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革命与畸形工人国家 图像来源：公共领域 Share Tweet（编者按：本文由革命共产国际（RCI）创始人泰德格兰特写于1978年7月，对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革命的阶级动态、帝国主义干预和革命前景做出了详尽分析。译者：无名）[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在过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资产阶级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比如当资产阶级真正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进步时),它们有数十年和几代人的时间来完善国家，将其作为自己阶级统治的工具。军队、警察、公务员、中产阶层，尤其是所有关键的高层职位；公务员首长、部长、警察局长、军官团，尤其是上校和将军，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益。他们凭借发展中的经济、使命和角色，热切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即有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叙利亚，就像在所有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帝国主义者（这里指法国）部分迫于对手（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压力，被迫放弃直接军事统治。这其中出现的国家机器并不是固定的或静止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赋予了军事阶层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军事政变和反政变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它们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他们（军官阶层）无法发挥独立的作用。军队中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反映了特定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矛盾。将军的个人目标反映了社会各阶级或阶级派系的不同利益，包括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只要他们成功夺取了权力，就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不同利益。军官阶层必须反映社会中某个阶级或群体的利益。他们不代表自己，尽管他们当然可以掠夺社会并提升自己的统治阶层。然而，他们在特定社会中必须有阶级基础。波拿巴主义政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阶级之间的平衡。归根结底，它们代表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该阶级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阶级性质。其中一些国家，如拉丁美洲，这个半殖民地大陆，上个世纪一直处于英国、尤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但名义上已经独立了一个多世纪。因此，尽管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阶级还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善他们的国家机器。有时，不同派别的武装力量或其内部的不同派系可以反映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甚至反映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力。但迄今为止，它们始终反映着统治阶级维护私有制的利益。缅甸政权刚刚摆脱英国的统治，统治阶级无法成功“维持国家统一”，因此面临着一系列叛乱和战争。缅甸军队由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组建，该同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缅甸军方领导人以邻国中国为榜样，对地主资本家无力解决缅甸问题感到厌倦，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建立“缅甸佛教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然而，直到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列宁也曾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1944-9 年的中国革命并不是按照 1925-7 年革命的模式进行的。这是一场农民战争，其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能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束地主所有制、国家统一和驱逐帝国主义—— 最终以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纲领与后来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纲领并无根本区别：50 年或 100 年的“民族资本主义”以及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此许多美国资产阶级相信他们是“土地改革者”。只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和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宗派的错误解释，并解释了毛泽东胜利和畸形工人国家建立的必然性。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资本主义和“民族民主”纲领时，我们就可以预测中国下一阶段必然会走向无产波拿巴主义。这与 1917 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通过农民战争，将土地分给蒋介石的军队士兵，从而获得了权力。然后，通过平衡各个阶级，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让他们相互对抗，一旦取得军事胜利，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被充公了。几乎所有所谓的 “托洛茨基主义”宗派现在都接受了既成事实。但历史上从未有人从理论上提出，一场按照传统路线进行的农民战争可以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无论它有多么畸形。中国工人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处于被动地位，原因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但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一个阶级——以红军形式出现的农民——执行着另一个阶级的任务。现在看到这些宗派毫不动摇地吞咽了农民军在中国建立“工人国家” 的想法，仅仅因为农民军的领导是所谓的“共产党”，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个想法恰恰被认为是令人毛骨悚然和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阶级， 农民是最无力具备社会主义意识的。认为这样的过程是“正常的”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只能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僵局 、帝国主义的瘫痪、斯大林主义俄国存在一个强大的畸形波拿巴主义国家，以及最重要的是，世界上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延迟的革命胜利来解释。殖民地国家等不及了。问题太严重了。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没有前进的道路。因此，殖民地国家出现了奇特的偏差。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就像在苏联一样，无产阶级需要进行第二次政治革命，将社会、工业和国家的控制权交到无产阶级手中。只有这样，社会主义过渡的真正开端，或者更确切地说，向这个方向迈出的步伐，才能开始。不仅工人阶级，而且殖民地国家城市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都广泛支持“社会主义”，这是现代殖民地世界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彻底走向死胡同的表现。这也是俄国和中国革命及其在发展工业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结果。这为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认为，国家机器可以简化为武装人员。随着蒋介石警察和军队的失败和毁灭，古巴巴蒂斯塔军队的毁灭1，权力分别掌握在毛泽东和卡斯特罗手中。名义上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而卡斯特罗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这些事实都不会改变事件本质。莫斯科的形象毛泽东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相去甚远，在进入上海和其他城市时，那些占领工厂并以红旗示威的方式迎接毛泽东的工人立即被枪杀，以“恢复秩序”！毛泽东创建的国家是 1949 年莫斯科的形象，而不是 1917 年莫斯科的形象！ 波拿巴主义风格，以农民军为基础，过去一直是（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工具，在各个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他完善了莫斯科式的国家，依靠工人和农民，可以毫不费力地消灭资产阶级。