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 Share Tweet近几个月来，左翼人物在全球范围内频频登上头条。从美国的佐赫兰·马姆达尼和伯尼·桑德斯，到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和扎拉·苏丹娜，这些公开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士正因声称能为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找到简单解决方案而引发广泛关注。【中文编者注：亲爱的读者同志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中文版第11期现已出版！本期杂志围绕社论《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展开，并包含《希腊的教训》、《德国农民战争》、《道德与阶级斗争》、《费加罗与法国大革命》等精彩理论内容。我们将同时发布内容相同的免费版和定价3镑的团结版。免费版发布于革共国际官方中文电报平台（https://t.me/imt1917zh），便于传播教育马克思主义。但革命事业也离不开物质的支持。通过购买3镑的团结版，同志们就能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做出”唯物主义“的贡献。团结版购买地址：https://buy.stripe.com/eVq7sM1KR67aaMD1vN6kg08】然而，这一现象并非新鲜事。改良主义——即认为无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可消除其恐怖的思想——长期以来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扮演着可悲的角色。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必须认识到改良主义的局限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能够向目前追随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工人和青年揭露其本质。这正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50期社论所探讨的问题，我们在此全文刊载。以改良主义与革命的斗争为主题的新一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现已出版！ View this post on Instagram A post shared by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CI) (@revcomintern)本期头版文章《希腊的教训》的核心议题是改良主义问题：即认为社会弊病如战争与贫困可通过渐进方式消除，无需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观点最常见的表述是：工人运动应将斗争目标局限于争取当前最易实现的诉求。据此论调，随着每次都取得些小胜利，工人阶级将过得更好和变得更强，并逐步走向解放自身。因此，任何关于运动“最终目标”的讨论，如社会主义，便显得无关紧要。对许多人而言，这似乎是比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更现实、更“务实”的替代方案。毕竟，它承诺无需任何形式的暴力或不稳定就能实现变革。有时这些论点甚至听起来有一定道理。在资本主义大幅度上升的时期，资本家能够承担一些重要的民主和社会改革——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兴起时期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后所谓的“辉煌三十年”也是这般。但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平渐进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周期性的经济下跌会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而在资本主义衰落期，这些下跌则变得更加深重和持久。危机20世纪揭示了改良主义如何迅速转变为其对立面。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繁荣时期最终被代之以大规模失业、内战以及许多地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将工人运动的目的、方法甚至展望与资本主义的结构绑定，改良主义者既无法捍卫过去的成果，更不用说赢得新的成果。更糟糕的是，许多改良主义者甚至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工人的攻击，以维持自己本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托洛茨基在1935年写道：“没有改良，就没有改良主义；而没有繁荣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改良……右派改良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反改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资产阶级摧毁工人阶级过去的成果”[1]。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也表现为改良主义的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工人阶级曾经争取到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已被缓慢而痛苦地剥夺。改良已转变为反改良。那个在20世纪40年代引入“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的工党，现在正在削减共计50亿英镑的残疾人支持金。2008年危机后，数百万工人和青年转向左翼，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新运动的兴起。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进步联盟（Syriza）、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英国的科尔宾、法国的梅朗雄以及美国的桑德斯，都通过呼吁根激进变革吸引了大量支持：他们常常援引“社会主义”字眼。然而他们都抱有幻想，都以为能通过聪明的政策和国家干预来修复资本主义。尽管他们嘴上说着社会主义，但他们的目标是监管而非废除资本主义。紧缩政策未被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结果，它在过去和现在反而都只被视是一种由恶劣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选择。他们中没人实现过任何一项有意义的改良。在英国，面对右翼对其所恶意施加的反犹主义指控和要求其对“脱欧”负责的压力，科尔宾屈服了，这导致他所引发的左翼运动的瓦解。伯尼·桑德斯与乔·拜登，2024年10月//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在美国，自2016年以来桑德斯以“阻止特朗普”为名，居然支持民主党建制派提名的每一位候选人。