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第四國際 Share Tweet（按：本文為泰德·格蘭特於1970年發表的文章，原文標題可亦可直譯為“（革命）國際的綱領”，旨在評估第四國際自托洛茨基逝世以來的種種政治經驗、錯誤、和腐化。以格蘭特為首的英國”戰鬥趨勢”在第四國際於1963年重新整合時成為正式英國支部，但卻始終保持他們對國際領導的政治批判，最後於1965年被第四國際領導單方面宣布與另一團體國際社（International Group）同為第四國際在英國同情組織而淡出，最後脫離第四國際，自立門戶。文中的各項申論遂成為日後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理論基礎。）第一和第二國際沒有國際性的展望、綱領和政策，就無法建立可以擔負改造社會之責任的運動。所謂“（共產主義）國際組織”，首指綱領、政策和方針，而其組織機關乃是執行這些理念的手段。一個“國際”組織的需要源自於勞工階級在世界範圍上的地位。勞工階級的世界性地位又產生於資本主義把全球經濟組織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一個國家的勞工階級的利益和所有其他國家工人的利益是同樣的。資本主義建立了勞動分工，因此創造了國際性勞動力組織和計劃生產的先決條件。所以，工人階級在所有國家的奮鬥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資本主義通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發展了工業，並粉碎了封建社會的地方性特殊主義。它打破了封建制的陳舊的關稅、路費和經濟徵收。它的偉大創舉是民族國家和世界市場。但完成了這一偉業後，它自己反變成了生產發展的束縛。民族國家，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阻礙著社會的發展。只有通過廢除國家邊界和建立歐洲和世界工人國家聯盟，才能充分釋放社會上既有的生產潛力。這一切，再加上國家所有制和工人管理，是社會主義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過渡階段。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無產階級的戰略和戰術，這也反映在階級最覺悟的領導中。如馬克思的格言所說，由於“工人沒有祖國”，因此他們必須高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所以馬克思首先組織了第一國際，用來在國際範圍內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團結起來。在第一國際陣營裡有英國工會會員、法國激進主義者和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在馬克思的指導下，它為歐洲、英國和美國的勞工運動的發展奠定了框架。當時，資產階級在面對第一國際的共產主義的威脅時充滿了恐懼。第一國際在歐洲的主要國家建立了深厚的根基。巴黎公社崩潰後，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蓬勃發展。在這種條件下，資本主義對勞工運動施加的壓力導致了內訌和派系鬥爭。這更加助長了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資本主義的有機增長更在國際範圍上影響了組織。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先把該組織的總部搬到了紐約，之後又[在1876年]決定佔且解散第一國際。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在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建立的無產階級群眾性組織。這反過來又為國際聯合組織能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之上鋪平了道路，它容納了更多的群眾。如此，在1889年，第二國際誕生了。但是，第二國際的發展主要發生在資本主義的有機擴張的框架內，而世界社會民主的領導層雖然口頭上擁護馬克思主義思想，但實際上受到了資本主義壓力的侵蝕。勞工階級的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組織的領導人，沾染了統治階級的生活習慣及風尚。與統治階級妥協和討論的習慣成了他們的本能。通過妥協來解決糾紛的慣例塑造了他們的思想習慣。他們認為由群眾組織施加的壓力所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可以永無止境地延續下去。領導人的生存環境變得比群眾更寬裕。這影響了頂層的議員和工會官員。 “環境決定意識”，而1870年巴黎公社之後幾十年的平穩發展，改變了群眾組織的領導的性質。在口頭上支持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在名義上提倡國際主義，但領導在實踐上已經成了民族國家的擁護者。在1912年的巴塞爾會議（Basle Conference）上，隨著世界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加劇和世界大戰趨向必然，第二國際宣誓通過一切手段，包括總罷工和內戰，反對任何迫使人民自相殘殺的計劃。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以及盧森堡、托洛茨基和運動的其他領導人，參與組織第二國際作為解放人類擺脫資本主義枷鎖的手段。在1914年，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急忙支持本國的統治階級。這場危機以及其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叛是如此出乎大部分社會主義者們的意料，以至於就連列寧都以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前進報》發表的支持戰爭預算的消息，是德軍總參謀部偽造的。國際組織在首次面臨嚴峻的考驗時就可恥地崩潰了。第三國際列寧，托洛茨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麥克萊恩和康諾利等領導人被淪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少數派。作為齊默爾瓦爾德會議（Zimmerwald Conference）的參與者，1916年的國際主義者在全世界的規模只能坐滿幾部馬車而已。背叛的意外導致了國際主義者的孤立和弱勢，這也往往產生極左情緒。為了區別於“社會愛國者”和“社會主義叛徒”，他們被迫制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帝國主義制造戰爭的責任，民族自決權，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必要性，與改良主義的實踐和政策分離。列寧曾宣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結束戰爭的戰爭”的想法是工黨老闆編造的有害的童話故事。如果戰爭之後沒有一系列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那麼接下來將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十次世界大戰，直到可能毀滅人類。壕溝中為百萬富翁壟斷者的利益所流的鮮血和苦難，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人民叛變反抗大規模屠殺。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這些政治原則的正確性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得到了證明。隨之而來的是1917年至1921年的一系列革命和革命情勢。然而，於1919年正式成立的新共產國際是微弱和不成熟的。因此，儘管俄國革命在西歐大多數國家引發激進化浪潮並催生大規模的各國共產黨，新共產黨人卻沒有力量抓緊當下的大好機會。群眾在第一波社會激進化時，由於缺乏經驗，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和組織的理解，通常會轉向傳統的改良派勞工組織。而不成熟的年輕共產黨人們無法知悉如何面對這種情況來建立革命組織。因此，資本主義政權暫時得以穩定。在1923年德國的革命情勢下，由於黨領導層的政策分歧經歷了與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層同樣的危機，卻無法克服它，讓他們錯過了奪權的機會。在此之後，美國帝國主義因為害怕“布爾什維克主義”在西方擴散而趕緊支援德國資本主義。蘇聯爲此遭受的孤立和落後為其以及第三國際的墮落鋪路。1924年，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開始鞏固其在蘇聯篡奪的權力。在第二國際花了幾十年的墮落過程，在蘇聯內以更短的時間發生。馬克思主義者們在落後的國家贏得政權後，自信地等待國際革命的成功，亦即解決俄國和世界勞工問題的唯一辦法。但是在1924年，卻出現了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體系，企圖將他們自己的地位凌駕在廣大勞工和農民群眾之上。“藝術、科學和政府權力”變成只有漸漸浮上檯面的官僚們才可以享受得到的東西，而不是馬克思和列寧所推崇的讓大眾參與政府和工業的運作。 1924年秋季，斯大林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首次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論。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國際主義派反對這一理論，並預測它將導致共產國際的崩潰和其世界各地支部的腐化。理論不是抽象的紙上談兵，而是鬥爭的指南。理論獲得廣泛支持的前提是，它必須代表當下社會中某個群體、階層或階級的利益和壓力。因此，“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代表了蘇聯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即那些對革命失敗結果感到滿意，並且不希望他們的特權地位受到干擾的官僚們。正是這種觀點在這時開始將共產國際從國際革命的工具轉變為僅僅是為了捍衛蘇聯的邊防手段，因為他們聲稱蘇聯本應該忙著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左翼反對派以國際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原則為立場的左翼反對派此時遭到世界各地共產黨的驅逐。英國總罷工和1925年至1927年的中國革命的失敗，為這一發展做好了準備。在這個階段，斯大林、布哈林及其追隨者的政策中出現的“錯誤”，表現了他們作為特權階層的思想家以及資本主義和改良主義施加於他們的巨大壓力。這些領導錯誤注定了勞工階級在其他國家的運動面對災難性的失敗。斯大林和他的集團在試圖調解西方的改良派和東方的殖民民族資產階級時受挫，致使他們拖著共產國際的各國領導們走向極左的位置。他們沒有主張統一戰線，以防止法西斯主義在德國上台，而是分裂德國勞工，從而為德國無產階級的癱瘓和希特勒的勝利鋪路。蘇聯的墮落和對第三國際的背叛反過來為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內部接下來的反革命罪行和背叛做好準備。除了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政府壟斷對外貿易和計劃生產之外，十月革命所帶來的成果幾乎消失殆盡。蘇聯內部對反對派毫不公平的政治內鬥和肅清，於共產國際各國支部黨內同步執行。希特勒的勝利以及西班牙和法國革命的失敗是這些事態發展的結果。從1924年到1927年，斯大林與蘇聯的富農和“耐普曼”（透過新經濟政策富有的資產階級）結盟，提出“以蝸牛的速度建立社會主義”的口號。與此同時，國外的斯大林主義主張與資本家“調和”，並與社會民主黨妥協以作為“阻止”戰爭爆發的手段。蘇聯左翼反對派倡導恢復工人民主以及五年計劃的實施，卻遭到挫敗，都是由於斯大林主義政策造成的國際無產階級的挫敗。隨後，共產國際從在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國際“蘇聯之友”前卑躬屈膝，急轉彎向了“第三時期”的政策。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衰退被以為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而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則是雙胞胎，這些“理論”為國際勞工階級後來遭受的慘敗鋪路。與此同時，俄國左翼反對派的政策得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共產黨內最先進分子的支持。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十月的教訓》中講述了1923年德國革命流產的教訓。面對國內外反對派提出的方案官僚們則以大規模開除黨籍回敬，不僅在俄國，也在共產國際所有主要支部內。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美國、南非和其他國家支持的左翼反對派的人數有所增加。此時的反對派的綱領是訴求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改革，並提出正確的決議案來矯正共產國際在1923年至1927年期間的機會主義，以及從1927年到1933年的冒險主義。這些分裂，正如恩格斯曾說過，是一種健康的發展，旨在試圖保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最佳傳統和共產國際的理念。領導危機是共產國際和全人類面對的危機。因此，這些分裂是維護馬克思主義理念和方法的手段。剛成立的左翼反對派將自己視為共產國際的一部分。雖然被開除黨籍了，但仍然訴求著共產國際的改革。群眾，甚至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只能通過重大事件的教訓來學習。所有的歷史經驗都表明，群眾永遠不會放棄他們的舊組織，直到這些組織在經驗之火中受到考驗。直到1933年，共產國際內的馬克思主義派仍然訴求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改革。共產國際是否能夠持續作為可行的革命組織將通過歷史的考驗顯示出來。因此，左翼反對派頑強地堅持，雖然正式在共產國際之外，他們仍然是後者的一部分。正是希特勒的奪政和共產國際拒絕吸取失敗的教訓，讓共產國際不再是勞工階級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利器。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並沒有分析“社會法西斯主義”致命政策的背後的問題，宣稱希特勒的勝利是勞工階級的勝利，並且直到1934年還繼續在法國採取與當地法西斯分子聯合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和“激進法西斯主義者”達拉迪爾的自殺性行動。