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它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运转失灵的？ Share Tweet马克思说过：每个社会制度都受制于自身的规律：支配其运动和发展的客观动力、力量和压力。在这篇文章中，亚当·布斯研究了苏联早期几十年中的情况，以具体了解强加给这个年轻的工人国家的经济规律，从而用成功开展共产主义斗争所需的经验教育并武装新一代革命者。(本文原文发布于2024年8月23日，译者：HG）“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可怀疑的成果，但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把这次革命当作是人类文明的坟墓。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为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点燃了希望的灯塔。但是，他们是在最极端、最不利的条件下做到的：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多年战争和动乱的破坏下，在帝国主义的围攻下。此外，他们是在没有任何路线图的情况下做到的，除了巴黎公社的短暂经历之外，而巴黎公社在短短几个月后就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尽管苏联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它从未成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然而，苏联早期的几十年——从1917年到1937年—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研究并充分吸收这些经验教训。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通过追溯布尔什维克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理论争论，我们可以具体了解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并对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有所启示。过渡时期的制度1917年11月7日（旧俄历10月25日），列宁登上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台，宣布了那个著名的消息：“我们现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尔什维克，都不相信一夜之间就能建立起这种秩序。同年，列宁在其代表作《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然而，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尔什维克，都不相信一夜之间就能建立起这种秩序。//图像来源：公共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此基础上，社会将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只有到那时，阶级社会的最后残余——如国家、货币和不平等——才会最终开始枯萎和消亡。1918年，列宁明确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过渡性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明白，俄国的条件与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需的条件相去甚远。综合和不均衡发展到1917年，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的条件肯定已经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间，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和计划化。但生产出来的财富仍然被老板和银行家私人占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经济已被垄断企业所支配，垄断企业与金融资本和国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就是最好的例证。国家的工业信托和运输网络被收归国有。取代“自由”市场的是有计划的生产—尽管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然而，工人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并不是在德国或英国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半封建的俄国，那里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如土地改革）都没有完成。列宁指出，“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列宁解释道，“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这有力地体现了托洛茨基所说的“综合不平衡发展规律”。由于落后，沙皇俄国被迫从国外引进资本、机器和技术。因此，到1914年，俄国的特点是现代工业的孤岛，工人阶级发达，但周围却是经济、文化和农业落后的汪洋大海。事实证明，这一矛盾既是俄国革命之母，最终也是其掘墓人。世界资本主义的链条在最薄弱的环节断裂。托洛茨基解释道，俄国被推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首先成熟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它再不能向前发展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是所有参战大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没有对手所拥有的现代武装力量和工业。国家有限的工业能力不得不转用于生产武器，加剧了基本必需品的匮乏和基础设施的瓦解。除此之外，沙皇俄国还特别依赖印钞和举债来为军费开支提供资金。因此，在战争期间物价飞涨了三倍。沙皇的大臣们试图通过向农民征收谷物税来缓解工人和士兵的饥饿。但这激起了农村的愤怒。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猖獗、物资短缺、强行向农民征粮：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指责布尔什维克带来的这些恐怖政策，其实早在“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之前就已存在。正是这些可怕的环境引发了圣彼得堡的大规模抗议，导致沙皇于1917年2月垮台，随后临时政府也被推翻，十月革命随之爆发。但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的同样条件，却使社会主义建设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着手实现这一艰巨的目标，他们认为革命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其在国际上的传播。没有国际传播，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就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建设社会主义了。列宁在1918年明确承认了这一事实，他指出：“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当务之急不是，也不可能是实施一个完全成型的社会主义计划，而仅仅是在传播世界革命的同时防止自身彻底崩溃。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工农取得了政权。但在1917年10月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也被这场运动所席卷，被迫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引导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当务之急不是，也不可能是实施一个完全成型的社会主义计划。//图像来源：公共领域夺取政权是在城乡巨大的革命浪潮中发生的。工人们在工厂里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贫苦农民则把地主赶出了庄园，并开始在他们中间重新分配土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试图将这股浪潮引向社会主义目标。但政治因素始终压倒了经济理想。新的工人国家机器也不够强大，无法将政策转化为行动。以土地问题为例。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正式废除了所有土地私有制。然而，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利用征用的土地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并按照社会主义路线组织农业，而是被迫采纳了所谓的“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但在执政后，很快就出现了与这些新获得土地的自耕农之间的摩擦。同样，布尔什维克将工人和工厂委员会视为工人控制和管理的雏形，是工业社会主义计划的组成部分。鉴于国家的落后性，列宁设想了一个长期的工人控制时期，在此期间，工人阶级将通过研究老业主及其专家的方法来学习如何管理工业。