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它是什么，如何对抗它？ Index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它是什么，如何对抗它？ 莫斯利的早期支持者 英国资本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吗？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是如何产生的？ 墨索里尼的权力崛起 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警察、法庭和军队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生活环境 今日的意大利工人和法西斯主义 德国——纳粹是如何上台的 大企业和纳粹分子 托洛茨基呼吁建立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该如何应对希特勒的威胁呢？ 中产阶级的情况如何？ 恐怖统治 战前的莫斯利和工人的反法西斯斗争 莫斯利的“纲领” 工党政府和法西斯复兴 英国共产党的政策 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革命共产党的政策 附录：关于英国社会中的犹太人的一些事实 ALL PAGES Share Tweet（按：以下是格兰特于1948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针对当时在英国境内以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法西斯势力和其与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并提出如何有效对抗它的方法。译者：何以忘言）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莫斯利的早期支持者在这场据称是为消灭法西斯主义而战的战争结束仅仅两年之后，英国法西斯分子就开始重新集结他们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法西斯分子开始是谨慎而不引人注目的，但越来越大胆地开始公开活动了。起初，它们以地方的和独立的组织形式出现，出于权宜之计，它们采用了许多名称。其目的显然是为后期的统一做准备。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英国退役军人和妇女联盟；莫斯利读书俱乐部和讨论小组；英国自由联盟；圣乔治之子（德比）；帝国防卫联盟（曼彻斯特）；英国民族团结工人党（布里斯托尔）；企业俱乐部（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这些组织并不缺钱。战前，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BUF）有大量的资金可供支配。法西斯主义者与大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莫斯利吹嘘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为了支持我的信仰，花费了96000英镑的个人财产”。莫斯利自己曾两次与百万富翁家庭联姻。1920年，他娶了辛西娅·寇松（Cynthia Curzon）女士为妻。她是已故凯德尔斯顿·寇松（Marquis Curzon of Kedleston）侯爵的女儿，也是芝加哥犹太百万富翁利瓦伊·齐格勒·莱特（Levi Zeigler Leiter）的孙女。辛西娅女士每年从她自己的家庭（这段婚姻有两个孩子）那里继承了28000英镑的遗产。战争前几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莫斯利又结了一次婚，这一次，他成为了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臭名昭著的尤尼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的妹妹，她是希特勒的朋友。在法西斯运动的早期，莫斯利得到了一些杰出的资本家和军方人士的热情支持。的确，后来当莫斯利名誉扫地，运动明显不合时宜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消失了，或者退居幕后。除了法西斯党的公开成员外，还成立了一个由统治阶级成员组成的强大俱乐部来支持黑衫军。在《谁支持莫斯利》这本由劳工研究社出版的小册子中，揭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事实：“1934年元旦，一月俱乐部成立了，它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坚实的黑衫军前线。主席、《伦敦水星报》的编辑约翰·斯夸尔说，这不是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他承认，‘所有政党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都同情法西斯运动’。（《泰晤士报》1934年3月22日）‘一月俱乐部’在萨沃伊酒店和斯普伦迪德酒店举行晚宴。《闲谈者》杂志展示了俱乐部聚会的照片，以晚礼服、美酒、鲜花和奢华的气氛为特色。领导者在自己的阶级中享受生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 米德尔顿上校（Colonel Lord Middleton）是约克郡保险公司、马尔顿投资信托公司、英国煤炭精炼过程有限公司和其他三家公司的董事。他在诺丁汉郡拥有大约15000英亩的土地和矿产。 休伯特爾·鮑爾·高夫將軍（Hubert De La Poer Gough，英國獲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勛章的爵士， 高級巴思勛爵士，高級維多利亞勛爵士。）1916-1918年第五军指挥官，1919年波罗的海盟军使团团长（俄罗斯干预），现任西门子兄弟公司，Caxton电气发展有限公司，恩菲尔德轧钢厂和其他两家公司的董事。 空军准将约翰·夏米尔（John Adrian Chamier，CB，CMG，OBE，DSO），印度军队退役。现为维克斯航空有限公司航空顾问及代理，现任董事。 文森特·维克斯（Vincent Vickers），是伦敦保险公司的董事和 Ltd的大股东。 劳埃德爵士（Lord Lloyd），前孟买总督。 格拉斯哥伯爵、私人顾问、总检察长托马斯·英索爵士（Sir Thomas Inskip）的姐夫，他负责下议院的《骚乱法案》。伯爵拥有艾尔郡的凯尔本城堡和大约2500英亩土地。 内森少校（Major Nathan），东北贝斯纳格林自由党议员，巴勒斯坦犹太机构成员，英中金融贸易公司主席。 沃德·普莱斯（Ward Price），《每日邮报》特约记者，联合报纸和英国电影新闻总监。 空军指挥官路易斯·格里格（Louis Grieg）爵士，英国皇家勋章，首席预算官，英国皇家空军，J和H斯克林杰公司的合伙人，股票经纪人，HandleyPage有限公司董事和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以及国王的普通绅士。 拉文德尔（Ravendale）夫人，男爵夫人，莫斯利的嫂子和列维·莱特的孙女。 保罗·蒙斯特（Paul Munster）伯爵夫妇。 梅特卡夫（Metcalf）少校，MVO,MC，辛西娅·莫斯利夫人和拉文代尔夫人的姐夫，威尔士亲王已故的副官和印度的总司令。 菲利普·马格努斯（Philip Magnus）爵士，巴特，保守党领袖。 查尔斯·皮特里（Charles Petrie）爵士 JF·伦内尔·罗德（Rennel Rodd）阁下，伦内尔男爵的继承人，摩根·格伦费尔公司的合伙人。 拉尔夫·布鲁门菲尔德（Ralph Blumfeld），每日快报主席，前编辑。他曾经是《每日邮报》的编辑，反社会主义联盟的创始人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重要的是，在莫斯利早期的支持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犹太人。这是在莫斯利采取反犹主义作为召集无知和落后的支持者的必要手段之前。莫斯利得到了国外法西斯主义者的财政支持。他每年从墨索里尼那里获得6万英镑的津贴。这一点已通过在罗马档案馆发现的1935年的文件得到证实，并由内政大臣丘特·伊德(Chuter Ede)在下议院中公开。莫斯利拜访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与纳粹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随着战争的爆发，莫斯利运动逐渐衰落。与欧洲其他法西斯运动一样，英国法西斯联盟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寄希望于德国的胜利来确保自己的未来。与德国帝国主义交战的英国资本家不需要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不得不将其非法化，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一部分。但莫斯利在监狱中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享受着他习惯的许多舒适条件，包括最好的食物、家具和仆人。作为他们阶级中可能过早冒险的一员，英国资本家对他非常关照，着眼于未来。英国资本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吗？当英国资本家阶级进行战争时，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代表的意义，而是出于对世界市场、原材料来源以及利润的绝望斗争中与竞争对手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也不会带来法西斯主义的终结。在全世界范围内，英国统治阶级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工人阶级进步运动。让我们只拿几个例子来说明。当墨索里尼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施加蓖麻油“治疗”和其他野蛮酷刑时，丘吉尔深受他的“温文尔雅和纯朴”所打动。1927年1月20日在罗马演讲时，丘吉尔对法西斯主义者只有赞美之词：“我不能不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被墨索里尼先生的温文尔雅和纯朴所迷住，被他在如此多的负担和危险面前的平静和超然所打动。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只考虑意大利人民的长远利益，对其余的利益毫不在意。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肯定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从开始到结束，在你们对列宁主义野蛮的欲望和激情的胜利斗争中。然而，我想在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方面说几句。从外部来看，你们的运动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服务。一直以来，每一个民主领袖或工人阶级领袖所担心的最大恐惧就是受到比他更极端的人的破坏。意大利表明了有一种对抗颠覆力量的方法，可以妥善引导民众，使他们重视并希望维护文明社会的荣誉和稳定。她提供了对抗俄国毒素的必要解药。此后，没有任何大国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布尔什维主义这种癌症般的增长所侵害。”这里，英国资本主义直言不讳的喉舌明确表示，在最后的关头，面对革命的工人阶级，“国家”（资本家）将不会“缺乏手段”；他们将始终能够效仿墨索里尼，采取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工人的方法。在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英国支持日本，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将使其成为遏制亚洲群众斗争的堡垒。当时的印度国务卿埃默里先生（LS Amery），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45年，在1933年2月27日的英国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说道：“我承认，在这件事上，无论是行动、言辞还是同情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单独或有意识地反对日本。日本在实质性的基础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案例，在满洲建立和平秩序、保护自己免受强势的中国民族主义持续侵略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谁又能够率先投石，宣布日本不应该采取行动以对抗布尔什维主义呢？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在印度和埃及的所有政策都会被谴责。”纳粹得到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帮助和资金支持。希特勒得到了英国大企业的毫无保留的赞扬和支持。自由党人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将希特勒描述为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早在1934年2月，英国政府就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立即增加德国的军备。1934年2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宣布：“德国在武器方面主张平等权利，我们无法抵抗这样的要求，也不应该抵抗。你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的再武装。”对德国的原料镍、棉花废料、火棉原料、飞机和坦克的出口大幅增加。当1934年3月被问及威克斯公司是否参与为希特勒德国提供军备时，该公司主席回答道：“我不能确切地向您保证，但我可以告诉您，没有我们自己政府的完全授权和批准，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引用自亨利·欧文的《战争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公开主张支持和帮助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后不久，英格兰银行行长宣称将向希特勒提供贷款是“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投资”。大量贷款被提供给希特勒。他占领莱茵、德国重新武装、与奥地利合并、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支持。原因是他们担心纳粹垮台后，谁会替代它。就在战争爆发前，英国通过时任海外贸易部秘书RS哈德森向纳粹提出了一笔10亿英镑的贷款，以安抚他们，由英帝国主义支付代价来防止他们的扩张，并同时保持他们对德国工人以及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威胁。丘吉尔对纳粹持无限赞同态度。在1939年的《伟大的同时代人》一书中，丘吉尔写道：“这场斗争的故事读来不禁令人钦佩，因为它展示了他挑战、反抗、安抚或征服所有阻挡他道路的权威或反抗力量所需要的勇气、毅力和生命力。我一直说过，如果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被击败，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希特勒来引领我们重回我们在世界各国中应有的地位。”（这本书中同时也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恶毒攻击，他因为组建红军和是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而招致了丘吉尔的憎恶——作者注）1938年10月31日，比弗布鲁克勋爵在《每日快报》上写道：“我们当然相信希特勒的诚实和真诚。我们完全相信他一再提到的寻求与我们达成协议的目的，并且充分接受《慕尼黑文件》的影响。”