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起源与历史：革命共产国际不间断的传承 Share Tweet2024年11月23日，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意大利支部正式成立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RCP）。我们呼吁所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加入我们，共同开展建设党的任务。以下这篇文章由亚历山德罗·贾尔迪耶洛（Alessandro Giardiello）在革命共产党（RCP）成立前夕撰写，旨在概述我们的起源与历史。（按：本文原文发布于2025年3月18日，译者：GC）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 https://t.me/imt1917zh我们提出什么纲领？我们追求的无非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性别、民族或宗教压迫的社会，一个能够有效利用资源以治愈日益恶化的地球的社会。换句话说，我们为建立一个以广大群众需求为基础，而非极少数人利润为目的的社会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以及民族国家的存在，因为它们已成为阻碍和平与和谐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论贡献——这些思想启发了十月革命——以及列宁仍在世时召开的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革命战略。我们同样受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启发，他首先组织了左翼反对派，随后又创建了第四国际。然而，正如我们将在本文中阐述的，在托洛茨基于1940年遭斯大林特务暗杀后，新成立的第四国际未能展现出应有的领导能力。我们仅承认第四国际的1938年创立大会，特别是其中由托洛茨基亲自起草的《过渡纲领》。托洛茨基遇害后，俄罗斯左翼反对派的众多领导人要么牺牲在了关押他们的西伯利亚的古拉格（Gulag），要么遭到斯大林暴徒的杀害。第四国际因此失去了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无法应对新局势的挑战。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同志是唯一一位反对第四国际领导层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人。他与帕布洛（Pablo）、坎农（Cannon）、曼德尔（Mandel）、麦坦（Maitan）、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等人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我们将参考泰德·格兰特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被收录在《漫长的红线》（Il lungo filo rosso）一书中，该书由我们的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这些文献、文章和政治理论贡献构成了一笔丰富的思想财富，我们绝对有决心在新的政党和新的国际中将这些思想变为现实。在革命运动内部，有人称我们为“格兰特主义者”（Grantists），也有人更泛泛地称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sts）、“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revolutionary Marxists）。我们不反对这些称谓，甚至愿意将它们都作为我们的旗帜。然而，我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这一选择与泰德·格兰特80年前，在1944年创立“革命共产党”时所做的决定一致。斯大林主义篡夺了“共产主义”这一名号，并在全球范围内使其在数百万无产者眼中蒙羞。直到今天，中国政权仍自称“共产主义”，高举红旗与镰刀锤子。但它实际上却已经复原了资本主义，并建立在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上。这种剥削，与恩格斯180年前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情形并无本质区别。泰德·格兰特、工人国际联盟及革命共产党我们运动的创始人艾萨克·布兰克（Isaac Blank），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泰德·格兰特（Ted Grant），是一位年轻的南非人。他在21岁时移居伦敦，明确地希望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南非时，他曾在一家左翼书店里阅读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报刊，深受其思想影响，并终其一生坚定地支持这些理念。正如泰德·格兰特常说的那样：“当某些思想深入你的血液时，它们就永远不会离开你。”1934年，当他抵达伦敦时，他和他的30名同志立即投入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建设中，并展现出他特有的不懈热情。然而，在1938年，他们拒绝接受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的指令。坎农当时是美国第四国际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书记，他来到英国，试图强行合并当时英国的三个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以及苏格兰的一个团体），但这种合并却没有基于任何原则性的政治基础。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及第四国际其他领导人针对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及其组织所采取的官僚伎俩，在《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一书中有详细说明。读者可以在《漫长的红线》（Il lungo filo rosso）中找到该书，该书也已由我们英语出版机构卫红出版社发行。简而言之，由泰德·格兰特、乔克·哈斯顿（Jock Haston）和拉尔夫·李（Ralph Lee）创立的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WIL），由于拒绝接受坎农的官僚操纵，在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被排除在外。1934年，当他抵达伦敦时，他和他的30名同志立即投入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建设中，并展现出他特有的不懈热情。