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社会的起源 Chinese Share Tweet当我们放眼当今世界，看到数十亿人的生命正饱受贫困、奴役和压迫的折磨时，很容易假设，即这些恐怖是以其完全的存在伴随着人性的。毕竟，几千年来，国王、哲学家和牧师们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即我们所遭受的这些罪恶一直隐藏在人类的天性当中。然而，对我们遥远的过去的严谨研究却证明了与其相反的结果。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中所有的存在几乎都曾经生活在狩猎-采集者的共产主义队伍之中，且没有任何的君王或雇主。（译者：Affroins）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对于当前秩序的捍卫者来说，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提出了令人震惊的驳斥。因此，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倾向于完全忽略这个话题。那些确实对我们的共产主义过去提出挑战的人将不平等的起源解释为我们贪婪、压迫的本性在休眠了数千年之后被表现出来。我们应该领会到它的本质：这是资本主义道德的错误的欺骗在压迫着整个人类历史。而实际上，也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那样：“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如果我们要真正科学地看待社会的发展，就必须理解，阶级社会的诞生，不是某种不幸的意外，也不是某种迄今为止仍处于休眠状态的、超历史的“人性”的觉醒，而是一个在社会的不断演变中，最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产力革命所产生的必然阶段。这绝不是一个学术问题。通过了解阶级社会的诞生，我们可以把握其制度的真正本质，并发现可以推翻它们的手段。人与自然马克思解释说，一切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是某种抽象的理想，而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完全实际的认识：为了人类能够生存，我们总是需要来自我们周围世界的资源。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是通过我们在社会上进行的劳动来调节的。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提取资源并找到食物和住所的来源。尽管许多现代的考古学家都对此感到尴尬，但情况一直都是如此，即人类不得不劳动才能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自然必然性”。[2]但是，尽管我们劳动的事实在整个历史上都没有发生改变，但我们的劳动方式以及我们努力去满足的需求或期望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百万年来，人类发展了工具和技术以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但是，满足我们最基本需求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实际上必然会导致新的需求、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这种持续的相互作用为我们决定了很多事情——我们是搬家还是呆在一个地方，是全年工作还是季节性工作——这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生理机能和演变方向。因此，在各种意义上，我们通过改变我们的环境来改变我们自己。这是所有人类进步的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所总结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于那样做得相反。[3]一把奥杜威切割石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写道：“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制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4]只要现代人类还在这个星球上，甚至是更早一点的人，就都可以从考古学上观察到这一点。我们最早的一些古人类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gaster)，制作了石器。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的奥杜威(Oldowan)的复杂工具甚至可以追溯到 260 万年前。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复杂工具的出现——阿舍利(Achulean)、穆斯特(Mousterian)、查特尔佩罗(Chattelperronian)等。我们甚至可以去追溯这些工具产生周围的意识的发展与复杂的思想。一般来说，每一种复杂工具都更加匀称，同时也需要拥有比上一代更多的前瞻性的规划，以推动现代人类智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这是对唯物主义方法的进一步证实，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也被迫根据每个时代盛行的物质文化来对过去进行划分。我们谈论旧石器时代（古希腊语中的“旧石”）、新石器时代（“新石”）、以及青铜时代等并非没有道理。这些证明皆是参考于被用于制作工具的，取决于当时的生产物质之下的。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指出的那样：“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这个简单但革命性的想法绝不是整个学术机构所能够去接受的。事实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大学教师中遇到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中所遇到的同样的恐惧和愤慨。结果便是，现代学术界在对社会的理解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承认，他们的闲暇时间是有物质基础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理论艺术是在人们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此，数学科学起源于埃及附近，是因为在那里的祭司阶层是被允许有闲暇时间的。”[6]这必然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结构本身的重组。而我们现在正要转向这一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共产主义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新石器时代之前所存在着的显著的不平等的证据，而其则开始于不到 12,000 年前。从世界各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收集到的证据描绘出了一幅小型的、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其依靠狩猎、捕鱼和饲养牲畜为生，从与死者一起埋葬的物品中几乎看不出任何财富或地位的差异。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说出史前狩猎采集社会的详细情况。但是，现有的狩猎采集社会（如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的贡人(Kung people)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他们可能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粗略的窥探。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y)写道：“贡人没有首领，也没有领导者……没有人下达命令或让他们做什么……分享深深地渗透到贡人的觅食者的价值观中，正如利润和理性原则是资本主义伦理的核心一样。”[7]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社区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并且与旧石器时代遗址提供的证据完全吻合。但是我们史前时代的平等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或道德现象；归根结底，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拥有工具和其他个人物品之外，没有也没可能拥有私有财产。这些群体是成功的、熟练的狩猎采集者，但他们日复一日或年复一年地生活，没有积累任何显著的剩余产品。相应的，他们也没有土地所有权或继承的概念。这可以从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原住民的实践中最清楚地被看出，其普遍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连续文化之一，可以追溯到 50,000 年前。在1960 年代，人类学家理查德·古尔德 (Richard Gould) 在澳大利亚大陆的中心与狩猎采集者们一起生活。他指出，带回营地的所有食物“都在小组所有成员之间精心地分享着，即使只是一只小蜥蜴”[8]。根据对当地岩石掩体的挖掘，古尔德假设该地区的居民自智人第一次占领该地区以来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这种极端甚至绝对的共产主义形式背后的原理并不难发现：稀缺，归根结底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对较低和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水平的低下造成的。在其他狩猎采集的社会里没有遇到这样恶劣的条件的情况下，同样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可以在各地的旧石器时代的社会里被观察到。原始共产主义中的女性（为恩格斯辩护）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平等主义特征的另一个特点是妇女的平等地位。正如恩格斯在他的杰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写的那样 ：“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重的地位。”[9]恩格斯根据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Henry Lewis Morgan)对易洛魁人的研究，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即针对妇女的系统性的压迫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相对近期的发展的观点。他不仅分析了易洛魁人的社会，还分析了古代雅典人、罗马人和德国人的社会，认为“女性历史性的失败”是具有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特别是土地和畜群，同时它们也在男性的手中被积累起来。此外，如果妇女的压迫有开始，恩格斯总结道，那它必然也有结束。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的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建立男女的自由和平等。从那时起，正是这种观点武装和激励了马克思主义者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然而，这种革命性的见解不仅被现行制度的捍卫者所否定，甚至也被女权主义理论家所驳斥，她们声称恩格斯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释只不过是一个“安慰性的神话”。近年来，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加入了对恩格斯的理论基础的攻击中。