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拒絕前殖民政權干涉，以階級政治對抗送中條例！

在昨天五十萬群眾藉著七一節日抗議送中條例後，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沒有顯示出任何消退的跡象。然而，由於整起運動已經達到了沒有領導和計劃可以實現的目標的極限，它現在正處於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 （按：英語原文發表於2019年7月2日）

自兩週前我們報導的破紀錄抗議活動以來，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為她的行為道歉，並無限期擱置了引渡條例。然而送中法案並未完全被撤除，林鄭政權可以日後在對他們有利的環境下再度開啟法案審核。因此，現在反送中運動面臨的問題是：要怎麼走下一步？我們怎樣才能迫使該法案廢除，整個運動的走向又對香港的未來有何影響？ 

由於反送中運動缺乏夠格的政治領導，部分參與者開始採取越來越激進的行動，但如果沒有一致的戰略或政治綱領，這些行動不僅具有絕望的性質，而且傾向於過分簡化和反動的“反中”和親西方作秀手段。

在昨天的巨大抗議活動結束時，數千名年輕活動家自發性地強襲香港立法會大樓。然而，在成功突破各種障礙並佔據立法會後，參與者們立即面對了他們沒有政治領導的事實，突然意識到他們之中沒有人真正知道應該在立法會內做什麼，也不知道應該要佔領多久。

經過幾週的街頭示威後，反送中運動已經達到了沒有領導和計劃可以實現的極限。根據《破土》雜誌記者丘琦欣報導：“（在抗議者們進入立法會後），關於是否留下或離開的辯論隨即展開。有些人認為，為了解決關於引渡法案的僵局，利用佔領立法會這個絕佳機會並持續留守是必要的，而另一些人則提醒所有佔領者可能會被責以‘騷亂罪’並面臨長達十年的徒刑，或者繼續佔領可能會導致重大的流血衝突”。在佔領了一個小時之後，抗議者決定打道回府，結束整個一無所獲的抗議活動。由於檯面上缺乏清除綱領，香港政治陷入了真空，讓一些抗議者甚至能夠揮舞英國國旗和香港殖民政府旗幟！

香港示威街景。任何大規模抗爭運動的領導都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香港示威街景。任何大規模抗爭運動的領導都肩負著巨大的責任。//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 

任何大規模抗爭運動的領導都肩負著巨大的責任。群眾的精力不是可以隨意打開和關閉的水龍頭。數百萬人原意冒險與警察對抗的時刻是改變社會的罕見黃金機會，但要真正達到改變，群眾的領導需要有一份清楚的計畫。他們必須了解他們運動的社會基礎，以及他們正在對抗的政權。然後，他們必須提出進步的訴求和口號，以激勵群眾奪取政權。反之，如果領導們無法提供一致的策略，只是動員群眾來發動一次又一次完全無果的示威，那麼這個運動的能量也會嘎然而止。

顯然，後者已經開始在香港發生，並導致少數參與者採取沒有任何政治策略的直接行動。兩週前出獄的學生運動家和香港眾志發起人黃之鋒，在推特上展現了運動領導們的盲目絕望如何導致了參與者們衝進立法會： 

“我們已經試過了所有可行的策略。一百萬名香港人在6月9日和平地走上街頭，但在夜晚結束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卻聲明她將在三天內完成送中條例立法......闖入立法會大樓的抗議者們並非騷亂者。他們不是暴力的。他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傷害任何人。他們想讓政權聽取香港人的聲音，他們別無選擇。我們已經做過一切嘗試！”

發起了兩三次大規模街頭示威後就算是“做過一切嘗試”了嗎？真的沒有其他方法來打擊政府嗎？ 其實黃之鋒和香港眾志知道還有其他方法，因為他們自己曾一度提出以總罷工來對抗送中條例的方案。當然，激進而強大的總罷工將是最好的前進方式。這將使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陷入癱瘓，對北京構成巨大挑戰。由於香港是一個密集的城市，而且其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經挺身參與抗議活動。我們可以預期，一個適當組織的總罷工，如果發起，將會非常成功。

這種基於階級的方法需要涉及並組織大量群眾參加工作場所會議和罷工投票，讓總罷工在大多數人眼中具有正當性，不同於一小群人自行決定衝鋒並搗毀立法會。最重要的是，總罷工將有可能激發鄰近中國大陸特大城市工人的團結行動，這些大都市，包括深圳和廣州，是中國的經濟核心 。這是因為總罷工本質上提出了階級問題 - 這些問題也會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引起共鳴。這樣的發展將立即改變局勢，而且這一運動可能遠遠超過取消引渡條例，達成更廣泛的訴求和改變。

