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第四国际 Share Tweet（按：本文为泰德·格兰特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原文标题亦可直译为“（革命）国际的纲领”，旨在评估第四国际自托洛茨基逝世以来的种种政治经验、错误、和腐化。以格兰特为首的英国”战斗趋势”在第四国际于1963年重新整合时成为正式英国支部，但却始终保持他们对国际领导的政治批判，最后于1965年被第四国际领导单方面宣布与另一团体国际社（International Group）同为第四国际在英国同情组织而淡出，最后脱离第四国际，自立门户。文中的各项申论遂成为日后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理论基础。）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第一和第二国际没有国际性的展望、纲领和政策，就无法建立可以担负改造社会之责任的运动。所谓“（共产主义）国际组织”，首指纲领、政策和方针，而其组织机关乃是执行这些理念的手段。一个“国际”组织的需要源自于劳工阶级在世界范围上的地位。劳工阶级的世界性地位又产生于资本主义把全球经济组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国家的劳工阶级的利益和所有其他国家工人的利益是同样的。资本主义建立了劳动分工，因此创造了国际性劳动力组织和计划生产的先决条件。所以，工人阶级在所有国家的奋斗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资本主义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发展了工业，并粉碎了封建社会的地方性特殊主义。它打破了封建制的陈旧的关税、路费和经济征收。它的伟大创举是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但完成了这一伟业后，它自己反变成了生产发展的束缚。民族国家，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废除国家边界和建立欧洲和世界工人国家联盟，才能充分释放社会上既有的生产潜力。这一切，再加上国家所有制和工人管理，是社会主义道路上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战略和战术，这也反映在阶级最觉悟的领导中。如马克思的格言所说，由于“工人没有祖国”，因此他们必须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马克思首先组织了第一国际，用来在国际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团结起来。在第一国际阵营里有英国工会会员、法国激进主义者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它为欧洲、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框架。当时，资产阶级在面对第一国际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时充满了恐惧。第一国际在欧洲的主要国家建立了深厚的根基。巴黎公社崩溃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对劳工运动施加的压力导致了内讧和派系斗争。这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资本主义的有机增长更在国际范围上影响了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把该组织的总部搬到了纽约，之后又[在1876年]决定占且解散第一国际。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这反过来又为国际联合组织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上铺平了道路，它容纳了更多的群众。如此，在1889年，第二国际诞生了。但是，第二国际的发展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有机扩张的框架内，而世界社会民主的领导层虽然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实际上受到了资本主义压力的侵蚀。劳工阶级的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沾染了统治阶级的生活习惯及风尚。与统治阶级妥协和讨论的习惯成了他们的本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纠纷的惯例塑造了他们的思想习惯。他们认为由群众组织施加的压力所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可以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领导人的生存环境变得比群众更宽裕。这影响了顶层的议员和工会官员。 “环境决定意识”，而1870年巴黎公社之后几十年的平稳发展，改变了群众组织的领导的性质。在口头上支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名义上提倡国际主义，但领导在实践上已经成了民族国家的拥护者。在1912年的巴塞尔会议（Basle Conference）上，随着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加剧和世界大战趋向必然，第二国际宣誓通过一切手段，包括总罢工和内战，反对任何迫使人民自相残杀的计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卢森堡、托洛茨基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参与组织第二国际作为解放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枷锁的手段。在1914年，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急忙支持本国的统治阶级。这场危机以及其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是如此出乎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们的意料，以至于就连列宁都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前进报》发表的支持战争预算的消息，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国际组织在首次面临严峻的考验时就可耻地崩溃了。第三国际列宁，托洛茨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麦克莱恩和康诺利等领导人被沦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派。作为齐默尔瓦尔德会议（Zimmerwald Conference）的参与者，1916年的国际主义者在全世界的规模只能坐满几部马车而已。背叛的意外导致了国际主义者的孤立和弱势，这也往往产生极左情绪。为了区别于“社会爱国者”和“社会主义叛徒”，他们被迫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帝国主义制造战争的责任，民族自决权，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改良主义的实践和政策分离。列宁曾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的想法是工党老板编造的有害的童话故事。如果战争之后没有一系列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接下来将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十次世界大战，直到可能毁灭人类。壕沟中为百万富翁垄断者的利益所流的鲜血和苦难，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人民叛变反抗大规模屠杀。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这些政治原则的正确性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得到了证明。随之而来的是1917年至1921年的一系列革命和革命情势。然而，于1919年正式成立的新共产国际是微弱和不成熟的。因此，尽管俄国革命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引发激进化浪潮并催生大规模的各国共产党，新共产党人却没有力量抓紧当下的大好机会。群众在第一波社会激进化时，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组织的理解，通常会转向传统的改良派劳工组织。而不成熟的年轻共产党人们无法知悉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来建立革命组织。因此，资本主义政权暂时得以稳定。在1923年德国的革命情势下，由于党领导层的政策分歧经历了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同样的危机，却无法克服它，让他们错过了夺权的机会。在此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因为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西方扩散而赶紧支援德国资本主义。苏联为此遭受的孤立和落后为其以及第三国际的堕落铺路。1924年，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开始巩固其在苏联篡夺的权力。在第二国际花了几十年的堕落过程，在苏联内以更短的时间发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落后的国家赢得政权后，自信地等待国际革命的成功，亦即解决俄国和世界劳工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在1924年，却出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体系，企图将他们自己的地位凌驾在广大劳工和农民群众之上。“艺术、科学和政府权力”变成只有渐渐浮上台面的官僚们才可以享受得到的东西，而不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推崇的让大众参与政府和工业的运作。1924年秋季，斯大林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首次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论。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主义派反对这一理论，并预测它将导致共产国际的崩溃和其世界各地支部的腐化。理论不是抽象的纸上谈兵，而是斗争的指南。理论获得广泛支持的前提是，它必须代表当下社会中某个群体、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和压力。因此，“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苏联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即那些对革命失败结果感到满意，并且不希望他们的特权地位受到干扰的官僚们。正是这种观点在这时开始将共产国际从国际革命的工具转变为仅仅是为了捍卫苏联的边防手段，因为他们声称苏联本应该忙着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左翼反对派以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原则为立场的左翼反对派此时遭到世界各地共产党的驱逐。英国总罢工和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为这一发展做好了准备。在这个阶段，斯大林、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的政策中出现的“错误”，表现了他们作为特权阶层的思想家以及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施加于他们的巨大压力。这些领导错误注定了劳工阶级在其他国家的运动面对灾难性的失败。斯大林和他的集团在试图调解西方的改良派和东方的殖民民族资产阶级时受挫，致使他们拖着共产国际的各国领导们走向极左的位置。他们没有主张统一战线，以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上台，而是分裂德国劳工，从而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瘫痪和希特勒的胜利铺路。苏联的堕落和对第三国际的背叛反过来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内部接下来的反革命罪行和背叛做好准备。除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政府垄断对外贸易和计划生产之外，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几乎消失殆尽。苏联内部对反对派毫不公平的政治内斗和肃清，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党内同步执行。希特勒的胜利以及西班牙和法国革命的失败是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从1924年到1927年，斯大林与苏联的富农和“耐普曼”（透过新经济政策富有的资产阶级）结盟，提出“以蜗牛的速度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与此同时，国外的斯大林主义主张与资本家“调和”，并与社会民主党妥协以作为“阻止”战争爆发的手段。苏联左翼反对派倡导恢复工人民主以及五年计划的实施，却遭到挫败，都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政策造成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挫败。随后，共产国际从在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际“苏联之友”前卑躬屈膝，急转弯向了“第三时期”的政策。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被以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而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则是双胞胎，这些“理论”为国际劳工阶级后来遭受的惨败铺路。与此同时，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得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共产党内最先进分子的支持。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十月的教训》中讲述了1923年德国革命流产的教训。面对国内外反对派提出的方案官僚们则以大规模开除党籍回敬，不仅在俄国，也在共产国际所有主要支部内。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南非和其他国家支持的左翼反对派的人数有所增加。此时的反对派的纲领是诉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改革，并提出正确的决议案来矫正共产国际在1923年至1927年期间的机会主义，以及从1927年到1933年的冒险主义。这些分裂，正如恩格斯曾说过，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旨在试图保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佳传统和共产国际的理念。领导危机是共产国际和全人类面对的危机。因此，这些分裂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理念和方法的手段。刚成立的左翼反对派将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虽然被开除党籍了，但仍然诉求着共产国际的改革。群众，甚至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只能通过重大事件的教训来学习。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群众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旧组织，直到这些组织在经验之火中受到考验。直到1933年，共产国际内的马克思主义派仍然诉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改革。共产国际是否能够持续作为可行的革命组织将通过历史的考验显示出来。因此，左翼反对派顽强地坚持，虽然正式在共产国际之外，他们仍然是后者的一部分。正是希特勒的夺政和共产国际拒绝吸取失败的教训，让共产国际不再是劳工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利器。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并没有分析“社会法西斯主义”致命政策的背后的问题，宣称希特勒的胜利是劳工阶级的胜利，并且直到1934年还继续在法国采取与当地法西斯分子联合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激进法西斯主义者”达拉迪尔的自杀性行动。如果他们当时如愿以偿，将可能帮助法西斯主义在1934年2月于法国夺下政权。第四国际这种背叛和阻止希特勒上台的失败所导致的可怕后果令左翼反对派重新评估共产国际。