例如，巴黎大学的克里斯托夫·达尔芒夏(Christophe Darmangeat)认为，“男性对狩猎和武器的垄断让男性在任何地方都比女性更具有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处于这样境地的女性无处不在，她们被降低到，在男人策略中纯粹只作为工具的作用。”[10]这个论点的非凡之处在于，虽然声称要根据更现代的研究来纠正恩格斯，但它却设法重复了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便推翻的完全相同的错误假设。达尔芒夏的第一个前提是狩猎活动和武器一直是处于男性垄断之下的。而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是有效的，它就必须有一个普遍的应用，即它必须表示这个所谓的垄断一直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存在着的，没有例外。但其不能做出这样的断言，因为它与大多数现代研究是相互冲突的，包括如今仍然继续存在着的狩猎采集的社会。例如，在菲律宾的阿格塔(Agta)里，[11]众所周知，是女性来练习武器以辅助狩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变得更加复杂，最近在安第斯山脉的一名年轻成年女性的坟墓中发现了狩猎装备，[12]其可追溯到公元前 7,000 年左右，而在印度布尔扎霍姆的(Burzahom)最早的洞穴壁画中，女性用长矛狩猎的描绘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13]然而，即使我们接受达尔芒夏的论点，即狩猎通常是男性的保有领域，这其中仍包含着一个更加有害的谎言：其假设在任何情况下，女性都被简化为了“纯粹的工具”。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男女之间所存在着的天然差异，因此，在所有的社会中两性之间都存在某种形式的分工。妇女生育孩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依据社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这可能意味着男性与营地的距离更远，例如他们在参加狩猎行动的时候，而女性则倾向于集中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带着孩子一起收集资源。比如，在贡人(!Kung)中就观察到了这种分工。[14]然而，关键在于，在这样的社会中，早期阶段在分工中所占据的不同的位置，不能作为其他社会阶层压迫或剥削的证据。相反，所有可得到的证据都指向着相反的情况。提到昆人，帕特丽夏·德雷帕(Patricia Draper)写道：“觅食团体中的男人和女人在与彼此交往之中是平等的。他们典型地出现在营地环境中的混合性别群体之中，尽管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在同性群体中完成的。女人不顺从男人。他们生活在没有成熟领导角色的小的团体中，通过女性与男性共同参与得到的共识来做出决定。”[15]这里所描述的女人几乎不能被描述为任何人的“工具”。且与其离得很远。在许多情况下，例如贡人，女性采集的植物“占社区每日食物摄入量的 80%”，并且“与男性猎人不同，女性觅食者保留对她们所拥有食物的最终分配的控制权”。[16]人类学家克里斯·奈特 (Chris Knight) 认为，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一个年轻人永远不会在他经常拜访的女人身上获得永久的性权利。取而代之的是，他必须不断地获得批准，通过将他所有狩猎得到的肉品交给他的岳母，让她按自己的意愿分发出去。”[17]于是我们再问一次，在这里，到底是谁在控制谁？武器的拥有或更强的力量也不一定会导致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98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传统的、游牧的或半游牧的桑人(San)是“世界上仅有的六个几乎闻所未闻家庭暴力的社会之一”。[18]这是一个绝对惊人的事实，即每年在世界各地夺去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且当人们认为以暴力侵害妇女是一种永久的流行病的时候。男性作为主导的“提供者”而女性作为从属的“家庭主妇”的形象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这是直接从《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中所提取的史前概念。这种想法的坚持与科学或历史研究无关。这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那些兜售这种神话的人没有能力去超越当今阶级社会的观念和偏见。如果你接受阶级社会的偏见的话，那么你最终必须接受它的结论，其不仅拒绝男女平等，一般来讲，而且也拒绝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科学论点最终只是归结为一件事：阶级社会永远存在，阿门。耕种的开始有时人们会问，人们是怎么从这个看似乌托邦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变成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受到压迫的社会的呢。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甚至根据他自己对狩猎采集群体的研究创造了“原始富裕社会”这个词，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每个成年人每天只需工作三到五个小时即可收集足够的资源。虽然这可能是夸大其词，因为其对工作的定义过于狭隘，但它确实对狩猎采集社会永远处于饥饿边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是，正如我们应该拒绝霍布斯式的生命神话，即在它被国家的文明镇压解放之前总是“肮脏、野蛮且短暂”的一样 ，我们也应该警惕，不要把棍子向另一个方向弯曲得太远。旧石器时代社会并不存在于某种伊甸园般的健康和富足的状态。冰河时代的人口数量不可避免的少，伴随着对它们的生存条件的微弱的确定性与控制力。大多数人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消耗完他们的食物，这表明只有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如果他们有的话。大多数狩猎采集族群的预期寿命和出生率都很低。即使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大约公元前 9,700 年，稀缺和困难仍然是狩猎采集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公元前 4,000 年的印度摩柯达柯(Mahadaha)遗址，发现的所有 13 具骨骼的估计死亡年龄都在 19 至 28 岁之间，但“可能更接近于 19 岁”[19]。没有人超过 50 岁。当时就和现在一样，发展的动力是为有在逆境中生存和繁荣的手段而奋斗：“直接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再生产”[20]。正如改善人们采集资源方式的需要促进了石器的发展，它同时也促使人类寻找更加多样化和可靠的食物来源。随着全球气候在大约 20,000 年前开始变暖，这个过程将开始恢复生机。在此期间，气温和湿度的上升，以及冰盖的衰退，为人类开辟了整个区域，大大地增加了可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刺激下，狩猎采集者迅速开发出了用以获取这些资源的新的、更复杂的手段，从而造成了人类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诸如手斧之类的旧石器被“细石器”取代，即小得多的石器，如钻头和箭头。[21]骨头被制作成细针，用于将不同类型的毛皮缝合在一起，创造出温暖的、分层的衣服，人类用此来殖民西伯利亚的冰冻荒野。[22]鱼叉是用驯鹿的鹿角雕刻而成的，目的是去开发鱼的更多可用性。[23]柳条笼子是用来捕捉鳗鱼的。[24]这是人类劳动生产力和范围的质和量的飞跃。除了狩猎和捕鱼，人们还利用了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中开始繁盛起来的野生的植物性食物。已知的最早的野草收获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大约公元前 21,000 年，发生在现代以色列的奥哈洛(Ohalo)。到公元前 14,000 年左右，该地区开始种植野生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大麦。这一发展在当时看来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收获，但它却标志着一个进程的早期开始，其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并随之改变人类生活本身。谷物和其他植物的第一次种植距离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大多数地方，它更接近于一种“野生园艺”，种植者会定期访问已知的种植此类植物的地点，以便他们可以去收集可用的东西。但即使通过这种看似被动的聚集形式，人类也依旧在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式积极地改造着自然。我们今天作为主食所依赖的许多植物和动物并不总是存在着的。玉米、豆类、南瓜、主要的谷类作物，甚至我们今天所知的猪、羊和牛，都是由于数千年前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而演化过来的。例如，在像奥哈洛这样的地方种植的稻科植物类的谷物要比我们今天所消费的小麦小得多。杰夫·艾哈迈尔(Jerf el Ahmar)比平均水平更大的谷物颗粒的发现在现代叙利亚更表明了，早在公元前13,000年前，人类便已经会去刻意地再次播种较大颗粒的谷物，以提高生产效率了。[25]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作物的穗会在不同的时间自发地脱落与散开，增加了它们成功繁殖的机会。但对作物有好处的不一定对采集者也有好处。在收割的人到来之前，很大一部分的潜在作物会被损失掉。现代谷类作物具有“非脱节轴(non-disarticulating rachis)”，这意味着穗会保持原状，直到有人来收割它们。这种生物转化是人类干预和创新的产物。在适当的条件下，刻意改进采集者的技术所产生的潜在选择压力将在小麦和大麦新品种的进化中得到实现，这本身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新石器时代革命随着这一时期不断增加的资源和改进的工具和技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定居点开始出现。这些可能会首先经过人们越来越经常回归的半永久性或季节性的营地，如英国的斯塔卡(Starr Carr)（大约公元前9000前左右）[26] 。但最终，这一时期将见证世界上的第一个永久性村庄。这方面的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在黎凡特的安·马拉哈(Ain Mallaha)的“纳图夫(Natufian)”遗址里找到，(粗略估计大约是公元前12500年前左右)，人们依靠着狩猎羚羊与种植野生的小麦和大麦在其中永久定居。[27]然而，即使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字面意思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高阶段，永久定居点也非常罕见，只能在自然条件非常有利的地点才能找到，例如安·马拉哈，或者在鲑鱼出没的太平洋西北部的波弗蒂角(Poverty Point)。在这个阶段，要在其他地方创造类似的条件非常困难，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定居点的位置和生活资料最终仍然是由自然被动决定的。但此时所正在发生的事态发展正在为戏剧性的转变铺平道路，在这种转变中，例外将成为规则。在历史上，危机常常会催化在表层下发展的深层变革过程。这些危机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近东的农业发展之前，世界明显变得更冷了，回到了被称为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约公元前 11,000 – 9,700 年）的冰川条件。随着被畜群迁徙和野生作物的出现打乱，许多人既定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不再可能。