后，列宁写了一份简短的讣告，其中说：“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18] 列宁以清晰的思路和献身精神，决心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脚步。与他的导师们一样，列宁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为此他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用波特列索夫（Potresov）的话说，“只有列宁身上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很罕见的，尤其是在俄国。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有用不完的精力，能够把对革命运动和事业的狂热信念与对自己的同等信念结合在一起。”应该指出，波特列索夫对列宁是怀有强烈敌意的。[19]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这种特质视为狂热、不容忍和心胸狭窄——甚至是未来独裁者的种子。他们没有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品质在所有伟大的革命者身上都可以找到，无论是法国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还是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年轻的列宁越是了解自己的角色，这个年轻人的这些性格特征就越是具体化。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敬意也是极高的。在与普列汉诺夫的会面中，伊里奇当然还只是一名学生，而不是老师。他仍在深化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然而，据波特列索夫说，伊里奇显示出了“一个聪明且强大的大脑。他的每一句话都表现出深刻的思考。”[20] 二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5年9月从国外回来，手提箱中塞满了隐蔽的非法文献。回国后，他在圣彼得堡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他也被大学开除了。马尔托夫同样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从那时起，这两个年轻人将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圈子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迅速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Union for the Struggle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学校教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N.K. Krupskaya）也参与其中。不久，在敖德萨（Odessa）和图拉（Tula）出现了分支机构。第二年，在尼古拉耶夫（Nikolayev），一个年轻的学生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后来被称为托洛茨基）帮助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Work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Russia）。这时，这些圈子的活动重心从理论讨论转向了在工人中增加政治鼓动。这种变化反映在了列宁的著作中，如《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Law on Fines Imposed on Factory Workers）和《新工厂法》（The New Factory Law）。他还继续写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任务。由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常常受到国家秘密警察（Okhrana）的监视。在访问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计划发行一份非法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Workers’ Cause）。然而，1985年12月，伊里奇、马尔托夫以及其他人都在报纸出版的前夕被捕。这些逮捕耗尽了他们的积极力量，扰乱了他们的工作，而新报纸也从未得见天日。逮捕与流放在监狱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通过探视和用牛奶写的秘密信件（这样警察就看不到字迹）与他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弗拉基米尔在狱中非常忙碌，写着小册子，准备着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一书，该书最终于1899年出版。他还写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Draft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这份草案中，他得出结论：“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出狱后，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东部的舒申科村（Shushenskoe），一个有一千名居民的定居点，流放期为三年。在那里，他与他在圣彼得堡的伴侣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会合了。伊里奇继续写他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书，并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花时间翻译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的《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后一个项目为他们带来了急需的收入。晚上，他通常阅读文学作品或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克鲁普斯卡娅解释说：“总的来说，流亡的日子并没有过得那么糟糕。那是认真学习的几年。”[21]列宁越来越多地展望未来的工作，并以此在1897年底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他解释说：“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它转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除了他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是他家庭中唯一参与革命政治的成员。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因参与革命活动于1897年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然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了图拉。他的妹妹玛丽亚也因参与活动而被捕，并被流放到了下诺夫哥罗德（Nizhni Novgorod）。当列宁还在流亡时，1898年3月，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终于在明斯克（Minsk）召开，会议持续了三天。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并选出了领导层，但在几个星期内，9名代表中的大多数都被逮捕了。宣言是由彼得·司徒卢威撰写的，当时他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包含了一个很富有意义的声明：“在欧洲，越往东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软弱、越卑鄙、越懦弱，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就越大。这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步，但这只是第一步。”[22] 在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地，邮局每周二和周四会来送信，带来信件、文件和书籍。列宁很快成为了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人物，他们尽可能多地会去探望他，但这需要得到许可。然而，伊里奇非常想念他的战友朱利叶斯·马尔托夫，他被远远地流放到了北极圈以南不远的图鲁汉斯克（Turukhansk）。尽管距离遥远，他们仍然保持着活跃的通信。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制定了一个未来计划，他与克鲁普斯卡娅讨论了这一计划，并在后来的《火星报》（Iskra）以及小册子《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致一位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中作了阐述。