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的堕落与崩溃——捍卫我们的遗产 Share Tweet第四国际由托洛茨基于1938年成立。至此，第二“社会主义”国际和第三“共产”国际已完全背叛了其历史使命，成为背叛无产阶级并阻止他们取得胜利的障碍。全球范围内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层，其基础必须建立在其他国际组织早已抛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上。尽管第四国际面临着历史性的任务，但在托洛茨基遇刺后，其许多“领导人”扮演了可悲的角色。在一团乱麻中，当前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创始人泰德·格兰特作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方法的唯一坚定捍卫者脱颖而出。历经多年对事实的隐瞒和诽谤，本文将揭示第四国际的真实历史以及泰德·格兰特的作用。我们意图在这份文件中和革命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上，为新一代革命共产主义者重新确立托洛茨基创立第四国际时所秉持的真实思想。如欲进一步了解本文件讨论的问题，包括泰德·格兰特当时的著作，请访问我们关于第四国际的崩溃的阅读指南。“为了预见未来，学会不忘记过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可怜的文件》，1929年7月27日，《列夫·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1929年，纽约1975年版，第198-212页）“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5月）本文探讨了托洛茨基于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的堕落与崩溃，并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真正的思想与方法。这一主题乍一看似乎仅具有历史意义，但事实绝非如此。事实上，这些发展对我们今天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它们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解释我们是谁，以及由泰德·格兰特同志在捍卫这些真正传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关于第四国际的堕落问题，我们曾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过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德·格兰特于1970年撰写的《评第四国际》。过去，这段历史在我们干部的教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鉴于国际组织近年来迅速发展，有必要重新向我们的同志提及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尤其是面对新加入的成员。尽管第四国际已经毁了，但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国际的纲领和方法至今依然保有活力，并体现在我们的国际——革命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这并非是自吹自擂。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那样，这可以从我们的趋势在过去八十年来所做的理论贡献和文件中得到证明。捍卫我们的遗产——并一同的还有我们澄清事实的历史性责任——显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各种宗派散布大量歪曲事实和赤裸的谎言，以掩盖自身过去的罪行和错误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承认泰德·格兰特在这一时期为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思想和方法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在最艰难的条件下继续托洛茨基的事业，正是由于他这不懈的努力，我们才得以存在。正是这一点，而且仅此一点，赋予我们存在的权利，并使我们有资格代表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传统。我们趋势是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有害思想、以及反对所谓第四国际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诞生的。后者包括坎农、帕布洛、曼德尔、弗朗克、希利、迈坦、朗贝尔及其支持者，他们在当时及随后的几年里，接连犯下极左或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源于一种根本错误的方法。为了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过去的文件。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些困难，但历史精确性的要求必须优先于文学风格或阅读的便利性。艰难的条件当列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主义刺客击中致死时，他的最后遗言是：“告诉同志们，我坚信第四国际终将胜利。继续前进！”但在随后的几年里，托洛茨基当时面对的人手素质显然无法应对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然而，有必要指出，从其诞生之初，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一直饱受内部动荡、危机和分裂的困扰。从其诞生之初，左翼反对派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国际上。由于人数稀少，其队伍中必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团结在一起反对斯大林和官僚主义，但并不一定在其他方面有共同点。历史上很难找到任何一个运动遭受如此极端迫害的例子。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派别很快脱离并可耻地向斯大林投降。这一行为在反对派队伍中引发了广泛的混乱和士气低落。不少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在无法承受的压力下，跟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步伐，向斯大林投降。其中大多数，甚至全部，后来都被物理消灭了。这些困难在外国共产党中支持反对派的小团体中也同样存在。虽然托洛茨基的许多追随者都是勇敢、诚实的革命者，但其他人显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受到多年失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其结果是普遍的沮丧情绪和迷失方向。托洛茨基付出了超人的努力，为新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图片来源：公共领域托洛茨基付出了超人的努力，为从共产国际的沉沦中诞生的新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许多与托洛茨基主义无关的元素都倾向于反对派。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派、无政府主义者、极左派，以及一些不择手段的冒险家，如法国的雷蒙·莫利尼尔，更不用说大量寻求政治归属的各类离经叛道者和怪人。自然，我们这里主要面对的是年轻、缺乏经验且政治上天真的群体，其中许多人来自学生和小资产阶级背景。他们带来了许多混乱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即使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社工党/SWP）中，也有像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人，从他后来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即可看出，他从未真正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可能连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不上。但托洛茨基显然无法自由选择他必须与之合作的人。1935年，托洛茨基与法国社会主义青年的一名左翼成员弗雷德·泽勒（Fred Zeller）进行了讨论，泽勒在讨论中对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严厉批评。托洛茨基没有为法国支部的成员辩护，只是简短地回答道：“你必须尽量善用手头上现有的材料”。这些话明确传达了他对许多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的态度。这是对未来第四国际领导人的毁灭性评论，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对他们就几乎没有幻想。（见《托洛茨基谈组织问题》，1935年11月）同年，托洛茨基评论道：“否认我们之间存在宗派倾向是荒谬的。一系列的讨论和分裂都暴露了这些倾向。事实上，在一个与工人阶级的所有主流组织站在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在全世界受到畸形的、绝对空前的迫害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宗派主义的因素怎么可能不表现出来呢？”（《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清理由此产生的混乱并清除不受欢迎的敌对阶级元素，证明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就是随后几年中出现许多分裂和危机的原因。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言，托洛茨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早期，美国支部（后来成为美国社工党）发挥了领导作用，但事实证明，该支部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美国团体的领导人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或许是早期国际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人。当他还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时起就长期参与到美国劳工运动，托洛茨基对此非常欣赏。他作为组织者具有许多优点，但也有极端消极的一面。坎农最初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从未摆脱其季诺维也夫主义倾向。这并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而是以权谋、诡计和用组织手段取代纯净的政治辩论为其特点。托洛茨基非常欣赏坎农的忠诚，但他从未赞同坎农的强硬组织手法。他非常清楚，这会招致危机和分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我们的各国支部从共产国际那里继承了一些劣根性，比如滥用开除、分裂或以开除、分裂来威胁人的手段。”（《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7页）显然，当托洛茨基写下这些话时，他心中想的是坎农。他支持坎农在政治上反对伯纳姆和沙赫特曼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但他对坎农对他们采取的仓促且过于行政化的做法深感不安。事实上，在坚持不妥协的政治立场的同时，他反对美国支部分裂，一如既往地更倾向于使用健全的政治论据和理论澄清作为武器，而不是欺凌、威胁和开除等粗暴手段，因为这些手段只会导致分裂不可避免。只要托洛茨基还活着，他就能够让他的追随者保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在托式于1940年去世后，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这些人证明自己无法重新武装起运动。第四国际1938年9月第四国际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这标志着为应对未来历史性任务而对干部进行政治和组织上的动员。托洛茨基预言，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引发一场革命浪潮，考验所有政党和派别。旧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所谓的伦敦局——已经腐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障碍。托洛茨基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灾难及其后果的基础上，这些组织将被摧毁。托洛茨基预言，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引发一场革命浪潮。//图片来源：公共领域1938年，托洛茨基大胆预测，在未来十年内这些组织将“片瓦不留”，第四国际的纲领将成为数百万人的指南。（《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演辞》）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预测。纵观并非水晶球，无法让我们精确预测事件的具体发展，它是一个有条件的假设，必须根据实际发展进行修正。这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稍有了解的人都应明白的ABC。关于1939年11月芬兰战争，托洛茨基解释道：“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我屡次声明我的诊断是有条件的，是许多可能的演变之一种。”（《芬兰事件的总结算》）这些话语清晰明了。但它们对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而言却如天书般难以理解，他们坚持认为托洛茨基1938年的著作是不可更改的定论，无论条件如何变化。这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与托洛茨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论述都相矛盾。这并非意味着托洛茨基的原始预测完全错误。相反，在他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中，他展现出比其他任何世界领导人更深刻的理解和预测事件的能力。一些更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了战争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后果。法国驻德国大使库隆德于1939年8月25日对希特勒说：“我也担心，战争的结果只会有一位真正的胜利者，那就是托洛茨基先生。”当然，库隆德的话只是将革命拟人化为托洛茨基。然而，由于战争的结果，事情的发展与预期不同。托洛茨基的遇刺托洛茨基的遇刺对第四国际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力量造成了致命打击。没有了托洛茨基的指导，其他国际领导人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作为一名拥有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人，深知即使是小型国际革命运动对他的政权构成的威胁，因此他明白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中的关键作用。当他的部分特工抱怨刺杀一名个人耗费了过多时间和资金时，斯大林回应称他们错了——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第四国际便一无是处，正如他所言，“他们没有一批优秀的领导者”。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面对全新的局势，第四国际领导无法做出必要的调整，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对于新国际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战争的发展方向是任何人，甚至是最伟大的天才都无法预见的。而战争的结果，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强化，颠覆了托洛茨基1938年的展望。然而，不仅托洛茨基的前瞻被证伪，帝国主义者——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前瞻也同样被证伪，更不用说犯下了最大错误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了。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结果是决定整个局势的最关键事件。斯大林的惨痛错误斯大林，这位所谓的“伟大的军事天才”，实际上将苏联置于最危险的境地。1937-1938年对红军的清洗，以及1941年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进一步清洗，使苏联几乎丧失了防御能力。当德国将军们反对进攻苏联的计划，认为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是致命错误时，希特勒则回应道苏联已不再是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优秀的将领。1941年夏季，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让斯大林猝不及防。//图片来源：德国联邦档案馆，照片101I 209 0090 281939年臭名昭著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实际上是苏联的防御性举措。斯大林认为，通过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已避免了德国入侵的危险。他错了。1941年夏季，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让斯大林猝不及防。苏联人民为此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帝国主义者曾寄希望于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会导致双方相互耗尽力量，从而让美英两国可以趁机介入并瓜分战利品。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演变为斯大林主义俄国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的生死较量，后者背后有整个欧洲的资源作为支撑。最初，苏联的处境似乎毫无希望。托洛茨基曾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苏联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军队（例如美国人）会透过他们的火车带来大量廉价商品。但事情的发展却大不相同。德国的入侵以大规模屠杀、集中营和毒气室的形式出现。纳粹将苏联人民视为次等种族，并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因此，尽管斯大林和官僚机构犯下累累罪行，苏联群众仍团结起来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并以令人惊叹的勇气与希特勒作战，击退入侵者。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红军成功阻止了纳粹入侵，并最终对希特勒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件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有效地改变了整个局势。它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在这个历史时期加强了斯大林主义政权，与托洛茨基的预期相反。