然而，工人控制的最初步骤是无政府的，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应用于局部工厂的。许多工人对工人控制权的理解更倾向于辛迪加主义：不是指工人对整个生产的控制权，而是指工人合作社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不受任何人或任何事的影响。随着工人占领工厂以及资本家的逃离，许多企业被收归国有。但这些掌握企业的工人们却认为，他们自己现在才是企业主。E.H.卡尔（E.H.Carr）在其所著的《苏维埃俄国史》中指出，当时甚至出现了“工人在接管工厂后，为了自己的利益，简单地挪用资金或出售股票和厂房”的情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之间的区别；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反对资本家与工人群体反对个别老板之间的区别；工人国家的协调、集中规划与分散、孤立的工人委员会和合作社的独立控制之间的区别。卡尔总结道：“生产问题和社会中的阶级关系问题可以通过个别工厂工人的直接和自发行动来解决，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辛迪加主义。”卡尔还补充道：“社会主义并不寻求使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从属于同样不负责任的工厂委员会，而工厂委员会声称拥有与政治当局相同的独立权；这只能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永久化，而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烙印。”工业国有化布尔什维克有意识地试图控制局势。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简称VSNKh，又称Vesenkha）。Vesenkha负责“组织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财政资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各行业（如金属和纺织）的大企业信托公司（glavki）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信托公司是沙皇时代为规划战时生产而出现的。第一个被国有化的行业是金融业。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强调过，共产党人未能夺取法兰西银行是一个致命错误。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采纳了这些至理名言。1917年12月，为了应对银行家的破坏活动，苏维埃政府部署了军队，并下令将各银行合并为单一的国家银行，垄断货币和信贷。政府还废除了其前任积累的所有公共债务，尤其是欠外国金融家的债务。这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他们迅速切断了剩余的信贷额度，从而提高了国家控制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在其他的地方，国有化起初大多是自发的：这是对老板破坏行为的防御性反应，或是对工人直接行动的追溯性认可。在最初的九个月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有化是由地方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主动实施的，而非来自高层的命令。然而，大约从1918年5月到6月，随着资本家的破坏活动愈演愈烈，帝国主义也加强了干预，布尔什维克被迫改变方向，将大片工业国有化。但即便如此，这些征用也主要是以临时方式进行的，而不是作为总体计划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显然是革命的动力。但这股力量需要以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引导和指挥。然而，列宁解释说，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不具备适当规划生产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国家资源匮乏，国有化的企业很快又被租回给了原来的所有者，而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仍然留任。与此同时，真正的工人控制和管理制度需要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地方苏维埃协同工作。列宁指出，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苏维埃共和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足够时间和文化的工人阶级：生产力水平要让工人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参与生产经营，同时要有足够的教育和技能来完成相关的行政任务。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使是社会主义计划也无法顺利完成。相反，列宁呼吁只对经济的关键杠杆实行国有化，保留原有的管理人员，但由工人进行监督。与此同时，还要在维森卡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和组织工业。此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对这一立场提出了异议。这些极左派倾向于更自主的工人控制，同时也呼吁实行“坚定的社会化政策”。列宁对他们以及他们谴责政府奉行的“布尔什维克右倾”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不屑一顾。列宁断言：“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粹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但是，他也强调：“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在经济的制高点被国有化的同时，1918年4月正式实施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这对于保护新生的苏维埃经济免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防止投机商人将财富虹吸出境或从进口中获利至关重要。展望未来，除了大工业国有化，对金融和外贸的控制也将成为社会主义规划的关键。在短期内，这些举措对保卫革命至关重要。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战开始时的状况，内战推动着布尔什维克去扑灭更大的战火。战时共产主义革命后接踵而至的世界大战和内战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混乱。1918至1920年间，数百万国内难民被迫逃离家园，帝国主义军队和白军洗劫了城镇和村庄。还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和流行病。除此之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掠夺还造成了严重的领土损失。收成受到严重破坏，交通中断，城市人口锐减，因为饥饿的工人返回村庄寻找食物。政府试图通过向投机商、私人商人和库拉克（富裕的资本主义农民）发动战争来解决粮食危机。//图像来源：公共领域由于工厂失去了工人、原材料和燃料，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到1920年，苏维埃俄国大规模工业的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13%。此时，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是存活下来。由此开始了被称为“战争共产主义”的时期和计划：试图将一切可用资源用于红军。这样一来，工人和农民所剩无几。前者在城镇面临着物价飞涨和严重短缺，在工厂则面临着艰苦的工作时间和条件。后者的粮食和牲畜被国家征用。政府试图通过向投机商、私人商人和库拉克（富裕的资本主义农民）发动战争来解决粮食危机，因为他们牟取暴利并囤积粮食。但对村庄和仓库的袭击只能获得这么多。中央政府还向合作社运动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的网络获取和分配粮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他们非常不合作。因此，到1919年，布尔什维克引入了余粮收集制：以国家确定的价格强制交付粮食配额。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没收剩余粮食。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相当于同样的事情，因为作为回报的钱很少，而且由于通货膨胀，钱越来越不值钱。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报名参加征用运动。工会、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组建了武装征粮队，其主要目标是富农。除了揭露秘密库存和获取粮食外，他们的任务还包括对贫困农民进行政治鼓动，使他们能够加入到寻找粮食和反对农村富裕阶层的斗争中来。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在富农和其他农民之间打入楔子。然而，从前者那里获得的盈余是不够的，这导致了前社会主义者（prodrazvyorstka）职权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后者更倾向于认同农村居民，而非城镇工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制成品来换取农民的粮食，征用遭到了抵制和破坏，包括播种量的减少。