的確，總罷工不是靠喊喊口號就可以達成的，它必須以嚴肅和一致的方式進行宣傳才能取得成功。儘管如此，這是這場運動唯一可行的前進方向。任何說抗議者別無選擇，只能漫無目的，沒有計劃地進入立法會，在升起殖民地旗幟後發現自己沒有計畫而匆忙撤退，是完全錯誤的。

然而，問題不僅限於戰術問題。這與領導該運動的社運分子之間的主流政治傾向有關。黃之鋒和許多其他主要社運人士政治上都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他們將“西方民主”視為他們的榜樣，並試圖向西方政府招手求得支援。三週前，他投書美國《時代雜誌》請求外界幫助，並斷言：“由於美國的安全和商業利益也受到與中國可能的引渡條例的危害，我相信華盛頓重新評估1992年制定的美國對港政策案的時機已經成熟。我還敦促美國國會考慮“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應該做出類似的努力。“右翼共和黨人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是此法案的主要贊助者之一，我們都知道他支持什麼樣的“民主手段”，也就是美國對為委內瑞拉、古巴等國實行軍事干預。

早在2017年，黃之鋒已在《紐約時報》上提出同樣的呼籲，同時批評川普“令人失望的中國政策”，並談論“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民主自由價值”。 

除此之外，一群自稱為“香港公民，自由先鋒隊（Hong Kong Citizens, Vanguards of Freedom）”的網民在《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和其他西方資產階級媒體上發布了大約80萬美元的廣告，呼籲這些報刊具有影響力的讀者們倡導香港議題。香港和引渡條例問題已列入即將在大阪舉行的G20會議的議程，此一舉動也被黃之鋒讚揚。

部分抗議者們上週在西方各大國駐香港使館外舉行了一些抗議活動，許多呼籲這些勢力應干預香港事態來對抗北京（儘管這類抗議活動規模與主要抗議活動相比微不足道）。今天，黃之鋒甚至還發推文說：“我們感謝世界各國領導人，包括安倍晉三首相和川普總統在與習近平的會晤中提出香港人權問題”。 

這些親西方和親殖民主義的言論，以及近來看似激進的立法會佔領行動，兩者背後的動機皆是出於自由主義者害怕動員工人階級在階級基礎上實現他們的要求，以及自由主義者們最終希望維持資本主義現狀的願望。正如黃之鋒所說，他們“嘗試了一切”（在自由主義政治的範圍內），所以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讓少數人士進行沒有政治內容的表演，並呼籲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它們在香港的經濟利益考量上干預香港情勢。

至於抗議者在立法會內掛起英國國旗和殖民地旗幟，香港人不應該對這些圖騰所代表的意涵抱有任何幻想。在英國統治的156年裡，香港人比現在享有更少民主權利。當民主改革偶爾被提出時，英國殖民政權總是以“中國居民不尊重社會秩序所依據的主要原則”而回絕所有改革提案。工會組織被非法化，新聞言論則受到管制。今天香港極度有限的選舉制度以及商界勢力享有的特殊的投票權和影子委員會決定哪些候選人得以被提名等特權，都源自於英國殖民時代。英國無情地剝削了香港的華人，並將該城市作為自己帝國的貿易站。

對外國勢力的央求，殖民歷史的理想化，以及對立法會的漫無目的的佔領...這些舉動只能成為北京當局的把柄。中共政府可以利用它們在中國和香港群眾前把這場運動描述為反動暴亂。反送中運動目前的自由派領導人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

圖片來源：Fredrick Li圖片來源：Fredrick Li

今天，主導香港的巨型壟斷和金融機構反對普選，並希望香港繼續融入中國，因為它們的利潤取決於這些安排。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大部分參與百萬遊行的民眾不僅是為了捍衛他們的民主權利而走上街頭，更也因為在香港的一般生活已經變得無法忍受。香港一半的住房租金每月高於2,500美元，也就是一般香港民眾平均月收入的70％！香港的社會不平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還嚴重。

香港缺乏民主不僅僅是中國霸權而造成的，而是香港超級富豪們有權保證工人們無法為了他們的利益改變香港。這些問題與中國大陸工人們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他們缺乏民主權利，也面臨著驚人的不平等和剝削。這些是香港人的盟友。唯一能夠打敗林鄭月娥和習近平的方法，就是在集體基礎上動員總罷工的力量，並呼籲中國大陸工人們加入他們在香港的階級兄弟姐妹的行動，形成一個面對他們共同剝削者的統一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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