这一事实使他们能够对群众运动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并利用这一控制来背叛战后革命浪潮。这一历史性背叛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政治前提，进而引发了战后繁荣：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托洛茨基的预期不同，斯大林主义并未被推翻，反而大大加强，红军击溃了希特勒的军队并占领了东欧的大片地区。两个世界性霸主由此崛起：一方面是苏联，另一方面是美国——后者此时已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美国在战争中并未遭受欧洲那样的惨重破坏。它从战争中走出来时，工业完好无损，国库充盈。它有能力支持欧洲资本主义，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以启动一段与一次大战后情况截然不同的经济复苏时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托洛茨基1938年的展望已被历史证伪。如果托洛茨基还活着，他一定会修正1938年的前瞻，并以这种方式重新定位运动。然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坎农、汉森、帕布洛、曼德尔、迈坦和皮埃尔·弗朗克——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彻底失败了。他们无法胜任这一任务。由于无法理解托洛茨基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们只是简单重复过时了的战争与革命近在眼前的1938年纵观，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们只是像无脑的鹦鹉一样重复托洛茨基死前说过的话，仿佛时间已经停止。他们从未理解托洛茨基的辩证方法及其对前瞻的处理方式。这种拒绝承认眼前现实的态度导致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最终在国际组织内部引发了空前危机。领导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历史中寻求根本力量，特别是在客观因素中——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从未否认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或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民族之间的战争与阶级斗争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战争中，优秀将领的重要性显然是一个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军队前进时，优秀将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军队被迫撤退时，领导层的素质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优秀指挥官的统筹下，撤退同样可以井井有条，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保全主力免遭覆灭；而拙劣的指挥官往往把撤退演变成全面溃败。第四国际正是如此，由于其完全无能，领导层将必要的撤退变成了溃败。他们的方法最终摧毁了列夫·托洛茨基苦心建立的运动。泰德·格兰特的角色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面临生存危机时，唯一值得称道的趋势是英国的工人国际联盟（后改名为革命共产党）。只有他们能够正确评估新形势并得出结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被视为托洛茨基方法的真正捍卫者，以及他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列宁去世后，这一角色落到了列夫·托洛茨基身上。同样，托洛茨基去世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真正捍卫者是泰德·格兰特。在此无法详细叙述泰德的生平与工作。我们仅做简要概述。如需更全面的介绍，读者可参阅艾伦·伍兹所著的传记《泰德·格兰特：不断的革命家》。泰德于1929年在约翰内斯堡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到1934年，他从南非移居英国，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那里，他加入了在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中工作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随着独立工党中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这些年轻同志转而加入工党，尤其是其青年支部。1937年，包括拉尔夫·李（Ralph Lee）在内的另一批南非同志来到伦敦，与泰德和乔克·哈斯顿（Jock Haston）一起加入了“战斗派”小组的帕丁顿分支。他们成为该组织中最活跃的成员。工国盟的成立标志着与前一时期旧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决裂。//图片来源：公共领域领导层的作风反映了“战斗派”小组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典型的小圈子心态，小打小闹，与工人阶级几乎没有联系。这导致从1934年起不断出现分裂。1937年底，八位同志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工人国际联盟（工国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工国盟的成立标志着与前一时期旧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决裂，标志着我们趋势的真正起源，标志着英国真正托洛茨基主义的开端。泰德迅速成为该组织的关键理论家、政治书记，以及其新报纸《社会主义呼唤》的编辑。与托洛茨基的通信在成立工国盟六周后，即1938年2月12日，他们致信了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说明该组织已建立了一份印刷媒体。托洛茨基对此印象深刻。1938年4月15日，托洛茨基给英国的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写了一封信，他自1937年以来一直与萨姆纳保持联系，信中告知他詹姆斯·坎农打算前往英国，帮助建立第四国际的真正支部。不久之后，在6月初，工国盟出版了《西班牙的教训》的新版，该书由泰德·格兰特和拉尔夫·李撰写了序言。他们自豪地寄了一份给托洛茨基。1938年6月29日，托洛茨基再次致信查尔斯·萨姆纳，对工国盟的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收到了你们出版的我的关于西班牙的小册子，附有你们精彩的序言，”他写道。托洛茨基接着祝贺工国盟同志们建立印刷所：“建立自己的印刷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革命想法。”他在信中结尾写道：“向你和你的朋友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对我们的历史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首先，这封信并未出现在托洛茨基的文集中，这些文集由美国社工党的出版机构“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出版。这封信无疑在他们的手中。这封信直到2018年才重见天日，并且完全是偶然进入我们的手中。这真是一个非凡的命运转折，我们对此永远心存感激。这封被藏匿的信件赞扬了工国盟，可以被视为我们的失散已久的“出生证明”。它是唯一一封托洛茨基本人提及工国盟的信件，且用如此赞誉的语气。这封信被社工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坎农）故意压下，他们试图以个人声望和怨恨为由，可耻地贬低工国盟，正如我们所见。坎农的恶劣影响1938年8月，坎农访问英国，意图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前将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合并为一个组织。当时，英国存在四个革命团体：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由CLR詹姆斯、威克斯和杜瓦领导）、战斗派小组（由哈伯和杰克逊领导）、苏格兰的革命社会党（由梅特兰和泰特领导），以及工国盟（由拉尔夫·李、乔克·哈斯顿和格兰特领导）。然而，这些团体在策略上分歧显著，从公开活动到打入主义的具体应用，观点迥异。这些策略上的差异为实际联合行动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要化解这一困境，首要任务是就策略与纲领展开深入讨论，达成一致的行动路线。只有在此基础上，各团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合并。然而，坎农却忽视了这一必要步骤，试图仅通过组织形式上的整合来统一各团体。他认为，策略方向上的分歧无关紧要。因此，坎农召集各团体召开统一会议，试图推动形式上的合并。工国盟虽同意参加，却明确反对未经充分讨论的虚假统一。他们认为，这种浅层次的统一只会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伏笔。但坎农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统一。因此，在统一大会上，没有讨论政治前景或任何战术分歧。相反，所有团体仅被要求签署由坎农起草的“和平与团结协议”，并仅有20分钟时间做出决定。工国盟认为这种做法缺乏原则，因此选择留在“统一”组织之外。次月，即1938年9月初，第四国际创始大会在巴黎召开。尽管未加入“统一”组织，工国盟仍表达了哪怕不能成为正式支部，也希望成为第四国际“同情组织”的意愿。坎农当时似乎同意这一提议，并要求工国盟派代表参加创始大会。遗憾的是，工国盟无力承担派遣代表的费用。于是，他们将一份阐述立场的声明交予一名代表，以便转交大会。到大会召开时，坎农显然改变了主意。他对工国盟拒绝与其他团体联合感到不满，借此机会诽谤工国盟并阻挠其成为国际同情组织的努力。工国盟提交给大会的声明未被分发给代表们。这是一个恶意的举动，揭示了坎农做事的方式。第四国际创始大会最终通过决议，正式认可了新统一的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革社盟/RSL），确立其为英国的官方支部。对工国盟怀恨在心的坎农他在向托洛茨基的报告中指出，工国盟的态度“遭到国际会议的谴责”。他主张对工国盟采取“果断的立场”，明确表示“绝不承认其合法性”。然而，他不无遗憾地表示，革社盟尚不适应“我们‘强硬’（即布尔什维克式）处理分裂团体的做法”。（詹姆斯·P·坎农，《创始大会印象，1938年10月12日》，引自约瑟夫·汉森，《詹姆斯·P·坎农——国际主义者》，1980年7月）这一最后评论揭示了坎农的方法。正是坎农在社工党内部对付反对者时采用的方式。此类方法后来成为所谓第四国际官僚体制的惯用手段。我们没有托洛茨基对坎农诽谤性言论的回应。他似乎忽略了这些言论。由于缺乏其他第一手资料，他看来更倾向于等待并观察事态发展。显然，托洛茨基从未草率下结论，他对工国盟的判断仍持保留态度，毕竟他曾公开赞赏过该组织。托洛茨基从未攻击过工国盟，正如一些宗派分子所声称的。事实上，唯一有记录的是托洛茨基对工国盟倡议的赞扬。“从那时起，”泰德·格兰特解释道，“坎农就要对工国盟及其领导层养成深仇大恨，这在今后将产生严重影响。”（《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这种怨恨后来演变成毒蛇般的仇恨，从坎农本人后来的陈述中可见一斑：“哈斯顿这个彻头彻尾腐朽的派系所有罪行和错误的根源，都可追溯到其1938年作为一个无原则的小团体的起源。当年稍晚些时候，我在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会前夕，就曾痛斥李·哈斯顿派系自诞生之初便沾染了毫无原则的作风。在他们后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未对他们抱有丝毫信心，无论他们当时撰写或投票通过了什么论点。”（坎农，《对党的讲话》，第296-297页）这概括了坎农的整个立场。就第四国际的“领导层”而言，詹姆斯·坎农可能是其中最好的。然而，在托洛茨基去世后，他自视为最高领导人：唯一有资格代表托洛茨基遗产的人。但他无法胜任这一职责。坎农绝非理论家。不仅如此，他对此还感到自豪。他曾解释道，“我对任何称我为理论家的人都给予严厉打击”。（坎农，《著作与演讲集》1940-43年，第360页）换句话说，坎农直接继承了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恶劣传统，惯于利用不择手段的组织手段来压制对手，通过谴责和喧哗来压倒他们。//图片来源：公共领域他本质上是一个“组织迷”——一个目光短浅的“实干家”，对马克思主义只有最基本的理解。由于缺乏对理论的深刻把握，他无法对批评者给出严肃的回答，而是更倾向于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他们，必要时甚至诉诸行政措施来让他们闭嘴。他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硬汉”角色：“我在共产党里混了九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个一流的派系流氓了。不然，我又怎能活下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谁要挑事，就狠狠回击。这就是我当时全部的生存之道。”这一点在1939-40年与沙赫特曼和社工党反对派的辩论中得到了明确体现，托洛茨基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后来，坎农承认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而他是错误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说得对，在坎农与阿伯恩的长期斗争中，历史的正确性站在坎农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是错误的，包括我的方法、对同志的不耐烦和粗鲁，使得他们反感。”换句话说，坎农直接继承了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恶劣传统，惯于利用不择手段的组织手段来压制对手，通过谴责和喧哗来压倒他们，而不是像列宁和托洛茨基一直做的那样，耐心地回答他们的论点。第四国际成立大会认证革社盟为正式支部，并谴责工国盟的决定很快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和平与团结协议”的墨迹尚未干涸，革社盟——这个“统一”组织——的裂痕就开始显现。这些裂痕逐渐演变成分裂。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年底前就已分裂出去。“左派”很快也跟上了步伐，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工人联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uge）。随后，整个组织开始瓦解。工国盟发表了一份声明，解释道：“旧局面再次出现，只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混乱。我们的运动仍由‘总参谋部’组成，但缺乏‘军队’。”坎农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但他从未准备承认它。相比之下，工国盟却日益壮大。正如工国盟的一份报告所解释的：“在此期间，工国盟继续开展工作，坚信摆脱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僵局的唯一出路是摒弃旧派系精神和小资产阶级环境，吸纳新工人加入运动队伍。我们确实遭受了国际书记处的指责。但由于我们拥有正确的政策和态度，队伍内部的整体和谐使我们在干部的导向和组织方面具有优势。我们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迁至纽约1939年9月世界大战爆发后，第四国际决定将总部迁至纽约。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美国社工党实际上掌控了该组织，而萨姆·戈登（Sam Gordon）——坎农忠实的走狗——被任命为其行政书记。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希特勒对欧陆的占领，欧陆各支部被迫转入地下或停止运作。即使在能够运作的地方，它们也饱受政治混乱和分歧的困扰。实际上，纽约与在欧陆残缺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之间的联系几乎不存在。在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问题上存在特别大的分歧，该政策遭到许多支部的反对，部分支部甚至指责托洛茨基犯有“社会爱国主义”错误。这绝非次要分歧。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提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是其重要贡献，该政策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的延伸。然而，列宁的政策针对的是干部，而托洛茨基的政策则针对群众。托洛茨基解释说，革命家需要根据形势需要调整自己的纲领，并考虑工人阶级中的保卫主义情绪。虽然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我们需要与那些希望对抗希特勒的工人建立联系。工人阶级不能信任资本家。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需要自己的革命军事纲领，其核心思想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领导一场反对法西斯的革命战争。然而，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都染上了宗派主义，这是早期时期的遗留问题。英国革社盟——作为第四国际的官方分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明确反对这一政策，而比利时支部他们出版的由托洛茨基于1940年起草的宣言中删除了所有相关内容。法国支部也有其“保留意见”，欧洲书记处（由马塞尔·希克领导，在他被捕后由拉普蒂斯［米歇尔·帕布洛］接任）亦是如此。如上所述，对这一政策的反对——反映了宗派主义倾向——已蔓延至第四国际的最高层。来自“AM”（可能是法国人或比利时人）的一份提交给国际书记处的文件标题为《关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问题：老头子是否杀死了托洛茨基主义？》。该文件进一步指责托洛茨基犯有“纯粹的沙文主义”。文章继续以类似的语气写道：“我们必须公开坦率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将托洛茨基主义拖入社会沙文主义的泥潭时，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使用‘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称？”这表明，当时第四国际内部存在着完全的混乱。革社盟的覆灭到1940年8月托洛茨基去世时，革社盟已处于极度衰败的状态。同年，第四国际紧急会议谴责了“在英国官方支部之外，竟有四个自称隶属于第四国际的团体存在”这一事实。带着一丝乐观情绪，大会作出决议：“第四国际紧急会议欢迎即将成立的统一英国支部。”（《第四国际文件》，第359页）问题在于，革社盟是一个宗派主义团体。它拒绝了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其在工党内的打入工作已演变成一种完全的迷信，此时工党内部生活已陷入崩溃。革社盟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内部讨论，这反映了其孤立状态。他们实际上已“转入地下”——尽管无人真正注意到这一事实。相比之下，工国盟的同志们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立即投入工作，适应新形势。在此期间，工国盟的同志们开展了第四国际各团体中最为有效的革命工作，以最巧妙的方式热情地应用无产阶级军事政策。