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产党于4月16日至19日在哈瓦那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吉隆滩（猪湾）事件的前夕宣布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60周年。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危险的经济改革背景下，更换历史领导层的过程在这次大会上达到了高潮。（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6月7日，译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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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符号是很重要的，有时比文件更能说明问题。由于大流行病的条件所限，本次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人数有所减少，会堂上挂的是马蒂（Martí）、巴里诺（Baliño）、梅拉（Mella）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肖像。一位古巴同志问道：“马克思和列宁在哪里？”事实是，这两位国际共产主义代表的肖像最后一次出现在古共党大会，是在1991年10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正在逐渐瓦解。

主持第八届大会的肖像选择强化了会议想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古巴革命的连续性。巴里诺代表了马蒂的古巴革命党和梅拉的第一个共产党之间的连续性，而切则代表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

此外，大会的召开恰逢1961年4月16日吉隆滩事件60周年；当时，古巴革命武装了工人和农民，给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带来了惨败。在帝国主义入侵企图的前夕，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事实上，革命已经征用了土地、银行、大型跨国公司和古巴公司。

此处传达出的理念是，尽管历史上的一代人——领导了古巴革命的一代人——正在逐渐退场，但革命仍在继续。2018年，8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卸任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主席后，离开了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位。另有88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也从该机构卸任，包括历史上整整一代人，而20%的政治局成员也在更新换代。

在古巴共产党大会上，最前面的肖像是马蒂、巴里诺、梅拉和卡斯特罗。自上一次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被列入后，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它的目的是在老一代中的最后一批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充当连续性的象征。//图片来源：Granma

这次交接并不是件小事。这一代人不仅在1959年领导了革命，而且在斯大林主义垮台后，还抵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现在被取代的领导层所拥有的威望和权威，不可能自动传递给取代他们的人。他们的离开也反映了古巴社会的演变。时间的流逝意味着现在很少有古巴人还记得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40岁以下的古巴人成长并生活在特殊时期，以及向市场引入优惠政策的时代。对于依靠苏联援助才提高了生活水平的那个时代，他们并没有任何记忆。

大会是在COVID-19大流行病爆发的一年后举行的。这场流行病对古巴的经济产生了残酷的影响。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1%，是1993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导致一些人声称这是一个新的特殊时期。经济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旅游业的急剧衰退，仅仅迎来了100万游客，比2019年的400万游客减少了75%。而事实上，由于特朗普加强了制裁，2019年的游客数量已经比2018年低了20%。

旅游收入的下降意味着外汇收入的急剧下降，限制了古巴在世界市场的购买力。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大流行病造成的支出的增加。约3亿美元被用于购买核酸检测（PCR）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用于社会隔离措施的费用则相当于8500万美元。这种情况导致了食品短缺的急速加剧，造成了排长队购买基本食品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拜登在美国的上台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侵略政策有了任何改变。特朗普所采取的所有加强制裁和封锁的措施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古巴政府加快了一系列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在2011年第六届大会的指导方针中得到了批准，但从未实施过。这些措施以“货币并轨任务”（Monetary Ordering Task）为名，包括汇率和货币统一，以及其他强化市场和经济私营部门的措施。

该指令的实施并非没有问题。物价的过高上涨和一些社会福利的削减在民众中造成了严重的萎靡和抱怨。在有生力量的斗争中，政府被迫对并轨措施的落实做出了一些调整。

劳尔·卡斯特罗在第八届国会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不满的情绪。他严厉批评了执行和发展准则委员会，称该委员会“未能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参与执行准则的不同行为者，所承担的职能超出了国会的授权”。由于这一批评，被国际资产阶级新闻界认为是“改革沙皇”的委员会主席马利诺·穆里略（Marino Murillo）被从中央委员会除名。

外贸垄断和改革的限制

劳尔·卡斯特罗的报告还包含一些关于经济的非常有趣的声明。卡斯特罗提到了允许自营职业者从事的活动清单的扩大，并指出“这个决定……正如预期的那样，在几天后受到了质疑；那些梦想在国内恢复资本主义，梦想夺取人民对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其大规模私有化的人，说这个决定是不够的。……看来，自私、贪婪和对更高收入的渴望激起了一些人的欲望，他们希望开始私有化进程，扫除六十多年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劳尔·卡斯特罗正确地将资本主义复辟与破坏革命的成果联系了起来：“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国家教育和公共卫生系统也将被拆除，而这两个系统对所有古巴人来说都是免费且普遍易得的。”