当然，这此发言并没有妨碍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以担任联合政府的部长职务。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国资本家对佛朗哥表示同情。在所谓的“不干涉外国内政”掩护下，他们帮助佛朗哥镇压了共和国。英国资本主义放任、援助了任何反对工人运动的反动行动。只有当纳粹侵犯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宣战。但当他们的阶级利益需要法西斯主义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转向莫斯利或其他法西斯冒险家，就像德国资本家转向希特勒、意大利资本家转向墨索里尼一样。如今，法西斯主义对于保护他们的利润并不必要。但明天可能会不同。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是如何产生的？对于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而言，了解法西斯主义以及它为何产生至关重要。如果不了解法西斯主义，就无法有效地与之作斗争并摧毁它。而且，除非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的角度来看待它，工人阶级将无法为未来对抗任何崛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做好准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在封建制度衰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它兴起的时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因为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即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并因此提高了人类的文化水平。尽管会存在危机，财富却增加了，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提高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工业进一步扩大，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增加。在过去的100年里，工人阶级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组织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如工会和工党。必须时刻记住今天的权利——拒绝劳动、罢工、组织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甚至投票权这些权利，并不是资本家阶级慷慨地分配给的，它们只能在工人阶级的艰苦无息的阶级斗争之后取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家仍然能够从扩张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巨额利润中做出让步。但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集中和垄断以及联合企业的增长。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功能，在某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并且必然地在争夺和扩展市场的疯狂努力中相互冲突。生产力的发展比市场扩张更加迅速，超越了民族国家和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界限。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在其最后阶段，无法为工人提供其就业或生活保障，使其陷入赤贫状态。而且还摧毁了中产阶级——小商店主、商人、专业人士、白领工人、小商贩以及那些社会地位介于工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人群。为了对抗工人阶级，资本家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机器中体现的旧的镇压力量。在现代条件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除非至少在初始阶段，它具有群众基础。军事警察专政无法达到目的。资本家在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了一种出路，这种出路基于反资本主义的煽动性言论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了群众支持。重要的是要理解，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即失落的中产阶级的运动。工人阶级在危机时期通过他们现有的组织表达他们的愿望并进行斗争。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在大型厂矿和工厂中组织起来，以生产为纽带，思考社会主义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他们的社会行动引发了一种社会意识。中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处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位置，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摇摆。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一条革命性出路，后者就会转向资产阶级，并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支持柱。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工人阶级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无法确保自己的地位，资本家寻求通过摧毁这些组织来摆脱危机，剥夺工人捍卫自身权利和条件的武器。随着危机影响一个又一个国家，资本家寄望于法西斯主义运动来粉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党。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功能所在。列夫·托洛茨基解释了资本主义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法西斯主义胜利以后，财政资本将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统治的机关和工具、国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关和军队、市政厅、大学校、报纸、工会和合作社在它的手里，有如集中在铁钳里一样。当一个国家转变成法西斯的国家的时候，那不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墨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变——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改变，最后只演着极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组织之被摧毁，无产阶级之被迫而陷于纷乱状况，一个深入群众的破坏无产阶级独立团结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要点就在这里。”（《论德国法西斯主义》，又名《以后该怎么办？》，1932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权力崛起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首次出现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统治阶级对群众的革命高涨感到恐惧。资本主义报纸写道，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意大利的主人一样。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发生了——1919年有1663次罢工，1920年有1881次罢工。工人的争取获得了让步和改革：更高的工资、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工会的全面承认以及通过工厂委员会在生产中发表意见。1920年9月，当工业家们采取停工作为回应增加工资要求时，60万名意大利金属工人占领了工厂，并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车间委员会进行生产。农民也受到了战后革命浪潮的影响。他们开始夺取土地。自发夺取的土地上，自由党政府被迫给予他们保留地产的权利，条件是他们组织成合作社。农业工人组建了强大的工会，被称为“红色联盟”。资本家和地主陷入了瘫痪。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统治阶级在群众的冲击面前进行了策略调整，开始寻找出路，计划进行反攻。1919年4月初，在热那亚，大工业家和地主们结成了联盟，以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罗西（后来被墨索里尼的特工杀害）在他的书《法西斯主义的诞生》中写道，“这次集会是资本主义力量重新组织自己以应对局势威胁的第一步。”在形成了全国工业总联合会和农业总联合会之后，资本家开始资助法西斯组织，即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流氓团伙。这支团伙是一支经过特训的反工人武装力量，其目标是恐吓工人，破坏他们的组织。这些反工人联盟开始公开袭击工人的集会。早在1919年4月15日，米兰这一社会主义者的据点，一次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示威游行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袭击，当时他们手持匕首和手榴弹。他们以两三十人的小组，袭击意大利各地和平示威活动。在同一天，即米兰事件发生的当天，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官方报纸《前进》的办公室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破坏。1919年12月1日，社会主义议员离开议会大厦时遭到袭击和殴打。但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失败使资本家得以成功削弱工人的力量，并且意大利的严重危机使得破产的中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煽动的易受害者。由于意大利犹太人口规模小且不重要，反犹太主义并不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武器库之一。他们的煽动主要集中在反对信托和支持普通人上。到了墨索里尼民兵队中参与殴打和冒险的不仅仅是恶棍，通常是刚被征召的绝望学生、失业者、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能量消退了。得到大工业家和地主慷慨资助的法西斯分子开始对工人展开真正的进攻。在博洛尼亚，即埃米利亚的“红色联盟”中心，1920年11月的市政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胜利。11月21日，黑衫军袭击了市政厅，在斗争中一名保守派议员被杀。（似乎是被法西斯手枪手杀害的。）这是法西斯分子一直在等待的信号。根据墨索里尼的支持者之一戈尔戈里尼的说法，这“开启了大法西斯时代，野蛮、原始的复仇法则在意大利半岛上统治。这是法西斯份子的意愿。”在由地主提供武装并配备车辆的情况下，黑衫军开始进行惩罚性远征活动。他们摧毁了村庄中工人的组织，现在他们又开始袭击城镇中的工人。1921年，在的里雅斯特、梅迪纳、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黑衫军摧毁了劳工交流中心和合作社以及劳工报纸的办事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警察、法庭和军队在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中，招惹是非的黑衫军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警察为法西斯主义者招募人员，敦促犯罪分子加入法西斯团体，承诺各种好处和豁免权。警察将他们的车辆提供给法西斯份子使用，并发放武器许可证给他们，同时坚决拒绝工人和农民的武器申请。一名法西斯主义学生写了一封嘲笑性质的信给共产主义报纸，其中写道：“在我们准备对付你们之前，会让警察解除你们的武装，这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看不起你们，而是因为我们的鲜血宝贵，不应该浪费在卑劣和下贱的平民身上。”（罗西，同上）与此同时，“公正”的法庭大肆判处“反法西斯分子数百年的监禁，而对有罪的法西斯分子则百免其罪。”（戈贝蒂，《自由主义的革命》）。1921年，司法部长费拉“致函法官们，要求他们忘记涉及法西斯犯罪行为的案件。”（罗森伯格，《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斗争》）军队通过军官阶层全力支持法西斯分子：“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巴多里奥将军曾向所有军区指挥官发出机密通知，声明那时正在复员的军官（约6万人）将被派往最重要的地区并被要求加入法西斯组织，这些军官将接受组织和指导。他们将继续领取五分之四的工资。国家兵工厂的军火流入法西斯分子手中，他们由休假中的军官或甚至现役军官进行训练。许多军官知道上级的偏好已经倒向法西斯主义，公然支持这一运动。军队与黑衫军的勾结越来越频繁。例如，特伦特法西斯党在一个步兵连的帮助下镇压了一次罢工，博尔扎诺法西斯党是由第232步兵团的军官创立的。”（丹尼尔·盖林，《法西斯主义和大企业》）很快，黑衫军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开始发起消灭工人组织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马拉帕尔特（Curzio Malaparte）在其1931年的《政变技巧》中写道：“每天，数千名武装人员，有时十五到二十万人，通过开车迅速涌入一个省份的城市或乡村。”丹尼尔·盖林评论道：“他们每天袭击劳工交流所、合作社总部和工人阶级出版物。1922年8月初，他们夺取了米兰和里窝那市政厅，这两个地方都由社会党管理，他们烧毁了米兰的《进军》报纸和热那亚的《劳动》报纸的办公室；他们占领了临港市场，这是码头工人劳工合作社的据点。这些策略逐渐磨损和削弱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剥夺了他们的行动手段和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只是等待夺取权力，以彻底粉碎工人阶级。”工人组织如何应对对其生存构成致命威胁的局面？领导人们坚持欺骗自己和追随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将保护他们免受这些无法无天的团伙的威胁，而不是向工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以及如果墨索里尼上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盖林援引库雷拉的说法：“社会主义和工会领导人们坚持拒绝武力对抗法西斯主义，拒绝进行军事化的武装和组织。1921年1月，《工会之战》仍旧认为：“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在武装斗争中被征服，只能进行合法斗争。”