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农民战争——为了将天国带到人间的革命 Share Tweet（1524-1526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五百年后，卢卡斯·库切拉(Lukas Kutschera)阐释了这场被压迫者伟大起义的起源、失败缘由，以及它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的影响。本文原文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英文版第50期、中文版第11期。中文版全刊可由此下载。） 今年是1524-26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50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城乡被压迫群众奋起反抗腐朽的封建秩序。起义军在1525年5月至6月间的失败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的关键事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其与英国内战(1642-51年)和法国大革命(1789-94年)并列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重要阶段之一。事实上，他将宗教改革描述为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起源于德国修道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引发了一场燎原的革命之火。在1581年的荷兰，新教加尔文派从天主教西班牙统治者手中赢得独立，建立了七省联合共和国，宗教改革实际上使资产阶级掌权。但在此之前几乎60年德国南部和中部以及奥地利、阿尔萨斯和瑞士已经爆发了群众性的起义。农民果断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正如恩格斯所写：“在农民后面则出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持红旗，高喊共产主义了”[1]。随着运动的发展，部分被剥削者超越了反对教会的斗争，并开始攻击封建主义制度本身，有些人还宣扬某种共产主义的早期形式。因此，德国农民战争预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被压迫者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组织起来，尝试各种方案和方法，并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激进的结论。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当群众带着自己的诉求加入到运动中时，德国的宗教改革沿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界限发生了分裂。路德和城市资产阶级站在了新教贵族一边。后者实际上与天主教贵族们的阶级利益一致，并一起残酷镇压农民及其同盟。正因如此，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告终。恩格斯对宗教改革有着浓厚的兴趣。1850年，他出版了小册子《德国农民战争》，其中他指出了1525年德国历史上的革命与1848-49年革命的相似之处。在1848年的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对群众的恐惧，再次与贵族达成了协议，而不是将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宣称：“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2]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里程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第一次被应用于遥远的过去。对农民战争和恩格斯的小册子的研究，继续为任何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人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动荡的世界当诸如地主与农民、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生产关系抑制了人类生产力，即科学、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时，革命就产生了。这一矛盾正是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原动力。当时，新的、更具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关系逐渐成熟。然而，封建秩序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越来越多生活在其中的人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16世纪，德意志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它碎片化为组成神圣罗马帝国的300多个小国。《死神的胜利》(约1562年)，老彼得·布鲁盖尔从形式上看，皇帝是这个社会的首领。但与英国或法国不同的是，帝国几乎没有任何中央权力机构，因为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由此产生的利益相差太远，无法实现中央集权。在德意志诸多小邦国中最大的那些世俗和教会王公们从这种情形获利。这些高级贵族将他们的领地扩张为几乎独立的专制主义国家，拥有常备军和独立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使他们能够在皇帝之下，以及中下层贵族和城市中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一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后果。维持雇佣军和官员需要花钱。即使是那些想反对王公们的人或想跟上他们的浮夸做派的人，也必须找到钱。例如，随着火药的发明，火器开始成为最重要的战争手段。但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买得起这些武器。封建生产方式基于对农民的剥削，最初是通过实物支付，如向神职人员支付年产量百分之十的什一税，以及在地主的庄园里从事无偿劳动，即所谓的“Frondienst”(苦力工作)。