一个国际组织可以进行将德国无产阶级交给希特勒的背叛行为，而其基层成员之间却对此一声不吭，显示它不再能满足世界劳工阶级的政治需要。一个可以称赞这场灾难为胜利的国际组织无法发挥其作为劳工阶级领导者的作用。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工具，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共产国际不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利器，而已经完全沦为克里姆林宫的温顺走狗，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现在有必要为建立一个没有受到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国际组织所玷污的罪行和背叛影响的第四国际作准备。如同第二国际崩溃后的一段时间一般，当时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仍然是小型的孤立流派。他们在比利时，奥地利和荷兰有几个国会议员和一两千人的组织。新国际的力量薄弱而不成熟，但他们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导和帮助，以及从重大历史事件内汲取的观点。他们收到的政治教育是基于对第二和第三国际经验，还有对俄国，德国和中国革命，英国总罢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大事件的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培训和教育干部，可以为成立新革命国际组织提供不可或缺的骨架。正是在这个时期，考虑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孤立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群众组织之外，“打入主意”的策略才被发展出来。为了招募最好的劳工到革命团队内，有必要找到影响他们的方法。这只能通过在群众组织中与他们一起从事抗争工作来达成。因此，从英国的独立工党开始，打入进各国社会民主群众政党的策略开始被施行。这是因为这些政党处于危机状态并向左翼移动。因此，随着法国发展的革命形势，马克思主义者们打入了法国社会党。在英国，不少托洛茨基主义者进入了脱离于工党，内部生态正经验着巨大变化的独立工党。而后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托派转而进入工党。在美国，托派势力则打入了美国社会党。托派在二战爆发前期的主要路线，是在群众运动中准备和定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训练革命干部或领领导者们。打入主义的策略也被认为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是由一小群革命家被孤立于群众之外的情势所迫，而小组织无法得到劳工阶级群众的注意，更别说支持。这是为了接触群众内首先会转向群众组织来寻找革命性解决方案的激进阶层所做的工作。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革命家们都应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念，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即维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也攸关于如何获得经验和理解，打击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打入主义是一种发展灵活策略的方法，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作为让干部们为未来重大事件做好准备的手段。劳工阶级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内战中遭受的挫折，以及一战后时期的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功于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政策，并预示了二战的爆发。欧洲无产阶级的瘫痪，加上世界资本主义新的严重危机，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绝对不可避免。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第四国际于1938年举办创立大会。托洛茨基的观点第四国际创立大会上通过的各个决议案表明了其成立的原因。第四国际提出的《过渡纲领》与大众工作的概念有关，大众工作本身就是通过从今天的矛盾现实为出发点，推出过渡口号，见群众意识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民主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不同的是，《过渡纲领》的概念理清了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份文件起草的立足认定于接下来世界将经历战争和革命的历史阶段的世界观。因此，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托洛茨基当时认为战争即将到来，而战争又会引发革命。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将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要么通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重振苏联，要么革命在其他一个重要国家的胜利将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一局面。随着劳工阶级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在国际间造成的问题将由事件本身解决。这份有条件性的预测虽然揭示托式了对阶级社会进程的基本理解，但它并未被事件发展所证实。由于战争中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发展，斯大林主义暂时得到加强。斯大林主义者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期间和而后爆发的革命浪潮的背叛，比一战后第二国际领导对当时革命浪潮的背叛更为可耻。在当时，第四国际上仍然坚持着共产国际前四届大会制定和发展的政治原则以及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重大事件经验所发展的政策。托洛茨基在1938年推动第四国际成立，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不再是劳工阶级之中的革命性趋势。两者都成为劳工阶级解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它们不但无法成为破坏资本主义的利器，更无法带领劳工阶级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各国成立新革命政党和新国际组织，跟革命家们对短期未来内的世界情势展望息息相关。而新的世界大战将在大国和殖民地人民中引发新的革命浪潮。因此，这些革命观点可以解决俄国和世界斯大林主义造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为当时即将爆发的重大事件做好准备。因此，托洛茨基于1938年预测，在接下来十年之内，旧的叛徒组织将全军覆没，第四国际将成为地表上决定性的革命力量。这个分析基本上并没有错，但每个预测都是有条件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多种因素总能带来与预期不同的发展。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写作三十多年后，革命势力的弱小一直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幸的是，执掌“第四国际”的大员们在没有托洛茨基的指导，没有托洛茨基坐镇的情况下，将托洛茨基的预测看成是不可推翻的箴言[1]。二战后的发展和第四国际的“领导们”战争为世界带来一些就算是最天才的理论家都无法预期的结果。我们趋势的许多文件都解释了这个社会进程。希特勒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以及其他因素，都是由于前一时期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所致。纳粹对苏联的攻击，他们野兽般的罪行（法西斯主义，如同托洛茨基曾经解释过，是帝国主义的精髓），遭受惨败的德国劳工阶级被迫臣服于纳粹野兽而无法对其抵抗的情势，意味着苏联的劳工和农民迅速理解他们当下的首要任务，不是通过政治革命清洗和恢复苏联的工人民主，而是打败来势汹汹的纳粹。这也造成了斯大林主义在一整个历史时期暂时得到加强。欧洲的战争主要浓缩在斯大林主义俄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英美帝国主义完全错估了接下来的发展。他们想象苏联会被击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乘势打垮一个虚弱的德国并成为世界的胜利者。或者，苏联在东部战线上遭受的腥风血雨会导致其弱化，而英美帝国主义将能够根据他们的想法和欲望主导世界政治，世界外交和世界版图的重新瓜分。托洛茨基的计算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在俄国遭到袭击之后，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在带领群众抵抗纳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群众开始拥护共产党或是多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阶段，年轻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们之间已经产生未来将会恶化的分野。1944年，有必要重新定位托派运动的方针，了解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内，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和俄国斯大林主义霸权将会长期存在。英国革命共产党在当时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指出西欧的下一个时期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时期。这是因为在没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帮助下，资产阶级不可能在西欧维持统治。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SFI）则在此时把持着模凌两可的立场，[美国]社会工人党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拖拖拉拉，并认为事态是完全相反的：资产阶级在欧洲唯一可以维持的统治形式是军事独裁和波拿巴主义。由于这些人无法理解历史发展中发生的转折，他们无法理解斯大林主义俄国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而帝国主义正处于防守而不是进攻的状态。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制的联盟，是基于双方对世界发达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恐惧。与此同时，席卷欧洲和世界的革命浪潮防止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其优势最大，俄国处于最薄弱的情况下，好好利用情势发动如同他们在1918年发动的进军规模。革命浪潮让他们无能为力。然而，第四国际书记处在其于1946年为世界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完全没有理解世界力量关系的变化和巨大革命浪潮的意义，甚至宣称西方“只需要动用外交压力”就能“在苏联内复辟资本主义”！在东欧和中国内的社会关系变化国际书记处对西欧局势完全缺乏视角，但他们对与东欧相关理论问题的立场更加糟糕。他们不理解红军西进为他们所到之处造成革命波浪，这种波浪随后被官僚利用于自己的目的，并随即在被利用完后遭到扼杀。这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在这些条件下屈服于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先贯彻革命，然后以斯大林主义 - 波拿巴主义的形式重新塑造它。东欧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的“联盟”就像西班牙内战之中的“人民阵线”那样。这个联盟实质不是劳工同资本家的联盟，而是同资产阶级幽魂的联盟。但在西班牙，他们允许这个幽魂起死回生。西班牙共和派的真正权力被交给了资产阶级。但在东欧的所有国家，权力，军队和警察的实质都是由斯大林主义政党控制的，而他们只给予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们虚幻的权力。斯大林主义者利用了所有这些国家的革命形势。当地先前的统治阶级由于害怕群众报复他们与纳粹合作而跟随德军撤离。这也致使国家政府结构崩溃，军队和警察逃离或躲藏起来。因此，东欧唯一的武装部队只剩红军。斡旋于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波拿巴主义者集团开始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不是以1917年俄国革命为模，而是以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为典范的国家。这是以1945年莫斯科为典范的政府。这些新的历史现象虽然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被预示，但却被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们完全排除。他们宣称东欧各个新政府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而俄国当然仍然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种立场与任何马克思主义分析都是不相容的。因为，如果生产资料已被国有化并建立起生产计划的东欧是资本主义的，那么把同样存在着官僚独裁的俄国说成是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就是极其荒谬的。实际上，东欧和俄国存在着相同的社会情况。因此，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这些“第四国际领导”们都无法理解这些观点，也无法胜任教育革命干部的责任。第四国际对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导致了法国和其他国家支部的式微。但他们面对人类历史上第二重大事件 - 中国革命 - 的行径更加糟糕。他们不去了解毛泽东和其的追随者发动的农民战争的意涵，也没有计算世界的力量关系对比，而是满足于重复朗诵他们从托洛茨基的作品中引用但没有被了解的词句。他们宣称毛泽东正在努力向蒋介石投降，并且会重演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下场。然而，中国内战主要是由土地问题造成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同国民党不断谈和的条件是在土地改革以及征收“官僚资本”，这当然是蒋介石完全不可能接受的。第四国际领导们没有了解：由于1925 - 27年革命失败以来中国的态势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能力解决民主革命问题，如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在中国对日抗战中的懦弱显示），新的可能性也在战后开始产生。一方面，劳工阶级在中国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农民战争的爆发。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浪潮，也造成了帝国主义的瘫痪。所有这些因素造就了新事态发展的可能。 1949年，在英国革命共产党的一份分析中国立场的文件《回答大卫·詹姆斯》中，我们预测到了毛泽东在内战胜利后将采取的步骤，而他的胜利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宣称中国将进入五十年的“资本主义民主。” 他们与所谓的“民族资本家”结盟，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不会重视这些说辞。权力实际掌握在中共红军手中。因此，我们预测，毛泽东将会遵循东欧的模式在平衡与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在国内和国际形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将构建一个由斯大林完成塑造而不是列宁当时试图建构的政府机器。因此，从革命爆发的那一刻，中国就开始走向了波拿巴工人国家的成立。第四国际书记处和其中国支部的领导人坚持认为，毛泽东正在屈服于资本主义和蒋介石。即使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完全胜利之后，第四国际书记处也不了解其意义，反而宣称中国像东欧一样，是国家资本主义，尽管他们并没有为这个标签提出任何定义。然后，他们在中国和东欧宣布了“宏伟”的革命观点。他们声称毛不可能长期维持他的“资本主义统治。”在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处于危机状态，这将导致他们被推翻。