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震颤 ——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 Share Tweet10月27日星期一，全球股市因股价骤然暴跌而剧烈震荡。恰逢“黑色星期一”事件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大交易所呈现的混乱景象，在金融界和政界引发了普遍恐慌，尽管各方呼吁保持冷静，但恐慌情绪仍难以掩饰。这些事件有何深意？又预示着怎样的未来？它们是否预告着1929年臭名昭著的华尔街崩盘式经济崩溃的来临？抑或如资本主义辩护者所言，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的“调整”？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性地影响地球上每个男女老幼的生存与生活水平。本文旨在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按：本文原文发表于1997年10月31日，译者：杨寰晟）一场全球性的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确实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在短短两周内，股市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崩盘。在新西兰——华尔街收盘后首个开盘的股市——上午交易结束时股价已暴跌近10%。悉尼蓝筹股指数开盘时暴跌7%。跌幅尤为惨重的是亚洲及拉丁美洲所谓的“新兴”经济体。香港股市再次重启暴跌引发全球抛售数小时后，墨西哥股市在下跌13.3%（创历史第六大跌幅）后两次暂停交易，最终全天停盘。墨西哥比索兑美元汇率在经历两年相对稳定后暴跌近10%。巴西博维斯帕指数遭受该地区最重打击，跌幅达15%，创拉美最大新兴市场五年内最大单日跌幅。与近期遭受重创的亚洲市场类似，巴西同样面临巨额经常账户赤字。阿根廷梅尔瓦尔指数收盘暴跌13.7%，布宜诺斯艾利斯交易所暂停了该指数32只成分股中的17只交易。由此可见，这场危机的首要影响就是给所谓的“第三世界”数百万穷人的生计打上了巨大问号。这些民众曾被承诺，通过辛勤劳动和“私营企业”，借助“市场”的魔力就能获得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类似的承诺也曾许诺给东欧和前苏联人民，但经历了七年伴随着经济灾难的“市场改革”后，该地区的经济状况仍深陷于严重的衰退之中，其程度在和平时期堪称史无前例。短短六年时间，俄罗斯经济崩溃幅度高达60%。广大民众沦落到乞讨为生。结核病患者达220万例——这种疾病与贫困和营养不良直接相关。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经济”赐予俄罗斯人民的“福祉”。即便在经历类似的崩溃后经济看似复苏的东欧地区，经济最强的捷克共和国也已显现出新危机的苗头，而其他国家则陷入了经济增长放缓的境地。最近的股市崩盘更是让东欧上空笼罩着一层阴云。但这场金融危机起始于亚洲，并在亚洲引发了最剧烈的冲击。最初的导火索是国际货币投机者对泰铢的做空押注。不久前还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泰国，被那些在货币市场如巨型全球赌场般赌博牟利的大型国际投机者视为软柿子。曼谷被迫考虑提高利率以遏制外国资本外流。但泰铢迅速崩跌，众多金融机构随即被巨额坏账压垮。一旦恐慌性抛售开始便势不可挡。投机者们据称携300亿美元离场，且贪婪的胃口仍在扩张。这便是“自由企业制度”的真实面目！一群手握巨资的投机者认定某国经济存在缺陷，便开始抛售其货币迫使其贬值。这种高利润的勾当让这些绅士们无需生产任何东西，仅凭举起电话就能“赚取”数十亿美元。还有比这更鲜明的证据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本质吗？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失业与就业不足人口（包括在街头巷尾靠贩卖生计的数百万群体）实际规模至少达十亿之巨。至少有一亿儿童在街头出生、生活直至死亡，从未拥有过遮风挡雨的住所，同等数量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然而全球十大富豪的个人财富总额，就本足以解决世界贫困问题。这便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世界的真实图景。根据时髦的经济理论（“涓滴效应”），只需让富人变得更富，穷人便会自动受益。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投机者的活动理应受到鼓励，因为迟早会催生一个健康繁荣的经济体，让所有人受益。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曾精辟地将这种“理论”概括为：富人钱不够多，穷人钱太多！实际上，货币主义经济学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1945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自身边界，如今必须收缩回归更“正常”的资本主义形态——其特征在于无政府干预、无福利国家，以及所谓的“健全财政”与“强势货币”。为了追逐这个幻影，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仅清算了大部分的福利国家体系，更是摧毁了英国四分之一的制造业。英国则日益沦为以伦敦金融城为首的寄生性食利经济体——即由统治阶级中最堕落、最寄生的银行金融资本所主导。正是这个阶层最热衷于从事投机牟利，其行径往往披着“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当然还有“自由企业”的标签。而近期事件则为我们提供了其运作方式的教科书式范例。纵观各国债务数据可见，这些“亚洲虎”的表面繁荣之下却暗藏危机。1995年，泰国外债规模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印尼的外债占比超过一半，菲律宾接近一半，马来西亚则接近40%。这些国家急需外资偿债，但高利率才能吸引资金，而高利率又会抑制经济增长。只要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股市持续繁荣，这些警示信号便可被忽视。“信心”成为至高准则。但事实上，股市估值早已严重虚高。早在1995年，亚洲各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就远超上市公司盈利的20倍。尽管公开场合仍在吹捧“亚洲虎”，但在各大银行和垄断企业的董事会内部，悲观论调却日益蔓延。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越来越多的金融家开始突然意识到，亚洲股市过去两年本不该如此繁荣。”香港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汉斯·布里恩斯表示：“他们突然发现这些经济体其实并不强劲，而且充斥着大量腐败、任人唯亲、银行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在将泰国逼入绝境后，金融大鳄们开始物色其他近在咫尺的目标。这些目标并不难寻。矛盾的是，受创最深的股市和货币竟是香港——尽管该地区唯独香港“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其股市交易相对保守，与构成其组成部分的成分股公司的整体实力相符。正是这种实力造就了问题。香港股市独具流动性优势，直至一周前仍保持着充沛实力，成为基金经理们争相挤奶的奶牛——他们急需筹集现金，以满足那些欲撤离该地区的投资者。”（《独立报》，1997年10月28日）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疯狂本质。大型垄断资本（即“投机商”）凭借其雄厚实力打压被其视为疲软的货币，甚至破坏像香港这样按资本主义标准本应“稳健”的经济体。他们如同掠食的秃鹫或是贪婪的狼群，渴求着不劳而获的暴利。正如某位货币投机商所言：“我们就像山脊上的狼群，俯视着下方的一群麋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数百万人的命运正以这种方式每天都遭受着践踏！香港金融管理局则试图抵御投机商对港币的冲击，结果导致了这座前殖民地的股市崩盘，由此引发的恐慌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延至全球股市。世界各国股市纷纷随着香港而下跌，昨晚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遭受重创，投资者纷纷撤离了这些已从“新兴市场”沦为高风险投资的地区。而股市的这些剧烈震荡也正是资产阶级深层焦虑所在的一个体现。一旦投机狂潮启动便势不可挡：“我们目睹的是一只巨型气球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戳破，”苏格兰皇家银行证券全球策略主管埃德蒙·华纳（Edmond·Warner ）如是说。“若非紧随着泰国、马来西亚之后，香港股市本可平稳收场。在美国，我们真正担忧的是利率上升，而那些估值高得离谱的科技巨头股正遭受重创。在英国，我们则因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而陷入混乱。我们正面临着危机蔓延的风险。”