劳尔·卡斯特罗明确为外贸垄断辩护：“其他人希望摧毁国家垄断外贸的社会主义原则，一致要求本着建立非国家国内贸易体系的精神来批准私人商业进口。”他也将外贸垄断与经济改革的限制联系起来：“有一些限度是我们不能逾越的，因为其后果将是不可逆转的，会导致战略错误和社会主义的毁灭，从而导致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毁灭。”

古巴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恰逢猪湾入侵60周年，这是帝国主义的一次决定性失败；随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图片来源：Rumlin

卡斯特罗讲话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事实上，早期苏俄在1920年代关于新经济政策（NEP）的辩论中，列宁坚持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并与托洛茨基组成了集团来捍卫它，反对布哈林赞成用关税制度取代外贸垄断的意见，也反对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放松垄断的意见。列宁用于为外贸垄断辩护的语言，对今天的古巴非常有借鉴意义：“我再补充一句，局部开放边境会在外汇方面带来极严重的危险，因为实际上我们将陷入德国那样的境地；还会带来另一种极严重的危险，即俄国在国外的小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会向俄国渗透，而我们又毫无办法监督他们。”（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1922年12月13日）

列宁意识到了新经济政策所代表的对资本主义的让步的危险性，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最终结束了他生命的疾病期间，列宁发起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外贸垄断问题；另一个是反对斯大林及其盟友在处理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问题时出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斗争。

后来，在1927年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再次坚持外贸垄断的重要性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较高技术的时候，外贸垄断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必要的武器。但是，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方面不断接近世界经济时，才能得到这种垄断的有效保护。”1927年的《联合反对派政纲》宣称：“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一切篡改对外贸易垄断的企图。”（《联合反对派纲领》，第四章，1927年）

显然，劳尔·卡斯特罗在第八届大会上的讲话是针对那些希望快速推进恢复资本主义的人，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他鼓掌。然而，问题是，迄今为止实施的经济改革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尽管也许没有一些人希望的那么快。

正如我们之前解释过的那样，以并轨任务为名采取的措施的方向，正是在古巴经济中增加市场机制，将其用于评估国有部门公司的效率，优先考虑物质奖励和公司之间的竞争，取消社会政策的普遍性原则，等等。

与新经济政策的区别

与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不同的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明确表述为经济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退步——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是必要的，但并非没有危险——而在古巴，经济改革则被表述为了正面的东西，是“释放生产力”的唯一途径，似乎国家计划是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束缚。这有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苏联在通过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做出让步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加强工人民主、打击官僚主义的战斗。而在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正式讨论上，完全没有关于工人控制并有效参与经济和公共管理的讨论。

虽然劳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上批评了那些渴望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但在大会开始的前一天，政府、党和国民议会的代表与私营部门（“非国家管理形式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强调了私营部门在古巴经济中的作用。“古巴辩论”（Cubadebate）总结了这次会议的信息：“古巴将继续推进非国家管理形式的发展。”

卡斯特罗本人在同一篇报道中说：“经济模式的结构问题没有为工作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这些问题并没有停止存在。为了一劳永逸地改变这种情况，有必要给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更新过程注入更强的活力。”

实际上，尽管劳尔·卡斯特罗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但古巴经济政策的走向却是明确的。以并轨任务的转向为首，十年前批准的措施代表了一套具备其自身动力的改革：加强市场而损害规划，加强私人积累而损害国有部门。这种动力与实施改革的人的主观意愿无关。

这也是亲资本主义的古巴裔美国经济学家阿图罗·洛佩兹-莱维（Arturo López-Levy）的观点。他淡化了卡斯特罗提到的“限制”的重要性：“限制和繁文缛节将随着生活而变化。这些改革会给其他改革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其他类型的变化也会侥幸出现。”

劳尔·卡斯特罗在报告中捍卫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市场改革的方向却是朝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图片来源：墨西哥共和国总统府

实际上，国际资本的代表似乎对卡斯特罗的警告并不十分在意。《金融时报》对其解释如下：“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每一次改革前都会说一遍类似的话，这表明古共党内仍然存在严重的阻力。”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卡斯特罗的警告只是相当于向听众点头示意，向抵制应用亲资本主义措施的部门点头示意而已；他并没有权力制止这些措施。

