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 52 期社论——现已出版！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之中，一本署名为“尤尼乌斯”的匿名小册子在苏黎世出版，并迅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流传开来。事实上，这本小册子是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监狱的牢房中写成的。她在其中写道：

“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

她将这一大胆的预言归功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在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口号之一：“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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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强而有力。它们精准地概括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处于高度腐朽状态的社会制度；腐朽的统治阶级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以及被压迫者为摆脱旧秩序而展开的生死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要么取得胜利，要么就将面临毁灭。

这一残酷现实在眼下的苏丹得到了如此鲜明的体现，本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正是围绕这一现实展开。

兴起与衰落

与曾经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相反，历史并不是沿着人类进步的大道不断、平稳地向上攀升。历史既有上升的曲线，也有下降的曲线；既有伟大的飞跃，也有剧烈的崩塌。

当你走访宏伟却荒凉的玛雅古城遗址，或站在为划定罗马帝国边界而修建的哈德良长城残迹之上时，你就能一窥历史的一条伟大的辩证法则：“凡是存在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然而，仅仅观察到文明曾经兴起又衰落这一事实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理解其中的原因。数百年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困惑。事实上，英国广播公司最近还推出了一部名为《文明：兴起与衰落》的系列节目，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讨论了罗马帝国、托勒密王朝的埃及、阿兹特克帝国以及日本德川幕府的崩溃。

暂且不论该系列节目的内容如何（对此还是不说为妙），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毫不掩饰地承认了与当今世界的相似之处。例如，《卫报》的一篇评论标题就是：“这个电视节目会让你对我们正在走下坡路的社会感到绝望”。

文明的衰落与崩溃，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糟糕的领导，例如无能或疯狂的皇帝，或者归因于自然灾害、瘟疫等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一个完整文明的不可逆衰落，不可能仅仅用个别人物的错误来解释。这样的解释反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领导者会一再犯错？”——这正是今天许多人对我们自己统治者提出的问题。

卡尔·马克思发现了最终决定文明兴衰的根本过程，并在他于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寥寥数笔却极其精辟地加以阐述。这本著作出版的同一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

运用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条件，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整套特定关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关系，在既有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生产生活必需品。

在一定时期内，这些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物质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的扩展，会极大地加速生产资料、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简言之，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力”的发展。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又反过来巩固这一正在上升的社会秩序，使之势不可挡地扫除一切阻碍。

历史充满了这种现象的例子：新石器革命时期农业的传播；青铜时代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古代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奴隶制度的兴起；封建制度巩固之后出现的“中世纪繁荣”；当然，还有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崛起。这绝非穷尽所有例证。

但是，一切事物最终都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既有秩序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最终会变得过于强大、过于广泛，以至于突破既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狭隘界限。

在这样的时期，维持旧有关系本身，就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枷锁。与此同时，即便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它也不再巩固现存秩序，反而对其起到破坏作用，制造出危机、战争和革命。

罗马的奴隶制经济走向衰败，而正是在这一衰败过程中，封建主义最终得以产生。同样，封建主义在欧洲繁荣了数百年，随后也进入了自身的衰落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基础逐渐形成。因此，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起之中，都包含着其最终衰败的种子，而每一次衰落之中，也都孕育着未来进步的萌芽，哪怕这种进步在当下看来还极为遥远。

帝国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又如何呢？鉴于过去一个世纪中世界经济规模成倍增长，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答案就在帝国主义的本质之中。这一本质已由列宁在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作了系统阐述，而该书成书之年，正与卢森堡发表其小册子的时间相同。

帝国主义并不仅仅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开始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

“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图像来源：公共领域

资本主义企业之间所谓的“自由竞争”，已经被一小撮同国家机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巨大银行和垄断集团对市场的统治所取代。这一点既适用于例如中国这样公开承认国家作用的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自诩为“自由企业”典范的美国。