粮食队的工人面临着被富农党羽屠杀的危险。征粮工人的尸体不止一次出现在谷仓里，他们的肚子被割开，里面塞满了粮食。政府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没有足够的工业，他们就无法向农民提供他们要求的商品来换取粮食。这意味着工人的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工业产量进一步下降。而与此同时，还必须养活军队。极端措施内战加速了工业国有化。军事行动要求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以打击经济领域的混乱局面。生产必须集中在效率最高的工厂。稀缺的材料必须分配到最有效的地方。到1920年11月，维森卡（Vesenkha，一种由地方居民组成的武装力量——译者注）负责监管约3,800-4,500家国营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大型工业企业，但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它们并不完全是经济的“制高点”。1918年3月，维森卡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人数从300人左右激增到6个月后的6000人。而其中许多人曾在沙皇的国家机器中任职，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但即使在这种被围困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仍坚持就关键问题展开辩论：中央计划人员与地方苏维埃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集权与联邦制之间的关系；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和行政人员，提供更高的工资和奖金；以及工会作为动员劳工的工具的作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整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都受到了批评，尤其是来自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率先承认，内战要求采取的极端措施远非理想。但这些措施是必要的。没有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权，就不可能赢得战争。没有专家的协助，没有经验、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是无法经营国有工业的。当务之急是生存，而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权，就不可能赢得战争。//图像来源：公共领域如果其他稀缺的经济资源都要根据红军的需要来组织和规划，那么作为生产中最重要元素的劳动力为什么不能遵循同样的原则呢？列宁和托洛茨基强调，苏维埃国家必须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特定工人群体的利益。工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维持工厂的秩序、纪律和生产力。随着物资短缺的加剧，政府加强了对分配的控制。合作社和零售店实际上被国有化了。一系列产品的价格被固定下来。配给制在革命前就已开始实行，现在又重新恢复，产业工人被优先考虑，而前资产阶级则排在队伍的后面。但这些配给是不够的。1919-20年间，城镇中只有约20-25%的食品消费来自配给供应。工厂员工甚至在工作场所的菜园里自己种菜。由于饥饿，彼得格勒的猫、狗和马彻底消失了。市场被正式取消了。但政府的限制是无能为力的。供求规律继续在发挥作用。黑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商”（投机者）以极度虚高的价格出售稀缺商品。为了给国家开支提供资金，政府越来越多地开动印钞机。卢布日益贬值。通货膨胀率从1918年的600%飙升至1400%。随着货币变得一文不值，经济开始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苟延残喘。货币被实物支付所取代。国有企业根据维森卡记账法交换物资。国家免费提供口粮和服务，如公共食堂和交通。作为工资的替代，工厂工人从自己的工业产品中分一杯羹，通过黑市上来以物易物。价值法则战时共产主义通过的紧急方案，形成了几乎完全国有化的无货币经济。但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概念没什么相同。这种矛盾的结果是破坏和绝望的产物，而不是理论或设计。更多的极左布尔什维克试图把这种必然性说成是一种美德。由于混乱和崩溃而意外出现的无政府状态，被描绘成迈向社会主义的刻意步骤。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规律仍在继续运作——不仅在外部，通过世界市场的压力，而且在工人国家本身的范围内。马克思指出，对于每一种经济制度来说，都存在着某些客观的动力，它们独立于任何意图或意志而存在，调节着社会的财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他解释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形式是商品：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并通过市场进行分配。平均而言，商品是根据其价值进行交换的，而价值是由蕴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称之为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它规定了商品交换的比例。它决定了货币这一“商品中的商品”的价值。它引导资本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形成全球分工。在资本主义内部，经济的每一部分都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互关联。但这一系统完全是盲目运作的，它在资本家和工人的背后运作。因此，在资本主义下，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和价格的波动表现出来，通过混乱和危机寻求“平衡”。相比之下，在战时共产主义下，整个资产阶级都被摧毁了。市场关系被正式架空，基本商品和服务现在不是作为商品而是通过国家正式分配。那么，价值规律当然已经被推翻，货币可以顺利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然而，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货币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是获得社会总财富一部分的权利。货币是一种社会工具，充当交换手段、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就像任何工具一样，在它变得过时和不必要之前，是不可能丢弃的。同国家一样，在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稀缺性转变为超丰裕性，随着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被有意识的计划和分配所取代，货币也必然会消失。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克服价值规律作为经济主要调节器的作用，同时克服其货币和物质症状：价格波动和短缺。托洛茨基解释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要消灭。二者之渐渐死亡，在社会主义之下就理应开始了。”。但他强调，“货币是不能任意‘废除’的”：“只有当社会财富之不断增长能使我们两足动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钟工作的吝啬态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粮太少的羞耻心理的时候，才能给予金钱崇拜致命的打击。”黑市的存在和普遍的短缺清楚地表明，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消失的物质条件——真正共产主义的条件——在战时共产主义下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下。每一分钟“多余的劳动”都是宝贵的。“一个人的口粮数量”确实是一种耻辱。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明显——工人们不得不采用以物易物这种最基本的交换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战时共产主义”与其说是朝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迈进，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极左派们犯了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假定革命一举推翻了资本主义的规律；假定国家所有权足以超越价值规律。而斯大林主义者在后来又重复了这一严重错误。新经济政策到1920年底时，俄国内战的形势已经转向有利于红军。这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整个国家处于一片废墟之中。经济的方方面面——工业、农业、运输业——都遭到了破坏。饥饿和疾病笼罩着大地。通货膨胀已经失去控制。这就是1921年初开始的党内辩论的严峻背景，这个辩论最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新经济政策”（NEP）的政策。这就产生了新的群体：“耐普曼“。