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简史 图像来源：公共领域 Share Tweet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堕落息息相关。在本文中，肯尼·华莱士（Kenny Wallace）探讨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势力不畏艰辛，英勇地捍卫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却鲜为人知的斗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经常被忽视的一部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确实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在毛泽东领导下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的，也使得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成为任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中之重。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中共领导层能够长期维持其官方路线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套严密而残酷的镇压机制。这种镇压所针对的是任何可能为中国工人阶级提供政治替代方案的思潮，尤以托洛茨基主义为甚。这场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旨在根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存在及其思想影响，其历史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左翼反对派的形成。斗争在1951年至1952年间达到顶点，当时中国境内所有已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全部被捕杀殆尽，其组织体系被摧毁，文献记录亦被系统性抹除。然而，若据此断言托洛茨基主义从未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那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共的数位早期创始人曾在二十年代加入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面对残酷镇压、反革命势力与连年战火，这一小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仍坚持斗争，在中国捍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原则与方法，并努力建立起能够同城市工人阶级保持联系的有组织力量。他们深知，这是确保中国革命健康发展的唯一道路。尽管这场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那段黑暗岁月中的奋斗，仍为当今致力于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共产主义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起源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是由一小群以陈独秀为首的，受到1917年十月革命鼓舞的革命者创建的。陈独秀的参与至关重要。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激进知识分子。他是1919年历史性的“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促使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腐败的抗议活动。在五四运动结束后，陈独秀和他的追随者们意识到，仅仅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外国统治的枷锁。他们认为，中国要从帝国主义和落后中解放出来，必须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正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证明的那样。在1921年7月成立大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共有约50名党员，全部是知识分子或学生。中共的建党斗士们以俄国革命公认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为基础。当然，中共领导层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十分陌生，在工作中必须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发展迅速，首先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壮大，随后在工人阶级中壮大。中共成立大会时只有少量的同志，仅仅四年后的1925年，其党员人数就已达一千人。两年后，党员人数已达5.7万，并控制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工会。中共的快速发展反映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工人和青年的巨大号召力。他们将其视为自身解放的典范。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总结了这种感受：“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日益受到共产国际高层错误路线的影响，而这一路线的形成，则与苏联内部官僚体制的腐化与堕落密切相关。这种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而严重的后果。国民党当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半殖民地。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瓜分和操控中国。他们是替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牟利的商人和中间人。在少数几个外国资本云集的城市，比如上海、广东和香港，刚出现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工人阶级。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有的工厂工人三四十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工作中若出差错还会被殴打。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为农民，生活条件极端落后，被地主支配，而这些地主又与城市地统治阶级利益挂钩。很多农民几乎是半奴隶，吃不饱，穿破衣烂衫，还要在酷刑的威胁下缴纳沉重的赋税。据估计，在灾荒之年，一个七口之家可能会饿死三四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重要的政党是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主要由资产阶级掌控，但在群众中也享有一定声望，因为它的领袖孙中山被视为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领袖。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部分民众掀起了反帝浪潮。许多工人和农民开始激进化，由于缺乏其他的主流替代方案，只好加入国民党。