有些人会毫无疑问地死去，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回到更机动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是之前的发展，已经持续建立了数千年，并没有被遗失。当人们放弃垂死的定居点的时候，他们带着收获的谷物将它们播种到了全新的地方。新的地块的创建和某些群落对使用燧石镰刀种植谷物作物的更大依赖被认为加快了自然和人工选择的过程，最终产生了被完全驯化了的小麦，[28]以及克服旧的狩猎采集者的定居点的局限性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现代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那里的人们通过密集地种植野生黑麦来应对寒冷的气候，从而产生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驯化谷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10,500 年。[29]从大约公元前 9,500 年起，黎凡特和土耳其东南部的人们就回归了定居生活，但这一次则是在质量更高的水平之上，以驯养谷物和动物为基础，例如绵羊和山羊，它们也因人类狩猎者转化为牧羊人的有意识干预而发生了变化。到公元前 8,000 年左右，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遍及近东，并很快开始在欧洲和南亚被采用。定居农业也在其他地方独立出现，包括中国、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地区。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将这一过程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来自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的一块磨石，它用于研磨世界上最古老的驯化谷 物。//图片来源：The Portable Antiquties Scheme/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 ish Museum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来说，将任何事物描述为“革命”对于考古学教科书来说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了。相反，他们认为驯化和农业的发展应该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这是一种幼稚的理解历史的方式。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复杂的多细胞动物生命迅速多样化的时期）发生了超过一千万年，但与之前数十亿年难以置信的缓慢进化相比，它仍然具有爆炸性。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同样是一次大规模且迅速的变革。智人已经存在了大约 30 万年，但这些发展只发生了几千年，这完全是惊天动地的，其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前进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思想的作用对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传统”描绘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攻击其唯物主义的结论。回顾距今一万多年的这些过程，不难看出人类劳动和技术的发展对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正如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对于今天的学术机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太多了一样，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思想的确认对于某些“科学”的思想来说太过分了。例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第三条道路”背后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由于一些地方的定居早于农业的到来，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决定因素，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吉登斯写道：“人类的社会生活在生产方面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当芒福德(Mumford)称人为“有思维能力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设计的动物”，以及当弗兰克尔(Frankel)在人类生活中看到“意义的追寻”的时候，他们比马克思更接近于为人类文化的哲学人类学提供基础。. ”[30]这相对最近的在现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南部的歌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发现的遗址近来被声称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该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9,600 年， 新石器时代初期，并以宏伟的石坛为特色，清楚地表明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剩余劳动时间可用于该遗址的建设。还有大量证据表明该遗址全年都在被使用。然而，野生动物骨骼的丰富和驯化的缺乏表明建造这座“寺庙”的人是狩猎采集者。这一非凡的发现激起了大量宣称唯物主义已死的得意洋洋的文章的倾泻而出。与其说是因为农业的发展或与生产有关的任何其他因素而定居，还不如说人们首先是因为宗教目的，然后发展农业作为养活会众的手段。“我认为我们正在学习的是，文明是人类思想的产物”，[31]这句话被该遗址的首席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 (Klaus Schmidt)宣布了出来。但是，文明是“思想的产物”这一见解远没有它的作者所思考的那么深刻。蒸汽机也是思想的产物，工厂系统也是如此。燧石也是头脑的产物。如果即使是最激进的唯物主义者让自己成为一顿饭，那也是因为他有这样做的想法。但是，除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意识的人类所创造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以外，其实际上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但它在头脑中将采取什么形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32]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建造哥贝克力山丘的人首先选择建造这么大的永久性礼拜场所呢，然后又是为什么要选择种植小麦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礼拜活动在整个旧石器时期都是重要的，超越理解的和控制自然世界的一种手段，野麦的收获早在23000年的那么长的时间里完成了，所以为什么在后冰河时期，类似的发展并没有发生？对此的解释最终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劳动、劳动工具、组织和技术进行调解的。早在哥贝克力石阵建造之前的数千年里，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种植驯化作物和动物的手段。如上所述，驯化的黑麦谷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500 年。 此外，该遗迹最近的挖掘工作也揭示了这两座居住房屋的佐证[33]以及野生谷物的消费[34]，而其完全被施密特的唯心主义方法遗漏或忽略了。这意味着哥贝克力遗址它不仅仅只是一座神殿：它还是一个定居点，当作最终转向农业作为克服狩猎采集生产局限性的一种手段。这只能强化这样一个结论：迷人的祭坛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宗教习俗是有物质基础。就像阿布胡赖拉丘(Tell Abu Hureyra)的人一样，在灾难中转向了黑麦的精耕细作，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中，被创造的哥贝克力山丘的文化标志着一个关键点，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必要性会被反映在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中。这就是任何真正的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些人的思想、欲望和宗教观念并不是被动地直接从他们的工具中产生的——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类思想的产物——并且无疑会对这个过程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个过程的真正内容仍然是由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以及它所赖以建立的劳动所发生的变化而提供的：“不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5]一个新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并不像地质时代那样被严格抽象的分界线分隔开来。” [36]在这一脉络之下，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村庄似乎与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一些狩猎采集者的聚居地非常相似。在某些情况下，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很可能相对流动，临时定居以去耕种一块土地，只是在几个季节的耗尽完土壤之后才搬到一块新的土地上，正如摩尔根在易洛魁人中所观察到的那样。狩猎、捕鱼和采集将与粮食种植同时存在。对社会造成的根本变化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使其变得明显。其中一项变化是定居点的规模和数量的显著增加。纳图夫人(Natufian)的聚居地被认为居住的人数平均在 100 到 150 人之间：按照狩猎采集者的标准，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与公元前 9,500 年以后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聚居点相比，这一数字便微不足道了。即使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小村庄也往往能容纳大约 250 人[37]，大约是纳图夫人平均人数的两倍。杰利科(Jericho)，其也许是如今仍然存在的最古老的聚居地，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夸耀起来的人口数量高达1000，而这在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之后仅仅只过了几百年而已。这只有在生产力发生巨大飞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定居农业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加集中，而且还促进了人口的总体增长。这种生育优势实际上被较高的儿童死亡率和新石器时代农民普遍较低的预期寿命所抵消，这是由于削减的饮食和以前所未知的疾病的爆发而造成的：在定居生活的不太好的一面中，有时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和动物同时处在一个邻近的距离之中。然而，尽管新的定居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更高的出生率继续以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体为代价，继续产生出了拥有更大规模和传播范围的农业定居点。