如果他們當時如願以償，將可能幫助法西斯主義在1934年2月於法國奪下政權。第四國際這種背叛和阻止希特勒上台的失敗所導致的可怕後果令左翼反對派重新評估共產國際。一個國際組織可以進行將德國無產階級交給希特勒的背叛行為，而其基層成員之間卻對此一聲不吭，顯示它不再能滿足世界勞工階級的政治需要。一個可以稱讚這場災難為勝利的國際組織無法發揮其作為勞工階級領導者的作用。作為世界社會主義的工具，第三國際已經死了。共產國際不再是國際社會主義的利器，而已經完全淪為克里姆林宮的溫順走狗，成為俄國外交政策的工具。現在有必要為建立一個沒有受到改良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國際組織所玷污的罪行和背叛影響的第四國際作準備。如同第二國際崩潰後的一段時間一般，當時的革命國際主義者仍然是小型的孤立流派。他們在比利時，奧地利和荷蘭有幾個國會議員和一兩千人的組織。新國際的力量薄弱而不成熟，但他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導和幫助，以及從重大歷史事件內汲取的觀點。他們收到的政治教育是基於對第二和第三國際經驗，還有對俄國，德國和中國革命，英國總罷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重大事件的分析。通過這種方式培訓和教育幹部，可以為成立新革命國際組織提供不可或缺的骨架。正是在這個時期，考慮到革命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孤立於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群眾組織之外，“打入主意”的策略才被發展出來。為了招募最好的勞工到革命團隊內，有必要找到影響他們的方法。這只能通過在群眾組織中與他們一起從事抗爭工作來達成。因此，從英國的獨立工黨開始，打入進各國社會民主群眾政黨的策略開始被施行。這是因為這些政黨處於危機狀態並向左翼移動。因此，隨著法國發展的革命形勢，馬克思主義者們打入了法國社會黨。在英國，不少托洛茨基主義者進入了脫離於工黨，內部生態正經驗著巨大變化的獨立工黨。而後在托洛茨基的建議下，托派轉而進入工黨。在美國，托派勢力則打入了美國社會黨。托派在二戰爆發前期的主要路線，是在群眾運動中準備和定位，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訓練革命幹部或領領導者們。打入主義的策略也被認為是一種短期的權宜之計，是由一小群革命家被孤立於群眾之外的情勢所迫，而小組織無法得到勞工階級群眾的注意，更別說支持。這是為了接觸群眾內首先會轉向群眾組織來尋找革命性解決方案的激進階層所做的工作。但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革命家們都應該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念，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旗幟，即維護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也攸關於如何獲得經驗和理解，打擊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打入主義是一種發展靈活策略的方法，在堅持政治原則的前提下，作為讓幹部們為未來重大事件做好準備的手段。勞工階級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內戰中遭受的挫折，以及一戰後時期的革命的失敗，完全歸功於第二和第三國際的政策，並預示了二戰的爆發。歐洲無產階級的癱瘓，加上世界資本主義新的嚴重危機，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絕對不可避免。正是在這種氣氛中，第四國際於1938年舉辦創立大會。托洛茨基的觀點第四國際創立大會上通過的各個決議案表明了其成立的原因。第四國際提出的《過渡綱領》與大眾工作的概念有關，大眾工作本身就是通過從今天的矛盾現實為出發點，推出過渡口號，見群眾意識提升到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民主黨的最低和最高綱領不同的是，《過渡綱領》的概念理清瞭如何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這份文件起草的立足認定於接下來世界將經歷戰爭和革命的歷史階段的世界觀。因此，所有的工作都必須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聯繫起來。托洛茨基當時認為戰爭即將到來，而戰爭又會引發革命。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將以某種方式得到解決。要么通過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革命重振蘇聯，要么革命在其他一個重要國家的勝 利將在世界範圍內解決這一局面。隨著勞工階級革命的勝利，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在國際間造成的問題將由事件本身解決。這份有條件性的預測雖然揭示托式了對階級社會進程的基本理解，但它並未被事件發展所證實。由於戰爭中特殊的軍事和政治發展，斯大林主義暫時得到加強。斯大林主義者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期間和而後爆發的革命浪潮的背叛，比一戰後第二國際領導對當時革命浪潮的背叛更為可恥。在當時，第四國際上仍然堅持著共產國際前四屆大會制定和發展的政治原則以及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重大事件經驗所發展的政策。托洛茨基在1938年推動第四國際成立，是因為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不再是勞工階級之中的革命性趨勢。兩者都成為勞工階級解放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它們不但無法成為破壞資本主義的利器，更無法帶領勞工階級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各國成立新革命政黨和新國際組織，跟革命家們對短期未來內的世界情勢展望息息相關。而新的世界大戰將在大國和殖民地人民中引發新的革命浪潮。因此，這些革命觀點可以解決俄國和世界斯大林主義造成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為當時即將爆發的重大事件做好準備。因此，托洛茨基於1938年預測，在接下來十年之內，舊的叛徒組織將全軍覆沒，第四國際將成為地表上決定性的革命力量。這個分析基本上並沒有錯，但每個預測都是有條件的。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多種因素總能帶來與預期不同的發展。事實上，在托洛茨基寫作三十多年後，革命勢力的弱小一直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幸的是，執掌“第四國際”的大員們在沒有托洛茨基的指導，沒有托洛茨基坐鎮的情況下，將托洛茨基的預測看成是不可推翻的箴言[1] 。二戰後的發展和第四國際的“領導們”戰爭為世界帶來一些就算是最天才的理論家都無法預期的結果。我們趨勢的許多文件都解釋了這個社會進程。希特勒在戰爭初期的勝利以及其他因素，都是由於前一時期斯大林主義的政策所致。納粹對蘇聯的攻擊，他們野獸般的罪行（法西斯主義，如同托洛茨基曾經解釋過，是帝國主義的精髓），遭受慘敗的德國勞工階級被迫臣服於納粹野獸而無法對其抵抗的情勢，意味著蘇聯的勞工和農民迅速理解他們當下的首要任務，不是通過政治革命清洗和恢復蘇聯的工人民主，而是打敗來勢洶洶的納粹。這也造成了斯大林主義在一整個歷史時期暫時得到加強。歐洲的戰爭主要濃縮在斯大林主義俄國與納粹德國之間的戰爭。英美帝國主義完全錯估了接下來的發展。他們想像蘇聯會被擊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乘勢打垮一個虛弱的德國並成為世界的勝利者。或者，蘇聯在東部戰線上遭受的腥風血雨會導致其弱化，而英美帝國主義將能夠根據他們的想法和慾望主導世界政治，世界外交和世界版圖的重新瓜分。托洛茨基的計算被證明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爆發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在俄國遭到襲擊之後，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在帶領群眾抵抗納粹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群眾開始擁護共產黨或是多國內的社會民主黨。在這個階段，年輕的第四國際領導人們之間已經產生未來將會惡化的分野。1944年，有必要重新定位托派運動的方針，了解在接下來的歷史時期內，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和俄國斯大林主義霸權將會長期存在。英國革命共產黨在當時發表的論文中明確指出西歐的下一個時期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時期。這是因為在沒有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幫助下，資產階級不可能在西歐維持統治。第四國際的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SFI）則在此時把持著模凌兩可的立場，[美國]社會工人黨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拖拖拉拉，並認為事態是完全相反的：資產階級在歐洲唯一可以維持的統治形式是軍事獨裁和波拿巴主義。由於這些人無法理解歷史發展中發生的轉折，他們無法理解斯大林主義俄國在戰爭中得到了加強，而帝國主義正處於防守而不是進攻的狀態。英美帝國主義和蘇聯官僚制的聯盟，是基於雙方對世界發達國家內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恐懼。與此同時，席捲歐洲和世界的革命浪潮防止了英美帝國主義在其優勢最大，俄國處於最薄弱的情況下，好好利用情勢發動如同他們在1918年發動的進軍規模。革命浪潮讓他們無能為力。然而，第四國際書記處在其於1946年為世界大會起草的決議案中，完全沒有理解世界力量關係的變化和巨大革命浪潮的意義，甚至宣稱西方“只需要動用外交壓力”就能“在蘇聯內復闢資本主義”！在東歐和中國內的社會關係變化國際書記處對西歐局勢完全缺乏視角，但他們對與東歐相關理論問題的立場更加糟糕。他們不理解紅軍西進為他們所到之處造成革命波浪，這種波浪隨後被官僚利用於自己的目的，並隨即在被利用完後遭到扼殺。這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在這些條件下屈服於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先貫徹革命，然後以斯大林主義-波拿巴主義的形式重新塑造它。東歐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聯盟”就像西班牙內戰之中的“人民陣線”那樣。這個聯盟實質不是勞工同資本家的聯盟，而是同資產階級幽魂的聯盟。但在西班牙，他們允許這個幽魂起死回生。西班牙共和派的真正權力被交給了資產階級。但在東歐的所有國家，權力，軍隊和警察的實質都是由斯大林主義政黨控制的，而他們只給予他們的資產階級盟友們虛幻的權力。斯大林主義者利用了所有這些國家的革命形勢。當地先前的統治階級由於害怕群眾報復他們與納粹合作而跟隨德軍撤離。這也致使國家政府結構崩潰，軍隊和警察逃離或躲藏起來。因此，東歐唯一的武裝部隊只剩紅軍。斡旋於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波拿巴主義者集團開始在當地建立了一個不是以1917年俄國革命為模，而是以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為典範的國家。這是以1945年莫斯科為典範的政府。這些新的歷史現象雖然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被預示，但卻被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們完全排除。他們宣稱東歐各個新政府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而俄國當然仍然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這種立場與任何馬克思主義分析都是不相容的。因為，如果生產資料已被國有化並建立起生產計劃的東歐是資本主義的，那麼把同樣存在著官僚獨裁的俄國說成是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就是極其荒謬的。實際上，東歐和俄國存在著相同的社會情況。因此，無論是西歐還是東歐，這些“第四國際領導”們都無法理解這些觀點，也無法勝任教育革命幹部的責任。第四國際對這些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導致了法國和其他國家支部的式微。但他們面對人類歷史上第二重大事件-中國革命-的行徑更加糟糕。他們不去了解毛澤東和其的追隨者發動的農民戰爭的意涵，也沒有計算世界的力量關係對比，而是滿足於重複朗誦他們從托洛茨基的作品中引用但沒有被了解的詞句。他們宣稱毛澤東正在努力向蔣介石投降，並且會重演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下場。然而，中國內戰主要是由土地問題造成的，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同國民黨不斷談和的條件是在土地改革以及徵收“官僚資本”，這當然是蔣介石完全不可能接受的。第四國際領導們沒有了解：由於1925 - 27年革命失敗以來中國的態勢發展和中國資產階級完全沒有能力解決民主革命問題，如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正如資產階級在中國對日抗戰中的懦弱顯示），新的可能性也在戰後開始產生。一方面，勞工階級在中國是被動的。另一方面，則是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演的農民戰爭的爆發。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浪潮，也造成了帝國主義的癱瘓。所有這些因素造就了新事態發展的可能。 1949年，在英國革命共產黨的一份分析中國立場的文件《回答大衛·詹姆斯》中，我們預測到了毛澤東在內戰勝利後將採取的步驟，而他的勝利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宣稱中國將進入五十年的“資本主義民主。”他們與所謂的“民族資本家”結盟，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不會重視這些說辭。權力實際掌握在中共紅軍手中。因此，我們預測，毛澤東將會遵循東歐的模式在平衡與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在國內和國際形式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將構建一個由斯大林完成塑造而不是列寧當時試圖建構的政府機器。