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与阿拉伯革命

阿拉伯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从大西洋到波斯湾，革命已被提上了议程。而埃及再次处于这一进程的核心，因其自身的规模、人口和经济分量，埃及在该地区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主导角色。（按：本文原文发布于2011年5月12日)

过去，埃及有一位被视为反帝国主义的领袖——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他的统治下，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怀念他，这一点从最近开罗示威中出现纳赛尔肖像的标语牌即可见一斑。

没有任何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能像这位革命上校那样享有如此巨大的声望。纳赛尔试图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埃及，而这几乎立即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反对。每一项改良、群众取得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通过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抗而取得的。

然而，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纳赛尔革命政权的性质，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政权如何转变为穆巴拉克政权——一个受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被埃及人民深恶痛绝的极端压迫性的政权。答案并不在于两位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差异，而在于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更深层的历史进程。

殖民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反帝国主义运动席卷整个殖民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群众利用战争造成的世界各国关系力量对比的转变而导致的权力真空，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者。因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统治的衰弱（直到那时他们一直是主导力量）、美国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的崛起，以及苏联在依靠红军战胜纳粹德国的基础上影响力不断增长，而导致中东的战后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干涉旨在接管之前殖民地统治者的战利品，这进一步破坏了中东的局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将中东瓜分到英国和法国的控制和势力范围内。埃及和苏丹自1882年起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于1914年被并入大英帝国。阿尔及利亚于1830年被法国占领，突尼斯在1881年相继被占领。

英国政府为了获得阿拉伯游击队的支持，对抗残余奥斯曼帝国，曾向其提供独立承诺，但在战后条约中所有关于阿拉伯独立的内容都被遗忘了。阿拉伯民族被人为地分割成若干国家，其边界随意地在沙漠中划定。约旦、伊拉克和埃及被赋予了形式上的独立，在那里君主制被建立起来以奖赏英国的走狗，但这些软弱政权被置于严格的帝国主义庇护（包括直接的军事介入）之下，如果没有英国或法国公开的支持，它们早就会垮台。在埃及，英国支持的法鲁克国王君主制很快暴露出其全部弱点。

当时存在的迫切需求是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以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建设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实现政治和经济解放、消除群众所承受的可怕贫困等任务成为了迫切需要。然而，所有这些基本任务离不开与殖民统治的真正决裂。因此，革命被提上了议程。

除了该地区正在不断被发掘的重要石油储备所蕴含的经济利益之外，中东和北非在二战后还成为帝国主义在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埃及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整个地区的关键。为确保英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温斯顿·丘吉尔等保守党政客高谈阔论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周边地区的“正当地位”。英国资本家强调，苏伊士运河是帝国的关键供应动脉。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埃及正迅速走向革命。群众要求外国军队撤离。埃及首相马哈茂德·努克拉希（Mahmoud Nuqrashi）被迫要求英国重新谈判苏伊士运河条约并撤军。站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而非世界工人阶级利益一边的英国工党右翼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爆发了暴力抗议和骚乱。工人和学生袭击英国士兵和公司。最终，英国被迫承诺在1949年前撤军，但这并未实现。

如同所有殖民国和后殖民国家一样，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发挥任何进步作用。他们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庇护下形成的一个阶级，其特权依赖于主人掠夺国家财富时掉落的残羹冷炙。在1952年革命之前，埃及的精英忠实地服务于英国资本的利益。埃及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华夫脱党（Waf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英国一边。

1952年前夕的埃及共产党运动

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埃及工人阶级正在壮大，工会活动和组织显著增加。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充斥着争吵与分裂。

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已经开始面临着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后果——即支持那些在战争中碰巧与苏联结盟的所谓“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不得不突然放弃反殖民斗争，转而帮助组织“战争动员”。

战后，共产党经历了第二次深刻危机。苏联决定支持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这一项决议，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从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撤离，为犹太机构的锡安主义领导人通过武力发动打击、展开恐怖行动、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他们从村庄和家园中暴力驱赶创造了条件，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漂泊无定。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且苏联是第一个承认该国的国家。这些事件使阿拉伯共产党组织陷入士气低落和四分五裂的状态，埃及也不例外。

直到那时，埃及共产党人一直以阶级立场对抗锡安主义运动影响的上升，同时反对任何针对埃及犹太人的歧视或攻击（主要来自穆斯林兄弟会）。这些政策得到了回应，由共产党领导的“以色列联盟”在埃及犹太人中获得了显著支持，甚至在开罗的马卡比俱乐部中与锡安主义者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争夺战，最终在1947年4月达到高潮。锡安主义者对共产党员在俱乐部中进行的武装驱逐企图被成功击退，最终只有国家镇压才让锡安主义资产阶级重新夺得控制权。“以色列联盟”被强制解散，许多领导人被逮捕或驱逐。

