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分析——即辯證主義對歷史的分析——解釋，歷史的主要動力是社會對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增加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掌握；減少生產和再生產條件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水平。（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3年9月4日。譯者：洪磊）

正如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言：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堅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接著解釋說，正是在社會不能再發展生產力的時期——當科學、技術和工業停滯不前時；當經濟增長、就業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得到保證時——革命才會發生，以消除不利於進步的障礙。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社會革命的時代顯然已經到來：從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到阿拉伯革命，再到西班牙、希臘、巴西和土耳其的群眾運動，所有這些都是當前危機的明顯症狀，揭露了資本主義無力為全世界絕大多數工人和青年提供未來的事實。

但是，現在就連嚴肅的資產階級也在擔心：不僅因為危機造成的社會動蕩越來越威脅到他們自己在這個體系中的特權地位，而且還因為有證據表明，這個體系無法長期提供增長、就業和體面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說，它無法發展生產力。

「創新悲觀主義」

越來越多的主流評論員現在正在嚴肅地質疑我們的創新能力——開發科學和新技術的能力——是否已經從根本上放緩。《經濟學人》（2013年1月12日）刊載了一篇題為《思想機器崩潰了嗎？》的重要文章，正是這種「創新悲觀主義」的例證。文章稱：「少數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與過去的創新相比，如今的創新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會顯得蒼白無力。」

這些評論家聲稱，在明顯且相對近期的「經濟大衰退」背後，隱藏著技術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貢獻的長期下降，即所謂的「大停滯」。事實上，《經濟學人》文中提供的證據表明，生產力的增長——即人均經濟和生產性產出——在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放緩，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

《經濟學人》在其文章中解釋稱，經濟增長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廣泛型和密集型。廣泛型增長指由於生產要素的增加而導致產出的增加；例如，通過擴大勞動力——正如資本主義在許多歷史時期都曾做過的那樣，增加人口、使用移民勞動力、將婦女引入勞動力隊伍，或者在現代提高退休年齡——以及按勞動力擴大的比例增加資本量（例如機器和工廠）。

與之相反，密集型增長是指在勞動力規模不變的基礎上增加產出。這反映了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提高——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相對剩余價值」的提高。因此，「廣泛型」和「密集型」增長之間的差別是數量和質量的差別：廣泛型增長只是增加了勞動力的數量；密集型增長則提高了生產力的質量。

資本主義與經濟成長

馬克思解釋了資本主義在其早期的進步階段是如何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巨大動力的。不同的資本家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和更大的市場而進行競爭，不僅通過積累和再生產實現了廣泛的增長，而且因為資本家把利潤再投資於新的機器、技術和生產工藝的發展，也導致了密集型的增長。那些不能跟上最新技術和工藝應用的人，其生產成本更高，被其競爭者占據了價格優勢。弱者倒下後被強者吞噬，久而久之導致了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那樣：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體制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把原來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到巨大的壟斷企業中去；建立起相互聯系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發展生產資料，從而為社會主義——即建立一個不再稀缺，而是過剩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在其鼎盛時期，資本主義的規律是創新和工業發展的強大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資本主義如何「完成了遠遠超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渠和哥特式大教堂的奇跡」。毫不誇張地說，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確實是一場「工業革命」。

從火車、電報的發明，到發電及電力的應用，還有許多其他資本主義下的質的飛躍。但到了20世紀，這種飛躍已經很少了。到了這個階段，生產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市場；如果帝國主義國家不重新瓜分世界，就無法再進一步擴張。於是就開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其間還發生了大蕭條。

戰爭的原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技術和創新的主要發展不是來自於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競爭，而是來自於國家對工業的控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戰爭的需要而被迫采取的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創新和發展新技術，對研究開發的關鍵部門實行國有化和公共控制。飛機、塑料、合成橡膠、醫藥、電訊、核能等，所有類似這些的技術不是由於二戰而被發明出來的，就是由於二戰而得到了巨大的推動。與此同時，為了戰爭的目的，工業也得到了普遍的發展，並引進了新的生產技術。