因此，從革命爆發的那一刻，中國就開始走向了波拿巴工人國家的成立。第四國際書記處和其中國支部的領導人堅持認為，毛澤東正在屈服於資本主義和蔣介石。即使在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完全勝利之後，第四國際書記處也不了解其意義，反而宣稱中國像東歐一樣，是國家資本主義，儘管他們並沒有為這個標籤提出任何定義。然後，他們在中國和東歐宣布了“宏偉”的革命觀點。他們聲稱毛不可能長期維持他的“資本主義統治。”在東歐，“國家資本主義”政權處於危機狀態，這將導致他們被推翻。他們完全不理解：除非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發生重大事件，或是一場政治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東歐和中國的政權至少在十年或二十年內都是穩固的。第四國際領導們不斷重申世界大戰將解決革命問題，他們之中更有一人認為由於戰爭沒有解決社會問題，他堅持認為“戰爭仍在繼續。”戰爭結束後，他們立即以統一口徑宣布，從1945年起，每一年都會爆發新的世界大戰，核戰爭將帶來社會主義。在稀釋的形式下，他們至今仍然重複著這個想法。每當帝國主義進入危機，或是當帝國主義和蘇聯官僚機構之間發生危機時 ，他們立馬敲鑼打鼓的重複著這些陳詞濫調。直到今天，他們還沒有明白現時代的戰爭問題取決於階級關係的角力對比。只有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勞工階級，尤其是美國的勞工遭到徹底挫敗，才能為新的世界大戰奠定基礎。 （參見我們關於該問題的各個文件，特別是“世界縱觀”）。東歐和斯大林主義國家在他們的觀點在被事件證倒，再加上他們拒絕分析他們的錯誤後，國際書記處一如既往地與正途背道而馳，犯下更嚴重的錯誤。之前宣稱中國和東歐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他們，現在走向了相反的極端。在鐵托主政的南斯拉夫國家官僚機構與俄國官僚發生衝突之後，第四國際領導們現在發現南斯拉夫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他們不了解南斯拉夫和蘇聯衝突的性質，並向南斯拉夫提供批判性支持的需要，他們開始理想化“英雄鐵托”並宣布新的革命國際可能出現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在他們被迫將對中國的定位從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為工人國家後，他們居然宣稱中國也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他們沒有考慮到革命在中國發生的條件和方式。與俄國相比，中國是無可估量的落後，勞工階級在這些重大事件中沒有發揮獨立作用，因此仍然是被動的。全世界在一整個歷史時期內，資本主義在西方成功地穩定了自己（即便是佔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方大國家內並不迫在眉睫。這因此意味著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和中國官僚機構對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控制程度甚至超過了俄國官僚機構所獲得的權力。社會主義革命首先需要勞工階級有意識地參與革命，革命後需要勞工們有意識地控制和民主參與工業和國家的運作。直到今天，這些第四國際“領導人”還沒有理解這個問題，仍然認為中國和南斯拉夫是“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僅僅需要改革，類似於1917年至1923年的俄國，而不是托洛茨基所定義和理解的政治革命。因此，他們通過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思想來強化他們以前立場的錯誤，但現在處於相反的極點。他們如同他們面前的斯大林主義者一樣重複這個過程：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中，從一個位置轉向另一個位置，從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從頭開始分析事件，糾正錯誤，並在此基礎上準備更高一層的理念。每當他們改變路線和策略時，都裝的像群眾頒布聖旨一般，向忠實的追隨者們發布激昂的演講和文件。除其他因素外，這是他們完全無法正確定位事件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那些對自己的理念和政治威信有信心的人才有辦法維持必要的政治誠實。而只有通過誠實的方法，才能教育，建立和強化從事解放人類宏偉任務的革命運動干部。之前堅持認為整個東歐和中國是一種從未被定義，分析或解釋的特殊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第四國際領導們做了180度的迴旋：在沒有提供任何解釋和分析，而純粹是作出印象主義的申論下，他們的政治立場大翻筋斗。南斯拉夫官僚為了自身既得利益而與斯大林決裂，但第四國際領導們卻發現鐵托是第四國際的新救世主。南斯拉夫一夕之間變成了“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當然，我們一方面需要對南斯拉夫人民反對俄羅斯官僚機構的民族壓迫的鬥爭給予批判性支持，但同時也需要釐清兩國官僚的既得利益。而第四國際領導們則理想化了後者。國際書記處認為在俄國，政治革命仍然是必要的（不過他們完全沒有解釋原因。他們的想法可能是：“托洛茨基這樣說，一定是出於一些偏遠的歷史原因，我們照做就好。”不過，多依徹則“發現”俄國勞工沒有必要進行政治革命）。但在南斯拉夫，國際書記處現在發現在一場全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戰時和戰後發生了。由於這一點，雖然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被孤立，但由於俄國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並未被孤立。國際書記處聲稱，斯大林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原因在於它是唯一一個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家：既然革命已經在其他國家擴散，那麼類似的墮落就不再會發生。因此，他們得意洋洋地得出結論：斯大林主義不可能在南斯拉夫重複，因此，南斯拉夫是一個稍微帶點畸形，但是整體是健康的工人國家。根據他們的“理論”，第四國際領導們開始組織國際工作隊，為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援助。他們的宣傳與斯大林主義青年宣傳隊“聲援俄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樣歌頌而不是批判當局。這整個情況凸顯了國際領導們所代表的的社會學“方法”趨勢。傑曼（曼德爾）等人對中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同樣的論點，當然，至今他們認為古巴也是如此。俄羅斯斯大林主義官僚主義之所以崛起，首先是蘇聯的落後以及它的孤立，以及世界勞工階級先前遭到的挫敗。但是，一旦掌權，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官僚在所有情勢裡變成了獨立的要素。南斯拉夫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基本上與俄國官僚沒有不同。鐵托集團從斯大林結束的地方開始，從來沒有像1917年至1923年的俄國那樣的工人民主制。戰爭期間，在南斯拉夫內的運動主要是全國農民解放戰爭。隨之而來的政府是如同俄國一般的一黨獨大極權專制，擁有完善的斯大林主義國家機器。南斯拉夫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因此，其官僚也將舊統治階級的元素納入其外交，軍隊和國家機器中。當然，這與在俄國發生的過程相同。但是，如果沒有工人民主對國家的檢查和控制，就不會有健康的工人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轉型運動需要勞工階級有意識的控制和參與。因此，在這些情況下，類似的條件和因素將會產生，也必須會產生，相同的結果。拋開表面上的各種特殊性，南斯拉夫政權的基本特徵與俄國的斯大林主義沒有什麼不同。不做出這樣的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修正。直到今天，所有那些把持南斯拉夫是健康工人國家的流派都沒有根據後來事件發展重新評估他們的理論態度。從巴布洛（Michele Pablo）到波薩達斯（J Posadas），希里（Gerry Healy)，傑曼（曼德爾）和韓生（Joseph Hansen），他們沒有嘗試重新評估他們的理論錯誤。因此，他們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拼湊出最怪異的想法。希里認為將古巴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但是中國文革是新版巴黎公社，是非常一致的。 “工人之聲”派（即現在在法國的“工人抗爭“（Lutte Ouvriere）派）在25年後仍然維持國際書記處在1945年至1947年立場，仍然認為俄國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但東歐，南斯拉夫和古巴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有這些流派都宣稱敘利亞和緬甸是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的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仍然搖擺不定，並為他們缺乏理論誠實和為過去錯誤狡辯而付出代價。因此，直到今天，第四國際領導們仍然對在中國和南斯拉夫是否有必要進行政治革命的問題上模凌兩可，多數派認為這些是“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因此沒有必要發動政治革命，只需要改革。在斯大林主義國家內部的發展在過去25年內，第四國際領導們的流派完全失去了理論定位。不斷對事件發展感到驚訝的他們，總是作出經驗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反應，屈服於眼前的現實而看不到不同潮流和勢力未來的發展。不僅在對於南斯拉夫鐵託的分析上，他們對無產波拿巴主義分析錯誤，缺乏了解。他們對所有在斯大林主義國家內發生的事件也不知所措。 1956年的匈牙利運動，是完全推翻官僚機構和全面政治革命的開始。雖然第四國際領導們對此運動表示支持（不這樣做意味著放棄任何維護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偽裝），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錯誤地將波蘭內同時發生的事件與匈牙利革命混為一談。他們沒有看到在匈牙利，所謂的共產黨幾乎完全被摧毀了，新的勞工運動開始組織起來。在經歷過斯大林主義極權後，匈牙利勞工完全無法容許他們的革命會再次產生一個斯大林主義政府。在波蘭的事件發展有所不同。反對俄國官僚壓迫的全國鬥爭被部分波蘭官僚轉移到民族主義式的斯大林主義路線上。第四國際領導人們不理解這一點，認為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是“民主共產主義”的代表。他們沒有看到他實際上代表波蘭官僚內希望自己成為“自己家中的主人”，相對獨立於俄國官僚的一派。這些人與俄國官僚內的“改革派”之間沒有根本的區別，但第四國際領導們並不了解這點。哥穆爾卡派跟赫魯曉夫一樣沒有意願更新革命的基礎，或重返1917年的蘇聯。更重要的是，哥穆爾卡派反對匈牙利勞工階級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嘗試。因此，波蘭的政治革命潛力被民族主義式斯大林主義路線誤導了。波蘭官僚，如同他們在俄國的民族斯大林主義兄弟一樣，只能在保持斯大林主義政府機器完好無損的情況下，從鎮壓轉向改革，而後再轉回鎮壓。第四國際書記處將哥穆爾卡視為波蘭局勢徹底改變的開始，因為他們對蘇聯的去斯大林化有幻想。在事件的每個階段，他們都尋求某種彌賽亞來拯救他們脫離孤立和缺乏群眾力量，而他們也當然注定是要失望的。對於毛澤東，他們也沒有汲取任何教訓，甚至在（也令他們驚訝的）中蘇交惡後重新申論他們對毛主義的幻想。他們重新提出之前他們自己埋藏的理論：認為中國是一個有著輕微的瑕疵，只需要改革而不是推翻的健康工人國家，毛將成為新的救世主。他們完全曲解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含義[2]。托洛茨基已經解釋過，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有時會依賴勞工和農民，以便清除官僚中最過份，糟糕的貪婪行為。在俄國實施五年計劃時，斯大林依賴於勞工和農民，甚至激發了勞工們對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建設政策的熱情。但這並沒有改變斯大林主義的性質，方法和政策。這並沒有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把個人，甚至是官僚的一部分作為代罪羔羊，並不會造成任何根本性的改變，只是加強了整體的官僚統治。因此，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一切。以勞工和農民為群眾支持基礎的毛澤東對部分官僚進行打擊，這些部門積累了特權和物質地位，遠遠超過了中國脆弱的生產力所能維持的程度。工農和官僚之間不平均的程度達到了引起勞工和農民極大不滿的地步。因此，如果要利用勞工和農民來完成加強工業，核武器和中國生產力的任務，就必須（儘管是佔時的）削減這些特權。但“文化大革命”是從頭到尾從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把上海，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說成巴黎公社的新版本，就是糟蹋了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的真正傳統。與波蘭的哥穆爾卡一樣，這種手段的必然結果是加強了中國官僚的力量。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或波蘭群眾沒有出路。第四國際領導們在這些問題上，不斷尋找魔法般的事態發展來解決第四國際自身面對的問題，這種思維一直是小資產階級烏托邦主義的症狀，它以對幾個人物或潮流的歇斯底里期待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分析手法。領導們在事件發展的每個階段對各種品牌的斯大林主義或烏托邦主義的投降，對創造一個可取的革命運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因此，在意大利，這些“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更準確地說是所謂的“托派”領導們，幫忙組建了一個擁有10萬名成員的大型毛派運動。