//图片来源：WIL大会在那次大会上，由坎农一手促成的这个拙劣拼凑的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SL）被认可为第四国际在英国的官方支部。然而，正因为其内部充满了各种政治分歧，该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了所有可能的政治错误。他们以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式执行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revolutionary defeatism）立场，甚至在工厂和工作场所提出口号：“希特勒的胜利是较小的邪恶”。这一立场荒谬至极，与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科约阿坎流亡期间所制定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完全背道而驰。托洛茨基的政策主张加入盟军（由征召士兵组成），通过要求士兵选举军官、以及工人和工会监督士兵的生活条件，来与军方的等级制度进行斗争。同时，他呼吁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推动生产资料国有化、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人政府，并发起针对希特勒军队的革命战争。然而，RSL作为第四国际在英国的官方支部拒绝接受托洛茨基的这一方针，而工人国际联盟（甚至未被授予“同情支部”地位）在英国军队内部的工作反而做得非常出色 。正如泰德·格兰特所言，我们的同志们虽然是“第四国际的私生子”，但他们是唯一真正贯彻托洛茨基军事政策的人。最终的结果是，RSL完全瓦解，而WIL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日益壮大，以至于在1944年3月兼并了RSL残存的少数成员，并正式建立了“革命共产党”（RCP）。RCP被承认为第四国际在英国的官方支部……然而，第四国际领导层的操纵和阴谋才刚刚开始，他们出于怨恨和权力斗争，试图进一步打压RCP。第四国际蜕变的原因战后，第四国际的新领导人继续像鹦鹉学舌般重复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提出的观点：“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危机。“无产阶级革命之经济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了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第四国际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国际的官僚，向它们的中派扈从；向不改良的改良主义，与格柏乌联盟的民主制度，并不和平的和平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向那些平生对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调和的战争。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而只是过去的腐朽残余。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将把它们一扫清光。”这些论断在1938年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战后彻底改变了的局势下，已不再适用。然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并没有对新的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顽固地拘泥于托洛茨基的文字。现实情况是，战争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未曾预料的发展，即使是托洛茨基这样天才的革命家，也无法事先完全预测到这些变化。正因如此，帕布洛、坎农及其追随者——尽管现实已经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仍然坚持一种“灾难主义”（catastrophist）路线。简而言之，他们预测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迅速而永久的危机，并认为这将导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迫在眉睫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将表现为新的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独裁政权的出现。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资本主义的稳定化以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崛起根本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泰德·格兰特（Ted Grant）是欧洲唯一提出资本主义可能出现新一轮稳定和繁荣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然而，这一点被许多对第四国际持偏见的所谓“历史学家”刻意忽略，他们装作对此一无所知。例如，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在其1979年出版的关于第四国际历史的著作《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Long March of the Trotskyists）中，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工人国际联盟或RCP革命共产党，尽管革命共产党在二战期间是欧洲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在他的其中一本书中也表现出同样的不诚实态度，他写道：“在所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当中，至少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在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预测到资本主义国家将经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繁荣期，超越了所有历史先例。”（利维奥·迈坦，《世界经济的风暴》，Storms in the World Economy，DataNews出版社，1998年，第11页）他不仅假装忘记了泰德·格兰特的观点，而且同他一贯的作风，甚至还继续宽容地看待自己和他的追随者所犯的严重错误：“根据我们至今仍然认为的那个并非毫无根据的假设，另一种不同的历史进程和视角本来是可能的。