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阶级斗争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都制定了道德规范来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这些规范同时也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强大意识形态力量。如今，资本主义道德秩序的虚伪性正日益被群众揭露和挑战。在本文中，海琳娜·比索内特（Hélène Bissonnette）阐述了道德是如何发展的、阶级社会下道德的虚伪本质，以及资产阶级道德如今所面临的危机。

[本文原文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英文版第50期、中文版第11期。中文版全刊可由此下载。]

"说实话，这些寄生虫真是罪有应得。”

这句话出自涉嫌杀害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 Healthcare）首席执行官的凶手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之口。作为回应，美国政界人士抛出了2024
年最精彩的笑话：“暴力永远不能用于解决政治分歧。”[1]用那些虚伪的、奥威尔式的强权话语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明白，美帝国主义在地球各个角落发动的战争并非政治暴力。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也并非政治暴力。

不幸的是，对于我们那些道德高尚的统治阶级来说，工人阶级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被愚弄。

在过去，针对CEO的谋杀或许还能引起民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但如今，人们对所谓的凶手表达了惊人的同情。2024年1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1%的18至29岁美国人认为这场谋杀是“可以接受的”。[2]许多工人真正关心的不是冷血谋杀是否道德，而是从数千名保险理赔被拒的人的死亡中赚取数百万美元这件事，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答案是响亮的：“不！”

世事变幻，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水平在改变，人们的意识在改变，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观念也在改变。

什么是道德

道德可以定义为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一套规则或戒律。在学校和教堂，我们被教导道德是永恒的、绝对的，即对每个人、所有地方、所有时间都适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拒绝用这种抽象的方法理解道德。相反，它将道德视为某种具体的东西，其根源是一个物质问题，它是由人类社会在整个历史中的演变所决定的。

我们对世界的观念并非静止的，而是经历着不断发展的过程。道德同样会随着我们处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演变。

当今世界无论何地，杀婴是一种令人震惊且道德败坏的罪行。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杀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做法。同样，拥有奴隶曾经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如今，尽管奴隶制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但在大多数国家却是被禁止的。

这些并非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观念差异，即事情就那么地发生了然后人们随意地决定了自己要如此过活。事实上这些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变化，尤其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众所周知，大量未成年子女会降低流动狩猎采集社会的生产力，同时增加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的存续造成威胁。杀婴行为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时生活艰难的体现。

奴隶制的兴衰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大多数奴隶要么在战争中被俘，要么一贫如洗，无法自食其力。虽然沦为奴隶被认为是一种悲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比剩下的唯一选择即死亡要好得多。与此同时，奴隶制在生产大量剩余产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古代文明的成就都建立在这种剩余产品之上。

因此，对古希伯来人或古希腊人来说，拥有大量奴隶的人绝非罪犯，甚至非剥削者。他（奴隶主通常是男性）在社会中享有显赫地位，因为他凭借勇气、智慧或神灵的眷顾，从而拥有雄厚的家业。

直到奴隶制变得多余，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之后，民众才开始普遍反对奴隶制。废奴主义成为一场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即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凭借工业革命迅速壮大，这一切绝非巧合。正如托洛茨基所言：“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3]

统治思想

不可偷盗总被认为是最常见的道德准则之一，对许多人来说甚至是永恒不变且理所当然的。在《圣经》的十诫中，这条准则被描述为来自天国，来自超越社会的永恒权威。但这条准则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私有财产和不平等并不存在，没有这些，“偷盗”的概念本身就毫无意义。

《处决，革命广场》（约1793年），皮埃尔-安托万·德马希

大约12000年前农业开始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剩余生产力，为不平等、私有财产以及最终社会分裂为不同阶级提供了物质基础。建立在剥削大多数人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特权阶级的新的道德观中，也垄断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机构，例如文学作品、宗教组织等等。当国家武装力量出现时，它们既是富人财产的保护者，对公众来说他们也维护着公共秩序和道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阶级社会本身不断滋生诸如盗窃之类的“不道德”行为，同时也需要明确禁止这种行为。然而，禁令永远无法真正消除不道德行为，因为它是诸如不平等之类的客观矛盾的产物。几千年来对这条戒律的教导并没有阻止无数的盗窃行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