新技術和新工藝的研究和應用方面迅速發展的這一時期，加上戰爭期間造成的破壞和隨後世界貿易的擴大，反過來又導致了戰後的經濟繁榮——即所謂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突然間，在戰爭期間被夷為平地的全國工業基礎，得到了美國的馬歇爾援助——美國在戰爭結束後實力大增，其工業和經濟幾乎未受影響——並能夠進口和實施最現代化的工業方法，在生產力方面實現了巨大的飛躍。

這一點，即生產力巨大的質的發展，是戰後繁榮背後的真正秘密。這是由於戰爭期間國家的控制和規劃才出現的，而不是改良派的凱恩斯主義政策。自戰爭以來，軍工綜合體——無論是戰爭機器還是阿波羅計劃——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今，全球軍費總支出（近1.8萬億美元）超過了對研發總支出的估計（1.0-1.4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在大學進行的重要研究——雖然大企業越來越多地支配著研究進程，但這些研究是由政府資助的，名義上不以營利為目的。

同樣在此戰爭間歇期，當資本主義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大的危機時，蘇聯的經濟計劃盡管在斯大林官僚體制的毒瘤束縛下出現了種種畸形，但卻以閃電般的速度發展著，從1917年革命前落後的、以農民為主體的經濟，發展到了44年後將第一個人送入太空。

這一切表明，近一個世紀以來，創新的動力不是資本主義競爭，而是計劃和公有制。資本主義非但沒有發展科學技術，反而成為了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束縛。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已成為創新和創造力的巨大障礙，必須由社會本身民主控制下的生產計劃所取代。

停滯與衰退

在戰後的高峰期，美國的人均經濟產出——即衡量生產力的標准——每年增加3%以上。20世紀70年代，隨著經濟繁榮的崩潰，這一數字下降到了2%左右，而如今這一數字還不到1%。盡管有巨大的技術進步，特別是個人電腦、移動電話和互聯網的引入，但所有這些生產力的發展還是放緩了。因此，如今的資本主義評論家們談起了「創新悲觀主義」。

《經濟學人》重點指出，創新和技術是有區別的：創新是科學和「技術」的實際發展；技術則是這種「技術」在生產和社會方面的應用。在生產力的實際提高和經濟增長方面，重要的是後者。今天，到處都有創新，但這種創新對社會的實際影響並不顯著。

正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那樣，盡管我們在某些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今天的社會在許多方面仍然與40年前一樣：家庭生活方式基本上沒有改變；我們仍然乘坐同樣的火車、飛機和汽車出行；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了不到5年，而在20世紀初至1980年期間卻增長了25年。如今，參與研究和開發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據估計，技術和創新對增長的貢獻比1950年少了7倍。

我們說過，正是私有制的存在——不僅是對物質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也是對社會產生的思想和知識的私有制（即專利和知識產權）——扼殺了技術的實際發展和應用。蘋果和三星等公司不通過合作和知識共享來生產出最好的手機，而是因為各種專利的侵權而陷在無休止的法律案件中。資本家們不投資教育，也不在先進的工業國家應用最先進的技術，而是去利用亞洲和其他地區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或者干脆選擇在金融市場上進行寄生式的投機。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如3D打印機，本有可能帶來另一場工業革命，但由於擔心它們會加劇體制中已經存在的產能過剩（即生產過剩），擔心用機器取代工人會產生更多的失業，所以這些技術並沒有被采用。

既然產能已經過剩，而在證券交易所或各種金融衍生品上卻有數十億美元可賺，何必還要投資於真正的生產呢？既然可以簡單地在中國雇佣數百名低薪工人，何必還要在英國和美國的研發上花錢呢？應該指出，多年來，中國的增長主要就是廣泛型增長，其動力來自於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伴隨著數百萬人從農村向城市遷移，以及通過中國國有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合資企業從國外引進現代生產技術。如今，中國出現了真的創新（想想華為和聯想公司吧），並投資於更高層次的自動化，因為中國工人變得越來越有戰鬥精神、越來越有組織了，要求並贏得了工資增長和更好的條件。

資本主義越來越強的寄生性質，以及其在工業方面離岸外包的做法，是無助於創新和技術發展的。一方面，這在各地造成了更明顯的不平等，一端是利潤在手中不斷積累的大跨國公司，另一端則是日益貧困的工人階級。但另一方面，這也幫助創造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相互聯系最緊密的工人階級。