这种政策在工厂和武装部队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其规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均未见。工国盟是当时最成功地应用托洛茨基方法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展现了对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战术的极大灵活性。//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工国盟是当时最成功地应用托洛茨基方法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展现了对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战术的极大灵活性。这一方法在其由泰德·格兰特撰写的文件《为夺权做准备》（《工人国际新闻》第5卷第6期，1942年）中有所阐述，亦见于他的《工人国际联盟回复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对<为夺权做准备>的批评》（引自《不断的传承》，第11页）。随着战争的推进，革社盟的宗派主义表现变得越来越令美国同志，尤其是坎农，感到尴尬。他们不仅拒绝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甚至将拒绝该政策作为加入条件！到1943年夏天，其会员人数已锐减至23人，该组织实际上已崩溃。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就坎农而言，这些措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承认工国盟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坎农通过玩弄一系列手段实现了这一目标。早在1942年6月，国际领导层就致函革社盟，敦促其与工国盟讨论合并事宜。尽管革社盟拒绝了合并，但他们同意进行一系列政治辩论。然而，这些辩论只是加剧了分歧。国际书记处热衷于通过组织手段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开始与格里·希利合作，后者长期对工国盟领导层格兰特和哈斯顿怀有怨恨。格里·希利希利是工国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他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力，但显然是个不稳定因素。他常以轻率辞职的方式向领导层施压。尽管他多次提出最后通牒并与同志发生冲突，但每次都被重新接纳，被寄希望于以某种方式发挥其组织才能。1943年2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希利再次辞职，称他将加入独立工党，因为与J.哈斯顿、M.李和E.格兰特“继续合作已不可能”。此次退出会后，他被中央委员会一致开除。后来他再次被重新接纳，但鉴于他的前科，他被禁止担任任何有责任的职位。这只是增加了他对领导层的怨恨。因此，他开始为国际书记处和坎农在工国盟内部建立一个派系，他于1943年与他们建立了联系。随着革社盟的瓦解，国际书记处被迫介入，通过一场荒诞的“闪电婚姻”将其残余势力重新整合为革社盟。随后，与工国盟的“谈判”导致双方于1944年3月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共产党（RCP）。实际上，鉴于革社盟的状况，此次合并实质上是工国盟对革社盟的完全接管。这一点在1944年革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代表构成中得以体现：工国盟有52名代表，而革社盟仅有17名代表，其中包括多个派别。合并后数月内，国际领导层便展开了一场旨在诋毁新革命共产党领导层的运动。革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报告刊登于社工党的国际通讯（1944年6月），其中包含对英国领导层的错误、歪曲、诽谤及无端批评，指责其“带有民族色彩的偏向”。“自然地，”报告中写道，“工国盟领导层将附着于其身上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特征都带入了革命共产党。”革命共产党领导层迅速作出反应，对这份敌对的“报告”予以回击。他们向社工党领导层发送了一封尖锐的回复，逐一驳斥了其中的诽谤。该信件还抨击了社工党领导层采用的阴险手段，这些手段只会加深国际组织内部的不信任。革命共产党的回复结尾写道：“在结束这封信时，让我们说，我们并不乐于撰写它。我们是怀着极大的不情愿，才从更紧迫的政治任务中抽身出来。如果语气比一些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更尖锐，让我们说，我们已经刻意缓和了语气。我们希望尽量缓和而不是扩大情况。冲突的责任完全在于斯图尔特[萨姆·戈登]及其亲密盟友。我们希望与社工党及其领导层建立忠诚的国际合作，因为我们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有政治共识。然而，我们反对美国领导层或其一派在英国党中组织派系或小团体。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国际方法，而非托洛茨基的。”（强调为原文所加）该信件以革命共产党政治局名义签署，日期为1945年1月。毫无疑问，革命共产党的信件被坎农视为一种冒犯，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决心不惜一切手段粉碎“不忠诚”的英国领导层。莫罗和戈德曼鉴于国际领导层，尤其是美国社工党领导层拒绝承认现实，到1943年底，以社工党的两位主要成员阿尔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和费利克斯·莫罗（ Felix Morrow）为首的反对派开始形成。莫罗和戈德曼反对社工党领导层关于战后资产阶级民主已被排除的说法。在1943年10月社工党的全体会议上，多数决议指出：“今天被纳粹奴役的欧洲，明天将被同样掠夺性的英美帝国主义所吞并”，后者将强行建立“在英美大企业监护和霸权下的军事君主制-神权独裁政权”。决议进一步指出：“从罗斯福-丘吉尔的视角来看，选择只有两种：要么是弗朗哥式政府，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幽灵。”（《第四国际》第4卷第11期，1943年12月）1944年11月社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解释道：“以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以及阶级冲突的缓和——这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合作提供了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今天的欧洲已经过时。欧洲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被不可调和的血腥阶级斗争撕裂。英美帝国主义者明白，民主今天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第四国际》第5卷第11期，1944年12月）与之相反，莫罗和戈德曼认为，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手段来阻挠欧洲革命。他们还认为，鉴于红军的胜利，斯大林主义将会加强，而不是像社工党领导人所坚持的那样削弱。他们进一步认为第四国际应该积极争取民主和过渡性诉求。莫罗和戈德曼在要求改变1938年纵观以及批评社工党领导人方面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在试图提出替代方案时显然还在摸索前进。鉴于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薄弱，莫罗和戈德曼最终主张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应加入群众组织。然而，这些组织内部并未出现群众反对派的发酵或发展，因此缺乏采取此类策略的基础。尽管莫罗-戈德曼立场存在不足，但他们至少考虑到战争发展的特殊性，试图重新评估局势。他们的立场在许多方面确实指向了正确的方向。莫罗和戈德曼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坎农派主导的社工党中属于一个微小的少数派。如果社工党内部存在一个健康的领导层，那么他们的观点本可以进行民主讨论，这将为形成更正确的立场奠定基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立场比坎农领导层正确一千倍。坎农政权但坎农领导层坚持自己的立场，只是重复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观点。尽管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却否认现实，将头埋在沙子里。坎农甚至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已经结束。坎农甚至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已经结束。//图片来源：公共领域英国革命共产党反对这种无稽之谈。坎农无法容忍这一点，谴责了莫罗、戈德曼和革命共产党。1945年10月6日至7日，在社工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坎农发动了全面攻击。在他那尖酸刻薄的演讲结尾，坎农说道：“你们已经公开地、羞羞答答地在拉帮结派组建集团，但我们将揭露这个联盟以及其他一切。我们将把斗争带到国际上。你们继续组建你们的联盟。我们将与那些相信相同原则、相同纲领和方法的人合作。我们将展开斗争，看看国际上会发生什么。”（坎农，《著作与演讲集》，1945-47年，第181-183页）最终，在不断受到骚扰和欺凌的情况下，戈德曼退党，莫罗于1946年被开除出社工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坎农攻击了革命共产党，并承认自己在美国共产党领导层任职期间曾追随季诺维耶夫长达九年之久。他承认：“我和当时美国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可以说曾是一个季诺维耶夫主义者。”那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学校，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结束。社工党内部实践的方法与英国支部的民主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革命共产党内，那些努力重新评估英国局势的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所属于的党鼓励此类思想的发展，不受任何官僚主义的障碍，也不会被诽谤为“怀疑论者”。突破性的分析国际中唯一能够正确重新评估情况变化的支部是革命共产党。泰德·格兰特解释说，情况与1940年概述的情况完全不同。新情况带来了未曾预料到、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迫切地需要回答。泰德的突破性的分析载于《欧洲力量平衡的变化与第四国际的角色》一文中，并于1945年3月得到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认可。这份纵观解释说，当时西欧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政治前提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正确预测的革命浪潮被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背叛了。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以拯救资本主义。第四国际的力量不幸过于薄弱，无法改变这一局面。这种背叛构成了泰德·格兰特所称的“以‘民主’形式进行的反革命”的基础。他写道：“社会民主主义在上一场战争后拯救了资本主义。今天，有两个叛徒‘国际’为资本服务——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英美帝国主义恢复欧洲‘秩序’、建立资本统治的任务，采取了复杂而巧妙的手段。在这一阶段，用武力镇压群众将困难重重，因此必须用‘进步’、‘改良’、‘民主’等万能药来欺骗群众，而不是诉诸极权统治的恐怖。”关于苏联命运的问题，他认为，鉴于群众对战争的疲劳，尤其是在欧洲，以及对红军的钦佩和支持，对苏联的同情和热烈支持，使盟国在战后初期对苏联发动攻击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泰德在1945年10月出版的《欧洲革命的性质》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欧洲的‘民主’阶段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客观需求的结果，而是旧工人组织出卖的后果……革命党的弱点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作用给了资本主义一个喘息的空间。意识到事实上不可能继续通过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的方式统治，资产阶级暂时准备转向利用其斯大林式改良主义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操作。这并不构成民主革命，而是现代条件下针对无产阶级的防范性民主反革命。”这使他们能够认识和理解正在酝酿中的重要变化。从1945年年初开始，革命共产党就与国际领导层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后者无法理解新的力量平衡，也无法理解以新的视角武装运动的必要性。坚持旧立场认为欧洲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并非仅限于美国社工党。1944年2月，在法国召开的欧洲会议上，来自法国、比利时、希腊和西班牙的活跃团体也通过了一份文件，支持社工党关于欧洲纵观的立场。当然，一个错误如果得到纠正，就不是一场悲剧。然而，如果错误得不到纠正，就会导致另一个错误，再另一个错误。错误最终可能演变为一种常态。而这就是发生的情况。坎农认为，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而第二个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被帝国主义者积极准备。他立即开始鼓吹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战争迫在眉睫。这一认为反苏战争迫在眉睫的立场在此期间被不断重复，且声音越来越大。这一立场也逻辑上源于他们错误认为苏联在战争中变得衰弱的观点。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在军事上和苏联对全球广大群众的权威上都得到了极大加强。正如泰德·格兰特于1945年3月所写：“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俄国在历史上首次成为欧洲和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美国社工党领导人却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鉴于他们所看到的斯大林主义的所谓弱点，他们认为，甚至无需军事干预，只需“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联合施加经济、政治和外交压力以及威胁”，就可以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引自革命共产党内部通讯，1946年8月12日）。一个荒谬的错误导致了另一个错误。经济纵观这些“领导人”随后否认欧洲经济复苏的可能性。E·R·弗朗克（伯特·科克兰）在1946年11月社工党第12次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当前条件下，欧洲的复兴与重建将以非常缓慢的节奏进行；其成就将非常微弱；甚至无法达到战前水平；在美国的监护下，欧洲经济注定陷入停滞与衰败。”（《第四国际》第8卷第1期，1947年1月）事实上，经济复苏明显已经开始。1947年9月，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支持希利领导的少数派，反对革命共产党多数派，他辩称：“现在必须放弃对一个并不存在、而且英国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再经历的繁荣的炒作。”1947年9月，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辩称：“现在必须放弃对一个并不存在、而且英国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再经历的繁荣的炒作。”//图片来源：公共领域曼德尔随后公开表示：“如果革命共产党多数派的同志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定义，他们就会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我们正在面对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因为所有这些国家的生产都在‘增长’。”（E.杰曼，《从ABC到当前的理解：繁荣、复兴还是危机？》，《革命共产党内部通讯》，1947年9月，强调为原文所加）这只是重复了第三时期斯大林主义者的论调，后者提出了“资本主义最终危机”这种无稽之谈。1946年4月，第四国际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国际预备会议，有15个团体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代表革命共产党多数派的哈斯顿，以及代表少数派的希利和戈夫。由英国希利少数派支持的国际书记处的预备会议决议草案指出：“在被战争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经济活动的复苏将以特别缓慢的节奏进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徘徊在停滞与衰退的边缘。”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生产水平有一个1938年的上限，但这一上限很快被突破，因为生产水平不断上升。该决议重复了其先前草案中的所有错误，并支持美国社工党的立场。它强调不会出现资产阶级民主时期，只有波拿巴主义，繁荣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而且俄国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能通过和平外交手段经历反革命。只有革命共产党的多数派反对这种无稽之谈。资本主义并没有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相反，它正在经历的是“生产不足”的危机。因此，周期性的经济复苏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共产党在《预备会议决议草案修正案》中解释道：“所有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因素都表明，未来一段时间西欧的经济活动并非‘停滞和衰退’，而是复苏和繁荣。”革命共产党就国际书记处立场的问题提出的所有的修正案都被国际书记处压倒性地否决了。军事独裁国际书记处提出的这些错误观点和看法不可避免地对国际组织在欧洲的弱小支部产生了迷惑和破坏性的影响。例如，法国支部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维持的，因此在盟军抵达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担心遭到镇压，拒绝走出地下。皮埃尔·弗朗克（Pierre Frank）重新偷摸回了运动，成为国际主义共产党（国共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的领导人，他完全被这一理论所吸引，声称法国不仅在1946年处于波拿巴主义军事统治之下，而且自1934年以来就一直如此！还成为了国际书记处成员的弗朗克声称“民主反革命”的概念是一个“毫无内容的表达”。在《欧洲现在是民主的还是波拿巴主义的？——答弗朗克》（1946年8月）中，泰德·格兰特回应道，弗朗克“很难解释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魏玛德国到底是什么”。他随后逐点彻底驳斥了弗朗克的论点。“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弗朗克没有坦诚地面对观点上的错误，而是罔顾现实，试图将错误转化为美德。”泰德指出：“1940年国际书记处的声明是错误的。