他們熱情而不加批判地重印了毛主義文獻並將其傳播到意大利共產黨內，為意大利的毛派運動奠定了基礎。這些流派的領導人專程前往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獲取這些“珍貴”材料。這種不加批判地接受毛主義的後果是，他們幾乎沒有贏得這10萬人中的任何一個成員，反而將以前認同托洛茨基主義的成員推到毛主義那裡去了！因此，理論上的混淆，尤其是對於實力薄弱的流派來說，會造成嚴峻的代價。更糟糕的是，這在他們自己的隊伍中造成了迷惑和士氣低落。在這些環境下的人物應當是：對意大利共產黨的基層群眾保持友好態度，不管他們支不支持毛主義，但同時也要對不僅是支持莫斯科的機會主義派，也要對無知和犬儒的毛派主張進行嚴峻的批判，從他們在北京的領導們開始。殖民革命-阿爾及利亞第四國際領導們由於缺乏成功（主要是由於客觀情況，部分原因是錯誤政策）而氣餒，並將失敗的責任置於勞工階級的肩上。他們實際上說，勞工們因經濟繁榮而變得腐敗和美國化。他們的政策表明這是他們所相信的觀點。因此，他們尋找新的法寶來更新和恢復國際和勞工階級的命運。他們在殖民革命中找到瞭如此的“法寶。”我們派系最近發表的文件解釋了殖民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內部的發展。這就足以說明所謂的第三世界的動盪源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無法在這些地方將生產力發展到最大可能程度的僵局。但鑑於世界情勢，強大波拿巴工人國家的存在，以及帝國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這些地區的發展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定不移地把持托洛茨基關於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借鑒中國，南斯拉夫和古巴的經驗，並與所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劃清界限。在阿爾及利亞，第四國際領導們幾乎完全將自己臣服於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的旗幟下。儘管他們對此的立場優於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MNA）的法國蘭伯特派（Lambertists）和英國希里派（Healyites）。 MNA從一開始看似是從左翼反對FLN的組織變成法國帝國主義的代表。第四國際對FLN提供批判性支持是正確的，但是將當地支部的工作完全臣服於民族主義運動，只能意味著他們微弱的勢力會溶解於解放戰爭浪潮之中。在充分支持從法國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鬥爭的同時，阿爾及利亞托洛茨基主義者們有必要保持國際主義的主張。只有這樣，民族解放鬥爭才能與法國勞工階級的鬥爭聯繫在一起，同時創造社會主義阿爾及利亞與社會主義法國聯繫的可能性。儘管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組織的背叛導致了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民族主義傾向，但我們並沒有理由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真正主張。應該很明顯的是，在解放戰爭勝利擊敗法國後，儘管這是一大進步，但是在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建立工人民主是不可能的。在當地幾乎沒有任何工業，人口被戰爭摧毀，沒有強大的本國勞工階級，一半人口失業，缺乏革命階級政黨的情況下，結果將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所有這些因素，如果沒有法國和國際工人階級的援助，就意味著除了移除帝國主義外，阿爾及利亞人民並沒有其他的出路。第四國際領導們幻想並散佈阿國勞工可以在被法國遺棄的農業地區建立工人控制的錯誤分析，顯示了他們對這個問題完全缺乏理論上的把握。工人控制本質上必須來自工業工人，而不是基於趁著法國經理們逃跑而執掌財產的半農業工人協會。這些頂多是被美化的原始合作社，而不是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的例子。就其本質而言，它們是臨時性的機構，沒有任何真正的未來。鑑於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擴展到發達國家，它們注定只能是在社會發展中的曇花一現，表明了農業半無產階級的本能企圖。過去在許多國家發生大規模群眾覺醒時，都出現過這樣的運動。1965年7月以布邁丁（Houari Boumedienne）為首集團發動的政變震驚了第四國際領導們，儘管在阿爾及利亞，類似於這種事件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在驅逐帝國主義霸主的鬥爭取得成功的所有殖民地國家中，都發生了類似的過程。雖然已經獲得了政治獨立，但在經濟上它們仍然依賴於工業化國家。這當然標誌著殖民地人民的發展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儘管如此，民族獨立仍然發生在一方面被帝國主義統治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主義波拿巴主義的力量主宰的世界內，這意味著在民族面臨著巨大的新課題。本土資產階級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在非洲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區以及亞洲的大多數國家，各式各樣的軍事政權開始掌權。這些政權的內部危機則迫使他們向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波拿巴主義移動。雖然第四國際領導們集中關切殖民革命作為解決第四國際問題的辦法，但同時盲目的他們卻無法理解這一過程的辯證。由於西方革命的滯後（包括美國和日本），殖民革命的整個發展呈現出扭曲的形式。馬列主義勢力由於先前勾勒出的歷史因素而造成的薄弱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反過來意味著隨著社會革命在殖民世界的成熟，各種形式的怪異畸變也從而發生。馬克思主義領導層有責任承認這一進程，並在殖民世界中領導馬克思主義的年輕和薄弱勢力。第四國際書記處，儘管把持著托洛茨基從中共與中國國民黨的經驗中得到的分析，以及在南斯拉夫，中國，俄國和非洲國家的豐富經驗，卻未能得出必要的結論，在強大的殖民革命之前鞠躬。當然，我們應當參與而不是反對這些革命，但是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無差別地融合，屈服於中產階級的烏托邦，就是要將無產階級先鋒臣服於民族主義的瘴氣。拉丁美洲-古巴第四國際領導們對古巴革命的態度表明他們的做法完全缺乏馬克思主義方法。國際書記處表示，古巴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範例。實際上，卡斯楚（Fidel Castro）的軍隊是建立在參與資產階級民主的綱領上，他旗下主要包括農業工人，農民和流氓無產階級份子。卡斯楚最初是以美國為模範社會的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勞工階級的參與是在古巴鬥爭進入最後階段時進行的，當時卡斯楚正在向哈瓦那進軍。試圖協助他的勞工們則發動了總罷工。哈瓦那舊政權的垮台意味著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權旗下被全民憎恨的軍隊和警察的崩潰。權力則緊緊掌握在卡斯楚的游擊隊手中。古巴破壞資本主義和地主主義的制度的發展並不是出於有意識的，完善的計劃。相反，正是美帝國主義的失誤推動了卡斯楚走上徵收資本的道路。由於美國資本家控制了90％的古巴經濟，美國統治階級在卡斯楚只進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時候對古巴施加了禁運封鎖。控制古巴的壟斷企業反對卡斯楚為了獲得改革資金而希望徵收的稅收。雖然這些稅收仍然低於他們在美國境內支付的稅率，但他們憤怒地反對卡斯楚，並向華盛頓求援。古巴政權以奪取了美國在古巴的資產來回敬美國施加的封鎖。這意味著十分之九的農業和工業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古巴政權隨後將剩餘的十分之一國有化。他們遵行了南斯拉夫，中國和俄國的模式，並建立了這種形象的政權。古巴在任何時期都沒有工人民主。政權的波拿巴主義體現在卡斯楚的統治和在革命廣場舉辦的會議中，群眾能夠對卡斯楚只有唯命是從。古巴始終是一個一黨制國家，沒有蘇維埃，也沒有勞工對工業或國家政府的控制。因此，古巴變得越來越官僚化。有鑑於革命的孤立和革命的發展方式，這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民兵已被解除武裝，官僚-特別是高級官僚-與勞工階級之間的分化正在穩步發展。獨立和和凌駕於群眾之上的國家機器迅速肥大。在幕後，卡斯楚試圖與美國帝國主義就承認主權和經濟援助協商。在下一個時期兩方達成協議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將結束卡斯楚對拉丁美洲各國的“革命呼籲。”在與世界各國和階級的關係中，古巴領導們的思維將受到狹隘島嶼觀點的束縛。事實上，俄國的斯大林主義官僚每天提供古巴100萬英鎊的援助，沒有這些支援，古巴政權就無法生存。蘇聯官僚不會為一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權提供一分一毛。正是因為古巴政權在其基本面上變得越來越像其他所有波拿巴工人國家的政權，蘇聯官僚才決定可以對古巴提供“兄弟援助。”錯誤的理論起點只會導致一錯再錯。因此，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USFI）[3]完全無法了解古巴島上發生的社會進程。他們拒絕正視古巴不可避免的極權主義退化和腐敗的問題，並堅持他們對落後的農業古巴可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反動幻想。顯然，古巴只需要進行小規模的改革就可以成為模範的工人民主制度！他們沒有解釋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帶來勞工對工業和國家的控制，而是重申了工人民主可以以其他神秘的方式建立起來。對他們來說，我們只需要通過說服卡斯楚批准工人民主的必要，就可以讓勞工階級獲得對工業和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們以最晦澀的方式爭辯說工人民主已經存在。不僅如此，古巴比1917年至1923年的俄國更加民主。實際上，如果卡斯楚試圖採取這樣的行動，就會馬上被官僚們移除。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背景的卡斯楚，認為他所建立的政權是“社會主義。”沒有這樣的意識形態盲點，他就無法發揮他如今扮演的角色。但是，沒有實際上受到官僚壓力的“托派”宗派們，卻自動屈從於斯大林主義的這種變體，自欺欺人。直到今天，與過去25年來的經歷一樣，他們這種流派沒有學到任何東西，也忘記了一切。在拉丁美洲，他們重複在阿爾及利亞犯下的錯誤，並以不同的形式重複對中國，南斯拉夫和古巴的錯誤分析。現在，玻利維亞已成為改變世界局勢的神奇法寶。他們與小資產階級游擊隊合併，試圖重複古巴的經驗。他們企圖遵循卡斯楚這位“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這位馬克思主義的新彌賽亞的榜樣。沒有考慮到環境的變化，不同的條件，統治階級的意識和帝國主義，他們支持格瓦拉的冒險行動，企圖人為地向農民注入游擊戰。格瓦拉的英雄氣概不該讓我們無視於他理論上的破產。在拉丁美洲國家內重複古巴卡斯楚主義的政策實際上是反對國際勞工階級的罪行。馬克思主義文獻充分解釋了不同階級在社會中的作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他們來說，顯然，這些理論都是不必參考的。馬克思主義解釋道，在殖民革命中是無產階級實際發揮了主導作用。無產階級勞工在生產過程中被迫互相合作。他們被迫結合起來保護自己免受剝削者的侵害。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才能成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力量。但在無產階級為了自己利益而組織起來之前，它也只是等著被剝削的原料。階級意識是隨著整個階級的社會經驗和為爭取更好的環境抗爭之中所發展起來的。即使達到階級意識，他們也需要勞工階級的黨和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流氓無產階級不能發揮獨立作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前馬克思主義者在農民戰爭的基礎上得以組織鬥爭，但由於這種鬥爭的階級性質，其意識水平只能是相當有限的。在如南斯拉夫和中國由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民族和社會解放軍得以推翻腐敗的半封建政權，是基於我們上述的歷史進程。這一點已經在我們發表的許多論文中解釋過。確實，列寧已經想像出部落社會的非洲直接走向共產主義的可能性。但這只能在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幫助下進行。它不能基於自己的資源實現共產主義。任何殖民地國家都不存在獨自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只有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衰退才能為世界落後地區的社會主義革命奠定基礎。這些自封“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將馬克思主義的教訓顛倒過來。他們反而採用了俄國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4]的政策，無意識地調整了他們的思想，以妥協不同階級在社會中的作用。對於巴枯寧來說，農民和流氓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社會上最具革命性的階級。這一概念源於無政府主義者的整個方法和理論。隨之而來的還有透過個人行動來宣傳的想法，即恐怖主義和“個人徵收”[5]。游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整個環境中，以及共產黨和拉丁美洲的改良派完全失信於群眾的前提下，農村游擊戰爭，甚至更糟的是“城市游擊隊”的點子被發展出來。托洛茨基主義在當地的年輕弱勢力量，在過去25年的曲折中迷失了方向，已被拋入這一混亂局面內。在拉丁美洲，他們本該教授據進步意識的知識分子，學生和勞工階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會解放運動，如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瓜地馬拉和當地其他國家只能靠工農群眾運動推進。絕望的勇武抗爭和綁架，搶銀行等手法只會導致年輕勇敢和真誠的革命力量消散於毫無成效的策略內。這些人不能單槍匹馬同統治階級旗下的軍隊和特務作戰，而罔顧了真正能推翻寡頭集團和腐敗警察的群眾鬥爭。