商人和小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已逍遥法外，经营黑市——他们为这一私人贸易网络提供便利，顺便为自己捞一笔。//图像来源：公共领域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粮食短缺。需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更多的粮食。但是，征粮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白军反动威胁的消退——地主卷土重来的危险也随之消退——农民对国家征用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导致了农村叛乱的爆发，而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更是将叛乱推向了高潮。这些起义是症状性的，表明当前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阶级对立远未解决；战时共产主义并不像乌托邦极左派所想象的那样，代表着向社会主义飞跃的基础。因此，政府改变了征收粮食的方向。粮食征用被累进实物税所取代。农民必须上交一部分收成，但有权通过私人渠道出售超出部分的粮食。强制方式被激励手段所取代。这看似微小的一步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其滚雪球式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首先，农民要想卖掉粮食，市场上就必须有其他商品——衣服、工业品和其他食品——让他们可以把新获得的现金花在这些商品上。这意味着要加强消费品的生产。但国有工业已经瘫痪。而修复这些工业所需的资源却无法通过魔法实现。如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取得成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第一次革命浪潮中幸存了下来，这一浪潮在1919年达到顶峰。因此，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得不依靠私人小生产者：工匠、合作社和家庭手工业，他们不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样，轻工业中的国有化企业也被租赁给私营企业家，并允许他们进行盈利性生产。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另一项要求：取消价格控制，使市场合法化——为农民提供出售剩余产品的途径；将食品从农村分销到城市；将制成品带入乡村。这就产生了新的群体：“耐普曼“。商人和小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已逍遥法外，经营黑市——他们为这一私人贸易网络提供便利，顺便为自己捞一笔。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需要稳定货币。没有可靠的兑换手段和稳定的价格，怎么可能有私人贸易？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讨论新经济政策时提出了更多问题。正如卡尔所述：“只要印刷机继续无限制地印刷卢布，‘稳定货币’就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政府能找到其他一些两全其美的办法，否则无法遏制通货膨胀；除非国家能减轻维持国营工业和从事国营工业的工人的巨大成本，否则无法想象将政府开支控制在它所能筹集到的任何收入的限度内。”总之，当前的通货膨胀经济制度需要被货币主义和紧缩政策所取代。到1922年7月，为了抑制猖獗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7000%），旧的贬值卢布正式被一种新的、由黄金锚定的货币——切尔沃涅所取代。国营工业开始了“合理化”进程，即所谓的“经济核算制”（khozraschet）。国有企业不能再依赖国家银行。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必须作为自给自足的企业，按照商业原则运营：管理自己的账户；削减成本；提高效率；直接与市场上的生产商和分销商打交道；并设法创造盈余（但不是为了老板个人的利润）。“无利可图的”（主要是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被租赁给私人管理，支付实物租金，或者被合并到信托公司内部。但是，除银行业外，所有最重要的行业——真正的制高点——仍由国家控制，雇用了绝大多数产业工人。为了平衡收支，国有企业必须降低成本。这导致了资产的大甩卖。结果，在需求低迷的时候，市场上出现了过剩的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相比，价格下降，农民受益，而城市生产者和消费者受损。这些企业也被迫进行大规模解雇。资本主义的“劳动后备军”也回来了。此外，经济核算制还要求重新向工人支付货币工资，并发放奖金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与保障就业和基本生活条件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劳动力动员相比，这是一个鲜明的变化。卡尔说：“这种粗暴的劳动纪律形式很快就被资本主义旧式的‘经济鞭子’所取代”。他指出，“作为法律义务的工作，被作为经济需要的工作所取代；作为制裁手段的对法律惩罚的恐惧，被对饥饿的恐惧所取代”。卡尔总结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经济政策就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要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最初允许农民出售余粮开始，整个经济政策发生了转变。在这条主线的牵引下，战时共产主义解体了。在农业中重新引入市场关系所产生的全部影响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但并非偶然。战时共产主义的解体体现了某种必然性。新经济政策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朝着市场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使政府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比任何人最初设想的都要远。客观的压力使政府摒弃了主观愿望。苏联没有也不可能逃脱资本主义的法则。但与此同时，工人国家在市场力量面前也并非完全束手无策。托洛茨基在1922年解释说：“工人国家在将经济转向市场基础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的开端，甚至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也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的开端。”工人国家在市场力量面前也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图像来源：公共领域他继续说：“国家对主要工业企业的集中控制，将在新经济政策下与市场的自动控制相结合”。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国家的任务是“协助尽快消灭市场”。他强调，重要的是，工人国家必须利用其对信贷、外贸和税收的控制，将资源引向国有工业。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反对任何废除或放松这种垄断的建议。他们强调，这样做会以牺牲工人国家和计划经济为代价，加强库拉克和耐普曼的力量。托洛茨基解释道，国家手中的这些财政和金融杠杆“提供了机会，不仅在农业领域（实物税），而且在商业和工业领域，都可以虹吸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收入用于国家经济目的”。通过这种方式，私营部门将“被迫向”托洛茨基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进贡”，这与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概念不谋而合。因此，这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一方反映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压力，另一方反映了国家计划的压力——代表了“过渡时期”苏联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范畴（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等）仍将处于工人国家的统治之下，但现在是一种经过修改的形式，受到越来越大程度的有意识控制。经济复原与重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情况有所缓解。在1921-22年伏尔加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干旱和饥荒后，收成有所改善。工业从低起点开始复苏，主要是通过恢复工厂而不是新建工厂。虽然农业和贸易领域的市场已经恢复，但关键产业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政府采取了措施，对这些产业进行更有力的组织和规划。早在1920年，“国防人民委员会”就被重新组建为“劳动和国防人民委员会”，负责制定全国的经济计划。随后两年间，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和国家银行（Gosbank）也被成立。前者负责总体和长期规划。这包括编制生产和消费的预测、目标、平衡和预算；监督大型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及确保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后者是苏联中央银行。