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它是什么，如何对抗它？

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警察、法庭和军队

在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中，招惹是非的黑衫军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警察为法西斯主义者招募人员，敦促犯罪分子加入法西斯团体，承诺各种好处和豁免权。警察将他们的车辆提供给法西斯份子使用，并发放武器许可证给他们，同时坚决拒绝工人和农民的武器申请。一名法西斯主义学生写了一封嘲笑性质的信给共产主义报纸，其中写道：

“在我们准备对付你们之前，会让警察解除你们的武装，这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看不起你们，而是因为我们的鲜血宝贵，不应该浪费在卑劣和下贱的平民身上。”（罗西，同上）

与此同时，“公正”的法庭大肆判处“反法西斯分子数百年的监禁，而对有罪的法西斯分子则百免其罪。”（戈贝蒂，《自由主义的革命》）。1921年，司法部长费拉“致函法官们，要求他们忘记涉及法西斯犯罪行为的案件。”（罗森伯格，《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斗争》）

军队通过军官阶层全力支持法西斯分子：

“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巴多里奥将军曾向所有军区指挥官发出机密通知，声明那时正在复员的军官（约6万人）将被派往最重要的地区并被要求加入法西斯组织，这些军官将接受组织和指导。他们将继续领取五分之四的工资。国家兵工厂的军火流入法西斯分子手中，他们由休假中的军官或甚至现役军官进行训练。许多军官知道上级的偏好已经倒向法西斯主义，公然支持这一运动。军队与黑衫军的勾结越来越频繁。例如，特伦特法西斯党在一个步兵连的帮助下镇压了一次罢工，博尔扎诺法西斯党是由第232步兵团的军官创立的。”（丹尼尔·盖林，《法西斯主义和大企业》）

很快，黑衫军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开始发起消灭工人组织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马拉帕尔特（Curzio Malaparte）在其1931年的《政变技巧》中写道：“每天，数千名武装人员，有时十五到二十万人，通过开车迅速涌入一个省份的城市或乡村。”丹尼尔·盖林评论道：

“他们每天袭击劳工交流所、合作社总部和工人阶级出版物。1922年8月初，他们夺取了米兰和里窝那市政厅，这两个地方都由社会党管理，他们烧毁了米兰的《进军》报纸和热那亚的《劳动》报纸的办公室；他们占领了临港市场，这是码头工人劳工合作社的据点。这些策略逐渐磨损和削弱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剥夺了他们的行动手段和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只是等待夺取权力，以彻底粉碎工人阶级。”

工人组织如何应对对其生存构成致命威胁的局面？领导人们坚持欺骗自己和追随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将保护他们免受这些无法无天的团伙的威胁，而不是向工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以及如果墨索里尼上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盖林援引库雷拉的说法：“社会主义和工会领导人们坚持拒绝武力对抗法西斯主义，拒绝进行军事化的武装和组织。1921年1月，《工会之战》仍旧认为：“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在武装斗争中被征服，只能进行合法斗争。”由于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社会主义者们多次有机会拿到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些提议，称保护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武装攻击是国家的责任。”（摘自库雷拉的《无掩面的墨索里尼》，1931）

社会党甚至在1921年8月3日与墨索里尼签署了和平协定，这是自由派总理倡议并表示希望“调和”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结果。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图拉蒂呼吁墨索里尼：“我只想说一句话：让我们真正解除武装！”黑衫军肯定暗自发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准备自己。他们谴责该协定，并加大对工人组织的进攻。

社会党请求国家采取行动打击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确实采取了行动，但行动的对象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工人及其组织。由于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的失败，各种倾向的左翼激进分子——革命工会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以及一些前军官，在1921年迈格里诺的倡议下组织起武装的反法西斯民兵组织，他们称自己为“人民勇士”。他们在工人和工会领导人的反对声中采取了这一行动。不幸的是，年轻而脆弱的共产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极左的态度，他们分裂出去并组织了自己的“行动小队”。

盖林写道：

“结果是，当黑衫军进行‘惩罚性远征’，袭击劳工组织或‘红色’自治市政府时，激进的工人要么无力抵抗，要么提供无效的临时无政府状态下的抵抗。大多数情况下，侵略者仍然掌握着局势。”

盖林进一步写道：

“在‘惩罚性远征’之后，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进行报复行动，尊重‘法西斯’的住所，不发起反攻。他们满足于宣布‘总抗议罢工’。但这些罢工旨在迫使当局保护工会组织免受法西斯主义恐怖的侵害，结果只是与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的当局进行荒谬的讨价还价（《西洛尼,法西斯主义》，1934年）。

由于这些罢工没有伴随着直接行动，他们未能削弱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者则利用这些罢工加大了暴力行径。他们保护“破坏工人”，自己作为破坏者，“在罢工周围造成威胁性的真空中，对敌对组织发动迅猛而暴力的打击”（马拉帕尔特，《政变技术》，1931年）。但是，当罕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有组织地抵抗法西斯主义时，反法西斯主义者会暂时占据上风。例如，1922年8月在帕尔马，尽管有数千名民兵集结，但工人阶级成功挫败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因为在人民勇士的指导下，防御按照军事方法有组织地进行。”（A·罗西，《法西斯主义的诞生》，1938年）

随着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社会党发言人图拉蒂在1922年7月向国王呼吁，要“提醒他是宪法的最高捍卫者”。与此同时，资本家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罗西写道：“墨索里尼和总工业联合会负责人Benni先生和Olivetti之间进行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会议。银行协会的领导人为资助罗马大行军支付了2000万。工业联合会和农业联合会的领导人电报罗马说，他们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墨索里尼政府。”大企业家、权力集团的参议员埃托雷·孔蒂发送了类似的电报，“墨索里尼是寡头和商会的候选人。”

尽管法西斯党在意大利议会中只有约600个席位中的35个议席，但国王顺从统治阶级的要求，将权力交给了墨索里尼。即使在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后，改良主义领导人仍然无法从他们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意大利社会党一如既往地盲目地坚持合法性和宪法。1923年12月，劳工联合会向墨索里尼报告了法西斯团伙所犯下的暴行，并要求他与自己的部队划清界限。（参考文献：布奥齐和尼蒂，《法西斯主义与工会主义》，1930年）社会党非常重视1924年4月的选举运动。图拉蒂甚至在都灵与一名法西斯分子进行辩论，而黑衫军把守着入口。当在马泰奥蒂遇刺后，一股反抗浪潮席卷整个半岛时，社会党不知如何利用。“在这关键时刻”内尼写道，“呼吁工人走上街头起义的策略被法庭和议会上的合法斗争所取代。”作为抗议的手段，反对派满足于不出席议会，并像古罗马平民阶层一样，退到了阿文蒂诺山。“我们的对手在干什么？”墨索里尼在议会上嘲笑道。他们发动总罢工，甚至部分罢工吗？他们试图在军队中引发起义吗？毫无这样的事情。他们仅仅限于进行媒体运动。”（1924年7月演讲）社会党发起了三重口号：政府辞职，解散武装力量，重新选举。他们继续对国王表示信任，并请求他与墨索里尼划清界限。为了启发国王，他们不断地发表请愿书。但国王第二次让他们失望。”（出自盖林，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