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在1946年重复一个在1943年就已经很明显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们的强调）泰德·格兰特的这一论述是区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国际书记处小资产阶级折中主义视角的关键著作之一。皮埃尔·弗朗克理解他的政治背景以及托洛茨基对这个人的态度很重要。1935年底，莫利尼尔和弗朗克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决裂，并建立了他们所谓的“群众报纸”。在1935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写道：“莫利尼尔和弗朗克的态度中没有其他政治内容。他们正在向社会爱国主义浪潮投降。其余的只是空话，在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毫无价值……公开、诚实地与那些向爱国主义浪潮投降的人决裂，比向他们做出模棱两可的让步好一百倍。”（《法国支部的危机》，第103页）1935年12月4日，托洛茨基再次在信中毫不含糊地谴责皮埃尔·弗朗克“背弃原则”。他写道：“我们一直与德国和西班牙的皮埃尔·弗朗克们作斗争，与怀疑论者作斗争，与那些想要创造奇迹（并在过程中摔断脖子）的冒险家们作斗争。”（《法国支部的危机》，第106-107页）托洛茨基坚持要求开除皮埃尔·弗朗克，并警告说不应让他重新加入反对派的行列。然而，战争结束后，弗朗克在英国支持了革命共产党中的希利，然后又回到了法国。他重新加入了自己的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他成为1946年大会的代表，并成功当选为国际书记处的成员。就这样，尽管托洛茨基强烈反对，他还是重新爬回了第四国际。帕布洛的外交协议坎农对新成立的欧洲国际书记处的态度是，不要干涉美国事务。他希望美国人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受外部干涉。正如坎农后来自己解释的那样：“我们与欧洲领导层当时有密切合作和支持的关系。我们之间有普遍的共识。这些人在我们党中不为人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我们帮助宣传这些领导人，向我们的党员推荐他们，并帮助他们建立威望。我们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达成了共识，其次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他们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上都尚未获得权威。而社会主义工人党全面支持他们，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地位，并帮助他们完成伟大的工作。”他接着补充道：“我们甚至对与他们的许多分歧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态度……”（坎农，《对党的讲话》，第73页）坎农现在称赞新当选的国际秘书米歇尔·帕布洛（Michel Pablo）体现了这种精神。这绝非偶然。“他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我认为，”坎农说道，“但我们没有收到他任何个人指示。他不会写任何个人信件批评社工党或赞扬社工党，也不会告诉社工党该做什么。”在社工党的支持下，米歇尔·帕布洛（拉普蒂斯）在1946年世界预备会议上当选为重组后的国际书记处秘书长。此后，帕布洛成为坎农在欧洲的代表。这一地位在1947年初帕布洛访问纽约后得到巩固。帕布洛此行由社工党在欧洲的代理人萨姆·戈登陪同。毫无疑问，此次行程的目的是“外交”，因此帕布洛对此次行程守口如瓶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次行程旨在加强巴黎国际书记处与纽约的坎农之间的关系。他们现在步调一致，沿着一条通向第四国际的彻底灾难的道路前进。1947年2月初，坎农致信社工党全国委员会，表示：“社工党将不再容忍任何破坏纪律的鬼把戏，今后将坚决拒绝并排除与沙赫特曼领导的工人党之间的任何统一行动……”随后，他描述了帕布洛的来访：“如你们所知，我们接待了泰德[萨姆·戈登]和加布[米歇尔·帕布洛]的访问。与他们一起，我们讨论并准备了一些新举措，旨在消除所有模糊性，通过现已确定于秋季举行的世界大会，将所有问题摆在台面上并明确解决……加布[帕布洛]和泰得[戈登]提供的信息表明，在世界运动中，真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趋势在大会上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将获得坚定的多数。之前的经验和讨论已经为世界运动中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做好了准备。”坎农随后以他一贯的语气下了最后通牒：“那些接受大会决议并在实践中执行的人，可以留在组织中。那些拒绝接受决议的人将被自动开除。任何表面上‘接受’决议然后违反决议的人，都将被开除。”（坎农，《1945-47年作品集》，第323-324页）英国革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证明是正确的。//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坎农所说的“新举措”显然是驱逐任何反对派（“鬼把戏”）的措施，是国际上针对革命共产党多数派的协议的一部分。他们所采用的策略是分裂革命共产党，承认英国的两个支部，一个是由哈斯顿和格兰特领导的多数派，另一个是由希利领导的少数派。同样的方法也被用来对付法国反对派领导人德马齐埃（Albert Demaziere）和克雷波（Yvan Craipeau）。英国革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证明是正确的，这对沉迷于威望政治的第四国际“领导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英国的“问题”需要紧急解决。因此，从1945年起，坎农、帕布洛、曼德尔、弗朗克及其追随者们密谋摧毁革命共产党，这是第四国际各支部中最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党。该党的政治路线本可以成功地重整运动，拯救第四国际免于毁灭。但这一事实正是第四国际所谓领导人无法忍受的。坎农尤其讨厌被证明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况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在致希利的信中，坎农阐述了他的观点：“在英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之前，必须先摧毁整个哈斯顿体系。最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简单必要性的认识被推迟了这么久。”（坎农致希利的信，1953年9月5日，同上，第262页）在他看来，不仅革命共产党，所有反对派都必须被“摧毁”。鉴于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们犯下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错误——甚至比这还多，摧毁革命共产党的这个罪恶计划现在变得更加紧迫了。打入主义坎农与英国的希利保持着定期联系。用希利自己的话说：“在1943年至1949年期间，社工党成员在反对哈斯顿派系的斗争中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该集团由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组成，实际上由哈斯顿、他的妻子米尔德·哈斯顿和泰德·格兰特领导。”（希利，《第四国际问题》，1966年8月，载于《托洛茨基主义与修正主义》第4卷，第298页）因此，格里·希利是坎农的傀儡，他加紧行动，仅凭虚构的分歧在革命共产党内制造了一个“反领导”派系。在1945年的革命共产党会议上，希利提出放弃公开政党，加入独立工党。这个想法是皮埃尔·弗朗克灌输给希利的。然而，随着托洛茨基主义者被驱逐出独立工党，这一立场未获得任何支持，并被希利悄然搁置。不久之后，他以轻率的态度提出了另一个想法，即加入工党。但托洛茨基提出的“打入主义”条件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是： 革命前夕或革命危机； 群众组织中出现动荡； 该组织内部形成左翼或中派潮流；以及 革命倾向迅速形成的可能性。 这些条件均不存在。但这并未阻碍希利。他声称，随着英国面临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经济衰退，这些条件即将迅速形成。然而，希利的观点与国际书记处的立场一致，完全是错误的。据革命共产党领导人称，战争结束后，英国资本主义并未陷入萧条，“反而出现了一种比资本家、改良派，甚至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预期的更为稳定的经济局势……”与1929-1931年的工党政府不同，当时的工党政府实际上正在实施其改良主义的纲领。这反过来强化了改良主义思想，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工党内部不会出现大规模左翼运动或动荡。因此，要采取的策略不是进入工党，而是高举革命党的旗帜。甚至革命共产党工党派系的负责人范·盖尔德伦（Van Gelderen）——一个在工党内从事派系工作、关注工党动态的小团体——也反对加入工党。不过，革命共产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了前方的困难。“然而，不可避免的危机不会立即到来。它会推迟一段时间”，其理论杂志的社论解释道。“革命共产党的方向和战略是基于危机和衰落的长期展望，但它也睁大眼睛关注着当前的经济上扬。”（编辑部评论，《工人国际新闻》，1946年9月至10月）对于希利来说，任何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都可用来攻击——并希望削弱——革命共产党的领导层。当然，在这场斗争中，国际领导层（以及他们背后的坎农）全力支持希利。结果，1946年6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将革命共产党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工党内，以耐心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左翼”，并“革命共产党应权衡加入该党的实际可能性”。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即革命共产党的代表。如上所述，论点已从介入左翼转向实际建设左翼。这正是因为工党内部缺乏左翼力量。因此，一种错误观念应运而生，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是建设左翼。更糟糕的是，希利开始重复坎农的旧诽谤，说旧的工人国际联盟领导人因在1938年拒绝加入革社盟而犯有“狭隘的民族偏向”罪恶。因此，任务就是清除这个“反国际主义”的革命共产党领导层，建立一个更忠诚、更符合国际观点的新领导层。在国际的全力支持下，希利大肆鼓吹“打入主义”，成功地赢得了革命共产党大约25%的成员的支持。但派系之间的分界线非常明显，希利无法再进一步。1946年和1947年，他只能召集到7名代表支持立即加入工党，而多数派则有28名代表支持。结果，在1947年夏天，希利派提出分裂党，让少数派进行自己的打入主义活动。这个问题在9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在国际支持团体的全力支持下，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希利的提议。一个月内，革命共产党特别会议在抗议声中接受了这一决定。坎农的“新举措”取得了成功。然而，希利直到1948年12月才推出一份名为《社会主义展望》的刊物，该刊物主张温和的左翼改良主义政策，试图“建设左翼”，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深度打入主义”。第二次世界大会第二次世界大会于1948年4月在比利时举行，共有1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第四国际领导层再次提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即将到来。根据主要决议：“在缺乏革命局势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威胁再次导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此次战争将危及全人类的存在与未来。”（《世界形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巴黎，1948年4月）这种原子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前瞻是坎农、帕布洛、曼德尔和弗朗克的典型特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1938年的预测，但是是更加末日般的版本。世界大战及其结果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是一本封闭的书。这些所谓的伟大“理论家”制造的另一个巨大混乱是关于东欧及其正在发生的过程。 在红军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主义者在被称为“缓冲国”的地区建立了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权。//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在红军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主义者在被称为“缓冲国”的地区建立了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权。他们安插傀儡牢牢控制这些政府。尽管第四国际仍将苏联视为畸形工人国家，但一个问题被提出：缓冲国的阶级性质是什么？早在1945年3月，泰德·格兰特就解释说，在这些地区，斯大林保留了资本主义。但鉴于局势的不稳定性，另一种可能性也存在。他提出，随着局势发展，要么东欧保留资本主义将导致俄国资本主义的复辟，“要么官僚集团将被迫违背自身意愿，冒着得罪现帝国主义盟友的风险，在长期占领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地国有化工业，并尽可能不让群众参与”。革命共产党领导人曾在战后重新讨论了俄国的阶级性质问题。他们甚至考虑了沙赫特曼提出的官僚集产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已转变为新的统治阶级。然而，经过慎重考虑，这一观点被否决。苏联仍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自然，第四国际的“领导层”未能理解东欧发生的事情。起初，他们简单地将这些国家贴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标签。革命共产党关于这些国家可能成为畸形工人国家的预言被国际书记处嘲笑。坎农在多年后继续歪曲革命共产党同志的言论。1953年初，他在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战后初期，哈斯顿集团被斯大林主义的扩张所吸引，认为其中蕴含着‘未来潮流’。”“红军每占领一块领土，他们就立即授予其‘工人国家’的荣誉称号。”坎农对革命共产党立场的描述，一如既往地完全扭曲了事实。革命共产党从未主张红军进入东欧使这些被占领国家转变为工人国家。相反，革命共产党认为“人民民主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政权。斯大林最初并没有打算剥夺资本家。他命令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事实上，这些联合政府并非与资产阶级组成，因为资产阶级已与纳粹占领者一同逃离。这些联合政府是与“资产阶级的影子”组成的。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和红军手中。这种不适的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当美帝国主义开始引入马歇尔计划以帮助恢复旧秩序，并为“资产阶级的影子”提供实质支持时，斯大林主义者被迫采取行动。这意味着依靠群众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剥夺，但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并建立以莫斯科为模型的政权。但国际对这一认识泼了冷水。曼德尔讽刺地问沙赫特曼：“他真的认为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已经在我们大陆的一半地区推翻了资本主义吗？”（《第四国际》，1947年2月）这个问题讽刺的语气预设了曼德尔和其他第四国际领导者已经做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绝对不可能的。1948年4月第二届世界大会的国际书记处（IS）草案继续强调“缓冲国”的资本主义性质：“‘缓冲区’国家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经济与苏联经济——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之间的根本差异显而易见。”（《今日的俄国问题——斯大林主义与第四国际》——1947年11月至12月）这些论纲随后将国际组织逼入死角，排除了这些政权阶级性质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不管以何种形式否认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等于接受这种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理论，这意味着认真考虑通过‘自上而下的恐怖’摧毁资本主义的历史可能性，而无需群众的革命干预。”它继续写道：“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与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剥削并存这一事实，必须根本上决定我们的战略。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在战争时期必须采取最严格的革命失败主义。”这些论述的粗糙性清楚地表明，那种试图将预先设定的观念强加于现实、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机械化和抽象化方法是毫无意义的。这与托洛茨基在分析斯大林主义者在波兰的行径时所采用的辩证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斯大林主义者确实有可能引入与苏联国有经济相适应的新财产关系，但这并不需要工人阶级的民主参与。一如既往，在这份决议中，曼德尔和帕布洛试图通过声明“不排除某种力量对比可能迫使‘缓冲区’内某一国家进行实质性结构性同化”来为自己留下后路——也就是同时面向不同方向。但为了进一步混淆问题，它补充说，趋势显然不是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私营部门也没有“倾向”于那个方向，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正在引入“新的和强大的障碍”来阻止这种可能性。与这种混乱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同志们提出了清晰且政治上连贯的观点。哈斯顿在1948年世界大会上提出了革命共产党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被整合成以下综合观点：“……这些国家（缓冲国）的经济正在与苏联的经济接轨。（a）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根本性推翻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或已完成（b）资产阶级对政府和国家机器的控制已被或正在被摧毁（c）这一同化过程是俄国经济的阶级性质必然产物，俄国国家在现有关系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革命共产党对俄国和东欧问题的修正案》，该修正案从未由社工党发表）。如预料的那样，这一观点遭到了压倒性反对。1949年4月，布拉格政变一年后，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顽固地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已在东欧被废除，但将“缓冲国”视为“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国家”。