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 苏联的性质与保卫苏联 Share Tweet克莱波（Craipeau）同志再次试图说服我们，即认为苏联官僚机构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然而对他而言，这并非纯粹的“社会学”问题。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真正的企图是开辟一条捷径—为其特有的国际主义—唉，只可惜这种国际主义自身就是毫无底气的。倘若官僚集团不构成阶级，倘若苏联仍可被视为工人国家，那么战争期间就必须支持它。那么，当本国政府与苏联结盟时，又如何能保持不可调和的反对立场？这便是陷入社会爱国主义的可怕诱惑！不，只有进行彻底清场才是上策：斯大林（Joseph·Stalin)官僚集团是剥削阶级，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就几乎无需将苏联与日本区分开来了。（按：本文原文发表于1937年11月。译者：杨寰晟）克莱波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术语上的激进主义并未推动多少进展。让我们姑且承认官僚机构确实构成一个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定义。那么我们便面临一种全新的阶级社会形态，它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更未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预见。如此重大的发现，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为何会发现它自己陷入了死胡同？是因为它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已丧失了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世界帝国主义链条在其最薄弱的环节——俄罗斯——被打破。如今我们得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是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克莱波尚未为其命名，也未剖析其内在规律。但这无碍我们认识到：相较于资本主义，新社会具有进步性——因为在国有化财产基础之上，新统治“阶级”实现了世界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正是教导我们：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根本要素吗？一个无法保障其经济实力增长的社会，无论采取何种分配方式，都更不可能能够保障劳动群众的福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及其衰落，恰恰源于后者为停滞的生产力开辟了宏伟的新前景。苏联亦复如此。无论其剥削方式如何，这种新社会在其本质上就是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真正出发点！这个根本因素——生产力——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体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除了各种形式的停滞和衰败之外，已无任何值得借鉴之处；而苏联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则是全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最佳学堂。若连这种差异都看不见，那只能说是故意视而不见！在以日本德国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的战争中，所涉及的并非分配平等、无产阶级民主或维辛斯基式的正义问题，而是国有财产与计划经济的命运。帝国主义国家的胜利不仅意味着苏联新剥削“阶级”的覆灭，更意味着其新生产方式的崩溃——整个苏联经济将退化至落后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水平。现在我问克莱波：当我们面对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让我们承认，它们都是阶级国家，但其中一个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停滞，另一个代表巨大的经济进步——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进步的国家对抗反动的国家吗？是还是不是？克莱波在整篇论题中谈论着最繁琐的事物，以及与主题最遥远的事情，却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正因如此，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始终悬于空中。他玩弄着术语的阴影（“阶级”、“非阶级”），却未能把握住现实。他以为只要将“阶级”的标签贴在官僚机构上，就能逃避分析新社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处位置的必要性。克莱波企图强迫我们混淆两种社会：一种因其自身的桎梏甚至摧毁生产力而绝对反动，另一种因推动经济腾飞而相对进步。他想将反动的“中立”政策强加于我们。是的，克莱波同志，反动！但官僚能不能算的上是一个阶级？从前文可见，我们完全不必再分析这个理论问题——即克莱波所纠结的问题——该问题本身对我们的战时政策而言远非决定性因素。但官僚的社会属性问题，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终究还是具有其重大意义，我们认为在此层面上绝不应向克莱波作出丝毫让步。我们的批评家在变换论据时却毫不费力。这次他援引《被背叛的革命》中“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说——“属于”官僚”[1]（我所强调的）的论断作为其压倒性论据。克莱波欣喜若狂。既然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又属于官僚机构，那么后者便成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仅凭这一点，官僚就成了占有和剥削阶级。克莱波后续论述的其余部分的性质几乎纯属文字游戏。他再次以与我争论的姿态告诉我们，热月官僚集团是邪恶的、贪婪的、反动的、嗜血的等等。真是惊世骇俗！然而我们从未声称过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是高尚的！