这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共产党尤其要想方设法地接触并争取这部分投向国民党的人，同时又不能围绕着孙中山来制造所谓“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1922年，共产国际和中共采取了一系列逐步调整的措施，开始把工作方向转向国民党的基层。在中共二大上，会议通过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但同时强调中共要保持独立。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马林）的推动下，中共的领导成员开始加入国民党，试图把它的基层争取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1923年，苏联政府又直接与孙中山接触，向他提供资金、军火，并帮助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试图把他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深厚传统。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合作方式：布尔什维克会和其他组织在具体斗争上达成一致，采取“分进合击”的原则。这种思想认为，通过并肩作战，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和方法的优越性，从而争取那些还抱有改良幻想的工人。这一战术早在1921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就已被讨论过，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强调，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革命政党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本意是要把“统一战线”这一战术应用到中国的特殊环境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大部分工人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还抱有幻想。可是，这次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和组织层面作出了重大让步，这与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构想相驳。为了和孙中山达成协议，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phe Joffe）在1923年1月26日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公开表示：“共产主义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这实际上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被当众否认了，而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事没有发言权。当时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后者内部形成一个“党中之党”，同时名义上保持中共的“独立”。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虽然党内各级都有不少反对意见，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压力下，这个决议还是被通过了。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对中共党员的种种限制，迫使他们长期服从国民党领导层的纪律和目标，没有批评的自由。随着1923年列宁因病丧失领导能力，斯大林在苏联逐渐掌握大权。依靠保守的国家机器和党内官僚，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提出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此相连，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开始转向与资本主义国家妥协，而不再以世界革命为目标。在中国，这就表现为对国民党资产阶级领导层的态度越来越友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足以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在他们看来，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未来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然而，这一判断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不符。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同样有限，但他们依靠自身的阶级组织与革命政党，成功夺取了政权；而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却在关键时刻充当了反革命的力量。相比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更为脆弱，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附也更为严重。尽管如此，共产国际领导层仍对孙中山去世后的继任者蒋介石抱有严重幻想。彼时蒋介石的确表现出愿意与莫斯科合作，以换取苏联援助的姿态。1926年，为了维系这种合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数派竟决定将国民党接纳为共产国际的“合作党”，并破格推举蒋介石为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在这一决议中，只有托洛茨基投下反对票。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共产国际在1920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而该提纲明确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因此，后来来自莫斯科的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起了陈独秀和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强烈抵制。于是共产国际动用开除党籍的威胁来迫使中共领导层屈服。到了1924年，这种压力进一步升级。共产国际在所有支部内全面禁止党内派别，公开的不同意见从此不再被允许。正是这种经历，使得中共内部从一开始就对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心怀不满。托洛茨基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肩负起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在斯大林领导下堕落任务的托洛茨基，也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他坚决反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指令，反复警告阶级合作的严重危险。1923年至1926年间，托洛茨基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的控制，保持政治独立。