（《卫报》，1997年10月28日，重点标注系笔者所加）资产阶级无法解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力解释真实的经济过程，便诉诸于毫无意义的空洞说辞。他们将一切归咎于所谓的“信心”——仿佛这种信心与实体经济毫无关联，而可由精明的政客和银行家随意进行塑造。他们不愿承认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的产物，因而将其归咎于投资者心中发生的纯粹主观现象。实际上，即便以扭曲的方式呈现，连股市危机也正是实体经济中客观进程的体现。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 承认了这次香港的危机并非是恐慌的根源，而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格林斯潘先生表示，亚洲地区信心下滑确实对美国企业利润产生直接影响，但不足以解释近期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这位美联储主席宣称，若非东南亚局势发展，必有其他因素引发了市场的重新评估。”（《卫报》，1997年10月30日）换言之，这些事件的真正根源必须另寻他处。但究竟在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根本性考量出发。从广义的历史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停止发挥进步作用。然而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多次阐明的那样，只要尚未被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总能为其必然引发的危机找到“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并不存在所谓的“最终危机”。正如我们趋势之前解释道（参见《萧条会重现吗？》），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持续至少一代人的新一轮上升期——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此。这一事实深刻烙印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整个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工人阶级心理之中。实际上，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信贷、债务、凯恩斯主义赤字融资等手段突破了自身局限，尤其借助世界贸易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性地使资产阶级得以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然而我们如今正步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阶段：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将陷入风暴与压力交织的剧烈动荡时期。所有曾推动经济上升螺旋的因素都将辩证地转化为其对立面。正如我们在先前文件（《世界革命的新舞台》）中指出的，作为增长与投资强劲引擎的世界贸易，其作用已不复往昔。世界各地的资本家们正试图收回过去的改革成果，削减国家开支并推行平衡预算。他们深知若继续沿袭凯恩斯主义旧路，将面临通货膨胀的爆发。正因如此，尽管宣传鼓吹“通胀已被击败”，资本家们仍对通胀心怀恐惧。然而削减国家开支的政策只会制造新问题——这意味着缩减国内市场，为未来更深重的经济衰退埋下伏笔。资产阶级因此陷入两难困境。经济上升期时，他们的错误尚可忽略不计；如今却步步为营，任何举措都可能招致灾祸。我们正面临资本主义危机的长期化进程，正如阿尔巴尼亚的案例所展示的那样，这场危机必将使革命机遇在各国接踵而至。繁荣与萧条然而，资本主义有机危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必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下滑。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体系始终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中运行（即“经济周期”）。近年来，宣称这种周期已被废除的论调甚嚣尘上。所谓“新范式”的拥趸声称，当前美国的繁荣建立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和世界性“自由化”等全新现象之上，他们幻想这些因素将依托生产力提升、低工资低利率以及微弱甚至零通胀的环境，催生永久性增长。事实上，正如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深知的那样，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资本主义的正常周期依然存在且充满活力，即将对怀疑者进行报复。当前股市的剧烈波动，恰似预示着地震来临前的最初震颤，不过是对此事实的提醒罢了。当前的周期在美国已持续七年之久。以战后标准衡量，这相当漫长。实际上，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长度在历史上具有相当的弹性，不同时期存在差异。马克思时代为十年周期，但战后时期缩短至五至六年左右。上一轮周期持续略超七年。因此有理由认为，尽管存在相反迹象，当前周期不会持续太久。在每个周期的顶峰，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总是充满狂热的欣喜。他们开始相信繁荣真的可以永无止境。这类言论通常在崩盘前最为泛滥。巨额利润的诱惑——尤其是投机活动带来的暴利——掀起一股贪婪浪潮，连最“体面”的银行家和养老基金持有者都未能幸免。然后他们将一切谨慎都抛在脑后，如醉汉般纵身投进投机狂欢，全然不顾未来。这类事件最终都将以崩盘收场。每次崩盘后，如同宿醉者晨起时的誓言般，他们都发誓“下次”定会吸取教训。但历史证明他们从未真正学到任何东西。当前局势正是明证。过去七年间，美国成功实现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部分是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部分是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但华尔街股价的疯狂上涨与实体经济增长严重失衡。近一年来，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不断警告华尔街存在“非理性繁荣”，但全球金融市场仍持续强劲上涨，无视了危险的投机泡沫正在日益形成的明显迹象。“一些市场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生产力提升，世界经济已迎来“新范式”，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华尔街及其他市场普遍存在的超高估值现象。“格林斯潘先生在最近向众议院作证时强烈驳斥了这一观点，他暗示认为供需规律已被打破是愚蠢的。“若昨日全球股市的暴跌演变为投资信心的全面崩溃，将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这种崩溃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几年投机性收益有多少是通过债务融资实现的。在美国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股市强劲上涨的背景下，借贷投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最可怕的情况下，华尔街近期收益的相当一部分将来源于借贷资金；由此产生的负资产可能引发连锁崩盘和信贷紧缩。若股市跌势持续，必将对消费者信心产生连锁反应。（《独立报》，1997年10月28日）当格林斯潘发出警告时，道琼斯指数的股价正处于创纪录的5000点。危机爆发时，该指数已飙升至惊人的8200点。如此惊人的纸面“价值”堆积，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毫无关联。因此，股市崩盘的根源就在于此。这场崩盘实际发生于10月27日星期一，尽管在此之前，亚洲已接连爆发了一系列惊人的股灾，这反映出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期已触及极限。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方程式中至关重要的要素。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股市危机并非完全是由主观因素驱动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归根结底，它们是实体经济演变过程的征候。什么样的的危机？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中，马克思阐明：“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与大众有限的购买力。但危机与危机之间存在着差异。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提到“每一次真正的危机”。