我们仅否认其具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属性，即对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的阶级属性。但克莱波却逼我自相矛盾，只因我承认官僚集团将国家视为其私有财产。“这正是谜题的关键！”克莱波用这种过度简化的论调暴露了其可悲的辩证法意识的匮乏。我从未宣称苏联官僚集团等同于绝对君主制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官僚集团。国有化经济为官僚集团创造了全新局面，既开启进步可能，也孕育堕落风险。革命前我们对此已有认知。苏联官僚与法西斯国家官僚的相似性更为显著——尤其从我们关注的视角看。法西斯官僚同样将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严厉限制私有资本并屡屡引发资本内部动荡。我们可以这样逻辑论证：如果法西斯官僚机构在资本家未作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成功地将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强加于资本家，那么这个官僚机构就可能逐渐转变为一个与苏联官僚机构完全类似的新统治“阶级”。但法西斯国家只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官僚机构（见上文引文）。克莱波刻意忽略了这三个字。但它们至关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法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倘若希特勒（Adolf·Hitler）企图全面吞并私有财产，而非仅“在某些方面”，那必将遭遇资本家的激烈反抗，这将为工人阶级开辟巨大的革命可能性。然而某些极左分子却将克莱波对苏联官僚的论调套用到法西斯官僚身上，将法西斯政权与斯大林主义政权等同起来（如部分的德国斯巴达克（Spartacists ）派、雨果·乌尔班（Hugo·Urbahns） 、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等）。我们对他们的批判与对克莱波的批判如出一辙：其谬误在于妄图在无革命或反革命的前提下改变社会根基；他们不过是倒放了改良主义的胶片。但克莱波在此仍兴高采烈地援引了《被背叛的革命》中关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另一段论述：“如果这些整个来说还很新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成为标准并且合法化，那末，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抵抗，归根到底，这种关系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战利品完全毁灭”[2] 克莱波总结道：“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同志预见了（在未来）工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时可能不经过军事干预（？）的途径。”1933年，这种观点曾被称为“倒放改良主义的胶卷”。”1937年人们仍用此同样的称谓。对我而言纯属逻辑论证的结论，克莱波却视作历史预言。没有内战胜利，官僚集团就无法孕育新的统治阶级。这曾是且始终是我的观点。况且，苏联当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官僚集团挑起的预防性内战。然而这场内战尚未动摇革命建立的国家经济基础——尽管存在种种变形与扭曲，这些基础仍保障着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 。没有人曾否认——尤其在世界长期衰败的情况下——官僚集团可能孕育出新的统治阶级。当前官僚阶层通过国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生产力的社会地位，正是这一转变进程的重要起点。但这仅是一个历史可能性的问题，而非一个既成事实。阶级是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的产物？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我曾试图对现行苏联政权作出定义。这一定义包含九个段落。我承认，这套描述性且谨慎的公式并不优雅，但它力求忠实于现实——这始终是种优势。克莱波对此定义只字未提，也未提出替代方案。他既不评判新剥削社会较旧制度优劣，也不思考这个新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阶段，抑或仅仅是历史的“偶然”。然而从马克思恩格斯（Karl·Marx&Friedrich·Engels)《共产党宣言》确立的总体历史视角来看，官僚阶层的社会学定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产方式孕育出的产物降临人间；只要新生产方式尚未耗尽其可能性，它就始终是历史的必然。同样的论断也适用于所有先前存在的社会阶级：奴隶主、封建领主、中世纪手工业行会头目。在各自时代，他们都是人类进步进程中某一生产体系的代表与领导者。那么，克莱波是如何评价“官僚阶级”的历史地位？他对这个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然而我们多次援引克莱波本人的观点时强调：苏联国家的堕落是世界革命迟滞的产物，换言之，是政治性与“时局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难道能谈论一个新的……“局势性”阶级吗？我对此深表怀疑。倘若克莱波愿意从社会制度历史演进的角度重新审视其仓促形成的观点时，他就必将承认：将官僚机构冠以拥有阶级之名，不仅是术语滥用，更蕴含着足以彻底颠覆我们历史视角的重大政治风险。克莱波是否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在此关键点上的观念？就我而言，我未见其理。因此我拒绝跟随克莱波。然而，我们能够也必须指出的是：苏联官僚机构具备统治阶级的所有弊端，却毫无其所谓“美德”（有机稳定性、特定道德规范等）。经验告诉我们：工人国家依然是国家，即野蛮时代的产物；在落后而孤立的国家里，它具有双重野蛮性；在不利条件下，它可能堕落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它或许需要一场补充革命才能获得新生！但工人国家依然是我们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阶段。唯有通过国际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才能跨越这个阶段。 那么辩证法何在？