托洛茨基指出，在中国，正如俄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分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买办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地主阶级紧密勾结——全国约62%的耕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这样软弱的资产阶级，最惧怕的正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它在根本上不可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也无法清除封建残余；而这两项任务，恰恰构成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目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认为，尽管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而农民仍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只要采取正确的策略——例如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阶级便能够同农民结成牢固的革命同盟，驱逐帝国主义，并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建立工人政权。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必须拥有自身独立的政党，保持严格的阶级立场，绝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制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任何幻想。这正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不断”，就是工人阶级不能把任务仅仅局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权，而是要亲自领导革命，与农民一道夺取政权。并且，一旦工人掌握政权，就不会止步于完成土地改革、国家统一等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必然会继续推进到如国有化工业的社会主义任务。最后，革命必须走向国际，而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像当时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然而，此时在苏联国内，斯大林主义者正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展开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的本质，是在斯大林领导和庇护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官僚集团的保守利益，与列宁主义传统中强调工人民主与世界革命的原则之间的根本冲突。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合作掌控，他们在一系列关键表决中反复压制托洛茨基的立场。莫斯科的官僚深恐托洛茨基的思想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便在党内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污蔑运动。1925年，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理机构——远东局，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突然提出一项决议，指控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批评言论“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据当时参会并后来加入托派的郑超麟回忆，这项决议的出现令与会者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此前毫无征兆。然而，代表们只能听到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方面的单方面论调，根本无从接触托洛茨基的原著及其观点。最终，这项决议在大会上通过，并得到中共内部部分领导人的配合，他们亦参与了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诬蔑。自此，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成为中共的既定路线。在季诺维也夫的主导下，同样的过程也在全球各国共产党中重演。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那些代表革命共产主义真正思想与策略的力量被孤立，甚至在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党的名义下被系统性地清除出领导层，导致革命运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惨痛失败。然而，再多的诽谤与谎言，也挡不住历史事件带来的冲击。1925-1927年的革命中共的迅速发展，恰逢1925年至1927年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数十万工人的支持。然而，共产国际却坚持要求中共不得以独立姿态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相反，共产主义者被命令必须继续服从国民党内部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似乎正发动一场针对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势力的军事行动，即所谓的“北伐”。这一政策的最严重后果出现在上海。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性总罢工，推翻了地方军阀的统治，城市的实际权力一度掌握在武装工人手中。中共原本可以利用这一历史性的胜利，鼓舞全国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起而效仿，从而推动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共产国际却命令中共指示工人解除武装，服从蒋介石的指挥，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中共由此向蒋介石敞开了上海的大门。蒋介石顺应其阶级本能，对解除武装的工人和共产主义者发动了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屠杀。革命被彻底摧毁。结果不言而喻——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遭受了极为沉重的失败。然而，事后莫斯科的官僚集团却将一切责任推给中共时任领导人陈独秀，尽管陈独秀在上海惨案发生前始终严格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从未诚实承认自身在这一悲剧中的决定性责任。为了挽回莫斯科官僚的权威，新的错误很快出现。1927年底爆发的“广州苏维埃”起义，便是一场灾难性的冒险主义行动，其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党的力量，并加速了党内官僚化的进程。这一连串事件促使越来越多的党员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从莫斯科接受的指导与命令。这种反思在党内多个群体中相继出现。