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经济成长与资本主义 Share Tweet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分析——即辩证主义对历史的分析——解释，历史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对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增加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掌握；减少生产和再生产条件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水平。（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3年9月4日。译者：洪磊）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正如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接着解释说，正是在社会不能再发展生产力的时期——当科学、技术和工业停滞不前时；当经济增长、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得到保证时——革命才会发生，以消除不利于进步的障碍。“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社会革命的时代显然已经到来：从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到阿拉伯革命，再到西班牙、希腊、巴西和土耳其的群众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危机的明显症状，揭露了资本主义无力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工人和青年提供未来的事实。但是，现在就连严肃的资产阶级也在担心：不仅因为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越来越威胁到他们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而且还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个体系无法长期提供增长、就业和体面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它无法发展生产力。“创新悲观主义”越来越多的主流评论员现在正在严肃地质疑我们的创新能力——开发科学和新技术的能力——是否已经从根本上放缓。《经济学人》（2013年1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想机器崩溃了吗？》的重要文章，正是这种“创新悲观主义”的例证。文章称：“少数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与过去的创新相比，如今的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些评论家声称，在明显且相对近期的“经济大衰退”背后，隐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长期下降，即所谓的“大停滞”。事实上，《经济学人》文中提供的证据表明，生产力的增长——即人均经济和生产性产出——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放缓，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人》在其文章中解释称，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广泛型和密集型。广泛型增长指由于生产要素的增加而导致产出的增加；例如，通过扩大劳动力——正如资本主义在许多历史时期都曾做过的那样，增加人口、使用移民劳动力、将妇女引入劳动力队伍，或者在现代提高退休年龄——以及按劳动力扩大的比例增加资本量（例如机器和工厂）。与之相反，密集型增长是指在劳动力规模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产出。这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提高——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因此，“广泛型”和“密集型”增长之间的差别是数量和质量的差别：广泛型增长只是增加了劳动力的数量；密集型增长则提高了生产力的质量。资本主义与经济成长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在其早期的进步阶段是如何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不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而进行竞争，不仅通过积累和再生产实现了广泛的增长，而且因为资本家把利润再投资于新的机器、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发展，也导致了密集型的增长。那些不能跟上最新技术和工艺应用的人，其生产成本更高，被其竞争者占据了价格优势。弱者倒下后被强者吞噬，久而久之导致了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体制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原来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巨大的垄断企业中去；建立起相互联系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生产资料，从而为社会主义——即建立一个不再稀缺，而是过剩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其鼎盛时期，资本主义的规律是创新和工业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如何“完成了远远超过埃及金字塔、罗马水渠和哥特式大教堂的奇迹”。毫不夸张地说，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确实是一场“工业革命”。从火车、电报的发明，到发电及电力的应用，还有许多其他资本主义下的质的飞跃。但到了20世纪，这种飞跃已经很少了。到了这个阶段，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不重新瓜分世界，就无法再进一步扩张。于是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其间还发生了大萧条。战争的原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技术和创新的主要发展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来自于国家对工业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战争的需要而被迫采取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创新和发展新技术，对研究开发的关键部门实行国有化和公共控制。飞机、塑料、合成橡胶、医药、电讯、核能等，所有类似这些的技术不是由于二战而被发明出来的，就是由于二战而得到了巨大的推动。