組織勞工階級看起來較為困難，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但這也是在爭取國家和社會解放的鬥爭中，唯一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重要手法，因為它將讓革命健康的路線上發展。由於歷史因素的多樣性和階級力量的特殊世界關係，理論上不能排除農民游擊戰可能成功，但透過那樣的模式不會導致無產階級作為革命的主導力量在1917年達到的勝利，而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產生中國或南斯拉夫這樣的政體。在這些拉美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是完全有可能的。最近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總罷工證明了這一點。革命馬克思主義趨勢必須建立在這些觀點之上，準備大規模起義作為城市運動的高潮。這可能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並在現今條件下，迅速將革命蔓延到整個拉丁美洲。我們必須以1917年俄國的經驗教導和發展無產階級的干部，而不是遵循中國，古巴或南斯拉夫革命的相反例子。革命家們應該遵循馬克思的理念以城市的無產階級為革命主力，以農民戰爭為輔來實現革命。在這些國家內，革命家的主要任務是耐心地解釋無產階級在爭取工人政權和社會主義鬥爭中的主導作用。這並不是城市游擊主義，而是由勞工階級的武力和組織的群眾力量，作為對抗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主力。同理，必須要以有組織的勞工階級反擊來自軍警獨裁統治的攻勢。一旦勞工階級理解這種手法的必要性，他們將揭竿起義。在如此群眾面前被派遣鎮壓的軍隊，由於其基層組成是農民，也不可避免產生內部分裂，其中一部分加入革命行列。農民軍隊可以通過土地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來贏得勝利，但這些當然也是勞工階級陣營旗幟下的目標。屈服於來自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所有壓力，就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使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以極其友善的方式同理想主義者辯論。不論他們無論多麼真誠，他們的路線將會令自己和革命引向致命的死胡同。我們必須同無政府主義的方法和政策作出進行堅定的鬥爭。但這些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褻瀆者遠非這樣做，而是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手的思想及其墮落的後代，而不是根據幾個世紀的階級鬥爭經驗和民族解放運動堅持自己的路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不是支持分離於勞工階級運動的農民戰爭，這點是決定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和工作應主要集中在城市勞工階級之間。當然，在任何條件下，其他被壓迫階級的鬥爭必須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考慮到過去30年的經驗，農民游擊隊的論點至少在表面上是成立的。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僅僅是推翻資本主義政權，而是要為全人類的社會主義未來鋪路。殖民地國家資本主義和地主主義的破壞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提高了全人類的水平。但恰恰是因為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無法勝任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它只能其成功奪政後的道路上遇到新的障礙。有鑑於當今世界上的力量對比以及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危機，農民戰爭的勝利可能導致一種畸形的工人國家形式。它不能導致工農有意識控制地控制工業和農業，因為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尚未形成。任何在這種特殊環境前提下造就的發展潛能都是因為可以發展世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已經在國際層面上成熟。社會主義必要的技術，產能和資源在世界範圍內存在。這也讓不僅在殖民地區建立健康勞工階級專政成為可能，也讓反轉在中國，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墮落現象創造契機。但是，如果革命是以扭曲的形式進行的，或者遭遇俄國革命的經歷，亦即起始於健康政權形式，但在落後和孤立的條件下，而造成國家政府和精英凌駕於工農大眾之上的斯大林主義獨裁統治-波拿巴主義。這意味著他們必須以發動新的政治革命才能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作為代價。在中國，南斯拉夫，古巴和俄國，勞工階級必鬚髮動政治革命才能造就國家機器的逐漸式微和消亡。所有這些問題都與世界革命問題息息相關。在拉丁美洲，對著外來理論鞠躬並逐漸淡化不斷革命論的基本理念，意味著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這意味著放棄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困難條件下，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會迷失於來自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冷嘲熱諷，並逐漸放棄了對於勞工階級的信心。最重要的是，這樣會放棄了我們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所依據的世界革命視角。為了迎合小資產階級行動而放棄國際主義就等於放棄托洛茨基主義的綱領。拉丁美洲的勞工階級，尤其是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和墨西哥的勞工們，已經足以在革命中發揮主導作用。正是在這裡，馬克思主義的努力必須集中在這個階級之內。知識分子和學生們必須接受可以說服他們脫離中產階級傳統，理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僵局的政治教育。只有在與所有其他趨勢鬥爭中，托洛茨基主義才能培訓必要的干部，尤其是先進勞工幹部，才能引領革命走向成功。在此之前，必須首先對古巴官僚主義發展和卡斯楚主義華麗過度行為進行堅定批判，作為拉丁美洲革命家意識形態重新武裝的重要課堂。在捍衛古巴革命成就和強調其正面成果的同時，也必須點出其對先進工人和青年的負面影響。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對抗拉丁美洲受卡斯楚主義影響的幼稚左派。面對群眾政黨的工作方法和打入主義在打入主義問題上，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們的政策不再是基於政治原則，而是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包袱。在英國，他們提出了戰後應該打入工黨，因為他們當時認為在一場經濟崩盤即將到來的情況下，工黨內部會產生一個強大的左翼！托洛茨基倡導革命家們應該以堅持政治原則的前提下贏得先進分子的支持，而第四國際領導們則完全相反。他們採取的政策是在沒有堅實政治綱領的情況下試圖贏得先進分子。他們淡化了他們的綱領，以便迎合左翼改良派的領導人物。他們從來沒有維持馬克思主義的明確綱領。恰恰相反，他們迎合了沒有群眾支持的改良派政治人物。他們採用了所謂的“深入打入主義”（Deep Entrism）政策。在將客觀和主觀因素混淆在一起，並在沒有考慮到群眾意識的發展過程的情況下，他們向成員們解釋他們有辦法將一批左翼群眾組織起來。如果組織群眾成敗純粹是靠官僚伎倆，博弈和奧步的話，那麼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扭曲就是正確的。撇開不正確的政策，即使有正確的戰略，政治和戰術，群眾意識的發展也不是任意的。它所遵循的自身規律，取決於在經驗和事件發展的基礎上發展意識的分子性過程。第四國際領導們為了屈服於大環境壓力而將自己喬裝成左翼改良派的嘗試，雖然取得部分成功，但導致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真的變成了左翼改良派。從長遠來看，這些政策是災難性的，並為未來轉向極左主義的方向埋下伏筆。畢竟，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皆源自於一方面無法堅持原則，而另一方面無法看清客觀情勢，並正確的在客觀事件發展中註入主觀因素。當然，事態發展本身並不能解決組織成長的問題。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勢力只有在基於理解客觀過程並根據當下進步勞工意識的走向作出正確的組織面向，才有可能成長、茁壯。群眾之間的左翼潮流首先將沿著左翼改良主義和中派主義路線上發展。革命勢力可以在群眾左翼的發展中發揮作用，但隨著群眾開始動員，意識模糊的左翼改良派或中派[6]終究會浮上檯面。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在運動早期階段成為領導，只有群眾經過了經驗的考驗加上馬克思主義批判才會導致既有的領導被馬克思主義幹部取代。直到今天，第四國際的“領導們”還沒有理解關於這個問題的基本常識。在英國，他們每年都不斷宣布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這種說辭與1951年大選中工黨領袖的機會主義宣傳，聲稱丘吉爾勝選將帶來世界大戰互相呼應！因此，領導們的路線不但沒有提高他們所接觸的勞工們的政治理解程度，反而迷惑了後者。同樣在1951年，他們大喊英國在12個月內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就是面臨法西斯主義。任何讀過“社會主義勞工聯盟”（Socialist Labor League）[7]或者是其前會員發表的文宣的人，都可以看出他們從來沒有讀過托洛茨基或是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階級勢力動向的分析。法西斯主義不是取決於統治階級主觀作出的各種決定，相反，它取決於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和統治階級本身的關係平衡。不僅在英國，“領導們”從未從他們的經歷中吸取教訓，而且他們重複在其他地方採取相同策略，並不可避免的遭受失敗，無法達成他們的目標。這是因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期成長，並導在二十世紀內社會民主主義在德國和英國等國得到重振，而斯大林主義法國和意大利等地得到復蘇。在自身理論破產和客觀迫使之下，第四國際書記處發展在世界各地普遍打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理論，以較強者為優先。這項策略在當下情勢下是正確的。但不幸的是，如同在英國，他們在其他地方採取了機會主義策略。在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內，他們屈服於斯大林主義，沒有提出堅定的列寧主義革命路線。即便環境困難，他們也該公開將黨領導政策與馬克思和列寧的政策進行對比。客觀情勢和革命勢力的弱小讓打入主義成為必要，但領導們以純粹的機會主義方式從事它。因此，在法國和意大利，他們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他們脫離共產黨時的人數幾乎與他們打入時的人數相同。一如既往，他們從迎合黨領導的機會主義突然轉向到極左的位置，斷絕了通往社會基層的道路。在德國，英國，荷蘭和比利時的社會民主黨派內，他們屈服於左翼改良主義。在成果乏善可陳的情況下，第四國際領導們實際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宣布他們先前打入的政黨不再是勞工群眾政黨，藉此採取了完全極左政策。不幸的是，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以及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仍然得到了勞工階級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因此幾乎沒有人聽得到這些極左抱怨，更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出走了。以凱恩斯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在二戰剛結束時，第四國際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犯下了極左的幼稚錯誤。他們否認了戰後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可能性，但是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政策不可避免的會為複興資本主義奠定了政治前提。他們宣稱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無法重建，並告訴我們戰後將會來一場資本主義崩盤，資本主義已經走投無路了！當我們引用列寧指出如果不將其推翻，資本主義總能找到出路時，他們嘲笑我們的論點。當他們的申論被事件證倒時，仍然道貌岸然地一一介“馬克思主義者”的姿態宣稱資本主義生產力存在著一個“上限”，這個上限即是資本主義在戰前時期達到的最高水平。這些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將不幸地發現，他們所謂的“上限”很快就會被世界經濟的複蘇打破。他們宣稱美帝國主義不可能向其競爭對手提供援助。他們諷刺性地笑著問：美國怎麼能會支撐其對手？資本主義慈善家有可能支援他們的競爭對手嗎？換句話說，他們對階級和國家之間的力量關係，俄國和美國之間的力量關係一點理解都沒有。他們對這個時期的經濟分析，與1930年代斯大林主義者們宣布資本主義進入“第三階段”的拙劣理論水平相去不遠。新時期要祭拜新鬼神。在接下來的幾年內，由於他們粗略的“理論”被證倒，他們隨即做了一個新的翻筋斗。一方面他們不承認自己先前的分析是錯誤的，但承認資本主義顯然發生了變化。他們暗地里相信，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危機的分析已不再重要。但他們不敢公開宣布這一點，因為他們怕被譴責為修正主義者，但他們實際上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假設，即國家干預和赤字融資可以避免經濟衰退。這一傾向可以從他們過去20年來發表的文獻中看出。在他們於1965年世界大會上發表的文件“西歐資本主義的演變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中，他們明確指出：“如果這種繁榮持續到1965年和1966年上半年，西歐很可能不會出現普遍的經濟衰退。