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德国的灾难

1923 年夏天，德国发现自己陷入了激烈的革命漩涡。但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历史性机遇被浪费了，不仅对德国，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在这篇铭记 1923 年 10 月德国革命戏剧性失败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塔佳娜·皮涅茨基（Tatjana Pinetzki）解释了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领导层的错误以及这些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按：本文原文于2012年10月16日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期刊第43期。 译者：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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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过可与1923年德国所发生的事相提并论的事情。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大战，绝大多数国家还经历过革命、社会危机、罢工、财富的重新分配和货币贬值。但除了德国，没有一个国家历过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的那种奇异且怪诞的极端；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巨大的死之狂欢舞，无尽头的血腥农神节。在这场舞蹈中，不仅货币失去了价值，而且所有的标准都失去了价值”[1]。

1917 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强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清楚地认识到，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有赖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和欧洲革命的进一步胜利。最重要的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德国工人阶级。在 1918 年至 1923 年的革命时期，摆在德国工人阶级面前的是数次打破资本家阶级和普鲁士容克统治的机会。

1918 年的十一月革命不仅迫使德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结束了德意志帝国本身，并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威廉二世。但是，“多亏”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改良主义领导层及与之相关的工会，资本主义幸存了下来。德意志帝国非但没有被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取代，反而摇身一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进一步的革命起义也以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改良主义者的背信弃义，还因为不成熟的德国共产党（KPD）已被反革命夺走了它的领导人物——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决定性的转折点最终在1923 年到来。这一年政治剧烈动荡，经济极度崩溃。现在已成为群众性政党的德国共产党终于有机会发挥其历史作用，领导工人阶级夺权。

终结一切和平的和平

1919 年 6 月 28 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结束了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这份屈辱的协议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德国独自承担了战争的责任。

战败的德国将承担全部责任：它必须解除武装，作出相当大的领土让步，并向战胜国支付赔偿。

法国是协约国中最具侵略性的国家。总理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尤其急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削弱德国。法国资产阶级抢占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尔萨斯-洛林工业区，并对莱茵兰地区虎视眈眈。他们希望通过由此获得的经济优势来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

战胜国非但没有解放以前受德意志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反而瓜分了德意志殖民地以及被推翻的帝国的边境地区。

要求的赔款总额高达2 260 亿金马克，德国难负其重。即使在 1921 年减少到 1 320 亿马克之后，这些赔款也无法被支付。赔款不仅被以货币形式支付，还以煤炭、钢铁、木材和农产品的形式支付。机车发动机、卡车甚至奶牛都作为赔款被运往法国。

对鲁尔的占领

到了 1922 年，德国越来越难以支付赔款。12 月 26 日，协约国赔款委员会（the Allied Reparations Commission）一致认定德国没有履行其义务。

1923 年 1 月 9 日，委员会宣布德国故意扣留物资。这促使法国总理普恩加莱（Poincaré）率领 6 万大军进军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中心鲁尔河谷（the Ruhr valley），比利时紧随其后。

法国总理普恩加莱（Poincaré）率领 6 万大军进军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中心鲁尔河谷（the Ruhr valley）。//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第二天，德国总理威廉·库诺（Wilhelm Cuno）[2] 宣布将抵抗占领。这是一个一反常态的大胆举动，他的政府日后将会感到后悔。

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 "消极抵抗 "计划，禁止与占领者当局合作或支付赔款。各地都发生了反对法国军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某些情况下，家和工会联合呼吁进行抗议。

库诺政府的抵抗号召无意中激起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热烈响应抵抗的号召，斗争迅速变得更加激进。随着阶级矛盾日益明显，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民族团结迅速瓦解。

与之相对，资本家不顾德国国会的计划，在煤炭运输方面与法国人秘密合作。当他们得到现金支付时，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中断了“消极抵抗”。他们一边牟取暴利，一边号召工人以对抗协约国的名义做出巨大牺牲。

这成了将普遍经济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肩上的借口，特别是通过通货膨胀。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等工业资本家甚至要求废除八小时工作制，并将提高工资的要求称为“不爱国”[3]。

通货膨胀的获利者

德国经历的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赔款造成的。德意志帝国曾通过发行国内债券（即公债）为战争提供资金。但这些债券不足以支付战争费用。因此，政府开始印制钞票并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