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对付狮子需要枪，对付跳蚤，指甲就可以了！因此，为了防止工人夺取政权，在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之间保持平衡后，毛泽东和他的团伙——在完善国家后——可以粉碎资产阶级，然后再转向工人和农民，粉碎工人民主发展的任何因素。官僚机构随后发展出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以毛泽东一人的波拿巴主义独裁为中心。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交给工人阶级，这并非毫无道理。这不是一种任意的角色，而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生产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使其具有其他阶级所不具备的特殊意识。小资产阶级农民尤其不能发展这种意识。以后者为基础的革命本质上注定会堕落和走向波拿巴主义。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专政保护了国家、政党、军队、工业和艺术与科学知识分子的精英特权，它才在许多落后国家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的道路已经消失了，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而言。这就是为什么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受社会衰败影响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转向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声望、特权和收入。他们成为社会中唯一的指挥和指导阶层，比过去更加高于群众。他们不再屈从于软弱、懦弱和无能的资产阶级，而是成为社会的主人。过渡性经济超越私有制界限的生产力国有化的倾向，在发达的经济体中，甚至在反动的殖民国家中，都有所表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实现生产力的持续、不间断和持续增长。生产停滞或下降。在世界经济衰退中，特别是在较小的国家，生活水平下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没有出路。这解释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和扎伊尔等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恐怖政权。但是，在一个过时和陈旧的制度的基础上，用刺刀和子弹只能得到非常短暂的喘息。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反映在武装部队的军官阶层和整个社会中。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和军官团体的阴谋。军队是反映着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如叙利亚动乱的起因并非相关军官的突发奇想，而是社会矛盾。这是社会痛苦危机的体现，无法用旧方法解决。这些社会阶层可以更加热情地拥护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因为他们蔑视工农群众。俄国、中国和其他畸形工人国家的工人统治的可怕讽刺画之所以吸引他们，正是因为这些社会中受过“知识分子”教育的干部所处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所厌恶的东西正是吸引斯大林主义者的东西。这些国家与健康的工人国家或 1917-23 年的俄罗斯唯一的共同点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强行计划和开发生产资源，其速度在以前的地主资本主义基础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这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在某个时候，斯大林主义政权成为生产的绝对障碍和桎梏。俄罗斯和东欧正在达到这些极限。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规范上的健康工人国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经济体。但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需要无产阶级的控制、指导和参与。特权精英处于不受控制的统治地位，不甘于国家“消亡”而失去其地位，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随着官僚控制必然导致的腐败、裙带关系、浪费、管理不善和混乱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矛盾，这表现为无产阶级与官僚精英之间的矛盾加剧。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解释过，在俄国，官僚机构以资产阶级无法做到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但却让群众付出三倍的代价。官僚机构履行了资产阶级过去已经完成的职能，这是一种相对进步的职能。但托洛茨基解释说，这一角色也产生了自身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僚机构甚至比资产阶级更不愿意接受特权和权力的丧失。相反，它甚至发展得越来越大，成为社会上可怕的毒瘤。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将其清除。国内事件或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并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都将引发这一进程。只有通过西方的社会革命或俄罗斯和东欧的胜利政治革命，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和工人民主国家。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畸形的工人国家与理想的工人国家唯一的共同点是国家对经济的所有权和生产计划。只有一个“理想主义”和“折衷主义”派别能够发现毛泽东上台时的农民战争与卡斯特罗以农民、半农民、无地农民以及一些前工人为基础的游击战争之间的根本区别。尽管卡斯特罗脑中怀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两者并没有太大区别，而这些思想与毛泽东打内战时所依据的纲领其实也相差无几。至少在斗争的最后阶段，工人阶级的参与，以及哈瓦那的总罢工，使局势有利于卡斯特罗。在 1945-1949 年的中国内战中，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毛泽东也不希望进行这种干预；的确，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愚蠢，古巴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古巴资本主义的僵局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僵局一样，正如毛泽东以强大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国家俄罗斯为榜样一样，卡斯特罗在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中也以东欧和中国为榜样。这两种情况都标志着历史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被消灭了。这意味着半封建地主制度和工业私有制的桎梏被消除了。效仿俄国模式的对外贸易垄断也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因素。这些措施意味着对生产力的限制被大大释放。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将中国革命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二大事件，俄国革命是第一大事件。然而，由于它的波拿巴主义性质——以及官僚机构不可避免的既得利益，即维护官僚统治阶层的特权、威望、权力和收入——群众必须付出第二次革命的代价，才能实现与 1917-23 年俄国水平相当的工人民主。由于这些宗派无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陷入了荒谬的矛盾之中。因此，他们在 1945-47 年宣布东欧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而红军占领东欧的俄罗斯则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当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南斯拉夫一夜之间从神秘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比 1917 年的俄罗斯还要健康的工人国家！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些宗派同时宣布东欧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他们的说法，中国直到 1951 年或 1953 年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嘿，变了”，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神秘地转变为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这些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从来没有解释过所有这些胡言乱语和理论上的混乱。一个派别声称古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不需要政治革命。这些派别中没有一个能够分析这个时代的主要力量和进程，殖民世界看到了不断革命的讽刺画，其中建立了怪异和畸形的工人国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含义。有些人称赞这是“巴黎公社” 的第二个版本！