这些剥削形式被用来支持贵族、神职人员和城市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农民除了为领主工作外，还靠自己种植的粮食维持生计。剥削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德国的农奴几乎是地主的奴隶，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还有一些契约人，他们享有一些人身自由，但仍需为地主提供劳动力;还有一些自由佃农，他们只需支付租金。然而，统治阶级对金钱的需求与日俱增，在剥夺其权力和加剧对其的剥削上对整个农民阶级造成了巨大压力。到15世纪末，农民的处境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地主对农民的压榨达到了绝对的极限。他们发明了无数新的税种和服务，禁止离开土地，限制使用村里的公有土地，甚至将契约农民和自由农民关进监狱，强迫他们沦为农奴。在这里，地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农民施以最残酷的酷刑。领主们执行“正义”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在刑架上拉伸、剪耳、割鼻、挖眼、剁手指和手，到斩首、轮刑、热烙铁和车裂。当死亡将农民从此世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时，其遗属必须将大部分遗产交给地主。与此同时，统治者对司法系统进行了有利于他们的调整。以前，在许多地方，村里的乡绅根据当地的习惯法自己进行审判。现在，领主们雇佣了专业律师，并将法律编纂成法典——这自然符合他们自己的剥削利益。资产阶级的发展为了从榨取自农民的剩余中获利，领主们不得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售这些剩余价值。这主要有利于城市及其市民。贸易和制造业资本主义在那里萌芽。虽然中世纪的行会贸易仍占主导地位，但雇佣劳动已初露端倪。例如，所谓的“生产外包”制度在纺织业尤为普遍。采矿业也在当今的图林根和撒克逊地区蓬勃发展。贵金属开采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金银满足了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正如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除了加工金属的城市之外，采矿还促进了农村的商品生产。矿工需要食物。矿井、铁轨和矿石燃烧需要木材。约140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图片来源：公共领域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写道，德国的国民生产跟不上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但在1889年他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他赞扬了考茨基对采矿业相关性的分析，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评价：“我只是到现在才真正明白......德国的金银开采......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最后的推动力，使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位，从而使它成为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说它是最后一个因素，是说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因此相对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而言，这个因素对德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3]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等德国企业家家族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家族之一。他们将巨额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将它们借给教会、皇帝和诸侯。然而，由于这些商业关系，他们与封建统治者关系密切，并享有某些特权。这种对个别派别的偏袒分裂了资产阶级。较强大的一层市民，也被称作“城市贵族”(patricians)，通过垄断控制市议会，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中小资产阶级要求分享这种政治权力。城市劳动者和穷人没有公民权利，因此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代表权之外。因此，城市贵族遭到了资产阶级反对和来自被剥削者的革命平民派的反对。进步的枷锁16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社会是一个“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4]然而，许多阶级出于不同的原因与旧秩序发生了冲突。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天主教会，恩格斯将其描述为“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5]主教、修道院长及其僧侣军队的浮夸助长了贵族、资产阶级和城乡被剥削者对神职人员的仇恨。教会中利润丰厚的职位是由教皇而不是德国贵族授予的。这些职位往往由外国人获得。神职人员通过征收教会税、所谓的“赎罪券”(即用金钱换取罪罚的减免)或出售伪造的圣人像和圣物，从民众的口袋里掏钱。高级神职人员本身也是地主。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一部分财富流向了罗马或其走狗。因此，天主教会阻碍了帝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也越来越失去了过去的社会职能。王公官僚制度的发展、贸易增长的需求以及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削弱了天主教会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垄断地位，也削弱了它在教育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垄断地位。尽管如此，宗教仍然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石。恩格斯解释道：“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6]统治者利用它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例如，教皇为皇帝加冕。