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建议建立一个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在国外出版。这将是一个中央机关，它将把组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工人通讯员的网络帮助指导俄国境内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来指导工作。“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收到消息称，“合法马克思主义”（Legal Marxism）的报纸《生活》（Zhizn）发表了司徒卢威和图根-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质疑。“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将继承资产阶级的所有物质和文化成就，”司徒卢威写道。“与此同时，他还指望社会主义会因危机、经济混乱和贫困化而被接管！从这种假设中得出的唯一显示的结论是悲观的，是“破坏性的社会主义”（destructive socialism）。”[23]这种奇怪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产生于俄国的特殊情况，自由主义者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与之进行的斗争中，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在这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的增长是完全片面的，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级内容。这些人利用这种被稀释的、被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的发展和他们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辩护。毕竟，他们声称，《共产党宣言》不是在谈论历史进步和资本主义消灭旧秩序的使命吗？“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奇怪的生物，由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科夫（S.N. Bulgakov）和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所代表，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当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在法律报刊的版面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是最狭窄、最混乱的，”列宁写道。“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24] 第一期《火星报》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早期阶段，列宁曾与这群人中的一部分合作过。在独裁的条件下，他们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微弱势力提供了一些传播其思想的合法途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任何政治让步。一旦他们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就开始了对他们的坚决斗争。在列宁看来，任务是要推进不掺杂任何杂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鉴于沙皇的审查制度，这种立场只能由非法的地下报纸来得到全面的阐释。司徒卢威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德国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许多修正主义思想相呼应。司徒卢威后来总结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说实话，社会主义从未在我心中激起丝毫情感，更没有任何吸引力……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吸引了我的兴趣——它……既可以被用来获得公民和政治自由，也可以被用来反对这些自由。”他抛弃了自己反革命白人移民的身份，这并非偶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也有其机会主义的对应物，即“经济主义”（Economism）。事实上，这种性质的修正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也在德国运动中以伯恩施坦的思想的形式取得了进展。这些“经济主义者”试图将工人阶级的斗争弱化为“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以粗暴的鼓动和行动主义为基础。他们将理论置于次要地位，并认为理论与阶级斗争无关。在试图淡化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革命者对运动领导权的斗争——方面，“经济主义者”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镜像。“经济主义者”们发行了一份名为《工人事业》（Rabocheye Dyelo）的报纸（巧合的是，这与列宁希望出版却被封禁的报纸同名）。在报纸上，他们敦促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他们的革命政治纲领，而支持经济要求。从逻辑上看，这就是一条通往清算革命党的道路。一份全俄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抵制这些修正主义影响的任务变得极为紧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在这方面，创办一份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至关重要。因此，他与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进行了接触，并与他们就建立这样一份全俄报纸进行了热切的交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他们讨论了应该由谁来为其撰稿、如何印刷、如何偷运到俄国，以及其政治立场应为如何。然后，他们制定了出国的计划，与普列汉诺夫会面。在这些讨论中，《火星报》的想法诞生了，它很快就成为了运动的主心骨。列宁写道：“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的工作。”[25]。《火星报》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1897年，圣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马尔托夫坐在列宁的左边。1900年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也是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结束流放期的一年。由于他们被禁止在圣彼得堡、莫斯科或任何工业区居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普斯科夫（Pskov）度过了一段时间后申请了出国。这个请求被批准了，无疑是因为这些革命者被认为离俄国越远越好。列宁在圣彼得堡与维拉·查苏利奇进行了一次令人鼓舞的秘密会晤，利用这次会晤为新报纸争取到了支持，之后他又回到普斯科夫，与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会合。不久之后，波特列索夫去了德国，与劳动解放小组会面，并确定了与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印刷报纸的前景。1900年7月16日，伊里奇离开俄国前往苏黎世，以便亲自与普列汉诺夫会面。列宁试图争取普列汉诺夫对该报的支持，但不幸的是，这次会面至少可以说没有按计划进行。事实上，它几乎导致了他们关系当场破裂，整个项目也差点因之被放弃。波特列索夫加入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讨论。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对这两个新人都有怀疑，讨论变得相当紧张。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行为深感震惊和受伤。不久之后，列宁在《“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How the ‘Spark’ Was Nearly Extinguished）一文中，为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写下了他对这次会面的印象。当时俄国海外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以多数票通过了“经济主义”的立场。