直到近——大约晚了 30 年——一些人才勉强得出结论，认为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我们的趋势在毛泽东胜利之前就解释了这一过程。在西欧、日本和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客观条件正在成熟。然而，由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薄弱，这一进程将会被拖延。西方革命的拖延，以及现在的拖延性质，为新殖民主义国家的特殊政权提供了空间。他们正处于无法忍受的紧张状态，大量群众无家可归，处于半饥饿状态。相反，地主和资本家的傲慢寄生和奢侈，依靠帝国主义，使这些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具有爆炸性的力量。正是在帝国主义的这种弱点、地主资本主义的明显腐朽和衰败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奇特进程才得以发展。利用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群众的反抗，官员、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可以像在埃塞俄比亚一样，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掌握稳固的权力。他们可以完善自己的“克格勃”秘密警察，以压制任何反对他们特权的人。农民阶级本质上是一个不受生产束缚的阶级，因此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完美工具。这是一个天生可以被操纵和欺骗的阶级；一个将“沙皇视为人民之父”或神灵毛泽东视为领袖的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这些属性；在德国和意大利，他们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视为“领袖”。只有无产阶级坚定地支持真正的民主——即工人国家的工人民主——这是其直接统治得以体现的唯一制度。我们的趋势已经解释并预测了这些进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殖民地世界没有真正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正是这一点，再加上先进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滞后，导致这些政权前进了十步，后退了五步。它们可以——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在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生产力。他们在落后国家发挥了过去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的历史作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全部实质在于，殖民地资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因为他们与地主和帝国主义者有联系。银行有土地抵押，工业家在农村有地产，地主投资工业，所有这些都与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对变革的既得利益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但是，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和大多数人民夺取了政权之后，不会止步于完成剥夺地主、统一民族和驱逐帝国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它还会继续完成社会主义任务，剥夺资产阶级和建立工人国家。但社会主义任务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完成，尤其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革命必须蔓延到更先进的国家。因此，这个过程被称为不断革命，始于资产阶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终成为国际革命。确实，由于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发展和共产党的改良主义堕落，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都遭遇了异常困难。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几十年里，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僵局进一步加剧。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背叛为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政治先决条件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一度经历了生产力的相对发展。但是，尽管西方的生活水平至少在绝对意义上有所提高，但在“第三世界”，除了少数例外，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在世界市场的无情压力下，过时的土地关系继续迅速衰落。大量过剩的穷人、乞丐和流氓无赖人口在殖民地世界十分常见。在旧的关系上没有出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叙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亚丁、贝宁、埃塞俄比亚，以及古巴和中国 （它们又以东欧为榜样，作为借鉴），社会关系发生了转变。这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成熟。但所有历史都表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当新兴进步阶级无法履行其改造社会的职能时，其他阶级或阶层往往会（也许以反动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日本，大部分封建领主都成为了资本家，而在德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承认的——俾斯麦和君主制下的东普鲁士地主容克完成了德国民族统一的任务——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吸引力正如马克思很久以前解释的那样，从来没有凌驾在历史之上的蓝图。必须把客观的物质现实原原本本看清，然后加以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而不是各宗派的哲学胡言乱语。但不仅必须把客观现实原原本本看清，而且还必须解释形成客观现实的过程、围绕着它的矛盾、它所代表的社会运动规律以及将围绕着它的未来矛盾和变化过程。它的诞生、发展、衰落和毁灭它的变化的过程。在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地主制度腐朽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点，社会矛盾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于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纷纷地由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为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专政或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专政。上述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前进的，二战后，东欧国家也没有这样做过。历史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经常解释说，一旦社会主义革命的规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它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并导致无痛苦、无冲突的转变。即使是资产阶级也会承认工人民主的优越性，尽管这会对世界工人阶级产生影响。马克思本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上落后地区，甚至欧洲落后国家，都会被先进工业化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的磁石和典范所推动。列宁和托洛茨基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些落后国家发生，只有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和参与。无产阶级将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推翻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然后将工人与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俄国的波拿巴主义极权独裁是一个完全畸形的工人国家，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感到厌恶。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只留下了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计划和对外贸易垄断，尽管这些都经过了官僚主义的扭曲和歪曲。但是，革命的巨大成就、生产上的进步、落后状态的消除，使俄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对殖民地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革命的例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大多数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空壳，在不同时期，它被“戒严状态”、紧急状态甚至直接戒严所支撑。因此，这些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国家缺乏工人民主，并不是吸引群众的障碍。