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可在诸多环节被打破，危机形态亦多种多样——包括并非直接源于生产方式核心矛盾的股市危机。更何况，并非每次股市动荡都会直接引发经济衰退。后者的典型案例便是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在此案例中，经济衰退的所有条件早已具备，而股市危机则成为引发全面崩溃的强大引爆器。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1920年的股市危机挤出了大量虚假资本——这些资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紧随其后的通货膨胀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调整”。根据具体情况，此类“调整”甚至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正如1920年代实际发生的那样。1987年10月股市危机后也出现了类似情形。因此必须结合具体背景看待近期事件，并关注实体经济中正在发展的进程。当前经济周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注入体系的虚假资本规模之大以令人瞠目结舌。数万亿美元在全球游荡，并非用于生产性目的，而是投机炒作。过去几周的事件表明，这些巨额资金足以对特定经济体的货币施加压力——例如当某国货币被视为疲软时，通过大规模抛售即可迫使其贬值。泰铢危机也正是如此演变：先是引发了泰国货币危机，然后通过连锁反应导致了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一系列危机和货币贬值，最终在欧美股市掀起恐慌性抛售浪潮。由此可见，金融体系备受吹捧的“全球化”实则孕育着新的矛盾与动荡，极易引发类似1929年甚至更严重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近期事态发展不过是未来风暴来临的一个微弱前兆。马克思曾解释过，资产阶级的理想正在于凭空获取剩余价值，即“货币生货币”（M—M），而无需经历生产带来的必要的痛苦过程。在现代时期，他们竭力通过大规模且史无前例的投机活动来实现这一梦想，且不仅限于证券交易所。我们目睹了通过“私有化”掠夺国有资产的景象。通过这些手段，资产阶级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获取宝贵资源，继而榨取利润，却几乎不进行新投资。另一方面，并购浪潮空前高涨，表明马克思预言的资本集中过程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并购通常也不伴随新的生产性投资，反而必然导致企业关闭和裁员潮。虚假资本的激增体现在股市价值的惊人膨胀上。在美国，股票总市值（10.9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GDP（8万亿美元）。但这种现象迟早会导致股价暴跌，届时必有人蒙受损失——而这个人永远是散户投资者。大垄断企业总会在崩盘前抛售（通常正是他们的抛售引发崩盘）。即便市场下跌时，他们也会出手干预，以低价扫货。如此，散户被剥削殆尽，而大投资者无论市场涨跌都能获利。在1987年和1990年时，他们都成功避免了“崩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远东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然而如今，这场危机正波及亚洲。事实上，当前股市危机恰恰根源于此。亚洲远非稳定之源，反而成为了动荡之源。尽管欧美市场已成功反弹（反弹能持续多久另当别论），亚洲危机仍在持续，且丝毫未见其缓解迹象。1987年股市崩盘之所以没能立即引发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政府联合向经济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以阻止衰退发生。从正统凯恩斯经济学视角看，此类行为完全不负责任。赤字融资的目的是让经济摆脱衰退，而非维持繁荣。该政策导致巨额债务累积，各国如今正竭力从体系中挤出这些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饱受困扰的巨额国债——法国和德国达到了GDP的60%，意大利达125%，希腊120%，比利时130%。英国国债在150年间持续累积，而保守党过去四年的执政竟使债务翻倍。仅这些债务的利息就吞噬了这些国家巨额财富。若扣除利息支出，比利时本可实现财政盈余。这种财富流失已达难以承受的程度。更甚者，此类手段仅能将衰退推迟两年。当前似乎已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且不论这一举措将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推行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相悖，其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也存疑。近来唯一尝试运用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国家是日本。在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日本为刺激经济注入了至少2750亿美元资金。然而成效甚微：经济增长依然疲软，但日本却在战后首次背负了巨额国债——预计到1997年底将达到254万亿日元。若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数字将飙升至惊人的476万亿日元。这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2%（相比之下，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平均水平约为60%）。此外，日本利率极低（仅0.5%）。由于增加流动性通常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的，因此很难想象日本如何能像1987年那样采用这种方法来刺激经济复苏——当时利率水平远高于当前水平。从这一角度及其他方面来看，当前形势与十年前的相比已截然不同。因此，我们绝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严重的股市危机会以同样的方式收场。“繁荣”的特殊性当前的繁荣具有一些特殊特征，此前已有论述。除美国信息技术领域的繁荣外，本轮周期并未出现生产力投资的大幅增长。为数不多的生产性投资也主要用于弥补折旧损失。这绝非偶然。各地需求极度低迷意味着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这反映出本次繁荣主要建立在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正如威廉·格雷德（William·Greider）所指出的：“所谓的克林顿繁荣期（Clinton boom）与以往经济周期截然不同，因为尽管经济已持续增长五年，家庭中位收入仍未从上次衰退中恢复。消费者应对之策不言自明：借贷维持消费。据金融市场中心数据显示，家庭债务已达到惊人的可支配个人收入的91%，而1980年该比例仅为65%。无人知晓消费者何时会弹尽粮绝。而当前承担的消费债务条件极其严苛。名义利率虽有所下降，但实际利率——即扣除通胀因素后名义利率折算的真实信贷成本——仍居高不下，因为当名义利率回落时，物价水平也在持续下跌。”资本家们专注于从工人的汗水和精神消耗中榨取最后一丝剩余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过去资本家通过投资机器获取利润时，这种行为还具有相对进步的性质（事实上这是其唯一进步之处），而如今却暴露为一个完全堕落、衰败且反动的体系。然而，通过压低工资和购买力，他们同时也削减了国内市场，由此催生了新的矛盾。投机狂热、企业收购、掠夺国家资源以及普遍企图“不劳而获”的行径，不过是同一现象的另一面。这实则是历史性破产的自白。统治阶级一如既往地找到那些随时准备为其寻找“理论”依据的知识娼妓。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的“科学”，从未像当下这般堕落至此。他们不过是某个早已丧失执掌社会权利的阶级的辩护者，这个阶级已无力像过去那样发展生产力——即便过去也只是勉强维持。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曾让他们暂时重拾信心，但如今这信心正化为灰烬。资本最富有远见的战略家们（虽属少数）正忧心忡忡地展望未来。多数人则如往常般沉溺于金钱狂欢，如同圈舍里心满意足的猪群，对所有警示充耳不闻。金融资本的代表尤甚——他们在新兴的“全球市场”中自诩自由无拘，得以毫无节制地满足自己的敛财欲望。然而，当前危机已显露出，即使在这些圈子里也开始弥漫起一种焦虑情绪。随后华尔街的反弹行情（几乎可以肯定是由大垄断资本以牺牲小投资者为代价买入廉价股票所致），无疑会让他们相信这不过是虚惊一场。他们很可能重操投机旧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恰恰预示着未来数月将出现新一轮、甚至更为灾难性的暴跌。这种潜在的焦虑感从何而来？近几个月来，资产阶级媒体发表了多篇警示文章，指出当前的繁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多次警告“工人反扑”的危险，而今年夏天美国UPS组织罢工的胜利使这种警告更具分量。