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府的角色与社会民主 Share Tweet（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7年7月7日，是艾伦·伍兹为由IMT瑞典支部出版的瑞典文《国家与革命》起草的新序。由微博账号阶级与哲学翻译发表。经我方发现后自行校对，重刊在此。译者：彼得潘）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瑞典同志们先前请我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写一篇简短的序言。考虑到这部作品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巨大重要性，我欣然同意了这项任务。奇怪的是，尽管国家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即使是最先进的工人通常也不会注意到这方面。这一点并非偶然。如果人们不相信国家是一种无害的、公正的、高于阶级或个人利益的东西：一种“仅仅存在”的、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那么国家对统治阶级就没有任何用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让群众注意到我们称之为国家的机构的真正内容，并不符合当权派的利益。宪法、法律、军队、警察或“司法”系统：任何质疑所有这些东西在目前这个自称为“民主”的体系中几乎都是禁忌。几乎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机构为什么存在，或者如何以及何时可以取代它们。任何关于它们的严肃讨论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有损品味的，就像在教堂里说脏话一样。归根结底，国家是“我们所有人的财产”。不是吗？但事情很少是表面上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政府）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不可能是中立的。早在150多年前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解释说，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谁控制了这个生产系统，谁就最终控制了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而不是个人素质。在早期人类社会中，部落首领的权力取决于他在战斗中的勇敢，部落长老的权力取决于他们的智慧，等等。但如今，国家是由一群不露面的个人、匿名的官僚和职能人员管理的，他们的权力是由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和被赋予的头衔来赋予的。国家机器是一个非人化的怪物，虽然理论上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实际上是作为人民的主宰站在人民头上。阶级社会的国家权力必然是高度集中、等级分明和官僚主义的。最初，它具有宗教性质，并与祭司种姓的权力相混合。在它的顶点站着神王，在他手下有一支官员队伍，即官僚、文士、监督员等。写作本身作为一种神秘的艺术，只有这些少数人知道，因而受到敬畏。因此，从一开始，国家的行政系统就被神秘化了。真正的社会关系以一种异化的姿态出现。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在英国，这种神秘化是通过仪式、浮夸和传统刻意培养的。在美国，它是通过其他方式培养的：对总统的崇拜，他代表了国家权力的化身。每种形式的国家权力都代表着一个阶级对社会其他部分的统治。即使在其最民主的形式下，它也代表着一个单一阶级的独裁，即统治阶级：那个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国家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如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总结他对国家的历史分析时说：“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恩格斯的开创性著作之后，最能解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精髓的书无疑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该书写于1917年夏天俄国革命的热潮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里，列宁解释说，剥去所有非本质的东西，国家归根结底是“武装人员的团体”：军队和警察。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镇压的机关。改良派和国家资产阶级法律理论认为国家是站在阶级和特殊利益之上的公正的仲裁者。这种观点得到了各种改良派的认同。但它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个国家的本质，以及它的武装机构、警察、法院和其他外衣，都是为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是资产阶级。法国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2]写道：“法律以其强大的平等性，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偷窃面包。”几个世纪前，雅典宪法的作者梭伦对宪法和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他提出了以下看法。“法律就像一张蜘蛛网，小的被抓住，大的把它撕碎”。这些话以无情的现实主义彰显了资产阶级法制的现实。在像瑞典这样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任何人都可以说（或多或少）他们想说的话，只要银行和大垄断企业能决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表达大企业独裁统治的另一种方式。这一论断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几十年来的经验中得到证明。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3]仍然有其群众基础。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掌握着政府权力，并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是可能的，因为瑞典的资产阶级愿意做出让步，而拥有强大组织的瑞典工人阶级能够而且确实要求采取这种措施。但是，社会民主党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权留在银行家和资本家手中。但现在条件已经改变，瑞典工人阶级面临的未来不是改良，而是改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经济繁荣和阶级斗争相对平静的时期，社民党和工会披上厚厚的官僚主义外壳，它对工人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主要防线。这种情况在瑞典尤其明显。就像国家将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一样，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改良派官僚机构也将自己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并支配着它。瑞典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国家密切相关，它对资产阶级国家严加保护。事实上，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社民联(SSU)和工会联合会(the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LO)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镜像。表面上它们是“民主”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个充当警察角色的镇压机构，它长期以来无情地镇压所有严重的异议和反对意见，迫害和驱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热情和效率恐怕会让克格勃羡慕。