就专业军官和低级军官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吸引力。解决他们紧迫的食物、衣服和住房问题在殖民地群众的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埃塞俄比亚这反过来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充满了可怕的矛盾。他们的问题无法解决。他们在军备上花费了大量资金，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贫困。他们天生就不稳定。他们激起了工人、小资产阶级、学生和农民的仇恨。甚至他们所代表的弱小资产阶级也与他们发生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军队中的宫廷斗争和阴谋活动才会滋生。军队（或武装力量）总是按照社会的形象塑造，而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哪里军队占主导地位，哪里就意味着社会危机和岌岌可危的政权。军队高层中的不同派系、团体乃至个人，往往反映出社会上的不同集团、不同阶层或不同阶级，他们并不代表自己，而恰恰反映出社会上不同阶级的对立利益。在社会危机的条件下，人是会改变的。阶级和个人都会改变。马克思解释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一部分封建领主，无论大小，都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投靠到资产阶级一边。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资产阶级，也会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运动史上， 空洞、 形式主义、 反辩证法、 唯心主义、 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莫过于那些认为卡斯特罗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开始革命斗争，是怀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目标的人。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一开始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坚决与资产阶级决裂，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在葡萄牙这个实际上是半殖民地的国家陷入资本主义危机2的条件下，军官阶层的大多数厌倦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和在非洲似乎永无休止的战争，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取胜，于是走向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只有我们的趋势解释了这一过程。这推动了工人阶级的运动，而工人阶级的运动又反过来影响军队。这不仅影响了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甚至还影响了一些真诚希望解决葡萄牙社会和葡萄牙人民问题的海军上将和将军。这在以往的革命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在西班牙内战中，99%的军官阶层都支持佛朗哥。确实，由于改良派和斯大林派背叛了葡萄牙革命，导致革命未能进行到底，因此出现了反动。军队被清洗了一次又一次，成为资产阶级更可靠的工具。但这一举措究竟能取得多大成功，还有待未来数月和数年的革命事件来检验。但它表明，需要对当今时代的事件进行真正的辩证理解和解释。如果这种转变在属于半殖民地但同时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葡萄牙是可能的，那么在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国家，类似的过程又何其可能发生呢？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事件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得出的结论。在那里，皇帝海尔·塞拉西和地主贵族造成的饥荒是军官阶层愿意容忍的最后一次灾难。皇帝和地主阶级对饥荒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饿死的冷漠态度，加上帝国主义压力下落后国家积累的社会矛盾，促使军官阶层的中间阶层组织了政变。这反过来又唤醒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小工人阶级以及首都和城镇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运动。它还唤醒了农民，让他们参与一场夺取土地控制权的剧烈运动。因此，1000 年历史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及其阶级结构土崩瓦解。军队的危机和反革命的企图，进一步推动了厄立特里亚的游击战争、在索马里的直接干预下爆发的欧加登游击战争以及加拉人和其他部落的起义，所有这些都刺激了革命。阶级运动反过来又影响了军队中新的执政集团。它导致了军官的分裂和个人和团体阴谋。这些反映了埃塞俄比亚战斗中的阶级和整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内战。无论军官的个人想法如何，他们反映（就像在叙利亚一样）——并且必须反映——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几乎没有人希望恢复旧政权。皇帝的地主半封建政权模式遭到了大多数军官阶层的反对。但对于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存在分歧， 终导致武装冲突和处决。这也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反映了埃塞俄比亚各阶级的斗争。战争以门格斯图中校的胜利而告终。土地已被分配给农民，工业被收归国有，没有向帝国主义者和本土资本家支付任何补偿（当然，补偿并非决定性因素）。在战争和内战的影响下，门格斯图中校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成为了波拿巴主义独裁者。为了获得群众支持，曾是皇帝高级军官的门格斯图被迫走上了这条路。他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能根本没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一本书），并着手建立一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极权独裁政权。这是莫斯科或北京的形象。地主和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帝国主义国家对埃塞俄比亚正在发生的进程没有真正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进程是清晰的。它甚至比在莫桑比克、安哥拉或前亚丁的情况更清晰，而且这并没有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太弱，无力用军事手段直接干涉，只能在一旁咬牙切齿。但毫无疑问，只有我们战斗趋势预见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这些可能发展。在上述政权下，落后国家的革命，或者说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土地所有制已被消灭。资本主义已被摧毁，帝国主义的影响已被驱散。因此，古巴游击队领导层的资产阶级出身问题只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美国采取行动让古巴恢复新殖民主义地位的尝试，促使卡斯特罗与美国帝国主义决裂。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中，社会和经济的相似性具有决定性作用。要进行像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需要无产阶级自身在推翻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过程中的意识、行动、理解和积极参与和运动。它需要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其行动的机构和组织，例如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工会等。在工人统治胜利之后，可以通过这些工人统治机构进行制约和控制。在一般的革命中 ，这种特设委员会和传统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工人管理国家、培养工人团结和理解的训练场。在胜利推翻资本之后，它们成为工人统治的工具、新国家和工人民主的机构。但是，在东欧、中国、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地，推翻政权当然是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控制，显然结果会有所不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军官、游击队领导人把工人和农民当作炮灰，仅仅当作支撑点，当作炮台。他们的目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为工人和农民谋取权力，而是为他们的精英谋取权力。他们曾经效仿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现在也依然如此。革命——财产关系的改变——始于俄国革命结束的地方，即 1945-1949 年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 1978 年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一党专制国家，无产阶级无助且分裂，国家控制机构由官员控制。游击队首领用铁腕实施纪律，毫无疑问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取得控制，但没有独立于国家的工人统治机构。此外，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和权力也不存在，而苏维埃作为工人权力机构的存在意味着这些权利和权力不存在。