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革命辩证法 Share Tweet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是著名的多产的文学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先驱，后来被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著名作家所效仿。在这篇文章中，本·库里(Ben Curry)探讨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方法、他的著作的主题以及位于其核心的迷人的矛盾。（译者：梅洛）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亲爱的天使，你真是一相情愿了；你以为路易－菲力浦能控制这些事情吗？不，他在这方面也不是一相情愿的呢。他跟我们一样的知道：在大宪章之上还有那圣洁的、人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美丽的、高贵的、年轻的、全新的、五法郎一枚的洋钱！”（译注：出自小说《贝姨》（La Cousine Bette））[1]从1789年的大革命到1848年的大革命，法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飞速发展的时代。在革命开始时，这个阶级是波旁王朝专制政权下受压迫的 “第三等级 ”的一部分；在革命结束时，它已然是无可争议的统治阶级，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法国社会。与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同时存在的，是它的历史学家和最能描绘其动人精神的艺术家，是世界文学的巨匠之一，现实主义小说之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尽管巴尔扎克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仍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钟爱。恩格斯这般评价他的文学作品“这里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多么大胆无畏！（译注：巴尔扎克在挑战重要的和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和探索人性复杂性时非常勇敢，常常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和社会规范。）在他诗意的正义中蕴含着革命的辩证法！”[2]在大量咖啡因的刺激作用下（据估计他一生中喝了50万杯咖啡！），巴尔扎克一生都在不舍昼夜地工作。不幸的是，他在五十岁时就逝去了。然而在30年的工作中，巴尔扎克创作了不少于90部小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包括60部长篇小说和数十部传世之作。单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部部小说确实很伟大，但只有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能充分欣赏它们的价值。他庞大的作品群，被统称为《人间喜剧》，构成了一幅宏伟的法国社会画卷，时间从拿破仑的垮台到1848年，地点从巴黎都会到外省乡村，人物涵盖了士兵、警察、间谍、政治家、贵族和农民、银行家、艺术家、记者、官僚、罪犯和娼妓等等，所有这些角色都被精湛地描绘出来，直击他们所处世界的核心。与其说是对法国社会的描写，不如说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小气、贪婪和野蛮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描写。现实主义文学巴尔扎克出生于1799年，拿破仑在这一年发动了雾月政变，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这场革命在法国受压迫的群众中激起的幻想破灭了。一种剥削形式被换成了另一种。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3]随着资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解释了人类如何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在《人间喜剧》的各卷中，巴尔扎克的艺术就像强效的嗅盐，帮助这个世界从破碎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迫使它直面现实。不同于当时在法国盛行的浪漫主义风格所追求的理想化的过去，我们在《人间喜剧》中看到的是充分地展示现在，包括其伤痛和缺点。巴尔扎克的方法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它代表着文学和艺术的新起点。在他关于巴尔扎克天才的论文中，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ewig）对其方法给出了生动的描述：“这个他称之为文学‘拉马克主义’的概念，后来被丹纳公式化了，即每一个多元体对一个统一体的作用力不亚于一个统一体对一种多元体的作用力；每个个体都是地理和气候、成长的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机遇以及命运赋予他的一切的产物；每个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吸收着周围的氛围，同时自身也辐射出氛围并被其他人吸收；这种内外世界对性格形成的普遍影响成为巴尔扎克的公理。一切都相互交织；所有力量都是流动的，没有一种是自由的—这就是他的观点。”[5]虽然巴尔扎克明确拒绝“唯物主义”的标签，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显的唯物主义方法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极其辩证的方法。巴尔扎克打算把《人间喜剧》作为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 “社会物种 ”[6]的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代表，而不是简单的 “事实 ”的干巴巴的积累。