[……] 我们对1948年事件所标志的倒退趋势并没有产生误解。[……] 然而，我们倾向于弱化这些评估，假设经济停滞和脆弱性将长期化，并超越政治领域的力量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分析存在片面性和实质性的不足。”（利维奥·迈坦，《走过的道路》（The Road Taken），第167-168页）麦坦擅长将严重的错误粉饰为无关紧要的小失误，即便这些错误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最终，只有泰德·格兰特和革命共产党的同志们承担起了反对第四国际蜕变的战斗。//图片来源：1947五一劳动节的RCP游行公正地说，类似英国革命共产党的观点也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少数派中得到支持，这一派别由费利克斯·莫罗（Felix Morrow）和阿尔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领导，尽管他们支持的原因并不始终如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客观条件，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了来自国家机器的迫害）。最终，只有泰德·格兰特和革命共产党的同志们承担起了反对第四国际蜕变的战斗。以下是一些关键文献。1945年3月，泰德·格兰特在《欧洲力量平衡的变化与第四国际的角色》中修正了托洛茨基在1938年《过渡纲领》中的预测，以及他自己1942年6月在《为夺权做准备》（Preparing for Power）中的论述：“在资本的反革命的早期阶段，军事政府建立后不久，反革命将迅速采取‘民主’的形式。资产阶级将通过一些虚假的让步，同时对革命力量进行报复和镇压。”“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其早期阶段，旧有的工人组织必然会成功地站在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鉴于斯大林主义和传统改良主义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这是必须考虑的客观因素之一），世界帝国主义可能会在某些国家暂时成功地‘稳定’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次年，他在《1946年的经济前景》中进一步写道：“如果第四国际拒绝承认这一不可避免的复苏，它将只能让自己名誉扫地，并且在西欧事件的发展形势与此不同的情况下，误导自己的干部和广泛群众，预言西欧将长期处于萧条和缓慢复苏的状态。”1946年8月，他在《欧洲现在是民主的还是波拿巴主义的？答弗朗克》中继续批判道：“弗朗克试图让西欧的所有政权等同为“波拿巴主义”。他的理论还要更加极端：他主张法国自1934年就有了法西斯政府。在欧洲的无产阶级夺得权力之前，唯有法西斯主义的和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能够存在。他自满地将理论简化为无形的抽象概念，掩盖着不可避免的时常性的错误。第四国际不会容忍这种自满。”“弗朗克同志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民主与波拿巴主义混为一谈，而没有解释两者的具体特征。他将“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元素”互相套用，而且将民主自由与“一个可以定义为民主的政权”对立起来。但是，读者却无法找到弗朗克提出的，与现实中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理想化“民主政权”。他否认今日的欧洲拥有民主，因为“根本没有（民主）的立足之地”。[……]”“英国革命共产党向来把西欧各国的政权（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定位为反革命的民主政权。”“意大利的事态发展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远见卓识。资产阶级被迫同意废除君主制，而斯大林主义者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叛徒们则以“议会民主制国家”所允许的方式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新一轮增长周期及经济繁荣得以实现，主要归因于1943-45年希腊、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进程被镇压（斯大林主义者对此负有直接责任）；战争期间的生产力破坏和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消灭；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美国资本向欧洲进行了巨额投资。这一经济稳定的结果，使得改良主义者有了一定的施展空间，从而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都在群众中取得了更大的支持。此外，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纳粹的胜利，使得斯大林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威望大增，进而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成为了群众性政党。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这一趋势基本相似。由于上述因素，第四国际的发展在一整个时期内受到了阻碍，仅在玻利维亚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半殖民地国家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2004年，泰德·格兰特在接受marxist.com采访时说：“他们完全是极左派。他们认为革命指日可待。他们试图否认有任何经济复苏——而事实显然是有的。他们谈论经济崩溃。我们说，恰恰相反，由于种种原因（我后来在我的文件《萧条会重现吗？》解释了）将会有一次经济复苏——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人想到它会持续如此之久。”“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取得比较小的成果。主要的任务是教育干部，保存我们的力量，赢得一两个人，又或者赢得这里或那里的某个小团体，并为局势的变化做好准备。”“但曼德尔、帕布洛等人不愿接受事实。他们否认在欧洲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并预言会出现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我们反对这种疯狂的做法，指出英国有工党政府，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中也有共产党——当然是在执行反革命政策。