与此同时，为了战争的目的，工业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并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究和应用方面迅速发展的这一时期，加上战争期间造成的破坏和随后世界贸易的扩大，反过来又导致了战后的经济繁荣——即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突然间，在战争期间被夷为平地的全国工业基础，得到了美国的马歇尔援助——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实力大增，其工业和经济几乎未受影响——并能够进口和实施最现代化的工业方法，在生产力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这一点，即生产力巨大的质的发展，是战后繁荣背后的真正秘密。这是由于战争期间国家的控制和规划才出现的，而不是改良派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自战争以来，军工综合体——无论是战争机器还是阿波罗计划——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全球军费总支出（近1.8万亿美元）超过了对研发总支出的估计（1.0-1.4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在大学进行的重要研究——虽然大企业越来越多地支配着研究进程，但这些研究是由政府资助的，名义上不以营利为目的。同样在此战争间歇期，当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苏联的经济计划尽管在斯大林官僚体制的毒瘤束缚下出现了种种畸形，但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着，从1917年革命前落后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到了44年后将第一个人送入太空。这一切表明，近一个世纪以来，创新的动力不是资本主义竞争，而是计划和公有制。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发展科学技术，反而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束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成为创新和创造力的巨大障碍，必须由社会本身民主控制下的生产计划所取代。停滞与衰退在战后的高峰期，美国的人均经济产出——即衡量生产力的标准——每年增加3%以上。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繁荣的崩溃，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左右，而如今这一数字还不到1%。尽管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引入，但所有这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放缓了。因此，如今的资本主义评论家们谈起了“创新悲观主义”。《经济学人》重点指出，创新和技术是有区别的：创新是科学和“技术”的实际发展；技术则是这种“技术”在生产和社会方面的应用。在生产力的实际提高和经济增长方面，重要的是后者。今天，到处都有创新，但这种创新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并不显著。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今天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仍然与40年前一样：家庭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我们仍然乘坐同样的火车、飞机和汽车出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不到5年，而在20世纪初至1980年期间却增长了25年。如今，参与研究和开发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据估计，技术和创新对增长的贡献比1950年少了7倍。我们说过，正是私有制的存在——不仅是对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是对社会产生的思想和知识的私有制（即专利和知识产权）——扼杀了技术的实际发展和应用。苹果和三星等公司不通过合作和知识共享来生产出最好的手机，而是因为各种专利的侵权而陷在无休止的法律案件中。资本家们不投资教育，也不在先进的工业国家应用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去利用亚洲和其他地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或者干脆选择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寄生式的投机。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如3D打印机，本有可能带来另一场工业革命，但由于担心它们会加剧体制中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即生产过剩），担心用机器取代工人会产生更多的失业，所以这些技术并没有被采用。既然产能已经过剩，而在证券交易所或各种金融衍生品上却有数十亿美元可赚，何必还要投资于真正的生产呢？既然可以简单地在中国雇佣数百名低薪工人，何必还要在英国和美国的研发上花钱呢？应该指出，多年来，中国的增长主要就是广泛型增长，其动力来自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伴随着数百万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通过中国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从国外引进现代生产技术。如今，中国出现了真的创新（想想华为和联想公司吧），并投资于更高层次的自动化，因为中国工人变得越来越有战斗精神、越来越有组织了，要求并赢得了工资增长和更好的条件。资本主义越来越强的寄生性质，以及其在工业方面离岸外包的做法，是无助于创新和技术发展的。一方面，这在各地造成了更明显的不平等，一端是利润在手中不断积累的大跨国公司，另一端则是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但另一方面，这也帮助创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工人阶级。“与机器赛跑”在“创新悲观主义”的同时，也又其他资产阶级评论家持有相反的倾向：担心现代技术的快速进步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特别是随着机器学习和语音识别等先进计算技术的出现，机器将在大量的工作中取代工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正如《经济学人》（2013年5月25日）所评论的那样：“被技术摧毁的工作岗位可能要多于技术创造出的工作岗位。更有可能的是，技术将继续扩大不平等的现象。技术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市场，而在这些市场中，是创新者、投资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工人——获得了绝大部分的收益。”许多右派人士认为是外国人或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机器在抢走我们的工作。然而，这种对技术进步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恐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在1985年所讨论过的那样：“在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郡的手工纺织工人被新的动力织布机淘汰了。