部分是曾赴苏联留学、熟悉俄语的党员，他们能够直接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部分是被莫斯科当作替罪羊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和彭述之，他们在深刻反思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立场，并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另一些则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出于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反感，而逐渐对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产生兴趣。这些分散的力量在中共内部逐步汇聚，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与组织趋势，最终构成了中国托派的创始势力。领导问题这一批最初同情托洛茨基的中共党员潜力巨大。其中一些人，如党的创始领导人陈独秀，在基层党员中享有极高威信；又如年轻党员王凡西，曾赴莫斯科学习，精通俄语，能够直接与苏联及世界各地的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若他们当时能够及时组建一个有纪律的组织，那么自二十年代后期起，便有可能从危机重重的中共内部吸收大批党员。这本可以成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重建马克思主义力量的重要一步。遗憾的是，这一机遇并未实现。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认同托洛茨基，但并未真正掌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而偏偏在此时，这股新兴的小力量最需要的，正是理论上的清晰与组织上的坚毅——因为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严酷的反动时期，中共和国民党都将成为强劲的对手。大革命的失败使一部分人陷入深刻的失望与犬儒心态之中。这种情绪在许多与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结盟者中表现为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倾向。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他支部中普遍存在，以至于托洛茨基本人不得不亲自介入加以纠正。因此，中国托派最初就已分裂为四个小宗派团体，他们在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里相互争论、彼此攻击。分歧的来源既有次要的政治分歧，也夹杂着复杂的人际矛盾。当时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统一而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一个能够清醒认识形势、具备足够威信、并以原则立场团结最优秀成员的领导核心。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力量并未出现。陈独秀本有条件承担这一角色，然而许多年轻的托派成员拒绝与他合作，理由是他在上海惨败前仍执行过共产国际的灾难性路线，尽管他对此心存保留。不幸的是，即便是陈独秀本人，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理解，因此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落后于其他同志，难以提供真正原则性和战略性的领导。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亲自致信中国各主要托派团体。根据他收到的各方通讯，他认为这些团体之间并无继续分裂的理由，因而强烈呼吁他们合并为一个统一组织。 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其他支部的情况相似——其中的多数成员都是诚挚的革命者，但在政治上仍显稚嫩。他愿意以耐心的态度加以引导，但前提是各团体必须同任何不讲原则的分子划清界限。他在信的结尾明确写道：“允许无原则的团体到国际反对派中来，这就是吞服毒药。”托洛茨基未能预见的是，这些团体中确实存在不少极无原则分子。虽然其中也不乏严肃而勇敢的革命者，但他们往往被一些追求地位与声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包围。托洛茨基所倡导的“统一”，本意是指那些在纲领、政策、方法上总体一致、并在思想上真诚的中国托派，应当原则性地合并为一个组织。然而，当托洛茨基的信传到中国后，却被片面地从组织形式上加以理解——即只要有人在中国公开宣称声援托洛茨基，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动机如何，都应被接纳入同一组织。结果并非托洛茨基所期望的原则性统一，而是一场混乱而缺乏政治原则的合并过程。此过程延宕半年多，期间各团体对于各自中央委员会中应占的席位比例争吵不休。1931年“五一”节期间，中国左翼反对派终于召开创立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由陈独秀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但不久之后，一名名叫马玉夫的成员因未能当选中央委员，遂背叛组织，将其领导层名单出卖给国民党。结果，在刚刚经历艰难统一的大会之后，除陈独秀与彭述之外，整个中央领导层几乎全部被捕入狱。次年，陈独秀和彭述之也先后在其他场合被国民党逮捕。至此，中国托派自成立伊始，便失去了稳固的领导核心。客观困难尽管领导层被斩首，中共内部仍有小部分基层成员，以及来自南非的托派干部李福仁（Frank Glass），努力在上海维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火种。起初，形势看似绝望。此时，国民党已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积极展开所谓“反共内战”，并未区分托派与斯大林主义化的中共。在1927年后的几年里，蒋介石主要专注于剿灭他口中的“共匪”，即便大日本帝国入侵中国，于1931年占领了满洲。1936年12月，蒋介石被他旗下的将领张学良扣押，随后在接受了他必须与中共签署停火协议，并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下获释。蒋介石勉强同意，但附带条件是中共必须暂停阶级斗争，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解散延安苏维埃（中共控制区的政府），并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共接受了这些条件。1937年夏，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短暂合作，使国民党监狱中的政治犯得以获释。这一举措对中国托派而言无疑是有利的，因为包括陈独秀、郑超麟、王凡西、彭述之等重要领导人，皆在此期间重获自由。然而，中国托派的力量依然十分有限——人数稀少、经验不足、资源匮乏，却不得不同时在三个战线上作战：既要对抗国民党政权，又要防备中共的政治压制，同时还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严峻的是，这三股力量都将托派视为潜在的颠覆性威胁。国民党与日本对托派与中共并无区分，对两者都施以残酷镇压；而中共方面则效仿斯大林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托派的政策，自三十年代末起，在其势力所及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反托”清洗。可以说，当时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处境，其复杂与艰险，难以言表。尽管如此，中国托派仍在1933年至1934年间于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同盟”的临时全国领导机构。此后，分散在香港、山东、广西等地的组织力量陆续恢复联系，并重新与中央取得联络。自此，“共产主义同盟”主要面向城市工人与学生群体——这些阶层已与转向农村、以农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日渐疏离。