但正如我们解释的那样，这只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反革命。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如曼德尔（Mandel）、帕布洛（Pablo）、坎农（Cannon），长达15年拒绝接受现实。更有甚者如皮埃尔·朗伯，他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派在1952年被开除出国际；在他2008年去世时，他仍完全否认20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红军在整个东欧建立了以苏联为模式的国家，而1949年，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帕布洛得出结论认为，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正发挥着革命作用，而不是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反革命作用。在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他曾将斯大林主义官僚描述为“寄生虫”，但帕布洛在1951年1月的《我们走向何方？》（Where Are We Going?）中提出的新论点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已经成为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法阶段，并且这一过渡可能持续几个世纪之久。这一分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四国际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路线进行急剧的转向。在策略上，他们采取了向共产党内部深度渗透（deep entrism）的方针。此外，他们还对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政权产生幻想，认为该政权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对此，我们建议读者查阅乔克·哈斯顿（Jock Haston）写给第四国际领导人的公开信，以了解我们的立场。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帕布洛与曼德尔（Mandel）声称，斯大林主义将进入一个“自我改革”的新阶段。帕布洛还宣称，斯大林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观点导致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POR在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中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NR），最终将无产阶级引向失败。1951年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的纲领性文件，在关于玻利维亚的一章中，公开提出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给予定性为“批判性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泰德·格兰特坚决反对第四国际在1940年代提出的“深度渗透”策略。他所持的这一立场，以及前文提到的所有其他重大分歧，最终导致他于1950年第二次被第四国际开除。这一次的直接操盘手是格里·希利（Gerry Healy）——他已成为帕布洛在英国RCP内部的傀儡，并通过官僚手段控制了党内权力。从1953年分裂到1965年被开除1953年底，坎农领导了一场从第四国际的分裂，成立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CFI）。随后，希利（Gerry Healy）在英国加入，朗伯在法国加入，之后是莫雷诺（Nahuel Moreno）在阿根廷。坎农将分裂的原因归咎于帕布洛对斯大林主义的屈从。这种屈从确实不容否认，但讽刺的是，直到此之前坎农本人一直完全支持帕布洛的立场。事实上，第四国际的整个领导层——包括希利和朗伯——都曾支持1951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方针。坎农1953年分裂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政治路线，不如说是他一贯的组织手法——我们称之为“命令主义”（commandism）。坎农的观点是，国际领导层不应干预美国支部的内部事务，而应始终支持党内多数派的立场。坎农怀疑帕布洛同情并积极支持了美国SWP中的少数派，该派由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领导，后者在1953年11月被开除。这才是分裂的根本原因。坎农一直坚持美国支部是“领导支部”的想法，也就是说SWP应领导整个第四国际。但他在实践中受到了《沃里斯法案》（Voorhis Act）的限制，该法案禁止美国政党隶属于任何国际组织。然而，坎农的计划最终失败了：国际委员会在十年间未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1963年，该组织与第四国际实现了统一，回归了“母体”——不过那时帕布洛已经被边缘化。1956年，泰德·格兰特与同志们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他们对坎农和希利早已了如指掌，从未相信他们的所谓“分裂”是基于原则的。然而，希利脱离第四国际后，英国失去了官方支部。于是有人提议让RSL成为官方支部。但此时，格兰特与第四国际领导层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更加严重。他已不再对曼德尔、麦坦等人抱有任何信心。然而，经过同志们讨论之后决定：既然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国际上已属孤立，也无太多可失去的。如果能在第四国际内部展开反对派斗争，说不定能接触到其他国家的优秀战士。1961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格兰特同志在经济辩论中发起了猛烈反击，并对议程中的几乎每一项都提出了实质性的修正案。这场斗争在1965年第八次代表大会达到高潮，格兰特提交了一份名为《殖民地革命与中苏争端》（The Colonial Revolution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的替代性文件。本文件旨在反击第四国际领导层内部逐渐兴起的毛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和游击主义幻想。