相反，如果美國在1965年或1966年初爆發經濟衰退，這很可能與西歐的普遍衰退同時發生，這也會造成自二戰結束以來所有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周期第一次同步化。然而，即使在後一種情況下，它也只會是經濟衰退，而不是像1929年或1938年那樣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這個情勢的主要原因在國際上先前文件中充分檢視過了：帝國主義必須以不斷降低貨幣購買力為代價增加國家開支來緩衝危機。”（第3頁，我們的重點，譯者自譯）今天，就連最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普遍否定這個立場。聯合書記處沒有解釋經濟上升的發展，相反，它迎合了來自資產階級“理論家”的壓力[8]。他們後來也隨著這些主張被證偽為改變立場。他們完全被經濟事件發展所驚訝，並因此迎合了社會民主主義，斯大林主義甚至資產階級思想潮流，將一系列折衷謬論充當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關於戰爭的問題在我們於二戰後發表的論文中中，我們解釋了由於革命浪潮的來臨，世界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或即將發生針對蘇聯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歐洲的資產階級只能通過向群眾給予民主權利的讓步來鞏固自己，從而允許強大勞工階級群眾組織的存在和加強。因此，西方攻擊蘇聯或中國革命的政治先決條件是不存在的。與此同時，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內，由於來自基層士兵的壓力和國內民意也迫使英美軍隊復員。因此，從各方正規軍實力看來，蘇聯在歐洲大陸上目前取得了戲劇性的優勢。蘇方動員了200個師，而西方部隊人數僅稍微高於這個規模的四分之一。一旦歐洲爆發正規戰爭，俄軍可以以比希特勒掃蕩法國更快的速度佔領整個西歐。他們無論在坦克，飛機和槍支數量上都佔絕大優勢，西方軍隊可以動員的力量幾天內就會被[華沙公約國軍]掃出德國，幾週內掃出法國。在亞洲，中國是大陸上最巨大的軍事力量。在這裡，由於革命或半革命戰爭的力量，通過贏得農民擁護，中國軍隊也可以橫掃亞洲。這導致了世界力量平衡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利於帝國主義。從列寧和托洛茨基學說中學不到一丁點東西的第四國際“領導們”，這些自命不凡的戰略家，只能繼續重複“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的陳詞濫調。這個道理，任何一位讀過列寧文章的12歲小學生都懂。但是這個公式並沒有說明世界大戰將如何，何時以及在何種條件下爆發。作為戰略和戰術的指南，它對我們毫無幫助。特別是在現代，戰爭不僅是權力關係的問題，更牽涉到了階級之間的關係。統治階級只有成功以決定性和血腥的方式震懾勞工階級後，才有可能推行世界大戰。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勞工的失敗以及他們組織的破壞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路。自戰後以來，勞工的力量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帝國主義者也相應地保持警惕。確實，自二戰以來，每年都發生了反對殖民革命或是小國之間的局部戰爭。但是一戰後每年都會發生類似的戰爭，直到1939的最後一次大屠殺後才停止。所有其他因素之外，核武和其他可怕毀滅性武器的存在也極其重要。資本家不會無謂的發動戰爭，而是為了擴大他們的權力，收入和利潤。戰爭的目的不是消滅敵人，而是征服他們。於敵人同歸於盡是沒有收穫的。核戰爭意味著的勞工階級的毀滅，而這對資本家來說是殺雞取卵的行為。當然，相互毀滅的戰爭也會帶來統治階級的滅亡。因此，只有極權法西斯政權如此完全絕望和不平衡的社會才會走這條道路。而這又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資產階級不會輕易將他們的命運交給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這樣的新興獨裁狂人。無論如何，在它們能夠這樣做之前，它需要勞工階級遭受血腥挫敗。因此，以認為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為前提來看待世界局勢的觀點，不僅意味著對所有多重社會和軍事力量關係缺乏了解，而且只會產生最悲觀的綱領。幻想只有戰爭才能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就像心胸狹隘的德國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以為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掌權將為社會主義做好準備。實際上，世界大戰的爆發將意味著勞工階級的決定性失敗。核戰浩劫更可能意味著國家和階級的相互毀滅。充其量，少數倖存者可能成功地創造某種形式的奴隸國家，並再次開始物質生產力的必要發展。生產力和勞工階級是建立社會主義絕對必要的先決條件。波薩達斯派只是將巴布洛，韓生，傑曼[曼德爾]，希里和其他人的觀點發展到其自身邏輯的最極端而已[9]。無論如何，他們無法看到帝國主義者自身利益之間仍然存在的矛盾。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理想的資本主義或美帝國主義的勝利並不感興趣，而是優先顧及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場世界大戰頂多意味著西歐遭受如被美軍轟炸夷為平地的韓國和越南一般的毀滅。因此，這些帝國主義列強對發動一場在他們自己領土上毫無勝算的戰爭沒有興趣，甚至在最有利的情況下，這種戰爭只會讓美國帝國主義得利。而對美國人來說，新一場傳統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可怕的前景。開啟一場從法國加來市到中國上海，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俄國海參崴的戰線將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核戰也意味著美國本土也會首次被捲入戰事，導致破壞他們的後勤基地：美國城市和工業力量。因此，第四國際領導們提出的“戰爭會帶來革命”的說辭不僅是反動的，也是癡人說夢。他們流派的立場顯示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與戰爭有關的真實社會因素，這是他們至今尚未理解的問題。在每次危機中，在蘇聯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每次沖突中，他們都喧嚷著“世界末日即將到來。”實際上，越戰和韓戰以及戰後以來的其他戰爭，都受到帝國主義與中國/俄國官僚機構之間 的蓄意安排所局限和限制。在整個時期，帝國主義一直在抵抗殖民革命的擴散，並以軍事、工業和策略性手法抑制蘇聯和蘇聯官僚的實力。極左主義和學生主義由於他們的所主張的“打入主義”版本所帶來的成果乏善可陳，他們現在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轉向極左主義。他們沒有從打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經驗中誠實地汲取教訓，而是現在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朝向極左政策前進。然而，他們設法將其與一定程度的機會主義相結合。他們的一個支持者寫道，1964年在英國的威爾遜（Harold Wilson）政府揭示了一個“左翼社會民主政府”的出現。此人的觀點得到了其英國支持者的熱情擁護而不是否定。然而事件發展很快地讓他們失望。同時，聲稱英國威爾遜政府與西德布蘭特政府之間存在一些（實際上不存在的）根本區別。折衷主義不可能走遠。即使布蘭特和威爾遜兩人之間存在任何重要差異，個人之間的差異也不是重要的。在英國，第四國際領導們在工黨內的機會主義政策，只不過是為日後同樣毫無益處的極左冒險埋下伏筆。在德國，他們拒絕與社會民主青年大眾合作，而是將注意力轉向學生運動。這是一個戰術問題，雖然錯誤，但仍然是戰術性的。當然，他們應該對學生給予一定程度的關注，但主要目的是教育學生們理解他們轉向勞工運動的必要性。德國的勞工階級和他們在英國的兄弟一樣，必須經歷社會民主政府的經歷，才能理解改良主義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法西斯主義的經驗以及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政策重挫了德國勞工階級的意識，只有他們在目睹了改良主義政府受到檢驗後才有可能教授他們革命理念。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再一次的為學生之間的可造之材提供錯誤的教育，前者迎合了後者的偏見，而不是承擔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必要工作。這也意味著學生而後必然將喪失鬥志而退出。這些人傾向於責怪勞工階級而不是承認他們自己的問題。在這方面，就像所有事情一樣，這個流派只取得了最糟糕的成果。在德國，革命家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進一步接觸社會民主勞工，尤其是社會民主派青年。但第四國際領導們過去的失誤也防止了他們如此行事的可能。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法國，意大利，美國和世界各地，這個流派已經沉溺於所謂的學生主義之中。世界各地學生開始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決裂當然是進步性的現象，而革命家當然要認識到這點並說服最有潛力的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念。最重要的是，應該向學生解釋這種現像是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症狀，這也是全世界社會一般開始左傾的表徵。在殖民地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波拿巴工人國家內，都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學生運動是社會危機的晴雨表，但除非它在工會和勞工階級運動中紮根，否則它注定是無效和無用的。除非學生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訓練，否則運動將變得無用，並墮落為各種形式的烏托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學生可以為傳播革命思想形成有用的酵母，但只有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理解學生自身的局限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他們才能發揮正面作用。法國[1968年5月]的事件為革命運動中的所有趨勢提供了一種新的，也許是決定性的考驗。革命是所有革命家的試金石。在這個坩堝中，革命思想黃金將很快會其他庸俗元素和合金分離。在整個歷史時期，第四國際領導們由於否認了西方革命的可能性，他們自然對法國的事件感到震驚。從對西方國家勞工階級潛力的深刻悲觀觀點出發，他們轉向了最不負責任的極左主義。他們完全沒有理解，在接下來的歷史時期內，各國共產黨將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也將他們注定他們走向宗派主義的深淵。他們居然對法國開始展開的革命過程爆發幾週或幾天后大聲譴責，顯示他們對革命缺乏基礎常識。他們不理解革命勢力微弱是影響事態發展的因素之一，也不理解接觸共產黨旗下群眾的必要性。相反，為了迎合學生左翼中的各種瘋狂想法，他們做出一系列極左姿態和行動。他們抵制選舉和對學生選舉的抵制是完全不負責任的，這完全成全了共產黨領導們的計劃，讓他們仍然獲得絕大多數勞工階級的支持。第四國際領導們完全沒有想到，法國共產黨作為當下戴高樂政黨以外的唯一政治選擇，將有辦法一時從他們之前的挫敗中復蘇。到目前為止，第四國際“領導們”還沒有為新一時期的“人民陣線主義”做好準備，而資產階級將會利用人民陣線來瓦解勞工階級新發動的攻勢。然而，我們的趨勢已經充分分析了法國革命的發展。由於此革命仍然處於其早期狀態，我們不需在此重複我們的分析。只需補充的是，法國革命左派的所有趨勢目前都在沒落，因為他們未能分析和理解革命的變化潮流。他們不了解那些平靜，甚至是反動的時期，將為群眾的革命性動員和新一波革命攻勢鋪路。事件表明，不僅在法國，而且在任何共產黨成為勞工階級主要政黨的其他國家內，只有共產黨內部發生大規模分裂才能造就大規模另類革命政黨的形成。在社會民主主導勞工力量的國家內，類似的考慮因素也適用。過去五到七十年的歷史經驗表明了此一分析的正確性。1965年第四國際世界大會內的主要討論，包括對整個英國支部的驅逐，都收錄在我們趨勢提出的論文和關於我們被開除的聲明中。這些證據顯示領導們沒有能力容忍他們隊伍中真正誠實的馬克思主義趨勢。他們拒絕作出討論，或是容忍他們旗下的馬克思主義派系，表明這個組織內部的真實進程，以及它對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有機傾向。錫蘭（斯里蘭卡）支部的歷史為革命流派無法在各個時期汲取教訓的後果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教訓。它是第四國際的唯一群眾組織，是作為錫蘭勞工階級的群眾黨。但正因為如此，它成為所有墮落趨勢所覬覦，受到任何群眾組織都會受到的敵對階級壓力。所謂的第四國際國際領導在執行了25餘年的錯誤路線後，完全沒有能力控制錫蘭支部的國會議員和支部領導。第四國際在世界範圍內還是微小的團體，而領導們只能用政治威信而不是組織權威來說服錫蘭同志們。但是由於他們自己政治威信已經破產，他們毫無效用的組織制裁手段只會引來反感。如此的手段造就了第四國際與斯里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於1964年對當地聯合政府採取機會主義立場時的立即分裂，這只會孤立革命分子並使他們成為無能為力的極左派。結果是增強了平等社會黨機會主義領導的地位，而後導致進一步的分裂和沒落。任何活動於平等社會黨內外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的直接任務應該是面對勞工的群眾組織，在當地情況下仍然是平等社會黨。然而，政治威信只有通過多年以來能夠證明其方法、分析和理念正確性的革命領導手法獲得。第四國際領導們當然缺乏這點。他們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取代這個真正的威信，這只會導致一系列羞辱和衰弱的分裂。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需要在1965年的聯合書記處第四國際大會上，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理論，即資本主義和“強勢”政府論。這是他們暨[1945]波拿巴主義國家將在西歐蔓延理論的延伸，斷言資本主義不再允許民主權利的存在，因此只能在西歐建立獨裁政權。