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希望记录社会的每一个细节，也不需要这样做。艺术的真正目的是超越偶然性，以掌握更深层、更本质的真理。巴尔扎克不需要描写3000万法国人和妇女来为法国画像。只要抓住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足够了。在他的笔下，《人间喜剧》中的2000多个人物就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在《人类喜剧》中，也许与现实主义作品相反，我们发现男人和女人被用以大胆夸张的色彩描绘，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使用明暗对比法来突出人类表情和动作中的戏剧性。巴尔扎克的人物常常被描绘成在他们的激情中异常独特的形象。但正因为这个手法，他们才更加真实：他们变成了他们的阶级和激情动机的原型。纽沁根男爵（Baron de Nucingen）成为整个百万富翁银行家阶级的典型；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为吝啬鬼扮演同样的角色；高布赛克（Gobseck）为高利贷者；克雷维尔（Crevel）为资产阶级新贵；马尔内夫夫人（Madame Marneffe）为资产阶级交际花；欧也纳·德·拉斯蒂涅（Eugene de Rastignac）和吕西安·德·吕邦泼雷（Lucien de Rubempré）代表有抱负的乡村人；伏脱冷（Vautrin）则代表整个巴黎犯罪阶层。正如化学家将自然界无数化合物分解为纯净的成分元素进行分析一样，巴尔扎克试图“将我们称之为‘人民’的这种复合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元素”[7]。正如他所说，巴尔扎克“将心比心”，“拥抱他人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他们的破衣烂衫穿在穿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我深入了解他们的灵魂，同时不忽视外在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完全掌握了这些外在特征，以至于我立刻看到了超越它们的东西。”[8]贵族阶级在政治方面，巴尔扎克与革命者相距甚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两个永恒的真理—宗教和君主制—的照耀下写作的；正如当代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这两者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每个有理智的作家都应该努力引导王国的回归。”[9]他的一生都在徒劳地寻求进入上流社会。从贵族中那些无聊而不被赏识的妻子中收到的读者来信，都能使他陷入极度狂喜之中。他会做白日梦，幻想着一场婚姻能给他带来贵族头衔和财富—作为一个垂死的人，他只能获得，却永远无法享受的东西。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地主贵族阶级的注定失败的真实的、不加修饰的形象。巴黎圣母大教堂。在《人间喜剧》中最早的小说《1799年朱安党人或布列塔尼地区》中，我们见到了朱安党人的贵族领袖—布列塔尼的反动游击队崛起。在小说中，共和国军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战斗部队，由真诚地想象他们的第一执政官拿破仑保卫着他们因大革命而获得的土地的农民们组成。另一方面，由布列塔尼农民组成的朱安游击队被描述为加入保皇党的队伍，只为了抢劫驿站和死去的共和国士兵的尸体—这种做法在秘密的森林弥撒中被教会庄严地奉为神圣。至于朱安游击队的领袖，当他们贪婪地提出对贵族头衔、地产和主教职权的要求，作为对他们继续效忠国王的回报时，我们就可以一览他们的所思所想。在《幻灭》和《高老头》中，我们发现旧的贵族：小气、偏执、两面派和自负，由于欧洲的反动军队，他们又一次重新回到了御座上。但是对路易十八来说，重建他的宫廷和贵族们和在巴黎重办沙龙是一回事，而恢复旧的财产关系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旧制度曾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法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金钱构成了它现在所围绕的新轴心。崛起的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对旧贵族施加压力：在戏院、在政坛、在舆论界。衰落的贵族们可能不屑于让新贵们进入他们的沙龙，但他们却必须把自己的财富托付给证券交易所，他们向资产阶级木材代理商出售从其庄园的森林中砍伐的木材，他们请求资产阶级高利贷者资助他们的婚姻不忠行为。在外省，贵族们发现自己的地位稍微稳固一些，巴尔扎克描述了这群毫无价值的乌合之众：“所有聚集在那里的人都有最可怜的心理品质，最卑微的智慧，是方圆50英里内最可悲的人性标本。政治上的讨论都是夸夸其谈和歇斯底里的俗语：《法兰西日报》（Quotidienne）被认为对君主制不冷不热不忠；路易十八本人被套上雅各宾派的帽子。妇女们大多是愚蠢的，没有风度，衣着简陋；他们每一个人都被一些缺陷玷污了；一切都不如意，谈话、服装、思想和身体都是如此......举止和阶级意识、绅士风度、小贵族的傲慢、对礼仪规则的熟知，都是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空虚。”[10]这不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的鲜明写照吗？巴尔扎克对其所钟爱的天主教会的描绘也好不了多少。像所有旧秩序的最后堡垒一样，它发现自己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甚至被迫成为资产阶级本身：“在上帝的殿堂里，它屈服于一种可耻的贩卖座椅和租金的行为......尽管它不能忘记耶稣将钱商赶出圣殿时的愤怒。[11]”在出生、结婚和死亡时，我们发现教会的代表伸出手掌，在每个阶段收取他们的费用。资产阶级的悲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由伟大的、贫穷的法国人民群众在最崇高的激情感召下争取而来的。但是，它们几乎全部被资产阶级的大手收割了。