而瑞典的左翼党（Vänsterpartiet）则成立于1917年，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因批评该党的右翼转变而被开除。青年部被指责为“党内的党”，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对内部批评的禁令。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新成立的党最初迅速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然而，左翼党早已失去了它的革命本源，几十年来逐渐沦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忠实鹰犬。最近，他们越来越多地充当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并通过为他们的削减政策提供左翼掩护来帮助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正是在左翼党内出现了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威胁，因为他们批评了领导层的政策。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工作了几十年后，他们已经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的条件。而且往往与社会民主党的职业政治家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一度构成该党骨干的工人。瑞典的国家形式英国统治阶级将其统治隐藏在从中世纪野蛮状态继承下来的厚厚的传统、华丽和仪式的幕后，而瑞典资产阶级则有一个更复杂和“现代”的方法。瑞典的国家似乎更像一个家庭，更有人情味和民主气息。瑞典当局是世界上第一个废除老板和普通工人之间敬语称呼的国家，而只是用非正式的“du”（你）或名字来称呼对方，这并非偶然。但是，尽管有礼貌，老板还是老板，工人还是工人。形式上的“礼貌”是为了掩盖阶级划分、压迫和剥削的真实内容。这就像中世纪的丑恶形象一样，是一种欺骗和幻觉，它美化了如今的英国国家，掩盖了它的真实性质。在瑞典，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很深。这一事实是建立在物质条件之上的。瑞典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长期，所以有条件对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从而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并创造了一个和平民主社会的假象。但现实是，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对于瑞典这样的民主国家来说，这一点和其他地方一样真实。唯一不同的是，这一现实被巧妙地掩盖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微笑面具后面。但这种假象在现在国际上出现的动荡时期将无法生存，瑞典不能继续孤立于此。如果人们想对瑞典国家的性质形成一个准确的概念，就有必要询问那些曾遭受警察暴力的移民。显而易见的是，警察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绝不公正，在对待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方面也不公正。事实不言自明。2014年在瑞典马尔默市，警察暴力袭击了一次和平的反法西斯示威。在警察骑着马、开着装甲车进入毫无防备的人群之前，示威者没有得到任何警告。10名示威者后来被判定犯有暴乱罪，其中包括向警察投掷塑料瓶和推搡警察，与骑马冲入人群相比，这些罪行相对较轻。同时，针对警方的初步调查当然也被停止了。这是一系列示威活动中的一次（Jönköping，斯德哥尔摩等），在这些活动中，小股法西斯分子得到了警察的保护。此外，对清真寺和难民收容所的多次袭击，至今没有得到警方的回应。当反法西斯分子因涉嫌破坏和平而遭受警察的暴力和严厉的判决时，在街头挑起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却被从轻发落。2014年，极右派对左翼活动家Showan Shattak的谋杀未遂，导致一个法西斯分子被判定为“故意伤害”，只被判处三年监禁，而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则被宣告无罪。从资产阶级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一个法西斯分子，那你在一个人的背后捅一刀就不过是“自卫”。但同时，大量的反法西斯分子正是因为对类似的法西斯和警察攻击进行自卫而被处以罚款和长达五年半的监禁。当然，在这个阶段，法西斯团伙对瑞典的统治阶级来说没有直接利用价值。瑞典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利益受到其他更值得尊敬的力量的很好保护，即社会民主党和瑞典工会的领导人。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代表着微不足道的力量，统治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其视为一种需要镇压的刺激物。然而，近年来，他们开始给他们增加回旋的余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统治阶级或许知道，未来可能需要他们的服务。有必要指出，警察今天对移民使用的暴力，明天也会对瑞典工人和青年使用。瑞典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特权地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资本主义危机的冷风将吹走最后舒适繁荣的残余，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当统治阶级不能再以 “正常”手段控制工人阶级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在这一点上抱有任何幻想都是致命的。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严重影响瑞典的时候，这个面具将被丢到一边，暴露出警察镇压和国家暴力的现实。对民主的幻想将被警察的警棍从人们的头脑中打掉。无产阶级专政在描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状态时，马克思谈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词汇引发了严重的误解。当今人们对专政这个词的理解是马克思在世时所不知道的。在一个人们普遍知道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可怕罪行的时代，它让人联想到极权主义怪物、集中营和秘密警察的噩梦般的景象。但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东西甚至在想象中都还不存在。对马克思来说，专政这个词来自罗马共和国，它意味着在战争时期，正常的秩序规则被暂时搁置的情况。像斯大林时代的俄国那样的极权主义独裁的想法，即国家会为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压迫工人阶级，只会让马克思感到发指。实际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工人阶级政治统治或工人民主的另一个术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基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公社政权是世界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光荣事件。以工人为首的人民群众第一次推翻了旧国家，开始了改造社会的任务，在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群众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可惜的是，由于缺乏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领导和一个明确清楚的方案，这些努力最终以可怕的失败而告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公社绘制了一份详尽的总结，指出了公社的进步以及它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这些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领导层的失败。