托派成员翻译并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自行制造简易印刷机，编辑印行非法刊物，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在逆境中达成了如此的成就，理应赢得一切真正革命者的尊敬。对日抗战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历史转折给中国托派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他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应对这场战争？蒋介石无疑是屠杀中国工人的刽子手，是顽固的反动派。然而，日本侵略的本质，却是一场帝国主义强权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战争。因而，这场战争既具有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又激发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反抗斗争。事实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极大地激起了工人和农民的愤怒与抵抗情绪。尤其是在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罪行之一——数十万平民遭到掠夺、强奸与屠杀，城市化为废墟，生灵涂炭。李福仁在回忆1939年被日军占领地区的生活时，做出令人痛心的描述：“在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军通常会杀死任何被发现从事抗日工作的人，而这一指控可能是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没有给日本兵卷烟，没有向哨兵正确地鞠躬或藏有国民党报纸等。在这些地区，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革命者，而且针对全体人民。无数的村庄因为被日军认为一直在协助游击队而被纵火焚毁，日军的机枪向逃离的居民扫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怒日益高涨。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军约有十万人左右，其装备依旧简陋，且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陕西省延安及其周边的偏远地区。客观上，在全国范围内，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担主要抗战任务、群众最现实能够依靠的力量，仍然是国民党。这一局势给当时人数不足二百、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难题：他们应当如何在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必要联系的同时，既不屈从于机会主义的压力，又不脱离工人阶级的立场？对此，托洛茨基在当时就这一问题作出了极富理论意义的指导。原则性的统一战线首先，共产主义者必须与被压迫民族的群众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当时中国群众尚未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革命力量也远不足以独自对局势产生影响。托洛茨基主义的弱小力量需要通过与群众中这种渴望摆脱帝国主义的进步情绪相联系来壮大。在这种情形下，托派唯一可行的做法是以与国民党和中共组成原则性军事统一战线的方式行动，同时保持其阶级独立性。这正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倡导的中国政策。他甚至呼吁革命者加入抗日军事斗争，即使这意味着加入国民党军队。托洛茨基在当年写给第果·里维拉（Diego Rivera）的信中是这样分析形势的：“蒋介石是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这一点，无需要别人提醒我们。但是今天，违反他的意志，他已被人推向前去，为了中国残余的独立地位，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明天，他又要背叛。这是可能的，这是显然的，这而且是必然的。但今天他在作战。唯有懦夫，流氓或十足的蠢才，才能不参加这个战争。”[...]积极而自觉地参加战争，这并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至于反对国民党的‘言辞‘则是教育群众所的工具，为了推翻蒋介石。一面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托洛茨基的强调。）这一策略与斯大林主义的“人民阵线”（即跨阶级联盟）或毛泽东所说的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有着根本的区别。毛和中共实际上企图把他们控制的一切地盘交给国民党，同时接受蒋作为最高指挥，并放弃阶级立场，投入一个由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相比之下，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应该让革命党在民族斗争中结盟，但又不放弃其政治和组织独立性，尤其是其社会诉求。其政策不应助长对国民党“反帝”能力的幻想，而应旨在揭露国民党在战争中的破产。无论何时，它都必须为推翻民族解放斗争的资产阶级首脑预留余地，哪怕战争还未结束。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国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同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底延长。但应当懂得何时转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暴动，并怎样转变。”（托洛茨基强调。）托洛茨基设想，通过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结合战争期间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青年的情绪，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摆脱孤立，从更广泛的人群中吸收新成员，找到一条通往缺乏革命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道路。中国托派的内部分歧不幸的是，战争爆发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一关键问题认识不清。在共产主义同盟领导层中，郑超麟拒绝支持这场抗战，因为他认为这相当于与国民党进行“阶级合作”。在一篇题为《在革命失败主义的旗帜下》的文章中，郑超麟认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斗争不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支持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战败。在上海的党中央，大多数人支持抗战，但他们批评国民党领导层的方式让他们显得对抗战支持很消极。正如陈独秀后来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所述：“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托派本应全力支持在工人中采取大胆措施，例如组织工人民兵，进行抗日革命抵抗，同时巧妙地批评国民党，以免显得置身于抗日运动之外。他们还应该要求国民党为城市工人提供武器和训练，以此作为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最佳途径。如此一来，群众就会将托洛茨基主义者视为真诚的抗日解放战士。托派也可以利用这种权威来扩大他们的号召，呼吁群众采取更加阶级独立和革命性的方式投入战争。诚然，确有部分托派同志直接参与了抗日的军事斗争。