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夺取自由的道路——“不断革命论”在印度的实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任务 Share Tweet（按：以下小册子是泰德·格兰特和他的同志史考特于1942年6月完成的小册子，刻画了当时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实际政策，并且把不断革命论应用在当时的印度情势上以得出印度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任务。译者：张子渊）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印度如同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刚刚苏醒，正隐隐欲动的巨人。整个世界的目光从为法西斯主义所困的欧洲大陆转移到了印度，这片两个世纪以来一直饱受号称民主的帝国主义枷锁折磨的次大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和英国帝国主义的瘫痪，印度人民的情绪高昂到了极点。历史的难题裹挟着人们，解决它已刻不容缓。尤其是对于英国的工人，印度获得自由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抽象的概念。这与他们自己遇到的困难，特别是战争造成的困难密切相关。工人们在战争中支持统治阶级，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是为了“四大自由”而进行的。在过去，英国工人一直保有一种安逸的幻想——即英国是为了印度人民的幸福而去统治他们。但现在，工人们开始意识到，印度人民不视英国人为解放者，而是视他们为外来入侵者，压迫者。在缅甸和马来亚[A]，群众对侵略是无动于衷的，对他们来说，英国人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反抗无非等于决定由哪个国家来统治他们。威廉·乔森·希克斯爵士精辟地概括整个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我们征服印度绝不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我当然知道有人在传教士会议上说，我们是为了提高印度人的生活水平才征服印度的。那怎么可能？我们用剑征服了印度，我们也将用剑守住它......它是英国商品的最好的出口地。”这才是英帝国主义在其殖民帝国中一贯的政策。印度和中国，连同亚洲的其他区域，是目前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中最抢手的地方。今天唯一的不同是，英国的剑已经失去了锋芒，变得锈迹斑斑，为此，资产阶级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开空头支票、做出虚假的“让步”、“国家独立”——当然，所有这些都将被实现，不过日期不详。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向来是坚持对印度殖民的一贯政策的。即使是在过去，哪怕是保守党有意向印度资本家做出一丁点让步，他都会极端地反对任何与其相关的政策。仅仅是印度表现出些许独立的可能性，他都会预言这将带来“无政府状态”和“一场腥风血雨”。而事实也证明，他在担任首相之后并未改变政策，直到1941年七月，有包括28名前部长和290名省议会议员在内的12129名印度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直到今天，其中绝大多数，特别是那些主张要让印度人民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自由的人，仍在英国的监狱中饱受煎熬。如果印度人民能够独立，哪怕是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帝国的宫殿都会轰然倒塌。到这时，在英国统治阶级的眼中，“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将敞开了。对他们来说，如果轴心国的战败带来的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必然崩塌，那同盟国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呢？到了那时，为了自由的反抗战争将冲出印度的国境，席卷全球各地。英国资产阶级宁愿将印度输给日本，也不愿印度人民独立。因为即便印度被日本拿去，英国也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重新夺回印度，即便代价是无数英美士兵的生命和多年的血腥厮杀。英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狼狈为奸的。这一点在新加坡沦陷时便得到了雄辩的证明。在那里，英国人可谓是一丝不苟地遵守和日本人的协议，直到日本人接管，都在以暴力手段维持着“法律与秩序”。即使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不能让群众接管政务。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仍有数百万人仍在枷锁之中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为自由而战”不过是是一场闹剧变得愈发明显。资产阶级总会强调印度有多么的“不安宁”，印度人民有多么的“不团结”。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关于印度“动乱”的论调是英帝国主义刻意捏造、助长的，其目的是继续用那一贯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来继续统治印度人民。在这项政策中，社区组织是英国人的主要武器之一，它们由英帝国主义资助，是英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这些组织就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工党领导人在谈判中最关心“一小部分人”。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穆斯林联盟，但事实上，很少有穆斯林支持这个组织。在1937年的选举中，该联盟只获得了穆斯林总票数的4.6%，即7，319，445张选票中的321，772张。8000万的穆斯林中有20%是什叶派，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不承认印度穆斯林联盟并且支持国会。有4500万的信众[B]拒绝被被该联盟所代表，并支持建立制宪会议。而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西北边境省，国会议员以大多数票当选总督。英帝国主义者的另一个工具——印度教摩诃萨[C]，他们代表了印度最富有的一群人，自然，他们也会以僵死的、反动的正统印度教为名来掩盖自身的本质。同时，它还充当了印度穆斯林联盟的附庸。1933年比哈尔邦一个糖厂的罢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是在刻意助长印度社会的分裂。他们将此次罢工称为“印度教和穆斯林问题”。罢工的起因是管理者只确保印度教员工的休假。其目的当然是在社区层面分化工人群体。但印度教和穆斯林工人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他们以联合罢工来回应这一挑衅。