显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终有极限。至少在美国，繁荣最终展现出某种活力，这鼓舞了工人争取更高工资。若考虑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过去20年未曾增长，这种状况显然无法无限期持续下去。未来数月新的罢工不可避免，且不仅限于美国。在英国，工党政府的当选已形成全新局面。工人的期望值极高，而右翼工党领袖无法满足这些诉求。这为工业战线的大规模运动提供了现成的配方。法国同样存在类似局面，当地工人已充分展现出战斗性。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也不会落后。动荡的舞台已然搭就，尤其若未来数月经济稍有起色——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则更将引发接连不断的剧变。近期事件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本质。认为可以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加以控制经济的想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失控性在当下展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全球化”的实质不过意味着这些失控力量将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上肆虐。更甚者，资本集中程度的空前加剧——巨额资本（其中大部分是虚幻的）在少数人的意愿下在全球游移——使整个过程动荡的更加剧烈与不可预测。这已为未来重大的经济衰退埋下了伏笔，而像我们刚刚目睹的股市崩盘，就足以轻易引爆这场危机。此次危机未立即爆发，绝不意味着未来不会重演。恰恰相反，华尔街当前股市反弹所制造的虚假乐观情绪，反而会强化维持现状的惯性。这意味着新一轮更具毁灭性的崩盘将不可避免。若恰逢实体经济放缓，股市恐慌极易成为经济衰退的导火索。通过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机构”、降低生活水平等方式系统性地削弱国内市场，实则正在为一场深度衰退铺平道路——这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历史上，当出现这样的事件链时，衰退并非自动发生。股市崩盘与经济衰退爆发之间似乎存在六个月甚至更长的滞后期。前者如同前震预示着后震，预告着经济大地震的来临。当前全球股市的动荡正是系列前震的首波，对洞悉先机者而言，这昭示着当前经济周期的终结序幕已然拉开。信息技术美国股市危机对信息产业的股价造成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一项追踪美国许多快速发展的高科技公司的指数——暴跌超过了 10%。这一走势早有预兆，且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预料。那些主张经济周期已不复存在的人，其论点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信息技术的出现以某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体系。《商业周刊》（1997年1月3日刊）近期以封面故事“新经济周期”对此种论调作出了回应。文中指出：“但经济周期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高科技行业的波动性远高于汽车工业，其中最大的波动往往由新技术所驱动。”该文援引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rew·S·Grove）的话称：“每当我们认为公司业务周期性减弱时，下一个周期反而比前一个更加猛烈。”实际上，当前的状况并无任何新意。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阐明道：“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1页）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资本家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盈利投资渠道，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这样的投资领域——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动力与纺织业；19世纪末的铁路、蒸汽船和电报； 1920至1930年代的福特主义与汽车工业；继而电力、飞机、无线电、电话、电视、化工、塑料、计算机等。事实上，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远不及上世纪的铁路系统。1869至1893年间，美国铁路里程增长四倍，运输成本急剧下降，使广大地区得以发展制造业和商业化农业。铁路系统本身消耗了美国大量钢铁和煤炭产量，占全国总投资近20%。总体而言，铁路的扩张推动了经济增长，使其达到了5%的年均增速。当前经济周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并非生产性投资领域的新开辟，恰恰是其缺失。若排除信息技术领域，美国实际经济增速将仅为惨淡的年均1.8%。该领域实为经济中唯一获得大规模投资注入的板块，因而已成为美国经济的决定性部门。过去三年间，高科技产业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27%的增长，而住宅建设仅占14%，汽车行业更是仅占4%。过去一年中，信息技术产业贡献了惊人的33%的GDP增长，其增长动力涵盖从互联网迅速发展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兴起等诸多领域。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经典模式。通过投资机械设备，该领域的资本家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从而得以同时获得高额利润（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绝非偶然）、提高程序员、网络技术人员及其他高科技从业者的薪资（这与美国多数劳动者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并持续降低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产品的价格。生产要素成本的持续降低——与系统性压低绝大多数工人薪资并行——正是当前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未出现通胀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迄今为止亦是如此。过去三年间，信息技术已取代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目前该领域从业人员达九百万，超过了钢铁或汽车行业。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当其他经济领域增速放缓时，高科技行业却实现了强劲增长。据《商业周刊》统计，1996年高科技产业总值达4200亿美元。仅信息技术硬件领域，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年支出就高达2820亿美元——这比美国新车及零部件采购额高出17%，比新房支出则高出49%，比商业及工业建筑投资高出168%。高科技产业同样在股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1993年到1996年底，高科技股始终引领着市场，带动其他板块同步上涨。在这三年间，高科技股创造了惊人的高达35%的年回报率，而标普500指数同期回报率仅为20%。然而，已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正趋于极限。《商业周刊》警示道：“在技术乐观浪潮推动下，过去三年间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超其他经济领域，助力了经济扩张持续延展。”正如资本主义历史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旨在获取最大利润。当新的盈利性投资领域出现时，率先开拓者往往能获得巨额利润。但随着其他资本家蜂拥而入，利润率必然趋于平均化。价格与利润随之开始下滑。尽管芯片或软件的实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建造高科技工厂、开发程序或微处理器所需的初始投资却极为庞大。不断增长的需求进一步拉低了平均成本，使得企业能够降低售价，进而进一步刺激需求的增长。然而，这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存在一个问题。与任何其他盈利性投资领域一样，在某个阶段过剩生产开始显现，最终引发危机。在上一个周期中，办公楼建设领域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当1990年经济衰退最终来袭时，消费支出和办公楼建设的剧烈崩溃使经济低迷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商业周刊》所指出的，高科技行业如今正面临类似处境：“过去三年间，企业对信息技术设备的投入增长了近45%，而劳动力支出增幅仅为19%。