「與機器賽跑」

在「創新悲觀主義」的同時，也又其他資產階級評論家持有相反的傾向：擔心現代技術的快速進步有可能導致大規模的失業，特別是隨著機器學習和語音識別等先進計算技術的出現，機器將在大量的工作中取代工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正如《經濟學人》（2013年5月25日）所評論的那樣：

「被技術摧毀的工作崗位可能要多於技術創造出的工作崗位。更有可能的是，技術將繼續擴大不平等的現像。技術正在創造越來越多的市場，而在這些市場中，是創新者、投資者和消費者——而不是工人——獲得了絕大部分的收益。」

許多右派人士認為是外國人或移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而是機器在搶走我們的工作。

然而，這種對技術進步會導致大規模失業的恐懼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在1985年所討論過的那樣：

「在19世紀30年代，蘭開夏郡的手工紡織工人被新的動力織布機淘汰了。同樣，在20世紀80年代，半熟練的汽車工人也被機器人淘汰了……

「因為芯片（計算機微芯片）取代勞動力的範圍如此之大，變革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很難看到還有什麼樣的工作是需要大量半熟練的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來完成的。」（《凱恩斯及以後》。邁克爾·斯圖爾特）

與此同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說：

「我們正在被一種新的疾病所困擾。有些讀者可能還沒有聽說過它的名字，但在未來幾年裡，他們將經常聽到這個名字——那就是技術性失業。這是指由於我們發現的節約勞動力的手段超過了我們找到新的勞動力用途的速度而造成的失業。」（《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如今，這種傾向已經在最近的書中得到了體現，比如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的兩位學者撰寫的《與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作者埃裡克·布林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指出：

「停滯論者（那些認為創新和生產力幾十年來一直停滯不前的人）正確地指出，收入中位數和其他衡量美國經濟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在一段時間前停止了強勁的增長，但我們不同意它們關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的看法。他們認為是因為技術創新的步伐放慢了。我們則認為是因為步伐加快了，以至於讓很多人落伍了。簡而言之，許多工人在與機器的賽跑中敗下陣來了……

「更快的進步可能會損害數百萬人的工資和工作，這看似自相矛盾，但我們認為事實就是這樣……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價值創造和這麼多的經濟不幸並存呢？怎麼會技術加速發展，但收入卻停滯不前呢？」（《與機器賽跑》，布林約夫森與麥卡菲）

換言之，技術的改進和生產力的提高非但沒有提高生活水平，實際上還降低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工資停滯不前和長期結構性失業。正如布林約夫森和麥卡菲所指出的那樣：

「近幾十年來，我們（在美國經濟中）創造了數萬億美元的財富，但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相對較小的一部分人口…1983至2009年期間，美國所有財富增長的100%以上都歸屬於前20%的家庭。其他五分之四人口的財富則在近30年裡出現了淨減少……

「在技術進步或財富創造總量上，我們並沒有像有時所說的那樣停滯不前。相反，收入中位數的停滯主要反映了經濟對收入和財富分配方式的根本性變化。中位數工人正在與機器的賽跑中敗下陣來。」

然而，《與機器賽跑》的作者認為技術發展是造成失業和不平等的原因，這只說對了一半。問題並不在於技術，而在於資本主義下對技術的應用。

人為過剩人口

馬克思很早就解釋了資本主義的規律——資本家之間為獲取更大的利潤而進行的無政府競爭——如何迫使每個資本家通過用機器代替勞動力來提高生產力，從而盡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以便以較低的價格出售。這就又造成了失業者中的「人為過剩人口」：

「另一方面，價格下降和競爭鬥爭也會刺激每個資本家采用新的機器、新的改良的勞動方法、新的結合，來使他的總產品的個別價值下降到它的一般價值以下，就是說，提高一定量勞動的生產力，降低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從而把工人游離出來，總之，就是造成人為的過剩人口。……

「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商品產量增加、市場擴大、資本在量和價值方面加速積累和利潤率降低的同一些情況，也會產生並且不斷地產生相對的過剩人口，即過剩的工人人口，這些人口不能為過剩的資本所使用，因為他們只能按照很低的勞動剝削程度來使用，或者至少是因為他們按照一定的剝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潤率已經很低。」（《資本論》第三卷，第15章）