而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曾获得历史性的选举授权以反对紧缩政策，可它却最终屈服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要求，这给希腊民众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每个案例中，左翼改良主义领导人都在面对统治阶级的强烈抵抗时选择了退缩。因此‘左翼’已完全丧失了信誉。可社会底层的愤怒并未消散。相反，寄希望于其他人能带他们走出危机，工人阶级中的相当部分人反而因此转向了特朗普、英国改革党（ReformUK）和德国选择党（AFD）等对象。背叛为什么这会发生？我们可以用托洛茨基的话来概括原因：“谁要是崇拜既成事实，就不能准备将来。”[2]所有改良主义的观点都体现了最粗糙的经验主义。事实上，改良主义自己也自豪地鼓吹他们的“实用主义”。他们以眼前可用的“事实”为起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就制定了整个战略。资产阶级对经济的拥有和控制是不争的事实；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和权力同样也是一个事实。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中，议会立法、普选权、工会等，也都是生活中的事实。工人阶级存在这一点也是大多数改良主义者都会承认的事实。但关于工人阶级能够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并自行管理社会的主张，则被拒之为“乌托邦”。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目前并没这么做。据此，资产阶级国家倒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倒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资本主义关系倒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原则，如其道德规范，倒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和“道德”。简而言之，对改良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秩序就是秩序本身，即它是唯一存在的秩序，它也是唯一能够存在的秩序。因此，任何会致使一秩序崩溃的威胁性事物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改良主义领导人往往害怕他们自己引发的运动。对他们来说，工人阶级只是一群需要被“代表”的群众，而非一支能被动员起来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性力量。群众动员和罢工因此不过是与老板们永无止境的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一旦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受到威胁时，改良主义者们便会惊慌失措地退缩。有这样的领导，工人阶级除了失败还能得到什么呢。宗派主义通过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除非工人阶级有意识地去推翻它，否则资本主义的弊病是无法被消除的。2025年3月在波哥大举行的支持古斯塔沃·佩特罗的集会//图片来源：美联社 / Alamy因此，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为工人运动的阶级独立而斗争。这包括揭露并抵制一切试图将运动束缚于资产阶级系统及其机构如国家的企图。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这是“共产主义字母表中的首字母”。但六岁的孩子也都知道，字母表里还有其他字母。必须将工人阶级领导人的改良主义与工人自身争取改革的努力这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两者常常会重合。改良主义者会提出改良方案，且工人阶级会跟随他们的领导，寄希望于实现切实的改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试图否定群众的“改良主义幻想”。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告知工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领导者会背叛他们，因此不应浪费时间去选举改良主义政客。这在抽象层面听起来不错。毕竟，这种论点基于一个深刻的真理——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改良主义无法提供群众所要求的改革。但恰恰因为它过于抽象，所以它仍然是完全自相矛盾和错误的。只简单地向工人阶级灌输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不将这一普遍真理与活的运动的具体要求联系起来，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标志。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宗派主义者把社会生活看成是一所大学校，而自己则是那里的教师。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应该把它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放在一边，扎扎实实地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这样，任务就解决了。”[3]意识仅仅说工人一定会变得革命是不够的。必须理解革命意识是如何实际发展的。这种发展是辩证的，在戏剧性的飞跃中发生，在实践中而非在理论中被改变社会的斗争所推动。在危机时刻情形尤其如此，即当资本主义甚至无法承受基本改良时。1922年，共产国际指出：“鉴于当今工人运动的总体形势，任何严肃的群众行动，即使最初仅提出部分口号，也必然会将革命的更普遍和根本问题推到前台。”[4]四年后，超过300万英国工人参与了一次总罢工，口号是：“不减一分钱工资，不加一分钟工作时间。”这场最初作为抵御资方进攻的防御性斗争，演变为工人阶级本可以夺取政权的与英国国家机器的直接对抗。如今，世界各地都蕴藏着发生此类跃变的巨大潜力。在哥伦比亚，数百万人民投票选举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左翼总统，因为他承诺会推动一系列关于劳动条件、医疗保健、养老金等方面的改革。佩特罗明确表示，他希望在哥伦比亚建立一种“人性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尽管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仍然支持他的政府和改革方案，因为他们将其视为能满足他们所迫切希望的改善生活之需求的尝试。可问题是哥伦比亚的资本主义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因此，统治阶级在媒体、国会和法院中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防卫战，试图阻挠和挫败这些改革。当佩特罗呼吁发动群众来就他的一些改革举行公投（或称consulta popular）以期获得支持时，他根本没有打算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相反，他希望利用群众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做出妥协。但佩特罗的意图不一定与工人和青年们的意图相同。受佩特罗的号召的推动，名为“cabildos”的群众大会被创立起来以组织这场运动。