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半熟练的汽车工人也被机器人淘汰了……“因为芯片（计算机微芯片）取代劳动力的范围如此之大，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很难看到还有什么样的工作是需要大量半熟练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来完成的。”（《凯恩斯及以后》。迈克尔·斯图尔特）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正在被一种新的疾病所困扰。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几年里，他们将经常听到这个名字——那就是技术性失业。这是指由于我们发现的节约劳动力的手段超过了我们找到新的劳动力用途的速度而造成的失业。”（《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如今，这种倾向已经在最近的书中得到了体现，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两位学者撰写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作者埃里克·布林约夫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指出：“停滞论者（那些认为创新和生产力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人）正确地指出，收入中位数和其他衡量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一段时间前停止了强劲的增长，但我们不同意它们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因为技术创新的步伐放慢了。我们则认为是因为步伐加快了，以至于让很多人落伍了。简而言之，许多工人在与机器的赛跑中败下阵来了……“更快的进步可能会损害数百万人的工资和工作，这看似自相矛盾，但我们认为事实就是这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价值创造和这么多的经济不幸并存呢？怎么会技术加速发展，但收入却停滞不前呢？”（《与机器赛跑》，布林约夫森与麦卡菲）换言之，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的提高非但没有提高生活水平，实际上还降低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工资停滞不前和长期结构性失业。正如布林约夫森和麦卡菲所指出的那样：“近几十年来，我们（在美国经济中）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但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人口…1983至2009年期间，美国所有财富增长的100%以上都归属于前20%的家庭。其他五分之四人口的财富则在近30年里出现了净减少……“在技术进步或财富创造总量上，我们并没有像有时所说的那样停滞不前。相反，收入中位数的停滞主要反映了经济对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中位数工人正在与机器的赛跑中败下阵来。”然而，《与机器赛跑》的作者认为技术发展是造成失业和不平等的原因，这只说对了一半。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资本主义下对技术的应用。人为过剩人口马克思很早就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规律——资本家之间为获取更大的利润而进行的无政府竞争——如何迫使每个资本家通过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来提高生产力，从而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以便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就又造成了失业者中的“人为过剩人口”：“另一方面，价格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来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它的一般价值以下，就是说，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从而把工人游离出来，总之，就是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再者：“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因此，导致大规模失业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在资本主义下以无政府、无计划的方式使用技术。由于对剩余工作的竞争加剧了，这反过来又会给那些仍在工作的人造成压力，使他们接受较低的工资。于是，在制造“人为过剩人口”的同时，同样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为名，还存在着对其余工作人口的超级剥削。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在大规模失业的同时，还有数百万人必须每周工作50-60小时，或者兼职多种工作，这样才能勉强度日：“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同上）上述矛盾的存在，强调了这种过剩人口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那些失业者并不是社会所需的“剩余”，而只是资本所需的“剩余”。资本主义无法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反而使千百万人被迫赋闲。大企业拒绝投资，工厂、商店、办公室空空如也，都是因为已有的产能过剩——即生产过剩。生产力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商品出售无法营利，甚至根本卖不出去；经济停滞不前，不是因为社会缺乏“需求”，而只是因为资本家没有利润可赚。此外，资本主义甚至不能利用社会几千年来历史上发现、发明的知识与技术：由于思想本身的私有制，创新在任何实际应用中都无法实现，而因为担心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失业和需求下降，新技术也无法得到引进。在资本主义下，个别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的个人利润而引进技术、提高生产力，根本不考虑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评论家，如《与机器赛跑》的作者，担心是技术造成了失业和不平等。在社会主义下，竞争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将被合理的生产计划所取代，允许引进技术、提高生产力。人和机器可以和谐共存，而不是相互竞争。与其制造出失业与极度劳累共存的矛盾，社会主义可以平等地分配工作，减少所有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并通过进一步的投资和改进，使休闲时间不断增加。我们再次看到，社会弊端的根源并不是技术，而是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以及这种制度由于私有制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而对进步造成的巨大障碍。一体两面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中，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怎么能并存呢？创新和技术怎么会既太多，又显然太少呢？