流通中的货币量从 1914 年 8 月战争爆发时的 29 亿马克增加到 1918 年 12 月的 186 亿马克。战争结束时，国家债务总额达到 1560 亿马克。与战前相比，马克的对外价值几乎下降了一半[4]。赔款成了压在这上面的又一根稻草。为了支付赔款，政府再次开动印钞机，将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增加了六倍。

消极抵抗为货膨胀火上浇油。生产下降的同时，流通中的纸币却在激增。政府用自己并不拥有的钱补贴鲁尔区工业家损失的利润，使情况更加恶化。此外，国家还承担了因消极抵抗而闲置的工厂的工人的工资。

在小公司破产的同时，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工业却蓬勃发展，因为它们可以用贬值的马克来挤压外国竞争对手，以美元或黄金的形式获得利润。胡戈·斯廷内斯就这样以信贷的方式购买了整个工业帝国......他用一文不值的纸币偿还了这些钱。这为他赢得了 “通货膨胀之王”的称号。

从通货膨胀中获利丰厚的人中还有东易北河的地主们，他们轻而易举地偿还了现在变得一文不值的债务。许多农民也从通货膨胀中获利。在货币变得一文不值的情况下，农民紧紧抓住他们的产品不放，而被毁掉的中产阶级则被迫用他们所剩无几的东西——传家宝、珠宝、毛皮大衣等——来交换食物。

通货膨胀中的输家

通货膨胀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几个月内，工人阶级陷入绝对贫困。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吞噬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和收入，他们也同样走向了破产。养老金领取者和福利金领取者（战争中的失业者、幸存者和残疾人）则面临着彻底的贫困。

在收到钱后不久，这笔钱就会变得一文不值。1923 年 8 月初，文学家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在一家咖啡馆的所见所闻：

“价格牌上显示的是 6000 马克。当她去付钱时，服务员要价 12000。她说之前显示的是 6000。‘哦，您是在旧价格期间就在这儿是吗？那就付 6000吧’。”[5]

1919 年，面包价格为 36 芬尼。到 1923 年 9 月，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同样一块面包的价格为 201 亿马克。小麦消费量下降了 66%。许多家庭几乎买不起肉。咖啡成了奢侈品。

贫困变得更加令人痛苦。俄国共产党人拉丽莎·赖斯纳（Larissa Reissner）在访问德国时写道：

“柏林正在挨饿。在大街上，每天都有人在有轨电车上和排队的人群中发现因疲惫不堪而晕倒的人。饥饿的司机驾驶着有轨电车，饥饿的火车司机催促着他们的列车沿着地下的地狱走廊前进，饥饿的人去上班，或者没有工作地在公园和城市外围地区日日夜夜地游荡”。[6]

革命的先决条件

由于成员缴纳的会费一文不值，工会陷入了危机。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右翼的库诺政府。相比之下，德国共产党则提出了独立的立场。它号召工人既反对法国人占领鲁尔，也反对德国统治阶级的攻击。它的口号是： "在鲁尔打败普恩加莱，在施普雷河打败库诺"。1 月 23 日，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在《红旗报》（Die Rote Fahne）上发表了一份呼吁书：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知道它必须两面作战。德国无产阶级当然不能屈服于资本阶级的侵略者。法国资本家并不比德国的强多少，法国占领军的刺刀也并不比德国国防军的刺刀更锋利......

“只有当你们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作为一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阶级，在帝国的各个地方前进，你们才能应对民族主义狂热强化德国资产阶级的危险。只有当你们脱离德国资产阶级，放弃德国资产阶级的贸易，外国工人——首先是法国工人——才会向你们伸出援助之手。”[7]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就位。库诺在鲁尔区号召的“消极抵抗”的罢工浪潮，从五月份开始发展成为反对库诺政府本身的罢工浪潮。到了夏季，库诺政府濒临崩溃。政府在赔款问题和稳定货币方面毫无进展。马克的价值在“自由落体”式地下跌。

到了夏季，库诺政府濒临崩溃。政府在赔款问题和稳定货币方面毫无进展。//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统治阶级出现了分裂，一大部分人希望完全放弃消极抵抗，而一小部分人则准备冒一切奉献与法国进行新的一战。统治阶级的一派希望放弃威廉·库诺，转而支持“吞并主义者”、工业资本的代表、民族自由主义德国人民党（DVP）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另一派则致力于军事独裁。