公社的领导人是一个混合的群体，从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到更接近于改良派或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公社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没有对在附近的凡尔赛成立的反动政府发动革命攻势。这给了反革命势力集结和进攻巴黎的时间。导致超过30,000人被反革命势力屠杀。巴黎公社实际上被埋在了尸堆之下。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代国家是一头官僚巨兽，吞噬了工人阶级生产的大量财富。马克思主义者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即国家是一个可怕的压迫工具，必须予以消除。问题是：如何消除？由谁来消除？什么将取代它？这是任何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在总体上和原则上拒绝国家。乍看之下，这一立场似乎非常具有革命性。但在实践中，它却恰恰相反。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转向其实践。1936年，无政府主义工人——西班牙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和最革命的部分，在巴塞罗那的战斗中奋起，打败了准备加入佛朗哥反革命叛乱的法西斯分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人们就控制了局面。工厂在工人的控制下被占领，巴塞罗那的唯一权力机关是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CNT）[4]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武装民兵。旧的国家政权被摧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被架空。实际上，权力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政府主席康帕尼斯(Companys)承认这一事实。他把无政府领袖们请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们说：“好吧，先生们，看来你们有权力了。你们应该组建一个政府”。无政府领袖们愤怒地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他们反对所有的政府。这是一个摧毁革命的致命错误。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要在加泰罗尼亚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要召集一个由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民兵选出的代表大会，然后就可以组成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府，可以呼吁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效仿它。如果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政府或国家这个词，他们可以把它称为公社或其他他们喜欢的东西。但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唯一方法是给工人阶级的实际权力以有组织的形式。他们拒绝这样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几个月后，通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帮助，资产阶级重建了旧国家，并采取行动中止了革命。1937年5月，斯大林主义者自导自演了一场挑衅，并趁机镇压了巴塞罗那的无产阶级。无政府领导人在这一切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拒绝在加泰罗尼亚组建工人政府之后，他们又加入了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该政府正在清算西班牙革命的成果，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道路。无政府主义的部长们（是的，有无政府的部长！）积极参加镇压巴塞罗那的革命。费德里卡·蒙塞尼(Federica Monseny)亲自到街垒去劝说工人投降。他们放下了武器，斯大林主义者立即对无政府者和POUM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这就是西班牙革命宣告结束的序幕。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他们主张举行反对战争的总罢工。但是，1914年战争一爆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人就忘记了他们的原则，加入了与资产阶级的爱国联盟，即所谓的 "神圣团结"（Union Sacrée）政府。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托洛茨基所写的内容的正确性，他说无政府主义的国家理论就像一把充满漏洞的伞——恰恰在下雨的时候没有用。在俄国革命后的内战期间的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演讲中，托洛茨基恰当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立场：“资产阶级说：不要碰国家权力，它是属於受教育阶级的神圣世袭特权。但是无政府主义者说：不要碰它，这是地狱的发明，是魔鬼的手段，不要跟它扯上任何关系。资产阶级说：不要碰它，它是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说：不要碰它，那是罪恶的。双方都说：不要碰它。可是我们说：不要只是碰它，要把它抓在手里，让它为你自己的利益工作，为了废除私有制丶解放工人阶级而工作。”（托洛茨基，《革命是如何武装它自己的》，第1卷，1918年。London: New Park, 1979）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归纳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立足于现有的国家政权，而必须推翻和摧毁它。其基本立场在《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概述，列宁在书中写道：“马克思的思想是，工人阶级必须打破、粉碎'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它的掌握。”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混乱思想，马克思认为，工人们需要一个国家来克服剥削阶级的反抗。但马克思的这一论点被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扭曲了。工人阶级必须摧毁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但是，然后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建，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无论你把它称为国家还是公社，都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 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国家，但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国家。一个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国家不需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或警察部队。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半国家，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它远不是一个官僚极权主义的怪物，它甚至将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民主—当然比今天的瑞典更民主。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评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写道：“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大胆见解，在取得政权一年半以后，又以完整的形式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上，包括关于军队的一章。