他们完全不理解：除非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发生重大事件，或是一场政治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东欧和中国的政权至少在十年或二十年内都是稳固的。第四国际领导们不断重申世界大战将解决革命问题，他们之中更有一人认为由于战争没有解决社会问题，他坚持认为“战争仍在继续。”战争结束后，他们立即以统一口径宣布，从1945年起，每一年都会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核战争将带来社会主义。在稀释的形式下，他们至今仍然重复着这个想法。每当帝国主义进入危机，或是当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机构之间发生危机时，他们立马敲锣打鼓的重复着这些陈词滥调。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明白现时代的战争问题取决于阶级关系的角力对比。只有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劳工阶级，尤其是美国的劳工遭到彻底挫败，才能为新的世界大战奠定基础。（参见我们关于该问题的各个文件，特别是“世界纵观”）。东欧和斯大林主义国家在他们的观点在被事件证倒，再加上他们拒绝分析他们的错误后，国际书记处一如既往地与正途背道而驰，犯下更严重的错误。之前宣称中国和东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现在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在铁托主政的南斯拉夫国家官僚机构与俄国官僚发生冲突之后，第四国际领导们现在发现南斯拉夫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他们不了解南斯拉夫和苏联冲突的性质，并向南斯拉夫提供批判性支持的需要，他们开始理想化“英雄铁托”并宣布新的革命国际可能出现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在他们被迫将对中国的定位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工人国家后，他们居然宣称中国也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他们没有考虑到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条件和方式。与俄国相比，中国是无可估量的落后，劳工阶级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没有发挥独立作用，因此仍然是被动的。全世界在一整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地稳定了自己（即便是占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大国家内并不迫在眉睫。这因此意味着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国官僚机构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控制程度甚至超过了俄国官僚机构所获得的权力。社会主义革命首先需要劳工阶级有意识地参与革命，革命后需要劳工们有意识地控制和民主参与工业和国家的运作。直到今天，这些第四国际“领导人”还没有理解这个问题，仍然认为中国和南斯拉夫是“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仅仅需要改革，类似于1917年至1923年的俄国，而不是托洛茨基所定义和理解的政治革命。因此，他们通过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来强化他们以前立场的错误，但现在处于相反的极点。他们如同他们面前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重复这个过程：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中，从一个位置转向另一个位置，从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头开始分析事件，纠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准备更高一层的理念。每当他们改变路线和策略时，都装的像群众颁布圣旨一般，向忠实的追随者们发布激昂的演讲和文件。除其他因素外，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正确定位事件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那些对自己的理念和政治威信有信心的人才有办法维持必要的政治诚实。而只有通过诚实的方法，才能教育，建立和强化从事解放人类宏伟任务的革命运动干部。之前坚持认为整个东欧和中国是一种从未被定义，分析或解释的特殊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第四国际领导们做了180度的回旋：在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和分析，而纯粹是作出印象主义的申论下，他们的政治立场大翻筋斗。南斯拉夫官僚为了自身既得利益而与斯大林决裂，但第四国际领导们却发现铁托是第四国际的新救世主。南斯拉夫一夕之间变成了“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当然，我们一方面需要对南斯拉夫人民反对俄罗斯官僚机构的民族压迫的斗争给予批判性支持，但同时也需要厘清两国官僚的既得利益。而第四国际领导们则理想化了后者。国际书记处认为在俄国，政治革命仍然是必要的（不过他们完全没有解释原因。他们的想法可能是：“托洛茨基这样说，一定是出于一些偏远的历史原因，我们照做就好。”不过，多依彻则“发现”俄国劳工没有必要进行政治革命）。但在南斯拉夫，国际书记处现在发现在一场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战时和战后发生了。由于这一点，虽然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被孤立，但由于俄国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并未被孤立。 国际书记处声称，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原因在于它是唯一一个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既然革命已经在其他国家扩散，那么类似的堕落就不再会发生。因此，他们得意洋洋地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不可能在南斯拉夫重复，因此，南斯拉夫是一个稍微带点畸形，但是整体是健康的工人国家。根据他们的“理论”，第四国际领导们开始组织国际工作队，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援助。他们的宣传与斯大林主义青年宣传队“声援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歌颂而不是批判当局。这整个情况凸显了国际领导们所代表的的社会学“方法”趋势。杰曼（曼德尔）等人对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当然，至今他们认为古巴也是如此。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崛起，首先是苏联的落后以及它的孤立，以及世界劳工阶级先前遭到的挫败。但是，一旦掌权，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官僚在所有情势里变成了独立的要素。南斯拉夫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基本上与俄国官僚没有不同。铁托集团从斯大林结束的地方开始，从来没有像1917年至1923年的俄国那样的工人民主制。战争期间，在南斯拉夫内的运动主要是全国农民解放战争。随之而来的政府是如同俄国一般的一党独大极权专制，拥有完善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南斯拉夫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因此，其官僚也将旧统治阶级的元素纳入其外交，军队和国家机器中。当然，这与在俄国发生的过程相同。但是，如果没有工人民主对国家的检查和控制，就不会有健康的工人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运动需要劳工阶级有意识的控制和参与。因此，在这些情况下，类似的条件和因素将会产生，也必须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抛开表面上的各种特殊性，南斯拉夫政权的基本特征与俄国的斯大林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修正。直到今天，所有那些把持南斯拉夫是健康工人国家的流派都没有根据后来事件发展重新评估他们的理论态度。从巴布洛（Michele Pablo）到波萨达斯（J Posadas），希里（Gerry Healy)，杰曼（曼德尔）和韩生（Joseph Hansen），他们没有尝试重新评估他们的理论错误。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拼凑出最怪异的想法。希里认为将古巴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中国文革是新版巴黎公社，是非常一致的。“工人之声”派（即现在在法国的“工人抗争“（Lutte Ouvriere）派）在25年后仍然维持国际书记处在1945年至1947年立场，仍然认为俄国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但东欧，南斯拉夫和古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这些流派都宣称叙利亚和缅甸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仍然摇摆不定，并为他们缺乏理论诚实和为过去错误狡辩而付出代价。因此，直到今天，第四国际领导们仍然对在中国和南斯拉夫是否有必要进行政治革命的问题上模凌两可，多数派认为这些是“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因此没有必要发动政治革命，只需要改革。在斯大林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在过去25年内，第四国际领导们的流派完全失去了理论定位。不断对事件发展感到惊讶的他们，总是作出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反应，屈服于眼前的现实而看不到不同潮流和势力未来的发展。不仅在对于南斯拉夫铁托的分析上，他们对无产波拿巴主义分析错误，缺乏了解。他们对所有在斯大林主义国家内发生的事件也不知所措。 1956年的匈牙利运动，是完全推翻官僚机构和全面政治革命的开始。虽然第四国际领导们对此运动表示支持（ 不这样做意味着放弃任何维护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伪装），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错误地将波兰内同时发生的事件与匈牙利革命混为一谈。他们没有看到在匈牙利，所谓的共产党几乎完全被摧毁了，新的劳工运动开始组织起来。在经历过斯大林主义极权后，匈牙利劳工完全无法容许他们的革命会再次产生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府。在波兰的事件发展有所不同。反对俄国官僚压迫的全国斗争被部分波兰官僚转移到民族主义式的斯大林主义路线上。第四国际领导人们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是“民主共产主义”的代表。他们没有看到他实际上代表波兰官僚内希望自己成为“自己家中的主人”，相对独立于俄国官僚的一派。这些人与俄国官僚内的“改革派”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但第四国际领导们并不了解这点。哥穆尔卡派跟赫鲁晓夫一样没有意愿更新革命的基础，或重返1917年的苏联。更重要的是，哥穆尔卡派反对匈牙利劳工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因此，波兰的政治革命潜力被民族主义式斯大林主义路线误导了。波兰官僚，如同他们在俄国的民族斯大林主义兄弟一样，只能在保持斯大林主义政府机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从镇压转向改革，而后再转回镇压。第四国际书记处将哥穆尔卡视为波兰局势彻底改变的开始，因为他们对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有幻想。在事件的每个阶段，他们都寻求某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孤立和缺乏群众力量，而他们也当然注定是要失望的。对于毛泽东，他们也没有汲取任何教训，甚至在（也令他们惊讶的）中苏交恶后重新申论他们对毛主义的幻想。他们重新提出之前他们自己埋藏的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轻微的瑕疵，只需要改革而不是推翻的健康工人国家，毛将成为新的救世主。他们完全曲解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含义[2]。托洛茨基已经解释过，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有时会依赖劳工和农民，以便清除官僚中最过份，糟糕的贪婪行为。在俄国实施五年计划时，斯大林依赖于劳工和农民，甚至激发了劳工们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热情。但这并没有改变斯大林主义的性质，方法和政策。这并没有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把个人，甚至是官僚的一部分作为代罪羔羊，并不会造成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加强了整体的官僚统治。因此，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一切。以劳工和农民为群众支持基础的毛泽东对部分官僚进行打击，这些部门积累了特权和物质地位，远远超过了中国脆弱的生产力所能维持的程度。工农和官僚之间不平均的程度达到了引起劳工和农民极大不满的地步。因此，如果要利用劳工和农民来完成加强工业，核武器和中国生产力的任务，就必须（尽管是占时的）削减这些特权。但“文化大革命”是从头到尾从上而下组织起来的。把上海，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说成巴黎公社的新版本，就是糟蹋了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真正传统。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这种手段的必然结果是加强了中国官僚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或波兰群众没有出路。第四国际领导们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寻找魔法般的事态发展来解决第四国际自身面对的问题，这种思维一直是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的症状，它以对几个人物或潮流的歇斯底里期待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手法。领导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阶段对各种品牌的斯大林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的投降，对创造一个可取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在意大利，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更准确地说是所谓的“托派”领导们，帮忙组建了一个拥有10万名成员的大型毛派运动。他们热情而不加批判地重印了毛主义文献并将其传播到意大利共产党内，为意大利的毛派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些流派的领导人专程前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获取这些“珍贵”材料。这种不加批判地接受毛主义的后果是，他们几乎没有赢得这10万人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反而将以前认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成员推到毛主义那里去了！因此，理论上的混淆，尤其是对于实力薄弱的流派来说，会造成严峻的代价。更糟糕的是，这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迷惑和士气低落。在这些环境下的人物应当是：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基层群众保持友好态度，不管他们支不支持毛主义，但同时也要对不仅是支持莫斯科的机会主义派，也要对无知和犬儒的毛派主张进行严峻的批判，从他们在北京的领导们开始。殖民革命 - 阿尔及利亚第四国际领导们由于缺乏成功（主要是由于客观情况，部分原因是错误政策）而气馁，并将失败的责任置于劳工阶级的肩上。他们实际上说，劳工们因经济繁荣而变得腐败和美国化。他们的政策表明这是他们所相信的观点。因此，他们寻找新的法宝来更新和恢复国际和劳工阶级的命运。他们在殖民革命中找到了如此的“法宝。”我们派系最近发表的文件解释了殖民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内部的发展。