尽管信息技术已成为众多企业的战略资产，但其庞大的规模注定使其在经济低迷时期成为最容易被削减或推迟延期的开支项目。” 该行业大量采用临时雇佣模式（包括外部咨询公司）的特点，使得经济衰退时裁员更为便捷。这种影响将迅速蔓延至电信、网络等其他经济领域。“但这种繁荣是有代价的：随着高科技产业规模的急剧扩张，经济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面临高科技放缓的风险。那些行业已显露令人不安的疲软迹象，若持续下去，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衰退——以及股市的急剧下跌。”请记住，这些文字是在股市危机爆发数月前就已写成的。这表明资本界的严肃代表们早已意识到当前繁荣已近极限，因此股市危机实际上确实反映了真实的状况，尽管这种反映并不完美。同样，这也具体揭示了股市危机与实际生产过程之间的关联。“但若事态开始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当产品周期放缓，或因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导致整体经济下滑时， 信息技术——如今已成为众多企业资本预算中最大的一项支出——若产品周期放缓，或因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导致整体经济下滑，将成为削减成本的诱人目标。库存水平已降至低位，自1989年以来裁减的350万个岗位意味着美国企业已将劳动力中的冗余部分榨干殆尽。下次经济放缓时，资金紧张的企业节省开支的唯一途径将是推迟非必要的信息技术项目。‘我们的行业曾经不受经济周期影响。’3Com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埃里克·A·本哈穆（Eric·A· Benhamou）表示：‘但现在我们已无法再保持低调行事了。因为当前的支出规模实在太过于庞大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可能对就业、投资和增长造成剧烈冲击。在硅谷、波士顿及全美其他高科技重镇，众多软件公司正以预期20%年增长率为目标扩充人员，大量招聘程序员、测试员和技术撰稿人——若高科技销售放缓，这些岗位将变得多余。”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经济预测项目主任拉里·金贝尔（Larry·Kimbell）指出：‘这是场投机泡沫，’当繁荣放缓时，‘将有大量人士深感失望。’“若利润骤降，多数高科技企业将被迫缩减新产品研发和工厂建设。如今四处募资的风险投资基金将枯竭。随着技术变革的飞速步伐放缓，买家将减少立即升级至新一代计算机或软件的理由，进一步抑制需求。格罗夫指出：‘若创新速度减缓，随之而来的购买动能衰退，很可能对整个经济产生连锁反应。’”生产过剩的危机近几周来,越来越多的经济期刊表达了对生产过剩，或者说，用他们更喜欢的说法——产能过剩的担忧。1997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威廉·格雷德的一篇文章——这位《同一个世界，准备好了吗：全球资本主义的狂热逻辑》的作者——题为《当乐观遇上产能过剩》，文中发出了警告：“今年年初，《华尔街日报》曾刊文宣称全球化经济已迈入更强劲、更平稳繁荣的“新纪元”。但到了八月，该报修正了这一展望。事实上，《华尔街日报》指出，众多工业领域正承受着危险的产能过剩压力——潜在产量过剩而买家不足。报告称，这种供过于求的局面预示着未来将出现惨烈的洗牌——企业破产、工厂倒闭，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如此总结全球汽车业现状：“车企们正驶向一场交通事故。”到2000年，全球汽车产能将接近8000万辆，而市场需求不足6000万辆。这种供需失衡将导致价格下行压力，降低销售回报率。更多工厂将被迫关闭，更多大型企业将面临合并或破产。“《金融时报》报道称，由于投资洪流涌入，连中国这样炙手可热的市场如今也陷入产能过剩困境，从汽车到化工再到电子产品无一幸免。几年前，各大跨国企业争相在中国建厂，试图抓住中国消费增长的浪潮。如今过剩的却是工厂，而非消费者。“随着产能过剩压低价格并最终侵蚀利润，一些备受尊敬的华尔街观察家正表达出担忧。《格兰特利率观察》主编詹姆斯·格兰特（James·Grant）指出，从半导体工厂到飞机制造厂等诸多领域都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他写道：‘凤凰城的酒店太多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了。’“若普遍通缩确实发生——无论突然还是渐进——都将引发价格与工资双双下跌的恶性循环，进而压低产出水平及金融资产价值，从房地产贷款到股票债券都将无一幸免。”“威廉·H·格罗斯（William·H·Gross）是太平洋互助投资公司的资深董事总经理，该公司管理的全球债券资产超过900亿美元。他目前将未来几年出现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概率定为五分之一。格罗斯表示：‘支撑我关于通货紧缩担忧的论据有二——非凡的生产力增长与全球产能过剩。’他指出双重根源：无论美国还是海外，实际工资增长都难以跟上新生产力的迅猛扩张——这意味着需求不足以消化所有过剩商品。而新兴经济体正催生出一些激进的新参与者，他们渴望在产量上超过，价格又低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商业周刊》近期的社论也表达出了类似的担忧：“全球经济正深陷产能过剩的汪洋。无论汽车、芯片、钢铁、化工、电脑、冰箱还是服装，无一例外。如今通货膨胀不再令人恐惧，那些危言耸听者们却开始忧虑通货紧缩。他们认为供给已远超需求，通缩螺旋将使世界陷入1930年代式的萧条。部分通缩论者甚至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内需。让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审视本质：迄今为止，通缩压力实则惠及美国，新经济更是在此环境中蓬勃发展。若真存在需求危机，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亚洲特有的现象，因此解决方案自然也在亚洲。“看日本深陷流动性陷阱的现状：基准国债收益率跌至1.78%，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利率水平还要低。然而企业信贷需求却停滞不前，上半年经济呈现为零增长。货币政策束手无策，财政政策更是适得其反——因庞大官僚体系导致的重税负担本已沉重，如今税负再度攀升。通缩螺旋导致商品、土地和股票价格持续下跌。东京政府非但未通过放松管制和减税来刺激内需，反而通过贬值日元鼓励日本企业出口，以试图挖掘美国市场的需求。“在产能过剩的局面中，中国是最大的变数。北京方面表示，从录像机到洗衣机，国内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品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中国正打造庞大的出口机器，同时保护本国国内市场和产业。秉承典型的重商主义作风，中国囤积外汇储备而非用于进口。人民币如同日元般被刻意压低汇率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韩国亦是如此。若再叠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局面将变得愈发严峻。“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废除重商主义做法来刺激亚洲的需求。美国经济增长已达极限，其需求根本无法消化亚洲的新增产能。好消息是环太平洋地区收入正飞速增长，中产阶级规模激增。事实上，亚洲需求已开始追赶供应。”“那么我们应该对产能过剩有多么担忧呢？1990年代的通缩是未曾涉足的领域。而1930年代的通缩则摧毁了收入与就业，掏空了储蓄，并使世界从 1929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一直处于贫困之中。然而在这十年间，通缩反而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实际工资的上升——高科技企业通过削减成本、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单位销量来抵消了价格下跌的影响。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模式能否适用于整个全球经济。当生产率提升与销量增长无法抵消价格下跌时，是否会触发通缩螺旋？鉴于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全年下跌0.4%且通胀率逼近零值，答案或许即将就能揭晓。”（《商业周刊》，1997年10月13日）这些担忧并非危言耸听。过剩生产的存在已有充分证据。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基础产业都存在产能过剩，不仅是汽车和钢铁，还包括微芯片。据格雷德引用的《经济学人》文章指出，即便整个美国汽车工业消失，市场上汽车仍将供过于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过剩生产往往在经济周期末期会显现出来。他解释道，市场扩张速度慢于其生产扩张。