工人阶级正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1923 年上半年，越来越多的工人转向了德国共产党。1923 年 9 月，德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约为 29 5000 人。雅各布·瓦尔赫尔（Jakob Walcher）在 6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扩大会议上估计，工会中有 240 万工人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弗里茨·海克特（Fritz Heckert）报告说，约有 30-35%的有组织工人受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之。[8]

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怒火中烧，因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工人政党。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沃尔夫冈·鲁格（Wolfgang Ruge）写道：

“大批中产阶级更加紧密地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加入反对高利贷和通货膨胀的行动，参加租户罢工和绝食游行，开始认识到只有战胜资产阶级统治才能消除苦难、不安全和战争的危险。”[9]

开始进攻？

当时的形势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层将全部精力用于准备起义和夺取政权。

但是，在 1921 年该党陷入名为“三月行动”的极左冒险之后，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和被严厉地惩罚。“三月行动”失败后，德国共产党正确地推行了在同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统一战线”的战术。这包括由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改良主义组织发出呼吁，以揭露其领导人，并耐心地将工人阶级拉到自己这边。

以露丝·菲舍尔（Ruth Fischer）、阿卡迪·马斯洛（Arkadi Maslow）和恩斯特·塔尔曼（Ernst Thälmann）为核心的德国共产党极左派不断谴责党领导层的 “机会主义路线”，并指责布兰德勒向社会民主党献媚。但在这一战术的基础上，共产党成功地从 1921 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赢得了更广泛的工人阶层加入其队伍。

然而，到了 1923 年，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共产党需要发起进攻。但以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为核心的党领导层在 1921 年“烫着了自己的手指”后，变得过于谨慎。1923 年 5 月，党中央完全错估了形势：

“我们当下还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必要的先决条件，即大多数工人阶级的革命意愿还不存在。”[10]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再有利不过了。阿瑟·罗森伯格（Arthur Rosenberg）——历史学家，1927 年前一直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回忆道：“德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像 1923 年夏天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11]

德国共产党左派愤慨地要求说是时候提出夺权夺权的问题了。他们要求立即出台一份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占领工厂、引入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以及在整个鲁尔区建立工人民兵组织。这些措施将开启直接的夺权斗争。

这种情况最需要的一件事：革命性的领导。//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德共成员卡尔·雷茨拉夫（Karl Retzlaff）在谈到夏天的那几个月时写道：

“与此同时，党内关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战术的争论变得如此激烈和恶意，以至于再次闹到共产国际那里。1923 年仲夏，党的领导人布兰德勒和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员前往莫斯科，并再次逗留了几个星期。正是这几周对预期中的人民起义至关重要。”[12]

实际上，德共和共产国际本应已经开始准备在德国发动武装起义。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就像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正摇摆不定。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声称：

“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将在一个月或一年内到来。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从历史意义上讲，德国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3]

因此，起义的准备工作被无限期地推迟到了未来。不幸的是，列宁病重，他和列夫·托洛茨基都没有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无法引导会议讨论进攻的问题。许多讨论都围绕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不是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制定他们具体的起义和进攻计划。

反法西斯日

1923 年初，巴伐利亚（Bavaria）成立了由君主主义者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领导的反动政府。夏天，越来越多的传言称，法西斯主义自由军团和黑色德国国防军正准备对萨克森（Saxony）和图林根（Thuringia）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发动内战。在这些州，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左翼，甚至容忍了自 1920 年起就存在的、由共产党建立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工人民兵）。

德国共产党总部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项决定：宣布 7 月 29 日为无产阶级的 “反法西斯日”，并号召全德国举行示威游行。自称为魏玛国家“猎犬”的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社民党）禁止在他担任主席的普鲁士汉诺威省举行任何示威游行。除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巴登州外，其他各州纷纷效仿。

据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称，党内高层的所有分歧 “立即在党中央重新出现。他们是否应该接受禁令？他们是否应该继续前进，但如果继续前进，他们如何才能避免冒过大的风险，甚至冒过早开战的风险？”[14]

布兰德勒主张妥协：示威游行应该在允许的地方进行，包括在国防军无法进行阻止的普鲁士和鲁尔地区。费舍尔坚持认为，柏林也应举行示威游行，这样德共才能挽回颜面。布兰德勒不愿意独自做出决定，他征求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

