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巴西、土耳其：世界革命的震颤 Chinese Share Tweet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原标题：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对目前局势的决议）“这一组织与革命共同成长，能够预见自身的未来，给自身设定明确的目标并知道如何实现。”（托洛茨基，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方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0年11月24日）土耳其、巴西和埃及戏剧性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需要克服任何事务主义倾向，对这一基本过程进行考察。二战以来共爆发过七次危机，但这次危机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复苏的速度远远低于之前几百年间的任何一次危机。在危机开始的五年之后，世界经济仍然深陷于衰退和停滞。美国的复苏极其缓慢和脆弱。欧洲则处于严重衰退之中。之前欧洲经济增长的发电站——德国，也到了衰退的边缘。南欧较弱的经济体则深陷危机。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则引起恐慌，金砖四国也开始迈向危机。北美、欧洲和日本占有全球家庭财富的90%。如果这些国家不消费，那么中国就没法生产。而如果中国不生产（至少不达到之前的生产规模），那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则无法出售它们的原材料。从而，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巨额的债务积累成为经济的巨大阻力，阻碍实质性的经济复苏。全球各地，削减生活水平也就是削减需求，从而进一步深化危机。美联储低利率和向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被证明并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资本家以低利率借贷后在股票市场进行投机。他们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或者购买自己公司股票的方法来抬高股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增长迟缓的情况下，其股票市场却非常繁荣。量化宽松政策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基于在市场低迷的同时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逻辑，他们将大量资金注入经济，希望以此重新激活经济。这相当于吸毒者向其体内注入毒品而达到“兴奋”状态。但是这一政策的效用遵循收益递减规律。也就是说，需要注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取得相同的效果。货币主义者（正确地）指出，量化宽松政策迟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爆发。利息率则因此迅速升高，就像驾驶员猛踩刹车一样导致新一轮更严重的萧条。此外，只要美联储宣布其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打算，全球股票市场就会猛烈下跌。这说明资本家是多么的紧张，以及目前的“复苏”是多么的脆弱。此次危机从其严重程度和全球性而言都是空前的。诚然，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并不存在。但是，资本主义能从危机中复苏的断言并没有具体说明资本主义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最后将通过什么方法解决？以多大的代价解决？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预测需要20年才能走出欧债危机。20年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和削减计划将引燃各地的阶级斗争。这令统治阶级无比畏惧。统治阶级不但无法推行新的改良政策，而且无法维持以前已经实施的改良政策。此前，改良主义曾经是应对阶级斗争的秘诀。因此，在未来几年甚至可能是几十年中，我们将会面对持续的生活水平的衰退。这将对阶级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土耳其到巴西资本主义的繁荣有助于掩盖社会的根本矛盾，但并不能消除这一矛盾。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分配。根据联合国地相关统计，全球最富有的2％的人口拥有超过50％的全球财富，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口则只占有1％的全球财富。在全球各地，富人和穷人之间都产生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这就是土耳其和巴西突然发生的社会动乱的经济背景。这两个国家都一度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典范。但现在，一切都转变成了其对立面。资本主义的危机能够促使群众觉悟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飞跃。当前的局面下蕴涵着突然的剧烈的变化的可能，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在世界各地，平静的表面下是不断积累的愤怒，这种愤怒通过群众暴动的形式在土耳其、埃及、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巴西和其他国家表现出来。俄罗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也在经历相似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革命的开始。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其他国家群众意识产生巨大的影响。现代通讯方式使一个事件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复制。革命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蔓延，似乎国家边界已失去了作用。事件的导火索都是看似并不相关的问题，很具有偶然性：在土耳其，事件起因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公园内修建一座购物中心的计划；而在巴西，事件则起因于圣保罗的公交费用增长。这反映了一个相同的现象：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事件的爆发反映了多年来在平静的表面下所积累的矛盾。一旦这一积累过程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引发群众运动。资产阶级评论家被土耳其的运动搞得措手不及。而不出几天，相似的群众抗议席卷巴西——这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巨人。几十万群众走上街头，这是20年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反映了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包括落后的医疗和教育保障以及猖獗的腐败现象等等。