最终，他们赢得了罢工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出，克里普斯害怕由国会代表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弱势群体”实行“独裁”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这种恐惧来源于，英国资本家不再能通过腐朽的印度王室和少数特权人士继续压迫、控制印度人民。表面上，它是以“民主”之名抗议，而事实上，他代表的是由285000个英国资本家及其走狗组成的寡头政治。这些人支配，决定着其他4亿人的命运。随着日本军队轰开印度的国门，以及动荡局势在印度和美国工人阶级中的不断升级，英国资产阶级被不得不假装采取“所谓的”让步政策。为表“诚意”，他们派出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一位有“印度之友”之称的左派劳工代表，他承诺要给工人们“自由”，只不过要在战后才能实现。空手而归的克里普斯承认，他在英国的抗日战争中获得印度人的热情支持的计划失败了。在讨论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鸽派在唐宁街提出的划时代的建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英国承诺要给予印度“自治地位”。但在危机结束后，英国人觉得政治局势还不够“稳定”，印度人民还不够“成熟”，因此还不能立即让他们自治。就这样，25年过去了。然后历史重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统治者依旧不好过，他们又一次作出了换汤不换药的“战后”承诺，只不过这次它披上了克里普斯的新衣裳。在英国三个世纪的统治之后，群众对这种承诺自然是无动于衷的。要是帝国主义者真的想给印度自由，他们现在就会这么做。而事实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这么做。在这本小册子[D]中刊登的一篇印度同志的宣言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印度要获得真正的独立，最重要的是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彻底清算在印度以王公贵族和地主为首的野蛮的封建主义残余。代议制政府之荒诞有人提议，制宪机构应该由所有的省级立法机构组成，而在省级立法机构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印度人拥有投票权，这些人通通来自富裕阶层。不仅如此，印度的各邦王公还掌握了三分之一选举团成员的提名权。这样的议会，退一万步讲也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只有在英国的武力协助下，这些统治着25%人口的王公贵族才能延续他们腐朽，独断的统治。这些在王公贵族统治下的9000万人民不仅不能发声，相反，他们还被这些专制者所代表了。一次又一次，印度各邦的起义在英属印度的军队的干预下被残酷镇压。如果没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些亚洲封建主义老不死的幸存者对农民的压迫是撑不过一天的。省级立法机构代表的选举流程和一般选举不同，其“教派选取制”使代表们被人为地划分穆斯林、锡克教、婆罗门等群体。各教派（尤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代表人数不是由人口比例决定的，因此他们更加不能代表印度人民。它还将群众划分成工人、农民、地主、商人等不同阶层，如此一来，对印度人民的代表完全失真了。英帝国主义通过操纵其豢养的代理人，加剧印度社会的混乱和分裂。英国政府故意像这样制定宪法，以挑起血腥的冲突和内战。到那时，英国王室就可以介入并宣称只有英国才能维护交战派别之间的和平，并“维持秩序”。英帝国主义整个计划中的基本意图是，通过继续保留省督的否决权，将真正的权力留在省督手中。“代议制政府”之荒诞在过去就已经显露无遗了，省政府通过的政策，总督不同意......所以他就轻易否决了这些政策。此外，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战争爆发后，总督和他的议会趁着各省政府休克的时候，公开夺取了所有权力。英国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在我们揭穿那些英国政府欲盖弥彰的车轱辘话后，英帝国主义想要将最重要的权力，即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留在自己手中的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就和曾经在缅甸、马来亚和爪哇发生的一样，英国人不敢武装他们的奴隶。假如四亿的印度工人和农民能得到自由和武装，他们就可以筑起一道5000万人的血肉长城，这样英国就不用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向远东派任何一个兵了。除此之外，在战争期间，他们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演习，穿着任何与军队和民间志愿军组织制服颜色相似的非官方制服。”这种控制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大问题。迫于压力，英国人同意任命一位印度国防部长，但他无权通过任何战略和政策；最终决定权仍在如韦维尔将军这样英国任命的总司令手里。“目前印度正面临其关键时刻，在新宪法制定之前，国王陛下的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对印度负责，继续对印度进行控制和引导，这也是为打赢世界大战出一份力。而充分组织军事资源，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就是印度政府的责任了。”换句话说，就是英国要保留权利，但却是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对该权利负责。归根结底，谁拥有武装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权力。列宁以及在他之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与否是检验一个政权最重要的试金石。英国人丝毫没有打算放弃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从而放松他们的铁腕统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艰苦与暴力的革命，就永远不可能让资本家交出其占有物。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议题上，谈判破裂了。国大党虽然愿意向英帝国主义屈服，却希望至少能得到一些表面上的控制权以欺骗他们的支持者，使那些支持者以为英国人已经给了他们一些真正的让步，否则国大党必然在印度群众中失去所有支持。国大党的立场可以用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先生的话来概括。“现在，国防本应该是整个政府的责任，倘若像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至今反复声称的那样，英国的国防政策是受到严重限制的话，人民领袖就不能期望消除民众对于英国的冷漠，甚至是敌视态度了。”“应让人民领袖们能够对人民群众大声发誓说：我们要打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这些话中隐含了国大党被迫不能实施该计划的原因。克里普斯也许会再次履行他的使命；这一次，他将带来一些挽回面子的条款，给印度资本家能够一种权力真的被移交给了印度人民的假象......而实际上，它仍然在英国白厅的手中。尽管谈判破裂，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国大党领袖）还是以国大党的名义，呼吁组织最大限度地抵抗日本人的进攻。