对于向波拿巴主义工人国家过渡而言，这种工人民主机构（对健康的工人国家而言必不可少）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们对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不得不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是一场一边倒的内战，以消灭工人民主的最后残余，而这些残余阻碍了他们不受约束的独裁统治。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一人独裁统治就反映了这一点。重要的是，这是毛泽东、卡斯特罗、门格斯图、缅甸将军和叙利亚复兴党“穆斯林”将军的“社会主义”典范。军队和知识分子重要的是要看到，所有这些复杂力量的共同点不在于次要的个人差异，而在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门格斯图、卡斯特罗和缅甸将军们都抛弃了他们的阶级背景，抛弃了资产阶级和大学教育与观点的优缺点。他们确实没有像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他们接受了更为简单的“社会主义”，即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由他们及其精英进行个人统治。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中主导了决定性的阶级和经济变革，从而消除了一切个人差异。所有自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派甚至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传授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呼应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这真是令人惊奇。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这并不是因为这是工人必须做的某种忏悔，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而是因为没有这一点，少数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垄断文化，然后他们会利用——并且不可避免地滥用——文化来损害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谋取自己的利益。此外，无产阶级的动员、自觉的权力斗争和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改变了无产阶级，使其适应工人统治的任务。这部分地影响到了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追随无产阶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游击队的斗争中或者激进军官集团夺取政权的地方，不会发生这一过程。因此，上述国家的所有社会革命和颠覆中的知识分子和军队精英都牢牢掌握了国家控制权。他们得到了群众的消极支持——或多或少积极的支持。但没有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自我运动”的可行替代品。令人震惊的是，每个宗派都是事后才接受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 并以毛泽东的“共产党”徽章作为借口。事实上，毛泽东是一位前共产党员，他与无产阶级决裂，领导了一场农民战争。毛泽东后来在各个阶级之间保持平衡，并以典型的波拿巴主义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依靠工人，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什么。北京黑帮将他们丑陋的讽刺作品称为“社会主义”，有时也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也没有改变什么。这些政权在经济或社会上没有根本区别。这意味着与基本原则相比，次要区别只是微不足道的。列宁的错误所有这些宗派都以列宁在《怎么办》中所犯的错误为依据，即无产阶级本身只能具有“工会意识”，而不能具有“社会主义意识” ，这也并非偶然。事实上，这不是列宁的想法，而是考茨基的想法。列宁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列宁的作品，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托洛茨基的作品，更不用说卢森堡和梅林的作品，都是对这一想法的活生生的驳斥。在列宁的全部 55 卷作品中，再也没有重犯过这个错误。事实上，他没有像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将无产阶级理想化，他的所有作品，甚至最小的文章，都充满了对无产阶级强大力量的信心和信任，认为无产阶级是引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工具。当然，这来自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所有这些宗派的绅士都对工人阶级怀有傲慢的、隐秘的（有时并非完全隐秘的）蔑视。辩证地说，在热情拥抱这种关于工会意识的错误观念的同时，他们又崇拜胡志明、毛泽东、卡斯特罗、铁托或其他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独裁者的圣地。他们无法理解历史进程和经济上升的暂时性结合，这导致了西方阶级斗争的长期停滞和欠发达国家社会危机的持续。这是西方繁荣的必然因素之一，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在殖民地世界的兴起和发展，而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的统治地位以及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促成了这一点。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从一开始就从工人阶级和社会的阶级性质的角度，解释所有这些“奇怪”的现象，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有机危机，而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在其较弱和较落后的极端。所有这些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都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暂时畸形。当西方某个先进国家的强大无产阶级掌权，或当俄国和东欧的政权因官僚机构被推翻而再生时，斯大林主义所代表的赘生物几乎会立即被清除。我们在一系列著作中追溯了各派在“健康的、带有‘官僚主义畸形’的工人国家”和“畸形的工人国家”这两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和不一致之处。尽管两者都以国有制为基础，但它们的上层建筑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在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必须先进行政治革命，然后才能建立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工人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带有 ‘官僚主义畸形’的工人国家是一个处于落后和孤立条件下的工人国家，它仍然可以通过恢复党、工会和国家民主来进行改革，即恢复工人和农民的控制，而这些组织在工人的压力下仍然存在，尽管只是残留的形式。一些宗派向卡斯特罗俯首称臣，称他为“健康工人国家”的领袖和组织者。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将他的“反官僚斗争”与托洛茨基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相提并论。他们竟然还不雅地将托洛茨基和卡斯特罗作为反官僚主义和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战士的合影刊登出来。他们这样做表明，他们既不理解托洛茨基作为反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不朽战士的角色，也不理解卡斯特罗作为古巴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化身的角色。言辞是廉价的。卡斯特罗与古巴官僚机构的斗争与斯大林与俄罗斯官僚机构的斗争本质上并无不同。斯大林作为波拿巴主义独裁者，有时会在言语上攻击“官僚机关”。他有时走得更远，依靠工人和农民。当贪婪的官僚在欺骗、投机和掠夺国家方面走得太远并威胁要吞噬国家的基础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斯大林甚至收拾了高级官僚，当然也对广大基层官僚采取行动。这是为了让一些官僚，特别是基层官僚成为替罪羊，以维护斯大林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卡斯特罗在古巴的作用是一样的。确实，他在游击战争、推翻巴蒂斯塔政权、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发挥了个人主导作用。斯大林经历过无产阶级革命，也经历过工人民主，但他却对它进行了反革命。但从第一天起 ，古巴革命就被扭曲了。无产阶级从未像在俄国那样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即使在今天，古巴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现阶段的政权，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其性质。如果卡斯特罗想保住“波拿巴主义仲裁者”和“人民之父”的角色，他必须像斯大林一样批评官僚主义。现在，在处理埃塞俄比亚问题时，一些向卡斯特罗跪拜的人宣称门格斯图是“法西斯”，而门格斯图的政权基本上是俄罗斯、中国和古巴政权的翻版。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对这种扭曲和折衷的杂技表演报以一阵大笑。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门格斯图政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与其他政权不同？没有解释。他们只是附和了埃塞俄比亚学生毛派极左分子的论点。