神学被用作研究和解释哲学、政治和司法的基础。马丁·路德在当时的条件下，每一次反封建的社会和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首先以神学的形式抛头露面。恩格斯写道：“13世纪至17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反复尝试。”[7]宗教改革的阶级内容在于对基督教宗教的解释之争，这有利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然而，由于教皇和皇帝对他批判出售赎罪券的激烈反应，路德成了反对旧秩序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是所有反对力量的吸引中心。1521年1月，路德被教皇下达逐出教会的诏书，同年4月，皇帝查理五世将他召到沃尔姆斯议会，要求他为自己的异端行为负责。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的“九十五条论纲”中只主张改革赎罪券的销售，而没有主张完全废除赎罪券。然而，由于与罗马的冲突，以及人民对他的同情，他变得更加激进。早在1520年，他就主张武装反抗天主教会：“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8]路德不仅抨击神职人员，后来还抨击皇帝和那些没有加入他的王公。部分贵族也加入了他的阵营，以便利用教会财产致富，并打破教皇和皇帝的影响。结果，不仅许多城市，甚至整个公国都成为了新教国家。在沃尔姆斯议会上，帝国对路德实施了禁令。这意味着禁止阅读和传播他的著作。路德本人也被视为非法。然而，撒克逊选帝侯腓特烈将路德安置在瓦特堡，让他在那里从事将《圣经》翻译成德文等工作。路德与部分贵族的密切关系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他没有用革命的行动来贯彻他激进的言论。群众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社会分成了三大阵营，恩格斯称之为：“天主教派或者叫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9]然而，只是在农民战争期间，反对天主教的分裂才凸显出来。毕竟，革命分子最初也是支持路德的。恩格斯指出，通过翻译《圣经》，“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10]尽管路德纯粹关注宗教自由，但受剥削的大众却以世俗的方式解读他的著作，如《论基督徒的自由》。毕竟，这位改革者不仅宣扬反对神职人员，也反对贵族。因此，受压迫者开始了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事业，他们用路德和《圣经》为自己辩护。1525年的《十二条款》传单即使在农民战争之前，诸如“邦德舒运动”或“穷康拉德”一类的农民起义也越来越频繁，但它们仍然是局部性的。各地的情况差异太大，它们无法凝聚成一场普遍的起义。他们孤立的秘谋往往会被出卖给当局，当局会用最残酷的酷刑迫害那些被抓获的人。然而，通过《圣经》的翻译和路德的思想，路德为被压迫者的各种要求和目标提供了统一的思想框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起义得以在1525年蔓延开来。农民战争始于一场地方性事件。1524年夏天，黑森林施蒂林根的农民起义了。据传西吉斯蒙德二世(Sigismund II)侯爵命令他的臣民在森林里捡蜗牛壳，以便他的妻子用它们做线轴。事实证明，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或者说是最后一个贝壳。农民们全副武装，在领主的城堡前游行，抗议这种任意徭役和苛捐杂税。到1525年4月，起义已经蔓延开来。在德国南部和图林根，以及撒克逊、阿尔萨斯、瑞士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农民拿起武器，拒绝提供劳动力或纳税。在许多地方，城市工人和穷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一些地区，资产阶级和下层贵族也支持农民的要求——通常是出于胁迫或权力的算计，但有时也出于真诚的同情。起义者援引《圣经》中更高的“神圣”法则，与世俗和教士当局专横的滥用权力形成鲜明对比。宗教改革的思想是这场运动的纽带。为了控制对圣经的解释，普遍要求由会众选举牧师。路德及其追随者等新教学者经常被要求就这些问题的合法性做出决定。即便有着他的早期激进主义的光辉事迹，一旦农民战争爆发，路德便开始扮演起和事佬。恩格斯对此写道：“路德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们施行苛政之过;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当然起义也是亵渎上帝的，违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进行和解。”(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1]然而，当起义蔓延到新教地区并变得越来越激进时，路德的态度愈发转向反动的一边。所谓的“魏恩斯贝格大屠杀”就是一个转折点。1525年4月17日复活节周日，农民们冲进路德维希·冯·赫尔芬施泰因伯爵的城堡，对数十年的压迫、剥削和虐待进行报复。伯爵及其同伴被处死。面对被压迫者的革命力量，也是针对他的资助人的革命力量，路德忘记了所有的宿怨。现在，他呼吁当局——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对反叛者决不手软。他那本著名的煽动性小册子《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写道：“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没有比你还死得其所得了。”[12]路德现在不仅否认农民战争，还否认任何反抗当局的行为，尽管他自己以前也曾宣扬过。这位改革者还将《圣经》与这场运动对立起来。恩格斯解释说，路德用福音认可了“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13]恩格斯谈到了路德用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舐食专制君主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14]路德周围的资产阶级阵营明确反对起义。农民队伍宗教改革唤起了令天主教和新教有产阶级恐惧的精神。在农民战争中，被压迫者开始组织起来，最初是反对当地的地主。被称为“农民队伍”(Haufen)的起义者的军事部队是地方或地区一级的民主组织。他们选举队长作为领导，对部队负责。这种民主控制使参加起义的贵族所受到的军事训练和他们的经验得以被利用。