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英国人相较于日本人，会更加深重地剥削印度人民。他们明白，只有在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弱小的印度资产阶级才能维持其寄生地位。中国前几年发生的事情警醒他们。中国资本家们通过蒋介石，不停地试图与日本妥协。在日本人侵略满洲和华北期间，他们没有抵抗。只有当他们搞清楚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比如在上海，摧毁与日本竞争的中国工厂，并把机器当作零件送往日本用于军备生产时，他们才被迫开始抵抗。日本的工厂主与印度的工厂主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他们担心印度工厂主的投资，以及与英国和美国资本的关系，会迫使国大党选择英国而不是日本的剥削者。当前的情势：印度群众的经济状况。现任战争部长詹姆斯·格里格爵士（James Grigg）估计，印度人的平均收入为每年4镑4先令。这个数字不仅统计了贫苦的工农群体，还包括了富可敌国的印度王公和坐拥百万资产的磨坊主。即便如此，它也才约合每周1先令7便士，也就是说每天不到3便士[E]。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东印度公司时期还要低。这就是英国对印度实行了两百多年“保护”的丰厚成果。为了让人们了解靠这样低的收入对印度群众的生存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看看两位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报告：“印度人的平均收入只够养活三分之二的人，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吃得上饭的话，他们就得成天衣不蔽体，风餐露宿，放弃休闲娱乐，只买食物，而且只能买最差的、最粗糙的、最没有营养的那种。”他们的住房条件也不比营养状况好上多少。在孟买劳工局有关工人阶级消费状况的调查中，孟买有97%的工人阶级家庭住在只有一居室的廉租房。一个房间里往往住了两个，有时甚至多达八个家庭。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有五个人以上的房间里。256379个人住在有6到9个人居住的房间里。8133个人住在有10到19个人居住的房间里。15490个人住在有20个人或以上的人居住的房间里。在英帝国主义的“热心”帮助下，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从1921年的24.75岁下降到了1931年的23岁。即使是像V•安斯蒂（V. Anstey）这样拥护帝国主义的作家也承认，四个印度人里面有三个是穷死的。孟加拉邦的一个卫生官员在1927年到1928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要是拿大部分孟加拉农民吃的食物去喂老鼠。这些老鼠是活不过五周的。”从1911年到1931年，文盲率从94%“显著”下降到了92%。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英帝国主义开化其他文明的最好证据。这几个数字象征了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无限恐怖”，它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印度的土地问题资本家们夺走了印度人民的生存基础。他们被赶出土地，被迫沦为农村无产者。在1921年到1931年期间，印度的农业劳动者数量从2170万增长到了3350万。他们是农村里最贫穷，最悲惨的阶层。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只能通过自己的一小片地获取微薄的收入，并且还需要为大地主劳作来补贴家用。我们可以从孟买总统府的一份报告中得知这几千万人的土地拥有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有48%的农用租地的耕种面积少于5%，而在这些农业租地中，小农户真正拥有的土地只占总面积的2.4%。据专家估计，印度农村的一半人口都是由无地或半无地的农民构成的。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背负债务。农民（包括富农）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只有42卢比（213先令）。还要因为租金和税收减去20卢比。再算上高利贷者强行征收的一笔钱（我记得利率是75%），这些农民总收入三分之二就付诸东流了。一位国大党代表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总收入中，有三分之二的收入以地税，工商税，利息和非居民业主收租的形式流出村子。”在这些蝗虫掠夺完之后，这些农民的年收入只剩下13卢比，约合19先令。农民们永远活在债务的枷锁中。这些“好心”的高利贷者每个月收的利息仅为1安娜每卢比利率仅为75%[F]！在1921年，印度农民的总债务为4000万英镑。到193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亿3500万英镑。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身上的债务相当于他们五年的收入！再加上英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让高利贷者和地主对印度群众的奴役愈演愈烈。正如托洛斯基在评价沙皇俄国的统计数字时那样，他认为这些数字构成了“农民战争之现成的政纲”。不同的是，印度的情势，农民的贫困程度和缺地程度，以及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较俄国相比更加严重。并且，印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比俄国的更为团结，故资产阶级中反抗帝国主义的组织必然倒戈，国大党的背叛就是最好的证明。国大党在革命中的角色国大党虽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它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那些渴望从英帝国主义中获得民族解放的穆斯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然而，国大党内的资本家们并不是真的想和英国王室斗争到底。控制国大党的印度大资本家们一面和帝国主义藕断丝连，另一面又与地主，放债人和王公们纠缠不清。银行家和大资本家都来自地主阶级，在榨取工农阶级的利益这方面，他们共分一杯羹。在印度各邦，资本家通过投资把自己和王公们捆绑到一起，一来英帝国主义控制着银行，再者英国和印度资本共同控制着印度的大量工业部门，同时印度的金融结构与伦敦市直接挂钩。因此，尽管地主，资本家，王公和帝国主义者们可能会在分配那些从印度工人和农民榨取来的利益时有所分歧，但在共同侵占印度人民的剩余价值时，他们可谓是团结一致了。1922年的和1929到1931年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运动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农民加入一场政治运动时，印度的资产阶级会迅速地通过国大党向英帝国主义求援。帕尔梅·杜特（Palme Dutte）在他的《今日印度》[1]（写于共产国际的最近阶段，当时英国是“最反动的帝国主义”）中，在描述国大党对群众运动的背叛时写道：“只要国大党中央一声令下，这个计划（拒绝缴税：在贡图尔就没有征5%的税），就可以立刻在全国实施，这样全国就可以不缴土地税和租金了。然而这一计划意味着不仅要对帝国主义，还要对地主制度进行扫荡......巴多利决议规定......