用皮埃尔·弗朗克的独特表述，“类似于‘堕落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对缓冲国阶级性质的模棱两可态度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混合过渡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其特征尚不明确且缺乏精准性，因此极难用简洁的公式概括其根本性质。”（第七次全会决议）马克斯·斯坦在1949年7月向美国社工党政治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东欧问题的报告中，尽管被迫承认已发生的国有化，仍驳斥了革命共产党的观点，称他“不谈论英国革命共产党的立场，因为其观点在世界大会上已提出并被压倒性否决，因此不构成讨论中的新因素。”他最后暴露了多数派的理论破产：“与其草率地对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下结论，不如等待进一步的发展。”（《社工党内部简报》，第十一卷，第五期，1949年10月）然而，随着铁托与斯大林决裂的惊人消息传来，局势发生了转折。一如既往，曼德尔试图通过撰写一篇关于南斯拉夫及“缓冲国”阶级性质的长篇文件来提升自己的“理论”地位。该文件于1949年10月在国际内部简报上发表。他首先表示必须关注事实，随后却完全忽视已知事实，重复了“缓冲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处于“过渡期”的错误立场。这种层层叠加的条件限制正是曼德尔不诚实方法的典型特征，相当于持续进行脚踏两条船。曼德尔通过曲解革命共产党的观点间接攻击该组织，且未使用任何直接引语。到1948年，革命共产党已得出结论：这些政权是斯大林主义畸形工人国家，资本主义虽已被消除，但仅被官僚精英的统治所取代。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依靠工人阶级剥夺了资本主义，但以他们官僚主义的方式，精心消除任何建立类似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的民主工人国家的可能性。为了否认斯大林主义的任何进步性，曼德尔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本质上始终是反革命的，因此在性质上无法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显然，关于摧毁资本主义的假设——不仅在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或波兰，而是在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坚持‘缓冲国无产阶级性质’理论的同志们远未预见到这一点，但这将是他们所选择道路的逻辑结论，并将迫使我们彻底重新评估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评价。届时我们必须考察为何官僚集团能在这样广大的地区摧毁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却做不到。我们还必须明确指出，正如革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已经指明道[？]，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摧毁资本主义，而是建设社会主义，而官僚由于其本质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全盘否定自1924年以来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论证逻辑——这一逻辑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如果世界革命被极端长期地推迟，苏联将不可避免地被帝国主义摧毁。”（《国际信息简报》，1950年1月）句子中的第一个词“显然”旨在提前预判最终结果。如果某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就无需为其提供任何理由。如果我们定义斯大林主义在其本质上是反革命的，那么它又如何能够推翻东欧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呢？托洛茨基多次解释说，即使是改良派政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被迫采取超出其意图的行动。斯大林最初可能并没有打算在东欧消除资本主义，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行动迫使他采取行动。美国试图利用马歇尔计划作为杠杆，加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势力。斯大林被迫采取行动以阻止这一局面。这并不困难。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要杀死一只老虎，需要一支猎枪。但要杀死一只跳蚤，用指甲就足够了。东欧那些软弱腐败的资产阶级，只需一个简单的行动就能轻易消除，虽然这个行动是从上层发起的，但得到了工人的积极支持，他们被动员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政党，并支持对资本的没收。当然，这些方法与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倡导的经典无产阶级革命模式毫无共同之处。后者基于无产阶级自身自下而上的自觉运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波拿巴主义式歪曲，它故意阻止工人阶级自己接管国家并以民主方式管理国家。这种发展对斯大林和莫斯科官僚集团而言将是致命威胁。但建立在俄国斯大林主义模式上的畸形工人国家根本不构成威胁。相反，它会强化了斯大林和官僚集团的权力。新政权自然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于1917年在俄国建立的民主工人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但它无疑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废除和国有计划经济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而且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基本任务之一的实现。尽管曼德尔尝试歪曲事实，东欧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释，正如泰德·格兰特所做的那样。曼德尔无法面对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的先入之见相矛盾。对他来说，承认东欧的资本主义已被推翻，就等于承认斯大林主义者可能扮演“革命”角色。曼德尔无法面对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的先入之见相矛盾。//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有意识运动来实现。但东欧发生的革命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对其的官僚主义歪曲，是由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自上而下推行的剥夺资本家财产的行动——尽管这得到了千百万工人的热烈支持。此类方法绝不可能导致健康的工人国家，而革命共产党也从未声称它们能做到。最终出现的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可怕的官僚化歪曲——换言之，正是斯大林主义俄国那样的畸形工人国家。托洛茨基的辩证法对曼德尔和其他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本被七道封印封住的书。他们从一系列抽象概念出发，无法理解眼前正在展开的真实具体现象和过程。正如列宁多次解释的那样，真理是具体的。你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试图将现实挤进一个预先设定的理论中，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可是为了逻辑的完整去丢开事实中的某些因素，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这些因素今天是违反你的图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图式。”（《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这不是次要问题，而是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即国家的阶级性质。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将国际的立场与1948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会时革命共产党采纳的立场进行比较，具有极高的启发性。泰德·格兰特解释说，关于东欧，“我们得出结论，那里存在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证实了正在发生的进程。在《社会主义呼吁》4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布拉格政变”，泰德解释说，由斯大林主义者主导的政府，通过“行动委员会”依靠工人阶级，实施了对经济关键部门的全面国有化措施，并且“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实现”。然而，泰德解释说：“但为了使国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行事，单靠对资本家的没收是不够的。对国家机构的民主控制是朝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必要前提。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了这一点。”随后，他概述了列宁关于工人民主的四个要点，这些要点以巴黎公社为蓝本，并由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立。对于这个问题，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保持沉默，一如既往地拒绝承认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欧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斯·沙赫特曼，抛开别的不谈，至少有显而易见的幽默感，他评论道：“当英国支部将（布拉格）政变视为工人阶级的胜利时，其他官方托洛茨基主义媒体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资产阶级以不可原谅的变态方式庆祝其胜利，跳出或被扔出高楼窗户，落在下方的街道上。”直到1951年7月，也就是整整三年后，曼德尔等人才不得不承认东欧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铁托冲突更令人震惊的例子是这些“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局势发展——这导致了1948年6月的斯大林-铁托冲突——中的可耻立场。1948年6月28日，一份由“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莫斯科为取代1943年正式解散的共产国际而设立的组织——发布的特别公报引发了轰动。这份由苏联发起的公报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斯大林主义运动。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很快开始攻击铁托，称其为“反革命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走狗”和“托洛茨基分子”。事实上，铁托既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所声称的“托洛茨基分子”，也不是“法西斯代理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此前老一辈领导人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害。事实上，铁托本人参与了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物理消灭。当红军席卷欧洲时，铁托的农民游击队击败了纳粹对南斯拉夫的占领。//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当红军席卷欧洲时，铁托的农民游击队击败了纳粹对南斯拉夫的占领。这使他们与斯大林在1944年莫斯科会议上与丘吉尔达成的双方平等瓜分南斯拉夫的协议发生冲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斯大林支持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君主主义-资产阶级政府，试图遏制铁托。他甚至拒绝向南斯拉夫人提供武器和弹药。但面对铁托游击队的迅速推进，曾与纳粹占领者合作的资产阶级在德国军队撤退时惊慌逃窜。凭借自身力量取得胜利后，铁托拒绝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他很快填补了地主和资本家离开后留下的真空，依靠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他们构成了他的游击队的基础——消灭了资本主义，并建立了一个以斯大林主义俄国为模型的政权。这实际上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此前发生过程的复制品——但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南斯拉夫的解放并非由苏联红军实现，而是由指挥着一支强大游击队的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者完成。这为铁托提供了坚实的民族支持基础，使他能够推行独立于莫斯科的政策。然而，俄国和南斯拉夫官僚集团的狭隘民族利益很快发生冲突。这一矛盾在1948年初达到顶点，当时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政府提议成立一个巴尔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斯大林否决了这一提议，但这次遭遇了抵抗。苏联斯大林主义者派遣格伯乌特工进入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控制该党。但铁托凭借对国家机器的牢固掌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将这些特工清洗出党。这就是斯大林与铁托分裂的根源。这些事件使第四国际的领导层陷入完全混乱。作为国际书记处领导人的帕布洛将此次冲突视为将铁托派拉入托洛茨基主义的绝佳机会，无视了世界大会作出的决定。他们一夜之间放弃了两个月前才提出的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转而急忙支持铁托。在共产国际声明宣布分裂两天后，国际书记处致函第四国际的各国分部，强调铁托事件具有“特殊重要性”。次日，国际书记处向南斯拉夫共产党发表了一封引人注目的“公开信”。“如今，你们有机会在遭受那场臭名昭著的运动迫害的背景下，理解莫斯科审判以及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真正含义，”声明中解释道。（南斯拉夫领导人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事实被压下不提。）“我们更想指出你们抵抗中的潜力——一个革命工人政党对劳工运动中曾存在过的最残暴的官僚机器，也就是克里姆林宫机器，进行胜利抵抗的潜力。”随后，该声明敦促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你们党内和你们国家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制度！”并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结尾。大约两周后，即7月13日，国际书记处发表了第二封公开信，篇幅更长，也更加阿谀奉承，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全体党员”。这封公开信敦促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外引入工人民主并回归列宁主义。“我们绝不隐瞒，此类政策将在贵国乃至贵党内部遇到巨大障碍。贵党干部必须接受真正的列宁主义精神再教育，”国际书记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深知你们肩负的巨大责任……”公开信以请求“我们的领导层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以便与南斯拉夫共产党运动建立联系并建立兄弟般的纽带……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让我们团结努力，为新的列宁主义国际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的世界胜利而奋斗！”结尾。（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当然，这种阿谀奉承的呼吁与他们关于“资本主义”东欧阶级性质的所有声明背道而驰。他们曾明确拒绝了当年4月革命共产党提出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承认东欧的资产阶级已被或正在被剥夺。国际“领导层”坚持认为，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无法完成革命，尽管托洛茨基曾解释说，在特殊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如今，国际书记处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宣称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一个没有俄国那种官僚畸形的国家！起初，美国社工党采取了“两边都不是好东西”的态度。然而，当国际书记处发表公开信时，社工党并未提出异议。事实上，他们毫无保留地在其媒体上发表了这些信件，未加任何批评。革命共产党的回应英国革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危机的回应与社工党截然不同。首先，他们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捍卫南斯拉夫人自决的权利，而社工党拒绝承认这一权利。“显然，列宁主义者应当支持任何小国寻求民族解放与自由的权利，”泰德·格兰特和乔克·哈斯顿写道。他们继续写道：“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将对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化以及摆脱莫斯科直接控制的运动给予批判性支持。同时，南斯拉夫及这些国家的工人将为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即对国家行政和产业的民主控制，如同俄国在列托的时代那样——而斗争。在现行铁托政权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呼吁》，1948年7月）在他们的传单《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背后》中，泰德和乔克进一步指出，这场冲突“必须成为教育工人阶级认识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在方法上根本差异的手段”。基于此，他们写道：“国际斯大林主义阵营中的这一裂痕，标志着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长期斗争中揭露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阶段……它标志着向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国际——第四国际——迈进的阶段，该国际能够领导建立一个由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组成的世界体系。”