在英国，大陆移民被认为从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开始引入农业，并在 2000 年的时间里取代了整个岛屿的旧生活方式，[38]以史前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期。随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新的思想宗教形式也随之形成。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被解释为祖先崇拜的兴起，例如在杰里科(Jericho)发现的抹灰头骨和在房屋地板里被埋葬的死者亲属。[39]某人的祖先与家人待在一起，有时甚至是在房子里，保护着他们在世的亲属，这一观念也从很早的时期里就在中国文化中被很好的证明了。这非常符合家庭的连续性和预期中的持久性，且他们也在同一块的土地上劳作。向定居农业的过渡也开始影响家庭内部的分工。出生率的显著提高意味着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携带、分娩和照顾孩子，而这意味着她们可能无法进行实地工作。来自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证据表明，在许多地方，这种发展，加上对田地和羊群所需的更密集的劳动和经常的监督，导致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更加严格。随着谷物的种植变得越来越重要，小麦和大麦的加工也同样如此。在上面提到过的阿布胡赖拉丘中，女性骷髅的脚趾患有关节炎，因为她们需要花费数小时保持跪姿、前后摇晃并利用体重将谷物磨成面粉。[40]在公元前 5,000-6,000 年的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也发现了类似的分工，男性墓葬往往包括“石制农具和狩猎工具”，而女性墓葬“缺乏这类文物，但却包含研磨谷物的工具”。[41]这一证据以及其他研究使许多人类学家在定居农业的兴起与女性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的趋势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这种“家务劳动”绝不是男性劳动的次要或辅助性的劳动。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通常都有自己的编织区域。制作工具虽然通常被描绘成是“男人的工作”，但也发生在家庭或村庄的周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由家庭中的妇女负责。事实上，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大的族群，孔索(Konso)部落的人类学的研究中，潜在的工人主要是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大规模运用燧石工具的人，表明女性在这些社会中通常是工具的制造者。[42]新石器时代的家庭既是家庭又是作坊，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其核心人物。一个来自杰里科(Jericho)抹灰头骨。//图片来源：Zunkir家庭内部分工的转变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绝对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内外从事的工作量大致相同，例如极其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现代土耳其内部的恰塔霍裕克 (Çatalhöyük)[43]。也有许多社会倾向于由女性而不是男性从事农业，就像摩尔根记录的易洛魁人一样。因此，在一般农业与女性更多地在家工作的倾向之间建立自动和直接的联系便是错误与过分简单化的了。此外，我们不能将家庭内部分工的这些变化解释为系统性压迫妇女和父权制的有力证据，而后者将成为后来所有“文明”民族的标志。虽然女性似乎更有可能在家工作，但她们的工作在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并且她们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地位。许多新石器时代墓地也被发现，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尸体数量相同，他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财产或地位的区别，例如奥克尼(Orkney)的米德豪凯恩(Midhowe Cairn)。[44]阿布胡赖拉丘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了新石器时代社会中新的关系的早期萌芽的出现，这种关系更倾向于将女性更多地安置在家中。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分工转变并没有使妇女处于从属或受压迫的状态，但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中劳动和管理的日益激烈，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最终为男女关系的更大转变奠定基础。但这不会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本身；在这些发展转变为对妇女的系统性的压迫之前，需要阶级社会的诞生。农村公社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发现了不平等的萌芽迹象，但社会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我们几乎看不到私有财产、阶级剥削或财产继承的证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概述了这些无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地……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女性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45]恩格斯继摩尔根之后，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野蛮时代”，这一阶段始于农业的发展、动物的驯化和陶器制作。对于生活在这些早期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说，他们保留了公社的道德和文化规范，而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则一定是难以想象的。指向这一点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群葬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被集体埋葬，不考虑社会中的差别或地位。上面讨论过的奥克尼群岛的米德豪凯恩至少有 25 个人被埋葬在一起。像这样一个资源密集型的墓碑，有多个独立的石室，其并不反映对埋在其中的个人是缺乏尊重的。它符合一个本身就是公共的社会的道德。甚至是非常大的新石器时代的聚居地也是在公共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上面提到的恰塔霍裕克 ，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其高峰时期估计有10,000人居住。它由紧密排列的房屋组成，其中每个房屋都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运营，坟墓在地板下而不是在公共墓地中。但是，尽管家庭相对独立，但房屋的大小差异很小，这表明财产或地位的差异很小，如果有的话。新石器时代公社的平等性质使一些人质疑新石器时代革命与阶级社会兴起之间的联系。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持续了数千年，没有强迫劳动、没有税收，甚至没有很大的不平等，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阶级社会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生产所固有的呢？马克思用著名的话解释了这一疑问，即在一种生产方式内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被新的关系所推翻的条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6]阶级社会的必然性在于，新石器时代生产的发展本身便为阶级社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社会分工日益复杂，以及最重要的是，剩余产品的增加。我们将主要着重关注于这在近东是如何发生的。这里没有论证说这个地区发生的每一个发展都是所有阶级社会崛起的详尽模型，但是在列出一个地区所有阶段的过程时，我们希望呈现出它最基本的元素。剩余产品的增长随着新石器时代公社的不断发展，以及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其需要组织更多的资源，需要做出更复杂的决策。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整个历史都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要去如何处理剩余产品？” 杰利科和恰塔霍裕克已经使用灌溉作为补充生 产的手段。公元前 7,000 年左右，这些定居 点开始衰落，但在那里发生的发展并没有消 失，因为这项技术最终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 平原。//图片来源：Omar hoftun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种方式是储存以备将来使用。新石器时代的农村，例如叙利亚的杰夫·艾哈迈尔[47]，一般由整个社区的存储设施来管理和控制。剩余产品还表现为更多的劳动时间可以用于维持生计以外的任务上。例如，杰里科的居民将他们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之中，例如高塔和城墙，[48]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8,000 年。剩余产品的增长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新石器时代的公社之间的贸易，这也开始为区域分工和后期定居点的相互依存奠定了基础。[49]对剩余产品生产的增长的最重要回应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所出现了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工：手和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的一部分人从田间体力劳动的需求中解放了出来。这一发展是新石器时代的最终产物，将为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奠定基础。因此，它的历史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公元前 7,000年左右开始，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的民族开始迁移到其他不那么适宜居住但更肥沃的地区上去了，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现代伊拉克），最初的国家最终会在那里发展起来。这就提出了环境在他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了。显而易见，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我们的自然环境极为重要。在史前社会，人类的大部分技术和社会发展似乎都是对外部环境压力的回应。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最终人类活动扮演了故事的主角。人们常说，文明或阶级社会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黄河或印度河周围肥沃土壤的产物。但是，只要人类缺乏耕种的手段，美索不达米亚土壤的生产力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而已。