结果，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支持者们退出了该组织。在这次分裂后，普列汉诺夫的神经明显处于紧张状态，这一经历也肯定会影响他的行为。在与这两个年轻人的会面中，普列汉诺夫表现出了过度的不宽容和坏脾气。情况很快就变得不可容忍了。据列宁事后回忆，“记得是阿尔先耶夫（Arsenyev，即波特列索夫）一开口就说，他认为他和普列汉诺夫的私人关系，从此破裂，而且永远也不会恢复。他说，公事上可以保持往来，但我和他的私人关系就到此为止。他这样侮辱人，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我们有非常“卑鄙的”想法（即他已暗自把我们看作野心家）。他蔑视我们，等等。我完全支持这些指责，我对普列汉诺夫的“爱戴”全然消失了，我非常悔恨，非常伤心。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由衷地、深深地尊敬过一个人，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顺从”过，因而也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而事实上我们恰恰是遭到了打击”[26] 然而，在查苏利奇和阿克塞尔罗德的调节下，他们成功修补了关系。在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承认那时出现了一个可悲的误会，他当时也非常紧张。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使出了他善于举例、比喻、逗笑和引证的全副本领，使人不禁发笑…”在此基础上，“火星”被重新点燃了。整个这件事表现了列宁在对待人民和组织时的耐心和灵活态度。这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改良派对他提出的独裁者和暴君的指控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呀！平心而论，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他曾在接触内地其他人的过程中受过伤害，而且对四月的那场分裂记忆犹新，所以急于在一开始就把事情全部搞清楚。必须说，他受到多年流亡的影响，被限制在了一个小团体当中，他的观念落后于实际情况。普列汉诺夫的小组以其业余的方法，带上了宣传鼓动的所有特征。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即《火星报》将拥有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编辑部。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查苏利奇是老一辈，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则是年轻一代。鉴于人数是偶数，在投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同意让普列汉诺夫的票具有决定性。“我们决定，除了最接近的几个人以外，不对任何人提起所发生的事情，决定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以免敌人高兴。在表面上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整个机器还得象过去那样继续运转，而只是里面有一根弦断了，公事公办的干巴巴的关系开始代替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且时刻记住：欲求和平，先得备战。”[27] 双方就报纸的发行达成了一致，并选择了慕尼黑作为报纸的生产地，报纸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印刷。这个问题解决后，他们在俄国境内组织了一个网络来发行该报纸。编辑部将设在慕尼黑。住在瑞士的普列汉诺夫通过信件和偶尔到德国的访问，与阿克塞尔罗德保持着联系。他们在9月发表了一份宣言，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倾向的宣战。第一期《火星报》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Leipzig）出版，刊头写着“从这个火星中，一场大火将会诞生”。接下来的几期都是在慕尼黑印刷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俄国发行的全俄地下马克思主义报纸。此外，一份新的理论杂志也将在4月发行。一切已准备就绪，以赢得思想斗争，并使《火星报》成为俄国运动中的主导趋势。“这几期被运送到了柏林，存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口舌《前进报》（Vorwärts）的地下室里，”孟什维克历史学家大卫·舒布（David Shub）写道。“在这个地下储藏室里，少数受信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小心翼翼地将《火星报》的副本折叠成小包裹，并将它们藏在包装箱里。这些包裹被送到靠近俄德边境的城镇，在那里被专业的走私者带走。他们会把违禁品运过边境，交给等在那里的《火星报》特工。”“从这些边境点开始，这些文件将由专门的信使送到俄国各地的秘密《火星报》委员会。”[28]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且危险的行动。他们必须拼命避开普鲁士警察，以及正在搜寻俄国革命者的俄国警察特工。文件以各种方式被偷运到俄国：底部带夹层的手提箱、特制的马甲和紧身衣，或者被缝进裙子里。克鲁普斯卡娅解释说：“用我们的装备，妇女可以携带三四百份《火星报》。”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到达目的地的革命文献可能不超过10%。不论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建立起来的《火星报》，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集中的组织在慕尼黑期间，列宁不仅通过《火星报》，而且也在《从何着手？》（Where to Begin）和《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等其他著作中寻求巩固党的框架。他提请注意该组织与其目的不相适应的弱点。地方上的圈子之间没有协调、没有领导，以草率的方式从事工作。工作专业化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列宁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明确的想法。工作需要实行集中制，有两个领导中心：中央机关和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将负责组织的意识形态领导，并在国外指导工作，不受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影响，而中央委员会将负责直接的、实际的工作。“我们应当集中领导运动。我们也应当尽量分散对党负责（也是为了集中领导，因为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有集中），使每个党员、每个参加工作的人、每个加入党或与党接近的小组都对党负责。这种分散是实行革命集中的必要条件和必要修正。”[29] 列宁强调报纸在党建中的核心作用。在《从何着手？》（《火星报》第四期）中，他写道，报纸的作用不应“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30] 然而，他的论战主要是针对“经济主义者”的，特别是他们对工人阶级自发性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了党的重要性，以及党要以“职业革命家”——那些能将自己的时间奉献给党的工作和建设的人——为基础。列宁在《怎么办？》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关于革命组织专业化的观点。他于1901年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并于1902年将其出版。这本书吸引了革命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那些接触过俄国工作的人。它成为了关于革命党的建设、职能和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部分。然而，这本书却受到了改革派和资产阶级评论家批评，认为它给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提供了所谓的成长基础。例如，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ad）在他的《燃烧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一书中称：“布尔什维主义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开创了未来九十年的先河。列宁没有时间搞民主，对群众没有信心，对使用暴力没有顾忌。他想要一个由强硬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规模较小、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让党的成员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31] 当然，这完全是对列宁的诽谤，我们对这种诽谤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列宁明白，俄国的革命只有在一个植根于工人阶级的、专门的、集中的政党指导下才能进行。