这就足以说明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动荡源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无法在这些地方将生产力发展到最大可能程度的僵局。但鉴于世界情势，强大波拿巴工人国家的存在，以及帝国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些地区的发展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定不移地把持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借鉴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经验，并与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划清界限。在阿尔及利亚，第四国际领导们几乎完全将自己臣服于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的旗帜下。尽管他们对此的立场优于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MNA）的法国兰伯特派（Lambertists）和英国希里派（Healyites）。MNA从一开始看似是从左翼反对FLN的组织变成法国帝国主义的代表。第四国际对FLN提供批判性支持是正确的，但是将当地支部的工作完全臣服于民族主义运动，只能意味着他们微弱的势力会溶解于解放战争浪潮之中。在充分支持从法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的同时，阿尔及利亚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有必要保持国际主义的主张。只有这样，民族解放斗争才能与法国劳工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同时创造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与社会主义法国联系的可能性。尽管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组织的背叛导致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我们并没有理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主张。应该很明显的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击败法国后，尽管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建立工人民主是不可能的。在当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人口被战争摧毁，没有强大的本国劳工阶级，一半人口失业，缺乏革命阶级政党的情况下，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如果没有法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就意味着除了移除帝国主义外，阿尔及利亚人民并没有其他的出路。第四国际领导们幻想并散布阿国劳工可以在被法国遗弃的农业地区建立工人控制的错误分析，显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完全缺乏理论上的把握。工人控制本质上必须来自工业工人，而不是基于趁着法国经理们逃跑而执掌财产的半农业工人协会。这些顶多是被美化的原始合作社，而不是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的例子。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临时性的机构，没有任何真正的未来。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扩展到发达国家，它们注定只能是在社会发展中的昙花一现，表明了农业半无产阶级的本能企图。过去在许多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众觉醒时，都出现过这样的运动。1965年7月以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为首集团发动的政变震惊了第四国际领导们，尽管在阿尔及利亚，类似于这种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在驱逐帝国主义霸主的斗争取得成功的所有殖民地国家中，都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虽然已经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它们仍然依赖于工业化国家。这当然标志着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如此，民族独立仍然发生在一方面被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力量主宰的世界内，这意味着在民族面临着巨大的新课题。本土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非洲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区以及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各式各样的军事政权开始掌权。这些政权的内部危机则迫使他们向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移动。虽然第四国际领导们集中关切殖民革命作为解决第四国际问题的办法，但同时盲目的他们却无法理解这一过程的辩证。由于西方革命的滞后（包括美国和日本），殖民革命的整个发展呈现出扭曲的形式。马列主义势力由于先前勾勒出的历史因素而造成的薄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过来意味着随着社会革命在殖民世界的成熟，各种形式的怪异畸变也从而发生。马克思主义领导层有责任承认这一进程，并在殖民世界中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和薄弱势力。第四国际书记处，尽管把持着托洛茨基从中共与中国国民党的经验中得到的分析，以及在南斯拉夫，中国，俄国和非洲国家的丰富经验，却未能得出必要的结论，在强大的殖民革命之前鞠躬。当然，我们应当参与而不是反对这些革命，但是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无差别地融合，屈服于中产阶级的乌托邦，就是要将无产阶级先锋臣服于民族主义的瘴气。拉丁美洲 - 古巴第四国际领导们对古巴革命的态度表明他们的做法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国际书记处表示，古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范例。实际上，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军队是建立在参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上，他旗下主要包括农业工人，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份子。卡斯特罗最初是以美国为模范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劳工阶级的参与是在古巴斗争进入最后阶段时进行的，当时卡斯特罗正在向哈瓦那进军。试图协助他的劳工们则发动了总罢工。哈瓦那旧政权的垮台意味着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权旗下被全民憎恨的军队和警察的崩溃。权力则紧紧掌握在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手中。古巴破坏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的制度的发展并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完善的计划。相反，正是美帝国主义的失误推动了卡斯特罗走上征收资本的道路。由于美国资本家控制了90％的古巴经济，美国统治阶级在卡斯特罗只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时候对古巴施加了禁运封锁。控制古巴的垄断企业反对卡斯特罗为了获得改革资金而希望征收的税收。虽然这些税收仍然低于他们在美国境内支付的税率，但他们愤怒地反对卡斯特罗，并向华盛顿求援。古巴政权以夺取了美国在古巴的资产来回敬美国施加的封锁。这意味着十分之九的农业和工业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古巴政权随后将剩余的十分之一国有化。他们遵行了南斯拉夫，中国和俄国的模式，并建立了这种形象的政权。古巴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工人民主。政权的波拿巴主义体现在卡斯特罗的统治和在革命广场举办的会议中，群众能够对卡斯特罗只有唯命是从。古巴始终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劳工对工业或国家政府的控制。因此，古巴变得越来越官僚化。有鉴于革命的孤立和革命的发展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民兵已被解除武装，官僚 - 特别是高级官僚 - 与劳工阶级之间的分化正在稳步发展。独立和和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国家机器迅速肥大。在幕后，卡斯特罗试图与美国帝国主义就承认主权和经济援助协商。在下一个时期两方达成协议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将结束卡斯特罗对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呼吁。”在与世界各国和阶级的关系中，古巴领导们的思维将受到狭隘岛屿观点的束缚。事实上，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每天提供古巴100万英镑的援助，没有这些支援，古巴政权就无法生存。苏联官僚不会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提供一分一毛。正是因为古巴政权在其基本面上变得越来越像其他所有波拿巴工人国家的政权，苏联官僚才决定可以对古巴提供“兄弟援助。”错误的理论起点只会导致一错再错。因此，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3]完全无法了解古巴岛上发生的社会进程。他们拒绝正视古巴不可避免的极权主义退化和腐败的问题，并坚持他们对落后的农业古巴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反动幻想。显然，古巴只需要进行小规模的改革就可以成为模范的工人民主制度！他们没有解释一场政治革命才能带来劳工对工业和国家的控制，而是重申了工人民主可以以其他神秘的方式建立起来。对他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通过说服卡斯特罗批准工人民主的必要，就可以让劳工阶级获得对工业和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以最晦涩的方式争辩说工人民主已经存在。不仅如此，古巴比1917年至1923年的俄国更加民主。实际上，如果卡斯特罗试图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马上被官僚们移除。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的卡斯特罗，认为他所建立的政权是“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盲点，他就无法发挥他如今扮演的角色。但是，没有实际上受到官僚压力的“托派”宗派们，却自动屈从于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变体，自欺欺人。直到今天，与过去25年来的经历一样，他们这种流派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忘记了一切。在拉丁美洲，他们重复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的错误，并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对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错误分析。现在，玻利维亚已成为改变世界局势的神奇法宝。他们与小资产阶级游击队合并，试图重复古巴的经验。他们企图遵循卡斯特罗这位“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新弥赛亚的榜样。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变化，不同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意识和帝国主义，他们支持格瓦拉的冒险行动，企图人为地向农民注入游击战。格瓦拉的英雄气概不该让我们无视于他理论上的破产。在拉丁美洲国家内重复古巴卡斯特罗主义的政策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劳工阶级的罪行。马克思主义文献充分解释了不同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显然，这些理论都是不必参考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道，在殖民革命中是无产阶级实际发挥了主导作用。无产阶级劳工在生产过程中被迫互相合作。他们被迫结合起来保护自己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力量。但在无产阶级为了自己利益而组织起来之前，它也只是等着被剥削的原料。阶级意识是随着整个阶级的社会经验和为争取更好的环境抗争之中所发展起来的。即使达到阶级意识，他们也需要劳工阶级的党和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不能发挥独立作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上得以组织斗争，但由于这种斗争的阶级性质，其意识水平只能是相当有限的。在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由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军得以推翻腐败的半封建政权，是基于我们上述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已经在我们发表的许多论文中解释过。确实，列宁已经想象出部落社会的非洲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但这只能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帮助下进行。它不能基于自己的资源实现共产主义。任何殖民地国家都不存在独自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只有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退才能为世界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这些自封“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教训颠倒过来。他们反而采用了俄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4]的政策，无意识地调整了他们的思想，以妥协不同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于巴枯宁来说，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具革命性的阶级。这一概念源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整个方法和理论。随之而来的还有透过个人行动来宣传的想法，即恐怖主义和“个人征收”[5]。游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整个环境中，以及共产党和拉丁美洲的改良派完全失信于群众的前提下，农村游击战争，甚至更糟的是“城市游击队”的点子被发展出来。托洛茨基主义在当地的年轻弱势力量，在过去25年的曲折中迷失了方向，已被抛入这一混乱局面内。在拉丁美洲，他们本该教授据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劳工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拉丁美洲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如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瓜地马拉和当地其他国家只能靠工农群众运动推进。绝望的勇武抗争和绑架，抢银行等手法只会导致年轻勇敢和真诚的革命力量消散于毫无成效的策略内。这些人不能单枪匹马同统治阶级旗下的军队和特务作战，而罔顾了真正能推翻寡头集团和腐败警察的群众斗争。组织劳工阶级看起来较为困难，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这也是在争取国家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唯一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手法，因为它将让革命健康的路线上发展。由于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阶级力量的特殊世界关系，理论上不能排除农民游击战可能成功，但透过那样的模式不会导致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在1917年达到的胜利，而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产生中国或南斯拉夫这样的政体。