由于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社会主义者们多次有机会拿到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些提议，称保护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武装攻击是国家的责任。”（摘自库雷拉的《无掩面的墨索里尼》，1931）社会党甚至在1921年8月3日与墨索里尼签署了和平协定，这是自由派总理倡议并表示希望“调和”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结果。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图拉蒂呼吁墨索里尼：“我只想说一句话：让我们真正解除武装！”黑衫军肯定暗自发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准备自己。他们谴责该协定，并加大对工人组织的进攻。社会党请求国家采取行动打击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确实采取了行动，但行动的对象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工人及其组织。由于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的失败，各种倾向的左翼激进分子——革命工会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以及一些前军官，在1921年迈格里诺的倡议下组织起武装的反法西斯民兵组织，他们称自己为“人民勇士”。他们在工人和工会领导人的反对声中采取了这一行动。不幸的是，年轻而脆弱的共产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极左的态度，他们分裂出去并组织了自己的“行动小队”。盖林写道：“结果是，当黑衫军进行‘惩罚性远征’，袭击劳工组织或‘红色’自治市政府时，激进的工人要么无力抵抗，要么提供无效的临时无政府状态下的抵抗。大多数情况下，侵略者仍然掌握着局势。”盖林进一步写道：“在‘惩罚性远征’之后，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进行报复行动，尊重‘法西斯’的住所，不发起反攻。他们满足于宣布‘总抗议罢工’。但这些罢工旨在迫使当局保护工会组织免受法西斯主义恐怖的侵害，结果只是与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的当局进行荒谬的讨价还价（《西洛尼,法西斯主义》，1934年）。由于这些罢工没有伴随着直接行动，他们未能削弱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者则利用这些罢工加大了暴力行径。他们保护“破坏工人”，自己作为破坏者，“在罢工周围造成威胁性的真空中，对敌对组织发动迅猛而暴力的打击”（马拉帕尔特，《政变技术》，1931年）。但是，当罕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有组织地抵抗法西斯主义时，反法西斯主义者会暂时占据上风。例如，1922年8月在帕尔马，尽管有数千名民兵集结，但工人阶级成功挫败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因为在人民勇士的指导下，防御按照军事方法有组织地进行。”（A·罗西，《法西斯主义的诞生》，1938年）随着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社会党发言人图拉蒂在1922年7月向国王呼吁，要“提醒他是宪法的最高捍卫者”。与此同时，资本家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罗西写道：“墨索里尼和总工业联合会负责人Benni先生和Olivetti之间进行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会议。银行协会的领导人为资助罗马大行军支付了2000万。工业联合会和农业联合会的领导人电报罗马说，他们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墨索里尼政府。”大企业家、权力集团的参议员埃托雷·孔蒂发送了类似的电报，“墨索里尼是寡头和商会的候选人。”尽管法西斯党在意大利议会中只有约600个席位中的35个议席，但国王顺从统治阶级的要求，将权力交给了墨索里尼。即使在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后，改良主义领导人仍然无法从他们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意大利社会党一如既往地盲目地坚持合法性和宪法。1923年12月，劳工联合会向墨索里尼报告了法西斯团伙所犯下的暴行，并要求他与自己的部队划清界限。（参考文献：布奥齐和尼蒂，《法西斯主义与工会主义》，1930年）社会党非常重视1924年4月的选举运动。图拉蒂甚至在都灵与一名法西斯分子进行辩论，而黑衫军把守着入口。当在马泰奥蒂遇刺后，一股反抗浪潮席卷整个半岛时，社会党不知如何利用。“在这关键时刻”内尼写道，“呼吁工人走上街头起义的策略被法庭和议会上的合法斗争所取代。”作为抗议的手段，反对派满足于不出席议会，并像古罗马平民阶层一样，退到了阿文蒂诺山。“我们的对手在干什么？”墨索里尼在议会上嘲笑道。他们发动总罢工，甚至部分罢工吗？他们试图在军队中引发起义吗？毫无这样的事情。他们仅仅限于进行媒体运动。”（1924年7月演讲）社会党发起了三重口号：政府辞职，解散武装力量，重新选举。他们继续对国王表示信任，并请求他与墨索里尼划清界限。为了启发国王，他们不断地发表请愿书。但国王第二次让他们失望。”（出自盖林，同上）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生活环境墨索里尼一旦上台，就建立起了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模式。他摧毁了工人组织，为了大企业的利益，为对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攻击。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冲击对象是工人阶级，它的目标首先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被破坏，法西斯主义建立了叛徒工会，创造了压低工人工资和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原本的工会被打垮，工厂中的工人代表制度被废除，罢工权利被剥夺，所有工会合同都成为无效。雇主重新在工厂中称王称霸，同时也成为员工的“领导者”。任何试图进行罢工，任何对雇主意愿的抵抗，都将受到国家的严厉惩罚。挑战雇主就等于挑战国家的全部力量。用法西斯主义者的话说，罢工是对“社会共同体”的犯罪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盖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mini）是意大利的权威人物，他对法西斯主义下的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以法西斯政府官方资料为基础，揭示了法西斯对意大利人民意味着什么。在他的书《法西斯之斧下》中，他揭示出从墨索里尼政权开始时，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了，特别是不幸的工人和小农。在“繁荣”时期以及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工资持续下降。工作时间不断延长，没有任何加班费增加，而生活成本却增加。他详细介绍了1922年至1935年期间工资削减的情况，尽管政权竭力向外界隐瞒这一点，他展示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持续下降。1922年，意大利人口3880万，烟草消费量为27.9万公担；到了1932年，下降到24.5万公担。咖啡消费量从1922年的47.2万公担下降到1932年的40.7万公担。这些对于工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是在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下降幅度更大。玉米消费量从1922年的2721.3万公担下降到1932年的2673.9万公担。在1932年的人口增长到4100万的情况下，小麦消费量从7223.7万公担下降到6920.4万公担。连同上述物品一起，对最低限度的生存来说绝对必不可少的盐从264.6万公担下降到260.6万公担。这些数据取自意大利官方统计资料（1922-1925年版《意大利统计年鉴》第198页，1933年版第119页）。1935年5月1日的《论坛报》揭示了肉类消费的可怕下降。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从1928年的22公斤（48.4磅）下降到1932年的18公斤（39.6磅）。糖的消费量在1922年达到7.5公斤，而在1932年下降到6.9公斤。在英国，年人均消费量为40公斤，在法国为25公斤，在德国为23公斤，即使在落后的西班牙也是13公斤。1933年2月，意大利的官方失业人数为1229000人。在1934年7月2日，意大利政府的一份官方公报中称：“在那一年的冬天，意大利的‘国家团结’组织几乎每天都向1750000个家庭提供帮助。”而在1922年2月，只有602000人失业，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将他们的煽动焦点放在了失业的恐怖上。因此，法西斯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神话被证明是一种欺诈。一旦掌权，法西斯主义因工人阶级组织的破坏而长期保持其统治地位。随着最好的阶级斗士、最先进的无产者被囚禁或谋杀，工人阶级经历了一段士气低落和冷漠的时期。在镇压和恐怖的统治下，工人们在对雇主的统一斗争中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墨索里尼的不光彩结局向世界展示了意大利人民对杜塞的真正仇恨，揭露了意大利群众支持黑衫军的谎言。今日的意大利工人和法西斯主义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所发生事件之间的差异。墨索里尼的垮台成为工人和农民的深层激励信号。在巴多利奥政变后，再次出现了一波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在纳粹被击败后，武装起义的工人和农民用他们的游击队重新夺取了工厂和国家的控制权。唯一阻碍工人夺取权力的是他们自己组织的领导者。这种失败意味着意大利工人的条件恶化，甚至低于墨索里尼时期。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建立了强大得多的工会，远比过去更加强大。但是，中产阶级的境况低于工人，为复兴法西斯煽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将资本主义民主派的承诺与自己的处境进行对比。新法西斯主义者开始出现。工业家和地主以墨索里尼上台的经验为基础，继续沿用老路。1947年，西西里岛的五一示威会议遭到了枪击，尽管妇女和儿童都参与其中。几个月前，在那不勒斯，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团体进行了针对共产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示威。在1947年的最后几个月，工人会议遭到了枪击，工人组织的场所遭到炸弹袭击。法西斯分子的恐怖在经济落后的南部农村地区更加严重，地主组织了对工会组织者的谋杀，并试图通过恐吓农民工和农民不参加工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南部农村地区的19名工会组织者被暗杀。即使在像米兰这样的工人阶级要塞，炸弹也曾被放置在共产党总部。工人们迅速以米兰的总罢工回应，并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对新法西斯组织“普通人”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总部发动火攻和抢劫。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后，意大利工人不满足处于防御地位。在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他们都以攻击法西斯分子的方式进攻。在米兰有超过十万人的示威，其他城市也有数万人参与，如都灵、热那亚、佛罗伦萨、维罗纳、巴里、克雷莫纳、罗马、博洛尼亚，甚至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曾经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工人们对法西斯组织总部发动了激进的攻击行动。南部也追随北方的步伐。自然而然，当法西斯分子袭击工人时，警方总是方便地缺席或不作为，现在他们被召唤出来保护法西斯分子。许多城镇都派出军队协助警方。催泪瓦斯和枪支被用来对付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政府，像1920-1922年的自由派前任内阁一样，暗中支持并鼓励法西斯分子。历史再次重演，但不完全相同。工人的进攻导致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他们暂时被迫消声匿迹。英国的工人可以从意大利工人最近的进攻行动中学到宝贵的经验教训。但这个教训是纯粹消极的：如果工人在防止法西斯分子再度抬头的消极教训上学到了东西，却未能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即使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也不会被驱逐殆尽。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慢性衰退依然存在。目前已经有150万工人处于大规模失业状态。新一轮世界危机的到来将使失业率飙升到创纪录的水平。受到危机的折磨，意大利资本家将再次求助于残酷镇压，作为稳定他们统治的唯一手段。意大利的教训必须最先由工人阶级运动的先锋们学到。如果他们未能展示完全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建立工人权力和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大众的进攻精神将逐渐消退，士气低落和冷漠将蔓延。资本主义孕育着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推翻社会上的资本主义体制，工人才能确保终结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是如何上台的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使世界工人运动倒退了许多年。追溯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阶级力量的作用，德国社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导致了这个世界上组织最有力的劳工运动之一的可怕失败。在俄国革命后，德国工人阶级推翻了凯撒皇帝，并在1918年试图进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夺取了政权，尽管他们实际上反对起义和革命。他们并无意完成革命。他们的纲领基于“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之上，放弃了几十年来党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诺斯克、埃伯特、施耐德曼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德国总参谋部密谋瓦解革命，恢复“法制和秩序”。1919年1月，柏林工人被镇压，革命领导者卢森堡和利布凯茨特被反动军官直接怂恿下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谋杀。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被清除，德国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自夸，那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资本家被迫依赖劳工和工会领导人，以拯救他们的体制免于彻底崩溃。