亚洲大众消费基础狭窄，无法消化商品生产的巨大增长——无论是本土商品还是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进口商品，这些国家都在竭力争夺这个市场。仅以汽车为例便足以说明问题。丰田、福特、大众不仅在争夺亚洲市场准入，亚洲国家本身也开始生产汽车——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计划生产“本土”汽车，这不仅将加剧亚洲市场的供过于求，更将冲击全球市场。亚洲发生的一切迟早会在全球范围内重演，从而为全面经济衰退创造条件。亚洲的危机在世界经济近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是那些先前处于边缘地位的新兴区域如今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战略布局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这尤其体现在所谓的亚洲虎——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以及近年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但最令人振奋的希望，是来自于拥有12亿庞大人口数量的中国开放前景。实际上，这并非是新鲜事。自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曾将新区域乃至整个大陆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最初是资本主义黎明时期的美洲新大陆，接着是18世纪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随后是19世纪的中国、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南非等地，如此循环往复。所谓“亚洲虎”的崛起虽未能阻止1990-92年的经济衰退，但确实避免了经济陷入深度萧条。然而亚洲市场虽然重要，但仍不足以消化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全部出口。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亚洲市场展开激烈争夺。这既反映了其国内市场的局限性，也揭示了大众购买力低下导致的需求不足。十年前美国出口额仅相当于其GDP的6%。如今这一比例已攀升至13%——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美国还计划在2000年前将该比例提升至20%。这意味着与日本和欧洲的紧张关系与冲突将加剧，尤其在经济深度衰退时，可能危及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争夺亚洲市场的斗争只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之一，而这种冲突正以各种形式不断显现。事实上，“亚洲虎”在世界经济中能发挥的作用（至少在当下）已被严重夸大。其中多数经济体规模相当有限——新加坡和香港实际上属于城市国家。台湾和韩国属于特殊案例，美国帝国主义因惧怕中国革命而被迫扶持其发展（1945年后的日本亦是如此）。然而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远不及日本——后者在经历上次危机七年后仍陷于萧条之中，且未能显现实质性复苏迹象。在特定条件下，唯一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经济体当属中国。然而，西方资本家在此同样误判了形势。诚然，过去十年间西方对华投资规模庞大。某种程度上，中国已承担起西方原本为俄罗斯设定的角色。这堪称悖论：西方在俄罗斯投资失败——该国曾乖乖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建议（即便从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的角度看也是疯狂的建议）——却在中国投入巨资，而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牢牢掌控权力并推进着自己的计划。然而，从资本主义视角看，中国根本不代表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市场——因为市场本质上代表着购买力。尽管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中国仍属于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口（8亿）依然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甚至也催生出了新的矛盾。中国已成为廉价商品的重要出口国，这些商品正开始涌入西方市场。按当前扩张速度，中国很快将取代日本成为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这种局面已在华盛顿敲响了警钟。产能过剩在亚洲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1996年12月，《商业周刊》在标题为《亚洲：衰退背后的原因》的社论中就指出：“这些国家在竞相发展工业实力的过程中，正引发其他问题。石化、家用电器、乘用车和芯片等关键领域产能过剩问题已迫在眉睫。该地区的发展战略借鉴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这些地区在服装、鞋类和玩具行业失去竞争力后，通过巧妙运用保护主义和补贴政策，成功转型至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东亚并不需要这么多炼油厂和汽车厂。但决策者们似乎对邻国正在疯狂建设的景象选择视而不见。“在石化领域，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台湾和韩国都在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庞大的综合体。今年，化工产品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36%，给亚洲生产商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建设狂潮仍在持续。韩国已被邻国指控倾销，目前该国有三座大型石化工厂正在建设中 ，另有三座处于规划阶段。其中包括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的项目。麦肯锡公司化工顾问史蒂夫·塔格特迈（Steve·Tagtmeier）指出：“一旦三星和现代进军石化领域，它们就会像在汽车行业那样过度扩张，最终将冲击全球市场。” 三星化工集团战略规划经理金泰汉（Kim Tae Han）对此不以为然：“要与欧美企业竞争，我们必须扩大产能。”（《商业周刊》，1996年2月12日）而格雷德则指出：“引起官方关注的表面混乱涉及金融领域——剧烈的货币贬值、过度扩张的银行、外国投资者的突然撤离。但正如某些人所承认的，根本原因在于产能过剩。泰国堪称一个经典范例，充分展示了金融市场如何会超前于现实发展，进而冲击生产者和消费者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根基。银行家和投资者忙于放贷、投资和抬高价格，却未察觉到他们正在资助的新建工厂可能根本无法销售其产品。”亚洲出口的增长，正是将新要素吸纳进包罗万象的世界市场的另一面。此外，西方对亚洲的出口也将受到经济放缓的影响。韩国已陷入严重危机，随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香港也相继爆发危机。这表明亚洲的繁荣已触及极限。今年夏天爆发并持续起伏的股市与货币危机，不过是这一事实的反映罢了。国际金融资本将亚洲推入危机深渊，迫使各国接连贬值货币，却在无意间扮演了革命推手的角色。正如百年前在俄罗斯发生的那样，帝国主义为贪婪牟利而输出资本，反而强化了亚洲的工人阶级力量。在题为《亚洲货币危机：拯救富人》的文章中，埃娃·郑（Eva·Cheng）阐明了这场危机对亚洲的后果：“通货膨胀将加剧，这些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必将大幅下降。在泰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斡旋的170亿美元‘救助’信贷额度将加速这一进程。照例，这需要大幅削减社会开支，而最沉重的负担将落在穷人身上。"数百万民众通过辛勤劳动和储蓄实现繁荣未来的梦想将被粉碎，斗争之路将成为他们唯一可行的选择。这意味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将爆发更深层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从而为革命性群众运动创造条件——正如韩国工人那场壮丽的运动所预示的那样。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由于苏哈托（Suharto)独裁政权的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觉醒已初现端倪。最重要的是，亚洲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尽管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经济动荡却已蔓延至中国，过去一年间该国爆发了多起罢工浪潮。一旦强大的中国工人阶级投入行动，整个局势都可能迅速转变。