如果统治阶级只依赖赤裸裸的暴力，它就无法维持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它需要其他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意识形态，而道德是意识形态关键的组成部分。因此，道德在统治阶级手中充当着一种工具。

道德沦丧

自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道德就总是戴着伪善的面具。官方道德总是声称要为全社会、为所有人制定行为准则。但实际上，它为现有社会关系辩护并维护其合理性，并谴责破坏这些关系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统治阶级的道德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试图团结对立的阶级。它让人们误以为，社会和谐可以通过抽象的、普遍的生活原则来维持。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剥削者的道德实际用以模糊和掩盖阶级斗争，单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当封建贵族统治社会时，荣誉和忠诚至关重要，被认为是“普世”价值观，其传播目的是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稳定的封建制度。统治者并非宣扬“人人生而平等”，而是要求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固化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他们宣称这一制度正是上帝亲自制定的。

此外，统治阶级从未真正尊重过自己的道德准则，一旦其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同一个天主教会，一面对大多数人宣扬谦卑顺从和温和，可如果城镇居民屈服于“异端邪说”，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屠杀整个城镇。

但如果统治阶级的道德一直是虚伪的，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它为何会被大众接受？如果仅仅是依靠宣传或武力，那么道德体系不太可能在被压迫者心中扎根数百年。再一次，这个问题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

当统治阶级推动社会进步，当其社会秩序稳定并发展生产力时，其统治对所有阶级、甚至被压迫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同样，其道德秩序也具有意义，并被视为防止一切道德崩塌、堕入兽性欲望的必要保障。

因此，尽管不同阶级的接受方式不同，天主教会的封建道德却被所有人视为正确。当统治阶级违反该道德时，他们就将其归罪于个人行为。但丁的地狱充满了违背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国王和教皇；而他的天堂则充满了被认为是其典范的个人，既有贵族也有平民。简而言之，虚伪被视为一种需要从道德秩序中清除的故障，而不是该秩序应有的特征。

然而，当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方式失效，而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制度进入历史危机时期时，统治阶级就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维持其统治。它的社会秩序不再那么有意义，其道德秩序也同样如此。泰德·格兰（Ted Grant）特解释说：

“道德沦丧并非历史上的新现象。它通常形成于旧社会制度崩溃、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随着旧统治阶级职能的丧失，与其统治相关的道德准则也随之瓦解。同样，在过渡时期，基于新生产关系的新道德也需要时间来形成。”[5]

在罗马奴隶制衰落和崩溃的过程中道德沦丧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统治阶级中。在康茂德（Commodus）和卡拉卡拉（Caracalla）等皇帝的统治下，暗杀、大屠杀以及各种堕落行为在公共生活中屡见不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马帝国数百万寻求新价值观的民众在公元三世纪末皈依了基督教。

尽管基督教起源于帝国偏远角落一个鲜为人知的犹太教派，但它却在罗马的非犹太人中迅速传播。部分原因在于福音书中充斥着对精英阶层虚伪和不道德行为的激烈批判，例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马太福音 23:27）

同样，在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旧的封建秩序被彻底瓦解，贵族统治只带来危机，其所有道德制度都被普遍视为腐败。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反映在当时的道德（或非道德）层面。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腐败是意大利政治的基调。统治的艺术在派系斗争中得以实践，其精髓在于谎言、背叛和犯罪等温情脉脉的艺术。”[6]

托洛茨基指出，生活在这一过渡时期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将政治权力斗争视为“棋盘理论”，其中不存在道德问题。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常被描述为一个不道德的阴谋家。事实上，他的理论正是基于当时统治阶级（包括教皇）的行为。由于他如此公开地揭露这些行为，他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论》被梵蒂冈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的同一时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滕贝格诸圣教堂的门上。路德指责教皇和教会腐败虚伪，出售“赎罪券”（赦罪券，可帮助购买者进入天堂），并通过压榨民众积累巨额财富。

路德提出的并非复辟中世纪旧秩序（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种本质上新的基督教形式：新教。这指向了一种与高级神职人员不同的道德观，意味着与上帝的箴言建立更直接、更个人化的关系，无需多余的中介。这更贴切地反映了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观点。

资产阶级在与教会斗争时或许能意识到自己是在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农民在为摆脱压迫而斗争时也同样如此。但群众也对整个腐朽的秩序感到道德上的厌恶，这种厌恶在一系列激烈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6）、荷兰革命（1568-1648）和英国内战（1642-1651）。