他们咬紧牙关，被迫向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让步。工人争得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工会承认、失业保险、选举商店委员会的权利，以及男女普选权。在东普鲁士受贵族剥削下半封建生活的农业劳动者，也赢得了组织权和与工业工人类似的权利。从第一次冲击中恢复过来后，大工业家和地主开始为反对工人阶级进行准备。克虏伯（Krupp）是德国军火巨头，他傲慢地告诉自己的工人：“我们只想要忠诚的工人，由衷感激我们给他们赚到的面包。”截至1919年2月，鲁尔区的另一位重要钢铁巨头施廷纳（Stinnes）公开宣称：“大企业和所有统治工业的人将重获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他们将被一个幻灭了的、饥肠辘辘、需要面包而不是口号的民众召回。”代表大工业的前部长德恩伯格（Dernberg）明确表示：“每一个八小时工作制都是德国棺材上的一颗钉子。”在这些早期年份中，资本家们开始资助由退役军官、罪犯、冒险家和其他社会败类组成的反工人联盟。当时纳粹只是其中一个反工人的小团体。他们展开了恐怖活动，包括暗杀左翼甚至资本主义民主派政治家，破坏工人阶级的会议。希特勒于1921年1月4日宣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将以必要时用武力阻止一切可能产生压抑影响的会议或讲座。”与意大利一样，在德国，法院、军方、公务员、警察局长都给予这些反动组织全力支持。国家以共谋和勾结的方式行动。当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Pohner）收到“真正的政治暗杀组织”的存在警告时，他回答：“是的，是的，但太少了！”但在当时，这些法西斯团体没有群众基础。它们只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股力量，只由社会败类组成。中产阶级寄希望于工人组织来寻找出路。资本家只将法西斯组织用作反工人的辅助力量和未来的后备力量。谈到纳粹运动的发展，希特勒承认：“只有一件事可能会摧毁我们的运动，如果对手从第一天起就理解了我们的原则，并以最极端的残酷手段摧毁我们新运动的核心。”戈培尔评论道：“如果敌人知道我们有多弱小，它可能会把我们击垮，用鲜血碾碎我们工作的起点。”在由通货膨胀和法国占领鲁尔区引发的1923年革命危机中，中产阶级寄望于成功赢得大部分工人支持的共产党。但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以及莫斯科的斯大林给予的错误建议搞砸了这个革命形势。布兰德勒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承认：“有起义革命运动的迹象。工人暂时站在我们这边，而我们相信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立即发动进攻。”在失去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之后，国际领导层试图将所有责任推给德国共产党。但德国领导层曾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寻求建议。斯大林的建议是灾难性的。他当时写信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努力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足够成熟？这，在我看来，才是问题。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放松警惕，但我们的利益在于他们先发动进攻：这将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德国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根据所有的情报，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并不强大。我认为应该遏制德国党而不是推动他们行动。”（引自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第312页，[3]）尽管当时他们拥有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德国革命仍旧被悲剧般地破坏，为随后法西斯势力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大企业和纳粹分子受到在德国出现“布尔什维主义”前景的威胁，美国、英国和法国资本家纷纷注入贷款以支撑德国资本主义。这些贷款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繁荣，尤其影响了德国。德国的繁荣从1925年持续到1929年。德国的资本家通过对德国工业的合理化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不再需要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对纳粹的支持减少。他们仅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持纳粹存在作为一种后备武器，并防止其完全从舞台上消失。然后是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数达到七百万以上。中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破产，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工人阶级还要低。工业工人拥有工会合同和失业津贴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制垄断组织的最严苛压迫。但中产阶级却无助于应对这种困境。工业家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开始向纳粹党注入巨额资金。克虏伯、蒂森、基尔多夫、博尔齐格等德国煤炭、钢铁、化学和其他工业帝国的头目慷慨地为希特勒提供宣传手段。最终决定将权力交给希特勒是在科隆银行家施罗德的家中作出的（根据纳粹种族法，施罗德是犹太人！）。资本家们向纳粹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助。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权益。希特勒解释了这些津贴的意义，他指出：“如果没有汽车、飞机和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这三种技术手段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展开一场惊人的运动。”根据英国政府于1943年发布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供将被派往德国的官员和公务员使用，列举了以下不容置疑的事实：“鲁尔地区的弗里茨·蒂森和基尔多夫以及柏林的恩斯特·冯·博尔齐格，即德国雇主联合会的主席，都是希特勒的极端支持者。在早期希特勒时代，其他财政支持者还包括著名的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柏林）、印刷商布鲁克曼（慕尼黑）、知名艺术品经销商和出版商汉夫斯坦格尔（慕尼黑）以及希特勒上台后获得独家垄断权的汉堡瑞茨马香烟联合公司。”“然而，并不仅仅是在纳粹政府上台前的大危机时期，大型工业企业的财政支持才开始大规模出现。其中大多数并非直接向纳粹党捐款，而是捐给了克鲁普斯公司的前任董事阿尔弗雷德·休根贝格，他同时也是‘德意志民族党’的领导人。休根贝格将捐款金额的五分之一交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弗里茨·蒂森在与希特勒决裂后表示，他个人的捐款金额达到了一百万马克，并估计德国重工业通过休根贝格每年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提供的金额约为两百万马克。”“在1932年1月27日，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的会议上，希特勒向与会者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后，重工业与纳粹党之间的协定达成。在这里，希特勒让听众相信他们无需担心他的‘社会主义’，并以他的半军事组织自诩为任何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进行的经济政策完全证明了大工业家对希特勒的信任是正确的。希特勒在其他方面也贯彻了他们的政策。他摧毁了工人组织，引入了工厂中的‘领导原则’。通过一项巨大的再军事化计划，在西德推动了重工业的扩张，并带来了巨额利润。鲁尔和莱茵兰制造商在所谓的1941年关于‘股息’归还的‘法令’中赚取的利润是巨大的（纳粹法令常常与其名称相反），它使得股份公司能够通过所谓的‘矫正’方式分配在1933-1938年期间积累的未支付股息的利润。约50亿马克的利润以股票形式分配给股东，这些利润是在战前年份中创造的。”托洛茨基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了192万张选票和32个议席。但是在同年12月，多斯计划推动德国经济回复并逐渐稳定后，他们只获得了84万张选票，纳粹党的势头进一步下滑。在1925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作为纳粹党候选人的陆登道夫将军获得了21万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72万张选票，失去了12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随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德国资本主义出现了可怕的危机。在两年内，即1930年9月14日的大选中，纳粹党的选票上升到了600万张。法西斯主义者吸引了绝望的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支持。社会党在1918年和共产党在1923年的失败，使得相当大比例的中产阶级从中立或甚至对工人阶级的支持转向反革命势力，站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方。选举结果一经公布，被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者运动（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该组织）的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发表了一份呼吁，要求德国共产党立即与社会民主党组织起统一战线，以防止希特勒上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希望保护工人阶级的权益免受纳粹威胁。托洛茨基主义者警告说，纳粹上台可能造成悲剧性后果，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警告说，这将使对苏联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但斯大林主义者没有理会这一警告。他们在德国的政策是，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法西斯主义”已经掌权，对工人阶级的主要威胁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也是法西斯主义者——“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在1932年提倡德国和英国社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建立统一战线而被开除出共产党。1932年5月26日，《每日工人报》上的英国斯大林主义者写道：“托洛茨基挺身捍卫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在像当前这样的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具破坏性和反革命性的阶级领导了。”[1]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在1932年9月的第13次国际共产主义者大会闭幕演讲中（见《国际共产主义》第17/18期，第1,329页）说：“托洛茨基在他对问题为《纳粹主义将如何被击败？》的小册子中提供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德国共产党必须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托洛茨基认为，通过建立这种结盟，才能彻底挽救德国工人阶级免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要么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要么德国工人阶级将在10至20年内丧失。”“这是一个完全破产的法西斯主义和反革命理论。这个理论是最糟糕的理论，最危险的理论，以及托洛茨基在他反革命宣传的最后几年中构建的最具犯罪性的理论。”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源头是斯大林，他为德国党提供了这条路线。“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法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目的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斗争。资产阶级没有这种联盟就不能保住政权。”（《国际共产主义》1925年第6期，中译者摘自斯大林中文全集第6卷）斯大林主义者甚至还鼓动共产主义工人殴打社会主义工人，破坏他们的会议等。台尔曼公开提出口号：“把社会法西斯从工厂和工会工作岗位赶走。”在这个口号的推动下，共青团的机关报《少先队》提出了口号：“把社会法西斯从工厂、就业交流中心和学徒学校赶走。”甚至连为共产党员子女服务的少先队机关报《鼓》都呼吁共产党员的孩子们“在学校和游乐场上打击那些小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此。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甚至提倡德国共产党联合法西斯党对抗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统治德国三分之二地区的普鲁士州的执政党，也是德国最重要的一部分。德国有句传统说法：“谁拥有普鲁士，谁便拥有帝国。”纳粹党于1931年8月9日组织了一次全民公投，试图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如果他们在这个公投中成功，他们将在1931年而不是1933年上台执政。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决定反对这次公投并支持社会民主党。但在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下，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要求共产党参与这次公投，并称其为“红色公投”。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皮亚特尼茨基甚至夸耀道：“你知道，例如，党的领导层反对参加有关解散普鲁士地方议会的公投。一些党报发表了反对参加公投的社论。但当党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积极参加公投时，德国同志们在几天内激起了整个党。除了苏联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党能做到这一点。”（摘自《十二届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南》，第42页）正是这类疯狂的冒险行为使工人迷失了方向，并促成了纳粹分子的成功。大工人阶级运动遭受重创并在纳粹暴徒面前无力回天，这是由于大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拒绝采取革命政策来对抗法西斯分子导致的。