在这些拉美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是完全有可能的。最近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总罢工证明了这一点。革命马克思主义趋势必须建立在这些观点之上，准备大规模起义作为城市运动的高潮。这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现今条件下，迅速将革命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我们必须以1917年俄国的经验教导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干部，而不是遵循中国，古巴或南斯拉夫革命的相反例子。革命家们应该遵循马克思的理念以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革命主力，以农民战争为辅来实现革命。在这些国家内，革命家的主要任务是耐心地解释无产阶级在争取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这并不是城市游击主义，而是由劳工阶级的武力和组织的群众力量，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主力。同理，必须要以有组织的劳工阶级反击来自军警独裁统治的攻势。一旦劳工阶级理解这种手法的必要性，他们将揭竿起义。在如此群众面前被派遣镇压的军队，由于其基层组成是农民，也不可避免产生内部分裂，其中一部分加入革命行列。农民军队可以通过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来赢得胜利，但这些当然也是劳工阶级阵营旗帜下的目标。屈服于来自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压力，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使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以极其友善的方式同理想主义者辩论。不论他们无论多么真诚，他们的路线将会令自己和革命引向致命的死胡同。我们必须同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和政策作出进行坚定的斗争。但这些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亵渎者远非这样做，而是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手的思想及其堕落的后代，而不是根据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经验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自己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是支持分离于劳工阶级运动的农民战争，这点是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和工作应主要集中在城市劳工阶级之间。当然，在任何条件下，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必须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考虑到过去30年的经验，农民游击队的论点至少在表面上是成立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仅仅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而是要为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铺路。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的破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提高了全人类的水平。但恰恰是因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无法胜任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它只能其成功夺政后的道路上遇到新的障碍。有鉴于当今世界上的力量对比以及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农民战争的胜利可能导致一种畸形的工人国家形式。它不能导致工农有意识控制地控制工业和农业，因为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尚未形成。任何在这种特殊环境前提下造就的发展潜能都是因为可以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在国际层面上成熟。社会主义必要的技术，产能和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这也让不仅在殖民地区建立健康劳工阶级专政成为可能，也让反转在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堕落现象创造契机。但是，如果革命是以扭曲的形式进行的，或者遭遇俄国革命的经历，亦即起始于健康政权形式，但在落后和孤立的条件下，而造成国家政府和精英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波拿巴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发动新的政治革命才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代价。在中国，南斯拉夫，古巴和俄国，劳工阶级必须发动政治革命才能造就国家机器的逐渐式微和消亡。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世界革命问题息息相关。在拉丁美洲，对着外来理论鞠躬并逐渐淡化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理念，意味着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意味着放弃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困难条件下，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会迷失于来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冷嘲热讽，并逐渐放弃了对于劳工阶级的信心。最重要的是，这样会放弃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所依据的世界革命视角。为了迎合小资产阶级行动而放弃国际主义就等于放弃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拉丁美洲的劳工阶级，尤其是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的劳工们，已经足以在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必须集中在这个阶级之内。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必须接受可以说服他们脱离中产阶级传统，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僵局的政治教育。只有在与所有其他趋势斗争中，托洛茨基主义才能培训必要的干部，尤其是先进劳工干部，才能引领革命走向成功。在此之前，必须首先对古巴官僚主义发展和卡斯特罗主义华丽过度行为进行坚定批判，作为拉丁美洲革命家意识形态重新武装的重要课堂。在捍卫古巴革命成就和强调其正面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点出其对先进工人和青年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对抗拉丁美洲受卡斯特罗主义影响的幼稚左派。面对群众政党的工作方法和打入主义在打入主义问题上，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们的政策不再是基于政治原则，而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包袱。在英国，他们提出了战后应该打入工党，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在一场经济崩盘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工党内部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左翼！托洛茨基倡导革命家们应该以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赢得先进分子的支持，而第四国际领导们则完全相反。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在没有坚实政治纲领的情况下试图赢得先进分子。他们淡化了他们的纲领，以便迎合左翼改良派的领导人物。他们从来没有维持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纲领。恰恰相反，他们迎合了没有群众支持的改良派政治人物。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深入打入主义”（Deep Entrism）政策。在将客观和主观因素混淆在一起，并在没有考虑到群众意识的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他们向成员们解释他们有办法将一批左翼群众组织起来。如果组织群众成败纯粹是靠官僚伎俩，博弈和奥步的话，那么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就是正确的。撇开不正确的政策，即使有正确的战略，政治和战术，群众意识的发展也不是任意的。它所遵循的自身规律，取决于在经验和事件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意识的分子性过程。第四国际领导们为了屈服于大环境压力而将自己乔装成左翼改良派的尝试，虽然取得部分成功，但导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变成了左翼改良派。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是灾难性的，并为未来转向极左主义的方向埋下伏笔。毕竟，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皆源自于一方面无法坚持原则，而另一方面无法看清客观情势，并正确的在客观事件发展中注入主观因素。当然，事态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组织成长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势力只有在基于理解客观过程并根据当下进步劳工意识的走向作出正确的组织面向，才有可能成长、茁壮。群众之间的左翼潮流首先将沿着左翼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路线上发展。革命势力可以在群众左翼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但随着群众开始动员，意识模糊的左翼改良派或中派[6]终究会浮上台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在运动早期阶段成为领导，只有群众经过了经验的考验加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才会导致既有的领导被马克思主义干部取代。直到今天，第四国际的“领导们”还没有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常识。在英国，他们每年都不断宣布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种说辞与1951年大选中工党领袖的机会主义宣传，声称丘吉尔胜选将带来世界大战互相呼应！因此，领导们的路线不但没有提高他们所接触的劳工们的政治理解程度，反而迷惑了后者。同样在1951年，他们大喊英国在12个月内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就是面临法西斯主义。任何读过“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ocialist Labor League）[7]或者是其前会员发表的文宣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托洛茨基或是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阶级势力动向的分析。法西斯主义不是取决于统治阶级主观作出的各种决定，相反，它取决于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和统治阶级本身的关系平衡。不仅在英国，“领导们”从未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而且他们重复在其他地方采取相同策略，并不可避免的遭受失败，无法达成他们的目标。这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成长，并导在二十世纪内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和英国等国得到重振，而斯大林主义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得到复苏。在自身理论破产和客观迫使之下，第四国际书记处发展在世界各地普遍打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理论，以较强者为优先。这项策略在当下情势下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如同在英国，他们在其他地方采取了机会主义策略。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他们屈服于斯大林主义，没有提出坚定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即便环境困难，他们也该公开将党领导政策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政策进行对比。客观情势和革命势力的弱小让打入主义成为必要，但领导们以纯粹的机会主义方式从事它。因此，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他们脱离共产党时的人数几乎与他们打入时的人数相同。一如既往，他们从迎合党领导的机会主义突然转向到极左的位置，断绝了通往社会基层的道路。在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派内，他们屈服于左翼改良主义。在成果乏善可陈的情况下，第四国际领导们实际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宣布他们先前打入的政党不再是劳工群众政党，借此采取了完全极左政策。不幸的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得到了劳工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几乎没有人听得到这些极左抱怨，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出走了。以凯恩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刚结束时，第四国际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犯下了极左的幼稚错误。他们否认了战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可能性，但是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政策不可避免的会为复兴资本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无法重建，并告诉我们战后将会来一场资本主义崩盘，资本主义已经走投无路了！当我们引用列宁指出如果不将其推翻，资本主义总能找到出路时，他们嘲笑我们的论点。当他们的申论被事件证倒时，仍然道貌岸然地一一介“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力存在着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即是资本主义在战前时期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将不幸地发现，他们所谓的“上限”很快就会被世界经济的复苏打破。他们宣称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向其竞争对手提供援助。他们讽刺性地笑着问：美国怎么能会支撑其对手？资本主义慈善家有可能支援他们的竞争对手吗？换句话说，他们对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关系一点理解都没有。他们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分析，与193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们宣布资本主义进入“第三阶段”的拙劣理论水平相去不远。新时期要祭拜新鬼神。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他们粗略的“理论”被证倒，他们随即做了一个新的翻筋斗。