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老爷；武装力量，但是没有军阀！并不是防卫的任务产生出军事和国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官僚制度带入防卫的组织中。军队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覆印本。为抵御外来的威胁，工人国家自然与其它国家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军事技术组织，但是决不需要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党的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去代替常备军。” “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一开始就不是原有意义的‘国家’了，即不是用来压制大多数人民的一种特殊机关了。物质的权力，连武装在内，都直接并且立刻转到工人阶级组织（如苏维埃）手上。所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第一天起，那作为官僚机关的国家，就开始消亡了。”1917年的工人国家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的工人国家既不是官僚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相反，在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从群众手中篡夺控制权之前，它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国家。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不是由马克思或列宁发明的。它们是基于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以及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自然产生的苏维埃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由普通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议会，而不是由职业政治家和官僚组成。它不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外来权力，而是一个基于人民自下而上的进行直接倡议的权力机构。它的法律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制定的法律不一样。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存在于欧美先进国家仍然盛行的那种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形式。在此后的每一次革命中，苏维埃、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的雏形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自发在群众中产生。恩格斯早就解释过，在任何一个艺术、科学和政府由少数人垄断的社会中，这个少数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和滥用自己的地位。列宁很快就看到了在普遍落后的物质条件下，革命政权向官僚主义退化的危险。真正的工人国家与今天的畸形官僚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与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官僚怪物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列宁是官僚主义的死敌。他一直强调，无产阶级只需要一个“其建立后将立即开始消亡并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了工人民主的基本条件：1. 自由和民主的选举，人民有罷免所有官员的权利。2. 任何官员的工资都不得高于技術工人的工资。3. 没有常备军或警察部队，将全体民众武装起来。4. 渐渐将所有的行政工作交由所有人轮流完成。“每个厨师都应该能当总理，当每个人都轮流当‘官僚’时，就没人能当官僚了。”这些是列宁规定的条件，不是为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工人国家的第一个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工人民主的方案直接针对官僚主义的危险。这又构成了1919年党纲的基础。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积极自觉地参与社会、工业和国家的管理，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种建立在真正民主和人人富足基础上的更高形式的社会。它不是由好心的资本家或官僚吏员亲切地传授给工人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整个概念都是基于这一事实。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方案是完全民主的，是官僚专制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共产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希望通过试图将共产主义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畸形官僚和极权主义政权相提并论来混淆工人和青年。“你想要共产主义吗？你看那些国家! 这就是共产主义! 柏林墙是共产主义! 1956年的匈牙利镇压是共产主义! 创造古拉格的苏联是共产主义！”不仅资产阶级和改良派，而且无政府主义者也重复这些论调。这是一种愚蠢的诽谤。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的工人国家与斯大林创造的官僚极权主义怪物截然相反。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苏维埃国家的建设是为了方便把工人拉到控制和核算的任务中去，以确保不间断地减少官场的“特殊功能”和国家权力的进展。对官员的工资、权力和特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防止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正如列宁所解释的：“其基本标志是：（1）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2）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的人民自己来维持；（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处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们从占有能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殊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列宁，《论两个政权》）早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根本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劳动人民革命力量的组织化表达。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一个“半国家”，一个被设计成最终会枯萎并溶入社会的国家，让位于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的集体管理，没有武力或胁迫。这，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国家的概念。然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工人民主制度并没有延续下去。到1930年代初，上述各点都被废除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人国家遭遇了官僚主义的堕落过程，最终建立了一个畸形的极权主义政权，列宁的党实际上被消灭了。