需要牢记的是，纳粹党只赢得了德国工人的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工人都反对他们。在1931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工厂工会的5%选票。这是在经过巨大的渗透工人阶级的宣传攻势之后。而在1933年3月，当法西斯分子已经上台执政时，尽管恐怖行动已经开始，他们在工厂工会选举中仅获得了3%的选票！尽管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一定的士气低落，并有助于法西斯分子渗透到他们中间的错误政策，但绝大多数工人仍然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该如何应对希特勒的威胁呢？工人们渴望并愿意与纳粹斗争，以防止他们上台执政。数百万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防卫组织中得到武装和训练。这是德国革命的遗产。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构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力量。如果他们需要的只是必要的政策来捍卫自己的组织并转入反攻，进而夺取权力。但是领导人们背叛了德国的工人，就像他们在意大利所做的那样。随着希特勒政变的威胁越来越近，这些领导人宣称纳粹正在衰落。社会主义领导人宣称，仿佛在抄袭他们的意大利同行：“勇敢面对不受欢迎。”他们敦促支持布伦宁政府的法令，并支持兴登堡以抵挡来自希特勒的危险。他们嘲笑这样一个观点：像德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不可能沦为法西斯野蛮统治之下。法西斯主义可能在意大利这样的落后国家上台，但不会在拥有高度工业化经济的德国上台！起初，他们对纳粹提出的原始和疯狂的思想嗤之以鼻。他们敦促工人们笑他们一笑，对他们的挑衅不屑一顾。他们说这只会给他们增加宣传效果。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对于如英国及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蕾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等所提出的熟悉的论据是了解的。他们总是低估来自法西斯分子的危险，并求助于那些保护和庇护法西斯分子的国家机器。但是随着法西斯威胁逼近，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中的一些组织开始在工厂和失业人群中组建防卫组织。然而，德国总工会和劳工联合会拒绝支持此举：“目前情况还不足以证明工人需要为捍卫自己的权益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反对对这些预防措施进行“集中和普遍化”，理由是它们“多余”。1932年11月6日，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前锋报》提到纳粹在选举中得票从1370万下降至1170万5257票，并且希特勒未能获得权力交接：“十年前我们就预言了国家社会主义破产的命运；这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黑白分明！”就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席夫林写道：“我们只能闻到一具腐烂尸体的臭味了。法西斯主义明确地已经死了：它再也不会复兴。”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更糟。他们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德国执政，希特勒上台并不会有任何区别。在国会上，他们的一位领导人瑞梅尔在1931年10月14日说道：“布伦宁先生非常清楚，一旦（法西斯分子）上台，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对一切进行干净的清算。”（共产党人热烈鼓掌）“我们不怕法西斯绅士们。他们比任何其他政府更快地耗尽他们的力量。”（共产党人赞同地说：“没错！”）1932年，台尔曼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谴责“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机会主义评估过高”。早在希特勒运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时，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红旗报》就宣称：“9月14日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巅峰。之后将只会出现衰落和衰败。”在三年内，纳粹成功地赢得了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获得了超过1300万选票。就在纳粹在选举中首次受挫，失去200万选票，并出现纳粹运动瓦解迹象之际，希特勒的上台被总统兴登堡、军方领导人、官僚主义者以及大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接受。即使在最后关头，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也没有给出正确的指导。1933年2月7日，柏林社会民主党联邦负责人昆斯勒对劳工工人发出指示：“首先要保持冷静！柏林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太珍贵了，不能轻易危及，必须为斗争的一天而保留。”而这时，希特勒已经于1933年1月上台执政。共产党领导人呼吁：“工人们要小心，不要给政府任何提供针对共产党采取新措施的借口！”（威廉·皮克，1933年2月26日）这些政党的领导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德国工人们渴望战斗。3月5日，选举之夜，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帝国旗帜组织的领导人们寻求起义的信号。他们收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回应：“保持冷静！千万别流血。”庞大的德国劳工运动在没有一发枪声的情况下被动的向希特勒投降了。对于共产党而言，争取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在1930年就建立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将会彻底改变未来事件的走向。中产阶级会跟随工人组织的领导。如果法西斯分子面对组织有力的工人力量进行对抗，他们将会被彻底击败。然而，由于领导层卑躬屈膝地让步给“当局”，导致希特勒取得了非常容易的胜利。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各个国家中都是相同的。后来，对于这场灾难的责任被推到了德国工人身上。但在英国工会大会的布莱顿大会上，主席西特琳为德国的工会领导人和他们在1933年未举行总罢工的失败进行了辩护。他说：“选举之后不久，恐怖活动就加剧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在5月2日实际上被镇压了。人们对纳粹独裁制度的到来似乎没有任何抵抗感到非常担忧。德国工会领导人和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受到攻击和批评，因为他们没有有效抵抗。我只能说，根据我第一手的信息，他们准备了非常充分的抵抗手段。”（《独裁的威胁》，第8页）中产阶级的情况如何？纳粹党进行了仇视犹太人、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的煽动。他们甚至提出要解散大工业并将其分配给小企业家，解散大百货商店并将其分配给单店经营者。当然，他们并没有打算执行这些煽动性的提议，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施。但是，他们由此在中产阶级群众中获得了支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讽刺的是，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追随者是在纳粹上台后遭受最严重痛苦的社会阶层。纳粹党对于中小资本被巨型垄断和联合企业所击垮表示悲鸣。统计数据清楚地反映了小资本在这场危机中的崩溃情况，而这场危机恰好是在纳粹上台时发生的。施特恩贝格在他的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指出，1925年德国的业主和他们的家属总数约为12027,000人，占总人口的20.9%。由于危机的破坏，到1933年纳粹上台时，这一数字降至11247,000人，占总人口的19.8%。在纳粹统治的头6年中，在战时经济时期，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9612000人，占总人口的16.2%。1940年的德国经济刊物《WirtschaftundStatistik》（第336页）对这一现象残酷地评论道：“业主及其家属人数的减少——他们的总数从1933年开始减少了170万人左右，约占人数的15%——符合了长期稳定发展的趋势。自1895年以来，他们的人数从每次人口普查到下一次都有所减少，尽管自1933年以来的下降当然是最为严重的。”《德国基本手册》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指出：“资本的集中正在迅速进行。许多中小型企业已被大公司吞并。从1937年到1942年底，股份公司投资的资本增加了10%以上。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总数减少。因此，到1942年底，1%的公司拥有了股份公司投资资本的60%。正如《德意志全般报》，1944年1月6日所指出的：‘在总共30亿马克的德国股份公司中，大约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由大股东或联合企业拥有。’”总的来说，在纳粹统治下，中小资本被巨头垄断并压迫，使得财富更加集中。这对于小人物来说是毫无抵抗手段的，而纳粹党也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个过程。大企业的代表们获得了经济领域的所有关键职位。与此同时，存在着“相互渗透”：一方面，领导工业家、银行家作为战时经济的领导者、帝国协会的地区商会经济团体的领导者等，成为国家的仆人，并被任命到高级行政职位；另一方面，高级官员、纳粹化的国家部门官僚致力于在私营企业领域获取高薪职位。最终，出现了一些半国有半私有的公司，可以称之为工业部门的公共事业公司。其中最知名的是赫尔曼·戈林集团（Hermann Goring-Concern）。“很明显，这种发展为纳粹精英成为新纳粹工业家和暴利者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新名字与德国和奥地利各个行业的老字号知名公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戈林集团各个分支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重要职位上。”“在这方面，可以补充几句关于典型的党派企业——古斯特洛夫基金会。该基金会是在‘雅利安化’财产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总部位于图林根的苏尔枪械厂，以纪念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Gustloff），他是一名纳粹间谍，于1934年被枪杀。不久之后，该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机床和军火集团，包括六家公司，其中就有著名的奥地利希尔登堡军火厂。这个企业集团完全由党控制，也就是由图林根地区教育长官索克尔（Sauckel）掌管。关于该基金会的财务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因为与赫尔曼·戈林工厂一样，它不公开发表资产负债表或损益报表。”“党的大企业部门的发展并不构成国有化，也不是否定资本主义或寡头统治。相反，它保留了一切使党员能够为自己建立工业帝国和开发新的收入来源的机会。”“因此，可以看到，工商界的旧统治者在某种妥协下，只要与党的精英和官僚阶层结盟所带来的利益（例如共同掠夺小企业和“小人物”阶层），超过了群体所做出的一切牺牲，他们就会支持这种局面。”在1934年6月30日的大清洗中，希特勒打击了法西斯分子中那些蛊惑人心地利用中产阶级愿望的人，也打击了那些真正被纳粹的宣传谎言所欺骗的人。达到这个目的后，希特勒将他的独裁统治转变为代表工业家和地主利益的军事警察国家。与其承诺将贵族地产分割并分配给农民不同，贵族的权力被加强了。没有分割大型百货商店并将其分配给小商店主，没有废除集团和垄断，而是千千万万家小商店关门，经济进一步集中到垄断企业手中。由此可见，唯一实现的承诺就是迫害不幸的犹太人。中产阶级被掠夺，工人组织被镇压，只有高级纳粹官员和大企业从希特勒的统治中获益。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最严重的过度表现都得以显露，因为任何反对意见或公众舆论的监督都是不允许的。恐怖统治甫一上台，纳粹就迅速行动，用几个月时间实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用了数年才完成的目标。政党被非法化；工会被摧毁；工人组织的资金被没收，用于纳粹的利益。集中营被开设，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这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法西斯主义者极力宣扬希特勒德国没有失业的“事实”。由于希特勒庞大的军备计划和对德国军事设施的强迫劳动，的确没有失业问题存在。当然，如果没有战争的干预，德国也会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陷入可怕的经济衰退。希特勒为了他所认为的德国帝国主义和自己的政权唯一的前途——战争，花费了巨额资金。他将一切押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的军备生产上。德国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工作、拿着低工资，以准备毫无益处的破坏工具，不管是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他们被雇佣来为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灾难生产。希特勒把他们看作是育肥待宰的猪。1935年，一份雇主报告兴高采烈地称赞新的劳动法：“目前正是需要增加生产密度的时候”（也就是加速）。戈林公开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工作，以使帝国走出颓废、无能、耻辱和贫困。每天八小时还不够，我们必须工作！”1933年5月22日，希特勒在国会中说：“在德国，私有财产是神圣的。”纳粹“纲领”的25条中只有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罪行的替罪羊——得到了实施。对于犹太人被剥夺一切权利，被投入集中营后，谣言仍然散布，将社会上所有问题归咎于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犹太人，他就必须创造他们。难怪戈培尔公开后悔纳粹曾经发布过一个纲领。战后，德国帝国主义即便战败，但盟军没有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中产阶级，作为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群众基础，今天支持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斯大林主义的赔款和复仇政策无法召集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由于盟军的政策，德国民众接近于饥荒。当经济衰退波及德国时，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中间道路。在德国，将再次提出两种选择：工人阶级的胜利或新的法西斯独裁。