然而，当革命共产党领导人看到国际书记处致南斯拉夫的公开信时，他们感到震惊。与美国社工党不同，革命共产党不准备容忍这种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并公开反对它。代表中央委员会，乔克·哈斯顿给国际写了一封抗议信，重申了他们的批评并拒绝了公开信的立场：“南斯拉夫与共情局之间的争端为第四国际提供了向斯大林派基层揭露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方法的绝佳机会。然而，我们对待这一重大事件的态度必须是有原则的。我们不能通过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政策和体制某些方面的沉默，来助长任何认为铁托或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不存在重大障碍的印象。我们揭露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官僚主义地开除，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辩护者，或制造任何幻想，认为他们与斯大林决裂后在方法和训练上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公开信》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被争取到第四国际的阵营中。在事件的压力下，个人会发生奇怪的转变，但至少可以说，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再次成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实现这一可能性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斯大林主义的过去传统和训练，以及他们自己对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依赖。公开信未能指出这些障碍的本质，也未能强调若要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成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必须与斯大林主义决裂，还必须否定自己的过去、当前的斯大林主义方法，并公开承认如今正在打压他们的这台机器，正是由他们亲手参与建立的，他们也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里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者面临‘可怕的困境’，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向他们提出谦虚的建议：而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问题。”革命共产党的信继续写道：“然而，由于对南斯拉夫政权的核心要素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保持沉默，《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国际书记处的《公开信》仅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干涉’角度分析了这场争端，仿佛这只是领导层不顾激进分子的‘传统、经验和感情’而把意志强加于人的问题。但这场争端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争取摆脱莫斯科的命令的独立性的斗争。这是官僚机构中的一部分争取这种独立性的斗争。铁托的立场确实一方面反映了群众对苏联官僚主义压迫的抗争，对莫斯科要求的‘有机统一’的不满，对苏联专家标准的不满，以及农民对集体化进程过快的抗争。但另一方面，南斯拉夫领导层也希望维持独立的官僚地位并追求自身更远大的目标。......不仅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公开信也在其他国家问题上造成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即似乎只有俄国的领导层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这种说法可能会制造一种幻想：只要莫斯科不加干涉，各国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事实上，这些领导人积极参与了那些罪行的策划与准备。因此，对铁托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他过去‘被迫’执行莫斯科的意志。我们不得不指出，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写的这封不加批判的信恰恰加强了铁托是‘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革命共产党的信接着强调了1948年4月世界大会上对南斯拉夫和“缓冲国”的阶级性质的立场所采取的突然转变。显然，革命共产党在4月被否决的立场，在短短几个月后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世界大会多数派采取的立场是，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缓冲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拒绝了革命共产党关于这些经济体正在与苏联经济接轨，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决议。英国共产党对‘苏联与斯大林主义’一节的修正案被否决了。但从公开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国际书记处被迫接受英国共产党的立场，承认南斯拉夫的生产和政治关系与苏联的基本一致。如果南斯拉夫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国际书记处的信件只能被视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因为国际书记处并未以南斯拉夫有以主导形式存在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基础来提出任务。《公开信》的结论只能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的基本颠覆已经发生。”（强调为原文所加）在《回答大卫·詹姆斯》（1949年春季）中，泰德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和铁托政权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后者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俄国官僚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大众的初期热情反应，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热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次‘破坏罪’审讯已经发生了，铁托把经济计划中任何缺陷的责任都挂在政治对手的头上。相似的，俄国的‘供罪’审讯也以小规模重演。众所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警察国家的轮廓已经很明显。差异是表面的，而基本特征相同。”然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们却毫不客气地驳回了这种严厉的批评。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再作回应。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犯下了分裂英国革命共产党的罪行，而希利所代表的少数派实际上已被视为国际上在英国的正式支部。国际上唯一提出异议的另一个支部是法国支部，但它的批评非常软弱和胆怯：“我们并不责怪国际书记处向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发出呼吁。鉴于群众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一步骤是恰当的”。然而，法国领导层对其语气感到不满。“但我们反对这些公开信，因为它们美化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尽管如此，他们很快服从了，并明确表示他们遵守国际纪律。在1949年和1950年期间，国际书记处越来越迷恋铁托的南斯拉夫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的想法。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当年的决议中甚至宣布：“南斯拉夫革命的动态在所有方面都证实了不断革命论”，而且“在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如今已不再是工人运动中的有效力量……”至于东欧其他国家，尽管继续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却发展出一套不诚实、模糊的理论，称这些国家正“走向与苏联的结构性同化”。但同时补充说，它们“目前构成一种混合且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正处于全面转型之中，其轮廓尚不清晰明确，因此极难用简洁的公式概括其根本性质”。这种极其模糊的表述只是让他们掩盖了现实，但为他们未来提供了方便的逃脱途径。不用说，革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会上的立场遭到攻击和歪曲的同时，他们的修正案却从未被社工党公布过。事实上，革命共产党保持了清晰的立场，这使格兰特和哈斯顿能够预测：“铁托似乎不会攻击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真正罪行，而是会试图达成某种妥协”。事实也正是如此。工作队1950年，国际组织提出了组织工作队前往南斯拉夫的想法。法国支部国际主义共产党（国共党）如我们所见，最初对国际书记处的“公开信”的语气持保留态度，但在布莱布特鲁-朗贝尔领导下，现在已成为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者的最大粉丝俱乐部。在朗贝尔的热烈支持下，国共党派遣青年和工会队伍前往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1950年1月，国共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认为南斯拉夫官僚阶层与苏联官僚阶层本质上是一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已向帝国主义投降或正准备投降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真理报》，第246期，1950年1月，《关于保卫南斯拉夫的报告》）大会决议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系列重要战略问题上回归列宁主义”。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定义为“正在演变中的左倾中派主义”，存在“客观上推动南斯拉夫共产党走向革命纲领道路的因素”（《真理报》第247期，《国共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1950年2月上半月，《南斯拉夫革命不容干涉》）。国共党敦促其支持者收听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在题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辉煌的选举运动》的标题下，杰拉德·布洛赫宣称：“南斯拉夫共产党和第四国际被憎恨的原因是一样的，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以及各国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辉煌选举运动》，《真理报》第251期，1950年4月上半月）1950年五一节，一支法国代表团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国共党领导人朗贝尔，他对铁托政权表达了钦佩之情：“我相信，我在南斯拉夫看到的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专政，这个政党热切地致力于打击官僚主义并推行工人民主。”与此同时，他自豪地报告了示威活动中举着的口号：“铁托、中央委员会、党、南斯拉夫人民”，以及“铁托与我们同在，我们与铁托同在”。（皮埃尔·朗贝尔，《贝尔格莱德的五一节》，《真理报》第254期，1950年5月下旬）朗贝尔作为国共党工会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与反对法国共产党的工会成员一起创办了名为《团结》的工会通讯，该通讯得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资助。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让·饶勒斯工作队”的工作队。国共党的报纸《真理报》以一个代表团的报告为标题：“那些在南斯拉夫看到真相的人说：是的，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针对斯大林主义者关于南斯拉夫是“警察国家”的指控，文章声明：“与苏联不同，南斯拉夫的权力由工人阶级本身行使……这个国家是工人国家，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真理》第258期，1950年10月上半月）希利也正忙于支持铁托，组织了工党青年团的“约翰·麦克莱恩青年工作队”前往南斯拉夫。第四国际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向铁托-斯大林主义投降。//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坎农也不甘落后，对铁托政权大加赞扬。他向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电报，称赞其五一节宣言：“世界各地的工人将赞扬你们关于保卫南斯拉夫并恢复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号召。”（《社工党领导盛赞南斯拉夫五一宣言》，《战斗报》，1950年5月8日）两个月后，社工党的报纸《战斗报》以“铁托谴责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为标题，颂扬铁托，并将其对斯大林的攻击称为“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伟大里程碑。”（《铁托6月27日演讲》，《战斗报》，1950年7月10日）在1950年4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曼德尔大胆地宣布南斯拉夫现在是一个“未堕落的工人国家”。在1950年7月，当铁托政权公开向帝国主义投降，在朝鲜战争中对联合国对北方的军事干预投了弃权票时，国际主义共产党报纸于1950年12月对此表达了失望和幻灭：“这一切对南斯拉夫的革命朋友们来说极为痛苦，他们曾寄希望于南斯拉夫领导人能真正履行承诺，坚定不移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正走向滑坡之路》，《真理报》第263期，1950年12月下半月）但第四国际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向铁托-斯大林主义投降：坎农、曼德尔、帕布洛、弗朗克、迈坦、希利等。他们的国际组织，用泰德·格兰特的话说，已经成为“替南斯拉夫开脱罪责的旅游社”。1953年，当坎农、希利和朗贝尔指责帕布洛是亲斯大林主义者时，他们试图掩盖自己在之前的几年里曾是斯大林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这一事实。希利的七卷本第四国际文献史从1952-53年才开始。较早的时期被简单地掩盖了。中国革命关于中国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问题，情况更加混乱。由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国际书记处坚持认为毛泽东最终会向蒋介石投降。结果，当事情的发展与预期不同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陷入了彻底的混乱。斯大林主义领导的农民军队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并推翻了资本主义。受斯大林主义俄国启发，他们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泰德·格兰特是唯一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提前预测未来发展的人，甚至在毛泽东本人意识到之前。国际书记处拒绝承认现实已变得荒谬至极。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坎农和其他人，包括一位中国同志，都在争论毛泽东的军队绝不会渡过长江并击败蒋介石的部队。然而，到会议结束时，红军实际上已经渡过长江并击溃了蒋介石的部队。沙赫特曼开玩笑地谈到坎农对中国的纵观时，他的支持者们都笑得合不拢嘴。“是的，毛泽东想向蒋介石投降，”他调侃道，“唯一的问题是毛泽东追不上他！”蒋介石的军队在毛泽东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宣传冲击下，如同雪崩般瓦解。然而，他却残酷镇压了城镇中无产阶级的任何独立运动。泰德·格兰特提前宣称，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仅次于俄国革命。泰德的预测当毛泽东于1949年10月掌权时，他的观点是，中国需要经历1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才能提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然而，泰德先进的分析预测到了毛泽东都无法想到的发展。中国发生的事情让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感到困惑。他们采纳了托洛茨基战前的假设性前瞻，认为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获胜，红军的领导层将会背叛其农民基础。而在城市中，由于工人的消极态度，红军高层将与资产阶级融合，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中国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被阻断。在蒋介石政权下，资产阶级暴露了其完全破产的本质，无法解决土地问题或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1950年，泰德解释了导致官僚畸形工人国家崛起的过程：“在中国和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政党在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并成立了相对独立于莫斯科官僚体系的统治。中国和南斯拉夫革命之所以可以以扭曲和不全面的方式发展，是出于以下全球性因素： 1)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危机。 2)两国周边存在着强大的畸形工人政权，有力影响着其工人运动。 3)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弱点。这些因素导致了无可比拟的演化，是任何马克思主义导师都无法预见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延伸到了大半个欧洲、中国次大陆，且有可能在整个亚洲范围内蔓延开来。这向马克思主义运动提出了仍待解决的新理论问题。在力量不足且孤立的条件下，新的历史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运动的理论危机，产生出关乎其自身生存的问题”（格兰特，《致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公开信》，1950年9-10月）“关乎其自身生存的问题”确实被尖锐地提出。错误接踵而至，且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彻底使第四国际声名狼藉。