结果，格兰特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除出第四国际。在其后期著作中，迈坦再次歪曲历史。来看这段虚伪的“总结”：“在英国方面，大会决定不承认任何一个组织为支部，这导致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发生了分裂。该组织的最著名领导人是泰德·格兰特，同时也由彼得·塔夫（Peter Taaffe）代表出席大会。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后来形成了‘战斗派’（Militant）倾向，在工党左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必须承认，我低估了格兰特建立有规模组织的能力。虽然我与他个人关系良好，但他每次发言都严格引用托洛茨基的习惯让我感到不耐烦。他总是带着一箱书和文件参加会议，让我觉得有些滑稽。”（利维奥·迈坦，《朝向一份第四国际历史》（The Road Taken），第171-172页）迈坦声称这是一次“分裂”，但事实上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不承认任何英国组织的同时，也意味着正式开除自1957年以来的官方英国支部——即格兰特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殖民地革命与中苏争端》中，格兰特预见了日后关于农村游击战的重大争论（尤其是1969年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早在1964年8月，他就写道：“那些最近才发现农民、半无产阶级，甚至乡村无产阶级是殖民地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同志，并未真正理解这些阶级的实际作用。当工人阶级由一个有意识的革命政党领导时，小资产阶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可以在工人阶级坚定领导下支持其胜利，并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表述的，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些阶级可以作为革命的预备队、冲击队，但革命最尖锐的那个点，只能是工业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殖民地革命与中苏争端》拉美第四国际的游击战灾难及其导致的托派青年惨死，主要责任人首先是迈坦，他是第四国际在拉美的负责人；以及曼德尔，他是在帕布洛被排挤后第四国际的核心领导人。当时，整个第四国际陷入“卡斯特罗热”。人们对1967年在古巴成立的“拉美团结组织（OLAS）”寄予厚望，该组织旨在推动武装斗争、建立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层接受了第三世界主义与“焦点主义”（focoism）的观念，完全忘记了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全部教导。讽刺的是，莫雷诺在1973年撰写了猛烈批评农村游击主义的文件《一个丑闻性的文件》，而在此之前他曾对焦点主义全盘接受、毫无批判。这点在弗朗切斯科·吉利亚尼（Francesco Giliani）同志的批评文章中有详述。比较一下格兰特清晰的论述与莫雷诺在同一年早些时候的文章：“我们对这些人作为拉美革命进程领导者的钦佩、尊重和认可是无穷无尽的。就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言，我们毫不怀疑他与列宁、托洛茨基并列，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天才之一。”（莫雷诺，《拉美革命的两种方法》，《战略》，1964年）这完全是个人崇拜式的吹捧！但卡斯特罗并不领情。他不仅在古巴迫害托派活动者，而且在1966年特里大陆会议（Tricontinental）上，当着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82国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代表的面，公开宣称：“第四国际是令人作呕的、恶心的，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粗俗工具。”与第四国际的领导的高度期望不同，OLAS并未成为武装斗争的中心工具，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把其描述成“绝望式”的牺牲行动，彻底粉碎了古巴政权的焦点主义幻想。此后，古巴转而向苏联的赫鲁晓夫路线靠拢。与此同时的真相就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完全失去了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信心。讽刺的是，欧洲工人阶级却正进入革命高潮，如：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意大利“火热之秋”；其他西欧工业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这再次暴露了第四国际在革命纲领和战略上的彻底破产。回归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格兰特与同志们最终决定彻底断绝与第四国际的关系，再也没有回头。1970年，泰德·格兰特在《评第四国际》（The Programme of the International）中总结这一经验：“本文的分析表示，25年来，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接二连三地犯错。从一个错误的政策走到其同样错的反面，然后再回到更高程度的错误。这是小资产阶级趋势彻头彻尾的标志。至于这个集团，至少在其最高领导层，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特质。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已经被25年来所犯的错误所塑造，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就连称这个趋势为“中派”都算是一种恭维。”1956年，泰德·格兰特与同志们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图片是格兰特和吉米迪恩格兰特的目标变为建立一个真正基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思想的新国际。1964年，他创办了《战斗报》，并通过独立工作与工党内部活动相结合的策略，成功发展起一支新力量。到60年代和70年代，打入主义的策略在欧洲多国逐渐成熟。在英国，1970年同志们首先控制了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LPYS），随后影响了众多工党支部与选区。