资产阶级的忧虑在《卫报》上有所体现。一位做空者西蒙·考克韦尔（Simon Cawkwell）转述了他与一位远东合伙人的对话：“他说，我应该关注中国境内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这片土地的规模和重要性远超想象。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借贷模式已失控。”（1997年10月31日）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最近的事件无疑让资产阶级中更有思想的代表感到忧虑。台湾总统投资信托公司旗下3700万美元全天候基金经理洪·边沁（Bentham·Hung）表示：“人们担心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即将爆发。”在台湾。这场崩盘无疑在金融界引发恐慌。一位金融市场策略师将其描述为“17年来首个持续熊市（bear market）的开端”。（《卫报》，1997年10月28日）华尔街的氛围可概括如下：“当纽约交易商恳求暂停交易时，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总统正听取危机进展简报。白宫发言人为试图平息美国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称‘总统坚信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 但其他人并不乐观。一位分析家表示：‘这完全是恶性循环。人们趁着还有利润可赚就抛售套现。’”（《独立报》，1997年10月28日）这绝非资产阶级的主流观点。更普遍的观点是由资本的战略家之一所表达的：“我们正经历一场严峻的调整，”特拉华州威明顿市马文帕尔默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威廉·道奇（William·Dodge)表示，“但这并非熊市开端。”按道奇的定义，真正的熊市需道指和标普500等股指下跌超过20%。尽管近日东南亚经济与市场危机引发全球恐慌性抛售，道奇及众多大型投资者仍坚信美国经济与股市基本面并无大碍——无非是股价已超前于自身发展水平罢了。一如既往，安抚人心的声音从未缺席，它们向投资者保证未来一片光明，当然还有“基本面稳健”的论调。这些基本面包括低利率、持续增长的企业盈利、极具竞争力的美国经济以及低通胀率。然而，衰退的恐惧始终如影随形，如同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麦克白》中班柯的幽灵。所有驱散恐惧的尝试都徒劳无功！《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汤姆·佩特鲁尼奥（Tom·Petrunio）在文章中描绘了截然不同的前景：“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一些专家指出，市场暴跌可能预示着数月后才会显现的经济危机。这种担忧的核心在于，亚洲动荡可能引发全球经济严重放缓——以及价格通缩——其冲击之大将重创美国企业尚存的强劲盈利能力，即便利率持续下行，也足以令股价彻底崩盘。这种可能性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冰河期”情景。即便像道奇这样的基金经理虽并不预期如此严峻的局面会发生，也承认随着全球市场暴跌及消费者与企业信心受到质疑，这将成为讨论中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在此种环境下，那些想谈论‘冰河期’的人现在有了话题，”他说道。尽管美国经济健康状况主要取决于国内消费而非出口，但最大的担忧在于：当前美国股市投资者数量是1987年的两倍（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美国人参与投资），当退休储蓄计划及其他股票账户价值缩水导致民众感觉更贫穷时，他们可能会突然收紧开支。资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也提出相同观点：当人们感觉更穷时，就会减少消费。因此，尽管各方豪言壮语不断，股市也出现反弹，但近期危机的影响在未来数月仍将持续显现。大投资者或许赚得盆满钵满，但众多小投资者必然损失惨重。而这绝非最后一次下跌。大型企业对未来投资的信心同样受到冲击，就连艾伦·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格林斯潘先生在评论市场走势时指出，尽管过去24小时全球市场出现强劲反弹，但此前跌势已使投资者财富缩水，企业面临更高的资本成本。”（《卫报》，1997年10月30日）《洛杉矶时报》（1997年10月29日）也详细阐述了对投资者的影响：“问：当投资者抛售与亚洲有关联的公司股票时会发生什么？“答：大多数《财富》500强制造公司都在亚洲设有工厂。它们的收入可能遭受双重打击：一是美国股市下跌导致股价缩水，二是美元在亚洲走强将转化为资产负债表上的亏损。这是因为这些公司在该地区持有的任何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都将贬值，从而抑制公司的扩张意愿。“问：这将对普通民众有何影响？“答：道理很简单，如果《财富》500强或其他公司发现收入和利润缩水，它们要么停止招聘，要么很可能裁员。”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指控来自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这并非索罗斯首次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表示怀疑。他的观点值得关注，仅因其对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深刻洞悉就足以令人重视。与那些在大学讲坛上高谈阔论、观点无人问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索罗斯至少通过其作为顶级投机者的实践活动赚取了数次巨额财富。《卫报》（1997年10月30日）刊登题为《索罗斯警告社会面临崩溃》的文章，开篇写道：“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乔治·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极不稳定，足以‘摧毁社会’。”文中引述其言论称如果波动变得过大，“就会引发崩溃。这种崩溃将通过政治事件乃至最终的军事事件显现，而非仅仅单纯源于金融市场的动荡”。他补充道：“市场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剧烈波动并陷入混乱。我担心当前盛行的观点——即将市场机制延伸至所有领域——具有摧毁社会的潜在风险。”“除非我们重新审视对市场的概念和理解，否则市场终将崩溃。因为我们在创建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市场时，并未真正理解其本质。我们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理论，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将会趋于平衡。”（《卫报》，1997年10月30日）当然，索罗斯的分析存在诸多谬误。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纯粹从金融资本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但考虑到他的职业身份，这并不令人意外。此外，由于缺乏社会主义视角，他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只会导致“军事事件”——这可能意味着战争或某种军事独裁统治。我们在此无需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只需指出乔治·索罗斯未能认识到：唯有当工人阶级终结银行与垄断资本的统治，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危机方能得到解决。当然，我们从未指望索罗斯先生能理解或接受这一观点。但这位“典型的资本家”凭借自身丰富经验得出正确结论已足矣：资本主义体系正因其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自我瓦解。正因索罗斯先生的特殊身份，这样的承认才显得千倍珍贵。衰退的后果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经济前景的重要性在于其衍生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此处需提出若干警示。首先，经济学——即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精确科学。恩格斯早年便指出，精确的经济预测不可能实现，因为除其他因素外，必要的统计数据总是在事件发生后才出现。即便在当今拥有现代计算机强大运算能力的时代，这种状况也未发生根本改变。不久前，一位在股市投机中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因仅依据“轶事证据”而受到批评。他的回应颇耐人寻味：“我当然要依据轶事证据。还能依据什么？统计数据？那就像盯着我车里的后视镜看一样。” 换言之，统计数据仅能揭示既往事实，却无法预示未来走向。若妄断当前趋势将永续延续，实属危险之举。这正是众多人士的谬误所在——他们毫无依据地认定美国经济将持续增长，股价将永无止境攀升。