地方国大党委员会让农民向政府缴纳地税和其他税款......工作委员会让国大党的工作人员及有关部门告知印度农民，不向地主交租有违国大党决议，并且会损害国家利益......工作委员会向地主保证，国大党的政治运动绝不会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即使农民有所不满，委员会也希望他们可以通过相互协商和仲裁等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1930-1934年期间，国大党背叛民族斗争的本质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敢激起农民压抑的情绪，这种情绪具体表现为不仅是对英国政府（象征着征税机构），还有对本土剥削者的反抗。在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就像他们不在意究竟是虱子、跳蚤还是哪些其他虫子吸他们的血一样，他们也不会去关心地主，征税者和收债人的区别。为了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几座大山，农民们自主建立独立于资产阶级议会的组织来领导这一运动。1935年，第一个全印农民组织——全印共产党农民阵线成立了。到1939年，成员人数已经达到了80万人。他们的纲领中包括：完全实现民族独立，以及建立一个属于印度人民的，工农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然而，即使这些独立组织与国会矛盾越来越深，但由于领导层中缺乏关于当前局势的不同声音，他们还是从属于国大党。只有一名来自工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才能使印度的农民运动重蹈中国的覆辙。这些农民组织的动员程度已经远超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农民的动员程度，毫无疑问，情势对于印度的农村无产阶级来说已经非常紧张了。印度的明天，和这些由城镇工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即苏维埃）息息相关，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印度人民夺取自由的斗争中起到动员作用。他们绝不会向资产阶级屈服，不然只会迎来悲惨的未来。只有由让工人阶级领导，并且让农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组织地紧密团结在一起，土地革命才能成功。国大党左派中的一名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苏巴斯·博斯（Subhas Bose），见印度人民在英国手里造反，马上就投入了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怀抱，加入侵略中国的行列。汪精卫，或者我们可以叫他中国的博斯，也背叛了人民群众，成为了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这告诉我们，不仅是资产阶级，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也会走错路。这些人要是不能坚持工农政府的政治纲领，那么他们必然会加入帝国主义阵营。印度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角色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关于印度工人阶级斗争的新闻的确很少。从采访海员和印度工人的个别报道中可以看出，阶级斗争与其说是中止，倒不如说是加强。从1921年到1931年期间，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受雇于10人以上单位的产业工人的数量从260万人增长到了350万人。在这十年间，特别是在战争爆发的最后两年半，随着重型军工业的大量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更是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即使我们以最严格的口径进行统计，在今天，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在1931年的500万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得算上那些受雇于10人以下单位的约2000万的手工业者。这些雇佣工人，是产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他们会跟随那一部分坚决的，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的领导。除此之外，目前还有占农民总数一半的，约1.3亿人的农业无产阶级。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十个规模最大城市的总人口530.9万人上升到了818.3万人。加尔各答市的人口增加了85%，孟买市则增加了28%。除了上述两个城市，约十几个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则从50%到100%不等。无产阶级巨额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其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力。即使是根据政府主观的，不完全的统计，我们也可以对印度形势的变动情况略知一二。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工业迅速发展，而水稻种植业，棉花采摘业，轧棉业是几个仅有的显露颓势的产业。这些刚需产业的衰退进一步恶化了印度群众的生活状况。一份政府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其估计，工人家庭的平均负债相当于他们四个月的收入。这还只是在1939年，战争影响初显的时候。印度工人们一直在与恶化他们生活状况的敌人作斗争。不同省份的报告中记录了印度工厂和英国工厂中发生的激烈罢工，由此我们我可以看出工人们的觉醒。1940年3月，16万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获得物价津贴以满足其生存需求。在此次罢工中，有三位领导者被逮捕。与此同时，孟买工会行动委员会呼吁举行全面罢工以示支持。这些事件大同小异——都有一次又一次的罢工，都有无数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根据报道，大多数的罢工始于抗议对工人的侵犯，伤害，虐待。还有些罢工是为了解雇工头或是管理者，或者表示对其他工人同伴的支持。一旦罢工开始，收入问题就不得不会被摆上台面，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经济状况的持续不满。1939年比哈尔邦的糖厂罢工中展现了印度工人阶级的高度战斗性和自觉性。工人们团结一致，组织罢工，并且逐渐在斗争中提出了提高燃油供应和居住水平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关于这场罢工的官方报告中表示：“除了在公司中建立一个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立即提高薪水之外，所有在罢工中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工人的基本诉求是掌控工业的控制权，从而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印度工人的激进运动一定是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印度的城镇工人认为这场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是与印度资产阶级的直接冲突。