一方面他们不承认自己先前的分析是错误的，但承认资本主义显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暗地里相信，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已不再重要。但他们不敢公开宣布这一点，因为他们怕被谴责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家干预和赤字融资可以避免经济衰退。这一倾向可以从他们过去20年来发表的文献中看出。在他们于1965年世界大会上发表的文件“西欧资本主义的演变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中，他们明确指出：“如果这种繁荣持续到1965年和1966年上半年，西欧很可能不会出现普遍的经济衰退。相反，如果美国在1965年或1966年初爆发经济衰退，这很可能与西欧的普遍衰退同时发生，这也会造成自二战结束以来所有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第一次同步化。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也只会是经济衰退，而不是像1929年或1938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这个情势的主要原因在国际上先前文件中充分检视过了：帝国主义必须以不断降低货币购买力为代价增加国家开支来缓冲危机。”（第3页，我们的重点，译者自译）今天，就连最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普遍否定这个立场。联合书记处没有解释经济上升的发展，相反，它迎合了来自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压力[8]。他们后来也随着这些主张被证伪为改变立场。他们完全被经济事件发展所惊讶，并因此迎合了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资产阶级思想潮流，将一系列折衷谬论充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战争的问题在我们于二战后发表的论文中中，我们解释了由于革命浪潮的来临，世界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或即将发生针对苏联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欧洲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向群众给予民主权利的让步来巩固自己，从而允许强大劳工阶级群众组织的存在和加强。因此，西方攻击苏联或中国革命的政治先决条件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由于来自基层士兵的压力和国内民意也迫使英美军队复员。因此，从各方正规军实力看来，苏联在欧洲大陆上目前取得了戏剧性的优势。苏方动员了200个师，而西方部队人数仅稍微高于这个规模的四分之一。一旦欧洲爆发正规战争，俄军可以以比希特勒扫荡法国更快的速度占领整个西欧。他们无论在坦克，飞机和枪支数量上都占绝大优势，西方军队可以动员的力量几天内就会被[华沙公约国军]扫出德国，几周内扫出法国。在亚洲，中国是大陆上最巨大的军事力量。在这里，由于革命或半革命战争的力量，通过赢得农民拥护，中国军队也可以横扫亚洲。这导致了世界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利于帝国主义。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学说中学不到一丁点东西的第四国际“领导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战略家，只能继续重复“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的陈词滥调。这个道理，任何一位读过列宁文章的12岁小学生都懂。但是这个公式并没有说明世界大战将如何，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爆发。作为战略和战术的指南，它对我们毫无帮助。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不仅是权力关系的问题，更牵涉到了阶级之间的关系。统治阶级只有成功以决定性和血腥的方式震慑劳工阶级后，才有可能推行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劳工的失败以及他们组织的破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自战后以来，劳工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帝国主义者也相应地保持警惕。确实，自二战以来，每年都发生了反对殖民革命或是小国之间的局部战争。但是一战后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战争，直到1939的最后一次大屠杀后才停止。所有其他因素之外，核武和其他可怕毁灭性武器的存在也极其重要。资本家不会无谓的发动战争，而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收入和利润。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征服他们。于敌人同归于尽是没有收获的。核战争意味着的劳工阶级的毁灭，而这对资本家来说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当然，相互毁灭的战争也会带来统治阶级的灭亡。因此，只有极权法西斯政权如此完全绝望和不平衡的社会才会走这条道路。而这又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资产阶级不会轻易将他们的命运交给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新兴独裁狂人。无论如何，在它们能够这样做之前，它需要劳工阶级遭受血腥挫败。因此，以认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为前提来看待世界局势的观点，不仅意味着对所有多重社会和军事力量关系缺乏了解，而且只会产生最悲观的纲领。幻想只有战争才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就像心胸狭隘的德国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以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掌权将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实际上，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意味着劳工阶级的决定性失败。核战浩劫更可能意味着国家和阶级的相互毁灭。充其量，少数幸存者可能成功地创造某种形式的奴隶国家，并再次开始物质生产力的必要发展。生产力和劳工阶级是建立社会主义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波萨达斯派只是将巴布洛，韩生，杰曼[曼德尔]，希里和其他人的观点发展到其自身逻辑的最极端而已[9]。无论如何，他们无法看到帝国主义者自身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理想的资本主义或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并不感兴趣，而是优先顾及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场世界大战顶多意味着西欧遭受如被美军轰炸夷为平地的韩国和越南一般的毁灭。因此，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对发动一场在他们自己领土上毫无胜算的战争没有兴趣，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战争只会让美国帝国主义得利。而对美国人来说，新一场传统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开启一场从法国加来市到中国上海，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俄国海參崴的战线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核战也意味着美国本土也会首次被卷入战事，导致破坏他们的后勤基地：美国城市和工业力量。因此，第四国际领导们提出的“战争会带来革命”的说辞不仅是反动的，也是痴人说梦。他们流派的立场显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与战争有关的真实社会因素，这是他们至今尚未理解的问题。在每次危机中，在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每次冲突中，他们都喧嚷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实际上，越战和韩战以及战后以来的其他战争，都受到帝国主义与中国/俄国官僚机构之间的蓄意安排所局限和限制。在整个时期，帝国主义一直在抵抗殖民革命的扩散，并以军事、工业和策略性手法抑制苏联和苏联官僚的实力。极左主义和学生主义由于他们的所主张的“打入主义”版本所带来的成果乏善可陈，他们现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转向极左主义。他们没有从打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经验中诚实地汲取教训，而是现在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朝向极左政策前进。然而，他们设法将其与一定程度的机会主义相结合。他们的一个支持者写道，1964年在英国的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揭示了一个“左翼社会民主政府”的出现。此人的观点得到了其英国支持者的热情拥护而不是否定。然而事件发展很快地让他们失望。同时，声称英国威尔逊政府与西德布兰特政府之间存在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根本区别。折衷主义不可能走远。即使布兰特和威尔逊两人之间存在任何重要差异，个人之间的差异也不是重要的。在英国，第四国际领导们在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政策，只不过是为日后同样毫无益处的极左冒险埋下伏笔。在德国，他们拒绝与社会民主青年大众合作，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学生运动。这是一个战术问题，虽然错误，但仍然是战术性的。当然，他们应该对学生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主要目的是教育学生们理解他们转向劳工运动的必要性。德国的劳工阶级和他们在英国的兄弟一样，必须经历社会民主政府的经历，才能理解改良主义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法西斯主义的经验以及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重挫了德国劳工阶级的意识，只有他们在目睹了改良主义政府受到检验后才有可能教授他们革命理念。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再一次的为学生之间的可造之材提供错误的教育，前者迎合了后者的偏见，而不是承担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工作。这也意味着学生而后必然将丧失斗志而退出。这些人倾向于责怪劳工阶级而不是承认他们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就像所有事情一样，这个流派只取得了最糟糕的成果。在德国，革命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进一步接触社会民主劳工，尤其是社会民主派青年。但第四国际领导们过去的失误也防止了他们如此行事的可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意大利，美国和世界各地，这个流派已经沉溺于所谓的学生主义之中。世界各地学生开始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当然是进步性的现象，而革命家当然要认识到这点并说服最有潜力的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应该向学生解释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症状，这也是全世界社会一般开始左倾的表征。在殖民地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波拿巴工人国家内，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学生运动是社会危机的晴雨表，但除非它在工会和劳工阶级运动中扎根，否则它注定是无效和无用的。除非学生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训练，否则运动将变得无用，并堕落为各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生可以为传播革命思想形成有用的酵母，但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理解学生自身的局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为革命运动中的所有趋势提供了一种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考验。革命是所有革命家的试金石。在这个坩埚中，革命思想黄金将很快会其他庸俗元素和合金分离。在整个历史时期，第四国际领导们由于否认了西方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自然对法国的事件感到震惊。从对西方国家劳工阶级潜力的深刻悲观观点出发，他们转向了最不负责任的极左主义。他们完全没有理解，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内，各国共产党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将他们注定他们走向宗派主义的深渊。他们居然对法国开始展开的革命过程爆发几周或几天后大声谴责，显示他们对革命缺乏基础常识。他们不理解革命势力微弱是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之一，也不理解接触共产党旗下群众的必要性。相反，为了迎合学生左翼中的各种疯狂想法，他们做出一系列极左姿态和行动。他们抵制选举和对学生选举的抵制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这完全成全了共产党领导们的计划，让他们仍然获得绝大多数劳工阶级的支持。第四国际领导们完全没有想到，法国共产党作为当下戴高乐政党以外的唯一政治选择，将有办法一时从他们之前的挫败中复苏。到目前为止，第四国际“领导们”还没有为新一时期的“人民阵线主义”做好准备，而资产阶级将会利用人民阵线来瓦解劳工阶级新发动的攻势。然而，我们的趋势已经充分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发展。由于此革命仍然处于其早期状态，我们不需在此重复我们的分析。只需补充的是，法国革命左派的所有趋势目前都在没落，因为他们未能分析和理解革命的变化潮流。他们不了解那些平静，甚至是反动的时期，将为群众的革命性动员和新一波革命攻势铺路。事件表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任何共产党成为劳工阶级主要政党的其他国家内，只有共产党内部发生大规模分裂才能造就大规模另类革命政党的形成。在社会民主主导劳工力量的国家内，类似的考虑因素也适用。过去五到七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了此一分析的正确性。1965年第四国际世界大会内的主要讨论，包括对整个英国支部的驱逐，都收录在我们趋势提出的论文和关于我们被开除的声明中。这些证据显示领导们没有能力容忍他们队伍中真正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他们拒绝作出讨论，或是容忍他们旗下的马克思主义派系，表明这个组织内部的真实进程，以及它对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有机倾向。锡兰（斯里兰卡）支部的历史为革命流派无法在各个时期汲取教训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它是第四国际的唯一群众组织，是作为锡兰劳工阶级的群众党。但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所有堕落趋势所觊觎，受到任何群众组织都会受到的敌对阶级压力。所谓的第四国际国际领导在执行了25余年的错误路线后，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锡兰支部的国会议员和支部领导。第四国际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微小的团体，而领导们只能用政治威信而不是组织权威来说服锡兰同志们。但是由于他们自己政治威信已经破产，他们毫无效用的组织制裁手段只会引来反感。如此的手段造就了第四国际与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于1964年对当地联合政府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时的立即分裂，这只会孤立革命分子并使他们成为无能为力的极左派。结果是增强了平等社会党机会主义领导的地位，而后导致进一步的分裂和没落。任何活动于平等社会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直接任务应该是面对劳工的群众组织，在当地情况下仍然是平等社会党。然而，政治威信只有通过多年以来能够证明其方法、分析和理念正确性的革命领导手法获得。第四国际领导们当然缺乏这点。