当布兰德勒的电报到达莫斯科时，只有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一个人收到了电报，他仍然不相信出现了革命形势。他认为，为了不冒失败的危险，共产党不应该接受挑战。他征求了执委会其他同志的意见。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养病，没有足够的信息，因此无法给出任何建议。季诺维也夫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赞成违抗禁令。斯大林却持不同意见：

“可以这样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德国政府现在倒台，而共产党人要夺取政府，那么他们就会以崩溃告终。。”[15]

为了避免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加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将会“粉碎共产党人”的“全面战斗”，斯大林认为执委会应该“拉住德国人，而不是催促他们前进”。

拉狄克将斯大林的意见转达给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室赞同他的立场。除了萨克森、图林根和符腾堡（Württemberg）以外，大多数地方都用集会取代了原计划在反法西斯日举行的街头示威。但集会的出席率非常高。

“柏林的17 次会议共有20万人参加，开姆尼茨（Chemnitz）有 5 万至 6 万人，莱比锡（Leipzig）有 3 万人，哥达（Gotha）有 2.5 万人，德累斯顿（Dresden）有 2 万人，符腾堡地区共有 10 万人。”[16]

德共领导层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远落后于正在发展的形势，就连资产阶级报纸都嗅到了革命的危险气息。1923 年7月27日，《日耳曼尼亚》（Germania，天主教中心党党报）的一篇匿名社论写道“空气中充满了电，一个火花就足以引发一场爆炸”。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家危机迫在眉睫，堪比俄国十月革命。

此前，保守派喉舌《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也宣称，一切迹象都表明新革命即将爆发。7 月 28 日，德国国会大厦里的社民党议会小组主席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在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上表达了对群众“疯狂激进化”的担忧。他说，如果有必要组建新政府，社民党愿意建设性地参与其中。

反对库诺政府的总罢工

7 月底8月初时，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崩溃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对工人阶级来说库诺政府已经变得无法被接受。8 月 1 日，一个五口之家已经需要花费1000 万马克才能生存。

社会崩溃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对工人阶级来说库诺政府已经变得无法被接受。//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罢工浪潮震动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在柏林、汉堡、西里西亚、鲁尔和德国中部工业区。罢工变成了政治性的，并对“劳资委员会”（Works Councils）产生了进一步激进化的影响——它本质上是魏玛宪法规定的工厂委员会。

这些机构是作为一种更和平的改良主义式方案被引入的，以替代 1918 年成立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德国苏维埃）。它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将社会化工业，而是与老板的代表们一起监管工作场所并提高其效率。但在 1923 年深重危机的背景下，一部分劳资委员会运动开始走向革命。

8 月7 日，柏林劳资委员会全体会议要求库诺政府辞职。会议号召大工厂的工人们通过代表团向国会提出这一要求。

第二天，柏林印刷厂决定在8月10日举行总罢工，以推翻库诺政府。只有工人政党的报纸和出版社没有受到罢工的影响。帝国印刷公司（Reichsdruckerei）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该工厂几个月来一直在全天候印刷钞票。紧随其后的是运输工人和电力工人。

社会主义者伊夫琳·安德森（Evelyn Anderson）在谈到库诺总罢工时写道：

“除反对卡普叛乱的罢工外，库诺罢工是德国工人阶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成功的群众运动。然而，两次罢工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1920 年 3 月，德国工人响应了工会和政党的联合呼吁。1923 年 8 月，无论是工会还是工人阶级政党都没有发出这样的呼吁。库诺罢工完全是自发的，因此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17]

出于绝望和对革命的解决办法的渴望，数十万工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德国共产党。8 月 12 日，在德国国会大厦提出对库诺的不信任动议后，库诺内阁辞职。共产党领导层再也不能无视局势的严重性了。大多数工人支持他们。罢工的时机已到——但它却没有被好好把握住，就这样流走了。

埃伯特（Ebert）总统利用了德共的犹豫不决。他向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提供了总理职位。这个反动分子在1920年的卡普政变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虽然他所在的党——德国人民党——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它立即宣布支持卡普政府。

现在，社会民主党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一起进入了资产阶级政府，以挫败工人阶级运动。

莫斯科的意见分歧

反对库诺的总罢工显然也唤醒了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其他成员。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被召到莫斯科。当他们到达时，惊讶地发现莫斯科到处都挂着横幅，上面写着：“俄国青年向德国学习！ 德国的十月革命即将到来！”