然而，到了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及建立犹太国家的宣告之时，斯大林主义对埃及共产党的腐蚀已经造成恶果。主要的共产党派别被迫突然转向，以迅速与斯大林支持建立以色列的决定保持一致。混乱与士气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1952年革命

法鲁克国王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

由于共产党未能成为能够在革命中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党，群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武装部队的某些部分找到了表达途径。许多低级军官（其中包括年轻的纳赛尔和安瓦尔·萨达特）都希望英国在战争中遭遇失败——并非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而是希望借此机会驱逐英国，实现真正的独立。

军队中绝大多数的低级军官（更不用说士兵了）与效忠君主制的高级指挥部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英国军队在群众眼中越来越被视为占领军。
1948年灾难性的阿以战争进一步带来沉重打击。由于阿拉伯各政权追求各自的目的、缺乏协调、军事准备不足，这场战争以屈辱的失败告终。埃及高级指挥部的无能暴露无遗。埃及军队低级军官和士兵的激进化，促成了秘密组织“自由军官运动”的发展。该组织在战争结束后成立，由当时年仅30岁的年轻军官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

一系列针对英军的袭击最终在伊斯梅利亚爆发严重事件。作为报复，英国军队袭击了当地一处警察兵营，造成五十名埃及警察死亡、一百人受伤。埃及顿时陷入烈火之中。

1月26日，一百万工人和农民走上街头，反对法鲁克国王的君主制，掀起了一个动荡的群众反抗时期，揭示了君主制支持基础的极度狭窄。这一运动对民族革命运动中最坚定的部分以及军队的基层官兵产生了影响。借助大规模骚动的力量，7月23日，“自由军官”发动了一场基本不流血的政变，由高级将领穆罕默德·纳吉布名义上指挥，并将法鲁克国王赶下台。

政变后，自由军官成立了革命指挥委员会，以决定文官政府的政策。所有贵族头衔被废除。他们的目标是启动一场进程，把埃及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革命的不断性

“自由军官”最初的意图仅限于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集团，而不是终结君主制。但革命的自身动力在数个月内便导致了君主制的被推翻，并于1953年6月18日宣布建立共和国。埃及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开始，并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作为鲜活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以领导者的原始意图为转移。

自由军官的纲领是将埃及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事件很快证明，这一纲领——即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若不与资本主义决裂，是无法实现的。

自由军官运动自形成之初，就其成分而言相当异质，在革命指挥委员会（RCC）最高层的普遍民族主义框架内，不同的观点并存，这在政权的头几年引发了围绕权力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主要集中在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Muhamad Naguib）与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更激进派之间。这些摩擦通常涉及军队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以高层职位的重新洗牌告终——这是阶级斗争的扭曲反映。其中因一些问题发生了重大的分裂，例如土地改革的问题。

每一次冲突都使激进派势力更为强大。纳赛尔最终成功占据上风是在1954年10月穆斯林兄弟会对他实施暗杀未遂之后。随后的一波镇压不仅针对穆兄会（其多名领导人被逮捕并有人被判死刑），也针对共产党、工会运动以及瓦夫德党。短短几周内已有2万人被捕。1955年1月，纳赛尔被革命指挥委员会任命为总统。1956年，一部新宪法通过全民公投确认，延续并扩大了1953年1月引入的政党禁令，建立了一党制。至此，纳赛尔已经牢牢掌握了权力。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自由军官还是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并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然而不久，本地资产阶级便转而反对纳赛尔的计划。军官们原本寄希望于埃及资产阶级会通过投资工业来为国家现代化作出贡献，但这一希望很快破灭了。正如1917年2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以及1998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赢得选举后所发生的一样，事实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真正发展毫无兴趣。相反，他们希望维持国家对外国资本和地主阶级的从属地位，以继续从中获利。

在革命中，世俗力量起到了主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一些已相当成熟的资产阶级伊斯兰主义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也未能发挥任何作用。然而，穆兄会内部有数位领导人试图在革命后政府中取得职位，引发了围绕部长职位的激烈内部纷争。对纳赛尔的暗杀未遂标志着穆兄会的最终失败，所有同情其立场的人都被清洗出一切重要岗位。

因此，纳赛尔发现与资产阶级结盟的道路被封死。然而，他拒绝接受这就是国家现代化尝试的终点，因此寻求来自其他阶层的支持。他转向了群众，而群众也反过来向他施压，要求从极其恶劣的社会条件中得到解救。