这种道德上的反感本身就是社会革命骚动的征兆，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健康的道德固执。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以革命恐怖主义报复君主和教会，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因此写道：

“恐怖只是迅速、严厉和不屈不挠的正义；它是美德的体现。”[7]

资产阶级道德观

当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统治阶级时，那些陈腐的、声名狼藉的封建价值观被法律面前那所谓的普遍自由和人人平等所取代。

然而，抽象而普遍的“自由”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具体利益，他们需要贸易自由、自由市场，以及能够完全自由地向任何愿意出钱的人出售劳动力的工人。这些新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在一种新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中得到了体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通过剥离道德的宗教外衣来使赋予道德崇高的理性。在这些思想家中，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可以说是当今最广为人知和被引用的思想家。

根据康德的“定言令式”，一个行为要想在道德上是善的，必须“你愿意只按照这条准则行事，并且意愿使其成为普遍的准则”[8]。换句话说，在做某事之前，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这会是好是坏？

例如，康德告诉我们，一个每个人都撒谎的世界是坏的，所以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撒谎：如果手段本身不道德，那么目的就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关注的是行为的后果：用目的反证手段的正当性。因此，它比康德的定言令式更灵活。

根据边沁的说法，功利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为最多人寻求最大幸福。

以著名的电车困境为例。你驾驶着一辆电车，正驶向一条绑着五个人的轨道，这肯定会让他们丧命。你可以主动介入，把电车开到另一条只有一人被绑着的轨道上。

你是否应该袖手旁观，认为自己不需对这五个人的死亡负责，因为不是你把他们绑在了轨道上？还是你应该主动介入，救他们，但在这个过程中，却要为一个原本可以活下来的人的死亡负责？

按照功利主义的说法，很简单，你救那五个人符合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功利主义和康德的定言令式都因对道德问题的抽象处理方式而遭遇困境。两者都只是将新兴的资产阶级道德理性化为一套适用于全人类的准则。因此，两者都带有一切资产阶级道德所固有的虚伪性。

事实证明，康德从其定言令式中推导出的实证道德原则与当时欧洲正在形成的自由资产阶级道德并无根本区别：尊重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教育促进所有人的理性和道德发展。

康德的名字或许不常出现在新闻中，但政客们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才会发表诸如“暴力绝不能用于解决政治分歧”之类的言论。他们的“绝对”原则在每个国家都不断遭到藐视，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藐视，但这对统治阶级及其在高等学府里雇佣的走狗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随时可以高举这些原则的大旗，只要他们想展示其统治的道德优越性。

以功利主义的论点来分说这样的行为或政策是为了“为了更崇高的利益”，这在当今政治中甚至更普遍。但问题在于，这种论点空洞无物，很难称之为理论。它给出的答案恰好倒退到了它应该开始的地方：什么才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们又该如何真正实现它？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一个手段只能由它的目的来使其成为正当。但是目的自己也得有东西使其成为正当的。”[9]

一个人可以用革命的暴力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最终带来更多幸福为由，为内战中的革命暴力辩护。另一个人就可以用保障私有财产最终才能带来更多幸福为由，为反革命暴力辩护。两个观点都是功利主义的，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理论”无法解决两者孰对孰错的问题。

事实上，凭借功利主义，你几乎可以为任何事情辩护。这种道德观仍然完全脱离物质现实和阶级斗争。与康德的定言令式一样，它无法解释历史上随着不同生产方式的兴起和衰落而出现的各种相互矛盾的道德观念。相反，正如马克思关于边沁的评论：

“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
过去、现在和将来。”[10]

这种“理论”对统治阶级非常有用，因为它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他们利用这种灵活性来为帝国主义战争或大规模紧缩政策辩护：是的，苦难会存在，道德准则会被打破，但最终，这是为了更崇高的利益。我们被告知，一旦这场战争或通货紧缩得以顺利进行，民主和繁荣就会到来。

实际上，统治阶级经常同时使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的论据。例如，美帝国主义将禁止刑讯逼供作为“绝对”的人权载入法律，却又维持着关塔那摩湾这样的酷刑营，声称这“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从而拯救生命。