这就是他试图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形式打造的东西。他主张理论上的明确性，正如他在《怎么办？》中解释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他接着强调了恩格斯关于需要进行理论斗争的话。列宁指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的人正是那些沉湎于自己的无知的人。在攻击“经济主义者”和他们对自发性的崇拜时，列宁自称他是在把弯曲的棍子向相反的方向扳。结果，他引用了取自考茨基的一个错误观点，即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带给工人，而工人阶级纯粹靠自己只会产生工会的意识。这显然是错误的。虽然社会主义意识的最高表现，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由工人阶级提出的，而是由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融合而成的，但工人当然有能力得出政治和革命的结论。英国宪章主义（Chartism）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列宁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年后，在社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解释说：“我们现在都知道，“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矫枉必须过正，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32] 因此，列宁的错误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论战式夸张，他再也没有重复过这种错误。尽管如此，列宁的《怎么办？》无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克鲁普斯卡娅表示，这是一部“每一个想在实践中成为列宁主义者的人都必须研究的作品，且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33] 《火星报》系统性的工作，特别是列宁扮演的角色，为1903年夏天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这促成了该党的真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掌握在列宁手中。克鲁普斯卡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渴望召开大会呀！”历史将证明，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了俄国革命运动新篇章的开端。随着事态的发展，它将最终导致孟什维主义和后来得名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二者之间的分歧。到这时，可以说列宁对自己未来的角色越来越有意识了。然而，第二次大会及其后果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主题。同时，为了解释这些发展，以及这整个时期，我们建议读者深究艾伦·伍兹（Alan Woods）的优秀著作《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 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 (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 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 ”脸页，谢谢！注释[1]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第三卷，附录，“官僚传说”，郑超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2]《真理报》，1963年10月31日。[3] 引自奥兰多·菲格斯《一个民族的悲剧》（纽约：Pimlico, 1997），第131页。[4]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24页。[5] 引自维克多·塞尔日，《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企鹅出版社，1972），第26页。[6]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6卷，《革命冒险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26.htm[7]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34页。[8] 同上，第36页。[9]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伦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5页。[10] 引自詹姆斯·马克斯顿，《列宁》（每日快报出版社，1932年），第15页。[11]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118页。[12] 格雷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宁》（伦敦：社会主义劳动联盟，1966），第9页。[13]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145页。[14] 马克思与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2[15]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188页。[16]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207-7页。[17]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39卷，“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9/213.htm[18]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2/001.htm[19] 引自理查德·派普斯，《1899-1919年的俄国革命》（The Harvill Press，1997），第348页。[20] 引自大卫·舒布，《列宁》（企鹅出版社，1969），第43页。[21]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伦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38页。[22] 引自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一卷，第4页。[23] 引自大卫·舒布，《列宁》，第55页。[24]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卷，《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附录III，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1/005.htm#3[25]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卷，为《工人报》写的文章，“我们当前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2.htm#3[26]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4卷，《“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22.htm[27] 同上[28] 大卫·舒布，《列宁》，第61页。[29]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7卷，《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01.htm[30]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卷，《从何着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5/001.htm[31] 安东尼·雷德，《燃烧的世界》（伦敦：Jonathan Cape Ltd，2008），第3-4页。[32]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7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31.htm[33]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伦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