至少埃塞俄比亚毛派一直宣称——正如毛派在各地所做的那样——俄罗斯也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声称，门格斯图政权具有“法西斯”性质的证据是残酷的镇压、处决、对民族权利的压制和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 性质相似的民族革命以及对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镇压和解散独立工会以及所有新生的工人和农民自我表达的民主机构当然应该受到谴责。同样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权力集中在军政府集团手中，以及门格斯图的独裁统治。但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些自诩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是多么肤浅。在这方面，门格斯图犯下的每一个罪行，斯大林犯下的罪行都要比门格斯图多一百倍！俄国官僚对工人独立机构的镇压一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傀儡“工会”的存在，类似于德国纳粹的工人阵线。俄国“共产党”是官僚机构本身的手臂，早已不再是一个工人政党。集中营，或称“劳动营”，以及精神病“医院”都已为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建立了。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持不同政见的工人的民族压迫达到了沙皇统治时期从未达到的程度。一党专制机器已经建立，不允许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任何反对意见。艺术、科学和政府被束缚在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中，没有任何独立的主动性和思想，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除了希特勒的德国。或多或少，这是所有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共同情况，包括中国和古巴。一些宗派从毛派那里吸取了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描述。他们还支持在欧加登和厄立特里亚进行的英勇农民游击战争，如果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很可能会以古巴或门格斯图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的翻版而告终。在经济落后、民族主义领导能力有限、只顾自己资源、不认为有必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联合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些民族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只要没有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我们将对这场斗争给予批判性支持，例如，我们将支持乌克兰人民为脱离斯大林主义俄罗斯而斗争。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乌克兰将为苏联所有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的、自愿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铺平道路。这只有通过俄罗斯工人阶级推翻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才能实现。对于革命的支持不幸的是，在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就像在下一阶段的埃塞俄比亚一样，民主将受到冷遇。在农民战争以及其领导人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无论冲突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会给予支持，但不会忽视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的必然性。由于这场斗争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尽管是以国家所有制和消灭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而且其领导层视野狭隘，索马里人和厄立特里亚人都没有办法影响或赢得埃塞俄比亚农民士兵的支持。他们也进行了一场革命，并受到统一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观念的影响。列宁的无产阶级和有远见的政策——坚定地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自决权——不幸在埃塞俄比亚人的政策中没有地位。但在冲突的任何一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政策——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苏维埃中的民主、工会等等——都不存在。我们的政策首先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利益。击败帝国主义并推翻非洲之角的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先进工人和无产阶级中造成了混乱，但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帝国主义和俄罗斯及古巴官僚机构的立场转变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保持思想清晰的必要性。昨天，帝国主义者支持海尔·塞拉西和埃塞俄比亚的地主资本主义政权，反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游击运动。俄罗斯和古巴资助、武装和组织索马里国家，并以武器、资金和技术援助支持厄立特里亚的游击队。在他们眼中，随着皇帝的垮台，随后半封建的地主资本主义政权被推翻，埃塞俄比亚变得更加重要。埃塞俄比亚有 3500 万人口，而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各有大约 200 或 300 万人口。索马里总统巴雷趁机利用地主资本家反革命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发动的内战，派军队进入欧加登。他希望埃塞俄比亚革命瓦解和失败。他目光短浅，只对“大索马里”感兴趣，民族意识狭隘。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通过沙特阿拉伯等半封建的反动阿拉伯国家暗中支持索马里人，就像他们现在支持厄立特里亚人一样，尽管厄立特里亚运动具有社会性质。他们希望削弱埃塞俄比亚，打击俄罗斯官僚机构。俄罗斯官僚和卡斯特罗在试图说服索马里统治者做出妥协并建立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联邦失败后，中途换马。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所有这些政权要么是波拿巴主义的畸形工人国家，要么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当索马里人拒绝这项提议时，官僚机构就改变了立场。埃塞俄比亚人是否同意这项提议也不确定。现在他们正试图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谈判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如果厄立特里亚人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有限“自治”，古巴和俄罗斯似乎肯定会支持用血腥镇压厄立特里亚的自决尝试。帝国主义者由于无法直接干预，将为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和民主权利而流下鳄鱼的眼泪。（昨天他们残酷地试图压制越南人民的权利。）但这些戏剧性冲突中真正有趣的是某些派别的立场。他们庄严地（但也正确地）宣称俄罗斯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古巴（错误地）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但他们绝没有解释相对“健康”的古巴工人国家或畸形的俄罗斯工人国家如何以及为何积极帮助埃塞俄比亚“法西斯”国家建立自己，并压制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厄立特里亚人民和欧加登索马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毫无疑问，基于土地分配的原则，绝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农民都支持埃塞俄比亚政权，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为了“防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甚至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可以与一个反动或法西斯国家结盟。斯大林的俄罗斯在 1939 年与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从支持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转向支持他们的“法西斯”对手，这有什么战略必要性呢？畸形工人国家的统治者会忐忑不安地看着工业化国家中健康的工人国家的崛起，因为这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引起社会反响。但他们却欢迎在落后和新殖民主义国家建立以他们自己的政权为模式的社会政权。这加强了它们在国际上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手的力量。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世界对抗仍然存在。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比俄国沙皇统治时期甚至革命前的中国还要落后的国家，而且各条战线都处于内战状态。