虚伪性

显然，虚伪就是组成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但在某些时期，由于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统治阶级不得不公开抛弃自身的许多道德规范。托洛茨基在1940年指出：

“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和文艺复兴时代甚至更遥远的时代的标准比较起来，从政治上说，道德状况丝毫没有改进。”[11]

我们即将迎来的时代也面临同样的境况。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历史危机之中，无力推动社会进步；旧的政治、外交和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阶级斗争加剧；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和道貌岸然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也以道德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波兰反布尔什维克宣传海报，制作于1920年

当特朗普说“我想要格陵兰”时，他表达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只是去掉了外交辞令的粉饰。但我们必须明确：他并不比当今其他统治阶级更冷酷无情或自私自利。

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政府都自诩为和平的最大捍卫者，可它们同时在支持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政权。他们虽然经常谴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城市，甚至指责普京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但他们不仅纵容内塔尼亚胡，甚至积极协助他轰炸、折磨和饿死数十万巴勒斯坦人。

德国统治阶级将高呼支持巴勒斯坦口号的活动人士关进监狱，声称纳粹历史赋予了其在反犹主义问题上某种道德权威。与此同时，他们沾沾自喜地宣称自己“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并发起了一场疯狂的重新武装运动，强迫群众实行紧缩政策，以巩固其在欧洲的帝国主义统治。

为了掩盖其罪恶的紧缩政策，资产阶级政客们厚颜无耻地声称要支持本土工人，反对移民，反对女性，反对跨性别者，以及任何他们能找到的替罪羊。

但尤其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群众都正在愈发广泛地认识到统治阶级臭不可闻的虚伪嘴脸。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帝国主义建制派对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猛烈攻击。尽管巴勒斯坦团结运动被大肆渲染为所谓的反犹太主义和暴力，但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该运动仍在蓬勃发展。全世界数百万人已经看到了抹黑行动背后的真相。事实上，各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近几个月来它们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体制感到愤怒和厌恶，统治精英不仅散播暴力和仇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诽谤和谴责反对者。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12]道德，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器，正在把刀刃对准它的主人。

正如路易吉事件所揭示的那样，相当一部分民众已经在逐渐拒绝官方的道德标准。2020年轰动一时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数百万人对路易吉·曼吉奥内的态度几乎同样发人深省的是，54%的美国人认为，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被烧毁是正当的。

人们越来越能认识到这个体制的不公正，我们被一群自私自利、道貌岸然的精英统治着。这表明，民众越来越无法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历史功能已经消亡。

同样的情绪在特朗普主义的热潮中也能感受到。多年来，“受人尊敬的”媒体、政客、商界领袖、名人等等，不仅出于政治原因，更重要的是出于道德原因，纷纷谴责特朗普。他被描述成一个说谎者、一个诈骗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厌女症患者、一个强奸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叛国者、一个独裁者，甚至一个法西斯分子，一言以蔽之：一个梳着蓬松发型的撒旦。政治分析已被抛到脑后，只剩下对牛鬼蛇神的恐惧。他们甚至试图把他送进监狱，并对一个“重罪犯”竟然能成为美国总统的想法感到沮丧。

这些道德攻击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的削弱聊胜于无。甚至其中很多攻击反而帮了他！原因并非在于7730万美国人热情地支持特朗普的一切行为。数百万美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转向特朗普，很大原因是他们认为那些追捕特朗普的人反而犯下了他们对特朗普所指控的所有罪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人不过是无耻地试图利用这些道德攻击来捍卫自己的权力和特权。

阶级斗争

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情况视为工人阶级对道德冷漠或不道德的表现。相反，它们是对旧秩序旧道德反感的结果。正如我们在阶级斗争史中已经看到的，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工人阶级的道德观与统治阶级的官方道德日益冲突。这在工人罢工时可见一斑。罢工期间，“人类”团结的伟大抽象原则被彻底扫除，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工人间的团结和对老板的仇恨。纠察线的道德比任何抽象道德都更加强大、更加深刻，因为它具有明确的阶级内涵。

共产主义者以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最高级最直接的准则。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善就是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凡能使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能在他们的心里注入对压迫之不可调和的敌意的，能教他们对官方的道德及其民主主义的应声虫表示卑视的，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能提高他们在战斗中之勇气与牺性精神的”[13]