他们或加入由国民党或中共组织的游击部队，或尝试自行组织抗日武装。山东成为托派发动游击战的主要地区。然而，这些地区往往与党的中央领导脱节，极易遭到国民党或中共的歼灭。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游击战的尝试在客观上脱离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使革命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包括陈独秀——主张应当积极支持抗战，或至少尝试在抗战中发挥作用。然而，虽然陈独秀提出积极参与抗战的主张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他本人从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当时他精神上已显疲惫与消沉，而莫斯科审判的消息又使他对苏联政权的性质产生深刻困惑。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陈独秀重新将注意力转向抽象的“民主”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立场相近。这一倾向也反映在他提出的政治建议中——这些建议实际上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纲领限制在民主与民族斗争的范围之内，而未能保持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立方向。陈独秀的士气由此进一步低落。1937年，他公开宣布“不再属于任何政党或组织”，并试图在托派与少数自由民主派人士之间建立某种统一战线。到了三十年代末，他与中国托派彻底决裂。此后，陈独秀陷入经济困顿，退出政治生活，直至1942年因高血压与心脏病去世。革命失败主义？在如何应对对日战争的问题上，这种不团结的局面愈演愈烈。加之缺乏真正统一的组织工作，这酿成了共产主义同盟内部的巨大裂痕。事实上，一些中国托派领袖开始加强他们在战争问题上的宗派立场，尤其是在1941年12月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以王凡西为首的一部分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派认为，由于美帝国主义开始支持中国对抗日本，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王凡西主张，中国不再是一个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的被压迫国家，而是成为美国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冲突中的代理人。因此，他认为蒋介石的地位更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沙皇，这意味着革命者已无法再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郑超麟认为，这一立场与他自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来的观点基本一致，于是加入了王凡西的派系。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即使美国转而援助中国，中国群众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作为被压迫的民族，正在为避免沦为日本殖民地而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并未改变中国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的性质。即使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中，虽然他们早已对蒋介石抱有深刻怀疑，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依然是他们最迫切的任务。王凡西随后提出了一种与郑超麟略有差异、但同样带有抽象色彩的立场，他称之为“革命胜利主义”。他依据自己对托洛茨基1937年文章的理解，如此解释这一概念：“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胜利主义政策，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得出的，即中日战争是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余波的一部分，这是以下列设想为前提的，即腐化、堕落、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真正地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要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最可靠，最有保证的办法是在工农自己政治旗帜下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王凡西声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对中国群众直言：国民党过于腐败、卑鄙，根本不可能打败日本。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工人和农民必须首先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理论上，这一主张似乎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赢得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支持，这确实是可以采取的立场。问题在于，尽管这一政策的总体目标无可非议，但无论国民党多么无能、多么遭人憎恨，当时仍不存在任何能够取代国共“统一战线”作为抗战主导力量的现实替代方案。在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中，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仅有数百人。在群众眼中，他们远不能构成一个可信的替代政治领导。若在这种形势下告诉群众，击败日本的前提是先推翻国民党，而当时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国共合作，这样的主张只能被群众理解为：应当暂缓抗战，等待某个革命群众党出现——仿佛日本会因此停手。然而，对日抗战刻不容缓。虽然在托派内部持这种观点者仅占少数，但他们的影响力颇大，并曾在部分中国托派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也被中共当作托派“叛徒论”的主要依据。分散的力量尽管彭述之周围的多数派并不认同这些立场，但他们的力量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各地托派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各自为战，力量也愈发薄弱。在全国中心上海，因大规模逮捕与工人随日军侵略而被迫外迁，各分支组织陷入停滞。在香港，托洛茨基主义者深入工厂开展工作，并逐步吸收个别工人加入。然而，到日军占领香港时，他们的规模依然极小，最终全部被迫流亡他地。中山与温州是工作开展相对较为成功的两个地区。这种成功主要得益于他们对青年的重视。在中山，托派建立了一个名为“青年战时服务团”的青年前线组织，动员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战，并组织学习托洛茨基主义著作的小组。温州的托派最初由几位学校教师组成，他们通过读书小组从学生中吸收成员，并逐渐在数所中学中扩大影响。不幸的是，即使在这些取得一定进展的地区，中国托派依然是一支微不足道、孤立无援的力量。他们频繁遭到国民党与日本当局的镇压，原本建立的工作屡遭摧毁。斯大林主义者也积极配合镇压，经常向当局泄露托派成员及其活动的情报。正是在这种艰难处境下，以彭述之为核心的多数派与以王凡西为核心的少数派，于1942年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导致分裂。