这些非常真实的人物，胜利者和失败者，被巴尔扎克高超的笔触转化为小说，成为《人间喜剧》的主角。资产阶级不是被描绘成社会类型的剪影，而是被描绘成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在1799年见到了银行家，他只在乎保护和增殖自己的财富，对保皇党和共和党都表示冷漠。我们见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投机者，如合作社的葛朗台（Grandet），戴上了象征自由的红帽，以便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财。在塞莱斯坦·克雷维尔（Célestin Crevel）—一个为复辟贵族制作香水而致富的调香师身上，巴尔扎克为我们生动描绘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形象。在《人间喜剧》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资本主义下家庭生活的无数真实悲剧的虚构描述。我们发现父亲诈骗和勒索儿子；男人为了嫁妆向女人求爱；通奸的丈夫为了养情妇而毁掉家庭；家财万贯而“节俭”的守财奴父亲只给女儿提供面包和冷水作为一日三餐；丈夫为了事业的发展协助妻子出轨；孩子被父母当作动产对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2]罪犯和资本家巴尔扎克的批判依次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方面，这里只能提到其中的几个方面。《高老头》中的伏脱冷。在《高老头》中，重述了莎士比亚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悲剧《李尔王》，故事的真正主人公，如果他能被称为主人公的话，是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一个贫穷的外省贵族。刚到巴黎的他在两种发财方式之间徘徊：一种是“诚实”的方式，即勾引高老头的一个女儿，通过与银行家纽沁根结婚而致富；另一种是通过肩膀被打上烙印的苦役犯伏脱冷提供的一条流血的捷径。这有什么区别呢？在伏脱冷看来，他为拉斯蒂涅提供咨询，帮助他度过良心的煎熬，使其认清道德和法律的虚伪：“没有一条（法律）不荒谬。戴了黄手套说漂亮话的人物，杀人不见血，永远躲在背后。普通的杀人犯却在黑夜里用铣棍撬门进去，就犯了加重刑罚的条款了。”[13]资本家和杀人犯一样会杀人，虽然手上没有沾一滴血。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谴责之词，出自一个被冠以罪名的恶棍之口却不失其威力：“难道你比我们强吗？我们肩膀上背的丑名声，远远比不上你们心里的坏主意，你们这些烂社会里的蛆！”[14]最终，拉斯蒂涅不得不同意伏脱冷的观点：“他看到了社会的本相：法律跟道德对有钱的人全无效力，财产才是金科玉律。他想：‘伏脱冷说得不错，有财便是德!’。”[15]巴尔扎克的革命辩证法贵族没有能力领导社会；而资产阶级同样不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接近自传的作品《幻灭》中，巴尔扎克对米歇尔·克雷田（Michel Chrestien）这样的革命共和主义者不吝赞美，他称其为 “具有圣茹斯特（Saint-Just）和丹东（Danton）水平的政治思想家”，是 “曾经脚踩法兰西土地的最高尚的生物之一”。这些毫无保留的赞美之词因巴尔扎克在整个《人间喜剧》中对各阶层男女的行为进行评论时随意辛辣的讽刺而显得更加引人注目。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写给玛格丽特·哈克尼斯（Margaret Harkness）的信中所指出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译注：恩格斯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工人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的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16]但巴尔扎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革命共和党人所向往的“理性王国”是一种奇异的现象，只能以资产阶级赤裸裸的腐朽统治告终。他的这一评估是正确的，并在1848年爆发的革命中得到了证明，同年，巴尔扎克放下了他的笔。也是在这一年，巴黎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阶级旗帜下，手握武器，奋起反抗。相反，资产阶级对其革命任务感到恐惧而退缩，俯首听任冒险家路易·波拿巴的摆布，并表现出巴尔扎克所揭露的所有颓废、懦弱和轻浮。当我们抛开巴尔扎克作品中包含的反动幻想，剩下的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虚伪道德的尖锐批判。他开创的现实主义方法激励着其他伟大的作家，如查尔斯·狄更斯和埃米尔·左拉，承担起描写工业无产阶级状况的任务。它还对《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的篇幅在1848年首次见诸报端，当时巴尔扎克的伟大文学生涯即将结束。在《共产党宣言》中—和《人间喜剧》一样—我们看到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车轮在旋转着。对于向后看的巴尔扎克来说，这种向前的运动摧毁了他理想中的旧社会，以及对国王、上帝和家庭的敬畏，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他们向前看，看到巴尔扎克所描绘的这种破坏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创造性力量。这种向前的运动为一个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带来的所有恶习都将永远消失。“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 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 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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