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说：

“革命道德问题与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理论的阐释下，运动的鲜活经验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14]

暴力

在这方面，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倡暴力吗？

暴力问题常常被当作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例如，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无论其背景如何。他们认为非暴力是一种道德标准，对所有人、所有时代都应如此。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领袖也常常附和和平主义者的论点，声称如果革命者诉诸暴力来达到目的，他们就和他们想要推翻的统治者一样坏。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以一厢情愿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是实事求是地看它。现实就是：暴力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一。

资产阶级有很多种方法来对付敌对国家的资本家和所有国家的工人，例如宣传、外交和欺骗。但最终，当国家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顶峰时，重大的历史问题最终将由赤裸裸的武力来决定。

因此，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了警察和军队中。在国家层面，统治阶级将暴力垄断权据为己有，并通过教会、媒体和学校系统将其在道德上神圣化。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我们反对这种特定的暴力。我们的结论只有一个：要终结暴力和战争，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暴力就是一个具体问题。

例如，2019年在苏丹，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的独裁政权。趁机上位的军政府只能通过残酷的暴力来维持统治。

在此背景下，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必须武装工人阶级和贫民，使他们能够抵抗并击败反革命“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的进攻。这关乎革命的存亡。

但以“非暴力”为指导原则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不愿这样做。这使得工人们毫无防备，任由政权殴打、强奸和杀害。这些领导人最终将革命牺牲在和平主义的祭坛上，后果极其惨烈。

如今苏丹依然深陷血腥内战。和平主义给苏丹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是：它导致的暴力远超群众为推翻旧政权、解除反革命团伙武装而必须使用的“暴力”。事实上，反革命暴力针对的是大多数革命工人和农民，它总是比革命的“暴力”——其任务是解除少数剥削者的武装——更加残酷、波及更广，这是一条普遍的历史规律。

这表明，和平主义对革命运动来说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极其危险。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毫无关联。

我们并不支持或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我们的政策基于我们面临的具体情况。对我们来说，压迫者用来镇压奴隶的暴力与奴隶用来挣脱锁链的暴力是不同的。以色列的暴力与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也截然不同。

然而，和平主义者却将被压迫者的暴力与压迫者的暴力等同。一旦这一想法被大量接受，帝国主义者除了弹冠相庆还能做什么？

恐怖主义

如果我们不抽象地反对暴力，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提倡使用一切形式的暴力，只要它的目的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

不。如果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夺取政权并接管社会，那么只有那些有助于让工人阶级意识到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策略才是有效的。

最近，路易吉·曼吉奥内的案件激起了许多年轻人的极大同情，他们把他视为英雄，也暴露了美国存在的巨大阶级情绪。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暗杀和个人恐怖主义行为是推翻现有体制的有效手段吗？

在暗杀事件引起轰动之后，美国资本主义当然仍然完好无损。CEO、政客和个体可以被替换。而一旦他们被替换，罪恶的医疗保健系统将继续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破产和过早死亡。

当然，我们深切同情那些将路易吉视为英雄的人，并谴责虚伪的“司法”体系，因为它为统治阶级针对上千人的谋杀辩护。虽然我们不会对路易吉等人所谓的行为提出抽象的道德反对，但我们确实质疑其有效性。

历史告诉我们，脱离阶级斗争的个人恐怖主义和游击战术，往往会适得其反。它们用少数人，甚至仅仅是个人的行动，取代了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它们既不能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或组织水平，也不能增强工人对自己推翻现有体制能力的信心。

这种策略向工人传递的信息是：他们应该依靠坚定的个人来代替他们战斗。而这与我们必须传达的信息相反。

此外，这些手段往往会强化国家机器镇压的力量，而国家镇压机器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所谓的“恐怖分子”。因此，这些手段最终只会增强资产阶级暴力的程度，同时又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来抵抗他们的攻击。

在某些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支持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相关的个人暴力或破坏行为。例如，在革命和内战的背景下，暗杀法西斯团伙或反动军队的头目是完全可接受的。但在没有任何革命运动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适得其反。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预先抽象地规定在特定时刻哪些战术是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只有工人运动在斗争中的鲜活经验，在理论的帮助下，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革命性原则