一系列改革随之出台，包括教育体系改革、引入防止随意解雇的劳动法、实行每日七小时工作制、健康保险、工伤保险，以及肯定女性权利的进步立法。埃及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革。

革命政府

由于资本主义无法发展落后国家，世界上许多运动呈现出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尽管工人阶级无法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确实发生了，但往往以一种扭曲且未完成的形式出现。在缺乏工人阶级革命领导的情况下，其他社会阶层——包括一些国家的军队阶层——被推到了最前线。

小农与贫农对新政权的效忠立即得到加强。1952年9月，革命指挥委员会通过了其首项主要国内措施《土地改革法》，大幅降低土地租金，并将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小农和贫农。超过40万名地主被征收土地。贫农收入翻了一番。同时还引入了个人土地所有权的最高限额。

接下来的几年中，工业部门出现了大规模增长与发展。电力生产迅速增长，纺织业亦然。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自1952年起下降了超过一半，并在整个1980年代大部分时间保持在约15%左右。工业的比重则上升：从1952年的仅13%上升到1980年代的约35%。

纳赛尔正在朝着与资本主义进行决定性决裂的方向前进。1955至1957年期间，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国有化。随后，在最重要的产业中引入了至少51%的公有制比例。但纳赛尔从未走到最彻底的一步，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工业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由于国家施加的各种规则和限制，也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作。这种模棱两可的结构在经济中造成巨大矛盾（包括国有部门内部的腐败和浪费）。革命半途而止，没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引入工人民主和计划经济，这一事实最终为纳赛尔死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主导的反革命铺平了道路。

波拿巴主义

旧殖民统治危机、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法鲁克君主制缺乏社会基础，以及群众高涨却缺乏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领导，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一种僵局，并形成了一个真空，被“自由军官”的政变所填补。

这一上台的政权可以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分析，被描述为一种波拿巴主义政权。它是在阶级斗争进入僵持阶段时出现的危机政权——统治精英无法恢复其统治，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群众也无法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就是在最终的分析中作为捍卫统治阶级财产关系的武装力量——变得较为独立于统治阶级本身，尽管从未达至完全独立。

然而，在埃及以及许多其他殖民或后殖民国家，国家机器的结构并不像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稳固。1978年，泰德·格兰特在《殖民地革命与畸形工人国家》中总结了这些特殊性：

“在过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资产阶级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对未来充满信心(比如当资产阶级真正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进步时),它们有数十年和几代人的时间来完善国家，将其作为自己阶级统治的工具。军队、警察、公务员、中产阶层，尤其是所有关键的高层职位；公务员首长、部长、警察局长、军官团，尤其是上校和将军，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益。他们凭借发展中的经济、使命和角色，热切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即有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叙利亚，就像在所有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帝国主义者（这里指法国）部分迫于对手（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压力，被迫放弃直接军事统治。这其中出现的国家机器并不是固定的或静止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赋予了军事阶层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军事政变和反政变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它们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他们（军官阶层）无法发挥独立的作用。”
“军队中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反映了特定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矛盾。将军的个人目标反映了社会各阶级或阶级派系的不同利益，包括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只要他们成功夺取了权力，就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不同利益。军官阶层必须反映社会中某个阶级或群体的利益。他们不代表自己，尽管他们当然可以掠夺社会并提升自己的统治阶层。然而，他们在特定社会中必须有阶级基础。”

正是这些力量的波拿巴主义特质解释了为何像纳赛尔这样的政权——只要它需要寻求工人阶级与贫农的支持——便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控制，甚至走到几乎要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边缘。与此同时，该政权却绝不能允许工人阶级形成任何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任何这方面的尝试都会遭到无情镇压。
这就是为什么该政权无法让位于真正的革命民主，更不用说工人民主与工人控制；同时，它却在经验主义地回应群众的革命压力，只要不动摇军官集团对国家机器的掌控，就会给予重要的改革。

换言之，尽管政权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并因此发挥了进步作用，但它却削弱了工人阶级和群众长期捍卫这些改革的能力，使他们被迫保持被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政权开始重新滑向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并以私有化与反改革为主要特征时，军方并没有失去其控制，只是不得不诉诸更多镇压来维持其统治。

埃及共产党消亡

在19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正作为一种群众力量崛起，并通过纳赛尔的“自由军官”在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但所有的共产党派系都无法理解这一性质，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和分裂。革命指挥委员会和自由军官中有几位重要人物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HADITU，革命时期的主要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弥补该党缺乏独立革命战略的缺陷。