再者：

「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資本論》第一卷，第23章）

因此，導致大規模失業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在資本主義下以無政府、無計劃的方式使用技術。由於對剩余工作的競爭加劇了，這反過來又會給那些仍在工作的人造成壓力，使他們接受較低的工資。

於是，在制造「人為過剩人口」的同時，同樣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為名，還存在著對其余工作人口的超級剝削。因此就出現了這樣的矛盾：在大規模失業的同時，還有數百萬人必須每周工作50-60小時，或者兼職多種工作，這樣才能勉強度日：

「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同上）

上述矛盾的存在，強調了這種過剩人口完全是「人為」造成的。那些失業者並不是社會所需的「剩余」，而只是資本所需的「剩余」。資本主義無法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反而使千百萬人被迫賦閑。大企業拒絕投資，工廠、商店、辦公室空空如也，都是因為已有的產能過剩——即生產過剩。生產力超過了市場的「有效需求」；商品出售無法營利，甚至根本賣不出去；經濟停滯不前，不是因為社會缺乏「需求」，而只是因為資本家沒有利潤可賺。

此外，資本主義甚至不能利用社會幾千年來歷史上發現、發明的知識與技術：由於思想本身的私有制，創新在任何實際應用中都無法實現，而因為擔心會帶來進一步的產能過剩、失業和需求下降，新技術也無法得到引進。

在資本主義下，個別資本家為了增加自己的個人利潤而引進技術、提高生產力，根本不考慮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的需要。因此，資產階級評論家，如《與機器賽跑》的作者，擔心是技術造成了失業和不平等。

在社會主義下，競爭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將被合理的生產計劃所取代，允許引進技術、提高生產力。人和機器可以和諧共存，而不是相互競爭。與其制造出失業與極度勞累共存的矛盾，社會主義可以平等地分配工作，減少所有人每天的工作時間，並通過進一步的投資和改進，使休閑時間不斷增加。

我們再次看到，社會弊端的根源並不是技術，而是資本主義體制本身，以及這種制度由於私有制和以營利為目的的生產而對進步造成的巨大障礙。

一體兩面

但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評論家中，這兩種不同的傾向怎麼能並存呢？創新和技術怎麼會既太多，又顯然太少呢？

這種「創新悲觀主義」和「與機器賽跑」之間的矛盾，反映了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私有制的障礙；生產力超越市場的趨勢；企業內部的極端生產計劃與企業之間的無政府狀態並存。

創新既過多又過少的矛盾，只是表達了資本主義的辯證法則——基於資本家個人「理性追求」利潤的法則，而這種法則又導致了整個資產階級完全非理性的結果。

個別資本家投資於研究和技術，以提高公司的生產力、削弱競爭對手的實力，並在此過程中降低工資，用機器代替工人。但每個資本家都在追求同樣的「理性」目標，而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就削減了它試圖出售給的市場。在商品賣不出去的情況下，生產過剩的危機就顯露出來了，生產也就停止了。個別資本家在短期內從技術革新中受益，但整個資本家階級最終會產生失業和危機。

由於體制內產能的大量過剩，並且對進一步的商品和服務並沒有有效的需求，任何資本家都沒有動力投資於新技術的開發和實施。因此，創新和生產力也隨之放緩了。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切斷了它所坐著的樹枝：競爭推動投資；投資造成失業；失業導致無需求、無投資，以及進一步失業的惡性循環。

資本主義一方面造成了大規模的失業，另一方面卻無法為創新創造條件。創新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創新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制度要能將勞動力轉移，並將其投入到科學、研究和發展中去。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危機如何迫使資本主義蠶食其自身增長的源泉。例如，在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的開支正在被削減，學生被要求承擔巨大的債務負擔，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危機迫使政府削減公共開支。與此同時，這些政府還不得不削減軍事「國防」預算，而這正是資本主義下創新的另一個傳統來源。

此外，技術的應用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即目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新技術是否能夠滿足特定制度下統治階級的利益。例如，古希腊人就已經知道蒸汽動力的概念了，但因為當時的經濟是建立在豐富的廉價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節省勞動力的機械並沒有什麼用處，所以這種潛在的革命性技術並沒有得到實施。同樣，在封建制度下，也沒有什麼發展技術的動力，因為封建制度的基礎是農奴的勞動，而農奴又被束縛在其領主的土地上。