两者都是对维森卡的补充，后者继续通过其信托基金（glavki）计划和管理国有工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济继续复苏，但是在复苏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严重的挫折。最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的“剪刀差危机”，这场危机因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得名。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阶段，农民从较高的谷物价格和较低的消费品价格中获益。现在，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这些价格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尽管政府试图抑制通货膨胀，但与收入相比，所有价格都在上涨。政府对国家生产的工业产品实行了价格控制。但这只会导致更严重的短缺。其结果是，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农民的对立情绪也日益高涨，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吃亏了。这一事件揭示了苏联经济固有的不稳定性；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增长的困难；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爆炸。与其说是“剪刀差”，不如说是在刀刃上求得平衡。而到了1925-26年，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大部分已经恢复运转，农业和工业生产也达到了战前水平。列宁曾把实行新经济政策描述为与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图像来源：公共领域党不再忙于眼前的生存斗争，注意力开始从恢复转向“重建”——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做好准备。至于下一阶段将采取何种形式，人们争论不休。然而，此时的争论已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对与错。这是一场关乎革命命运的政治斗争。官僚的崛起列宁曾把实行新经济政策描述为与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是一次失败和退却，但这最终是必要的；是一次争取时间的尝试，直到通过其他地方的成功革命提供生命线。然而，新经济政策对市场方法的依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它在经济上扶植了富农、商人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提高了他们相对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矛盾的是，这些寄生阶层从工人国家中获得的好处比工人本身还多。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崛起。由于疲惫不堪，工人阶级与自己的国家和生产格格不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依靠老干部、行政人员和专家来管理社会。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在普遍匮乏的条件下，客观上需要“维持秩序的警察”。新经济政策的加强加速了这一进程，给官僚机构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适应新的市场化框架，并向苏维埃社会的资本主义倾向靠拢。因此，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呼吁在国家和党内开展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和职业主义的运动，并采取措施加强工人民主。如果要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那么就必须采取政治措施来巩固工人国家。1923年10月，在列宁因病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们成立了“左翼反对派”，以反对党的官僚主义堕落，并捍卫作为工人国家的工人国家。他们的纲领包括对新经济政策的尖锐批评，因为新经济政策滋养了资产阶级、商人和中间商。另一方是布哈林领导的右派反对派。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更接近极左派。但后来他急转直下，成为通过市场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狂热倡导者——他向农民发出的呼吁就是最好的证明：“发财吧！”中间是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代表着膨胀的官僚机构的利益。托洛茨基将这一派别称为“中派”，意思是介于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1924年列宁的逝世无疑是一个打击。但他的逝世其实并非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堕落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后来所说，如果列宁还在世，他也会被关进斯大林的集中营。划定战线苏联如何发展工业的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党无产阶级派和小资产阶级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爆发点。双方都赞成工业化。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及工业化的速度。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呼吁制定并实施一项变革性的工业化计划。他们说，应优先投资于大规模工业——投资于不仅能生产生产资料（包括钢铁和化学品等原料），而且能“生产生产资料”（工业设备、机床等）的工厂。为了提高土地生产力，农业需要机械化和现代化。目前分散在2,000万至2,500万户农户中的原始、分散的农民生产状态无法容纳拖拉机和先进的农业技术，这就需要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庄。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强调，必须激励而非强迫贫农和中农加入集体农庄，向他们证明集体农庄能提供比传统辛苦的小农业更好的生活水平。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托洛茨基呼吁开展重要的工程建设。其中包括在第聂伯河上修建水电站大坝，为新一轮的现代化工厂和农场提供电力。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在这些系统、全面的经济措施的基础上，可以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实现巨大的增长，远远超过计划经济委员会官僚们设定的极其微小的目标。而斯大林主义者们则嘲笑这些建议。列宁曾将共产主义概括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然而，斯大林在回应托洛茨基的第聂伯河建议时却精辟地反驳说，这相当于给农民提供“一台留声机而不是一头牛”。关于制定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的呼吁被斥为不切实际。托洛茨基被指责为“过激工业人”。布哈林尤其警告说，这种政策会导致与农民的分裂。从根本上说，这些批评反映了官僚机构固有的保守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斯大林和布哈林正是依靠小资产阶级——正如“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一样。斯大林主义者担心任何会对农村造成经济压力的措施都会引起农民的反弹，因此要求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主要从国有工业内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但这种政策只能释放出少量资源，用于对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再投资——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此时提出了保守的增长目标。相反，布哈林建议激励农民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原材料，然后在世界市场上用这些原材料换取机器和工业设备。经济史学家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解释道：“布哈林本人曾说过要骑着农民的唠叨车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能说服农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吗？党能够控制它吗？”这些都是1925-27年重建辩论所围绕的粗略战线：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被驱逐的前奏、斯大林主义者在主张上的反复无常，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官僚主义实施。