例如，“铁拳格茨”·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歌德同名戏剧中永垂不朽的帝国骑士——领导了内卡尔塔尔-奥登韦尔德起义军，而弗洛里安·盖尔(Florian Geyer)则领导了施瓦泽起义军。出自1515年5月一份匿名小册子的标题页——左侧为农民，右侧为贵族与教会高层，中间则是一座‘命运之轮’，教皇权力被束缚其上。//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农民队伍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组织起来，例如在上施瓦本(Oberschwaben)成立了“农民联合基督教协会”。1525年3月初在梅明根成立时，“联盟条例”中规定了进行抵抗的民主组织需要以选举领导层的形式进行：“因此，本协会的每个团体都应任命并派出一名领导和四名参议;他们有权与其他领导和参议一起采取适合他们的行动，这样，会众就不必时时刻刻聚在一起。”[15]1525年4月，约1000名弗兰肯农民队伍的代表在奥克森福特通过了《战争条例》，其中写道：“最高战地指挥应由队伍中的普罗大众选出，对全体人民拥有权威，每个人也都应服从和听从他的指挥，但有一项命令，即同一最高战地指挥不得在没有受命的队长和参议的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决定任何事情或采取行动，这些队长和参议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受命于全体农民队伍。”[16]这种民主联盟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整个地区的起义者暂时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农民、工人和穷人自己能够讨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在封建势力被击败的地方，这种群众的自我组织有可能取代旧政府。改良还是革命?一个关键的问题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浮现：改良还是革命?1525年3月，梅明根农民联合基督教协会也通过了《十二条款》。这是农民战争中流传最广的小册子。根据被压迫群众对《圣经》的解释，《十二条款》抨击了封建主义的基础。群众认为，十二条主张废除什一税，减少农奴在领主庄园里的无偿劳动，恢复旧的权利，例如狩猎权、使用公有土地和森林的权利。会众选举牧师也是一项要求。在这本最受欢迎的农民战争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提及了宗教改革及其作为团结性的要素的作用。这些要求是以“神圣法”为依据的，这使得这些条款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在针对农奴制这一最严重的封建剥削形式的第三条中，纲领的妥协基调变得十分明显。即使根据《圣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平等地救赎了所有人，因此“我们是自由和主动的”。但接下来的几句话却说道：“不是我们想自由，也不是我们想没有任何权力。难道不是上帝教导我们按诫命而活，不是自由的肉体意志，而是爱上帝，在邻人身上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要按照他的诫命生活。难道这条诫命没有昭示和指示我们要服从当局的?”[17]《十二条款》表达了群众希望通过与当局妥协来获得发言权的愿望，尽管他们的要求是针对当局的统治基础的。农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并非所有人都是一无所有。此外，有产阶级也参与了要求的制定。这是因为梅明根加入了基督教协会。尽管《十二条款》是许多农民队伍的纲领性出发点，但起义在实践中往往超出了《十二条款》的限制。魏恩斯贝格大屠杀只是农民战争如何发展成为一场消灭当局的革命战争的一个例子。许多地方的城堡、宫殿和修道院被夷为平地。起义初期，起义者中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派别。在《十二条款》之前写成的“书简”呼吁，如果统治者拒绝加入，就将其消灭。还有一些人则是在实际经历了统治者的顽固不化和欺骗后得出了革命的结论。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动态的局面：温和派和激进派在不同阵营之间转换，而各集团之间的联盟也在不断建立和解体。地方特色和政治经验不足使得运动难以长期团结。反叛者的视野往往只局限于自己的村庄或乡镇。旅行既危险，又费时费力，对农奴来说还是不允许的。群众大多无法获得教育或新闻。此外，使生活陷入困境的主要是当地的地主。如果地主做出让步，被剥削者往往就会卸甲归田——但随后就会遭到屠杀。起义者没有意识到生死攸关，反而经常拒绝帮助邻村或邻镇的战友。为了换取所谓的让步，他们有时甚至参与镇压起义。此外，社会被分割成众多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有着不同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利益，这甚至阻碍了被压迫者之间的持久联盟。海尔布隆纲领然而，1525年5月，人们试图将起义联合成一场具有共同纲领的全国性运动。在海尔布隆市，农民们成立了一个农民大会，各阶层代表被派往大会讨论共同诉求。这些谈判的结果，即所谓的“海尔布隆纲领”，代表了在宗教改革之后对封建社会的彻底颠覆。然而，该方案的另一个特点是，人们意识到没有一个庄园发展到足以独自进行这场革命的地步。因此，该纲领旨在通过让步来争取贵族和资产阶级加入运动。格奥尔格·冯·瓦尔德堡（Georg, Truchsess von Waldburg），施瓦本同盟军的一位指挥官，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图片来源：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纲领要求通过统一钱币、度量衡和废除关税来克服神圣罗马帝国的经济分裂。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主要有利于资产阶级。纲领对贵族做出了让步。农奴和佃户不会单纯地获得自由，而是要通过补偿的方式向地主赎得自由。恩格斯指出，这是“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因此，海尔布隆纲领预示了17世纪90年代法国农民的解放，随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在19世纪实现了类似的解放。这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佳解决方案：由于无力承担“赎回”费用，广大农民只能选择两种命运：要么以高利贷的利率抵押土地，要么彻底失去土地，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然而，海尔布隆纲领并未实施。在农民与革命平民派结盟的威胁下，资产阶级反对派与城市中的贵族往往又走到了一起。