只有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競爭和利潤的動機提供了投資新機器、新技術的動力，我們才看到了工業革命和蒸汽動力的大規模發展和應用。突然間，社會的到了巨大的推動，而隨著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被發現和使用，生產力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但現在，這些曾經進步的力量已經變成了它們的對立面。當全球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時候，資本家還有什麼動力投資於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呢？既然已經有了過剩的產能和堆積如山的未售出商品，為什麼還要開發、應用技術來提高生產力呢？既然私營企業可以搭上政府資助研究成功的便車為什麼還要自己掏錢進行研發呢？

因此，由於生產私有制而產生的競爭和利潤動機遠不再是一種「激勵」，而是成為了科技發展的巨大障礙。改造社會、推翻資本主義腐朽社會關系的必要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

創造性破壞

於是，我們看到，「創新悲觀主義」和「與機器賽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對立面的辯證統一，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性、無政府性和非理性的本質——在這種制度下，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只能以極其混亂、極具破壞性的方式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家並不否認其制度的破壞性——相反，他們樂此不疲，提出了諸如「創造性破壞」之類的詞語，使資本主義從繁榮到蕭條的周期看起來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取的。根據這種理論，我們需要危機來消除社會中的舊產業和過時的工作，而在創造新的、改良後的——即更有效率和生產力的——產業和技術之前，這些產業和工作必須被摧毀。

在這一方面，統治階級——特別是資本家中的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派別——一直在推行「供給側」的措施，如取消工會、取消最低工資、「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根據這種貨幣主義理論，這些措施是為了保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鼓勵工人重新接受培訓，尋找更有生產力的工作。但事實上，「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只是「剝削靈活性」的委婉說法，是資本主義造成大規模失業的借口罷了。

重要的是，這種教條的宣揚者應該把他們的理論拿來和現實對照一下！從柴契爾、雷根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供給側」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破壞，但創造在哪裡呢？而破壞為增長鋪平了道路的地方，如前文所討論的二戰和戰後的繁榮，這些新的、更有生產力的技術創造都不是由私人部門主導的，而是由國家主導的，是國家控制了科研和開發的主要杠杆。

英國柴契爾主義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摧毀了工業，打破了經濟的平衡，轉而依賴投機、金融賭博和信貸推動的增長；它摧毀了重要的工作技能，卻沒有提供任何能幫助人們發展新技能的培訓，於是使數百萬人失去了工作的希望。正如馬克思所說：

「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卻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了。」（同上）

如今，這樣的抱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常見，工業界的發言人和他們的資產階級喉舌不斷說著他們需要更多工程師、更多科學家、更多計算機程序員，等等。但是，對於這樣的短缺，這些人又是怎麼做的呢？對那些他們以前使之失業的人進行再培訓？為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資金？不——完全相反！失業率增加；受過教育的畢業生堆滿了貨架；而那些尋找未來的人卻因為更大的削減和更高的費用而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

資本主義由於其建立在競爭和個人追求利潤基礎上的無政府性質，本身就無法引進新技術和創新方法，而只能以一種無計劃的、混亂的、破壞性的方式，將新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強加給社會，仿佛那是一種來自上天的力量。在社會主義這個合理、民主、以生產計劃為基礎的制度下，社會則可以和諧、平穩地向新技術、新工藝過渡，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終身教育和培訓，用節省勞動力的最新方法來創造自願的閑暇，而不是被迫的閑暇。

奴役，而非解放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技術進步；我們不是相信「勞動合成謬誤」，即相信社會上有一定量的工作，而應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則必然導致失業的笨蛋。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贊成創新和技術——事實上，我們是新技術最忠誠、最熱心的支持者，相信新技術對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問題是，在資本主義下，這種技術進步充滿了矛盾。其結果是，絕大多數人都與社會創新成果格格不入。技術遠沒有解放我們，而是被用來奴役了我們。大規模的失業與每周工作50-60小時的人並存；同時，富人卻變得更富有了。不平等加劇了，其一端是利潤的更多積累，另一端則是痛苦和辛勞的增加。

「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並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變成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同上）