路易斯·阿尔贝托·罗德里格斯·洛佩兹-卡列哈（Luis Alberto Rodríguez López-Calleja）将军是与革命武装力量有关的商业综合体GAESA的主管。他进入了政治局，说明这个部门——即经济的管理者——在党的领导中具有极高权力。

在2011年对指导方针进行讨论时，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数百万人广泛讨论的主题。这一讨论过程具有公民投票的特点。也就是说，讨论是广泛的，但并没有真正的渠道能让基层的讨论在最后的决定中被反映出来。这一次大会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讨论。当然当局大可狡辩说，大会并没有就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做出决定，但事实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时间节点对古巴革命的未来至关重要，而大会却没有启用任何机制来讨论这些问题，甚至连2011年的有限机制都没有启用。

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讨论。广泛的互联网接入和社交网络创造了大量的论坛、讨论组和聊天室，使人们可以对古巴革命及其未来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中，许多讨论由反革命和公开的复辟（资本）主义分子主导。其他的则是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为主。但也有一些论坛凝聚了那些自认为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对官僚机构持批评态度。

在这些讨论中，其中一波讨论使用了#MásSocialismo（#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标签，最后起草了一封写给古巴共产党第八届大会的公开信。这封信非常有趣，因为它反映了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和马蒂的追随者”的古巴年轻人之间关于革命未来的一些讨论。这封信的作者们“关切地指出了可能损害古巴社会主义未来的现象”，并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描述：“目前的许多非农业合作社（CNoA）都是骗局，因为实际上是由一个富有（有时住在国外）的老板向其工人支付工资，而不是分配利润。这些合作社其实是变相的微型、小型和中型私营公司（MSMEs）。同样地，目前许多自营职业者（TCP）也是中小微企业的业主，也就是说，他们不符合TCP的真正概念，即在经济活动中自己雇佣自己和家人的工人。由于‘TCP’可以雇佣工人，它们就成了小资本家。”

这封信的作者们指出了这种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在社会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影响：“在这些对小规模资本主义开放的年月里，各种负面现象都表现了出来，例如城市和旅游区的乡绅化、雇佣工人时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极端的（违反《劳动法》的）劳动剥削，以及腐败和自私、个人主义和麻木不仁等负面价值观的泛滥。”

这封信虽然反映了一场刚刚开始的辩论所特有的混乱，但也指出了问题的核心：虽然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工人并不觉得他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工人不是，也不觉得自己是工作场所的主人。他们没有对生产的控制权；他们的领导不是由自己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面’任命的；工会只是他们可以并应该拥有的真正权力的一个可被的影子。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民众的控制，管理上的错误造成了数百万的损失。相当多的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能利用他们的职位获取利益，是地地道道的国家资本家。”

管理经济和国家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存在，导致了低效、浪费、腐败和懒惰。面对这种情况，并轨任务提出，要利用市场机制和物质奖励作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鞭促。问题是，这条道路为恢复资本主义的强大倾向打开了大门。真正危险的并不是#MásSocialismo的作者们描述中的小资产阶级本身，而是他们背后的世界市场和住在迈阿密的古巴裔资本家。

这封信的作者们正确地以工人的控制来反对目前的状况：“必须用工人的力量来领导管理社会主义公司。必须信任劳工运动……经济管理的透明度在公民和工人的控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存在。没有透明度，就没有控制，反之亦然。”

虽然这封信的一些具体建议还比较混乱，甚至还有一些是适得其反的（例如“对有限公司实行资本化”），但总的来说，该文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支持工人的控制，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官僚主义。例如，这封信谈到了“向工人移交权力的机制……由工人民主选举干部和中层管理人员，以及保证经济管理的透明度”。他们还建议“通过法律禁止古巴共产党的干部和政府高级官员拥有私营中小微企业（即他们自己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以避免在类似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出现偏差”。

除了它可能存在的错误或局限性之外，关于#MásSocialismo的讨论还体现了古巴那些想要捍卫革命、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时又反对官僚机构的人之间正在进行的一些辩论。问题不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本身，而是其官僚主义的管理。因此，解决方案不是市场，而是工人的控制。

古巴革命要想摆脱困境，需要进行争取工人控制和国际主义政策的斗争。就我们而言，我们坚定地站在捍卫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边。我们希望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对正在进行的辩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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