大部分参加起义或保持中立的城镇现在都反对起义。与此同时，封建反革命日益占据上风。新教和天主教的王公们认识到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采取了联合行动反对起义。在德国南部，起义者遭受了重大失利。海尔布隆的代表们不得不逃离，以躲避袭来的反动势力。与此同时，施瓦本同盟（德国南部当局的军事同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雇佣军来镇压起义。坚定地站在贵族一边的富格和韦尔瑟家族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在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的领导下，反革命在该地区大肆破坏。1525年4月4日，数千名叛军在莱普海姆战役中丧生。1525年4月17日，大部分上施瓦本农民军签订了《魏茵加腾条约》（Treaty of Weingarten），以结束战斗，并承诺今后在与统治者发生争端时，允许他们召集仲裁法庭。他们在税收和劳动力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让步。在1525年5月12日的伯布林根战役中，施瓦本联盟击败了由12000人组成的农民军同盟。与此同时，攻打维尔茨堡的马里恩堡要塞的企图也失败了。1525年6月2日在科尼格肖芬的失败宣告了德国南部农民战争的结束。托马斯·闵采尔起义军在现在的图林根也被打败了。1525年5月15日，新教黑森州的菲利普侯爵和天主教撒克逊州的格奥尔格公爵联军在弗兰肯豪森战役中击败了叛军。雇佣兵和骑兵与主要以工具为武器的农民展开了对决。尽管如此，反革命还是使出了诡计：他们同意休战，但又破坏了休战。结果，起义军至少伤亡了6000人，而王公军队中只有6名雇佣兵丧生。图林根曾是激进派的据点。在米尔豪森，平民反对派于1525年3月推翻了旧贵族市政厅，并将政权移交给新选举产生的“永久议会”，其中共产主义传教士托马斯·闵采尔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改革派牧师，闵采尔最初是路德的支持者。他甚至于1520年被路德任命为茨维考的第一位新教牧师。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但是，他却不像路德当时所做的那样，提倡平心静气的辩论与和平的进步，而是把路德早期那种激烈的布道继续下去，并号召撒克逊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阿尔斯泰特城堡，1524年7月13日，他向撒克逊的约翰及其子约翰·弗雷德里克宣讲了革命性的《对诸侯讲道》。闵采尔慷慨激昂地宣称：“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消灭掉，而不予任何宽赦，就像希西家、居鲁士、约西亚、但以理和以利亚消灭侍奉巴尔的僧侣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恢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芳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而去侍奉其他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在《为反对叛逆的精神致撒克逊诸侯书》中，路德公开与昔日支持者决裂，呼吁当局采取行动镇压革命者。此时，两人之间的裂痕已不可弥合。闵采尔于1524年12月在《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中予以回击，其中他大骂路德为“维滕贝格的行尸走肉”，并指责诸侯侍从以圣经为借口为剥削者遮掩，以达到个人目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画像插图，罗梅因·德·霍赫（Romeyn de Hooghe）作，1701年。//图片来源：公共领域闵采尔希望通过改革根除剥削与压迫的根源。这使他得出共产主义结论，恩格斯如此描述：“闵采尔所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不再有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独立的和异己的国家政权。闵采尔认为，当时所有的政权，只要是不依附、不参与革命的，都应当推翻，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应当具有公共的性质，必须实行最完全的平等。为了不仅在整个德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这一切，必须建立一个同盟；必须邀请诸侯和封建主都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当农民战争在德国南部爆发时，闵采尔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他游历该地区，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了激进分子。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煽动者作用的评价：“闵采尔的宣传旅行，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显然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闵采尔在米尔豪森市议会权力斗争期间返回图林根。虽然贵族们被成功推翻，然而，实施共产主义纲领是绝无可能的。新成立的“永久议会”采取的措施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恩格斯指出：“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已经具备成熟的统治条件的那个阶级。”闵采尔在图林根地区拥有更大影响力绝非偶然。该地区以米尔豪森为中心的采矿业和纺织业已雇佣了大量仅凭劳动力谋生的工资劳动者。然而，反对派的绝大多数仍为自营手工业者和农民。据恩格斯所述，闵采尔的共产主义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因此其社会基础极为狭窄。然而，闵采尔仍致力于将米尔豪森打造成整个帝国起义的中心。他与德国南部的起义者保持着积极联系。当反革命势力逼近图林根时，他试图动员米尔豪森及其他城镇的民众，与弗兰肯豪森附近的农民共同击败反动势力。然而，仅有300名米尔豪森人跟随了他。在惨败后，1525年5月27日，闵采尔被俘并遭受严刑拷打。他在米尔豪森城门外被斩首，尸体被钉在木桩上，头颅被置于木桩顶端。该城被诸侯军队占领，失去其原有的特权并被迫缴纳巨额罚金。其他支持“永久议会”的成员也遭反动势力处决。冲击天堂1526年春天，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据点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陷落。