斯大林主义之所以在俄国实现政治反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物质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在革命后的长期孤立。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释了这种政治反革命发生的方式。在骇人的物质落后、资源困乏和文化野蛮的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无法守住他们所控制的权力，而被堕落的官僚集团所攫取，这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建立。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谎言相反，斯大林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而是其最可怕的敌人。为社会主义而战目前，当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对生活标准、工资水平、养老金、工作条件发起野蛮的攻击时，有必要了解，即使工人阶级成功地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了让步，这些也只是暂时的。老板们今天用右手给的东西，明天就会用左手收回来。在某个阶段，这将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愈演愈烈。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主途径来维护我们的权利，为将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好准备，包括参与地方、地区和国家选举。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明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下日常的民主斗争，没有为各种进步要求和改革而作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在斗争过程中充分组织和教育群众——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改造社会的必要武器。在我们反对资本家把危机的负担放在劳动人民及其家庭肩上的每一个企图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而斗争，这个政府将执行把银行、土地和大型垄断企业国有化的计划，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这是捍卫生活水平和来之不易的权利的唯一途径。最重要的是，必须向工人阶级说出真相，他们已经厌倦了谎言和欺骗。事实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社会的彻底转型，这将结束大银行和垄断企业的统治。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都只会变成灾难性的。如果想象统治阶级在一个真正决心改变社会的工人阶级政府出现时只是袖手旁观，那就太天真了。一个工人政府将立即面临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凶猛反扑。而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总是指责马克思主义者鼓吹暴力。考虑到统治阶级堆积的巨大武器库、全副武装的军队、警察、监狱，等等等等，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而以往的历史则表明，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自己的财富、权力和特权地位：这通常意味着一场毫无保留的斗争。而每场革命运动都会遭遇这种国家镇压机器。在鼓吹暴力的人并不是我们。我们准备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允许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但我们不应抱有幻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薄薄外衣下，是银行和大公司独裁的现实。虽然人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通过选举民主地决定国家的方向，但实际上，所有真正的决定都是由董事会作出的。极少数银行家和资本家的利益远比数百万普通公民的选票要重要得多。统治阶级根本不反对暴力本身。事实上，它的统治是以许多不同形式的暴力为基础的。统治阶级憎恶的唯一暴力仅仅是当穷人、受压迫者和被剥削的群众试图保护自己免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有组织暴力。也就是说，它反对任何针对其阶级统治、权力和财产的暴力。这种大企业的独裁通常被掩盖在微笑的面具后面。但在关键时刻，“民主”的假面会滑落，露出资本独裁的丑陋真实面目。 问题是，我们人民是否有权利与这种独裁统治作斗争，并努力推翻它。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当然这样认为。他们维护人民对暴政的武装起义的权利。178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宪法》[5]告诉我们，“不抵抗专横的权力和压迫，是荒谬的，是奴性的，是对人类的利益和幸福的破坏。”多么言之有据啊！革命是否一定意味着暴力？这取决于一些情况。统治阶级总是垄断着暴力，这在国家本身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社会上有一种力量甚至比最强大的国家或军队还要强大：那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旦它被组织和动员起来改变社会。没有工人阶级的允许，就没有车轮的转动，就没有电话的响声，就没有灯泡的闪耀！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旦这种巨大的力量被动员起来，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瑞典劳工运动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力量，有可能改变社会。强大的工会组织是存在的，如果他们所代表的数百万工人被动员起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将更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工会和改良派政党的领导人手中握有能够实现社会和平转型的力量。但是，如果工会和改良派领导人不准备使用这种力量，就会为将来的暴力结果奠定基础，而这完全是改良派领导人的责任。没有改良派领导人的帮助，资产阶级政权就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内维持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是，这些领导人并不打算领导一场严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反，他们害怕这样的斗争，就像魔鬼害怕圣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说，归根结底，人类的危机能被归结为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瑞典工人阶级最紧迫的第一任务不是推翻国家，而是为赢回对自己阶级组织的控制而斗争。革命传统瑞典工人阶级在过去有非常激进和革命的传统。工人组织是在一波又一波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罢工中诞生的。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了瑞典工人的同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活动，包括在军队中。多年前，我遇到了安东·尼尔森（Anton Nilson），一位著名的瑞典革命家。他年轻时曾因在一艘由罢工者组成的船上负责布置炸弹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判决被减为无期徒刑，出现了一场释放他的群众运动，最终在1917年5月1日有一万名工人到监狱游行抗议，要求释放他。这次示威没有达到目的，但在1917年10月，安东·尼尔森和另外两人被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赦免。安东·尼尔森获释后立即前往俄罗斯，在那里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作为飞行员在内战中作战。