他们的领导层以古巴和中国为榜样，没有革命训练，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已经走向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必须把极其进步的内核从反动的包装中分离出来。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这一决定性事实将对未来时代的整个非洲革命产生深远影响。托洛茨基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解释说，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如果脱离了工业和土地的国有制，那就是法西斯主义，这并非毫无道理！斯大林的政治制度与希特勒的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一个捍卫国有制并享有特权，而另一个则以捍卫私有财产为基础享有特权、权力、收入和声望。这是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区别！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基本面与中国、叙利亚、俄罗斯或任何畸形的工人国家没有任何区别。印度支那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了各个小宗派政策的荒谬扭曲。我们的其实全心全意地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及其老挝和柬埔寨分支在 农民游击战中反对美国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本土傀儡的斗争。我们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支持这场斗争。我们支持这场斗争，因为这是一场殖民地解放战争。即使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下，我们也会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民族自决权。但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场社会解放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为消灭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而战的意义上。没有这一点，这场斗争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处于压倒性劣势的情况下持续数十年。两个具有相同国际倾向的不同宗派之间的争论表明了这些宗派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的方法有多远，争论的焦点是越南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不断革命的基础上运作的“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些杰出人物中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个时代对于世界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的特殊性。他们也不理解在公开的斯大林主义或伪共产主义领导下，或在军官阶层激进派的领导下，革命必然会走向堕落。他们不理解当殖民革命走向其进步的和“最终”的结论，即消灭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但当主要力量不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时，必然会出现什么后果。当主力军是一支使用传统农民游击战术的农民军队时，即使这不是领导人的目标，也必然会导致“畸形工人国家”。如果年轻军官与“知识分子”和学生联合发动军事政变，其后果将不可避免地是一样的。鉴于世界环境充斥着强大的波拿巴主义工人国家，如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存在，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当然，如果存在健康的工人国家——例如俄罗斯、欧洲的某个大型工业化国家或日本——那么结果和可能性将完全不同。先进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将向落后国家的工人国家提供援助和帮助，将经济联系在一起，并向小国派遣数万名技术人员，向人口众多的国家派遣数十万名技术人员。这意味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工人民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非洲可以直接从部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意思。但考虑到目前国际事务中的阶级力量对比，古典改良主义和斯大林改良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这样的结论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是不可能得出的。印度支那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趋势在全心全意支持越南和印度支那革命的同时，警告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虽然他们应该积极支持斗争，为社会和民族解放而斗争，但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对斗争的主导地位将意味着，虽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将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随后将遭到斯大林主义极权官僚机构的再次奴役。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领导,“共产党”领导的目标将是一个以俄罗斯或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为形象的国家。我们呼吁英、美、法和全世界的先进工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削弱了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推翻资本统治，解放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将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带来巨大的长远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国家将要建立的政权的必然性质（阶级力量关系） ，我们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也没有欺骗过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曾警告并预言这些国家必然会出现民族主义极权斯大林主义政权，但我们甚至没有预料到它们的扭曲行径会走得如此远。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武装冲突之爆发，也强烈地揭穿了所有英国和国际上那些不了解这些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斯大林主义特征的“托洛茨基主义”宗派的错误。这些事件对于我们的趋势来说并不意外。俄罗斯和中国边境的冲突导致数万人丧生，这表明民族主义官僚们可以作出什么勾当。这些官僚机构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前印度支那冲突的背后是越南人希望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显然，这将给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柬埔寨人反对建立这样一个联邦的原因是，在波拿巴主义极权主义的条件下，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越南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统治和民族压迫。撇开柬埔寨斯大林主义者恶毒的民族沙文主义不谈，这种情况将与斯大林主义中国和俄罗斯一样不可避免。出于同样的原因，越南斯大林主义者拒绝与斯大林主义中国结盟。他们知道，正如中国少数民族所见，他们将受到中国官僚机构的民族压迫。尽管从经济上讲，这将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他们不会同意这样做，就像中国官僚机构不会同意与俄罗斯结盟一样，尽管从经济上甚至从世界强国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将给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阻碍这一进程的是所有这些国家官僚机构的民族既得利益。只有工人民主，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那样不带任何民族优越感或特殊利益的工人民主，才可能拥有这样的纲领。但波拿巴主义政权建立在特权和不平等的基础上，无法实行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的沙文主义过激行为就是明证。波拿巴主义极权主义政权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从官僚主义及其特权的本质来看，它们受到民族的限制。它以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没有工人阶级的决定性支配和参与，必然具有民族性的局限性。阿富汗工人阶级只有克服过去的一切偏见（民族、种族、种姓、性别或其他偏见）才能获得解放并统治社会。但只有工人阶级，没有其他阶级—— 而且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壮举。但工人的解放也意味着社会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解放，他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有彻底摆脱自己的出身和阶级观念，才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现代条件下，这极其困难，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所面对的情况。