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一样，诸侯们对战败的臣民发动了残酷的报复。封建反革命共屠杀了7.5万至10万名起义者。农民战争失败后，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但这与领主的仁慈无关。即使在起义爆发前，他们就已经处于温饱线以下，无法再进一步恶化。然而，失败的后果远不止于此。据恩格斯所述：“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宗教改革动员了所有反对封建秩序的力量。其客观任务是打破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摧毁天主教会本可以成为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资产阶级尚不足以将自己的纲领施加于于运动之上。面对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热情，以路德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阵营倒向了诸侯，后者残酷镇压了起义。然而，这巩固了帝国分裂的局面。宗教改革演变为新教诸侯与皇帝及天主教诸侯之间的斗争。随后以三十年战争为顶点的宗教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使帝国陷入更加落后的境地。出自雅各布·穆勒《农民战争编年史》（1525年）的一幅图像，描绘了魏森瑙修道院院长及修士的逃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将农民战争称为德国历史的转折点。德国从欧洲最进步的国家沦为落后国家。即使到了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仍缺乏对抗诸侯的力量，而处处畏惧新兴的无产阶级。最终，是无产阶级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中扫除了德国的封建残余。然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为国际上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在瑞士、荷兰和英国，新教徒使封建主义屈服。他们动员群众为“天国”而战，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王国。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否认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他们认为农民主要关心的是地方性要求，而非推翻旧制度。他们只是想恢复被当局日益剥夺的旧权利。但这些高明的女士先生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些权利的丧失，以及农民的当地苦难，都与封建主义的危机密切相关。闵采尔和他的同志们想要推翻这个垂死的制度。他们甚至呼吁废除阶级社会。在16世纪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资本主义已经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当今，与16世纪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人是雇佣劳动者，他们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就像农民战争时期的封建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现在也陷入了死胡同。统治阶级再次成为进步的障碍；危机再次被转嫁到被剥削者的肩上。但无产阶级创造了社会的一切财富。这赋予了他们结束闵采尔所进行的斗争，并最终建立地上的天国。“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恩格斯，F.《科学史札记和片断》，《自然辩证法》，卫红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译者注：中文翻译取自《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中文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本，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7/032.htm[3] 恩格斯，《恩格斯致考茨基》，1889， 中文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本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232.htm[4]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中文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本[5] 同上[6] 同上[7] 恩格斯和考茨基，《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中文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本，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861122.htm[8] 引自R·H·班顿所著的《我站在这里：马丁·路德传》第149页[9]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中文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本[10] 同上[11] 同上[12] 同上[13] 同上[14] 同上[15] Die Bundesordnung der oberschwäbischenBauernhaufen’, Dokumente aus dem Bauernk-rieg, Reclam, 1983年, 88页, 中英皆为RCI翻译[16] Die Kriegsordnung der fränkischenBauern zu Ochsenfurt’, Dokumente aus demauernkrieg, Reclam, 1983年, 115页, 中英皆为RCI翻译[17]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中文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本[18]~[25] 同上[2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