他们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取代这个真正的威信，这只会导致一系列羞辱和衰弱的分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在1965年的联合书记处第四国际大会上，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即资本主义和“强势”政府论。这是他们暨[1945]波拿巴主义国家将在西欧蔓延理论的延伸，断言资本主义不再允许民主权利的存在，因此只能在西欧建立独裁政权。他们恢复了这一在过去从未被正式抛弃的理论，并以“强势”政府的用词包装成新一版本。在法国，德国，英国，甚至全世界，资产阶级将用波拿巴政权取代民主。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劳工阶级组织的能力和力量，阶级之间力量的关系变化，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这些条件下，资产阶级不但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社会，整个社会反而倾向于左倾。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提高价格和收入管制政策的企图往往会破裂。除了希腊（由于特殊原因）以外，西方国家政府不但没有取得独裁权力，反而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在部分国家内目睹了群众激进化的发展，却在哪里都看不到资产阶级得以透过建立一个军警国家来强加其统治。被第四国际领导们寄予厚望的学生激进化运动，恰恰反映了与他们观点相反的发展。欧洲最近唯一的“强势”政府，亦即法国戴高乐政府迅速地被劳工阶级第一次的群众运动震撼。无论如何，戴高乐的波拿巴主义是迄今为止存在的最民主的波拿巴主义形式，这也不是意外。它的弱点表达了劳工阶级手中握有的巨大力量。工业的发展反而意味着劳工阶级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统治阶级在采取决定性反动方向，必有要先与劳工阶级血腥地一决雌雄。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以资产阶级的命运作为赌注。因此，资产阶级将极不情愿采取这条道路。放眼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存在着如二战前，尤其是1930年代那样的强大法西斯组织。在经历过法西斯狂热分子之后，资产阶级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极其不情愿地将自己置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之下。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形式的“强势”政府状态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是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目前的章程可能会是推动反动方法和法律，而不是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在资本主义日落西山下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劳工阶级和革命运动会面对的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极其脆弱和瘫痪的国家机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所谓的“议会外反对派”的整体策略是只不过是口头反对的表现。它们是中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标志，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学生和激进分子的任务通常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清醒思想来教育自己，然后更接近群众，而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咆哮。第四国际书记处对这种言语激进化手法的投降，体现了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辩证和阶级觉醒方法完全缺乏理解。革命家的任务是在同时保持理论上的坚持和战术的灵活性，以便更接近劳工阶级。不理解这一点的第四国际领导宗派的整个历史都是不光彩的。我们现在回到了一个接近我们起点的位置，即与机会主义倾向斗争的小团体。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运动由于隔离于群众运动而萎缩。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是幸运的。如果第四国际领导们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拥有10,000到50,000名成员的组织，而不是现在跟随他们的微小宗派，那他们的极左路线以及遵循相同路线的团体将会对群众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可能就像共产国际在1930年代的极左阶段政策一样，由于当时的政策和对群众组织的轻视导致他们自己孤立于劳工阶级之外。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是以这种方式准备的。如今，法国所有宗派的滑稽动作极大地促进了共产党领导层和改良主义者在劳工阶级之间重拾声望和权力。在其他国家，这些宗派们如果有足够实力，它们也只会促成将学生与劳工运动隔离开来的效果。声称代表第四国际的集团的理论匮乏和基本政治错误可以追溯到战后时期。从托洛茨基学说学得不多的他们，无法将托派运动重新定位，为未来巨大事件做准备。如果他们当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诚实的自我批评，并对他们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他们本可以建立坚定基础的运动。但是，他们通过重复他们认为是托洛茨基的食谱而烧伤了他们的手指，这些厨师们开始认为是这本“革命食谱”本身不足，并且毫不客气地将大师的教诲抛之门外。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纯粹在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基础上行事。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任务基本上与过去两代人的任务基本相同。这项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革命思想的辩护和延伸。各个宗派，尤其是那些挥舞着联合书记处旗帜的人们所经历腐化的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压力，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东方的斯大林主义的暂时巩固，以及殖民革命内的各式变态发展，正如上述解释的那样，是这些自称第四国际的宗派经历堕落的原因。但解释不是借口。必要是有两面性的。在文初回顾的历史中，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堕落并不能证明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是正当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正当化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同样，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超过一整世代所犯下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罪行，是没有道理的。偶然犯错是一回事。即使是最具革命性和最有远见的趋势，也会犯错。但是，不断重复错误，在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之间不断的摇摆，不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倾向。这是我们分析过的历史。像他们面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一样倾向于拒绝分析其，纠正他们自己的错误。这种倾向永远无法执行历史带给我们的任务。他们将继续无休止地分裂和互斗，并在与政治经验毫无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威严“。这种倾向永远不会继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即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这些传统是我们继承的肥料，但领导们不但不把它用于栽培革命果实，反而把它荒废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其发臭。许多年轻人可能会成功摆脱这种有毒的环境，并协助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要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趋势组织，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法和政策，也有必要让这个趋势与历史合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办到的。然而，对于一个微小的革命趋势组织而言，在绝对必要保持基本思想的同时，在经验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和公开地扩大组织的规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那这个趋势作为一个革命力量将是死路一条。如果这个趋势组织无法从事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那么注定要继续宗派化，并引发运动的进一步失败和瓦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联合书记处错误的不断演替绝对没有任何借口。错误是严重的，但未能纠正错误是致命的。为了保持理论的尖锐性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前沿，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任何理论上的错误都进行了细致的纠正。像联合书记处那样的流派永远无法应对历史带来的任务。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有群众组织。马克思主义者拥有革命理论，在历史上他们将从少数质量转变为革命数量。既没有群众组织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会有未来。这种流派在历史上注定要失败。在事件发展的每个阶段，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以正确的方式行事。就各个基本问题而言，我们的文件可以出版、发表，作为过去25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托派势力在建立一个可行的国际组织过程中遭到的失败可以从以整时代的经验来理解。同时发生革命和反革命，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组织的存在下临着巨大的障碍，在创造大规模革命趋势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法国革命开辟的新时期开启了无产阶级发展的全新阶段。群众抗争行动将使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受到考验。在这些事件中，群众组织将挤出一个革命性或准革命性的侧翼，但它们注定要向左和向右发生一系列灾难性的分裂。在这段经历中，劳工们不仅要考验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的群众组织，还要考验各种宗派主义和中派主义倾向：毛派，卡斯特罗主义者，格瓦拉派和其他因为台面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趋势而激增的潮流。事件发展将政治上暴露出各种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不足和无效。在学生和更重要的劳工阶级之中，新一代人将寻求革命道路。在事件发展的基础上，西方国家的大规模革命倾向，将在作为主流的斯大林主义或是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内形成。托洛茨基在战前时期自信地预见到的时期现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我们为整整一代人所保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在劳工阶级之中开始有听众。在国内和国际上，我们趋势的思想可以在这个时代获得大众支持。我们建立这一运动的斗争将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我们的任务是在英国建立一个可行的趋势组织，这种趋势将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威信在全世界的先进分子中获得注意。我们不可能详细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但凭借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可以成功地传播我们趋势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黑暗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被沦为极少数，但在事件的基础上，他们在1917年经历了俄国的胜利革命，并为建立群众革命政党铺路。从历史上看，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影响，布尔什维克保持着革命思想的坚持。随着不利的历史潮流，这些理念被扫除了。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些理念将再次被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丰富经验所强化，赢得大众之间的听众。声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其他宗派将也受到考验。他们将在事件的淬炼中沦为灰烬。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将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越发暴露了它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不相容性。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这种僵局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贫瘠之中。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拥有权力的国家和他们所反对的国家中陷入战争国家集团的崩溃，表明斯大林主义已经破产。另一方面，改良主义在改良派当政的国家以及他们作为在野党的国家内都表现其恶劣的影响。这些趋势对劳工运动的统治已经将其腐败影响扩大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弱小流派之内。对于认识到他们除了巨大革命道路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的年轻人来说，托洛茨基主义理念将越来越有吸引力。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没有隶属于一个已经存在革命国际组织，却在方法，理念和以革命国际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他们一直是国际主义者。英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大的国际任务是建立一个具备国际主义原则和传统的强大革命趋势，这有助于在国际间建立可行的趋势组织，并为创建真正的第四国际做好准备[10]。如何将革命国际组织起来？列宁和托洛茨基曾多次指出，如果错误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趋势。本文的分析表示，25年来，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接二连三地犯错。从一个错误的政策走到其同样错的反面，然后再回到更高程度的错误。这是小资产阶级趋势彻头彻尾的标志。至于这个集团，至少在其最高领导层，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有机本身。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已经被25年来所犯的错误所塑造，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就连称这个趋势为“中派”都算是一种恭维。作为具有群众运动性质的第二国际，其堕落可以由社会的压力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历史来解释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领导者与基层成员的隔阂以及他们与群众基础的疏远。