战前的莫斯利和工人的反法西斯斗争资本主义体制的衰落规律在英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特别是劳动运动领导人刻意传播的神话，声称英国是“不同寻常”的，这毫无事实依据。这在资本主义英国的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过。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衰落的表现，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在英国成为与资本主义德国和意大利一样真正的威胁。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莫斯利法西斯主义运动首次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严重的力量。英国资产阶级认识到莫斯利运动是他们可以在社会动荡、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一种激进的、非议会的武器。当时，唯一决定了他们那时对法西斯分子的有限使用的原因，是英国资本家成功地在那些关键年份里摆脱了对工人采取直接行动的需要。尽管如此，他们保持了法西斯运动的存在，作为未来的“保险”。资产阶级传播的神话声称所有问题都可以并应该通过议会解决，但事实上，当工人阶级似乎可能走上斗争之路时，资产阶级自己采取的准备措施就打破了这个神话。面临战争前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威胁，英国资本家正在准备采取非议会的步骤对抗工人阶级。1939-1945年战争爆发前的几年，英国的军事演习是以内战战术为基础进行的。政府的战略建筑物被准备用于防御。民防部队成立为一支特殊的镇压罢工力量，由统治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招募的人员组成，并接受机枪、步枪和坦克的训练。他们被教导驾驶火车、重型运输卡车，并在飞机场从事地勤工作。民防部队在与工人发生严重纠纷时将构成任何集会镇压力量的骨干。一个重要的预兆是，与大银行一起被视为英国决策者的大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内乱和内战风险而产生的损失。资本家明白，不论是英国还是意大利、法国、德国或西班牙，都无法逃避病态和崩溃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干预，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将对英国造成比1929年更严重的影响。在当时，法西斯主义者得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英国工业家的支持。1936年底，莫斯利在接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报纸《意大利日报》采访时夸耀他“得到了来自英国工业家的支持”，还说“一些此前只给予他秘密支持的北方工业家，由于害怕商业抵制，现在公开表示他们站在法西斯一边”。（《新闻纪事报》，1936年10月19日）莫斯利得到了《每日邮报》、《晚间新闻》和《星期日报》这些实力雄厚的报纸支持。那时就像现在一样，黑衫运动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反工人阶级和反犹太的挑衅。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很快证明，在残暴和手段上，他们与希特勒的突击队或墨索里尼的民兵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34年6月7日，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向英国工人阶级展示了如果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将面临什么样的情景。专门训练的法西斯暴徒向着敢于对莫斯利演讲提出最温和反对意见的听众进行了野蛮和有计划的残酷行为，这激怒了全体社会人士。有组织的一群法西斯分子袭击扰乱者，无论男女，将他们打昏，甚至在地上踢打。在当局和警方的培养和援助下，法西斯分子大胆地组织挑衅性的游行，模仿纳粹党在德国运动初期的战术，在工人阶级和犹太区进行。英国工人阶级给予了黑衫党他们的回应。每次法西斯分子召集的示威都会得到工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巨大反对示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海德公园、利物浦、默瑟、纽卡斯尔等地，工人们聚集起来反对法西斯分子。在红色的格拉斯哥，法西斯分子无法举行会议。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贝蒙德西，由数万名工人筑起和守卫的路障成功阻止了莫斯利法西斯分子的游行。在工人对抗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6年莫斯利计划的穿越伦敦东区的游行失败。尽管得到了工人运动各派别的呼吁，包括劳工领导人在内，当时的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拒绝禁止这次游行。相反，他设法以各种方式促成了这次游行。从伦敦和外省调集了一万名步行和骑兵警察，保护莫斯利和他的2500名法西斯主义者，确保他们能够穿越东区进行游行。这种警方保护被彻底组织起来，甚至包括无线电设备和悬停在头顶上的自转旋翼飞机。国家权力全力保护黑衫党，傲慢地枉顾伦敦工人阶级的反对。警方当局为莫斯利的保护计划制定了如同军事项目一般的安排。尽管国家采取了这些措施，法西斯游行还是被击败了。有五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工人们团结在口号“他们不得通过”周围，在莫斯利准备游行的路线上形成了一个人体壁垒。从早上开始，骑警进行了多次警棍冲锋，试图为法西斯分子开辟道路。但是工人们坚决的反对使得这变得不可能。警方试图通过清理卡布尔街来制造一个分散的场面。但在这里，伦敦的工人们用家具、木材、栏杆、从附近的房屋拆下的门以及任何可以帮助阻挡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分子前进的东西筑起了新的路障。这场宏伟的群众行动代表了工人阶级所有不同意见和组织的力量，包括工党、共产党、独立工党、托洛茨基主义者、青年联盟和英共共青团，迫使时任警察局长菲利普·盖姆爵士下令莫斯利及其暴徒放弃原定路线。工人们的团结行动击败了莫斯利！1936年在卡布尔街的失败给莫斯利以致命一击。面对工人阶级如此坚决地组织起来的力量，东区法西斯运动走向衰败。工人们的行动使得法西斯分子不得不停下来。这引发了他们内部广泛的沮丧和士气低落；而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主义者的胜利则让他们充满信心。工人们在卡布尔街的团结行动再次证明了一个教训：只有积极的反击行动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增长。那个时候，共产党主要负责号召激进工人参加反法西斯的示威活动。共青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1936年之后，共产党的激进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们避免在广泛和激进的规模上采取任何反击行动抵制法西斯主义。随着希特勒上台，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已经堕落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反映了这一点。当斯大林发现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变得不可能时，当时的共产国际进行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拒绝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开始实行人民阵线政策。他们顺应斯大林与“民主”资产阶级建立协议和联盟的努力，提倡工人与“好”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合作。这种斯大林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在英国共产党中得以体现，甚至达到了提倡丘吉尔、艾德礼和辛克莱的“国家政府”的程度[2]。将工人党派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称为“反革命”后，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拒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并提倡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结成统一战线。为了安抚那些支持与斯大林结盟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共产党尽一切努力把自己描绘成另一个受人尊敬、遵纪守法的公民政党。为此，工人阶级团结的镰刀锤标志从《工人日报》的报头上撤了下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被郊区中产阶级的语言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激进的阶级斗争政策被抛弃了，这反映在对法西斯运动的新“鸵鸟”态度上。对法西斯分子采取激进行动会得罪新成立的托利党和自由党的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朋友”。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和挑衅现在无人理会；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示威和行动不再有组织。以前的军事行动政策被呼吁和恳求国家采取措施对付法西斯分子所取代。斯大林主义者从依靠工人阶级来对付法西斯主义，转向依靠国家机器的政策，而国家机器在最近的过去表现出对黑衫军的偏袒！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这项新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从许多类似的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在战争前夕，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黑衫军聚集在伯爵府，聆听莫斯利的演讲。那天，伦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了一次乡村漫步!在伯爵府外示威反对黑衫军集会的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少数反法西斯武装分子。没有共产党的影子。斯大林主义党的这一新政策助长了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冷漠态度，并鼓励了黑衫军。在工人组织缺乏组织性和战斗性行动的情况下，法西斯运动似乎将获得新的力量。但战争打断了这些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方向。莫斯利的“纲领”今天，在英国，法西斯复兴的迹象是明确无误的。在警察保护的帮助和鼓励下，莫斯利测试了公众舆论对各种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反应，并发起了他的新党“工会运动”。新政党与前德国民主联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犹太人诱饵，同样的摧毁工会和劳工组织的承诺，同样的蛊惑人心，以吸引失望和绝望的中产阶级和落后分子。莫斯利的所有出版物都坚持私营企业的原则。在莫斯利最近的一封“新闻信函”中，他煽动地拥护“小人物”，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而是反对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措施。莫斯利夸口说他的“观点没有改变”。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颠》(战前出版)中，他写道：“盈利不仅会被允许，而且会受到鼓励。”1934年，莫斯利在《法西斯周刊》上发表了一封致商界人士的公开信，他向实业家们保证：“在公司制国家里，你们将拥有自己的企业。”莫斯利对那些靠分红为生、喜欢减息的寄生虫承诺：“迄今为止，普通股的持有者，作为工业企业真正的风险承受者，在税收上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持有者。整个过程是不合逻辑的，旨在打击我们工业未来所依赖的企业。”以前，莫斯利强调英国和大英帝国必须为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而今天，他提倡“西欧联盟”。莫斯利认识到英国资本主义的弱点和欧洲大陆经济崩溃的危险，提出了建立在奴役和剥削非洲人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欧洲联盟的想法。在莫斯利的“计划”中，“将不再有关于‘托管土著’的废话”，“黑人与白人上级不平等”。莫斯利指的是他的政府将镇压所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组织。如果工会不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它们将变得“过时”。因此，莫斯利的新政党公开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制政权。莫斯利的主要主张之一就是对俄开战。如果他掌权，他将“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必须接受美国提出的销毁核武器并接受检查的建议”，如果不接受，接下来将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在1947年11月28日莫斯利宣布即将成立新党的新闻采访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纲领”。目前的议会将被以墨索里尼的两院为蓝本的企业国家所取代。而不是选举，而是全民公决，选民有权对莫斯利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记录下“是”或“否”。如果失败，他的政府将“辞职”，但这当然是“最不可能的”。莫斯利承诺镇压共产主义。莫斯利的意思是，他的政府将压制所有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工会如果不与法西斯分子“合作”，就会“过时”。莫斯利的新党因此公开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权。莫斯利清楚地透露了他的计划。他预计自己会在危机时刻被召唤上台，就像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君主制和意大利资本家召唤上台一样。在《大不列颠》一书中，莫斯利写道：“如果情况迅速发展，那么公众思维的发展速度就慢得多，类似崩溃的情况可能会在任何新运动夺取议会权力之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其他更严厉的措施来拯救处于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国家。这种局面并非我们所寻求。我们决不会使用暴力对抗君主；只会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前提是国家机器已被漂流成无力。”“任何辩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效使用如警察和军队这样的正常政府工具的人，无论是研究欧洲时代的历史，还是现实情况的本质，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当代国家危机的高度技术斗争中，只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技术组织才曾取得胜利，或者从性质上来说，才能取得胜利。