【中文编者注：巴布洛对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犯下的另一严重罪行是要求当时已经在香港的许多中托党员回到大陆参加革命（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这不仅导致了数十名干部很快身陷囹圄，还严重打击了中托在香港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在蒋介石政权下，资产阶级暴露了其完全破产的本质，无法解决土地问题或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直到1954年，社工党仍在将中国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直到次年1955年，他们才将中国定性为畸形的工人国家。泰德在其1951年6月撰写的《战后世界中的斯大林主义》一文中，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无论是悲观主义还是虚假的乐观主义都无法在事件分析中发挥作用。首要任务是理解导致当前世界局势的交汇的历史力量的意义。”他还预测，中国出现畸形工人国家的情况将如同铁托一样，导致与苏联官僚机构的严重冲突。换言之，他预见了未来的中苏分裂。对于坎农、曼德尔、帕布洛、弗朗克等人来说，这一切都是个谜，他们完全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在他们看来，南斯拉夫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欧洲其他地区是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正如泰德所解释的那样：“这种立场即使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也是自相矛盾的，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革命共产党被摧毁第四国际“领导人”的反复无常和错漏百出不仅导致了第四国际的毁灭，而且对毁灭革命共产党——国际最成功的支部——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运动面临客观困难，考虑到经济繁荣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正确的政策和展望本可以保存干部。然而，领导团体的权谋操弄和错误政策使干部感到迷茫，并打击了士气。这种士气低落影响到革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特别是乔克·哈斯顿。国际的领导人提议将革命共产党解散到工党中——这是一个深度打入主义的策略。尽管哈斯顿非常清楚托洛茨基提出的打入主义的条件完全不存在，但他为了留在国际的行列中，还是建议接受这个提议。泰德和其他党领导层对此表示反对，但为了维持领导层的团结，他们最终妥协了。然而，当他们试图与国际领导层展开对话时，却被突然告知：“不要与我们对话——要与我们在英国的代表格里·希利对话。”实际上，他们被要求与希利的团体合并，否则将被排除在国际之外。希利提出的条件极为荒谬：在六个月内不得讨论任何分歧，之后将召开会议。这据称是为了促进统一。实际上，这是希利的一项阴险策略。希利决心确保自己在会议上获得多数票。到那时为止，他从未在革命共产党中赢得过多数席位。现在，他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希利利用这种情况，采用最专制、最官僚的方法，立即开始驱逐反对派成员。现在，希利完全控制了组织，不容忍任何反对派。这是他等待了十年的报复。当哈斯顿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已完全丧失斗志，愤然辞职。希利对此仍不满意，要求正式开除他。1950年3月初，希利向政治局宣布应开除哈斯顿，理由是他的“叛徒行为”，并称“此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哈斯顿的辞职使泰德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他清楚整个事件是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因此选择弃权。希利随后又因托尼·克利夫的观点而开除了他，为了防止他的文件在会议上被讨论。当泰德拒绝支持克利夫的开除时，他也被开除。在如此公然的操弄和系统性的清洗下，希利获得了“多数”。这些方法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完全背道而驰。它们直接来自季诺维也夫主义，而季诺维也夫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与革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干净的民主传统毫无共同之处。这就是托洛茨基解释内部争端应如何处理的方式：“首先，必须严格遵守组织章程——包括基层成员的定期会议、大会前的讨论、定期召开代表大会，以及少数派表达意见的权利（应当保持同志式的态度，绝不能动辄以开除相威胁）。你知道，在那个旧的[俄国]党内，这些做法从来都没有真正采用过。开除一位同志曾是一件极其严肃、悲痛的事情，只会因其道德上的问题而非因持有批判态度才被采取。” （摘自《打入的结果与下一步任务》，1937年10月6日，载于《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86页）泰德和乔克·哈斯顿强烈反对托尼·克利夫的国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理论，但他们以一种能够提升干部素质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政治上的回应。他们从未想过要因为他错误的观点而开除他。这些腐朽的季诺维也夫主义方法如今已成为所谓第四国际的常态，其领导人试图通过行政措施、压力和欺凌来解决政治分歧。在泰德被希利组织开除后，该组织被称为“俱乐部”，泰德随后于1951年8月在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曼德尔提出的动议，被正式开除出第四国际。根据《国际信息通讯》的报道（1951年12月）：“开除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哈斯顿和候补成员格兰特，他们两人代表革命共产党的前多数派，体现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顽固拒绝融入国际组织、拒绝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新路线的趋势。”报告继续指出：“这充分体现了任何试图在国际主义发展道路之外，通过民族特殊主义寻求救赎的倾向，必然迅速走向堕落的典型案例……”其公然表现出的虚伪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在他（哈斯顿）离开组织并公开背叛后，他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被开除出国际执行委员会，这结束了一场漫长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国际领导层表现出了耐心和灵活的态度，尽一切可能将哈斯顿派真正融入国际，这是无人能否认的。”希利和坎农与其他人一起，终于得逞了。最终，革命共产党与托洛茨基的整个第四国际一起被摧毁了。这意味着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被击败了，季诺维也夫主义在组织内取得了胜利。毫无原则的分裂泰德·格兰特多次指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领导层所能取得的唯一权威是道德和政治权威。一旦失去这一点，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腐败的官僚体制，其中领导者为自己谋取虚假的威望。那些具备必要的思想准备并沉浸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领导者，从不害怕回答任何政治分歧或批评。但那些无法用事实、数据和论据来回应批评的领导者，总是倾向于依靠行政措施来消除内部问题。此类方法必然导致组织的毁灭。缺乏必要的政治和道德权威，第四国际的领导者采用了季诺维也夫式的手段来推行其政策。此类手段必然只会导致政治士气低落、危机和无原则的分裂。这一点再加上一贯错误的政治路线，是导致第四国际最终毁灭的原因。革命共产党是阻碍第四国际完全堕落的唯一严重障碍。//图片来源：公共领域革命共产党是阻碍第四国际完全堕落的唯一严重障碍。随着革命共产党的毁灭，帕布洛、曼德尔和弗朗克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国际的各支部了。他们缺乏的是政治和道德权威，这准确地反映在他们一贯错误的观点和政策上。1951年，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帕布洛和国际书记处从他们之前关于斯大林主义因战争而削弱的立场，转向了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立即的原子战争的纵观——一场将导致革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被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国际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美国领导着资产阶级阵营，而苏联在其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下——尽管是不情愿地——领导着国际无产阶级阵营。在这些人看来，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使这一观点更加真实。据帕布洛称：“‘革命’与‘战争’的两种观念，远非对立或作为两个显著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存在，它们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几乎无法区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战争’或‘战争-革命’的观念正在形成，而这一观念应成为我们时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展望与方向的基础。”（《我们走向何方？》，米歇尔·帕布洛，1951年7月）关于胜利的结果，这种“转变可能需要整个历史时期，即几个世纪的时间，在此期间将充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的形式和制度，并且必然偏离‘纯粹’的形式和规范”。换句话说，他的观点是“几个世纪的畸形工人国家”，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作为这些国家中的忠诚反对派。鉴于这一“战争-革命”所引发的时代背景和群众组织中的动荡，帕布洛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应加入群众组织（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以防止其孤立。这是一种独特的“特殊形式”的打入主义政策。这将是一项长期“深度打入主义”政策，直至“即将到来的世界决战”导向畸形工人国家的胜利。帕布洛宣称，斯大林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可以发挥进步作用。这正是第四国际领导人愤怒指责革命共产党所持立场的内容——尽管事实上，革命共产党从未持有此类观点。1950年11月国执委第九次全会、1951年夏季第三次世界大会，以及1952年2月国执委会全会均认可了帕布洛的分析，包括这一基于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的新打入主义战略。这导致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支持革命民族主义运动（MNR），导致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中无产阶级失败（参见《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国执委第12次全会（1952年12月）通过的《关于玻利维亚的决议》指出，波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行为是正确的，并公开支持“对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批判性支持”。（《国际信息通讯》，1953年1月，第24页）法国支部的大多数成员对帕布洛新路线的某些方面表示反对，布莱特布雷-法夫尔撰写了一份反对文件，题为《帕布洛走向何方？》。尽管帕布洛已采取适应莫斯科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路线，法夫尔仍坚持此前对南斯拉夫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抱有幻想的立场。他的论点是：“定义一个工人政党为斯大林主义的——与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紧密相连）或任何中派政党相对——既不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存在），也不是官僚方法（这存在于各种政党中），而是其对克里姆林宫的完全机械式服从。当由于某种原因这种服从关系不再存在时，该党就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的，并开始表达与苏联官僚阶层不同的利益。这就是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由于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和苏联决裂之前就已经发生；决裂只是使之正式化。这就是在中国已经发生的情况，无论中国革命采取何种道路，都必然会以与苏联决裂的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国共党多数派反对帕布洛的基础。可预见的是，帕布洛通过官僚手段克服了这一反对。首先，他在1951年世界大会上拒绝将法国多数派的文件提交表决。随后，他强迫法国多数派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决定在法国的具体战术细节。这是一个困难的妥协。1952年1月，国际书记处指示法国支部加入法国共产党。这意味着放弃朗贝尔在《团结报》上与反共势力（现为工人力量工会联合会的一部分）共同开展的联合工会工作，转而加入法国总工会（CGT）。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对此投了反对票。帕布洛随后介入，并以官僚手段暂停了所有16名投反对票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一个月后被国际执行委员会推翻。然而，到1952年年中，随着全国代表大会临近，法国支部的亲帕布洛派少数派突袭了国共党总部并带走设备。他们随即被多数派开除，导致出现两个同名组织和报纸。1952年11月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由朗贝尔和布莱特鲁-法夫雷领导的法国多数派被击败，并于1953年1月被国际书记处最终开除出国际。这一行动及整体政治路线获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包括美国社工党和希利集团（仍为大帕布洛派）的赞同。在此之前，法国支部成员丹尼尔·雷纳德（Daniel Renard）曾致信坎农，寻求反对帕布洛亲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支持。1952年5月，坎农回复雷纳德，否认国际组织中存在任何亲斯大林主义倾向：“我们未在第四国际的国际领导层中看到此类倾向，也未发现任何迹象或症状。我们根据国际领导层在官方文件中阐述的路线来评判其政策；在最近时期，则根据第三次世界大会和第十次全会文件。我们未发现其中存在任何修正主义。我们认为这些文件完全符合托洛茨基主义……美国社工党的领导层一致认为，这些文件的作者为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应得到赞扬和同志般的支持，而非怀疑和贬低。”（《丹尼尔·雷纳德与詹姆斯·P·坎农的往来信件》，1952年2月16日和5月9日）上述声明中，很明显，他们全部人都是“帕布洛派”。他们在政治上唱的是完全相同的调子。只需回顾1951年第三次世界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是由帕布洛派的国际书记处起草并在该大会上通过的。坎农无条件支持帕布洛。“根据我的理解，决议试图认识并面对世界的新现实，并为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得出必要的结论。我同意得出的结论，”他指出。（坎农，《对党的讲话》，第141页）坎农特别认为这些决议支持他的“美国论纲”。他在致丹·罗伯茨的信中强调了这一点：“实际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分析的事件有力地强化了《美国论纲》，并赋予其更强的现实性。世界革命的趋势现在是不可逆转的，美国也无法逃脱其影响。”（坎农，《对党的讲话》，第271页）当坎农阅读帕布洛的小册子《即将到来的世界决战》——其中提出了世界大战发展为战争-革命的前瞻——后，他指出：“我完全同意帕布洛的小册子。”1952-1953年的分裂，当它发生时，与政治分歧无关，因为根本不存在分歧。当帕布洛向国际书记处提交题为《斯大林主义的兴衰》的草案，作为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大会的讨论基础时，希利同意以国际书记处名义将该草案分发给所有支部，仅提出少量的批评。至于希利，他多年来一直是帕布洛的亲密盟友。“过去几年我与他极为亲近，并愈发喜欢他”，希利在1953年5月致坎农的信中写道，“他做得非常出色，而现在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格·希利致詹姆斯·坎农的信，1953年5月27日》，《托洛茨基主义对抗修正主义》第1卷，第112页及第114页）分裂实际上是帕布洛和社工党领导层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他们现在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虽然坎农支持帕布洛的政治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帕布洛干涉社工党的事务。特别是，他指责帕布洛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导致以伯特·科克兰（Bert Cochran）为首的反对社工党领导层的少数派派系出现，据他们称，这是“巴黎挑起的”。因此，坎农对“巴黎”发起了攻击，这个外来势力正试图干涉美国党并煽动其内部异议分子。坎农很快开始着手清除帕布洛“及其软弱无能的走狗”。他以一贯的凶猛风格写道：“革命的任务不是与这种倾向‘共存’……而是要将其彻底摧毁。”他补充道：“当我展望我们战略的下一阶段时，它应基于对在政治和组织上消灭帕布洛主义的坚定决心。”就这样，从对帕布洛主义在所有表现形式上的完全同意和无条件支持，到要消灭它、将其驱逐出组织的“毫不妥协的决心”！而这一180度的转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轻松完成，毫无犹豫，也无需任何解释。当分裂发生时，这对希利来说是天籁之音。现在即将有一个新的分工，希利将成为坎农在欧洲的代表，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他还得到了由布莱特鲁-法夫雷和朗贝尔领导的法国国共党的支持，他们共同组建了所谓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与此同时，希利在英国围绕《社会主义展望》杂志推行深度打入政策，与多名左翼改良派合作。1954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禁止了该杂志。失去刊物后，希利派开始机会主义地向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主编的改良主义期刊《论坛杂志》卖文供稿——这是他们希望所有人遗忘的一段历史。从极左主义到机会主义多年来，曼德尔、帕布洛和坎农顽固地拒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势变化的现实。随后，他们毫无解释地、也未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任何批评，便从极左主义转向机会主义。