工人阶级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将会产生一个富有战斗性的领导层，他们会如钢铁一般，在炽热的战斗中得到磨砺、淬炼，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前，比哈尔邦的政府就产生了对于工人运动的不祥预感。他们在报告中宣称：“1938年是全面骚动的一年。正如去年报告所说的那样，由于劳工阶级中出现的新的政治领袖提高了工人们的预期，相较于1937年的11场罢工，1938年发生了多达16场罢工，在其中一场罢工中还使企业不得不停业停产。”在1929-1931年期间，一场大规模罢工导致的工人运动展现了，工人阶级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以及其在斗争中的优势。在这场狂潮出现之前的加尔各答会议上，5万名工人以“让印度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口号进行了示威。在孟买由8万工人举行的政治反战罢工中，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即工人阶级逐渐成为战争爆发时民族独立运动领导阶级。随着印度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觉醒，在特殊情况下，他们的领袖将会发现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引领者。他们需要一个契机，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已经卓有成效。英国人的节节败退已经使印度受压迫的群众充满信心，以直面这些帝国主义的统治者。正如在英国人被日军赶出新加坡之后，一名印度学生发出的感叹：“天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想象着这些家伙是有多么的强大，但看看他们的惨状! 原来我们一直在害怕一个幽灵！”和在俄国一样，印度的资产阶级也未能开展解放群众的斗争，这给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他们能继续民族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任务，这也为社会进步铺设了新道路。在印度，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解决群众问题，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地主制的斗争中始终领导国家的阶级。这个规模小但正迅速发展的阶级，可以团结分散的农民，并通过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首先着手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其所处的立场，这将一定会导向社会主义革命。一言以蔽之，这是目前印度革命的唯一破局之法——这就是不断革命。印度的无产阶级并非孤军奋战。 就像俄国的无产阶级都直接来自于农民。 印度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农民，或者他们的亲戚是农村人。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和几千万农村无产者和农村半无产有着直接联系。随着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氛围，数千万人在战争带来的危机中觉醒了。印度人民不希望日本胜利。他们看到了中国和韩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受到的残酷剥削与野蛮压迫。对英帝国主义的敌视，对资产阶级国民大会的叛徒的鄙夷，工人斗争的艰苦，以及农民斗争的艰难使他们不得不建立具有阶级独立性的革命组织。将不断革命论应用于印度的情势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的无能，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法国和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使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枷锁，结束了国家的封建割据并令其统一，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还创立了制宪会议。但在帝国主义于世界上横行霸道的今天，资产阶级已经难堪此重任了。这也是为什么要让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尽管他们人数稀少，但只有这样，印度的问题才能解决，印度才能获得自由。这些造反的农民们一定要与城市中的工人联合，并在其中选出一名领袖。要达成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一旦他们成功，将不仅将在客观上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更是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世界掀起的浪潮，将使国际无产阶级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 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悲剧时，托洛斯基同志这样写道：“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在这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总只有更加密切地束缚于外国的财政资本。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这样的一个领导，自然落在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身上了，因为它从最初起，就不仅对外国的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立于相反地位。”（译著：摘自托洛斯基 《中国革命的悲剧》）1925-1927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革命迅速获得了成功。如果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能够发挥进步作用的话，印度的革命的形势一定会比中国革命更好，因为印度本土的资本家至少是在名义上独立于帝国主义的。然而，和在印度的情况一样，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想要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以在与帝国主义谈判时取得让步。不过，一旦农民有进行土地革命，或是工人有争夺工厂控制权的风头，那些以蒋介石为首的，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就会立马向帝国主义下跪。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与地主和军国主义者的同流合污令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重要问题。