他們恢復了這一在過去從未被正式拋棄的理論，並以“強勢”政府的用詞包裝成新一版本。在法國，德國，英國，甚至全世界，資產階級將用波拿巴政權取代民主。這種分析沒有考慮到勞工階級組織的能力和力量，階級之間力量的關係變化，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在這些條件下，資產階級不但無法將其意志強加於社會，整個社會反而傾向於左傾。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提高價格和收入管制政策的企圖往往會破裂。除了希臘（由於特殊原因）以外，西方國家政府不但沒有取得獨裁權力，反而朝著相反方向發展。我們在部分國家內目睹了群眾激進化的發展，卻在哪裡都看不到資產階級得以透過建立一個軍警國家來強加其統治。被第四國際領導們寄予厚望的學生激進化運動，恰恰反映了與他們觀點相反的發展。歐洲最近唯一的“強勢”政府，亦即法國戴高樂政府迅速地被勞工階級第一次的群眾運動震撼。無論如何，戴高樂的波拿巴主義是迄今為止存在的最民主的波拿巴主義形式，這也不是意外。它的弱點表達了勞工階級手中握有的巨大力量。工業的發展反而意味著勞工階級的力量得到了極大的加強。統治階級在採取決定性反動方向，必有要先與勞工階級血腥地一決雌雄。但這反過來又意味著以資產階級的命運作為賭注。因此，資產階級將極不情願採取這條道路。放眼世界，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存在著如二戰前，尤其是1930年代那樣的強大法西斯組織。在經歷過法西斯狂熱分子之後，資產階級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極其不情願地將自己置於法西斯主義的力量之下。另一方面，波拿巴主義形式的“強勢”政府狀態在沒有群眾基礎的情況下是不能長期維持自己的。因此，資產階級國家目前的章程可能會是推動反動方法和法律，而不是建立軍事獨裁政權。在資本主義日落西山下的整個資產階級世界中，勞工階級和革命運動會面對的不是“強勢”政府，而是極其脆弱和癱瘓的國家機器。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所謂的“議會外反對派”的整體策略是只不過是口頭反對的表現。它們是中產階級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標誌，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標誌。學生和激進分子的任務通常是首先用馬克思主義的清醒思想來教育自己，然後更接近群眾，而不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咆哮。第四國際書記處對這種言語激進化手法的投降，體現了他們對階級鬥爭的辯證和階級覺醒方法完全缺乏理解。革命家的任務是在同時保持理論上的堅持和戰術的靈活性，以便更接近勞工階級。不理解這一點的第四國際領導宗派的整個歷史都是不光彩的。我們現在回到了一個接近我們起點的位置，即與機會主義傾向鬥爭的小團體。從歷史上看，馬克思主義運動由於隔離於群眾運動而萎縮。一方面，我們在歷史上是幸運的。如果第四國際領導們在法國，美國和其他國家擁有10,000到50,000名成員的組織，而不是現在跟隨他們的微小宗派，那他們的極左路線以及遵循相同路線的團體將會對群眾運動造成巨大的傷害。這可能就像共產國際在1930年代的極左階段政策一樣，由於當時的政策和對群眾組織的輕視導致他們自己孤立於勞工階級之外。希特勒在德國的勝利是以這種方式準備的。如今，法國所有宗派的滑稽動作極大地促進了共產黨領導層和改良主義者在勞工階級之間重拾聲望和權力。在其他國家，這些宗派們如果有足夠實力，它們也只會促成將學生與勞工運動隔離開來的效果。聲稱代表第四國際的集團的理論匱乏和基本政治錯誤可以追溯到戰後時期。從托洛茨基學說學得不多的他們，無法將托派運動重新定位，為未來巨大事件做準備。如果他們當時對他們的錯誤進行了誠實的自我批評，並對他們的錯誤和這些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徹底的分析，他們本可以建立堅定基礎的運動。但是，他們通過重複他們認為是托洛茨基的食譜而燒傷了他們的手指，這些廚師們開始認為是這本“革命食譜”本身不足，並且毫不客氣地將大師的教誨拋之門外。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純粹在經驗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基礎上行事。我們在國內和國際上的任務基本上與過去兩代人的任務基本相同。這項任務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革命思想的辯護和延伸。各個宗派，尤其是那些揮舞著聯合書記處旗幟的人們所經歷腐化的原因在於我們時代的歷史發展。資本主義，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壓力，在西方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東方的斯大林主義的暫時鞏固，以及殖民革命內的各式變態發展，正如上述解釋的那樣，是這些自稱第四國際的宗派經歷墮落的原因。但解釋不是藉口。必要是有兩面性的。在文初回顧的歷史中，由於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影響，第二和第三國際的墮落並不能證明領導人放棄馬克思主義是正當的。歷史發展並沒有正當化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同樣，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超過一整世代所犯下的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罪行，是沒有道理的。偶然犯錯是一回事。即使是最具革命性和最有遠見的趨勢，也會犯錯。但是，不斷重複錯誤，在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之間不斷的搖擺，不再是一個錯誤，而是一種傾向。這是我們分析過的歷史。像他們面前的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一樣傾向於拒絕分析其，糾正他們自己的錯誤。這種傾向永遠無法執行歷史帶給我們的任務。他們將繼續無休止地分裂和互鬥，並在與政治經驗毫無關係的基礎上建立他們的“威嚴“。這種傾向永遠不會繼承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即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這些傳統是我們繼承的肥料，但領導們不但不把它用於栽培革命果實，反而把它荒廢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其發臭。許多年輕人可能會成功擺脫這種有毒的環境，並協助建立新的國際組織。要有一個群眾性的革命趨勢組織，不僅要有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方法和政策，也有必要讓這個趨勢與歷史合流。這就是布爾什維克辦到的。然而，對於一個微小的革命趨勢組織而言，在絕對必要保持基本思想的同時，在經驗的基礎上有意識地和公開地擴大組織的規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這一點，那這個趨勢作為一個革命力量將是死路一條。如果這個趨勢組織無法從事件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那麼注定要繼續宗派化，並引發運動的進一步失敗和瓦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聯合書記處錯誤的不斷演替絕對沒有任何藉口。錯誤是嚴重的，但未能糾正錯誤是致命的。為了保持理論的尖銳性作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最前沿，列寧和托洛茨基對任何理論上的錯誤都進行了細緻的糾正。像聯合書記處那樣的流派永遠無法應對歷史帶來的任務。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有群眾組織。馬克思主義者擁有革命理論，在歷史上他們將從少數質量轉變為革命數量。既沒有群眾組織也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就不會有未來。這種流派在歷史上註定要失敗。在事件發展的每個階段，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以正確的方式行事。就各個基本問題而言，我們的文件可以出版、發表，作為過去25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托派勢力在建立一個可行的國際組織過程中遭到的失敗可以從以整時代的經驗來理解。同時發生革命和反革命，無產階級在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組織的存在下臨著巨大的障礙，在創造大規模革命趨勢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巨大的困難。法國革命開闢的新時期開啟了無產階級發展的全新階段。群眾抗爭行動將使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強大組織受到考驗。在這些事件中，群眾組織將擠出一個革命性或準革命性的側翼，但它們注定要向左和向右發生一系列災難性的分裂。在這段經歷中，勞工們不僅要考驗改良派和斯大林主義的群眾組織，還要考驗各種宗派主義和中派主義傾向：毛派，卡斯楚主義者，格瓦拉派和其他因為檯面上沒有馬克思主義趨勢而激增的潮流。事件發展將政治上暴露出各種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不足和無效。在學生和更重要的勞工階級之中，新一代人將尋求革命道路。在事件發展的基礎上，西方國家的大規模革命傾向，將在作為主流的斯大林主義或是改良主義社會民主黨內形成。托洛茨基在戰前時期自信地預見到的時期現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展開。我們為整整一代人所保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將在勞工階級之中開始有聽眾。在國內和國際上，我們趨勢的思想可以在這個時代獲得大眾支持。我們建立這一運動的鬥爭將在國際上產生影響。我們的任務是在英國建立一個可行的趨勢組織，這種趨勢將擁有足夠的資源和威信在全世界的先進分子中獲得注意。我們不可能詳細說明如何做到這一點，但憑藉主動性和積極性，我們可以成功地傳播我們趨勢的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黑暗時期，馬克思主義者被淪為極少數，但在事件的基礎上，他們在1917年經歷了俄國的勝利革命，並為建立群眾革命政黨鋪路。從歷史上看，由於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影響，布爾什維克保持著革命思想的堅持。隨著不利的歷史潮流，這些理念被掃除了。在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這些理念將再次被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豐富經驗所強化，贏得大眾之間的聽眾。聲稱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其他宗派將也受到考驗。他們將在事件的淬煉中淪為灰燼。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將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斯大林主義越發暴露了它在非資本主義國家內與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不相容性。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官僚主義的這種僵局反映在他們的理論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貧瘠之中。斯大林主義者在他們擁有權力的國家和他們所反對的國家中陷入戰爭國家集團的崩潰，表明斯大林主義已經破產。另一方面，改良主義在改良派當政的國家以及他們作為在野黨的國家內都表現其惡劣的影響。這些趨勢對勞工運動的統治已經將其腐敗影響擴大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弱小流派之內。對於認識到他們除了巨大革命道路之外沒有其他出路的年輕人來說，托洛茨基主義理念將越來越有吸引力。 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雖然沒有隸屬於一個已經存在革命國際組織，卻在方法，理念和以革命國際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他們一直是國際主義者。英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最重大的國際任務是建立一個具備國際主義原則和傳統的強大革命趨勢，這有助於在國際間建立可行的趨勢組織，並為創建真正的第四國際做好準備[10]。如何將革命國際組織起來？列寧和托洛茨基曾多次指出，如果錯誤沒有得到糾正，那麼就可能會變成一種趨勢。本文的分析表示，25年來，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接二連三地犯錯。從一個錯誤的政策走到其同樣錯的反面，然後再回到更高程度的錯誤。這是小資產階級趨勢徹頭徹尾的標誌。至於這個集團，至少在其最高領導層，這已經變成了他們的有機本身。他們的整個世界觀已經被25年來所犯的錯誤所塑造，成為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工作習慣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就連稱這個趨勢為“中派”都算是一種恭維。作為具有群眾運動性質的第二國際，其墮落可以由社會的壓力及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歷史來解釋的。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其領導者與基層成員的隔閡以及他們與群眾基礎的疏遠。第三國際誕生於前所未有、史無前例的最激進的群眾潮流，是一個國際性的、革命性的大眾趨勢組織。在（同時充滿著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時代，國際組織的腐化——撇開俄國政黨的問題不說——我們已經在許多文獻中解釋這源自凌駕於群眾之上的官僚壓力。在國際範圍內，第三國際的墮落始於他們拒絕學習和分析事件的教訓，不願糾正斯大林主義領導的錯誤。在所有因素中，這一點十分重要。托洛茨基主義作為史上最具革命性和最誠實的趨勢，透過對此進程的分析展開了它的工作。從沒有廣大群眾基礎開始，我們只有通過對理論和事件的認真態度才能成為一種革命趨勢。這是列寧文章中給我們的教訓，托洛茨基的寫作和活動在理論衰落和墮落時期，可能更是深化了這一教訓。放棄這一寶貴遺產，且沒有革命群眾壓力的糾正的聯合書記處和其他類似的流派，都變得不負責任。理論問題沒有得到認真考慮，而是成為領導集團隨意突發奇想的一部分藉口。