理论斗争斯大林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的《新经济学》就是其中一部著名的著作。该书写于1926年，是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政策的回应，试图发展苏联经济理论作为行动指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旨在说明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是正确和必要的：正确的是强调了快速工业化的潜力；必要的是掌握规划科学并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生产力。相比之下，他认为布哈林和斯大林——此时的联盟——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完全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者在“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官僚利益的驱使下，而不是在理论上考虑问题，凭经验行事。就像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制度没有真正的理解。官僚机构及其代表被各种事件推着走。他们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执行完全符合价值规律的政策——其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苏联完全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斯大林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图像来源：公共领域马克思解释说，在市场体系中，资本不受阻碍地流入利润率最高的部门。鉴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称的俄罗斯的“相对优势”：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与缺乏机械相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罗斯，这意味着将投资引向农业。而这本质上正是布哈林和斯大林所呼吁的。左翼反对派解释说，斯大林主义者的建议不会导致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一战略非但不能建立国有工业，反而会使苏联经济更加依赖原材料出口，就像那些殖民地国家一样。此外，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工业发展必须由国有部门自筹资金，这让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从而拉大了苏联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将无法实现工业化，只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受到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支配。同时，通过专注于农业生产，富农的地位将得到加强。最终，这将导致农村与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富裕农民要求按照自己的条件直接、自由地进入世界市场。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除非采取积极措施颠覆这一进程并剥夺私营部门的财富，否则进一步的积累将有利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这些压力加在一起，最终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和危险。因此，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强调了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性。如前所述，这一术语类比于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仍在积累以利润为基础发展工业所需的财富和资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说，这种初步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是建立在平等交换（即遵守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掠夺和抢劫的基础上——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国家武力。同样，左翼反对派认为，由于落后和孤立，苏联必须通过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不平等交换来积累工业化资源。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必须加以理解并相应地转化为党的政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固定价格、征税、利用国家对金融和外贸的垄断，从而使资源从农民和商人手中流向工人国家。在此基础上，国营部门的积累可以加速，主要是以牺牲富农和新工人为代价，国家可以成为现代工业强国。否则苏联经济将继续落后，依赖大量低生产率的劳动力。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必要的，直到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取得胜利——直到达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国家、货币和阶级对立开始消亡。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要求与价值规律一样，这是过渡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客观规律，而价值规律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然而，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强调，价值规律并没有消失。市场关系在内部和外部的盛行维持着这种压力，生产力的不成熟和匮乏条件的持续也是如此。这些客观因素限制了苏联的政策制定者。经济不能以任意、急速的速度增长。这会引发短缺、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这些都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但价值规律的威力已被日益强大的国营部门和计划所削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再仅仅受到盲目的市场力量的调节，还受到会计和组织的调节。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现在“有了一种实现经济体系平衡的新方法，它是通过有意识的预见和对经济必要性的实际计算的巨大作用来保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同时存在着两种倾向截然相反的规律。（在价值规律中），我们的过去压在我们身上，顽固地力图继续存在，意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但反之亦然：“国有经济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它的各个环节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个可行的经济计划中......它对价值规律的抵抗力就越强，它对商品生产规律的积极影响就越大，它本身......就越能转化为整个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律性因素”。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解释说，在试图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中，“一些社会主义特有的规律在这里适用，一些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也适用。”。这实质上是旧的生产方式与正在孕育的新社会之间的斗争。托洛茨基赞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要性的评价。但他坚决反对粗暴和机械地应用这一概念。为了保持城市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和谐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不能像欧洲资本主义蹂躏其殖民地那样“掠夺”农民。托洛茨基指出，信贷、税收和价格制定应倾向于“不平等交换”，使城镇和工业优于农村。但不应将问题推向危机的地步，引发农民与工人国家之间的公开冲突。此外，托洛茨基还强调，不能为了确保最快的工业化速度而轻率地牺牲生活水平。工人和农民必须能够感觉到他们正在取得进步。托洛茨基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要求绝不能与斯大林主义者主张的“一国社会主义”连接上。而且即使“左翼反对派”的经济纲领被全盘采纳，但只要苏联仍然被资本主义市场孤立和包围，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世界革命就没有解决办法。强制集体化斯大林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做法的危险性很快就显现了出来。