曾依赖正常政府工具（它们并非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政府和党派轻易地沦为无政府力量的牺牲品。因此，如果英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准备用法西斯主义的有组织力量来应对共产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但我们并不寻求这种斗争，并出于国家的利益，希望避免它的发生。只有当我们看到软弱地屈服于威胁、一再被证明是愚蠢的乐观主义和在灾难中随波逐流的软骨头态度时，我们才感到有必要为这种情况做准备。”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将与“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的力量进行斗争，这是一场国会外的斗争。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颠》的第二版中，莫斯利删除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章节，因为它们过于直言不讳。然而，这仍然是莫斯利今天思想的基础。他在1948年2月7日新党成立会议上宣布，他和他的追随者“准备以武力对抗武力”。法西斯主义者的反犹太和反工人阶级的活动正不断增加，尽管目前规模较小，但构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挑战。法西斯主义必须在起步阶段被击败。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数以千计的德国工人遭受折磨和谋杀，这应该永远提醒工人阶级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社会构成、目标和方法上与德国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区别。工党政府和法西斯复兴莫斯利及其新的“联盟运动”在当今英国被劳工领导人视为例行公事。他们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痛苦教训视而不见。他们以英国人不同、具有民主传统的“谦和”民族为借口，翻译了德国和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宣扬的同样错误的言辞和观点：“这里不可能发生。”他们声称，英国人民是“与众不同”的，“宽容”的，具有民主传统。法西斯主义对于英国人来说是“外来的”，等等。非常危险的话！劳工领导人的罪过并不在于用自欺欺人的假设“这里不可能发生”，而是通过灌输幻想来削弱工人阶级，并通过为复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警察保护，从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运动的增长趋势。工人阶级曾经以选票将工党送进政府，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愤慨，因为他们目睹莫斯利和法西斯分子在大量特派警察保护下举行挑衅性的会议，他们目睹由工党控制的伦敦郡议会为莫斯利及其运动提供在学校和大厅举办会议的场所。这发生在法西斯分子由于舆论压力而几乎无法预订公共大厅的时候。在抗议中，内政大臣楚特尔·伊德（Chuter Ede）回应称他正在“考虑”禁止公开集会使用扩音设备。但这将应用于所有使用扩音设备进行集会的党派。实际上，这不是对法西斯运动的打击，而是对使用此类设备进行宣传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打击。这是改良主义者的“公正”的结果。他们的“公正”在于削弱反法西斯主义者，允许法西斯分子继续活动。尽管过去六年发生了可怕的战争，据称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主义，但在当前时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法西斯分子继续从战争爆发时停止的地方继续活动。警察和法院对反法西斯主义者采取强硬行动，而对待法西斯分子则轻描淡写甚至保护有加，这种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所有这些，以自由主义的“民主”，“公正”和“所有人的自由”的名义进行。实际上，这与伟大社会主义导师所教导的自由相反。在国家的“自由”和“公正”的幌子下，工党领导人利用警察打击为争取工会组织的基本民主权利而罢工的工人。任何社会主义工人，只要不是自己阶级的叛徒，就不会把流氓破坏罢工的自由和罢工者阻止罢工的自由放在同一水平上。然而，这种最卑鄙的流氓力量，即法西斯运动，却得到了繁荣发展的一切便利条件，并准备摧毁工人阶级通过艰苦奋斗赢得的罢工权利和其他自由。这既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是对工人民主的侵犯和自由的否定。作为最愚蠢行为的巅峰，工党领导人给了莫斯利出版他的宣传物的便利条件。工党政府组织警察保护法西斯分子免受工人的侵害，而不是欢迎工人本能地反对任何试图复兴法西斯主义活动的抗议。真正名副其实的工党领导人会欢迎工人对抗反动力量的行动，并通过立法予以支持。这将对资本家发出警告，即任何试图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企图都将受到整个工人运动无情的打击。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法西斯分子得到了一切宣传的便利条件，以便于他们摧毁工人阶级通过努力赢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民主痕迹。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就是阶级之间的战争——敌人不应得到任何优势，以便他们在后期更好地攻击和屠杀你自己的队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举产生的多数派工党政府表达了英国工人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愿望。群众向左转，这个转变也吸引了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他们的地位在战争期间遭到破坏。战争给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生活成本的上升对固定收入的人影响最严重。大量小商店因大资本联合企业的竞争和国家鼓励的集中措施所推动而倒闭。仅在伦敦某些行业中，如皮草商、干洗店、修理店等，在战争期间总共削减约40%。因此，中产阶级寄望于工党提供解决方案。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他们引入的社会改良措施，他们的支持率大幅提高。如果工党领导人采取了旨在摧毁资本主义阶级特权和既得利益的广泛措施，夺取了所有大规模工业和金融企业，并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以整体经济计划为基础来运作英国的经济生活，资本主义阶级将很难有效地抵制。这将是解决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造成的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但是现实如何呢？在工党政府执政期间，资本主义仍然保持完好。被国有化的产业以纯粹的“商业模式”运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先前掌控的资本家管理者管理，之前的所有者获得了慷慨的赔偿。经济的绝大部分仍然受私营企业控制，国有化部门的目标和服务都是为私人所有权的利益服务。即使在国有化的产业中，也没有真正的工人民主控制的痕迹。尽管工党领导人大谈民主的神圣性，但矿工或其他工业中的工人并没有民主控制权，这些产业据说是“人民所有的”。在英国，工人民主的要素以工会、工人政党、工厂组织和他们赢得的权利的形式存在。但实际控制权仍然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他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广播、电影、学校、教堂和其他必要的工具来决定公众舆论。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现实。托洛茨基说，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要金融资本决定实际行动。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开始真正地掌握民主控制权，资本家就会决定废除民主。如果工党领导人真正关心民主，他们将引入真正的工人控制和民主。已经存在的民主元素将得到充分发展。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的真正民主，而不仅仅是为少数资本家的民主，也就是工人民主，意味着不仅要完全摧毁大企业对经济的控制，还要结束他们通过经济控制来影响公众舆论的控制。工党政府应该立即将新闻、电影和广播从垄断资本手中夺回，并将它们置于人民的支配之下。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倾向都将得到充分的自由，并且可以利用宣传手段来宣传他们的观点。所有政党，甚至包括保守党和自由党，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意愿，就应该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应当被彻底打击。通过在工厂和地区组织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并首次实现了全体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和运作，这样一个工人国家的优越性将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都会变得无能为力。但是，工党领导人并没有提出革命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而是在与资本主义玩弄折衷办法。工党政府的半吊子措施导致对工党的摇摆，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和工人中更保守的部分。在1947年的市政选举和同一年的议会选举中，保守党的得票率显著增加。随着右倾趋势的迹象，法西斯主义者重新进入了政治舞台。这发生在充分就业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优势。尽管工人阶级的努力使产量比战前增长了20％，但生活水平的增长并不成比例。英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比过去更加严重。随着竞争的加剧，生活水平不会提高，相反，资产阶级将被迫削减工资。工党政府已经展开了一场攻势，以说服工人接受冻结工资，因为销售市场的枯竭已经映现。伴随着资产阶级及其媒体的响亮喝彩，工党领导人们正在敦促工人在狂热的推动增加生产、接受冻结工资、加速工作的过程中做出更多牺牲，以降低在世界贸易竞争中的成本。工党籍的财政大臣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向工人解释说，如果他们不自愿接受资本的枷锁，英国工人将面临铁的枷锁——极权专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此，我们必须在人民之间取得普遍一致，以行使正确的经济路线：否则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极权政府。”工党领导人倡导的“正确经济路线”提议，当然是指资本主义路线。这里有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过度生产的迹象。即使工党领导人成功实现了进一步创纪录的增长目标，也无法解决问题。相反，它只会准备灾难，为工党政府和英国工人阶级带来灾难。在1945年的激进化的冲击下，资本家被迫撤退。但他们没有被工党政府推翻。而今天，他们正在等待时机。但他们正在有计划地煽动中产阶级和工人中落后派别的不满，为未来的进攻做准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过度生产的危机，经济繁荣将被经济衰退所跟随。如果中产阶级已经不满意，当经济衰退来临时，他们将作何反应？工人将被推向革命的方向，但除非他们展示马克思主义之路，否则中产阶级将被卷入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轨道。资本家将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对他们体制的危机负责，并获得中产阶级支持，采取行动打压工人。在经济危机的控制下，资产阶级将被迫对工人的生活标准发起严厉攻击。他们将会感到工人组织的压力令人烦恼，尤其是工会。莫斯利消灭工会和工人组织的计划，他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旨在这种危机中吸引大企业的支持。为了消灭工会并恐吓工人屈服，资本家将需要法西斯帮派，并将寄望于极权主义国家作为拯救他们的手段。然后，他们将真正开始资助莫斯利或其他在人民中声誉不致那么糟糕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当今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安于现状，满足于法西斯主义在英国的政治力量有限这一观念。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法西斯主义也存在作为对工人阶级的潜在威胁。事态可能证明，莫斯利的“联盟运动”不会成为该国的领导性法西斯主义组织。莫斯利及其追随者在战争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抨击。尽管如此，一种新的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完全可以出现，一个并非公开法西斯主义，但在基本政策和目标上旨在达到同一目的的组织，就像戴高乐的“法国人民集会”运动一样。英国拉格比地区的独立议员、莫斯利1931年“新党”的前领导人WJ•布朗（WJ Brown）试探性地倡导“英国人民集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于1947年11月29日刊登在《国家主义者》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制度可以修改吗?》内，对戴高乐将军表示赞许，并说：“戴高乐将军自然对法国目前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感到震惊，他要求人民给他权力，组织他所谓的全国集会。同时，他警告我们，我们的制度是如此不稳定，以致它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使我们陷入严重的麻烦。忽视这样的警告是不明智的。”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以大胆的纲领和最重要的是大胆的行动提供一些替代方案，否则今天支持保守主义的误入歧途的中产阶级青年将被卷入法西斯运动，无论它是“工会运动”还是某种“英国人民集会”或“英国保皇派帝国救世主协会”。英国共产党的政策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复兴使激进的工人们指望共产党来领导他们。他们非常失望。除了早期在雷德利路举行的几次反对派会议外，共产党领导层没有采取比在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主持下组织城镇会议更激进的行动，并在工会理事会和工会分支机构通过决议，呼吁政府对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这些城镇联合会议包括当地劳工组织的代表，以及当地商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代表。只有革命共产党[4]被排除在纲领之外。这个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是激进的欺骗，他们寻求一种战斗政策来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结成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是对工人阶级的误导。