这种“创新悲观主义”和“与机器赛跑”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私有制的障碍；生产力超越市场的趋势；企业内部的极端生产计划与企业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并存。创新既过多又过少的矛盾，只是表达了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则——基于资本家个人“理性追求”利润的法则，而这种法则又导致了整个资产阶级完全非理性的结果。个别资本家投资于研究和技术，以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并在此过程中降低工资，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每个资本家都在追求同样的“理性”目标，而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削减了它试图出售给的市场。在商品卖不出去的情况下，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显露出来了，生产也就停止了。个别资本家在短期内从技术革新中受益，但整个资本家阶级最终会产生失业和危机。由于体制内产能的大量过剩，并且对进一步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有效的需求，任何资本家都没有动力投资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实施。因此，创新和生产力也随之放缓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切断了它所坐着的树枝：竞争推动投资；投资造成失业；失业导致无需求、无投资，以及进一步失业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另一方面却无法为创新创造条件。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创新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制度要能将劳动力转移，并将其投入到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危机如何迫使资本主义蚕食其自身增长的源泉。例如，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开支正在被削减，学生被要求承担巨大的债务负担，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危机迫使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与此同时，这些政府还不得不削减军事“国防”预算，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下创新的另一个传统来源。此外，技术的应用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即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新技术是否能够满足特定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利益。例如，古希腊人就已经知道蒸汽动力的概念了，但因为当时的经济是建立在丰富的廉价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这种潜在的革命性技术并没有得到实施。同样，在封建制度下，也没有什么发展技术的动力，因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农奴的劳动，而农奴又被束缚在其领主的土地上。只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竞争和利润的动机提供了投资新机器、新技术的动力，我们才看到了工业革命和蒸汽动力的大规模发展和应用。突然间，社会的到了巨大的推动，而随着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被发现和使用，生产力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现在，这些曾经进步的力量已经变成了它们的对立面。当全球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时候，资本家还有什么动力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呢？既然已经有了过剩的产能和堆积如山的未售出商品，为什么还要开发、应用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呢？既然私营企业可以搭上政府资助研究成功的便车为什么还要自己掏钱进行研发呢？因此，由于生产私有制而产生的竞争和利润动机远不再是一种“激励”，而是成为了科技发展的巨大障碍。改造社会、推翻资本主义腐朽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创造性破坏于是，我们看到，“创新悲观主义”和“与机器赛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无政府性和非理性的本质——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只能以极其混乱、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并不否认其制度的破坏性——相反，他们乐此不疲，提出了诸如“创造性破坏”之类的词语，使资本主义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看起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取的。根据这种理论，我们需要危机来消除社会中的旧产业和过时的工作，而在创造新的、改良后的——即更有效率和生产力的——产业和技术之前，这些产业和工作必须被摧毁。在这一方面，统治阶级——特别是资本家中的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派别——一直在推行“供给侧”的措施，如取消工会、取消最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根据这种货币主义理论，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鼓励工人重新接受培训，寻找更有生产力的工作。但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只是“剥削灵活性”的委婉说法，是资本主义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借口罢了。重要的是，这种教条的宣扬者应该把他们的理论拿来和现实对照一下！从撒切尔、里根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供给侧”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破坏，但创造在哪里呢？而破坏为增长铺平了道路的地方，如前文所讨论的二战和战后的繁荣，这些新的、更有生产力的技术创造都不是由私人部门主导的，而是由国家主导的，是国家控制了科研和开发的主要杠杆。英国撒切尔主义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摧毁了工业，打破了经济的平衡，转而依赖投机、金融赌博和信贷推动的增长；它摧毁了重要的工作技能，却没有提供任何能帮助人们发展新技能的培训，于是使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的希望。