然而，群众组织和领导的不足到目前为止让资产阶级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埃及的例子最为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第二次埃及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之后往往会出现疲倦、冷漠、间歇甚至反动的时期。但是，这只是新的更为激烈的发展的序曲。这在埃及革命中充分显示。在埃及，在充满失望和疲倦情绪的几个月后，1700万人再次走上街头，形成了空前的群众起义。虽然没有政党，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他们仍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成功地推翻了受人憎恨的穆尔西政府。西方媒体试图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军事政变。但是，军事政变从定义上而言是由一个小团体在人民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密谋夺权。但在埃及，革命群众走上街头，是整个运动的真正的推动力。在1700万人上街要求推翻穆尔西的情况下，军方作为埃及国家政权的主心骨，加以干预、罢免总统，以避免整个国家政权被推翻。每一场真正的革命都是由主要的群众运动所推动。然而，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崇拜自发性。自发性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需要理解自发性的局限性。在埃及，人民群众原本可以在六月底夺取政权。更准确的说，他们其实已经掌握了政权，只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和1917年2月的俄国相似。列宁指出，工人没有夺取政权从而错失利用客观条件的机会，其唯一原因是主观因素：“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斯切克洛夫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埃及工人和青年在革命这所学校中迅速地学习。正因如此，六月起义与两年半前的第一次革命相比，范围更广、影响更深、速度更快、觉悟更高。但是，他们仍然缺乏必要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理论，从而无法迅速且以较低代价获得胜利。埃及目前处于僵局之中——各方都无法宣布获得完全胜利。这也使得军队能够在实际政权属于抗议群众的情况下，仍然能以国家最高仲裁者的名义凌驾于社会之上。对军队所能起到的角色充满信心是极其幼稚的。波拿巴主义是埃及革命所需要警惕的一个严重的危险。在严峻的现实中，这种幼稚的认识会被群众自觉性所替代。虽然革命已经成功地将反动的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但是受其完全自发性（即缺乏组织）的局限，革命并没有能够夺取政权。一方面，伊斯兰主义反动势力正在组织一场可能导致内战的反革命叛乱。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军队力量以及帝国主义者正试图窃取革命群众用鲜血所取得的革命成果。革命群众有足够的能力达到短期目标——推翻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防止军队和资产阶级力量窃取革命果实。要改变历史进程，他们需要在新一轮残酷的斗争中学习和锤炼。革命让人民迅速成长。如果两年前，埃及有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即使是像俄国1917年2月那样只有8000名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党，那么局势也将与现在完全不同。只可惜这样的政党在两年前的埃及并不存在，它只能在高涨的革命中创建。资产阶级战略家为当前革命形势的发展深深地感到不安。抛开那些次要和偶然的因素，这些运动都是由相同的原因所激发和推动。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国际现象展现了世界革命的趋势。在欧洲我们也能够看到相似的发展。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极其充分地展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顽疾。资产阶级想通过紧缩政策让工人阶级为危机买单。但是民众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断降低是有一定的忍耐极限的，这一忍耐极限也正在被挑战。在葡萄牙，生活水平的不断降低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总罢工和群众抗议使政府陷入危机。欧元并不是危机的原因，但为了拯救欧元的各项举措均采用了极其野蛮的紧缩政策（“对内贬值”），反而使得危机进一步加深。失业率上升，经济恶化，税收下降，财政赤字则进一步增加。德国与欧洲南部较弱的国家之间的分裂不断加深；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因为法国由于疲软的经济正不断向南欧国家靠拢。德国希望把所有危机所造成的负担推卸给欧元区较弱的成员国来承担，这严重损害了欧元区的团结。欧元区甚至欧盟因此解体并不是不可能的。这让欧洲以及美国的资产阶级感到无比恐慌。如果欧盟解体，那很有可能导致货币战争、竞争性货币贬值和贸易战争，从而进一步加深危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目前，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公开地讨论欧盟解体的前景。由于害怕解体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有可能力排众议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欧盟的完整，但欧盟这一计划很有可能面目全非。阶级斗争正在加剧，欧洲革命指日可待。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欧洲的革命潜力最为明显。而法国也离革命不远，英国的骚乱则表明英国在下一阶段也有可能爆发运动。资产阶级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需要撤回他们在过去五十年中所作出的所有妥协。但他们在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中并不占优。可以说，在希腊等国家，革命已经进入了第一阶段。当然，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南欧等国家，革命会来得快些、来得猛些；而在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国家，则会来得慢一些。但是，无论在哪里，局势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希腊在希腊，运动正在向革命的方向发展。工人和青年展示出了无比寻常的斗争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拿出一份能够改变社会的计划。这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如果存在一股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希腊可以迎来起义。但是，我们弱小的力量还不足以提供必要的领导。