彭述之领导的多数派指责少数派通过出版自办刊物而“脱离组织”。至此，中国托派的力量再度分裂，并从此未能实现再统一。毛泽东的胜利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不幸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托派犯下了若干严重的形势误判。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能科学地评估现实力量的对比，尤其是在战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到1946年夏季，随着国共两党军队再次爆发全面战争，中国托派实际上已分裂为两个独立组织，各自出版刊物，却都宣称效忠于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两派在一系列政治与策略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互相指责对方为“机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等。然而，在一个关键判断上，他们立场一致：中共将被国民党击败，并将此视为必然结果。1947年，多数派领袖彭述之写道：“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农民军进行的战争表示深切同情，但始终强调，他们的失败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仍会由党和克里姆林宫的背叛政策所造成的。”少数派领袖王凡西在1948年的回应中写道：“内战作为农民战争，在农民一方有其进步意义；但若仅是农民战争，其前景不明，并且因斯大林主义掌控而注定失败。”这些观点都源于对托洛茨基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及其“不断革命论”的机械理解。 托洛茨基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民主任务无法由本国资产阶级完成，必须像俄国那样，通过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专政来加以解决。由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不可避免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此外，托洛茨基在总结1925年至1927年革命失败的经验及共产国际的角色时，还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有机机会主义与阶级合作政策正是失败的根源。共产党要么向蒋介石投降，要么更广泛地向资产阶级屈服。他于1932年写道：“在目前条件下，农民战争本身，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就只能把政权交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集团，某个‘左派’国民党或其他‘第三党’等等，实际上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并无太大区别。”中国两个托派组织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片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分析，而没有将其具体应用于二战后中国和国际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即使中共农民军于1947年6月渡过黄河，从1948年末开始对正在瓦解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势，并于1949年4月渡过长江，中国托派仍然固执地坚持认为毛泽东无法击败国民党。毛泽东的军队（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长江席卷了中国其他地区，而国民党部队惊慌失措，接连弃守各大城市，退往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泰德·格兰特一连串的突发事件震动了世界。正如王凡西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国民党）这幢大厦倾倒之速，不但震惊了蒋介石集团及其华盛顿的主子，而且出乎斯大林的意外。在某一程度内它甚至还不曾为毛泽东所料及的。我们中国托派，不用说，也是未曾料到的。”1951年晚些时候，彭述之在试图事后理解发生过的一切时，暴露了当时所有中国托派在革命前共有的机械主义倾向:“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贯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必须以城市工人阶级为首，团结全国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特别是农民，持续斗争，最终通过武装起义才能成功。光靠农民武装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只有在工人领导下才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完全相反：依靠纯粹农民武装的斯大林主义党，却推翻了旧政权并掌权了。这种“事实”和“传统观念”之间的强烈矛盾，首先在中国同志中间引起了混乱和分歧。”第四国际中唯一一位对这一进程做出清晰和正确分析的人是泰德·格兰特。他在1949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当时距离中共夺取政权还有九个月——预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不仅会夺取政权，甚至会推翻资本主义，效仿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这丝毫没有驳倒“不断革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不断革命”的一种扭曲的实现，其原因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特殊条件，而在三十年代这种局势并不存在。首先，苏联在二战后的实力与威望空前增强。这反过来极大地增强了中共的军事力量和在群众中威信。同时，由于与国民党和日本长期斗争，中共直接控制了广大地区。当时国际局势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旧帝国主义列强大多已经土崩瓦解，与此同时，虽然美帝国主义成为压倒性的主导力量，却无力果断出手。最后，中国资产阶级和其政权已经烂透了。国民党腐朽不堪、力量消耗殆尽、军心涣散。尽管毛泽东一度尝试与蒋介石妥协，但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因为解放军允诺参军的农民能分得土地。资产阶级四散而逃，中共则轻松夺权。泰德·格兰特在1949年春写道：“马克思主义指出，农民运动必须在城市中找到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资产阶级带头的话，当然就会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无产阶级带头的话，就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在这里，出现的是后者的一种特异变种，因为农民运动具有集中的领导，其形式为斯大林主义政党，根源在莫斯科。它以农民为基础，在进入城市时不是以真正的共产党的目标和眼界，而是以在阶级之间操纵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为目标。其方法是将自己的社会基础转移到无产阶级之上——不是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作为无产阶级的直接代表——而是以波拿巴主义的手法。”