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同上）如今，这样的抱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常见，工业界的发言人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喉舌不断说着他们需要更多工程师、更多科学家、更多计算机程序员，等等。但是，对于这样的短缺，这些人又是怎么做的呢？对那些他们以前使之失业的人进行再培训？为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不——完全相反！失业率增加；受过教育的毕业生堆满了货架；而那些寻找未来的人却因为更大的削减和更高的费用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资本主义由于其建立在竞争和个人追求利润基础上的无政府性质，本身就无法引进新技术和创新方法，而只能以一种无计划的、混乱的、破坏性的方式，将新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强加给社会，仿佛那是一种来自上天的力量。在社会主义这个合理、民主、以生产计划为基础的制度下，社会则可以和谐、平稳地向新技术、新工艺过渡，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终身教育和培训，用节省劳动力的最新方法来创造自愿的闲暇，而不是被迫的闲暇。奴役，而非解放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技术进步；我们不是相信“劳动合成谬误”，即相信社会上有一定量的工作，而应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则必然导致失业的笨蛋。马克思主义者完全赞成创新和技术——事实上，我们是新技术最忠诚、最热心的支持者，相信新技术对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下，这种技术进步充满了矛盾。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与社会创新成果格格不入。技术远没有解放我们，而是被用来奴役了我们。大规模的失业与每周工作50-60小时的人并存；同时，富人却变得更富有了。不平等加剧了，其一端是利润的更多积累，另一端则是痛苦和辛劳的增加。“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同上）下图准确地显示了这种不平等的加剧。该图显示了以1984年为基准参考年的美国家庭收入（红线）和人均GDP（经济产出，蓝线）的变化。该图显示了社会因生产力提高而创造的财富与普通劳动家庭从中获得（或未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看到，虽然人均产出在1975年至2005年这三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但家庭收入仍然相当停滞。《与机器赛跑》一书的作者也强调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他们说：“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达到了50年来的最高点。同时，对劳动者各种形式的补偿，包括工资和福利，则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在上一段《资本论》引文中，马克思提到了“产业后备军”——失业工人，他们的队伍随着资本主义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先膨胀后消亡。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和如今更大危机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不再有劳动力后备军了，而只有资本主义器质性危机而导致的永久性大规模失业。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更是深受危机之苦。据《经济学人》（2013年4月27日）估计，“全世界有近3亿15-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几乎占了全球青年人数的四分之一，”且西班牙和希腊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超过60%。《经济学人》承认危机是造成青年高失业率的因素之一，但再次指向了“供给侧问题”，抱怨“青年人能提供的技能与雇主需要的技能不匹配”。然而，我们必须提出质疑：有谁在提供培训？有哪些政府在增加教育经费？在“劳动力灵活性”方面又存在哪些问题？英国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0%，是全国各年龄段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实际工资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停滞不前，而甚至却有企业领导人表示，英国是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之一。现实是，资本主义除了如马克思所说的“痛苦、劳动折磨、奴役、愚昧、野蛮化和道德沦丧”的未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个不能为青年人提供未来的制度，就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制度，一个需要推翻的制度。时起时落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是直线上升的。与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一样，生产力——科学、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也是时起时落的。在某些时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相互反馈，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吸收了“过剩人口”；对劳动力的需求强化了工人阶级，并提升了其对更高工资的要求；工资成本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去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新的机器提高了生产力，从而也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正如前文所解释的，这些在一个时期能推动经济前进的力量，在另一个时期也会走向对立面，使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投资会造成失业，给工资带来下行压力；有效需求被削减；利润力下降；全速行驶的制度最终会自己冲下悬崖。因此，资本主义下的增长和进步只能以无政府的、矛盾的方式发展。在历史的低潮时期，统治阶级所表达的各种悲观主义思想是最典型的。在这种时期，进步的概念一般都被整体否定了，由于这样或那样不可逾越的障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创新悲观主义”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没有把创新放缓看作是由于现行社会关系——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暂时现象，而是把社会缺乏技术进步说成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摘到了所有低垂的果实”的必然结果。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这种创新的放缓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已经无法再利用它所创造的这些力量了。