然而，没有农业集体化，进而就没有机械化和电气化，就不可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1927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五大上击败了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开始披上他们的外衣，向左转。他突然变成了快速工业化的倡导者，并开始告诫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要适应资产阶级倾向。这一转变是由经济因素引导的。正如左翼反对派所警告的那样，新经济政策使得富农更加胆大妄为。他们抵制任何约束他们的企图。特别是，他们敌视农业社会化，因为这威胁到了官僚阶层的利益。然而，没有农业集体化，进而就没有机械化和电气化，就不可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没有更高的作物产量，就无法养活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卡尔评论道，“农民需要为不断发展的城镇和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然而，如果这“对农民造成了过大的压力，他就会减少农产品的供应量，囤积剩余产品，减少面向市场的播种量，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卡尔总结道：“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斯大林主义者一心肃清左翼反对派，却暂时忽略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冲突。但是，1927年底粮食供应的恶化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随着左翼反对派的警告一一应验，官僚机构被迫执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政策，但却是以最蹩脚、而且最反动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曾经依靠小资产阶级打击左派，现在又依靠工人阶级打击右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斯大林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一突然转向使许多曾与托洛茨基结盟的人迷失了方向。其中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既然官僚机构现在正在执行自己版本的托洛茨基建议，那么“在新路线的基础上与党内多数派和解”的时候到了。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转向不会导致社会主义，而是一场彻底的灾难——进一步加强了反动官僚机构。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事件的证实。由于没有制成品来交换粮食，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来解决农业危机。从1928年初开始，斯大林官僚集团针对库尔德人及其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行为发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强制性运动。但国家官员往往对富裕阶层和中下层农民区别对待，迫使后者投入前者的怀抱。人们对战争共产主义记忆犹新。很快，斯大林就要求强制集体化，“粉碎富农阶级”。但这只会加剧粮食危机。由于国家攫取了所有能够攫取的粮食，农村中几乎没有粮食可供农民及其牲畜食用。这也意味着田间的畜力和肥料减少，进一步影响了产量。到1932年，农业产量下降到1928年水平的73%。城市里出现了排队买面包的现象。配给制再次出现。“包身工”也再次出现。数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生产目标与危机在此背景下，计划经济委员会和最高经济理事会的官员们正忙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前，他们曾迫于压力而缓和了自己的建议，而现在，好高骛远的目标成为了这个游戏的名称。苏联经济学家们就计划应该是“遗传性的”还是“目的论的”展开了辩论。前者的支持者认为，规划应该只是预测有机的、无政府的经济变化。而后者的支持者则强调需要设定目标，然后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塑造相应的社会。广义上讲，“遗传论者”与右派有关，更多依靠市场方法来实现经济平衡。“目的论者”反映了斯大林官僚机构的主观主义观点——认为计划生产只需要意志力和一只坚定的手掌舵。正是目的论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观点塑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于1928年10月正式启动。但其目标直到第二年春天右翼反对派被击溃后才得到正式批准。新经济政策结束了。尽管有官僚主义的限制和社会代价，苏维埃的计划经济还是取得了巨大进步。即使是资产阶级的估计也表明，在1928-37年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下，经济增长了约62%-72%。人均产出跃升了60%。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和重新装备。第聂伯河水电大坝等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大坝于1927年开工建设，尽管在此之前几个月斯大林刚刚否决了该项目。教育和医疗保健得到了显著改善。苏联摆脱了落后状态，进入了现代化时代。与此同时，西方经济正遭受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即19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一开始，苏联官僚机构命令主义的不科学方法就阻碍了计划的潜力。自新经济政策时期以来，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们可能已经改弦更张，但他们的官僚主义弊端依然存在。布哈林曾呼吁工业适应农业，成为农民的奴隶。但现在，官僚规划者在制定目标时完全不顾真正的物质、生产或政治限制。工程师和专家的建议被忽视，科学数据和模型也被忽视，他们更倾向于基于声望而非事实的目标。既定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赶上帝国主义列强。斯大林主义者在新经济时代的保守主义现在被冒险主义所取代。但这两种方法背后的理念是相同的：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认为苏联经济不受客观规律和限制的支配，需要了解这些规律和限制才能指导决策。正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计者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Stanislav Strumilin）所坦言的那样：“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经济，而是改变经济。我们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破的堡垒。工业化]的速度问题要由人来决定。”但是，尽管官僚机构发表了浮夸的宣言，苏联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下的发展却远非一往无前。经济增长曾一度停滞不前。1931年至1932年，增长速度急剧放缓。苏联遇到了连布尔什维克都无法“攻克”的难题：其自身的内部动力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外部压力所带来的限制。肤浅的宗派主义者从这一证据中看到了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苏联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性质根本不同。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过剩的结果：整个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本过度积累；这是由价值规律和利润（剩余价值）的起源——工人阶级的无酬劳动——引起的基本矛盾。相比之下，苏联的危机是生产不足的危机，源于官僚主义的计划；源于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使整个经济为达到这些目标而紧张——造成撕裂和破裂、比例失调和瓶颈、短缺和通货膨胀。资本主义下的危机表明，生产力已经超越了市场的极限，资本主义积累已经走得太远，表现为滞销商品过剩。苏联官僚计划经济的危机则表明，目标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极限，社会主义积累还不够，表现为一排排空荡荡的货架。正如格兰特所评论的那样：“国家现在只能在价值规律的范围内进行调节，但不能任意调节。任何企图违反和超越生产力自身发展所规定的严格界限的行为都会立即导致生产对生产者的支配权的重新确立。这就是斯大林在俄罗斯经济遭遇通货膨胀危机被完全扭曲和打乱计划时，不得不发现的价格和货币的关系。价值规律不是被废除了，而是被修改了。”在对资本主义市场规律进行反击之后，官僚机构发现自己又遇到了它所不了解的其他规律。这将对苏联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经济计划的科学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尾声，苏联经济中的问题显然越来越多。