大会中最激进的部分开始呼吁发动无限期的全国大罢工（Paro Nacional），与2021年击败右翼政府杜克的起义运动遥相呼应。由于担心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可能发生，哥伦比亚统治阶级暂时退让，允许佩特罗的劳动改革法案于六月的国会通过。但随着哥伦比亚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统治阶级的各种手段仍将持续，群众的激进化也很可能继续加剧——这将使他们与佩特罗改良主义所能达到的上限发生冲突。阶级斗争中存在这样一些时刻，工人会说：“我们绝不退让！”列宁将此视为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2015年的希腊便达到了这一时刻。当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号召就债权国所要求的紧缩方案举行公投时，希腊民众的所有诉求都集中在一个词中：“Όχι！”[不！]领导人原本意图通过这次投票来巩固他们在谈判中的地位，却意外地将群众动员了起来，形成了一场本可能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并引发欧洲革命浪潮的运动。但正是此时，领导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希腊所见，改良主义领导层无法提供前进的道路。改良主义者言行不一的矛盾被推至难以忍受的程度，运动因此陷入危机。共产主义者的作用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工人如今已经如此激进化，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推翻他们的领导者并自己掌握权力呢？彼得格勒，1917年4月，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正被工人们举着//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如果工人能够自行组建一个革命领导层，那么革命政党就变得多余了，坦率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下了。革命政党的作用不是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所解释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5]【译者注：卢森堡口中的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恩格斯所建立的，尚未公开背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要从言论转向行动，政党必须能够赢得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信任。战略问题因此转化为战术问题。共产主义者必须能够以工人阶级的视角看待世界。我们必须以群众当前的意识为出发点，包括他们可能抱有的任何幻想——对改良主义领袖的、对民主诉求的、还是民族问题的——并将这些与工人阶级控制社会的需求联系起来。如果共产主义者认为群众在诉求或选择领袖方面存在误判，那么我们必须告诉他们真相。但不能站在一旁说教。首先，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准备好了与他们并肩作战，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基础上去作战。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方法；这正是托洛茨基一生中一贯主张的，尤其是在《过渡纲领》中；这也正使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进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方针。1917年春天，大多数工人寄希望于孟什维克等改良主义政党。列宁并未简单要求工人放弃改良主义，而是公开宣布这些政党应自行夺取政权，且应拒绝与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合作。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它恰恰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工人的诉求，并表明改良主义在实践中无法满足工人的要求。同样，布尔什维克关于召开制宪会议和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要求，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要求；它们直接源于群众的要求。但布尔什维克在解释时赋予了这些要求革命性的和过渡性的性质，指出实现这些要求的唯一途径是工人和农民通过他们在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委员会）夺取政权，并亲自实施这些要求。列宁对布尔什维克的建议是：“耐心解释！”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转向布尔什维克党，将其视之为唯一能够真正实现他们所为之斗争的改良的政党。没有这一点，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我们的任务未来一段时间将为革命共产主义者带来许多机遇，但也将带来严峻的考验。列宁和托洛茨基，1920年5月//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如果我们无法吸引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加入我们的阵营，那么任何声称自己是现行领导层的革命替代方案的言论都将被揭穿为空谈。当前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克服我们自身孤立状态的斗争。在革命共产主义者刚刚开始组织起来的国家，赢得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任务仍只是未来的前景。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培养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能够识别工人领袖的错误，更能把握到工人的真切感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加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力量。能否理解改良斗争、改良主义与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检验任何革命趋势的试金石。任何未能理解这一点的趋势，最多只能扮演共产主义宣传团体的角色，但绝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这是我们的任务。若要成功，我们必须吸收学习过去的经验。“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托洛茨基，《再论中派主义》（Once More on Centrism，1934年3月，译者译）[2]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3] 同上[4] 出自共产国际1922年12月文件《联合阵线纲领》（Theses On The United Front）[5]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