在执委会和中央办公室的会议上，拉狄克报告说，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在德国进行决定性的、直接的夺权斗争的时机已经来临。只剩下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了。一切都要服从这一任务。由于德共领导层和执委会无法正确评估形势，已经浪费了足够多的时间。

埃伯特总统利用了德共的犹豫不决。//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然而，季诺维也夫却认为，几个月后才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更大。斯大林预测，革命最早也要到 1924 年春天才有可能发生，如果有的话。然而，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现在就开始准备。

在这些筹备会议期间还出现了其他分歧，例如，关于何时要求按照苏维埃的模式成立工人委员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党应该在起义前要求选举这种委员会，因为它们将构成新的德国工人国家的基本要素。

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成功地论证称，这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工人民主的机构将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形成。甚至说，德国共产党可以以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工人组织的名义发动叛乱，其中包括影响力开始增长的劳资委员会。

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在苏维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是否确定起义日期的问题上却没有达成一致。德国共产党左翼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坚持要确定一个日期。托洛茨基提议 11 月 7 日，即 1917 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布兰德勒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

拉狄克和布兰德勒都未能把握德国局势的革命特征。事实上，布兰德勒私下里曾对德国共产党是否在政治上或组织上为革命做好了充分准备表示怀疑，并希望推迟计划，而拉狄克和斯大林也有同样的担忧。

到 1923 年 3 月 9 日，列宁已身患重病，不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阴谋诡计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针对托洛茨基。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组成的秘密派别“三驾马车”一再反对托洛茨基，他们想阻止托洛茨基成为列宁的接班人。现在，“三驾马车”对声望的个人关注起到了最有害的作用。

尽管与托洛茨基存在分歧和争议，但布兰德勒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极为深刻，当他要求把这位俄国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派往德国时，季诺维也夫坚决拒绝了。没有人忘记托洛茨基在1917年取得的成就。三驾马车不准备冒革命在德国取得成功的风险，如果这种成功会提高他们的对手（托洛茨基）的声望的话。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

尽管有 1918 年十一月革命的背叛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社会民主党仍对广大工人阶级具有影响力。正是在那场革命之后，许多人加入了社民党，其中就包括埃里希·蔡格纳（Erich Zeigner）。他属于向社会民主党内向左转的新阶层。

1923 年 3 月，萨克森州成立了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少数派政府，蔡格纳担任总理。齐格纳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谈判，转而寻求与德国共产党进行谈判。3 月 18 日，各政党达成了一项共同纲领，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将支持社民党执政。其要点是：组建无产阶级百人团以抵御法西斯主义，建立价格控制中心和控制委员会来打击高利贷。

现在，萨克森州的局势与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战术不谋而合。起义将从萨克森而不是首都柏林开始。10 月 1 日，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德国共产党总部发来电报。他号召他们进入萨克森州政府，也要加入和图林根州的州政府，因为社民党也在那里执政。

这些所谓的 “工人政府”——即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工人政党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旨在成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跳板。

布兰德勒对这一计划不以为然，声称萨克森政府没有能力武装工人。然而，季诺维也夫拒绝了他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任何反对这些左翼政府的军事力量都可能成为革命反攻的垫脚石。执委会还指示党领导层制定全国总罢工计划。这将成为起义的基础。

10 月 10 日，布兰德勒终于成为了蔡格纳的萨克森内阁的州秘书。共产党成员保罗·博特尔（Paul Böttcher）成为财政部长，弗里茨·海克特（Fritz Heckert）成为经济部长。10 月 16 日，又有三名共产党代表加入了图林根州政府。

施特雷泽曼领导的帝国政府和资本家阶级再次发动攻势。10 月 20 日，国防军向萨克森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三天内解散其管辖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百人团。蔡格纳决心抵制威胁，州议会拒绝了最后通牒。结果，军队于 10 月 21 日开进，恢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德国的十月被取消

同一天，在布兰德勒的倡议下，开姆尼茨召开了工人组织会议。布兰德勒希望利用这次会议来主张举行全国总罢工，以捍卫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府。

参加会议的有 498 名代表，"其中约 140 人来自劳资委员会，102 人来自各工会，20 人来自萨克森州工会联合会领导层，79 人来自控制委员会，26 人来自工人合作社，15 人来自行动委员会，16 人来自失业委员会，66 人来自共产党组织，7 人来自社会民主组织，1 人是独立人士"。