新的分歧在那些不加批判地支持自由军官政权的人，与那些立即否定“自由军官”，否认1952年7月政变及废除君主制的革命性质的派别之间出现。

第二种趋势在政府实施的社会改革获得不断增长的大众支持下被削弱，并最终向纳赛尔主义屈服；而亲自由军官的一翼（围绕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派别）甚至走得更远，将他们的目标与军方认同起来，并在亚历山大和卡夫尔·达瓦尔积极宣传，号召工人就政权在暴力镇压卡夫尔·达瓦尔（Kafr Dawar）罢工后决定处决两名工人领袖一事“保持冷静”。不用说，这一立场在党内引发了分裂，并疏远了共产党在工会成员和工人阶级中的基础。

尽管其政策随后经历了多次急转弯，并在形式上成功实现了党的重新统一，但统一后的共产党再也无法发挥除纳赛尔之外的任何独立作用。它从未制定出一套独立的革命政策。在政权的镇压下，它愈加屈服，失去了在工人阶级中最具战斗性的一层眼中的信誉，直到最终在1965年解散。

值得注意的是，对共产党的第一波镇压早在1953年1月就已开始，当时两个主要共产主义组织的合法报刊被取缔。纳赛尔在几年后被迫走向与苏联结成联盟的事实，并没有丝毫程度改善埃及共产党的处境，因为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忙于与这位埃及领导人培养关系，无暇顾及共产党遭受镇压的问题。

苏伊士危机

纳赛尔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自由军官”最早的决策之一，就是在埃及上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大坝将会产生巨量电力，并极大改善农业条件。因此，大坝成为新埃及的象征。起初，美国批准了56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施工。英国批准了1400万美元的贷款（以美国贷款为前提）。世界银行也批准了2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借此监督埃及的国家财政。通过这种方式，帝国主义者企图维持对埃及的殖民统治。

萨塞尔与赫鲁晓夫在阿斯旺水坝建设现场

帝国主义者继续表现得仿佛他们能够延续对埃及长期的支配。纳赛尔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制衡力量，并转向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如南斯拉夫、印度等。他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该条约实质上是北约针对苏联向东扩张的工具，其中包括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政权。此举使埃及无法从西方购买武器，因此纳赛尔被迫转向斯大林主义国家。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重型武器。美英试图用同样的军火报价挽回纳赛尔，但未能成功。从此之后，埃及从苏联及华沙条约国购买军事装备。西方帝国主义认为纳赛尔正处于成为苏联傀儡的边缘。

最终，在中台紧张局势最严重之际，纳赛尔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帝国主义者随即停止对埃及的所有贷款。纳赛尔以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作为回应。在此之前，运河由一家总部设在巴黎，同时英国的利益也与其息息相关。纳赛尔的举动激怒了帝国主义者。这种行为是前所未闻的！但此举在阿拉伯群众中引起的效果却使纳赛尔获得巨大的声望，因为他被视为敢于同帝国主义者对抗的人。

冲突最终在英法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苏伊士危机中达到高潮。在法国、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秘密协议中，以色列军队将入侵埃及，从而给予英法军队以“维和部队”的借口进行干预。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第二天，英法向纳赛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当纳赛尔拒绝后，英法军队于11月5—6日进入塞得港。11月7日，美国、苏联和联合国谴责英法的军事行动，迫使其停火并终结了整个冒险。

对英国和法国而言，这场战争是试图重新获得他们在该地区的旧有地位、遏制美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尝试。他们需要在中东保持稳固的战略立足点，以便控制航运和石油供应。

几年前，法国失去了其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地。法国正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进行武装冲突。英国帝国主义者在被赶出该地区之后，试图与阿拉伯政权保持良好关系，但成效甚微。他们改变立场，决定支持以色列——一个当时在该地区崛起的新兴（且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以色列完全依赖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以对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另一方面，莫斯科和北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并不希望看到苏伊士运河落入英法直接控制之下。但美国同样不愿看到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扮演远超其实际影响力的角色，并试图避免局势走向全面战争。英法希望苏联忙于镇压匈牙利革命，无暇顾及埃及事件，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苏联威胁要介入支持纳赛尔，法国和英国不得不撤退，未能达成其目标。

苏伊士危机震动了群众，使他们更加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同时，纳赛尔的胜利使他成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领军人物。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达到高潮。

死胡同

1967年反对纳赛尔辞职的抗议

苏伊士危机的影响巨大。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群众将这一胜利视为迈向解放的重要一步。由埃及与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随之成立。实际上，这被设想为埃及市场的简单扩张，而叙利亚在1961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后便退出了。