历史上每一次的革命运动都被污蔑为嗜血且不道德的社会灾难，无论是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徒，工人阶级的宪章派，还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1917年，俄国群众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立刻被妖魔化。统治阶级发动了一场谎言和诽谤运动，对他们进行道德谴责。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遭到追捕，为了维护“秩序”、“文明”，当然还有“道德”，他们常常遭到屠杀。随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为资本家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使他们攻击并进一步抹黑整个共产主义的基石。

1938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审判的背景下，撰写了《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数千名老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异见人士遭到斯大林政权的诬告陷害。许多人因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特工”而被判处死刑。

托洛茨基当时为什么要写道德呢？

《野兽（资本主义）》，作者：加布里埃莱·加兰塔拉

因为胆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援引了宏大的抽象道德原则，对共产主义进行集体谴责，因为他们发现共产主义已经变得“不道德”。

夹在两大敌对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无法实现道德和政治上的独立。因此，他们往往充当着传送带，来将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输送进劳工运动。

我们只需看看有多少著名的“左翼人士”畏缩不前，只因为害怕由于反对以色列而被当权者称为“反犹主义者”，他们不仅抛弃了巴勒斯坦人民，还加入了对人为制造的“左翼反犹主义”的政治迫害。

近年来，统治阶级受益于许多左翼人士所采取的道德纯洁心态。人们痴迷于打造“安全空间”，并认为任何被摆在人们面前且注意到了不道德行为的左翼组织都只配被取缔和清算。他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维护道德上，而不是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战。左翼必须拒绝这种道德上的死胡同，否则就会灭亡！

因此，共产党人在面对异己的阶级思想时必须坚定不移，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去履行他的历史使命时，不得不先在道德上与资产阶级的舆论及其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断绝关系。”[15]

在我们周围，处处都充斥着要我们屈服于主流道德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到处都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如此“极端”；我们不应该试图招募人员加入革命政党；我们不应该要求资金来资助这场运动。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该组织起一支专业的队伍推翻现有体制。

毕竟，我们本应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那里有良好行为的标准。改良主义者已经完全屈服于这种道德幻想，他们比资产阶级自己更相信这种幻想！

由于改良主义者的机会主义，他们尊重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不仅接受资产阶级国家，也接受资产阶级道德。他们可耻地将工人运动束缚在这些虚伪的标准之下，无数次地解除了工人运动的武装，并导致其失败。

改良主义者自然会想要压制任何拒绝遵守他们规则的人。这种情况不会停止，但我们有责任坚持革命原则。我们有责任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完全无视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意见。

独自抵抗这些压力非常困难。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组织，来自全世界成千上万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斗争和经验。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在资本主义衰落中所造成的种种恐怖与谎言之中，一场追求新社会形态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一个摆脱剥削、不公以及随之而来的伪善的社会。正如托洛茨基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所说：

“……睁开了眼睛，怀着热切的意志，参加着这个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予一个能思想的生物以最高的道德满足！”[16]

这才是共产主义者宁肯为之献出生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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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1] J Shapiro, quoted in ‘‘He is no hero’: Pennsylvania governor rips people praising UnitedHealthcare CEO’s suspected killer’, Independent, 24年12月10日

[2] 爱默生学院民意调查，《2024年12月全国民意调查：年轻选民在加密货币、TikTok 和CEO暗杀事件上的看法与多数选民不同》，2024年12月17日

[3] L·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探路者》，2013年，第26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80216a.htm

[4] K·马克思、F·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进步出版社，1976年，第67页,中文部分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

[5] 泰德·格兰特， ‘Marxism versus New Fabianism – Part Two’, The Unbroken Thread, Fortress出版社，1989年，第535页

[6]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Wellred Books，2016年，第682页，选段为中译者翻译

[7] 引自 R Bienvenu (ed.)，《热月第九政变》，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38页

[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哈克特，1993年，第30页

[9] L·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探路者》，2013年，第54页, 中文部分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链接同上

[1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进步出版社，1971年，第571页

[11]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选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6/trotsky_1946book03.htm

[12] 林肯，《1858 年 9 月 8 日在伊利诺伊州克林顿的演讲》，《亚伯拉罕·林肯全集》第 3 卷，林肯纪念大学，1906 年，第 349 页

[13] L·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探路者》，2013年，第54页，链接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