第三国际诞生于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最激进的群众潮流，是一个国际性的、革命性的大众趋势组织。在（同时充满着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时代，国际组织的腐化——撇开俄国政党的问题不说——我们已经在许多文献中解释这源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僚压力。在国际范围内，第三国际的堕落始于他们拒绝学习和分析事件的教训，不愿纠正斯大林主义领导的错误。在所有因素中，这一点十分重要。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史上最具革命性和最诚实的趋势，透过对此进程的分析展开了它的工作。从没有广大群众基础开始，我们只有通过对理论和事件的认真态度才能成为一种革命趋势。这是列宁文章中给我们的教训，托洛茨基的写作和活动在理论衰落和堕落时期，可能更是深化了这一教训。放弃这一宝贵遗产，且没有革命群众压力的纠正的联合书记处和其他类似的流派，都变得不负责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认真考虑，而是成为领导集团随意突发奇想的一部分借口。二十五年来的这一进程表明，这些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有机改进。记录他们季诺维也夫主义式的组织博弈是一件令人不快的苦差事。在此提及我们在1965年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委大会上被驱逐时发表的文件就足够了。列宁轻蔑地称第二国际为邮局而非国际组织。这个集团甚至连邮局的尊严也没有。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他们都完全破产了。那么革命国际将如何建成？我们多次指出，在英国，运动只能建立在事件发展的基础上。这同样适用于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在许多文件中，我们解释了事件将如何给群众性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带来危机。东方和西方的事件发展将发挥其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发展将是决定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目前的动荡只是一个开始。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重要中心，阶级之间危机的轮廓现在已经显现出来。在事件的锤炼下，先前支持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群众内发展出中派团体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趋势的大规模分裂将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达成。俄国境内发生的事件可以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也是如此。随着群众中派团体的出现，大量劳工正在摸索着革命的领导，这将成为群众热烈讨论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利环境。我们必须尝试用托洛茨基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间接触这些人。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发展的这些群众力量中，革命国际的群众力量才会到来。巨大的事件将使我们的理念和政策在这些阶层中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在劳工之间。与这些人联系将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要部分。事件发展还将使其他声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流派中的年轻和更聪明的份子对我们的想法产生兴趣。许多年轻人将在这些条件下加入我们。这将类似于西班牙革命的重演，但是这是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有机危机浮上台面的前提下发生。现在的劳工阶级更加强大，国际反动势力更弱小，因此为劳工的进击奠定了基础。在随后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败和某种形式的反动，以及取得重要的收获和成功后，劳工阶级将会作出更大的飞跃，为创造群众中派潮流做好准备。俄国革命是在九个多月内发展、造就的。这首先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而西班牙革命发展了六到七年。由于革命党力量的弱小，一个漫长的革命时期很可能就像法国已经显示的那样发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参与，接触将要发展的群众中派政党内将寻求连贯革命思想，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革命分子。正是这一点强调了我们继续和扩大国际工作的必要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发展并扩大我们在其他国家内与其他团体或个人的联系人工作。我们的对其他流派的批评和对比应该会给我们赢得打下组织基础的可能。因此，这仍然是我们趋势在英国和国际间活动的重要部分。然而，国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英国建立一个可行的趋势组织。这就是为什么组织总部，出版物和专业人员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在英国，更是我们的国际工作中。联合书记处和其他人对我们的主要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我们理论的批评，而是对我们工作的诋毁。 “他们算老几？”，“他们建造了什么？”，“他们无法建立一个趋势”;这是他们在年轻同志之间，特别是在幕后，诽谤我们的主调。在英国建立一个可行且强大的趋势组织，不仅可以实践中证明我们的理念的正确性，而且还可以证实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的正确性。他们的诽谤会在实践中被驳斥。英国革命共产党的崩溃给英国和国际运动带来了打击，我们现在正处于修复过程中。通过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国际上得以成长。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俄国党的组织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和政策。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类似的过程，当然要把持分寸感处理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建立一个群众性趋势组织。比起其他任何时期，工业发达国家的革命爆炸的必要前提已经更佳发达，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在革命发展的基础上，劳工们会急切地抓住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其他国家爆发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里从事的活动也一样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比以往更加有条件影响事件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有会说各个欧洲主要语言的同志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角色将在即将到来的时期越来越重要。但这也关系着财务和资源的问题。我们对美国社会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虽然持有许多批评，但就算他们现在处在美国革命浪潮的初期，且只有在学生之间有基础，但据说他们光是在纽约就有60名全职人员！要在国内和国际间从事的最基本工作，我们至少需要十几名专业人员。凭我们当下小小的成功来讲，我们政治趋势的真正历史可以说才刚起步；但一旦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自己的办公室和更多的专业人士，就真的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更加实际地发展我们的工作。有了这种等次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开始详尽分析其他流派的政策，以得以影响海外人士。我们不仅可以用英语，而且可以用其他语言，开始出版这些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文件。我们可以开始认真地工作。因此，把将组成新国际的要素汇集在一起的任务，与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这一任务是息息相关的。完笔于1970年5月"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星火-革命社会主义观点在台湾”脸页，谢谢！注释[1]作者注：直到1947年，在笔者与当时第四国际书记处英国支部的一位领袖斯图尔特[山姆·戈登（Sam Gordon）]努力解释当时情势的变化时，他居然断然回应：“啊，是的，但现在只是1947年，距离托洛茨基的预测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被验证。”他和他在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同僚们完全无视于战争和战后时期的所有事件发展。1938年，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成立于英国。这个组织成立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作为第四国际正式英国支部的）“战斗社（Militant Group）”基于一些组织问题而开除了一批同志。同年下旬，工人国际联盟拒绝（在第四国际领导指示下）参加不同托派团体无原则合并。这些团体有些从事打入主义，有些没有，而合并则是在故意模糊这两种策略的前提下进行。按照工人国际联盟当时的臆测，这样的合并将会带来组织的瘫痪和进一步的分裂。这是将三个组织合并为十个的公式。随后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帮助实现这种“团结”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坎农（James P Cannon）和领导人就此与领导工人国际联盟的同志们结下怨恨。在[1944]英国革命共产党的创始会议上，（以希里为首的）第四国际领导的支持者们庄严地宣称，所有托派分子已经融合在一起，没有政治分歧了。因此，他们宣布他们的“国际主义派”派系正式解散。这个举动反而遭到了参与创党大会其他同志的讥笑，令这一派人的代表恼羞成怒地抗议。他们“宣布解散”的举动并没有阻止他们与美国支部和国际代表Phelan [Sherry Mangan]当晚在他下榻的酒店内秘会，以决定如何最好地踢走英国革共党既有的“反国际主义”且“必须被歼灭”的领导团队！由于其他原因，包括工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会领导人对战争时期联合政府的支持，以前工人国际联盟为主要基础的英国革命共产党得以迅速地成长。它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及正确的方法和政策，成功地在该国所有主要工业区内获得小而可观规模的支持。英国革共党在其全盛时期是整个英国劳工阶级少数而重要的部分。它崩溃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在日后将会发表的英国托派历史介绍中会加以分析。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工人国际联盟没有出席第四国际于1938年创建大会，但我们有受邀派遣代表，只是由于财务原因而无法照办。然而，工人国际联盟仍然向创建大会发送一篇声明，而该声明却被坎农篡改，借此拒绝工人国际联盟申请成为第四国际同情组织。尽管工人国际联盟当时是正式在第四国际之外的组织，但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攻击过我们，反而由于我们发行他的小册子《西班牙的教训》和获得一部印刷机向我们寄了一封致贺信。在组织问题上，第四国际始终被季诺维也夫主义的遗毒，亦即派系恶斗，幕后交易，“老大”政治等等劣质文化所困扰。尽管坎农是一位有才的劳工领袖，他和其他人却要为了造成这一局面而负责。这种手段的泛滥，总是因为领导的理论落后和，归根究底，他们错误的政策造成的。国内和国际领导层的任务是通过讨论和经验来说服基层同志。挥动组织纪律的大棒是没用的。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即使他们在国际间拥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权威，他们也总是努力讨论理论问题，并通过说服而不是强压他们的政策来赢得人们支持。托洛茨基总是强调需要一个干净的旗帜，但在他死后，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手段已经悄悄进入了声称代表第四国际流派的政治文化内。然而，本文件并非旨在处理组织问题，而是阐明第四国际在过去三十年中脱离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政治分歧。英国革共党及其前身工人国际联盟提供了关于如何解决组织问题的范本。革共党以灵活的策略参与了劳工运动。在特定条件下，以自己的旗帜开展工作，但始终面对群众运动。关于革共党的完整历史及其成就还没被写成。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领导层甚至利用已经相当有限的资源追求集团政治，以确保整个国际接受他们的想法。因此，在很小的方面，传承了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政策。[2]作者注：在1965年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世界大会上，我们组织的代表团挑战了国际领导提出的文件“中苏交恶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中下列的申论：“在中国，为工人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其政权，除非通过足够规模导致政治制度发生质变的的反官僚斗争，是无法获胜的“。（英文原文第8页，译者自译）当时我们要求文章作者们澄清这是否意味着第四国际领导们认为政治革命是中国朝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先决条件。 代表国际书记处多数派（也就是弗朗克、曼德尔、巴布洛和他自己的）“多数派”迈坦（Livio Maitan），回答他们认为政治革命不是必要的，而美国的社会工人党则认为它是。因此，该文件的表述是一种“妥协。”[3]编者注：美国社会工人党，以及英国希里派和法国兰伯特派，于1953年从第四国际书记处分离出来。1963年，美国社会工人党重新加入了第四国际书记处，后者更名为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巴布洛自己在1964年从联合书记处分裂出来。[4]译者注：在此，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指的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前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政党共同存在反对沙皇的政党，是为一个基于俄国农民群众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政党。在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发生左右分裂，其右翼忠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而其左翼则一同与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并联合组阁苏维埃政府，直到俄国内战前夕其中一部分加入布尔什维克，而另一部分则加入白军反动势力。[5]译者注：“个人征收（Individual Expropriation）”泛指以个人从事偷窃或抢劫的方式获取统治阶级的财富，而不是动员整个劳工阶级以群众性方式夺取生产资料。[6]译者注：“中派”或是“中派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指的不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系，而是在左翼改良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潮流。[7]译者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ocialist Labor League）是以希里为首的英国宗派在放弃“深入打入”工党路线后成立的极左组织。[8]作者注：对此问题更全面的解释，请参阅“经济崩盘会再次出现吗？(Will There Be A Slump?，格兰特著）。”[9]译者注：波萨达斯（J Posadas）是为阿根廷托派领袖之一，而后出走。以其声称世界核子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申论著名。[10]译者注：在此，格兰特将革命家当下的目标解释称“建立真正的第四国际“，是因为由托洛茨基创建的第四国际在达成革命群众组织的高度前就已经没落，也因此一个群众性的第四国际仍然有待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