下圖准確地顯示了這種不平等的加劇。該圖顯示了以1984年為基准參考年的美國家庭收入（紅線）和人均GDP（經濟產出，藍線）的變化。

該圖顯示了社會因生產力提高而創造的財富與普通勞動家庭從中獲得（或未獲得）的利益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們看到，雖然人均產出在1975年至2005年這三十年間幾乎翻了一番，但家庭收入仍然相當停滯。《與機器賽跑》一書的作者也強調了這種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他們說：「企業利潤占GDP的比例達到了50年來的最高點。同時，對勞動者各種形式的補償，包括工資和福利，則處於50年來的最低點。」

在上一段《資本論》引文中，馬克思提到了「產業後備軍」——失業工人，他們的隊伍隨著資本主義從繁榮到蕭條的周期先膨脹後消亡。但隨著20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和如今更大危機的出現，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現像：不再有勞動力後備軍了，而只有資本主義器質性危機而導致的永久性大規模失業。

尤其是今天的年輕人，更是深受危機之苦。據《經濟學人》（2013年4月27日）估計，「全世界有近3億15-24歲的年輕人沒有工作……幾乎占了全球青年人數的四分之一，」且西班牙和希腊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失業率超過60%。

《經濟學人》承認危機是造成青年高失業率的因素之一，但再次指向了「供給側問題」，抱怨「青年人能提供的技能與雇主需要的技能不匹配」。然而，我們必須提出質疑：有誰在提供培訓？有哪些政府在增加教育經費？在「勞動力靈活性」方面又存在哪些問題？英國的青年失業率超過20%，是全國各年齡段平均水平的兩倍多，實際工資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停滯不前，而甚至卻有企業領導人表示，英國是最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之一。

現實是，資本主義除了如馬克思所說的「痛苦、勞動折磨、奴役、愚昧、野蠻化和道德淪喪」的未來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今天的青年人。一個不能為青年人提供未來的制度，就是一個已經過時的制度，一個需要推翻的制度。

時起時落

創新和技術進步不是直線上升的。與歷史上所有的發展一樣，生產力——科學、工業和技術——的發展也是時起時落的。

在某些時期，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可以相互反饋，形成發展的良性循環：經濟增長刺激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吸收了「過剩人口」；對勞動力的需求強化了工人階級，並提升了其對更高工資的要求；工資成本的增加使人們有更大的動力去采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新的機器提高了生產力，從而也促進了經濟增長。

然而，正如前文所解釋的，這些在一個時期能推動經濟前進的力量，在另一個時期也會走向對立面，使良性循環變成惡性循環：對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的投資會造成失業，給工資帶來下行壓力；有效需求被削減；利潤力下降；全速行駛的制度最終會自己衝下懸崖。因此，資本主義下的增長和進步只能以無政府的、矛盾的方式發展。

在歷史的低潮時期，統治階級所表達的各種悲觀主義思想是最典型的。在這種時期，進步的概念一般都被整體否定了，由於這樣或那樣不可逾越的障礙，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創新悲觀主義」就反映了這一點：他們沒有把創新放緩看作是由於現行社會關系——即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局限性而產生的暫時現像，而是把社會缺乏技術進步說成是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摘到了所有低垂的果實」的必然結果。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這種創新的放緩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已經無法再利用它所創造的這些力量了。

目前，資產階級內部這種傾向的悲觀主義是唯心的，以為創新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沒有看到技術進步所需要的物質經濟基礎。目前的進步停滯，和歷史上所有的低潮期一樣，證明生產力量與生產關系發生了矛盾——換句話說，社會的生產能力與生產規律本身，即私有制和以營利為目的的生產規律之間發生了矛盾。

但是，像以往所有的低潮期一樣，阻礙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是可以消除的，也是會被消除的。這就是社會革命的意義。而且，同以往所有的時代一樣，這種革命將伴隨著巨大的進步，不僅在科學技術方面，而且也在生活的所有領域，包括思想、藝術和文化等目前都陷於資本主義絕對束縛的領域。

我們還遠遠沒有「摘到所有低垂的果實」，還有整個世界的可能性和潛力在等待著人類發掘。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不會是歷史的終結，而只是一個開始。只要想想目前所有那些潛在的愛因斯坦、畢加索、貝多芬等人，被迫一輩子在工廠和田間地頭苦干，就可以想像到社會主義下科學、藝術、文化的潛力。在那個社會裡，幾十億人將第一次能夠最大限度地發展和應用個人的創造力。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已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恩格斯）