共产国际为了证明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无条件的支持（斯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理论），才会如此攻击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且让中国的工农阶级沦为鱼肉，任其遭反革命分子的宰割。根据红色互助协会的统计，到1930年末，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下，遭其杀害的，或是在监狱中死去的工人农民，共有14万人。同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俄国，教会，地主以及资产阶级作茧自缚，以致他们也无力抵抗沙俄的封建制度。但这也給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他们能完成在过去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时为俄国社会的发展铺平道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文中写道：“在附属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相距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改治上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争取摆脱一切剥削的群众性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一定的成功。共产国际及其有关的政党应当反对这种控制，帮助殖民地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不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进行合作。但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可见，落后国家的人民群众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译著：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18页）”“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应当实行含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应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堂握。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经常大力宜传苏维埃思想，并且一有机会就建立工农苏维埃。”（译著：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18到719页）在这一政策的武装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倘若印度也实行这一政策，那里的无产阶级也将取得胜利。但是，这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现行的政策与此相距甚远。今天，斯大林主义正在以更加卑劣的背叛来为其斑斑劣迹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开始，苏俄是少还能对帝国主义予以谴责以示反抗。然而在德国对苏俄进行武力打击之后，斯大林主义者们在印度就沦落为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在群众革命斗争初见苗头的时候，他们让群众与资产阶级国大党妥协，留在组织内当个忠诚的反对派即可。他们没有通过建立独立于资本家的共产党来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反而是组织了个如空气一般的工农党派。在自断一臂后，他们还在1929-32年群众运动高涨时推进其极左政策。他们还谴责国大党是法西斯主义的，以此将自己与群众运动独立开来，这也降低了印度群众的阶级意识。而现在，反正苏俄已经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名声了，他们现在又可以重新支持国会的立场。他们与国会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他们现在称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一场进步的反法西斯战争。就和他们在马来亚、新加坡、爪哇和缅甸的骨肉同胞们一样，他们想要与英帝国主义“团结一致”地抗日。但实施这样的政策只能落得和这些国家一样的下场。要求在印度建立“国民政府”，就是要求印度资本家和地主与英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这无疑是在与群众作对。然而斯大林主义仅仅是削减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士气，并在其中混淆视听。他们与压迫者合作的政策，不会得到殖民地国家那些受压迫群众的任何支持。因为这条路只会的尽头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继续统治，并且必然会让群众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失败。这些政策非但没有削弱轴心国的力量，它还可能会在群众中散播绝望，从而让日本渔翁得利。他们与其说是在辅佐苏联，不如说是在帮助敌人。关于制宪会议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印度的托派，他们根据革命导师列宁的经验，提出了召开制宪会议的急切需求。这在根本上是民主的，因为它让每个人都能行使选举权，选出能代表他们的人。这一为了召开制宪会议而进行的斗争，目的是为了争夺基本人权：即言论自由和集会权，数千名被关在印度监狱里的政治犯人的人身自由，全国成年公民，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投票权，农民的土地，工人阶级更高的的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禁止雇佣童工，禁止发战争财。而这些都是丘吉尔和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印度人民的权利。这些诉求必然立即得到工会、工人理事会、罢工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这样的工人组织的支持。也将得到农民委员会的快速响应，尽管遭受了种种镇压，他们仍会在反对地主和收税人的斗争种发挥作用。在实践斗争的过程中，群众会越发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把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只有运用列宁的革命理论的，印度才能获得解放印度国大党和资产阶级没有为了召开制宪会议而持续开展游行示威，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为了自由而斗争。我们说“持续开展”，是因为国大党的各个部门一直停留在仅仅是探讨这个问题上。然而，在英帝国主义最虚弱的时候，或是说是冒充成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它们就会由于因惧怕印度群众，连谈都不谈。相较于其他事实，这一点最能证明印度的资产阶级就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就算他们能喊出那些争夺自由的口号，也不会将其付诸于实践。