目前，资产阶级内部这种倾向的悲观主义是唯心的，以为创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没有看到技术进步所需要的物质经济基础。目前的进步停滞，和历史上所有的低潮期一样，证明生产力量与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换句话说，社会的生产能力与生产规律本身，即私有制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规律之间发生了矛盾。但是，像以往所有的低潮期一样，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可以消除的，也是会被消除的。这就是社会革命的意义。而且，同以往所有的时代一样，这种革命将伴随着巨大的进步，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也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思想、艺术和文化等目前都陷于资本主义绝对束缚的领域。我们还远远没有“摘到所有低垂的果实”，还有整个世界的可能性和潜力在等待着人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会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想想目前所有那些潜在的爱因斯坦、毕加索、贝多芬等人，被迫一辈子在工厂和田间地头苦干，就可以想象到社会主义下科学、艺术、文化的潜力。在那个社会里，几十亿人将第一次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应用个人的创造力。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极大富裕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支持发展技术：用机器代替劳动；用更少的劳动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减少一天中的工作时间。在过去的科幻小说中——受20世纪初生产自动化兴起的影响——作家们想象出了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在那里，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我们所有的闲暇时间，而所有的工作都由机器来完成！这样的社会完全是靠资本主义来实现的，历史上，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了最革命、最进步的作用。但现在，资本主义却无法利用这些生产力，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绝对束缚。数以百万计的人并没有实现人人过上悠闲生活的梦想，而是被一个无法创造就业机会的制度所束缚，被迫无所事事，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则要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而不分昼夜地工作。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下那些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长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并不使统治阶级仁慈施舍来的，而是由群众争取来的。福利国家和最低工资；周末和八小时工作日；医疗和教育：所有这些都是工人阶级争取来的，而现在，由于统治阶级的制度危机，工人阶级正受到他们的攻击。现在，建立一个极大丰富社会的潜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只要看看资产阶级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可行性。下图显示了英国的“产能利用率”，即无论何时被利用的生产力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即使在过去五年中最好的时期，我们的生产能力也只用上了85%。在最坏的时期，这个比例则下降到了38%。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只能生产出它本应能生产出的产品的一半以下！相对来看，英国目前的GDP约为1.5万亿英镑。假设这平均只代表了60%左右的产能利用率，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下，由于社会利用生产力的能力不会因为只为营利而生产的需要而受到阻碍，且100%的产能利用率将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将国民经济产出提高到2.5万亿英镑。多出来的这1万亿英镑，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呢？要知道，1万亿英镑是英国政府在养老金（1300亿英镑）、医疗（1210亿英镑）、教育（870亿英镑）、福利（1140亿英镑）、交通（200亿英镑）和其他公共服务（470亿英镑）上的支出总和的两倍。换句话说，我们只要采取合理的生产计划，充分发挥社会的生产能力，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把老年人的养老金翻一番，把医院和学校的开支翻一番，把基础设施的预算翻一番，等等。突然间，所谓的高龄化“问题”将会消失。老年人不会再被描绘成社会的负担。国家将可以为所有人提供适当的照顾和体面的养老金。大规模的建设方案将可以立即实施，以建造市建住宅、改善国家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学校和医院将可以得到建造和翻新，而不是被关闭或私有化。绿色能源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为子孙后代提供一个清洁的环境。上述数字其实还低估了实际的潜力，因为在现实中，目前的失业者将能够找到工作了；因此，福利支出将大幅下降，所有这些额外的劳动者将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随着生产计划的实施，社会上的盈余又可以被投入到进一步的生产中去；比如，目前英国大企业银行账户上积累的价值8000亿英镑的现金——由于资本主义下存在的“产能过剩”而被闲置的财富——现在就可以被利用起来，投入到新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中去。换个角度看这些数字，如果把产能利用率从60%提高到100%，社会将可以用不到三分之二的劳动力生产出同样数量的财富。这意味着，工作日可以从（名义上的）8小时减少到5个小时以下，为所有人创造出大量的休闲时间。此外，在合理的生产计划下，工作将平等分配给每个人，消除失业，进一步减少工作日。同时，随着对研究、技术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投资，我们将可以采用更多节省劳动力的方法，进一步减少工作日的时长。绝大多数人将首次能够腾出时间，不仅在教育和创造性方面发展自己，而且也在政治和经济上积极参与社会的民主管理。这样就为真正的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创造自由时间；时间不再必须被用于满足生活的直接需求。社会主义在取消了阶级社会——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之后，终将通过取消工作本身而完全取消工人阶级。这样的未来不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梦想，而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我们面临的任务，便是自觉地为这个未来而奋斗，使之成为现实。《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