二十五年來的這一進程表明，這些人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都無法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有機改進。記錄他們季諾維也夫主義式的組織博弈是一件令人不快的苦差事。在此提及我們在1965年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委大會上被驅逐時發表的文件就足夠了。列寧輕蔑地稱第二國際為郵局而非國際組織。這個集團甚至連郵局的尊嚴也沒有。在組織上和政治上，他們都完全破產了。那麼革命國際將如何建成？我們多次指出，在英國，運動只能建立在事件發展的基礎上。這同樣適用於建立國際組織的問題。在許多文件中，我們解釋了事件將如何給群眾性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政黨帶來危機。東方和西方的事件發展將發揮其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的發展將是決定性的。西方資本主義和東方斯大林主義的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和意大利目前的動盪只是一個開始。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日本和美國以及其他重要中心，階級之間危機的輪廓現在已經顯現出來。在事件的錘煉下，先前支持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群眾內發展出中派團體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趨勢的大規模分裂將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內達成。俄國境內發生的事件可以改變整個國際形勢。美國和其他西方工業國家也是如此。隨著群眾中派團體的出現，大量勞工正在摸索著革命的領導，這將成為群眾熱烈討論或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有利環境。我們必須嘗試用托洛茨基的理念和方法在國際間接觸這些人。正是在這些組織內部發展的這些群眾力量中，革命國際的群眾力量才會到來。巨大的事件將使我們的理念和政策在這些階層中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在勞工之間。與這些人聯繫將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要部分。事件發展還將使其他聲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流派中的年輕和更聰明的份子對我們的想法產生興趣。許多年輕人將在這些條件下加入我們。這將類似於西班牙革命的重演，但是這是在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有機危機浮上檯面的前提下發生。現在的勞工階級更加強大，國際反動勢力更弱小，因此為勞工的進擊奠定了基礎。在隨後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失敗和某種形式的反動，以及取得重要的收穫和成功後，勞工階級將會作出更大的飛躍，為創造群眾中派潮流做好準備。俄國革命是在九個多月內發展、造就的。這首先是因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力量。而西班牙革命發展了六到七年。由於革命黨力量的弱小，一個漫長的革命時期很可能就像法國已經顯示的那樣發生。正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參與，接觸將要發展的群眾中派政黨內將尋求連貫革命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革命分子。正是這一點強調了我們繼續和擴大國際工作的必要性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髮展並擴大我們在其他國家內與其他團體或個人的聯繫人工作。我們的對其他流派的批評和對比應該會給我們贏得打下組織基礎的可能。因此，這仍然是我們趨勢在英國和國際間活動的重要部分。然而，國際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在英國建立一個可行的趨勢組織。這就是為什麼組織總部，出版物和專業人員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在英國，更是我們的國際工作中。聯合書記處和其他人對我們的主要批判從來都不是對我們理論的批評，而是對我們工作的詆毀。 “他們算老幾？”，“他們建造了什麼？”，“他們無法建立一個趨勢”;這是他們在年輕同志之間，特別是在幕後，誹謗我們的主調。在英國建立一個可行且強大的趨勢組織，不僅可以實踐中證明我們的理念的正確性，而且還可以證實我們的工作方法和組織方式的正確性。他們的誹謗會在實踐中被駁斥。英國革命共產黨的崩潰給英國和國際運動帶來了打擊，我們現在正處於修復過程中。通過十月革命的成功，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國際上得以成長。這反過來又取決於俄國黨的組織以及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理論思想和政策。我們在這裡面臨著一個類似的過程，當然要把持分寸感處理事情，因為我們還沒有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並建立一個群眾性趨勢組織。比起其他任何時期，工業發達國家的革命爆炸的必要前提已經更佳發達，至少在英國是這樣的。在革命發展的基礎上，勞工們會急切地抓住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其他國家爆發革命形勢的情況下，我們在這裡從事的活動也一樣可以得到豐碩的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比以往更加有條件影響事件的發展，因為我們已經有會說各個歐洲主要語言的同志們。毫無疑問，他們的角色將在即將到來的時期越來越重要。但這也關係著財務和資源的問題。我們對美國社會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雖然持有許多批評，但就算他們現在處在美國革命浪潮的初期，且只有在學生之間有基礎，但據說他們光是在紐約就有60名全職人員！要在國內和國際間從事的最基本工作，我們至少需要十幾名專業人員。憑我們當下小小的成功來講，我們政治趨勢的真正歷史可以說才剛起步；但一旦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自己的辦公室和更多的專業人士，就真的可以在國際範圍內更加實際地發展我們的工作。有了這種等次的資源，我們就可以開始詳盡分析其他流派的政策，以得以影響海外人士。我們不僅可以用英語，而且可以用其他語言，開始出版這些材料以及我們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文件。我們可以開始認真地工作。因此，把將組成新國際的要素匯集在一起 的任務，與建立我們自己的組織這一任務是息息相關的。完筆於1970年5月"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全球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聯絡我們"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訊“星火-革命社會主義觀點在台灣”臉頁，謝謝！註釋[1]作者註：直到1947年，在筆者與當時第四國際書記處英國支部的一位領袖斯圖爾特[山姆·戈登（Sam Gordon）]努力解釋當時情勢的變化時，他居然斷然回應：“啊，是的，但現在只是1947年，距離托洛茨基的預測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被驗證。”他和他在第四國際書記處的同僚們完全無視於戰爭和戰後時期的所有事件發展。1938年，工人國際聯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成立於英國。這個組織成立的原因，是由於當時（作為第四國際正式英國支部的）“戰鬥社（Militant Group）”基於一些組織問題而開除了一批同志。同年下旬，工人國際聯盟拒絕（在第四國際領導指示下）參加不同托派團體無原則合併。這些團體有些從事打入主義，有些沒有，而合併則是在故意模糊這兩種策略的前提下進行。按照工人國際聯盟當時的臆測，這樣的合併將會帶來組織的癱瘓和進一步的分裂。這是將三個組織合併為十個的公式。隨後事件證實了這一點。幫助實現這種“團結”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坎農（James P Cannon）和領導人就此與領導工人國際聯盟的同志們結下怨恨。在[1944]英國革命共產黨的創始會議上，（以希里為首的）第四國際領導的支持者們莊嚴地宣稱，所有托派分子已經融合在一起，沒有政治分歧了。因此，他們宣布他們的“國際主義派”派係正式解散。這個舉動反而遭到了參與創黨大會其他同志的譏笑，令這一派人的代表惱羞成怒地抗議。他們“宣布解散”的舉動並沒有阻止他們與美國支部和國際代表Phelan [Sherry Mangan]當晚在他下榻的酒店內秘會，以決定如何最好地踢走英國革共黨既有的“反國際主義”且“必須被殲滅”的領導團隊！由於其他原因，包括工黨，斯大林主義者和工會領導人對戰爭時期聯合政府的支持，以前工人國際聯盟為主要基礎的英國革命共產黨得以迅速地成長。它採取靈活的策略以及正確的方法和政策，成功地在該國所有主要工業區內獲得小而可觀規模的支持。英國革共黨在其全盛時期是整個英國勞工階級少數而重要的部分。它崩潰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題，但在日後將會發表的英國托派歷史介紹中會加以分析。在這裡應該指出的是，雖然工人國際聯盟沒有出席第四國際於1938年創建大會，但我們有受邀派遣代表，只是由於財務原因而無法照辦。然而，工人國際聯盟仍然向創建大會發送一篇聲明，而該聲明卻被坎農篡改，藉此拒絕工人國際聯盟申請成為第四國際同情組織。儘管工人國際聯盟當時是正式在第四國際之外的組織，但托洛茨基從來沒有攻擊過我們，反而由於我們發行他的小冊子《西班牙的教訓》和獲得一部印刷機向我們寄了一封致賀信。在組織問題上，第四國際始終被季諾維也夫主義的遺毒，亦即派系惡鬥，幕後交易，“老大”政治等等劣質文化所困擾。儘管坎農是一位有才的勞工領袖，他和其他人卻要為了造成這一局面而負責。這種手段的氾濫，總是因為領導的理論落後和，歸根究底，他們錯誤的政策造成的。國內和國際領導層的任務是通過討論和經驗來說服基層同志。揮動組織紀律的大棒是沒用的。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時代，即使他們在國際間擁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權威，他們也總是努力討論理論問題，並通過說服而不是強壓他們的政策來贏得人們支持。托洛茨基總是強調需要一個乾淨的旗幟，但在他死後，季諾維也夫主義的手段已經悄悄進入了聲稱代表第四國際流派的政治文化內。然而，本文件並非旨在處理組織問題，而是闡明第四國際在過去三十年中脫離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根本政治分歧。英國革共黨及其前身工人國際聯盟提供了關於如何解決組織問題的範本。革共黨以靈活的策略參與了勞工運動。在特定條件下，以自己的旗幟開展工作，但始終面對群眾運動。關於革共黨的完整歷史及其成就還沒被寫成。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工人黨和第四國際的領導層甚至利用已經相當有限的資源追求集團政治，以確保整個國際接受他們的想法。因此，在很小的方面，傳承了季諾維也夫主義的政策。[2]作者註：在1965年的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世界大會上，我們組織的代表團挑戰了國際領導提出的文件“中蘇交惡的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中下列的申論：“在中國，為工人民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和其政權，除非通過足夠規模導致政治制度發生質變的的反官僚鬥爭，是無法獲勝的“。 （英文原文第8頁，譯者自譯）當時我們要求文章作者們澄清這是否意味著第四國際領導們認為政治革命是中國朝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先決條件。代表國際書記處多數派（也就是弗朗克、曼德爾、巴布洛和他自己的）“多數派”邁登（Livio Maitan），回答他們認為政治革命不是必要的，而美國的社會工人黨則認為它是。因此，該文件的表述是一種“妥協。”[3]編者註：美國社會工人黨，以及英國希里派和法國蘭伯特派，於1953年從第四國際書記處分離出來。 1963年，美國社會工人黨重新加入了第四國際書記處，後者更名為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USFI）。巴布洛自己在1964年從聯合書記處分裂出來。[4]譯者註：在此，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指的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前與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等政黨共同存在反對沙皇的政黨，是為一個基於俄國農民群眾的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政黨。在俄國二月革命後該黨發生左右分裂，其右翼忠於克倫斯基臨時政府，而其左翼則一同與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並聯合組閣蘇維埃政府，直到俄國內戰前夕其中一部分加入布爾什維克，而另一部分則加入白軍反動勢力。[5]譯者註：“個人徵收（Individual Expropriation）”泛指以個人從事偷竊或搶劫的方式獲取統治階級的財富，而不是動員整個勞工階級以群眾性方式奪取生產資料。[6]譯者註：“中派”或是“中派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中指的不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中間派系，而是在左翼改良主義和革命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思想潮流。[7]譯者註：社會主義勞工聯盟（Socialist Labor League）是以希里為首的英國宗派在放棄“深入打入”工黨路線後成立的極左組織。[8]作者註：對此問題更全面的解釋，請參閱“經濟崩盤會再次出現嗎？(Will There Be A Slump?，格蘭特著）。”[9]譯者註：波薩達斯（J Posadas）是為阿根廷托派領袖之一，而後出走。以其聲稱世界核子大戰將是不可避免的申論著名。[10]譯者註：在此，格蘭特將革命家當下的目標解釋稱“建立真正的第四國際“，是因為由托洛茨基創建的第四國際在達成革命群眾組織的高度前就已經沒落，也因此一個群眾性的第四國際仍然有待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