他们不再坚持经济崩溃迫在眉睫，而是开始与修正主义思想调情，包括凯恩斯主义，这些思想均源自改良主义的陈旧工具箱，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曼德尔对国家干预着迷，而托尼·克利夫则采纳了“永久军备经济”的概念来解释战后经济复苏。唯有我们的倾向，以泰德·格兰特为代表，看清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在1960年撰写的一篇精彩分析《萧条会重现吗？》中，泰德阐明了正在发生的经济复苏的本质：“诚然，1870-1914年期间的增长率高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但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相对进步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1914-18年的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新阶段——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使社会陷入僵局为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上升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这种上升并不“独特”。托洛茨基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者的盲目机械观念时，就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种经济上升的可能性。”他进一步阐述了导致经济复苏的因素，包括世界贸易的空前扩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以一种不平衡的、矛盾的方式经历了这样一个‘重生’时期。诚然，这只是腐朽和病态经济的暂时好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老，而不是其顽强的青春，它显示出腐朽制度的所有弱点。但即使在资本主义全面衰落的过程中，只要工人阶级因领导失误而未能终结这一制度，这种时期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后的危机’、资本主义‘最后的经济衰退’、‘生产上限’或斯大林主义者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提出的任何其他蒙昧观点。然而，资本主义的衰弱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事件中。”皮埃尔·朗贝尔，这位1952年被第四国际开除的法国支部领导人，也批评了国际其他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但他唯一的替代方案是顽固地坚持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采纳的错误立场。他无视事实，一直否认整个20世纪生产力有所发展，直到2008年去世为止。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经历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繁荣。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面临严峻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经历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繁荣。//图片来源：德国联邦档案馆，B 145 Bild F038788 0006经济繁荣使资本主义能够推行某些改良并改善生活水平。1945年，英国工党以压倒性胜利当选，首次实施了包括国有化在内的改良计划。这导致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东欧资本主义政权的覆灭，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的爆发，在工人和青年中的一定阶层中产生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新幻想。因此，第四国际的道路被一系列客观障碍所阻断，这使得其力量在多数国家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被排除。即使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还活着，根本的客观形势仍将极为困难。然而，正如我们所说，当一支由优秀将领领导的军队被迫撤退时，它可以有序撤退，保存主力以待形势变化后重新集结并准备新的进攻。但糟糕的将领总会将撤退变成溃败。这正是第四国际所遭遇的命运。另一方面，泰德能够发展出正确的展望，重新武装同志并为未来奠定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复兴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现象。它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凝聚力，以及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将给资本主义带来比过去更大的问题。”泰德得出结论，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正在酝酿中：“无论确切日期如何，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战后空前繁荣之后必然会有一段灾难性的衰退期，这必然会对工人运动中实力大增的队伍的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正是这种能够分析具体情况的真实面貌，而非像宗派主义者那样用希望替代事实，使泰德能够团结当时我们所拥有的微弱力量。他因此能够为经济在未来某个阶段不可避免的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做好准备。逆流而上！在革命共产党被摧毁后的几年里，泰德·格兰特和一小群支持者们被迫在极其艰难的客观条件下逆流而上。然后在1956年，一些重大事件打破了这种局面。赫鲁晓夫的揭露，以及随后匈牙利工人们英勇的起义遭到俄国坦克残酷镇压从上到下震撼了斯大林主义运动。在英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分裂，失去了许多重要干部，包括关键的工会领导人。遗憾的是，我们力量薄弱，几乎无法争取这些人员，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希利组织，并将其推向极左方向。另一些人则转向极右，成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1953年希利脱离第四国际加入所谓“国际委员会”后，第四国际就在英国失去了其基础。为了从头建立一个支部，国际在《论坛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呼吁所有对第四国际感兴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参加一个会议。尽管泰德和其他同志对这个组织完全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们认为参加这个组织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他们参加了。随后，他们同意与另一个小团体联合，重新建立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必须明确的是，这一步是完全没有做出任何政治让步的，当然也没有任何幻想。它被视为可能克服我们孤立状态并接触其他国家志同道合者的方式。一段时间内，这一实验带来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很快，旧有的分歧不可避免地重新浮现——旧有的手段和阴谋也随之而来。泰德成为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那里他注意到帕布洛的错误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帕布洛再次敲响了战争鼓，鼓吹核战争迫在眉睫的理论，这种战争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泰德看到这种愚蠢的宣传甚至对领导干部产生了影响，感到非常好笑。他回忆起与一位女同志的相遇，她含泪与他告别时说：“再见了同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泰德回答：“别担心。去睡个好觉。不会有战争的，我们下次会议上见。”是否最后说服了她，记录中没有提及。他还注意到，有一群坚定的阿根廷同志，由一名叫波萨达斯的人领导，他们对帕布洛始终保持1000%的忠诚。在每次投票中，他们的手都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在一次这样的投票后，泰德把帕布洛拉到一边说：“你得小心这些人。今天他们总是和你投票，明天他们就会总是反对你。”这一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国际最大的支部在斯里兰卡——当时称为锡兰。但泰德注意到，在所有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来自斯里兰卡的领导成员对国际领导层表现出了相当轻蔑的态度。兰卡平等社会党（LSSP）的领导人纳·马·佩雷拉明（N.M.Pereira）显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泰德说：“N. M. 从来都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国际领导层却完全没有试图纠正他。当托洛茨基在世时，即使作为个人，他也拥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权威，这让国际的全体领导干部都对他充满敬意。但这些领导者从未享有过这样的权威。他们无数的错误和失误削弱了他们的威信，尤其是在斯里兰卡同志眼中，毕竟他们领导着一个群众组织。不可避免地，整个事情以悲剧收场。兰卡平等社会党加入了斯里兰卡的人民阵线政府，这让国际领导层感到震惊。但这是多年来未能为斯里兰卡的同志们提供坚定指导的必然结果。在慌乱的反应中，他们开除了整个兰卡平等社会党，甚至没有试图进行政治斗争来争取大多数人。当曼德尔、帕布洛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与美国社工党进行讨论，以期重新建立“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结”时，英国支部与国际领导层之间的分歧变得尤为明显。尽管如此，泰德·格兰特根据以往的经验预测，这些人只会成功地将两个国际组织分裂成十个。事实证明，这一说法非常准确。第四国际的领导层就若干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尤其是关于中苏分裂的性质以及殖民地革命的问题。泰德坚持认为，这是一场两个对立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第四国际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帕布洛主张支持苏联官僚集团对抗中国，而其他人则支持中国官僚集团对抗莫斯科。泰德坚持认为，这是一场两个对立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第四国际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国际的领导人采取了对游击主义不加批判的支持立场，而美国支部则对卡斯特罗的古巴采取了不加批判的支持立场，他们将古巴描述为一个或多或少健康的工人国家。这与此前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错误立场如出一辙。实际上，这些人正在寻找以“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形式的捷径。在铁托那里受挫后，他们转而对卡斯特罗大加赞扬。后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描绘毛泽东，甚至将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新的巴黎公社！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放弃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基本思想，并预示着第四国际的彻底瓦解——这是相当有迹可循的。代表第四国际的爱尔兰小团体与英国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国际组织建议他们与一个由克利福德领导的极端斯大林主义爱尔兰毛派小组织合并。克利福德提出的条件是，在初期阶段不得讨论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区别。他们愚蠢地接受了这一条件。但合并后，克利福德立即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发动了猛烈攻击。自然，爱尔兰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法回应他的文件，并紧急请求泰德·格兰特为他们撰写回复。他照做了（见《回应克里福德同志》），但这并不能阻止统一计划彻底失败。最离谱的例子是在意大利，那里原本没有显著的毛主义组织——直到第四国际实际上创立了一个！意大利支部的领导人利维奥·迈坦想拿到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来分发。由于意大利没有中国大使馆，他前往瑞士并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红宝书。多亏了他的努力，《毛主席语录》在意大利各地广泛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幸的是，第四国际从中一无所获。但他们“成功”地在当时的激进青年中传播了对毛主义的幻想，因为他们将毛泽东的思想当作从斯大林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桥梁。结果证明这是一座反向的桥梁，甚至迈坦组织内部的一个派别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而分裂出去，并发展成为意大利一个规模较大的极左派团体。新的阴谋在此期间，泰德和其他同志一直坚持反对国际的错误路线。国际领导层的回应，如预料之中，不是通过论据，而是通过手段和阴谋。诺丁汉有一个由毫无原则的人组成的小集团，他们与巴黎的组织勾结，企图打倒英国支部的领导层。当时，我们的组织很弱小，规模很小，经济资源也很少。我们没有中心，也没有全职人员。泰德·格兰特在电话交换局工作，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献给了组织。因此，我们当时欢迎国际组织对派一名全职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一名加拿大同志，其薪资由国际组织——的决定。但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人的工作并不是建立英国支部，而是与诺丁汉的团体合作，组织阴谋反对领导层。当这些阴谋被揭露时，发生了一场丑闻，他带走了他原本应该为之工作的书店里的所有书。这一公然的破坏行为表明了这些人的无耻程度。但这仅仅只是开始。“统一书记处”1963年，国际终于统一成一个组织，即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但随即开始分裂。帕布洛脱离组织，随后是波萨达斯，而朗贝尔和希利则留在组织之外。因此，“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统一从一开始就是一纸空文。这是错误政策与有毒内部体制的致命结合所必然导致的后果。英国同志从一开始就坚持有原则的立场。在1965年大会上，他们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文件，阐述了他们的分歧。在中苏争端中，他们主张完全独立于莫斯科和北京。他们解释说，两国之间的冲突是两个对立官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反映——这两个集团都不代表工人阶级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关于殖民地革命，我们认为虽然第四国际要坚定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的阶级政策，而不仅仅是跟随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脚步。我们拒绝了个人恐怖主义和游击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发挥了致命的角色，而国际的领导人却采取了一种不加批判的支持态度。泰德·格兰特撰写、英国支部提交的文件《殖民地革命与中苏分裂》是唯一坚定支持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政策的文件。由于我们对国际组织是否会复印这一文件缺乏信心，我们决定自行出版，尽管我们面临极度资源匮乏的困境。然而，当同志们抵达大会时，他们发现我们的文件并未分发，因此无人有机会阅读。泰德·格兰特后来讽刺地评论道：“列宁轻蔑地称第二国际为邮局而非国际组织。这个集团甚至连邮局的尊严也没有。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他们都完全破产了。”（格兰特，《评第四国际》，1970年5月）在大会的辩论中，泰德总共只被给予了十五分钟（即七分钟，加上翻译时间）来介绍这份文件，自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随后，国际的领导人宣布了一项相当于不诚实地开除英国同志的决定。他们以英国同志“无法建立组织”为借口，提议将他们从正式支部降级为同情支部，同时将同样的地位授予一个捍卫国际官方路线的小集团。同志们正确地谴责这是不诚实的开除。我们再也没有回去。与所谓“第四国际”的决裂是永久且不可逆转的。数十年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列夫·托洛茨基以如此大的希望建立的第四国际，最终以流产告终。结论如今，作为一个组织，第四国际在纲领和组织上已不复存在。那些争斗不休的宗派声称继承了这个曾经辉煌的名字，却只是彻底毁坏了它的声誉。归根结底，一个革命政党是由纲领、思想、方法和传统构成的。//图片来源：革命共产国际从第四国际的残骸中产生的各种宗派，没有一个与原来的思想有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他们频繁地援引托洛茨基的名字，但他们从未真正理解他的方法。它们共同导致了第四国际的毁灭。它们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每个宗派都兜售一种荒谬的伪“托洛茨基主义”，使托洛茨基主义在先进工人和青年眼中蒙受耻辱。这是它们永远无法被原谅的罪行。因此，几十年前，我们说他们完全无能，并永远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只由一个组织代表，这个组织可以诚实地声称，自己几十年来一直以顽强的决心捍卫着它——革命共产国际。归根结底，一个革命政党是由纲领、思想、方法和传统构成的。我们一直强调革命理论在国际建设中的重要性。列宁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陈述百分之百正确。这些话对所谓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本封闭的书。但尽管第四国际已被摧毁，列夫·托洛茨基所阐述的思想、纲领、传统和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继承了历史上任何政治团体中最伟大的思想体系。这是我们捍卫的遗产。它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断言：革命先锋队从未像现在这样在理论上为未来的任务做好准备。我们以第一、第二、第三国际以及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伟大成就为基础。泰德·格兰特拯救了这些思想，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对其进行了发展和丰富。他的著作集的出版是我们理论武器库中极为重要的补充。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的任务是完成这项宏伟的事业，将我们目前微薄的力量提升到历史所提出的重大任务所需的高度。国际书记委——伦敦，2025年6月9日“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