会议首先听取了萨克森州三位部长的报告：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 Graupe，社民党）、博特尔和海克特（均为共产党）。三位部长都强调了粮食供应不足、通货膨胀严重和灾难性的失业等问题。许多代表对萨克森州的政治局势发表了看法，并主张立即组织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一些代表甚至呼吁图林根和萨克森政府立即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德国国防军的准备工作。

布兰德勒接着发言，提出了大罢工动议。不过，他强调必须获得一致同意。这样一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就被赋予了对总罢工的否决权。这与准备起义时应该采取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工会和左翼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代表将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实际情况。

在萨克森州发生了数次冲突，6万名帝国国防军士兵涌入萨克森州。//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不出所料，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强烈反对发动总罢工的提议。他们不想挑战国防军。格劳佩甚至说，如果共产党人强行通过布兰德勒提出的动议，他就会带着党内同志离开会议，让共产党人独自承担这一责任。布兰德勒于是同意撤回他的动议。

这次失败后，布兰德勒认为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总罢工计划。他深信，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大罢工是行不通的。然而，在与拉狄克汇报情况时，他又补充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同意，可以推翻取消大罢工的决定。然而，拉狄克同意取消大罢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也支持这一决定。

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在其《1918 年至1933 年的德国》一书中对领导层的行为做出了如下评价：

“党被改良主义领导人耍得团团转，现在已经迷失方向，没有其他计划。开姆尼茨会议的决定就是深思熟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尤其是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他们把事情搞砸了。而在他们背后，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拖拖拉拉的建议，，尤其是斯大林。” [19]

只有汉堡的起义没有被取消。起义被取消的消息没有传到当地的共产党。其中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是由于违反了党的纪律，还是由于误解或沟通失败，目前尚不明确。

人们希望汉堡起义能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一部分，但起义仍然是孤立的。尽管共产党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但还是被击溃，最终不得不撤退。萨克森州也发生了几次冲突，早在 10 月 22 日，就有 6 万名德国国防军涌入萨克森州，以阻止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府。

现在，这些士兵在萨克森州横行。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厄尔士山脉的弗莱贝格，在那里士兵们向示威者开枪，造成 23 人死亡，21 人受伤。此外，还发生了任意逮捕和虐待囚犯的事件。

施特雷泽曼要求蔡格纳辞职，并威胁要进一步镇压。10 月 28 日，蔡格纳放弃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并于两天后辞职。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

失败的十月之后

1923 年，革命成功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包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那么，失败是如何发生的呢？对事件进行诚实的评估本应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首要议程。但相反，在这场失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人却试图掩盖自己的马脚。

执委会本应最迟在 6 月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但从一开始就错估了形势。季诺维也夫尤其担心自己的声誉。他本人批准了所有决定，包括取消德国的十月起义。但他把责任推给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

起初，他声称取消起义是正确的；后来，他指责他们对此准备不足。这当然是事实，但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负有全部责任呢？

季诺维也夫的转变并非偶然。10 月 8 日，托洛茨基致信俄国中央委员会，谴责官僚主义在党和苏维埃共和国内抬头。这一公开抨击吓坏了“三驾马车”。随后，46 名主要的共产党人于 10 月 15 日签署了一封联名信，他们采取了与托洛茨基类似的立场。

在此之前，与托洛茨基的冲突都是关起门来进行的，但现在却公开了。这导致了一场更尖锐的论战，甚至还发表在了《真理报》（Pravda）上。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面对这种批评为自己辩护，声称失败是由于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本身还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到了十月，任何起义的尝试都会失败。

诚然，革命形势从夏季开始就已经存在，并随着库诺政府的倒台达到了高潮。到 10 月，革命高潮已开始减弱，但这并不排除成功逆转局势的可能性。正如苏沃尔所解释的那样：

“到了10月，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疲惫。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俄国从2月到10月发生的事件，会发现革命形势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不规律地展开的。在革命的曲线中存在着突然的断裂。” [20]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在 1917 年 10 月，即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当月，党中央委员会仍处于类似的被动状态。列宁藏身在芬兰写信给领导层，用信函炮轰领导层，愤怒地要求党从言谈转向行动：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危在旦夕。” [21]