这一策略极为成功。到1980年代，我们领导了利物浦市议会，并在国会中拥有三位议员（Terry Fields、Dave Nellist 和 Pat Wall）。对LPYS的掌控，使我们与国际上逐渐激进化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IUSY）的会议上。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FGCI），意大利共产党的青年团，在80年代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西班牙社会党青年组织（JSE）在对抗佛朗哥独裁的斗争中发展出左翼倾向。艾伦·伍兹于1976年移居马德里，在那里工作七年，成功争取到这个组织的领导Luis Osorio与Alberto Arregui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也在德国和瑞典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发展同志，并于1974年创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1974年，战斗派拥有600名成员，十年后，这一数字增长至8000人。1964年，他创办了《战斗报》，并通过独立工作与工党内部活动相结合的策略，成功发展起一支新力量。//图片是1988战斗派的集会1980年代末期，在英国，我们领导了一场规模超过一千万人的拒交“人头税”（Poll Tax）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推翻了执政11年的撒切尔政府。那几年，关于战斗派的书籍层出不穷。意大利媒体如《团结报》（L’Unità）、《共和报》（La Repubblica）和《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也经常报道工党内部的托派组织。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与“红色90年代”战斗派当时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了其人数规模所能体现的影响力。它在工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控制着工会理事会、工会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工人组织。该组织正式拥有约8000名活动分子，它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然而，这一组织规模与其战略目标之间仍存在巨大不对等——即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目标，必须赢得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此外，在1980年代，客观形势开始变得更加不利。遗憾的是，战斗派的一些领导人要么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要么在潜意识中回避了这个问题。彼得·塔夫等人沉浸在革命幻想之中。而与此同时，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逐渐意识到，现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乐观，组织内部正积累起许多潜在问题。这一形势在组织领导层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由塔夫领导的多数派，与由格兰特和伍兹领导的少数派之间形成对立。塔夫作为总书记，试图以主观意志克服组织所面临的困难与矛盾，对客观形势做出了极其乐观的估计，甚至提出所谓“红色90年代”（Red ’90s）的预言！而格兰特与伍兹则警告组织需要去注意暴露于运动压力而带来的后果——包括理论与政治水平的下降、支部参与度的下滑、经济主义与“运动主义”倾向的增长。简而言之，重心已从“建设组织”转向了“推动运动”。组织性的捷径被用作解决政治问题。由此，“季诺维也夫主义”（Zinovievism）倾向开始显现。这一术语源自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Zinoviev），他在列宁逝世后，通过行政手段处理政治分歧。他的领导风格以命令主义为特征：不再像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那样通过说服争取同志，而是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下达命令、强行推行决策。1985年，英国工人运动遭遇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惨败——这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然而《战斗报》仅仅称之为“平局”。塔夫也未能意识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失败教训，例如：1980年意大利菲亚特工人斗争的失败，法国公务员抗争的挫折，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被镇压，等等。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股灾被视为资本主义即将进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信号，许多人认为这将迅速开启新的革命形势，如同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毕竟，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2月也只有我们现在这么多人（8000人）。”这是战斗派多数派领导人鲍勃·拉比（Bob Labi）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但他忘记了一个关键事实：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早已是俄国工人阶级的传统群众性组织。与此同时，西班牙支部（当时是国际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支部，拥有约1000名成员）在1987年领导了数百万学生的群众运动。一年后的1988年12月14日，西班牙爆发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大罢工之一——有1000万工人参与其中。这些事件在短期内进一步激发了组织内部的热情。然而，这些只是与主流趋势相反的“逆流”现象，而整体的客观形势正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的退潮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塔夫主张放弃工党内斗争、创立新工人党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制造了有害的幻想。