就像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资本家们被迫“接受”了这些口号，但却极力阻挠制宪会议的召开。印度的资本家甚至还不如他们。国大党不但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倒想尽一切办法想和白厅妥协。国大党的最常见的斗争手段，就是比谁更会向英帝国主义摇尾乞怜。本来，印度的斗争就应该是反对所有帝国主义的，所有我们首先就要不留情面的揭露国大党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如果国大党愿意的话，推翻英国的统治本应该很容易，因为英帝国主义在日渐衰弱，而印度群众的政治意识在慢慢觉醒。国大党要是能夺取权力，并且动员工农武装力量，日本入侵的威胁就会化为乌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军队能够征服、压制这片次大陆上的人民，因为他们都在为自由而战。无论是武装工农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抑或是还工厂于工人、还土地于农民，都将为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丧钟。日本士兵，其中大多是来自农民阶级，是会响应“土地归农民”的口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革命之火将会烧到日本，点燃整个亚洲。英国工人组织的政策在当前的情势下，仔细分析那些自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必要。正如列宁所说的，要鉴别一个生活在大都会中的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人，就要看他们对殖民问题的态度，这是最严格的标准。并且他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而是要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英国工人站在一起的同时协助印度工农，一道与同一个压迫者作斗争。工党之现状工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和英帝国主义在同一条船上。他们甚至比英帝国主义更加热衷于捍卫对印度的统治。对于工党和工会，以及工资较高的工人阶层，失去这种统治意味着不能再从资产阶级的汤羹中捞到油水，也就是说不能再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中获得特权。在这个问题上，工党领导人与丘吉尔的唯一区别是，前者更加虚伪、狡诈。工党领导人贝文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站了出来，为印度的“弱者”辩护。他流着鳄鱼的眼泪，发誓说劳工运动不会任由5000万的贱民被印度的大多数人，即印度工农蹂躏。显然，他想表达的是，英国人在过去200年里统治印度，只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统治期间，英帝国主义，以不干涉印度的传统习俗为借口，延续着最可耻的奴隶制——特别是针对贱民种姓的奴隶制。在1924年和1929到1931年期间，工党政府，即贝文和他的同僚们本有机会展示他们对印度“弱势群体”利益的真诚关注。但其实他们在忙着监禁、镇压和枪杀那些要求他们兑现对印度自由的承诺的印度人。不少于6万名印度人遭第二届工党班子的监禁。那些簇拥在《论坛报》旗帜下的工党“左派”们更加危险。英国资产阶级把他们在印度不愿做的脏活都交给了同为他们一员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也是工党“左翼”的典型用处。他们与丘吉尔和贝文“讲道理”，指出向印度做出让步会给英国带来的好处。那些听起来很左的标语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论坛报》上，掩盖了工党政策的污点：“现在我们面临着和以往截然不同问题，它事关印度加入反法西斯斗争，抗击我们共同的敌人。要是日本人赢了，那么印度的自治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当前如果要达我们的首要目标，就要与印度方面就自治区域的数量达成共识。如果印度领导人的需求超过必要限度，那么他就是在背叛自己的事业。因为要是英国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就会与自己的目标失之交臂。”工党左派的政策可以概括为“给印度群众足够的东西，让他们产生一种可以和日本人打仗的错觉。”即“欲擒故纵”的政策。英国共产党的态度英共没有解释为什么英帝国主义不给殖民地自由，也没有揭露他们所声称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虚伪，反而掩盖了战争的真正帝国主义目的。在克里普斯任务失败后在党内宣言中[G]，他们宣称：“谈判破裂的原因是英国政府不同意组建印度国民政府，而只有组建国民政府才能团结印度人民，聚集他们的所有资源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实际上，会谈破裂是因为英国人甚至不屑于给印度资产阶级民族独立的假象，更不用说是印度人民了。宣言中继续说道：“英国政府还没有吸取它在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的失败教训，我们没能让那里的人民和英国并肩抗日。”他说他们还没有吸取教训！好像统治阶级能改变他们的政策似的。要想在抗日斗争中得到群众的热情支持，首要前提是要让他们看到奋斗的目标。恳求统治阶级改变主意，其难度无异于唤起帝国主义吸血鬼的良知，让他们停止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吸食殖民地群众的鲜血。这和杜特在战争刚开始时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他就准确地把英国定性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说：“因官方论调产生的任何幻想是很危险的，即对帝国主义政策和权力这些铁的事实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幻想帝国主义不会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持其权力。”那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帕尔梅·杜特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分掌握了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术及其殖民政策，他们是在欺骗英国工人。在1942年4月25日的《世界新闻与观点报》中，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y）写道：“国大党的建议，即建立一个人民信任的国民政府，被英国政府拒绝了，但这在印度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像《加尔各答政治家报》这样的英国官方报纸也在支持。然而英国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同意将重大问题推迟到战后”。注意，是所有部门，包括共产党在内。要求“现在就在印度建立国民政府”并不能欺骗印度群众，也不能欺骗英国工人阶级。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是什么？是一个由王公贵族、国会、穆斯林联盟、自由主义者、印度教马哈萨巴、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组成的联合政府吗？