正是这般想法，终将酿成股市崩盘的灾难！尽管无法做出精确的经济预测，但研究基本面并尝试评估基本进程以判断未来走向，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首要之务是摒弃那些毫无现实依据的胜利主义宣传——这些宣传旨在为资本主义体系提供某种正当性依据，并安抚投资者们的情绪。所谓经济周期已被消除、资本主义已进入持续增长新阶段（即“新范式”）的论断，既缺乏科学依据，也无理论支撑，更无实证基础。全球经济正走向新一轮衰退，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何时爆发？且衰退程度如何？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只能说在美国经历七年扩张之后，当前的繁荣很可能不会持续超过一两年，甚至可能更早结束。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已基于若干经验可验证的考量提出了观点。仅就眼前而言：当前繁荣与1948-1974年资本主义上升期所见繁荣截然不同。根据严重低估实际状况的官方数据，在经合组织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繁荣顶峰时期的失业人数已超3000万。德国失业人数达450万（11.5%），创下希特勒统治以来的最高纪录。法国失业率12.4%；意大利12.4%；比利时14.1%；西班牙高达惊人的20.8%。日本和美国的失业数据因计算方法不同而不可信——大量“就业”人口每周仅从事数小时低薪工作。各地涌现大量兼职岗位，即所谓的“麦当劳式工作”，在法国被称为“垃圾合同”。 在美国约九百万依赖信息技术行业谋生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仅持有临时合同，一旦市场出现低迷便可能立即被解雇。若在繁荣“顶峰”时期尚是如此，下次经济衰退时又将如何？不能排除股市可能出现新一轮危机，但这种危机或许能够得到控制，从而形成一种不会直接导致崩盘的“调整”，反而为后续的扩张周期铺平道路。但综合考量，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但即便如此，繁荣也最多只能持续一两年，最终仍将导致以更剧烈的崩盘收场。然而最新报告显示，股市的动荡远未平息。拉丁美洲和亚洲不仅仍陷于危机，希腊德拉克马（drachma）更遭受持续冲击，这表明货币市场仍在如猎人般嗜血地追逐着弱势货币。 最关键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便经历近期跌幅，欧美股市估值仍严重虚高。因此未来数月、数周甚至数日内，新一轮恐慌性抛售势在必行。恐慌浪潮已然卷土重来。《卫报》1997年10月31日报道：“昨晚新一轮恐慌性抛售如流感般蔓延至北美和拉丁美洲，亚洲公司盈利下滑与经济衰退的忧虑正席卷全球金融市场。”花旗银行伦敦首席经济学家尼尔·麦金农（Neil·MacKinnon）表示：“用拳击术语形容，这似乎是第二回合的较量。”当前宣扬“一切安好”的宣传，旨在安抚那群小投资者们——其中有些人愚蠢地决定重返市场，带着那种通常属于走向屠宰场的羊群般的自信姿态。当然，那些引诱他们赴死的人，照例会毫发无损地逃脱！事件的具体时间节点虽难以预判，但最终将以悲剧收场，这点毋庸置疑。如果下一次经济衰退如预期般严峻，它将对阶级斗争产生何种影响？马克思主义从未将经济衰退与阶级斗争直接等同。托洛茨基曾指出，贫困本身并不会引发革命——若真如此，群众本应时刻处于暴动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深度衰退的初期效应将是暂时震慑并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大规模失业的爆发（其规模远超当前已然居高不下的失业数据）将抑制经济斗争的开展，尽管仍会爆发重要的防御性斗争——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甚至为阻止工厂关闭而采取的占领行动。然而，工业战线的大规模运动将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唯有待经济复苏，此类运动方能继续重启。但经济衰退将催生重要的政治结论：对现有体制的质疑将悄然萌芽，批判性思潮将弥漫社会。在某个关键时刻，这些思潮将在工人组织内部找到表达渠道。我们可以大致类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的情况。当时阶级斗争并未立即爆发，但随着1933-1934年经济复苏的萌芽，罢工和静坐抗议等斗争形式急剧高涨，其中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起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翼转向的戏剧性表现是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成立，该组织代表数百万先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这些工人迅速走向激进方向。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危机在各国接连引发革命与前革命局势，其必然结果是反动势力以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形式抬头。基于我们阐述的原因，法西斯势力如今不可能像1930年代那样夺取政权。但整体局势将与那个动荡时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时期将与1948-1974年截然不同。战后时期并未出现如1930年代那样的深度衰退。这将使大众摆脱过去的习惯与惯例。1930年代的社会危机在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内部引发一系列危机与分裂，这绝非偶然。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大规模左翼思潮。战后欧洲总体上未出现此类现象，尽管在1970年代——即1945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首次严重衰退时期——曾有过此类倾向。这一趋势曾被1982-1990年的繁荣而暂时阻断。事实上，过去十年间，随着工党及工会领袖摆脱工人阶级压力后急剧右转，该趋势已彻底逆转。这一事实导致所有宗派小团体将群众组织斥为“无可救药的右翼”、“资产阶级化”等。这些人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的运动规律。群众组织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经历自上而下的剧烈动荡。那些鼓吹缓和阶级冲突的右翼领袖如布莱尔（Tony Blair ）之流，终将在即将到来的如同风暴般猛烈的事件中被群众所抛弃。面对资本主义危机，他们除了附和银行与垄断资本的理念政策外别无选择。一旦群众看清这种做法的实际后果，必将掀起一场巨大的反抗浪潮。即便是现在，工人阶级已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无休止的剥削、难以承受的压力、劳作的煎熬与焦虑的重负。他们将被迫意识到这个制度的矛盾所在，并开始得出必然结论。当工人与青年寻求替代方案和危机出路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必将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工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内部将会出现分化进程。在某个阶段，右翼势力将被清除，并为群众组织的转型开辟道路。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必须加倍努力争取、培养和训练干部，尤其是那些思想开放，不被教条主义、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所束缚的年轻一代。如今每争取到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未来时期就将涌现十倍、二十倍乃至百倍的后继者。工人阶级将在斗争中成长。但那些背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压力投降的老一辈领袖已无可救药。他们代表过去，而非未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工人——首先是积极分子——将渴望回归运动的真正传统：回归社会主义政党初创时期高举社会社会主义改造旗帜的岁月，回归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所倡导的真正共产主义。正是基于此，也唯有立足于此，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对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marx.cn@proton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1894年11月），第三卷第三十章《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Ⅰ》，本文引用的文段与原文出处内容略有不同[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