垄断组织内部计划性的增长，并没有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使其更加尖锐，导致危机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市场的“创造性破坏”“看不见的手”等概念，在现实中已经被“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所取代。这些企业通过国家救助、补贴和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得以维系，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令人震惊的公共债务水平之上。

因此，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完全变成了寄生虫。即便仍然存在某种发展，它也主要依赖国家，并且不是由资本家完成的，而是由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完成的。这样的发展非但没有巩固统治阶级，反而使其愈发多余。

这一点在欧洲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在那里，统治阶级导致了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去工业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全面破败。但资本主义腐朽的迹象在世界各地都清晰可见，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难以言表的极端不平等。

事实上，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如此寄生、如此脱离现实、如此成熟到可以被推翻的统治阶级。

这种状况自然反映在统治阶级在思想、道德乃至心理层面的蜕化之中。银行家兼性贩运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正是这一切的集中体现。他那肮脏的“客户”网络，涵盖了西方世界中相当一部分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而这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还带来了前所未有规模的战争与种族灭绝这一祸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文明水平，必然会孕育出它的对立面：野蛮状态。

这贯穿于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1884年的柏林会议确立了臭名昭著的“无主地”原则（terra nullius），在这一原则之下，为了给欧洲帝国主义列强腾出土地，国家被摧毁，人口被消灭。

在垄断资本对资源、市场和投资领域永无止境的贪欲驱动下，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而展开的无休止斗争，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屠杀，两次战争合计夺走了一亿多人的生命。

甚至在所谓“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黄金时代，世界仍然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发动的灭绝性战争，其野蛮行径被一名美国将军用一句话概括：“我们要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

今天，由帝国主义培育并扩散的野蛮状态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加沙、达尔富尔以及刚果东部人民所遭受的恐怖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卢森堡警告的深刻真理：

“帝国主义的胜利会导致文明的毁灭。”

而如果任由资本主义继续摧毁环境，那么这一判断甚至可能在最彻底、最字面意义上得到验证。

阶级斗争

当今资本主义危机所制造的恐怖，使得许多人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世界仍然可以被理性理解的信念。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宗教和阴谋论兴趣的上升。甚至有人谈论世界末日，无论是由于某种失控的人工智能、核战争，还是其他各种原因。

这种末世恐惧并不新鲜；在十四、十五世纪封建制度衰落的晚期，它同样十分普遍。但那并不是世界的终结，而只是一个过时社会秩序的死亡。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进步意味着从正在沉没的制度废墟中逃离出来，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建立在根本不同社会关系之上的新秩序。

对旧的、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社会关系的清除，以及对人类生产力的解放，正是社会革命的本质。但革命并不是由生产力本身发动的，也不是由抽象的“人类”或“历史”来完成的。革命是由现实存在的人来完成的，而这些人是分属于具有对立利益的不同阶级的。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其繁荣发展过程中，都会孕育出推翻自身所必需的物质力量，其中也包括能够将新的社会秩序变为现实的新阶级。在封建制度下，这一角色由资产阶级承担；而在今天，承载着人类希望的则是工人阶级。

这并非某种信仰问题。工人阶级生产了世界上几乎全部的财富。在历史上无数次，工人都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管生产，并在没有老板和地主这一多余成本的情况下，将生产组织得更加高效。

此外，自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其阶级地位的内在逻辑就不断将其推向反对统治阶级和既定秩序的斗争之中，使其站在每一次争取解放与进步运动的最前列。

因此，“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并最终推翻正在腐朽中的资本主义秩序。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统治阶级为了扼杀旧社会内部新社会的萌芽，将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危及其自身文明的根基。

1871年巴黎工人遭到屠杀时，杀戮之残酷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一向体面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恳请当局停止屠杀，因为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已经令人难以忍受。20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宁愿在欧洲释放法西斯这一怪物，以消灭工人运动，也不愿冒自身被推翻的风险。