我无法逐点跟随克莱波同志的全部论证；要做到这点，确实需要重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在于克莱波并未分析事实本身，而是为其先入为主的论点搜集有利的逻辑论据。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反辩证的，因而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将举例加以说明。a) “俄罗斯无产阶级早在多年前就丧失了夺取政权的希望……”克莱波刻意回避了具体时间节点，仅试图给人营造出一种印象，即我们的倾向已经助长了“多年”的幻想。他却忽略了1923年官僚集团曾遭受重创，唯有德国战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士气低落才使其地位得以稳固。中国革命时期（1925-1927年）危机以相似阶段重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及希特勒上台前夕德国的剧烈动荡（1931-1933年），再度威胁到官僚统治的根基。最后，难道我们还能怀疑：倘若西班牙革命取得了胜利，倘若法国工人能将1936年5-6月的进攻发展到底，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必将重拾勇气与战斗精神，以最小的代价推翻热月官僚集团？唯有全球范围内接连不断的惨烈挫败，才使斯大林政权得以稳固。克莱波将结果——顺便说一句，这个结果本身就充满矛盾——与产生它的过程以及反映这个过程的我们的政策对立起来。b)为了驳斥官僚机构仅作为行会（且极其松散）来操纵国家资源，且单个的官僚也无权自由处置国有财产的论点，克莱波回应道：“资产阶级（？）自己也曾苦候良久，方能将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传承给后代。行会初创时期，老板由同辈选举产生……”等等。但克莱波却忽略了关键细节：恰恰在“行会初创时期”，行会内部还尚未分化为各个阶级，老板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克莱波的论述中根本就不存在。c) “私有财产正在恢复，继承权重新确立……”但克莱波刻意回避说明：这仅涉及个人使用物品的所有权，而非生产资料。他同样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官僚们（即便身居高位者）所拥有的私有财产，与他们因职位获得的物质资源相比也根本不值一提； 而当前的这场“清洗”——仅凭一纸命令便将成千上万官僚家庭推入赤贫境地——恰恰证明了官僚群体自身（更遑论其家庭）与国有财产之间联系是完全脆弱的。d) 统治集团当前发动的预防性内战再次证明，唯有革命力量才能推翻其统治。但由于这场新革命必须在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我们将其推翻官僚集团的革命行动称为政治革命，以区别于1917年发生的社会革命。克莱波认为这种区分“仍属于诡辩范畴”。为何如此严苛？因为正如你所瞧见的那样，无产阶级夺回政权也意味着将产生其社会性结果。诚然，1830年、1848年及1870年9月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曾通过重塑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引发社会变革。但亲爱的克莱波，世间万物皆具有相对性——这并非极左形式主义者们的杜撰。所谓政治革命引发的社会变革虽具深远影响，但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典范的法国大革命相比，终究显得次要。克莱波同志欠缺的正是分寸感与相对论意识。这位年轻同志对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毫无兴趣。然而这正是辩证法最重要的法则。诚然，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权威们认为辩证法本身也属于“诡辩学范畴”。e) 克莱波受伊冯先生（M. Yvon）社会学思想的启发绝非偶然。伊冯的个人观察是诚恳且至关重要的。但他选择在《无产阶级革命》这方小天地寻求庇护也绝非偶然。伊冯关注的是“经济”，是普鲁东所说的“车间”，而非“政治”——即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形式上他属于普鲁东学派；这恰恰使他在左翼反对派与官僚集团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他未能理解“车间”的命运正系于此。他关于“争夺列宁遗产”斗争的论述——竟在1937年的今天仍未能区分出社会倾向！——充分暴露其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观念：纯粹沉溺于空想，毫无革命性可言。阶级概念于伊冯而言不过是抽象概念，被他随意叠加在“车间”这个抽象概念之上。克莱波竟找不到其他理论灵感来源，这实在令人扼腕！保卫苏联与社会爱国主义这整套的社会学框架——遗憾的是却是极其脆弱的——正如我们所言，仅为克莱波提供了一种逃避必要区分的借口：在战争期间，必须区分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其论述中涉及此主题的最后两段尤为发人深省。克莱波向我们宣称：“当今任何欧洲或世界大战都由帝国主义冲突决定，唯有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的蠢货才会相信，例如明日战争的赌注将是法西斯政权还是民主政权。”请注意这个权威论断：虽略显简化，但这次确实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库。紧接着，为将苏联塑造成“帝国主义战争的捍卫者”并加以鞭挞，克莱波宣称：“在凡尔赛阵营中，苏联外交如今正扮演着与希特勒外交在对立阵营中同样的煽动角色。” 我们承认这一点。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难道是由法西斯外交的挑衅作用决定的吗？绝非如此。“只有斯大林主义者或改良主义的傻瓜才会相信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其他人不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苏联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失败主义者——不是吗？——是因为他想摧毁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因为他想惩罚某个“侵略者”。在德国对苏战争中，帝国主义者关心的只是改变苏联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惩罚斯大林和李维诺夫（Maxim·Litvinov）。那么呢？