在公元前 7,000-6,000 年，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淹没的沼泽所覆盖，变得不适宜居住。此外，木材和（后来的）铜等重要材料的缺乏使得像下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在没有长途贸易网络的情况下很难定居。这些手段是由新石器时代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所提供的。杰利科和恰塔霍裕克已经使用灌溉作为补充生产的手段。公元前 7,000 年左右，这些定居点开始衰落，但在那里发生的发展并没有消失，因为这项技术最终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农业的最早证据是在乔加马米(Choga Mami)发现的，[50]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但该定居点及其所属的萨马兰(Samarran)文化仍然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所有特征。然而，当被认为来自伊朗高原的定居者开始将这种新技术应用于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超级肥沃的沼泽地时，它将为社会分工的根本变化奠定基础，最终将导致阶级社会的诞生。城市革命近东的城市革命并非始于像杰里科这样的大型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而是始于小农庄，这些小村庄在当时虽然还很不起眼，但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伊拉克南部的埃利都(Eridu)遗址的最低层可追溯到公元前 5,800 年左右。使这个定居点变得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第一个使用灌溉渠道排出多余沼泽水的定居点之一，而且它还包含“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建筑物”的最早证据。[51]这些“小教堂”，有时也被称为是社会关系划时代变化的外在表现：祭司的兴起。灌溉肯定对埃利都的第一批居民的生活和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同时也要求他们的劳动组织发生深刻的变化。挖掘运河不仅需要许多工人的劳动，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划和指导。这项工作无法由独立的家庭单位单独工作而有效开展；它需要在某种领导的指示下，使相对大量的工人进行合作。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评论的那样：“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地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52]这个角色首先由祭司扮演并不奇怪。即使在狩猎采集社会，巫师或其他精神领袖在社会分工中也往往占有相对优越的地位，因此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社会自然环境的了解和掌握之中。那些对自然和天意的秘密最有洞察力的人，自然被认为是获得神性加持的最佳人选。但即使是神明自己也是历史的产物。认为存在干预人类事务并因此受到崇拜的全能神灵的信仰在狩猎采集社会中非常罕见，并且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应该是不存在的。[53]归根结底，作为可以想象的最高“指挥权威”的神的概念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部分日益控制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不仅针对自然力量，而且也针对人类。这种发展也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独特条件的产物。预测尼罗河洪水的关键任务也成为了埃及祭司的领域，同时这也是他们权力的最终来源。尤卡坦(Yucatan)半岛的玛雅祭司同样被要求监督祭祀和仪式，以确保神圣的天然井(cenotes)（充满地下水的天然落水洞）是没有河流的地区唯一的淡水来源。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吠陀印度的婆罗门种姓的兴起，类似的过程正在展开：这个群体将在数千年内一直保持社会精英的地位。一个社会组成的建立，依靠社区其他人的剩余产品维持生活并指导他们的劳动，这标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它的诞生，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代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戈登·柴尔德所说的“城市革命”的开始。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公元前5800年的埃利都肯定不是阶级社会；生产和分配基本上仍然是共产主义的。牧师唯一可以依靠的强制力是社会的接受，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接受。在上述所有例子中，祭司阶级的“种姓”所扮演的角色最初是使整个社区受益的角色：尽管是享有特权的人，但依旧是作为公社的仆人。但到了某个阶段，这个仆人就会变成篡位者。在埃利都发现的新的劳动组织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通过灌溉形成的大片耕地可以有效地利用牛来拉犁，这对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土地上增加的供水也引发了树木栽培方面的第一个实验，即种植棕榈树。[54]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上，“乌拜德(Ubaid)文化”蓬勃发展，以伊拉克的乌拜德(Tell al-'Ubaid)遗址命名，持续时间从公元前 5,100 年一直到公元前 4,000 年。这一时期，灌溉渠沿线的农业聚居地激增，其都拥有着同样风格的陶器，且质量都非常高。这些定居点中的许多都有一个中央神殿结构，与埃利都的思路相同，但乌拜德时期的神殿要大得多。从考古学中可以明显看出，主要以粮食形式出现的剩余产品的大幅增加不仅有助于增加整个社区的财富和规模，而且还有助于增长其中央指导机构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一点上，个别祭司可能没有为自己谋取多少财富，但神殿的制度无疑掌控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劳动及其剩余产品。这不一定表现为与过去的平等主义规范的根本决裂。毕竟，如果守护神的恩惠首先提供了新的土地和丰收，那么谁才更适合去接受多余的产品并以此表示感谢呢？祭司们也没有浪费诸神的财富。在乌拜德时期，我们发现了越来越专业的手工业者存在的证据，同时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出现了一批全职的专业工匠，他们的作坊构成了神殿建筑群的一部分。[55]由此我们便可以推断出一种依赖关系，其中，手工业者被神殿有效地雇佣以换取诸如陶器、铜制品和半宝石等产品。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在旧的子宫内所发育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乌拜德文化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更远。然而，这种组织构成绝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甚至一个国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在该地区发现的各种受乌拜德启发的定居点被最初的乌拜德定居点征服或殖民。更有可能的是，随着陶器、铜、黑曜石（一种用于制造锋利刀片的火山石）、半宝石和其他特殊贸易商品的贸易网络日益复杂，文化互动日益密切，其中像埃利都这样财富丰厚的定居点激励着其他社区也采用类似的生产技术，而不是被他们或其他任何人“统治”。乌拜德社会已经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村庄截然不同了。然而，在许多基本方面，乌拜德社会在特征上仍然比起阶级社会更接近于原始共产主义。尽管社区内的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并且祭司作为剩余产品的管理人员的权力不断上升，但社会本身仍然独立于所有其他人，民主且不受强迫劳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乌拜德时期后期所看到的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过渡社会，同时包含着阶级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强力要素。从乌拜德社会内部的发展关系中，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其基于城市对农村的统治，以及人对人的统治：乌鲁克。第一个阶级社会乌鲁克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一，只有古埃及可以与其争夺最古老的国家的权威称号。公元前 5,000 年左右，乌鲁克市作为几个乌拜德的村庄开始了生活。像那个时期的其他定居点一样，它们以相对较大的庙宇群为中心：一个献身于天空之神阿努（“天空”），一个献身于爱神伊南娜（“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村庄的发展将使它们融合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到公元前 3,100 年左右，这座城市便拥有了惊人的 40,000 人。随着乌鲁克的发展，连同其专业和依赖性的手工业者的人口，古老的自给自足以及公社的独立性开始瓦解。手工业生产集中在城市中心，粮食生产集中在村庄，这意味着最大的定居点不能够再依靠自己的人口来生产粮食了，因此其开始从周围的村庄获取部分剩余产品。[56]在社会分工的这一戏剧性转变中，最早出现了城乡分离。马克思认为这种分离对阶级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他宣称，“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57]来自农村的剩余产品很可能以供奉居住在各自寺庙中的神灵的形式出现，但也有某种“契约”的成分在其中。农民们获得了原本无法获得的手工艺品和贸易商品。最终，这种关系从一种互补的相互依赖关系转变为了彻底的剥削，以周围村庄应给予乌鲁克庙宇的“什一税”的形式出现，[58]无论农民是否得到任何回报，都得以实物支付，必要时甚至会以武力拿取。除了剩余产品之外，神殿官僚还声称拥有大量人口的剩余劳动时间。在乌鲁克，我们看到了从量到质的转变，伴随着对劳动力进行的大规模的直接控制与剥削，其不再是通过村庄和家庭的旧公社结构，而是由一个站在公社之上并篡夺了公社的独特阶级进行。这个转折点体现在那个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陶器之上。与乌拜德文化中精心制作的碗和花瓶相比，乌鲁克最常见的陶瓷制品是粗糙的“斜边碗”。但其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是退步了。乌鲁克繁荣昌盛，它的陶工正忙于创造历史上第一个批量生产的物品。使用标准化的模具，专业的工匠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数千个这样的碗。但是，是谁在使用这些碗呢？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它们被用来向一群被强迫的“徭役”劳工分发口粮，这些人很可能是来自周边村庄的农民，他们被征召从事诸如挖掘灌溉渠或修建城墙之类的项目，并完成庙宇土地的季节性的工作。[59]在乌鲁克和该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大量此类碗具证明了劳动力的数量及其所涉及的项目的规模。这些劳工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村庄和家庭群体中被征召出来的，为他们不认识的人工作，从事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人几乎没有直接好处的项目。