他继续说道：“斯大林主义与资本家建立联盟的前提是当资产阶级完全被挫败之后，以便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工人起义这一隐患。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甚至存活。这会被用来争取喘息的空间，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蓝图来组织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十月夺取政权后所发生的历史进程。泰德·格兰特凭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深刻掌握，能够洞察不断发展的现实。他并未教条地重复抽象公式，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结论，并将其加以具体运用。正是基于这种方法，他早在1949年便预见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将依靠独立于莫斯科的群众基础而取得政权，两个政权最终势必会因各自官僚机构的民族利益冲突而发生矛盾。这一预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时得到了完全印证。迷失方向如果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认同了泰德·格兰特的观点，他们本可以在中共胜利之前做好准备，重新集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可惜，他们并未如此行事。因而，当毛泽东掌权时，他们只能仓促撤退。仅有少数人成功逃往香港与澳门，大批成员则滞留在内地，在解放军横扫全国的过程中被逮捕。1952年，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肃托”运动，以巩固中共官僚的统治地位，并向斯大林示好。许多托派成员因此遭到拘捕。毛泽东的夺权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混乱与迷惘。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彭述之领导的中国革命共产党仍坚持认为，毛泽东政府不过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波拿巴式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并正在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王凡西采纳了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将斯大林主义政权视为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态，并据此得出结论：革命者不应保卫此类政权免受帝国主义的进攻。（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王凡西肯定1949年革命的进步性和并给予其批判性支持，但是他后来也承认这一态度与自己的社会分析不符）多年之后，王凡西才放弃了这一混乱的观点。第四国际的领导层同样未能提供任何理论上的澄清。他们的态度依旧机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直到1955年才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被推翻。相比之下，泰德·格兰特则立即将中国革命视为仅次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事件。然而，在肯定革命成果的同时，格兰特也严正指出：中共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性质——完全缺乏工人民主、特权官僚阶层的存在，以及“一国社会主义”的立场——最终将威胁这一革命的成果。格兰特警告说，这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只会骇人地扭曲马克思主义革命观。[…] 毫无疑问，这将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是，工人和农民群众都会发现自己被共产党官僚所奴役。”除非中国工人通过第二次政治革命重新掌握政权，否则在某个阶段，官僚阶层中的一部分势必会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因此，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完全适用。它是保卫革命成果的唯一途径，也是培养力量以领导这场政治革命的根本方法。凭借这些思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优秀分子本可以开始艰苦的工作，重建自身力量，并在中国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当时的形势变化，且缺乏统一的战略远见，零散且长期遭受压制的中国托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于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此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仅在香港以一种边缘形态延续数十年，内部还经历了进一步的分裂。如今，所有直接继承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已彻底消失。中托为后世革命者们留下的遗产尽管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三十年活动中所犯的关键理论错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同志是在极其复杂而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被推入这一历史局势时，几乎没有时间与物质条件去系统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所拥有的，仅是解放人类的炽热理想，以及勇往直前、克服一切障碍的坚定决心。在其中最优秀的同志中，没有一丝轻视理论的倾向。如前所述，他们努力将所能找到的理论资料译成中文，并反复研读。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仍未能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在面前的巨大政治挑战。时至今日，托洛茨基的思想在中国依然未失其现实意义。资本主义在中共领导下已经复辟，而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仍在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之下。未来的中国革命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将比上一次更为深远。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帝国主义强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被斯大林主义特工暗杀的前一个月，托洛茨基得知《俄国革命史》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他将此消息称为“值得普天同庆的日子”，并开始为该版本撰写序言。可悲的是，托洛茨基未能在离世之前完成这一序言。然而，在其伴侣纳塔利娅·谢多娃所保存的遗稿中，我们仍能看到以下文字：“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过去的中国托派英勇承担了作为革命者的责任，但因历史性的悲剧，他们未能完成这一使命。继承其革命精神的后人，必须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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