我们知道，“国民政府”的口号总是被用来欺骗群众，让群众以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关注，而实际上，这只是压迫者为了维持其统治而编织的一个幌子。共产党很清楚，引导印度群众走上自由之路的唯一方法是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制宪会议。但是，让印度获得自由——也就是让工农获得自由——是与斯大林官僚集团针对丘吉尔的绥靖政策相悖的。共产党领导人试图为这种错误的政策辩护，说这是保卫苏联的政策的一部分。但这种政策不仅没什么作用，并且它只能给苏联以及英国和印度工人带来灾难。英国独立工党（ILP）的态度独立工党没有尝试接触印度工人，帮助他们组织自己的独立党派，而是好心地建议他们在尼赫鲁那里寻求救赎。第四国际早就清楚地预见到了资产阶级的国大党会做什么，特别是他们会在群众的压力下，用“社会主义”来伪装自己尼赫鲁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作为国会的左翼，却狂热地倡导印度人民向英国少得可怜的让步妥协。多年来，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和独立工党的其他中间派领导人在英国工人和印度工人面前都把尼赫鲁描绘成一个真正为了印度的民族自由，和每个印度人的自由而奋斗的战斗领袖，而我们一直指出，尼赫鲁本人和这种形象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所处的立场将使他公开地加入帝国主义阵营。《新领袖报》刊登了作为“社会主义”同志的尼赫鲁的同志和文章。布罗克韦无疑会对这种“令人遗憾的”背叛无奈地摇摇头，以“曲线救国”为尼赫鲁的背叛行为辩护。尼赫鲁就和克里普斯一样。在一次选举演讲中，一位候选人强烈谴责资产阶级利用了克里普斯这样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中派一直被激进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一样。独立工党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是过去一段时间整个中派立场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政党既然没有能力在印度领导人民进行真正的自由斗争，那就更不能在英国领导工人进行权力斗争了，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任务通过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地球，帝国主义者赋予了不断革命更深刻的意义。通过将整个殖民世界卷入冲突，帝国主义为自己敲响了丧钟。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带来了一系列的殖民地起义和革命。通过将土耳其、波斯、印度、阿拉伯等等这些地区直接卷入斗争，帝国主义将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斗争与英国工人争的权力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在这样的革命政治中，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英国工人的命运是与印度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作为一个重大事件，使印度工人和英国工人成为了一条绳上的蚂蚱，除非英国的工人阶级明白他们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决裂有多么的迫在眉睫，并向受压迫的殖民地工人和农民伸出援手，否则他们将迅速成为殖民地人民的难兄难弟。英国工人只有与英帝国主义压迫者作斗争，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反压迫斗争中成为印度群众和殖民地群众的盟友。只有当印度人民看到英国工人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战争时，他们之间才会产生真挚的革命友谊。今天，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摆在英国工人面前，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他们完全能够与英帝国主义翻脸，并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来实现印度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真正联盟。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够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的强征暴敛，才能使他们与残暴的、腐朽的的剥削者彻底决裂，才能与印度群众建立革命友谊，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我们向有组织的英国劳工运动提出的纲领，即印度民主革命运动的最低纲领，是每个英国工人都会支持的纲领。作为印度劳苦大众与英国工人统一战线的第一步，他们必须在英国争取权力，并将以下方案付诸实践。1）让印度获得自由。2）召开制宪会议和争取完整的民主权利。3) 武装自由的印度人民，让他们能够为自由而战。4）向印度提供所有必要的武器装备。5) 释放所有政治犯。《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原版小册子中的注释：[1] 杜特在描述当地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背叛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在无知的斯大林主义反动派的欺骗下，他没有能力指出正确的道路——即不断革命的道路。他要求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结论与他给出的数据完全相悖。反对托派的责任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对不断革命论视而不见，而不断革命论是从现实的权力关系中得出的必然结论。编者注释：[A] “英属马来亚”是指马来半岛上被英国殖民的一系列国家。在1946年马来亚联盟成立之前，这些殖民地没有得到统一管辖。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在1963年9月16日，该联邦与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组成了一个更大的联邦，称为马来西亚。[B] 信众（译者注：原文为Momin 此处直接译作信众）[C] 又名全印度印度教大议会，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最初成立于1915年，以对抗印度穆斯林联盟和世俗的印度国民大会。[D]它指的是1941年一篇印度第四国际主义者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工人国际新闻》上。[E]见前面关于十进制化之前的英国货币体系的说明。[F] 在1957年十进制化之前的旧印度货币体系中，16个安娜等于一个卢比。[G] 克里普斯的任务，指在1942年3月下旬，英国政府为能在二战中得到印度的支持，与印度方面进行谈判。高层左翼政治家兼丘吉尔政府的战争内阁部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领导了此次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