如果没有列宁的不断施压和托洛茨基的参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1923 年德国十月起义的主要障碍是领导层的优柔寡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领导层都没有为起义做好充分准备。

即使在 9 月决定支持起义后，它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政治措施。鼓动和宣传的方向依然没有改变，领导层既没有让共产党也没有让工人阶级为夺权问题做好准备。

十月，共产党人进入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政府，打算利用它们作为起义的基地。然而，发动叛乱所需的任何实际步骤——组织军备和粮食供应、成立工厂委员会等——几乎都没有被启动。

就这样，革命形势被浪费掉了，而该负责任的人却声称群众还没有准备好，客观形势还不够成熟。

托洛茨基在德国革命失败后于 1924 年撰写的《十月的教训》中强调，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正是党的领导的优柔寡断和消极被动培养了群众的消极被动，而不是其他原因：

“..... .一个政党进行了长期的革命鼓动，使群众摆脱和解派的影响，然后，在群众的信心提升到极致之后，又开始摇摆不定、分分合合、避重就轻、临时变卦——这样的政党使群众的活动陷于瘫痪，在群众中播下幻灭和瓦解的种子，给革命带来毁灭；但作为回报，它却在失败之后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群众不够积极。” [22]

1923 年表明，在动荡的时代，具有远见和果断的领导层是多么重要。在某些时刻，少数人的行动就能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是好是坏。

1923 年 10 月，德国和国际领导层由于他们的错误，浪费了继续世界革命的重要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们成功夺取政权，整个世界历史都将发生改变。

德国革命的失败有力地封固了俄国革命的孤立。在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没有发生成功的革命，苏维埃俄国的落后条件导致了一个强大的特权官僚种姓的出现。仅一年后，斯大林提出了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反映了官僚在孤立的工人国家中的反革命利益。

今天，有必要了解德国十月失败的教训。资本主义正在衰落，革命形势在每个国家等待着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必须致力于主观因素——革命党——的建设，学会正确评估和准备从鼓动和宣传时期向直接的夺权斗争过渡。

注释

[1] S·哈夫纳，《反抗希特勒：回忆录》（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2002年），第52-53 页

[2]赫伯航运公司总经理，1922 年11 月被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社民党）任命为总理。

[3] 罗伯特·苏沃尔，《1918-1933 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伦敦：Wellred Books，2018年)，第248 页

[4] V·乌尔里希，《德国1923：深渊之年》（C.H.Beck出版社，2023 年），第 72-73 页，IMT自译

[5] 同上，第 79 页，IMT自译

[6] L·莱斯纳，《1923 年10 月的柏林》，“街垒上的汉堡”（HAAG + HERCHEN 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7] 摘自 1 月 22 日德国共产党总部的呼吁，（《红旗报》柏林，1923 年 1 月 23 日），《德国工人运动史》，第 3 卷 （迪茨出版社，1966年），第 648 页，IMT自译

[8] P·布吕埃,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皇家布里尔出版社（Koninklijke Brill）, 2005年)，第717页

[9] W·卢格，《共和国时代》(Verlag das europäische Buch，1969 年)，第 114 页，IMT自译

[10] P·布吕埃,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皇家布里尔出版社, 2005年)，第707页

[11] A·罗森伯格，《德意志共和国史》(梅休恩出版社，1936年)，第 192 页

[12] K·雷茨拉夫, 《斯巴达克斯党务工作者回忆录》（新批评出版社（Verlag Neue Kritik,），1985年），第236页

[13] E·H.卡尔, 《1923-1924年的过渡期》,1954年，第127页

[14] P·布吕埃,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皇家布里尔出版社, 2005年），第738页

[15]托洛茨基：《斯大林》（伦敦：WellredBooks，2016年）第530页

[16] P·布吕埃，《1917-1923 年德国革命》（皇家布里尔出版社，2005 年），第 741 页

[17] E·安德森，《锤子还是铁砧：德国革命的故事》（皇家布里尔出版社，2005 年），第 741 页。

[18] P·布吕埃，《1917-1923 年德国革命》（皇家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社，2005 年），第 806 页。

[19] R·苏沃尔, 《1918-1933 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伦敦：Wellred Books，2018年)，第 269 页

[20] R·苏沃尔, 《1918-1933 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伦敦：Wellred Books，2018年)，第 282 页

[21]，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起义》，《列宁全集》，第32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0.htm

[22]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十月变革前后”，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