同样，在近些年，苏丹统治阶级也毫不犹豫地将快速支援部队作为进攻革命运动的看门恶犬。多年来，这支反动的准军事力量不仅受到苏丹国家的培植和资助，也得到了多国外国势力的支持。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的毁灭。

苏丹的命运应当成为一个警告：任何止步于未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革命，都是在为灾难作准备。

政党

人们或许会合理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人阶级真的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并带领社会走出腐朽的资本主义秩序，那么这一目标为何至今尚未实现？

当然，帝国主义得以延续，绝不是因为工人在走上革命道路时缺乏勇气或决心。在过去一百年中，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曾被鼓舞人心的群众运动所震撼，这些运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政权问题。

图片：战争三联画（1938年），奥雷利奥·阿尔特塔，西班牙内战期间创作。

然而，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并未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群众的力量和英雄主义精神，尽管对任何革命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仅凭这些本身还远远不够。

革命还需要组织，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能够正视历史所提出的巨大任务，并将斗争引向胜利结局的领导力量。正是这一决定性因素，在如此多的情况下悲剧性地缺失了。

这并不仅仅是偶然事故或个别错误造成的。当群众投入斗争时，他们自然会首先转向那些广为人知的人物或组织，或者那些看似阻力最小的道路。但这些力量往往沉湎于过去，或者对现实局势完全不知所措。

工人和青年通过自身对事件的亲身经历，逐步吸取来之不易的教训，并开始得出革命性的结论。但如果不存在一个能够表达并集中这些结论的替代性领导力量，这种领导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即兴产生。结果便是，运动会像在苏丹那样，走入死胡同。

革命政党的关键任务，在于能够同群众正在形成的意识相连接，并在反革命力量得以安抚或镇压运动之前，及时赢得运动的领导权。

这绝非易事，因此，这样一个政党必须在革命的火山喷发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列宁在回应卢森堡的《尤尼乌斯小册子》时，清醒地认识到了建立这种组织的紧迫性，他写道：

“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不断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

这些话在1918年的德国革命中具有沉重的现实意义。卢森堡和其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12月创建德国共产党时，开始了建立革命领导的关键斗争。但那时革命已经爆发，而不到一个月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遭到残酷杀害，革命力量因此遭受了沉重打击。

德国革命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席卷欧洲的鼓舞人心的革命浪潮，本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进程，但它被其自身的领导有意识地阻挡，并被引导进所谓“安全”的轨道。

甚至在作为全球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那段动荡岁月中建立起一个有规模的革命共产党，资本主义都有可能被推翻。

2019年至2021年间，苏丹的工人和青年曾经触手可及地掌握着政权。他们之所以未能夺取权力，完全是由于其领导层的责任。这些领导人不断压制运动，将其限制在渐进、和平的民主过渡框架之内——而这种过渡，从苏丹资本主义的性质来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人们不禁会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西班牙群众多次拥有夺取政权的机会，但却被他们的政党以“秩序”为名加以束缚。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恐怖，这一点在今天的苏丹再次得到了印证。

因此，“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一历史性两难，最终归结为一个现实而具体的政治问题：革命政党的问题。

刻不容缓

野蛮主义并非仅仅是未来的可能性，它正在现实中蔓延。但这绝不是放弃希望的理由。

回到马克思那句深刻的论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个世界性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潜力无处不在，而且事实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

从全球范围看，工人阶级从未如此强大；与此同时，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统治阶级正处于数十年来最虚弱的状态，而整整一代人正在“Z世代革命”的旗帜下被激进化。

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绝不会不经斗争就任由统治阶级把我们拖入地狱。这场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将使过去的一切革命都黯然失色。

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组织起来；是接触工人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是建设由成千上万名经受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组成的政党，使之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惊天动地的斗争中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并最终引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这一任务既不轻松，也不平坦。但世上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业了。

苏丹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利害关系所在。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迫在眉睫的挑战，以加倍的决心，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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