在旧的公共结构之外，新的阶级关系开始形成。发生在生产关系上的变化是社会开始产生财产关系的变化的基础。在乌鲁克的时代之前，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家族集体所有，且不能从那里转移出去。这意味着它始终处于农村公社的所有和集体控制之下，该公社本身由几个大家族组成，类似于荷马希腊人的氏族。这种氏族或宗族拥有土地的证据甚至可以在更晚的早期的王朝时期看到。在购买土地的“合同”中，购买者必须将“礼物”分发给个人卖家的整个大家庭，然后才能获得他们对土地从集体控制中解放出来的许可。[60]但是，在城市之外出现的这种新关系对这种事态构成了重大威胁。随着乌鲁克的发展，原有的农村土地继续在旧的家庭制度下进行管理。然而，在神殿的指导下由徭役劳工所进行的灌溉工程的扩展创造了任何家庭或村庄都无法拥有的原始耕地。这意味着它自然而然地便脱离了旧的公社制度。相反，这些新土地被分配给神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殿土地的一部分被分配给了个人，作为为城市提供服务的回报。自然，这些人来自统治精英。这些转让并没有赋予他们绝对的所有权，其被视为一种临时和可撤销的津贴，但它们仍然具有创造一种独立于村庄的个人占有和控制土地形式的效果。在乌鲁克市内也可以看到旧的社会的秩序的瓦解。乌鲁克的公民并非都从农村中提取的盈余中平等受益。神殿对剩余产品拥有独有的控制权，为自己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神殿官僚机构没有消费的东西在其控制下进行储存、分配和交易。另一方面，家庭制度的解体造就了一个没有手段来养活他们自己的下层阶级。对农村的剩余产品的夺取越来越重，其开始迫使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负债累累。那些未能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被债权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奴役。在乌鲁克的晚期，我们开始看到雇佣寡妇和孤儿作为奴役的劳工的一种形式，以在附属于神殿中的作坊里生产纺织品。[61]然后，这些作坊的产品将被交易，有时是远距离的交易，以换取铜和黑曜石等抢手货。这个“文明”的新产物也向我们有力地表明了此时乌鲁克妇女地位下降的程度。在城市中，工资或土地被授予个体手工业者、祭祀等，他们总是男性。在农村，用牛拉犁来耕种谷物同样也是男性专有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这一分支变得至关重要，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与中精心制作的碗和花瓶相比，乌鲁克最常见 的陶瓷制品是粗糙的“斜边碗”。但其并不像 它看起来的那样是退步了。乌鲁克繁荣昌盛， 它的陶工正忙于创造历史上第一个批量生产的 物品。//图片来源：Schauschgamuwa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平等生产者的地位被“贬低并沦为奴役”，“[男人]欲望的奴隶，仅仅是生孩子的工具”[62]，正如恩格斯所说。苏美尔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展开你的长袍，让他躺在你身上，为这个原始人完成你身为女人的任务！”[63]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妓女”沙玛什(Shamash)的捕手要求。男性继承权的兴起使女性完全依赖于她们的丈夫或男性亲属。如果他们的丈夫死了，那么寺庙所提供的唯一救赎就是在作坊里工作，在肮脏的条件下从事家庭的“妇女工作”，只是为了扩大统治阶级的财富。因此，我们可知恩格斯评论说“第一阶级的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一致的”便并非是毫无道理的了。[64]回首乌鲁克阶级社会的兴起，很难相信这种巨大的篡夺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但仅靠武力是无法实现的。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每个统治阶级的历史理由都在于——它所领导的剥削制度将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65]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在城市里。这种发展可以从文字和货币的诞生中看出，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项创新。文字与货币货币的发展、文字和阶级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字或多或少是同时发展的，但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将重点放在美索不达米亚上。黏土上的符号，被称为是记账用的符号，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就开始出现在了现代伊朗。试图计算三只羊的人可能会制作三个“羊”的标记并将它们串在一根绳子上。久而久之，随着羊群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发明了代表不同数量的牲畜的符号。这些符号随后通常会被包裹在被称为大泡的粘土外壳中被烘烤。[66]来自像叙利亚的布拉克(Tell Brak)这样的遗址的象形文字板，其在数字旁边标示了动物的图像，反映了在成熟的书写系统出现之前，这种符号的使用可以发展得最远。在乌鲁克，其开发了一种书写体系，允许神殿官僚根据前一时期的象形图相互交流复杂的概念。最初，它被用来组织乌鲁克的经济资源。从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开始，“楔形”文字（指其标志的楔形）开始出现在考古记录中。在与乌鲁克相关的楔形文字片中，大约 85% 本质上具有经济和行政的性质。像楔形文字这样极其复杂的书写体系的运用的前提是社会中存在一个有时间学习读写的阶层：书吏。书吏对这些知识的拥有使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统治阶级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古埃及的《对各行业的讽刺》(Satire of the Trade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看，除了书吏之外，没有不在监督者监管下的办公室。他是监管者！”[67]虽然它始于经济需要，但后来书写被用于了各种目的。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了数千年。最终，最早的文学和诗歌，如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世界上最古老的已知歌曲《尼卡尔的赫里安赞歌(Hurrian Hymn to Nikal)》和汉谟拉比法典，都是用楔形文字被刻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诗人身上都承载着会计师的“破碎的遗骸”。正如剩余产品的增长和神殿官僚创造了通过书写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需求一样，社会内部日益专业化和相互依存的程度的攀升，需要不断地去交换越来越广泛的产品。在乌鲁克，这些交换主要由神殿管理。例如，一个生产斜边碗的陶工可以期望从神殿获得足够的大麦配给，其本来是作为农村生产的十分之一。神殿所进行的分配的规模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新石器时代常见的个人交换的范围。因此便需要一个更为客观的衡量体系。银的重量以谷物、舍克勒(shekels)、米纳斯(minas)和泰勒斯(talents)来衡量。该体系随后被用于创建记账的单位，使神殿官僚们能够比较通过他们商店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从而以最早和最基本的形式产生货币：一种“价值衡量标准”[68]。最初，大麦的数量与贵金属的重量发挥着这一作用：300升大麦等于一个银舍克勒。这些早期形式的货币几乎肯定不会以硬币或货币的形式在人群中流通。在实际上，这些量的大麦和银是在神殿内部被实行的价值的抽象测量的有形代表。但就像文字一样，货币不会永远被局限在神殿官僚的办公桌上。它注定要在文明史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货币、信贷和当今所有高级商业的闪闪发光的塔楼都可以从这些不起眼的白银和大麦配给中得出它们的谱系。时间的测量也被标准化了，使用六十进制的计数体系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12个月与360天的准确年份。这个系统也被感谢发明出了一小时等于60分钟的体系。同样，其也引入了标准化的距离测量，以帮助规划农地和灌溉渠道。亚里士多德明智地指出，所有的这些创新都与将祭司和书吏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直接相关，为科学思想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并催生了第一批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国家的诞生到公元前 3,100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以神殿为中心的祭司和书吏这一类的阶级，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拥有独有的控制权，并开始为自己确保可被继承的私人财富储备。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阶级正在变得十分自我意识，因为它认为自己与社会的其他人是被区分开来并且更为优越的，其同时也在宣传反映了他们利益的统治意识形态。乌鲁克新的统治阶级出现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批“君王兼祭司(priest king)”的崛起，他们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雕像和泥印设计中。历史上可核实的身份或记录的行为都不能与这些无名的统治者可靠地联系起来。甚至“君主兼祭司”这个名字也有点用词不当，因为我们可以找到的最早的乌鲁克统治者的头衔是恩(En)，意思是“大祭司”。这些君主是否可以在这个词的最充分意义上被真正视为国家元首是一个开放性的辩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君王兼祭司”的出现，标志着旧公社社会制度解体的进一步质变，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组织的形式的开始。布拉克(Tell Brak)象形文字板。//图片来源：Paul Hudson随着剩余产品的急剧增加，并且其集中在寺庙之中，像乌鲁克这样的城市越来越有必要建立城墙并组织一些军事力量，以击退游牧部落甚至是敌对的城市的袭击。然而，这个军事组织需要一个指挥官。当时的黏土印章表明，这个角色是由乌鲁克的君王兼祭司和后来的苏美尔君主来完成的。[69]在国王之下还有一个公共集会乌金(unkin) 。然而，这不是旧的社会组织的延续。旧的农村委员会是解决组成村庄的家庭内部问题的决策机构。相比之下，新兴国家或雏形国家不仅声称对祭司兼君王居住的城市拥有绝对权威，而且对周边领土也拥有这种权力。集会可以提供建议，就像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长者”一样，在与巨人芬巴巴(Humbaba)的斗争之前警告浮躁的国王。[70]但最终，祭司兼君王只对保护城市的神负责，实际上对他统治的统治阶级负责。在祭司兼君王兴起后没多久，乌鲁克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危机和崩溃，标志着所谓的“第一次城市化”的结束。在公元前 3,100 年之后，我们不仅发现了考古记录中的乌鲁克文化的“显著的倒退”[71]，而且还发现了在该地区的其他城市的永久衰落甚至是完全消失，这些城市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时候与乌鲁克一起成长。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斯兰特佩(Arslantepe)遗址，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该市的大型神殿建筑群被大火烧毁了，并且再也没有得到重建。[72]证据太少了，以至于无法对如此广泛的崩溃提出一个单一明确的解释。