極大富裕的社會

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支持發展技術：用機器代替勞動；用更少的勞動為社會生產出更多的財富；減少一天中的工作時間。在過去的科幻小說中——受20世紀初生產自動化興起的影響——作家們想像出了一個未來的烏托邦，在那裡，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我們所有的閑暇時間，而所有的工作都由機器來完成！

這樣的社會完全是靠資本主義來實現的，歷史上，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發揮了最革命、最進步的作用。但現在，資本主義卻無法利用這些生產力，成為了進一步發展的絕對束縛。數以百萬計的人並沒有實現人人過上悠閑生活的夢想，而是被一個無法創造就業機會的制度所束縛，被迫無所事事，而另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則要為了養活自己和家人而不分晝夜地工作。

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下那些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長和閑暇時間的增加——並不使統治階級仁慈施舍來的，而是由群眾爭取來的。福利國家和最低工資；周末和八小時工作日；醫療和教育：所有這些都是工人階級爭取來的，而現在，由於統治階級的制度危機，工人階級正受到他們的攻擊。

現在，建立一個極大豐富社會的潛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真實。只要看看資產階級的官方經濟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的可行性。下圖顯示了英國的「產能利用率」，即無論何時被利用的生產力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即使在過去五年中最好的時期，我們的生產能力也只用上了85%。在最壞的時期，這個比例則下降到了38%。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只能生產出它本應能生產出的產品的一半以下！

相對來看，英國目前的GDP約為1.5萬億英鎊。假設這平均只代表了60%左右的產能利用率，這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下，由於社會利用生產力的能力不會因為只為營利而生產的需要而受到阻礙，且100%的產能利用率將成為可能，那麼我們就可以在一夜之間將國民經濟產出提高到2.5萬億英鎊。

多出來的這1萬億英鎊，我們可以用來做什麼呢？要知道，1萬億英鎊是英國政府在養老金（1300億英鎊）、醫療（1210億英鎊）、教育（870億英鎊）、福利（1140億英鎊）、交通（200億英鎊）和其他公共服務（470億英鎊）上的支出總和的兩倍。換句話說，我們只要采取合理的生產計劃，充分發揮社會的生產能力，就可以在一夜之間把老年人的養老金翻一番，把醫院和學校的開支翻一番，把基礎設施的預算翻一番，等等。

突然間，所謂的高齡化「問題」將會消失。老年人不會再被描繪成社會的負擔。國家將可以為所有人提供適當的照顧和體面的養老金。大規模的建設方案將可以立即實施，以建造市建住宅、改善國家搖搖欲墜的基礎設施。學校和醫院將可以得到建造和翻新，而不是被關閉或私有化。綠色能源將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推廣，為子孫後代提供一個清潔的環境。

上述數字其實還低估了實際的潛力，因為在現實中，目前的失業者將能夠找到工作了；因此，福利支出將大幅下降，所有這些額外的勞動者將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而隨著生產計劃的實施，社會上的盈余又可以被投入到進一步的生產中去；比如，目前英國大企業銀行賬戶上積累的價值8000億英鎊的現金——由於資本主義下存在的「產能過剩」而被閑置的財富——現在就可以被利用起來，投入到新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中去。

換個角度看這些數字，如果把產能利用率從60%提高到100%，社會將可以用不到三分之二的勞動力生產出同樣數量的財富。這意味著，工作日可以從（名義上的）8小時減少到5個小時以下，為所有人創造出大量的休閑時間。此外，在合理的生產計劃下，工作將平等分配給每個人，消除失業，進一步減少工作日。同時，隨著對研究、技術和生產力的進一步投資，我們將可以采用更多節省勞動力的方法，進一步減少工作日的時長。

絕大多數人將首次能夠騰出時間，不僅在教育和創造性方面發展自己，而且也在政治和經濟上積極參與社會的民主管理。這樣就為真正的民主奠定了物質基礎——創造自由時間；時間不再必須被用於滿足生活的直接需求。

社會主義在取消了階級社會——即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之後，終將通過取消工作本身而完全取消工人階級。這樣的未來不再僅僅是科幻小說中的夢想，而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我們面臨的任務，便是自覺地為這個未來而奮鬥，使之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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