然而，官僚机构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继续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更加荒唐的目标，并压制任何存在的抗议者。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加剧。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工人们承受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被迫超时工作，生活在狭窄破旧的环境中。斯大林的大清洗更是加剧了矛盾。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他在流放地观察到了这些灾难。他在1932年写道：“破绽是存在于工业化之悬赏的跳跃，而将计划的诸要素，导于相互威胁之矛盾中的一点…在于确定计划效果之社会的和政治的手段被破坏或毁弃的一点；在于蓄积的不均衡，更突然的临以威胁的一点”。“我等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却是事实的真相。我等还没有把握着计划的调节方法。我等仅只履行了第一个素描的假定，并且还是不良而且盲目的履行。危机于我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不可避的。”计划是一门需要检验的科学。//图像来源：公共领域问题在于苏联计划的官僚主义做法，它源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社会管理的权利；源于工人国家的畸形性质。计划是一门需要检验的科学。托洛茨基警告说：“构成经济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苏联经济的效果，是只有于实行过程中，从事计划之常时的调整，和基于实验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体的改造，才能获得其保障。”。他强调说，没有一个“睿智”能够制定“从小麦的播种面积到‘秋士几’的纽扣，能够作成一个先天的，正确而完满的经济计划”。然而，这却是官僚机构正在尝试的，他们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里自上而下地计算物质平衡——所有主要材料和国营工业的投入和产出，与当地的现实几乎毫无联系。托洛茨基继续说道：“直接参加经济的国家和个人，集团和单独的参加者，不仅有助于计划委员会之统计的计算，而且有助于需要和供给之直接的影响，其必要和相对力是必须发表的。”在过渡时期，托洛茨基强调：“计划经过检讨，并于其显著的程度上，以市场为媒介而实现。市场自身的调节，依存于经过中介而显现的趋势。事务室的预定，必须经过商业的计算，才能证明其经济的合同的性。”。换句话说，工人国家需要利用价格信号来检验、确证和更新任何经济计划，找出薄弱环节和短缺，并以此有意识地分配资源和投资，以实现和谐发展和均衡增长。一个健康的无产阶级政权不会成为价值规律无助、无知的牺牲品，而是会将价值规律作为规划生产和分配的众多工具之一。托洛茨基指出，“货币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经济核算手段，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社会化了”。他强调，这反过来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但是，官僚机构却通过使用印钞来填补预算漏洞，从而削弱了切尔沃涅币作为可靠货币标准的能力。正如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代初对通货膨胀的威胁沾沾自喜一样，斯大林主义者现在也大错特错，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价值规律和货币流通的束缚。托洛茨基指出：“把经济计划建立在不定的价值规律上，就等于用松动的罗盘和弯曲的尺子来绘制机器的蓝图。这正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切尔诺贝特的通货膨胀是苏维埃经济官僚主义混乱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同时也是工具。”托洛茨基指出，计划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一门必须从经验中学习的艺术。他概括道：“社会主义计划的艺术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随着权力的征服而完全呈现在人们的手中。这门艺术只有通过斗争，一步一步—不是少数人，而是千百万人，作为新经济和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掌握。”这给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科学的计划手段——如预测和统计、物资平衡和价格信号——需要辅之以健康的工人民主制度。这意味着要从工厂委员会、工会和民选代表那里收集有关生产和消费的信息；根据事实不断检查计划，并做出必要的修改；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参与社会管理。托洛茨基总结道：“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过渡时期经济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是在几年内完全克服矛盾和不相称（这是乌托邦！），而是缓解矛盾和不相称，并通过缓解矛盾和不相称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直到新的革命胜利扩大社会主义计划的舞台并重建制度的那一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当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正在处决共产党员，剥夺民主权利，扼杀西班牙革命时，它却自豪地宣布：“当然，我们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托洛茨基对这一说法作了如下尖锐的批判：“假使马克思把那种立足于当时最进步的资本主义之上、而且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社会，叫作‘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么这个名称，很显然的还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日的苏联，在技术、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还远较资本主义国家为低。”他继续说道，“对于今日具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与其称它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如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制度。”1959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再次重复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论断。他说，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苏联已经准备好迈出“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宣言，共产主义的目标却从未在苏联以任何形式实现过。苏联始终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政权。而任何这种政权的本质不仅包含着向社会主义进步的可能性，也包含着向资本主义全面回归倒退的可能性。几十年来，在计划的基础上，工业和教育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却日益壮大，成为一个使国家衰弱的毒瘤，慢慢地耗尽了经济和社会的所有活力。最终，这一切指向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和现在一样，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今天，在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由于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技术和工艺，计划生产的过程将变得无比容易。此外，各国工人阶级的规模、力量和文化水平都远远高于一个世纪前的俄国。工人们掌握了足够多的经济运行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之后，凭借最新的科学、创新和工业，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飞跃。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经济规律也不会完全消失。价值规律将首先被征服，然后被完全消解。但我们仍然是物质的存在。客观规律仍将支配社会。在共产主义下，真正的自由将不是来自于想象自己能够摆脱这种力量，而是来自于理解必然性—并利用这种知识为我们谋利，以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泰德·格兰特解释说：“在最初阶段，控制和计划将在给定的限度内进行。这些限制取决于新的社会秩序接管时的技术水平。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马克思也曾强调：“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马克思总结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未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