一个潜在因素是干旱或过度耕作造成的影响，但其他更多的社会因素也可能发挥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纵观阶级社会的历史，包括我们自己的时代，统治阶级都倾向于将任何危机的重担转移到直接生产者的肩上。在生产扩大的时候，社会上的新的阶级矛盾可能会有些模糊，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下降，农村农民和城市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便很可能会变得格外突出。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在他的《古代近东》一书中认为，阿斯兰特佩的神殿被火烧毁表明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可以肯定的是，它只是被几个简单的家庭所取代了，并没有回到集中的神殿体系上来。在乌鲁克的领土上也爆发了类似的斗争，农村抵抗着神殿的剩余产品的需求，甚至试图去完全脱离它，这种情况并没有超出可能的界限。在第四个千年的末尾的危机过后，一个全新的建筑物进入了考古的记录当中：宫殿。乌鲁克和类似的定居点以神殿建筑群为中心，这些建筑群占用并控制了全部的剩余产品。后来的定居点，如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既有神殿又有宫殿建筑群，伴随着储藏室和作坊，类似于乌鲁克时期的神殿[73]。宫殿，伊-伽尔(E-GAL)（意为“大房子”），从而担任了生产，以及作为一个行政中心，并且是居住的卢伽尔(lugal) （字面意思是“大人物”）。从这一点开始，国家的存在，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便是无可争辩的了。强制力的作用乌鲁克所经历的危机，以及阿斯兰特佩等其他地方的彻底崩溃，表明了祭司的直接统治，尽管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思想力量，但缺乏在必要时压制主体民众所需的蛮力。第一批军队仅仅是被武装的民众，应征服兵役。如果人民自己反抗，那祭司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阶级关系的延续需要一支由“专职从事军事活动的全职工人”所组成的一支永久力量，[74]其与广大居民区分开来，不仅是为了保护城市免受外来者的侵害，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免受被压迫的群众的侵害。这支“特殊的武装人员”将化身为国家，以“大人物”为首。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几乎不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75]与恩格斯提出的解释相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经常认为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包括阶级社会、不平等和货币，这些罪恶以某种方式产生于国王和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基础上。例如，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认为“货币的真正起源可以在犯罪和报酬、战争和奴役、荣誉、债务和赎回中找到。”[76]但这显然与考古记录相矛盾，考古记录在恩格斯的辩护中占很大比重。 这是一块乌鲁克楔形文字碑。在其左下方可以看到“吃”的符号，是一个头和一个 斜边碗的组合。//图片来源：Rama无政府主义者正确的地方在于国家是绝对相互依存与阶级社会的。乌鲁克的经验表明，没有国家保护和规范的话，任何阶级社会都无法长久生存。然而，将阶级剥削解释为国家的产物就是把车放在马之前。除非我们将国家定义为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控制，从而使国家永恒而毫无意义，否则从对古代国家的研究中便可以看出，阶级社会在第一个真正的国王和国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了。阶级社会的兴起到处都需要强行建立国家，这只是反映了几千年来所一直准备好的旧的公社关系的最终解体，且其无法通过和平或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开始出现的新的剥削关系是直接冲突的。与此同时，社会中显然有影响力的部分将从新的秩序中获益匪浅。这便产生了一场冲突，在决定性的时刻很可能将整个社会分裂成对立的阵营，而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下定论：“武力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77]”混合与不平衡发展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阶级社会是如何从新石器时代的社会脱离并发展而来的。这导致戈登·柴尔德列出了他在这些早期阶级社会中所发现的重要“特征” ，包括“全职的专业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祭司”、剩余产品的夺取、文字、和“现在基于居住地而非亲属关系的国家组织。”[78]美索不达米亚的砝码，通常被雕刻成鸭子形状。//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 image from Met museum.柴尔德的许多批评者将他对人类历史上最重要过程之一的宝贵描述扭曲成某种国家形成的“配方”，其中国家只是包含城市和上述所有特征的任何社会。作为结果，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过于规范，实际上只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然而，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国家社会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特征。有些文明，例如印加文明，从未发展过文字；以及，其他文明则像古埃及一样，城市在其中扮演的经济角色较小。与其根据社会的表面特征以经验的、分类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归类，还不如去研究它们的起源、发展以及与当时其他社会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那里它采用了“典型形式”[79]，只传达了对其他国家的引用。同时，他并没有争辩说这个过程在英格兰所发生的确切形式是它发生的唯一方式。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的原因也使其独一无二。它作为第一个从封建主义的发展中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事实意味着这个过程被延长了数百年及其其中许多的中间过渡形式。这被允许仔细研究不仅在英国而且也在许多其他国家发生的潜在的、一般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一个为市场生产羊毛，然后通过制造，最后才产生工厂制度以便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所谓的“原始”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苏美尔、埃及和中国。这些早期的阶级社会远非“原始”，而是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带有早期共产主义关系的烙印。例如，后来在这些文明的影响下兴起的那些文明发展得更快，而且没有像乌鲁克那样多的史前包袱。后来发展起来的苏美尔城邦，如乌尔(Ur)，可以超越他们的前身。这种现象在整个历史上都有广泛的记载，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首先开始的特权社会很快便被“落后的特权社会”取代，而经济上更落后的社会则可以依靠更先进的竞争对手的成就去更快、更理性地发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便描述了类似的过程。他解释说，雅典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私有财产、奴隶制和货币的“腐蚀性”的影响而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上，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发展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雅典阶级社会的兴起就不仅是在发生的时间上比乌鲁克短得多，而且甚至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没有集中的神殿官僚机构或税收作为获取剩余产品的主要手段。它是基于一个在质的方面就不一样的生产模式上的，其特点是通过更高水平上的私有财产去奴役他人，而也正是因为它是后来的，在铁器时代的基础上，与青铜时代的技术相对，并且与苏美尔和埃及相比，其处在的环境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批评为对阶级社会的发展应用僵化的模板。但是，如果我们恰当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国家的崛起，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同阶段的社会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发展的飞跃和多样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托洛茨基将这种现象称为“混合与不平衡的发展”。这种差异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还是在孔雀王朝和玛雅之间，又或者是在希腊和罗马之间，构成这些国家的发展的基础是一样的过程。在所有情况下，生产力的必要发展都会导致剩余的生产，这反过来又使一群人能够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过活。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群体会发展成为一个有他们自己利益的阶级，并且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对立。要么是由于外部压力，要么是由于这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通常两者都有），一个最终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国家，会作为“秩序”的守护者而凌驾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上——这就是现有生产关系的稳定和延续的结果。这个过程可以在超过数千年里又或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并且可以用许多形式。但最重要的教训是，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是由社会阶级的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所引起的。个人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和阶级必然会在基本经济条件开始形成的每个社区中自动发展。在真实的历史事件过程中，特别是在所述社会中的新兴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这样的过程可以被中断、分散、减缓或逆转。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解释的那样：“历史属于无为，它既不拥有巨大的财富，也不进行战争。是人，拥有财富、进行战争的真正活人无所不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0]个人可以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发挥非常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在现代阶级斗争中一样。在考古学中，一个用来解释早期国家兴起的流行概念是“扩张者原则”。