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國不是你的朋友！

（英文原文於9月12日發表）於9月8日星期日舉行的抗議企圖把香港運動推向反動的、公開親美帝國主義的方向。這對於運動是極其危險的，社運人士必須堅決、毫不含糊地拒絕這些傾向。

遊行的目的地是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群眾中有不少人舉起了美國國旗。有些人在領事館門外披上了西方七國集團國家的國旗，向他們乞求“人道”援助。

運動的領導人在隨後為媒體合影時，舉起了寫著“川普總統，請解放香港!”的橫幅。在照片中，可以看到這都是由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組織的：這組織是反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與右翼人士的聯盟。必須向外國勢力磕頭才能贏得的自治，這種自治也是挺滑稽的！

荒誕的策略

該集團（許多人指出其與反動資產階級聯盟“香港自治運動”緊密相連）的戰略是利用美帝國主義的利益來削弱中國政府，以此達到自己的目的。香港運動中的右翼有許多人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與美帝國主義牽連。該基金會是中情局的傀儡組織，從2014年至今公開在香港花費了2千9百萬美元。

香港運動之右翼把所有希望寄託在正被美國國會商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這法案是由狂熱支持帝國主義的共和黨人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和他在民主黨的翻版本·卡丹（Ben Cardin）所提出的，其威脅美國會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對待（特權包括香港可以從美國進口先進技術，並避免中國必須承受的其他貿易壁壘）。思路很簡單：如果香港鼓勵美國通過這項法案，中國將立刻同意香港人們的所有訴求，以避免美國的貿易壁壘。

該戰略有相當明顯的缺陷：中國正忙著與美國打火熱的貿易戰，且越打越有興致。儘管中國政府確實擔心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沒有其他選擇，也知道把後果怪罪於美國是對自己面向中國勞工階級的宣傳十分有利的，因為中國勞工階級很了解美國帝國主義的真正企圖。

這種親美的策略絕對是可恥的，爭取民主權的香港人必須強烈反對該策略以及所有宣揚該策略的人。川普不是香港群眾的朋友——更何況，他已經表明在他眼裡這些抗議示威是“騷亂”。

運動的右翼央求帝國主義勢力來“解放”香港，但他們沒有這樣的打算。特別是美國，一次又一次地表現它並不代表民主。 //圖片來源：公平使用

美國是民主之友的這種想法是荒謬的。華盛頓在任何地方進行干預，都是為了促進和保護美國大企業的帝國主義利益。 1973年的智利、伊拉克戰爭、2009年洪都拉斯政變、以及最近嘗試的委內瑞拉政變，都是這種情況，相同情況不勝枚舉。

美國與反動、反民主、正在也門發動殘酷的戰爭的沙特政權做生意時是沒有絲毫顧慮的，只要這種關係有利於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石油和武器合同，地緣和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問題並不只在於政治獨裁的體制。正如我們一直指出的那樣，這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住房的價格（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和工資對比）甚至比倫敦和紐約高出許多倍，而且質量惡劣。工時長得令人作嘔，因為只有這樣工人才能付得起他們所居住的盒子。

認為特朗普和華爾街能解決這些問題，是愚不可及的。如果香港不知怎麼的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從中國獲得自治（其實是不可能的），美帝國主義也無法解決香港工人每天接受的極其不公的待遇。

這種自由主義的、親美的策略完全是對習近平有利的，因為它會使香港工人與他們唯一的真正盟友——中國大陸的工人——隔離開來；他們不僅受相同的政治制度統治，而且經受同樣猖狂的不平等和剝削造就的社會危機。但是，當大陸工人在看到對特朗普的呼籲以及恐華宣傳之後，大陸工人就不會有興致把香港對抗北京政權的鬥爭擴散到全國范圍。

缺乏領導——階級鬥爭必不可少！

在整個運動的14周中，香港群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決心。他們為爭取民主權而同強大的政權拼命搏鬥。但是在整個運動中，他們一直缺乏有明確瞻望，能夠推助運動前進的領導。

像黃之鋒一樣自封為運動領導或首腦的人，是最糟糕的資本主義自由派。他們的整個做法，不管是在戰術、戰略和政治上，是只能起反作用的。黃之鋒目前正在德國試圖獲得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在致德國首相默克爾的一封公開信中，他透露了自己政策的真實內容。

他說：“我們敦促自由世界與我們站在一起”，並把香港的局勢同冷戰期間柏林的局勢做比較。他所呼籲的“自由世界”當然是由帝國主義列強主導的，這些勢力在歷史上以最殘酷的方式壓迫了殖民地人民——包括中國——而現在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各色獨裁者，只要獨裁者站在他們一邊。黃之鋒的下一站是美國，他將在這裡游說帝國主義政客，勸他們“解放香港”。

運動顯示出了極大的勇氣：它需要同樣勇敢的領導，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綱領，以避免失敗並繼續前進。 //圖片來源：Baycrest

這導致了山窮水盡的絕望心理。人們認為他們的生計以及他們所熟悉的城市正處於滅絕的邊緣。因此，他們有準備拼死鬥爭。但是，由於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沒有連貫的替代方案，也不知香港人民該如何真正結束北京的獨裁統治，他們開始感到絕望。

加劇了這種情況的因素還包括民間人權陣線的不足（主要組織者岑子傑是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以及香港職工盟對老闆的膽怯態度。他們一再勸告工人只有得到雇主的批准後才“罷工”，並不斷把“總罷工”搞砸，這使工業行動的戰略在許多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階級鬥爭的人眼裡變成了笑柄。

因此，一部分抗議者對罷工失去了信心，從而轉向反動的策略，例如呼籲美國國會和特朗普，他們以為這是權宜之計。這導致了周日聚集在領事館門前的人數眾多，組織者聲稱有25萬（可能是誇張）。之前在6月26日，只有約1500人周遊了香港的各個外國領事館，懇求西方乾預。

這導致運動逐漸衰弱，至少目前為止。發生這種情況時，運動中資金充足的右翼分子將開始佔據舞台中心，並藉整個運動的名義說話。他們呼籲帝國主義的策略將疏遠運動的左翼，並切斷任何得到大陸人民支援的機會。隨著運動最終消退，政權將藉此機會鎮壓所有關鍵人物和組織，尤其是左派。

唯有階級鬥爭的方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走出這悲觀局面：動員青年和工人階級，爭取不光有民主權而且更有社會權的政綱。其中應包括大規模的社會住房計劃，香港超級富豪財產的國有化，以及對大陸工人的國際主義呼籲，號召他們加入共同鬥爭，以對抗老闆和資本主義的所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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