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反对这一方针，绝非出于对继续“渗透工党”还能有什么卓越成效的幻想，而是因为他们清楚认识到，形势已不利于幻想式的组织扩张，必须面对现实、调整策略。苏联政变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然而，在当时最关键的辩论焦点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命运。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1991年8月至12月间苏联的崩溃，标志着天平彻底倾向于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而言，一个蕴含超过二十五亿消费者潜力的新市场突然出现在它资本主义面前。这一变局对大多数共产主义活动家来说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打击和精神挫折作用。原本被预期会很快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被推迟了至少二十年——直至2008年才真正爆发。而这段时期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系统的“新鲜空气期”。那么，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工人国际委员会的两个派别采取了怎样的立场？艾伦·伍兹与泰德·格兰特撰写了一篇题为《政变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Coup）的文章，指出在1991年俄罗斯发生政变时，一方是由亚纳耶夫（Ianaiev）领导的斯大林主义派别，而另一方则是由叶利钦（Yeltsin）领导的亲资本主义抗议者。相比之下，《战斗报》在1991年8月22日发表的一篇关于同一事件的文章中，整篇文章重复使用“人民”一词13次，谈到“人民力量”、“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等等。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完全缺乏阶级分析的内容。事实上，这些示威中工人阶级几乎完全缺席：只在列宁格勒的两家工厂以及库兹巴斯（Kuzbass）和沃尔库塔（Vorkuta）矿工的一部分群体中记录到了罢工行动。塔夫多数派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无异于站在了反革命一边。而格兰特的少数派则呼吁工人阶级采取独立的行动。这当然不意味着支持斯大林主义政变，而是要推动工人摆脱双方斗争，建立独立的阶级动员。《政变的真相》一文中写道：“然而，在下一段中，作者……又引入了一个严重的矛盾，即‘这些发展（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消除了美国工人阶级政治化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障碍。’”“人们简直要揉眼不敢相信。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本身并不能以任何方式促使美国工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完全取决于谁推翻了它、以及出于什么目的。这关于美国工人的判断，最能说明国际书记处多数派对现实的完全不理解。”“如果官僚集团是被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推翻的，那将会对全球工人的心理产生极其深远的革命影响，不仅是美国工人，更是全世界。”“但事实上，这项任务却是由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完成的，其效果正好相反。全世界再多的‘矛盾’解释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请问：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黑帮的胜利，如何能让美国工人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它只会强化资产阶级的宣传，即‘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了’、‘国有化行不通’、‘市场经济是唯一可行的制度’。”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但犯错的不只是塔夫派。例如：阿根廷的莫雷诺派（Morenistas）、法国的朗伯派（Lambertists）（其成员规模曾达6000人左右），这些组织都将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误解为政治革命，或某种模糊不清的“民主革命”。事实上，朗伯早在1984年就发展出了所谓“民主路线”，莫雷诺亦如此。他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研讨会上，否定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转而提出“民主革命”的概念。至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和法国革命共产党联盟（LCR），他们则更令人失望：他们居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看作是斯大林主义的自我改革过程。这些在1980年代仍具影响力的组织，最终都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惨痛代价。最终，泰德·格兰特与艾伦·伍兹于1992年被CWI开除。他们再次面临从零开始重建组织的任务。于是，在1992年西班牙塔拉戈纳，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 IMT）诞生。除英国少数派外，还加入了几乎全部的：西班牙支部、意大利支部、巴基斯坦支部、墨西哥支部，以及来自以下国家的少数派同志：瑞典、德国、希腊、法国、丹麦。这标志着一次新的开始。经历长达三十年的斗争（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展开），我们积累了关键的理论与政治资本和经验。正是基于这一基础，我们现已成立了新的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它的目标是：成为建设一个新的革命性国际和群众性组织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它，就无法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铺平道路。“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