纳赛尔政策的发展并非出自任何预先制定的计划。相反，纳赛尔是在各阶级之间不断即兴衡。他依靠群众力量以打击帝国主义和埃及反动精英。同时，他依靠军队去镇压工人和贫苦大众一切独立的行动。共产党员遭到残酷镇压。在国际舞台上，他试图在两大力量集团之间进行周旋，这体现于他与南斯拉夫铁托和印度尼赫鲁的联盟。
在1967年与以色列战争的屈辱性失败后，纳赛尔在个人上感到极度沮丧，并希望辞职。然而，在口号如“我们要战斗！”的推动下，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纳赛尔继续担任总统。他一直任职到1970年去世，他的葬礼在开罗变成了一场七百万人的群众示威。

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言辞背后，隐藏着试图打造“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的一种乌托邦式尝试。一方面，国有部门得到了大规模发展。但是并无真正的计划，也没有来自下层的参与。在纳赛尔时期由于进口受到严格限制，负责国有工业的许多国家官僚权力大为增强，他们随后推动进一步的私有化（自然是自己或家族成为私人业主），以便低价出售资产并迅速获利。

纳赛尔统治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一系列反改良（反革命）措施。革命走到一半便停滞了。工人发现自己的工资受到攻击，罢工随之爆发。军队经常被派去镇压抗议和罢工。

1970年纳赛尔之死标志着自1952年开始的一波革命浪潮的终结，而这一浪潮最终走入死胡同，因为它并未被彻底完成。正是这一工业化（尽管最初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反过来加强了埃及资产阶级。此外，在对工人阶级与群众一切独立组织的镇压之后，他们获得了政治力量。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反革命正在到来。

反革命

安瓦尔·萨达特，来自自由军官团的旧势力，是帝国主义、埃及资产阶级、国家官僚阶层以及腐败的军队高层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他们希望把时间倒回，推翻纳赛尔时代的社会成果。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反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乎逻辑”的。不可能继续维持对基本商品的大规模公共补贴和亏损生产。这最终只能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由国家完全接管，并在工人控制下实行民主的计划经济；要么就是倒退，发动对群众生活水平的全面攻击。

萨达特与卡特

一如既往，宗教再次成为反革命的便利意识形态外衣。在推行“市场改革”时，萨达特将穆兄会成员从监狱中释放。他还鼓励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穆兄会领导人回到埃及，并给予他们高位。尽管萨达特在宗教上大做文章，自称“信仰的总统”，但反革命与宗教毫无关系，它关乎的完全是阶级斗争。

萨达特对公共部门的削减沉重打击了工人和穷人。1977年，对生活水平难以忍受的攻击引发公开的群众反抗，即“面包暴动”，它动摇了整个政权的存在。

当萨达特不再需要原教旨主义者的服务时，他便开始攻击他们，并解散了他们的学生组织。随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反噬了它的创造者，萨达特遂于1981年被刺杀。然而军方政权仍然维持不变，胡斯尼·穆巴拉克继任。

在穆巴拉克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被延续并进一步强化。最低工资在1984年被冻结。贫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社会上层却毫无羞耻地疯狂致富。穆巴拉克的埃及一次又一次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称赞。对埃及人民而言，他们的处境却是贫困、屈辱和窒息般独裁统治的活地狱。

新的浪潮

多年来，反革命似乎牢牢掌控着埃及。但这只是表面的。表面之下，新的革命条件在一个极高的层面上已经成熟。绝望与愤怒不断累积。从2006年12月开始的马哈拉工人罢工与工厂占领，开始为这些情绪找到突破口。然而，由于运动缺乏组织性，它在当时达到了暂时的极限。

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描述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辩证发展。经济诉求被政治诉求所取代，而政治诉求又回到经济诉求。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运动随后被地方组织与政党建设所跟进——而这又为更高层次的统一斗争的复兴铺平道路。这本书对于理解从2006年12月到2011年群众起义期间埃及阶级斗争的发展非常有用。
统合了所有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愤怒的决定性推动力是突尼斯革命。所有革命能量被凝聚在一起。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纳赛尔时代的教训清楚地表明，一场革命不能停在半途。如果它未能彻底废除资本主义，那么镇压、羞辱与帝国主义统治将会更加残酷地回归。

年长的埃及人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时代是国家最好的时期。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但所有希望与前进都被反革命粉碎了。这绝不能再发生！过去的教训对于新一代革命者极为宝贵。新的社会在纳赛尔时期曾努力诞生，但最终却以流产告终。

纳赛尔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这正是乌戈·查韦斯在2005年承认的错误，即玻利瓦尔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对于阿拉伯革命来说，这一点更为真实。

自由军官政权的发展与历史，也对埃及和国际工人阶级敲响警钟。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纳赛尔所提出的关于统一中东与北非的革命构想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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