其认为，在从酋邦到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个人“扩张者”或“伟人”在增强自身权力的推动下，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通常相当于一种“伟人”的历史观，将伟人的行为和个性呈现为社会历史中一个独立的驱动因素。但是一通过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国家的形成，就有可能将这些伟人置于他们的真实位置。这在埃及的国家形成中最为明显，由于它强调精心设计的丧葬仪式和皇家墓葬，使我们能够轻松挑选出个别国王的坟墓。我们可以从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纳尔迈(Narmer)的描绘中看到，国家形成的过程远非自动的。纳尔迈·帕莱特(Narmer Palette)提供了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国王描绘之一，其展示着纳尔迈戴着上埃及的王冠，迫使下埃及人向他投降，手里拿着狼牙棒的画面。早期王朝的国王并没有简单地继承现成的国家；他们不得不通过武力结成一体。如果纳尔迈是一个无能和懦弱的领导者，那么古埃及国家的形成可能不会采取同样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是决定性的：事件是否发生取决于执行它们的人。然而，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雄心勃勃、富有魅力的人。任何希望了解国家的崛起的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这些人能够以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方式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纳尔迈·帕莱特(Narmer Palette)提供了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国王描绘 之一，其展示着纳尔迈戴着上埃及的王冠，迫使下埃及人向他投降，手 里拿着狼牙棒的画面。早期王朝的国王并没有简单地继承现成的国家; 他们不得不通过武力结成一体。//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像埃及的纳尔迈、萨巴特克(Zapotecs)的捷豹国王(King Jaguar)或苏美尔的卢伽尔这样的个人可能一直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但他们也反映了存在于被自身矛盾撕裂的阶级社会中的潜在必然性。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便是：“一个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使伟大的历史事件具有个人特征，而是因为他拥有使他最有能力满足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社会需求的品质，这些需求是由于普遍的和特殊的原因的需求而产生的。”[81]就像哥贝克力山丘的神殿建造者和清除苏美尔沼泽的新石器时代定居者一样，第一批“伟人”是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能力创造了历史的个人。但他们并非凭空而来。如果他们的远见和雄心似乎仅凭意志的力量就改变了社会，那是因为这种远见揭示了一幅远比任何个人意志都在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图景。在阶级社会诞生之初，推翻公社、建立国家，是当时的“伟大的社会需要”之一。必须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而它在国家诞生的时候就被找到了，其中纳尔迈等领导人的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犯的错误暗示着个体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这两者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都是统一的。历史必然性正是通过无数个人意志的冲突而发挥作用的。保卫进步考虑到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所面临的艰辛，以及他们的众多后代在阶级社会下所遭受的剥削，一些人质疑我们甚至是否可以将这种发展描述为“进步”。当然，开明的“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神话，在这种契约下全人类过着更加和平和繁荣的生活，而这显然是错误的。苏美尔农民的生活可能和他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祖先一样“肮脏、野蛮和短暂”。如果在阶级社会下奴役妇女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进步也不能被视为任何形式的道德优势。唯一能够考虑到的多年来所发生的明显的发展，并且同时不将自己扭曲成没有希望地纠结着的自相矛盾的进步概念，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掌握及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增长。当然，如果进步意味着每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得到改善，那么从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开始，我们就很难在人类历史上找到多少真正的进步。尽管如此，整个人类在这一时期的进步是明确无误的。在公元前 5,000 年到 2,000 年之间，世界人口增加了五倍，从估计的 500 万增加到了 2500 万。[82]利维拉尼估计，与新石器时代时的水平相比，第一个城邦的兴起与增长了十倍的产量是相吻合的。[83]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科学、数学和艺术的发现，是在更加不平等和压迫的关系下实现的，而且也只会加强这些关系。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如此。使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取得进步的不是它们抽象的道德优越性，而是它们作为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实在的必然性：这是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形式。然而，各种形式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一度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始终如此。原始共产主义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但它同样不可避免地被推翻。阶级社会凭什么可以声称自己是整个历史所趋向的人类本性的最终和绝对表现？在历史和自然界中，“一切存在都会消亡”；作为发展前进的道路最终也注定会被同样的发展所推翻。“我们现在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 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 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 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 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 失。“--恩格斯//图片来源：公共领域我们在生存斗争中赢得的每一次征服都必然带来它自己的障碍和威胁，就必须为进一步的进步而斗争。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下，“每前进一步，也相对后退一步，有些人的繁荣和发展，是通过别人的苦难和挫折赢得的”。[84]进步的真正内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在一系列有限的和矛盾的形式中实现的。如果我们今天发现这些形式令人反感，那就只能告诉我们它们已经过时了。但这绝不能反驳总体上所取得的进步的事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正在与私有财产、所谓的“自由市场”以及世界分裂成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束缚相互对抗的世界中。定期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和气候变化的日益恐怖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下，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取得进一步的进步了。只有推翻这个已不复存在和垂死的系统，我们才能寄望将人类从其继续存在所带来的噩梦中解放出来。但这只能通过夺取目前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数十亿无产工人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并以理性和民主的方式规划全球经济来实现。简而言之，人类的进一步进步无非是阶级社会本身及其所有致命的陷阱的终结，尤其是国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884 年写道：“我们现在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在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85]今天，那个阶段早已到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烂熟的”。现在，我们必须努力使恩格斯的预言成为现实，并为全人类建设一个自由、富足和希望的未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 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 (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 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 ”脸页，谢谢！注释[1]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MECW），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第192页。[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企鹅经典，1990）第133页。[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ECW） ，（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2010 年），第467页。[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86页。[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86页。[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第 23 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年），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abo:tlg,0086,025:1:981b[7]理查德·李奇(R Leakey), 《人类制造(The Making of Mankind)》 , (BCA, 1981年) 第107页。[8]史蒂芬·米森(S Mithen) , 《冰河时期后(After the Ice)》 , (Phoenix, 2004年) 第323页。[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29页。[10]《昨天与今天对妇女的压迫：就在明天去结束掉！(L' oppression des femmes, hi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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