尤其在今天，斗争已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各国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改造，知识分子很容易受斯大林主义各种混乱思想的支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强大的工人运动，才能使这些知识分子的蜕变成为可能。这在殖民地或新殖民主义国家尤其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的问题迫在眉睫，人民群众的生活几乎像动物一样，在半封建地主资本主义政权的基础上，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知识分子、激进派官员、甚至公务员和高层专业人士、医生、牙医、律师等更容易转向斯大林波拿巴主义，而不是支持真正的但微不足道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没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趋势存在的国家中，情况尤其如此。俄罗斯、中国或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它符合他们的所有偏见。在他们看来，国家、政党、工业、军队和职业精英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大众的“社会主义”似乎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这些阶层成为主导和统治阶层的社会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强行推进下取得了巨大进步时。因此，他们很容易合理化自己的阶级地位。他们憎恨腐败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的社会和国家在这些人的控制下要么衰败，要么只是缓慢前进。他们鄙视受压迫的农民群众，甚至鄙视弱小的工人阶级。这些阶层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还对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自负和关心。他们关心津贴、地位、名望、权力、特权、收入和声望。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很容易看出他们如何能够像古巴那样拥抱“社会主义”。过去，阿富汗这个鲜活的例子强调了我们对殖民革命的分析。这个极其落后的国家的“共产党”只是在过去十年左右才成立的。就像叙利亚的复兴党一样，它毫不费力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的教义。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宗教迷信在绝大多数落后的农民中根深蒂固，其中 90% 是文盲。彻底转型现在，就像叙利亚的复兴党一样，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也与军队中激进的中下层军官阶层结盟。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是饥荒——就像在埃塞俄比亚一样——以及腐败的半封建亚洲统治者无法应对饥荒。阿富汗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政变，导致不同的部落首领和团体掌权。他们只是更换了高层，而社会结构却保持原样。同样的腐败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当群众无法忍受强加的统治时，就会导致饥荒，或者通过外国阴谋，引发新的政变。因此，社会关系陷入了同样的恶性循环。这场新的政变开辟了朝新方向进攻的可能性。“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总理和总统，并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官员们希望朝哪个方向发展。新政权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夺取君主制的土地，尽管君主制被前达乌德政权3推翻，但仍拥有阿富汗 20% 的土地！这是一个新的出发，或许是社会关系彻底转变的开始。就像在波兰，波兰斯大林主义官僚与天主教会达成了协议一样，在阿富汗，共产党领导层和军官们也可以与伊斯兰教的毛拉达成协议。新任总理塔拉基是所谓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他奉行的政策与叙利亚复兴党领导人的政策相同。就阿富汗而言，现阶段只有两条路可走。工人阶级人数极少。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大多数军官和大部分专业人士都希望建立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农民想要土地。走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军官们希望走外蒙古走过的道路。事实上，这些特殊的变化只有在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危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僵局以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存在，都是阿富汗问题上强有力的因素。巴基斯坦、伊朗和邻国印度的野蛮政权同样没有吸引力。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在俄罗斯接受过训练的军官在看到斯大林政权的后果时被吸引了。当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的部落成员（类似民族甚至同一部落）看到俄罗斯地区（以前生活水平与他们一样低，文盲和无知程度也一样高）的现代化时，这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方法与阿富汗相比，工业化、完全识字和高标准必定会给这些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阿富汗贵族赖以生存的落后和野蛮，不能不让所有优秀人士——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甚至军官阶层——感到震惊。他们希望摆脱国家所遭受的贫穷、无知和肮脏。西方资本家的失业和工业停滞，对他们来说毫无帮助。他们希望摆脱部落统治者和不同军事政权的恶性循环，这些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对世界落后地区打击更为严重，迫使这些地区得出资本主义没有出路的结论。达乌德的“共和”政权——顺便说一句，过去曾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和支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过去五十年里，动乱和政变导致贵族不同氏族的王朝更迭，但毫无成效。贵族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上的关系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政权依靠农民的支持并改造社会，那么阿富汗将为发展像古巴、叙利亚或俄罗斯那样的政权铺平道路。几个世纪以来，这将首次使阿富汗社会走向现代世界。如果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它将对亚洲其他资本主义地主制国家，特别是南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和地主制造成新的打击。它将对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并将对伊朗边境的人民产生类似的影响。巴基斯坦腐朽的政权在未来几年将面临彻底瓦解。阿富汗社会关系的改革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政权的衰落。部落成员将受到边界对面兄弟之间正在发生的进程的影响。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和俾路支人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酝酿已久的反抗，这些民族希望与阿富汗的兄弟团结起来。其影响将越来越大，其反响可能会波及伊朗和更远的地方，甚至印度。这是和激进军官们一起掌权的“共产党”会走的路。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旧势力的反对，很可能也会迫使他们朝这个方向走。如果他们拖延，可能在俄罗斯大使和俄罗斯政权的影响下，他们将为受到威胁的贵族和毛拉发动凶猛的反革命铺平道路。如果成功，反革命将在数十万农民的尸骨上恢复旧政权，激进军官被屠杀，受过教育的精英几乎被消灭。目前，在工业发达国家出现唯一先进阶级的运动，能够带来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过渡之前，阿富汗目前最进步的发展似乎是建立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在一个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过渡经济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此引起的新矛盾视而不见，但我们会以清醒的态度支持这样一个国家的出现，并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最落后国家中建立在封建主义残余基础上的政权。1 富尔亨西亚·巴蒂斯塔是美国支持的古巴独裁者，从 1933 年起直至 1959 年被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推翻。2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武装军官运动推翻了卡埃塔诺独裁统治，引发了一场革命危机。3 1973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推翻君主制，上台执政。1978年4月27日，他被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推翻，塔拉基政权上台执政。“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