目前希腊处于暂时的平静，因为工人已经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的24小时总罢工，但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改良主义工会以及斯大林主义领袖在拖工人阶级的后退。但是国家广播公司（ERT）的斗争证明，运动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爆发。因为什么都没有解决。萨马拉斯政府既软弱又暴躁。萨马拉斯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者，他踉踉跄跄地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做它应该做的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难以持续。资产阶级迟早将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齐普拉斯和左翼联盟党（SYRIZA）。毋庸置疑，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将迈向反动。但他们也知道这意味着内战，而他们并没有胜利的把握。所以他们将把工人们送进“改良主义的学校”学上惨痛的一课。左翼联盟党政府面前清晰地摆着两条道路：或者与资产阶级决裂，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或者向来自资产阶级的压力投降，执行由欧盟执委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决定的政策。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齐普拉斯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是因为他看上去支持废除二月通过的救助协议等激进政策。但是，随着他离权力越来越近，他开始注意不再使用激进的语言。为了不吓到资产阶级以及不挫伤群众的希望，他变得小心翼翼，不做出过多的承诺。即便如此，人民群众仍然对他和左翼联盟党寄予了厚望。如果左翼联盟党领导的左翼联合政府没有向大资本采取必要的措施，那就会让人民深深地感到失望，从而为比现在更为保守的右翼联合政府（可能是新民主党和金色黎明党联合政府）上台铺平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色黎明党会进一步右转，而希腊共产党则会左转。之后整一个阶段，一个不稳定的政府被另一个不稳定的政府所取代，左翼联合政府会被右翼联合政府所取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联合的议会力量能解决危机。希腊统治阶级将会谨慎行事，通过逐步引入反动法令和措施来限制民主权利。他们将首先转向议会波拿巴主义，然后再公开实施独裁政策。然而，在反动势力成功之前，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将会爆发，并提出权力归谁所有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组织将迅速发展其力量。希腊支部重担在肩，而希腊问题必须是我们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优先考虑的首要议题。自觉性在运动的自觉性程度和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而这一矛盾只能通过群众的经验来解决。自觉性往往落后于事件的发展，但自觉性能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得到提升。这也是革命的意义所在——革命的本质是群众情绪闪电般的改变。运动会在最意外的时候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这也是土耳其和巴西运动的意义。随着危机的深入，群众的情绪会发生改变。各地都出现了对紧缩政策的反抗。即使部分资产阶级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人民的忍耐力是存在一定限度的，而资产阶级正在挑战这一限度。在繁荣时期，虽然存在过度劳累和剥削加重等问题，但很多工人还是能够通过加班等方式找到一条出路。但现在这条出路却被堵住了。即便是要保持现有的条件都需要经过斗争，更不用说要争取更好的条件了。现在，工人的心理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愤怒和痛苦的情绪普遍存在。一个又一个的阶层被卷入斗争。老师、公务员、医生、护士等以往自视为中产阶级的阶层也加入到传统无产阶级的斗争队伍当中。但是，在数十年相对的阶级和平之后，工人阶级需要一个起始阶段来舒展自己的筋骨，就像一个肌肉僵硬的运动员要做准备活动一样。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是为更重要的任务做准备。一般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能从经验中学习。危机的爆发首先让始料未及的工人感到震惊。他们胆战心惊，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做出反应。但现在这一切在发生改变。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工人和青年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开始认识到自身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一个阶段之后，之前的改良主义幻想将会被在斗争中坚定的工人阶级意识所取代。而这迟早会在工人群众组织中产生影响。群众组织群众组织远远落后于运动的发展。在上世纪30年代（以及上世纪70年代），群众中间派力量在许多工人政党中迅速产生。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一阶段。与此相反，群众中的愤怒情绪尚未在群众组织中得以体现。由工人阶级为了改造社会而创建的组织却日益成为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巨大的障碍，这是一个悖论。资本主义几十年来的繁荣让所有这些组织，包括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和工会，产生了极端的退化。历史以其辩证性向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施以残酷的报复。在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崩溃的时刻，改良主义领导反而比以往更加拥护“市场”。他们注定将与资本主义制度一起沉没。这是未来所有这些组织遇到危机时的命运。在法国，奥朗德在竞选中获得的支持在短短几个月中就土崩瓦解，支持率下降到1958年来的最低点。在希腊，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在竞选中大败出局。在意大利，前意大利共产党（PCI）在1991年通过分裂而自行清算，从其中分离出来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也因为其在普罗迪联合政府中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而受到工人阶级的惩罚，也在快速地分裂。在西班牙，西班牙工人党并没有因为人民党政府的不受欢迎而有所收获。在英国，工党领导为重新上台的前景而恐惧。他们并不争取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他们也不做出任何改革的承诺，因为害怕这会鼓励工人和工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在做演讲时，他们的言论并不是说给工人们听的，反而是说给老板们和银行家们听的、是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说的。