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92岁高龄的著名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陆文顿（Richard Lewontin）不幸辞世。陆文顿是少有的在科学和政治方面都自觉接受哲学观念指导的科学家，并且毕生都坚定无悔地捍卫其哲学。陆文顿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成为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向世界展示了有意识地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研究的丰富可能性。（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7月12日，译者：Iw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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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顿出生于1929年的纽约市，在受到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多布然斯基（T. Dobzhansky）的教导后，他于1954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多布然斯基在十月革命时从俄国流亡并对马克思主义有强烈敌意。陆文顿并不害怕与他的导师冲突，显然政治上的敌对完全没有让他的老师不快。

60年代, 陆文顿进行了开创性工作。在基因测序时代前，陆文顿和同事哈比（J. L. Hubby）发表了两篇通过测量蛋白质水平分析不同种群遗传变异的论文。他们首先将新技术用于测量果蝇种群的遗传差异，发现了当时意想不到的个体间巨大的遗传变异。

陆文顿后来将相同的方法用于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变异。他的发现从科学角度彻底推翻了种族主义以及将人类分为“种族”的观点的生物学证据。

陆文顿通过研究不同地区人类血型和蛋白质的变异发现人类种内85%的遗传差异可以由种群内部个体间的变异来解释，而7%可归因于当地的地理差异，只有7%是表面上的“种族”间的差异。

换句话说，陆文顿证明根据表面差异将人类划分为所谓的“种族”是没有遗传学基础的，远非生物学上的合理划分。种族的意义纯粹取决于表面差异，这在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具有历史上的社会意义。随之而来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推动了种族等级制的建立。

在他的著作《生物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Biology as Ideology）内，陆文顿解释了资本主义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对生物学的影响，统治阶级不断地为了自己的目的滥用它。我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被视为社会原子。在这个体制内，我们每个人被告知我们从出生起就得到了“平等的机会”，因此我们人生中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我们的天资。在 DNA 时代，我们被告知“一切尽在基因中”。有人在遗传上倾向于更快、更强壮、更聪明，因此更有可能成功。这意味着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基因。按照同样的逻辑，较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只是因为国民的基因更差。这种思想的种族主义色彩，是不证自明的。

1970 年代，生物学界的主要人物再次接受 “一切尽在基因中”的还原论哲学。 在所谓的“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界， 平克（Steven Pinker）试图通过基因适应解释人类的心理状态；在“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界，威尔逊（E. O. Wilson）试图通过基因来解释各种社会学现象，并将蚂蚁的行为与人类社会现象类比；与此同时，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生物体描绘成DNA复制的容器。

在哈佛大学，陆文顿和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事和同志们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古尔德（Stephen J Gould）不懈地与这些伪装成科学的偏见斗争。

陆文顿明白，这些反动思想一次又一次地渗透进科学领域并非偶然。这些思想建立在某种来源于统治阶级观念和利益的哲学观念上。正如陆文顿和莱文斯在《辩证生物学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中所述，他们一生都在对抗“支配我们学术教育并渗透知识环境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

正是还原论的逻辑——以 陆文顿 所谓 “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形式——将我们带回种族等级制。“犯罪基因”、“智力基因”、“性别歧视基因”以及所有其他垃圾被装扮成“生物科学”来支持现状。

还原论者认为整体仅是部分之和。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战争、贪婪和压迫，只源于个人的好战、贪婪和施虐欲。反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我们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已经进化成可以抓住更好的生存机会的样子。这些“理论”表明，我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被编入我们的基因中，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陆文顿通过对生物体、遗传物质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理解反对上述观点。不仅环境塑造物种，物种也塑造了环境，物种在历史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生态位。成群的角马除了摄食环境中的植被，也会为同一块的土壤施肥。它们会吸引捕食者，而后者又会影响环境。

机械性的观点会认为有机体及其环境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分开的，但两者却是以辩证的方式相互渗透和制约。实际上，一个有机体就是自身的环境。DNA 表达的蛋白质和 RNA也形成了DNA本身的环境；多个细胞间的激素梯度形成了单个细胞生存和发育的环境；生物体的整体结构形成了限制器官进化方向的环境。

生物体和物种绝不仅仅是它们基因的表达，而是由自身、基因和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不仅取决于基因，还取决于母亲子宫内的化学物质、成长阶段摄入的营养、环境和社会刺激，而我们服用的药物也可能让一代人内发生的有害基因突变变得无害。

陆文顿在《不在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中驳斥了存在某种“智能基因”的极端有害的想法：

“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智商的遗传性。现有数据根本不允许我们合理估计任何人群中的智商遗传和变异。据我们所知，遗传率可能为零或 50%。事实上，尽管有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智商遗传问题，但它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无关的。基因决定论者高度重视证明可遗传性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可遗传性意味着不可改变性。”

“我们无法断言基因决定了生物智商还是任何其他特征。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与一个人的身高、体重、代谢率、疾病、健康或任何其他重要的有机特征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个生物体都是基因与其生命中各个阶段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独特产物。”

与声称生物体的每一个生理特征都可以归结为基因赋予它的某种生存优势的观点相反（也就是一种在生物决定论者中流行的想法，通常被称为“适应主义”（adaptionism）），陆文顿和古尔德创造一个新术语 “拱肩”（spandrel）来指代不能给有机体提供任何优势的进化特征（也许未来可能成为优势），它是其他进化压力的意外分支。

通过与建筑拱肩的类比，陆文顿和古尔德展示了意外和偶然性在物种演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图片来源：Thesupermat, wikimedia commons

他们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支柱中提取了这个词。拱肩是在拱顶与矩形框架之间的一个大致三角形的空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利用了这个空间，通过在拱肩上融入宏伟的设计来展示他们的艺术天赋。一个例子是人类的下巴。由于我们的祖先较少咀嚼纤维食物，因此附着在下巴上的肌肉萎缩，留下一块突出的骨头，这在动物王国中是非常独特的。

陆文顿不仅是科学领域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也指导他一生为改变社会而奋斗。从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到揭露农企使用转基因作物打压小农的斗争，陆文顿始终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正如他和莱文斯在《被影响的生物学》（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一本介绍 “迈阿密五人”（Miami Five ：5名因渗透迈阿密的反古巴的古巴裔美国人恐怖组织而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在美国的古巴特工）的书中所解释的:

“我们也是科学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活动家和同志；越南科学家; 新大学会议；反对生物决定论，‘科学’种族主义和神创论，支持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在芝加哥警方谋杀黑豹党领袖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的那天，我们一起去了他依旧血腥的卧室，看到了他床头柜上的书：他因为把持着深思熟虑的斗争精神而被杀。我们的激进主义不断提醒我们理论批判的重要性以及要将理论与现实世界的问题联系起来。在政治运动中，我们经常要强调捍卫理论的重要性，以防止被一时和部分的迫切需要所扭曲，而在学术界，我们不得不争辩说，取得食物的权力对于饥饿的人来说不是一种哲学问题。”

尽管陆文顿离开了我们，但他将在另一种意义上继续活下去：他对学界的许多贡献，以及我们向所有读者强烈推荐的他包含辩证法又引人入胜的通俗著作。陆文顿将通过他的作品继续激励和教育新一代的科学家和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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