克莱波提出基本论点，却立即转向相反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各类社会爱国者将以捍卫苏联为借口，实施新的背叛。“在此情势下，我们任何态度上的含糊都将致命。”他最终断言：“今日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无条件保卫'苏联——这意味着（！！！）破坏本国及苏联的革命；要么选择失败主义与革命。”事情就是这样。这完全无关苏联的社会性质——那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据克莱波所言，捍卫工人国家——即便它最纯粹时——也意味着盟国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与本国资产阶级缔结神圣联盟。“谜底就在这里”，正如某些人所言那样。克莱波认为，在战争——大写的战争——中，无产阶级不应在意这是对德战争、对苏战争还是镇压摩洛哥起义的战争，因为所有情况下都必须高呼“不带空话的失败主义”，这才是摆脱社会爱国主义桎梏的唯一途径。我们再次清晰地看到，极左主义永远是一种畏惧自身的机会主义，它要求绝对保证——即不存在的保证——来确保自己忠于旗帜。这种顽固不化者令人想起那种怯懦软弱之人，当他暴怒时会对朋友喊道：“拽住我，我要干出可怕的事了！” 给我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论纲，给我戴上不透光的眼罩，否则……我就要干出可怕的事！哎呀，我们终于破解了谜题！但无论如何，克莱波是否质疑1918至1923年间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或者至少，为向极左派让步，是否质疑1918至1921年间的性质？在此期间，苏维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周旋，寻求临时盟友。与此同时，正是这个时期，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工人——无论是“敌人”还是临时“盟友”——都强加了失败主义义务。保卫苏联的义务，对革命无产阶级而言，绝不意味着对本国资产阶级的信任投票。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其和平时期立场的延续。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政策保卫苏联——这种政策从不屈从于资产阶级，却能始终契合具体形势。这是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教义。克莱波难道要求对这一教义进行追溯性的修正吗？倘若布鲁姆（André·Léon·Blum)没有高呼背信弃义的“不干涉主义”——始终服从金融资本的指令——而是支持卡巴莱罗(Caballero)和内格林(Negrin)的资本主义民主，克莱波是否就会放弃他对“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政府的不可调和的反对？亦或者他会放弃区分在西班牙作战的两个阵营的责任，以及根据这种区别调整政策的义务吗？对于远东亦复是如此。倘若蒋介石（Chiang Kai shek)追随英国，明日对日本进行宣战，克莱波是否会加入神圣同盟以援助中国？亦或反之，他将宣称中国与日本于他来说并无任何区别，其政策绝不受此影响？克莱波的两难选择：要么通过缔结神圣同盟来保卫苏联、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共和国、殖民地中国等，要么是倒向彻底的投降主义——这种密不透风、包罗万象的彻底的投降主义。这个根本错误的选择，将在事件的首次考验中就化为灰烬，并为最粗鄙的社会爱国主义敞开大门。克莱波问道：“我们自己关于战争的论纲，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可以避免任何的模棱两可？”可惜并非如此！在分析失败主义的必要性时，该论纲强调“具体战争形势可能导致实际行动的性质产生显著差异”。例如，这些论点指出：若苏日开战，我们必须“不破坏向苏联运送武器”；因此必须避免煽动破坏武器制造的罢工等行动。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以无可辩驳的力量，特别是法国的实践，有力地验证了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论点。数月来工人大会始终回荡着“赠送飞机给西班牙”的呼声。试想布卢姆若决定运送飞机，而此时恰逢码头工人或水手罢工——克莱波会如何应对？他会反对“赠送飞机给西班牙”的口号吗？会建议罢工工人为这批飞机破例吗？但苏联确实提供了飞机（代价高昂且附带支持资本主义政权的条件，我对此了如指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是否该号召苏联工人破坏这些运输？是或否？倘若明日法国工人得知两船军火正从法国启运——一船赴日，一船赴华——克莱波将持何种立场？我认为他足够革命，会号召工人抵制开往东京的船只，同时放行运往中国的船只——但绝不掩饰对蒋介石的看法，也绝不表达对肖当（Chautemps）的丝毫信任。这正是我们论纲的精髓所在：“具体行动的性质可能因战争局势的具体情况而产生显著差异。” 在决议草案发表时，人们对这一表述尚存疑虑。但如今，经历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中日战争的洗礼，任何人若仍指责我们的决议含糊其辞，在我看来不过是什么都不想学又什么都不想忘记的极左翼保守派。克莱波同志，含糊其辞完全是你的问题。你的文章中到处充斥着此类模棱两可的表述。是时候该彻底摒弃这些问题了。我深知，即便在错误中，您也是出于对热月官僚集团压迫的革命憎恨。但单凭情感——无论是多么正当——都不能取代基于客观事实的正确政策。无产阶级有充分理由推翻并驱逐腐朽透顶的斯大林官僚集团。但正因如此，它绝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将这项任务交给希特勒或日本天皇。工人推翻斯大林——这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进步。帝国主义者打垮斯大林——这便是反革命的胜利。这正是我们捍卫苏联的精髓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它在世界范围内与我们在国内捍卫民主具有着同等的意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webmaster@marxist.com，marx.cn@proton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8月），第九章《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本文引用的文段与原文出处内容略有不同[2]：同上，本文引用的文段与原文出处内容略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