他们已经从改良滑向了反对改良。在大多数国家，左派力量都崩溃了。左翼改良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经验主义者。他们和右翼一样，只是经验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他们固守过时的凯恩斯主义“良药”，却丝毫不提社会主义。前斯大林主义者因为过去的罪行而受到历史的惩罚。他们大幅右转，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而现在从他们身上甚至都看不到他们以前的影子。他们深深地怀疑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毫无信心。老的斯大林主义者最起码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滑稽翻版，但现在他们只是对改良主义者的苍白无力的模仿。因此，在资本主义处于严重危机的现在，共产主义思想本应获得巨大的反响，但这些斯大林主义者却没有能力接近工人和青年中最激进的分子。在一些国家，他们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背叛总是与改良主义密不可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有意识的背叛，而是如果接受资本主义，那就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情绪会迅速地发展。到一定的时刻，我们将会看到基层党员会展开辩论和讨论，左翼力量会逐渐形成。改良主义者期盼回到“常态”，但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在资本主义衰退期对它进行治理就是将生活水平普遍下调。这些领袖仍然生活在过去，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工人阶级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毫无疑问地支持社会主义和前共产主义领袖。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甚至公开的怀疑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党会轻易消失，像一些宗派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改良主义者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中，可以从看似不可能的境地恢复过来。当群众开始寻找可能的转变时，他们并不会转向这些宗派主义者，而会一次次尝试那些著名的传统政党和领袖，直到最终放弃这些政党和领袖，而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治参考点。在绝望地找寻走出危机的方法的过程中，工人们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测试那些政党和领袖，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他们。他们像钟摆一样，一会儿摆向左，一会儿摆向右。但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力量非常薄弱。但随着危机的深化，群众组织中也会出现分化。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迅速崛起以及法国梅朗雄和左翼阵线（Front de Gauche）的进步就预示了这一过程可能在下一阶段以更大的规模被重复。在这两个例子中，新的左翼运动的力量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已有的群众组织的分裂中产生（希腊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未来都将面临一系列的危机，这将给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条件。工会托洛茨基曾说，工会领导是社会中最为保守的势力。这一说法在现在尤其正确。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群众运动可以在没有来自上面的领导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地自发地展开。工人们将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基层特设的委员会和运动。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把这种运动视为工会的替代品。但是，工人阶级并不会抛弃工会（这一点之后会进行探讨）。特设的组织确实会发挥自身的作用，但是并不能替代改造工会的耐心的革命工作。大多数的工会领袖仍然生活在过去，而对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的新的阶段毫无准备。在资本主义在各地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他们却死命地抓住“市场”，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挽救它，而这些代价都由工人阶级来支付。但群众组织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特别是工会。通过选举，绝望和泄气的 元素会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更年轻更有战斗力的成员。他们将不惜以自己的职位为代价来与资产阶级抗争，力争工人的权利。在来自底层的压力下，工会领导要是不担负起领导斗争的责任，就会被推到一边、被与会员们联系更为密切的人所取代。工会将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被改造。现在就断言改良主义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是不正确的。群众依然期望改良。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最微小的改良也需要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我们对改良主义者的批评并非他们代表改良，而是他们并不争取改良，反而接受反对改良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向来自大企业的压力屈服。通向欧洲革命三年前，金融时报曾提到这是一个“困难又危险的时刻”。这一描述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统治阶级被危机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以及它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吓坏了。而到目前为止挽救了局势的是改良主义劳工领袖。他们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资本最忠心和最可靠的仆人。各阶级都在等待着决定性的一战。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我们将看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剧烈的对抗。