尼尔森帮助组织了莫斯科的空中防御，后来又指挥了波罗的海前线的空军。由于他的竭诚服务，战友们推举他接受托洛茨基的嘉奖。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了，但革命的火焰仍然在他的灵魂中熊熊燃烧。他的头脑一如既往地敏锐，眼睛明亮，声音洪亮，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与他年轻时一样坚定。抵达伦敦后，安东·尼尔森坚持要到海格特公墓，到卡尔·马克思的墓前。站在他的英雄的墓前，他作了一个演讲，以这样的话开始。“好吧，卡尔·马克思，我终于来到这里了”。我不记得其他内容了，只记得那是对他的革命信仰的重申，令人感动和鼓舞。不久后他就去世了。在1920年代前半期暴风雨般的罢工浪潮中，资产阶级平均每年要损失9万名工人和400万天的工时。1930年代初，激烈的争端持续不断，参与的工人较少，但在罢工中损失的天数同样很多。1931年5月，在瑞典奥达伦的一次大罢工中，瑞典军队用重机枪向和平示威者开火。四名示威者和一名观众被击毙，另有五名示威者受伤。枪击事件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县长受到审判，但被宣告无罪。负责的官员，梅斯特顿上尉和贝克曼上尉最初在军事法庭上被定罪，但在上诉时被宣告无罪。这一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操作机枪的士兵也受到了审判。其中一人被无罪释放，另一人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三天“软禁并扣发工资”。这种对杀人犯的宽大处理与对示威者的严厉判决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领导人的阿克塞尔·诺德斯特伦（Axel Nordström）被判处2-1/2年的苦役监禁。受伤的示威者和五名死亡工人的家属都没有得到赔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瑞典国家的真实面目，它是如此的粗暴。瑞典工人阶级永远不应忘记这一点。经过长期的阶级和平，工业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回升，并在1980年的大罢工中达到顶峰，当时大规模的停工被罢工所取代，这场冲突吸引了超过80万名工人，损失了420万天工时。 不幸的是，这些传统已经沉睡多年，但它们注定要在彻底改变的条件下重新出现。维持工人阶级和资本之间的旧政治共识的条件早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活动家将看到需要一个一致的革命方案。这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来提供。瑞典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在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中具有坚实基础的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建立革命的政党。革命党是工人阶级的记忆。我们有责任提醒瑞典的工人和青年注意过去的伟大传统，向他们提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在今天和一个世纪前刚写出来时一样具有意义。完筆於2017年7月7日，伦敦《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译者注：《国家与革命》是俄国思想家列宁创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1918年首次出版。《国家与革命》包括两篇序言（“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正文六章。第一章谈国家的本质、职能和国家消亡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的态度等问题。第二、第三、第四章总结了1848~1851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思想。第五章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职能及其消亡问题。第六章批判机会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国家与革命》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2月革命的经验，回答了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学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2] 译者注：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本名蒂波·法朗索瓦，生于巴黎一书商家庭。“法朗士”是他父亲的名字法朗索瓦的缩写，又因他爱祖国法兰西，故以祖国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少年时的法朗士经常替父亲编写书目、图书简介等，置身于书海之中。187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金色诗篇》，尔后以写文学批评文章成名；1881年出版《波纳尔之罪》，在文坛上声名大噪。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的历史题材小说。由于受法国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列南的“人类永远也不能接近真理”的影响，他的这些作品均流露出历史循环论、社会改造徒劳无益论的悲观情绪，但更多的是充满对社会丑恶的嘲讽和抨击。法朗士的散文平如秋水，含蓄隽永，韵味深长。[3] 译者注：瑞典社会民主党，简称瑞典社民党（Swede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简称SAP），又称为“工人党—社会民主党”或者直接缩略为“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4月23日。是瑞典历史上成立最早的政党。瑞典社民党的标志是一朵红色的玫瑰。从一战开始到2007年，瑞典社会党长期在瑞典执政，基本上一手造就了瑞典的国家性格。瑞典社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支持高社会福利以及进步税收政策。在经济领域，支持社会合作性质的经济发展体制，包括融合自由主义私有经济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近年来，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瑞典社民党也成为其支持者。[4]译者注：全国劳工联盟（西班牙语：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缩写为CNT）是西班牙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1910年于巴塞罗那成立。尽管早期被视为不合法，全国劳工联盟一直致力为工人发声，推广工人自治及互助思想（英语：Mutual aid (organization theory)），于西班牙工人权益运动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与国际工人协会（AIT）关系紧密，被合称为“CNT-AIT”。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西班牙语：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简称FAI），又称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是一个成立于1927年，主要活动在20世纪初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组织。尽管在西班牙民主化后该政党已合法化，且现今仍有活动，但该党实际上已不再参政。该党成员身份隶属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且两组织彼此间关系密切，因而常在历史资料中作为CNT-FAI共同出现。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发行《土地与自由》报。[5] 译者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又译为新罕布夏州）是位于美国新英格兰区域的一个州，因为本州盛产花岗岩而被称为“花岗岩州”。1622年，因一位船长是英国罕布什尔（汉普郡）人，因此命名该地区为新罕布什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