目前的局势与当年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之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多数；在土耳其、巴西、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工人阶级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二战之前，欧洲资产阶级仍然具有农民等较大的社会储备。这也是他们能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迅速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原因之一。现在，阶级力量平衡的改变排除了局面得到快速解决的可能性。当前的局势会持续多年，有高潮也有低谷。而革命运动将以一系列革命浪潮的形式发生。就像当年的西班牙，在1931年封建君主制灭亡前，革命在1930年就以一系列罢工和示威的形式真正开始。在这样的革命时期，所有类似的疲倦和失败都只是新的革命运动爆发前的序曲。新一轮革命运动将会让所有之前的运动都相形见绌。西班牙革命经过一系列的阶段，才在1937年5月1日在巴塞罗那最终失败。在这7年中，有像1931年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革命高涨时期，也有绝望和幻灭的时期，比如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公社的失败、1933年至1935年黑色两年的反革命时期等等。今天的欧洲，相似的过程在各地发生，虽然速度有快有慢、程度有重有轻。希腊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但是还有其他很多薄弱环节。尽管希腊目前走在了其他地方的“前面”，然而这只是用特别尖锐的形式展示了其他欧洲国家将要发生的过程。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革命总罢工。但从某些角度而言，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自觉的事件。在几十年的繁荣之后，青年人的觉悟存在一定的幼稚性。但在今天更为残酷的条件下，那种类似无政府主义的幼稚成分将会被青年们先进的觉悟所取代。这一代青年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坚强，而他们将要参与的斗争也将比以往更加艰苦和残酷。战略和战术战略不等同于战术。对发展进程有整体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具体和实际的运用在不同的时刻都有可能不同，而战术在一些特定时刻甚至会与战略相矛盾。我们知道在一定的阶段，社会急剧的分化会在群众组织中造成分化，这种反映首先将在工会中发生。这说明我们针对群众组织的方针仍然是正确的，需要继续坚持。但是，对我们长期目标的总体陈述并不能给我们的日常行动提供指导，因为日常行动需要根据更为具体的考虑来决定。社会运动的爆发不可避免。但如果缺乏领导，这仍然是不够的。西班牙占领广场的运动吸引了很大比例的民众，但最终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很快就不了了之了。马克思主义力量目前仍然非常微小，还不足以决定这样的群众运动的结果。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他们仍然局限于宣传工作，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制定合理的贴合民众需求的过渡要求。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仍然是不够的。在积极参与每一个斗争（罢工、总罢工、大规模游行示威等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向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计划经济能够通过引入每周四天六小时工作制，从而在不降低工资的条件下解决失业问题。在我们的宣传中，我们必须强调目前上百万失业者是生产上巨大的损失，会给青年、妇女等群体带来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说明通信、电脑、及时生产制度、机器人等新技术蕴涵着巨大的潜力。如果能够合理地运用这些技术，人们可以在减少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满足社会所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延长工作时间。我们需要寻找最革命的分子，将他们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倾向中。我们必须花最大的努力去建设我们的队伍，在政治上教育我们的干部。质量可以转化为数量，数量也会转化为质量。我们的任务是尽快扩大我们的规模。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在决定性的事件面前，我们有50个同志与我们有500个甚至1000个同志是非常不同的。从最主动和自觉的阶层开始，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深深扎根。目前这些最先进的分子主要并不在改良主义群众组织中，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虽然群众自觉性程度和历史任务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重大剧烈事件的经验来解决，但是目前的局势已经蕴涵了这种可能。剧烈的转向和突然的变化将会发生，在自觉性上尤其如此。在过去，民众对革命思想总是持怀疑态度。但是在现在，人民却在主动找寻革命思想。在希腊，68％的民众认为他们希望从根本上改造社会，23％的民众希望革命。这是一组惊人的数据：这意味着91％的人希望通过革命来拯救自己。我们必须向每个同志和支持者灌输对目前的局势进行彻底改变的思想，灌输在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上需要有紧迫感。我们必须与事务主义做斗争，要克服一切困难、与工人和青年中最革命的力量建立联系。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在理论和政治上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教育。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完全没有力量。在我们面前是很大的机遇，但是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能力去利用这个机遇。最重要的是，现在有很多新鲜的青年力量参与到运动中来，他们都在找寻我们的思想。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而不是明天或者后天才会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他们，与他们交流，赢得他们，并培养他们。列宁曾经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这句话在今天尤其适用。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遭受了最多的苦难的是青年，最愿意接受革命思想的是青年，拥有足够热情和愿望要去抗争的还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成败与否取决于我们的青年工作，因此我们主要的口号必须是：面向青年！(2013年7月11日，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