他们没有告诉工人们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没有告诉他们资本主义政党代表的正是依靠法西斯主义者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没有告诉他们只有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打败法西斯主义，而是播下了幻想的种子，阻碍了战斗行动。英共最近发表了一本名为《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的威胁》的反法西斯小册子。他们建议所有工人都应该阅读这本小册子，并将其其中分析和政策与革命共产党的进行比较。共产党的政策的基调可从他们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目标的描述中看出。他们这样写道：“许多人参与了这场斗争。我们不能假装所有国家领导人的战争目标完全相同，或者每个英国军队的人都完全同意。但有一点是每个国家和每个个人都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这场战争是为了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永远消除它的痕迹而进行的。”历史表明，“民主”资产阶级、保守党和自由党代言人在国外支持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近期历史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结束法西斯主义，而只是利用工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来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目的。他们与达朗和巴多里奥的交易企图证明，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建立能够对付工人阶级的政权。在英国，即使在所谓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政府也拒绝公开发布拉姆齐上尉的“红色名单”，其中列出了该国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名字。然而，英共坚持误导工人阶级，声称在战争期间，所有国家、所有阶级都完全团结一致，寻求摧毁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向各方政治意见呼吁：“无论你是工党、自由党、保守党还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你可能是工会会员或合作社成员。无论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我们要求你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民主讨论和体面的生活可能变得不可能。”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下场不堪设想！那英共提出了什么行动方案呢？“如果法西斯分子进入你所在的地区，请让所有居民签署一份抗议信给内政大臣。”但联署并不能吓倒法西斯分子。英共追随命运多舛的改良主义者的脚步，将自己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呼吁：“要求严格执行关于‘煽动暴力’和'旨在引发违反和平的行为’的现有法律：派遣警察参加法西斯会议以进行逮捕，而不是提供保护。”虽然英共呼吁“警惕”，他们敦促其成员和支持者远离法西斯会议。当然，有必要由工会和劳工组织通过决议进行一场运动，以便向声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工党政府施加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对工党领导人的压力是由反行动补充的，由工人参与打击法西斯分子。谁能否认，工人组织缺乏有组织的反击，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气度和积极性?有谁会怀疑，如果共产党和伦敦的共青团在莫斯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团结其强大的组织和机构，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和莫斯利，他们在发起新的运动之前会掂量掂量吗?革命共产党向来积极参与示威活动，并试图在法西斯主义分子出现的地方进行对抗。我们曾写信给哈里·波利特，呼吁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革命共产党伦敦区委会向伦敦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层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我们的立场的要点可以从伦敦区委会致伦敦区共产党委员会的信件中摘录如下：“尽管目前托洛茨基主义党派和斯大林主义党派之间存在非常深刻和根本的分歧，但革命共产党伦敦区委会坚信，在我们各自党派伦敦成员之间，沿着具体实际的路线进行反法西斯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这样的统一战线会得到我们各自组织的基层成员的热情支持。伦敦最近的经验表明，在我们的同志从事反法西斯活动时，我们的组织成员之间建立了自发的统一战线，对抗法西斯分子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我们的呼吁在雷德利路的战斗正处于高潮时未被理会，当时工人们迫切需要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法西斯分子正自吹其驱逐共产党出雷德利路。共产党领导层没有像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集结到雷德利路，而是劝阻他们的成员在那里聚集，从而陷入了小资产阶级道德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阵营，他们说“忽视他们”。尽管领导层的政策懦弱，但许多基层共产党和共青团成员继续与革命共产党和其他组织的成员一起在雷德利路集结，形成了一个抗议的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官方路线并不受到许多基层激进分子的欢迎，他们正确地凭借自己的阶级本能参与了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策必然要将群众真正引入斗争中。再多呼吁“警惕”，再多请愿书、决议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呼吁也无法取代工人阶级在与其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中的真正群众行动。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革命共产党的政策随着法西斯主义的重新出现，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工人教育和解释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及其作为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打击力量的功能。但仅仅解释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根源和功能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与对抗法西斯分子的斗争，无论他们在何处抬头。为此，工人阶级的组织需要团结激进分子，制定一项针对反犹太主义、反工人阶级的宣传会议、报纸和其他威胁活动的斗争纲领。工会成员必须拒绝印刷、处理或运输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品，并要求他们的高层制定相应规定。所有违反该规定的人必须被列入黑名单。动员工人的首要步骤是团结运动的所有派别——工党、工会、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社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下。这是成功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关键。这些组织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即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斗争上，理论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保留互相批评的权利，组织联合的反示威、联合会议和联合的反法西斯宣传活动是必要的任务。法西斯主义不尊重工人阶级的意见和民主。它试图摧毁所有反对派工人党派，无论是工党、共产党还是革命共产党。为了捍卫和保护工人阶级的会议、场所以及犹太和其他少数群体不受法西斯挑衅和攻击，必须建立一个以工会、文化和政治组织为基础的工人自卫队。莫斯利曾经吹嘘他拥有一支部队，“几乎每个身体强壮的男人都加入了这个部队。他们以一种半军事化的方式高度纪律严明。”有组织的黑衫军团只能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强大部队来对抗。在争取工党政府“禁止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工人们必须记住，历史教导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对法律的执行无法利于工人阶级。国家依靠军队、警察和法院存在。而这些组织从上到下都有与法西斯主义目标同情的成员，尤其是在高层。即使工人的压力成功推动了反法西斯立法的通过，显然只有通过工人的执行才能使其生效。这意味着对工党政府的要求只有在有组织工人的坚决行动支持下才能有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努力向工党政府施加压力采取行动对抗法西斯主义。而意味着，只有在工人的坚定有序行动支持下，我们的要求才能有效。我们必须要求工党政府立即：1、公布在拉姆齐上尉所撰写的《红书》上所有已知的亲法西斯人物的姓名。2、公开发布英国情报机构手中关于纳粹、英国法西斯分子和英国统治阶级代表之间联系的所有证据和信息。3、颁布禁止传播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仇恨的法律。4、颁布禁止法西斯主义宣传和组织的法律，并同时保护履行该法律或从事任何反对法西斯主义活动的人群。现在确实可以说，法西斯运动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只是一个小因素。但恶性蔓延的危险源自小伤口！我们不能重复德国工人阶级犯下的同样错误。历史经验表明，无法通过立法将法西斯主义消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裸露武器。只有组织起来的广大工人阶级，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并采取积极斗争政策对抗它，才能有效地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归根结底，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它需要并滋生了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工人阶级、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和恐怖，才能确保法西斯主义被彻底击败。附录：关于英国社会中的犹太人的一些事实在试图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承担瓦解中的体制的问题上，法西斯主义采取了一种在封建衰落时期熟悉的“犹太人仇恨”技术。所有垄断资本主义的罪行都归咎于犹太金融资本。所有小店主和专业人士的不满都转化为反犹主义的渠道。莫斯利认为这是他的“计划”中一个太有用的武器，不会轻易放弃。法西斯分子试图唤起小商人、店主和落后工人对犹太人的最低级偏见。他们利用自中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关于犹太人拥有、控制和操纵该国甚至全球金融的迷信！在这个旗帜下，他们确实在无知人群中获得了支持——那些与同一条街上的犹太店主相竞争的店主，或者碰巧与犹太房东同住的工人。即使真的是大部分国家被犹太资本家所拥有，这对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资本主义体制来说，资本家是犹太人或有其他民族背景并没有多大区别。两者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并相应地行事。在像西班牙这样没有犹太资本家的国家（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出去），由于该国的经济环境，贫困、饥饿和对工人的剥削是欧洲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西班牙的阶级斗争最终演变成工人与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内战。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不得不寻找其他煽动性口号。有趣的是，戴高乐目前并没有诉诸反犹主义。然而，即使在工人运动中，许多人也相信犹太人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神话。为了对抗反犹主义的“毒害”，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都需要了解犹太人在英国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在英国和北爱尔兰，总人口为4800万，仅有37万名犹太人，即每1000名非犹太人中有7名犹太人，或占总人口不到1%。大银行连同保险公司控制着该国的经济。然而，在英格兰银行，无论是董事还是高管，都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五大银行一共有150名董事，其中只有4名是犹太人。在国际金融领域，摩根大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公司。在这家公司中，既没有犹太合伙人，也没有一个犹太人担任领导职位。股票交易所主导着股票交易，并被许多小商人视为神秘的影响力，但根据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它受到犹太人的支配。但事实上，在证券交易所委员会只有一个犹太人。在铁路国有化之前，伦敦、密德兰和苏格兰铁路公司的董事人数分别为18、22、20和16，伦敦公共交通局有7名董事。其中只有一人是犹太人，还有一个人是犹太血统，尽管他的家族几代人都信奉基督教。英国总共有116份日报和17份周日报纸。尽管有关犹太人控制新闻界的神话，只有一个犹太人是报纸联合企业的董事，他曾担任《每日先驱报》的主席，但现在已经去世。Gaumont British和Odeon公司曾经由犹太人控制。现在它们已经转到电影界最有权势的人J·A·兰克（J.A. Rank）手中，他控制着大约600家电影院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制片厂。第三家大型公司ABC从来没有被犹太人所拥有。还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谎言在某些落后的群体中得到了听众，就是犹太人控制政府和议会。事实上，在内阁中没有一个犹太人。640名议会议员中只有28名犹太人。而政府中的四个犹太成员分别是Shinwell、Silkin、GeorgeStrauss和Nathan勋爵。目前他们都不在内阁中。（A·J·卡明斯，《新闻纪事报》，1947年11月11日）普遍认为犹太人主导了所有黑市活动。事实是，无论是对大商人还是小商人的黑市罪行起诉，犹太人或与犹太企业有关的人的比例都很小。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体专注于那些涉及犹太冒犯者的案件，恰恰是为了给人们留下犹太人主导黑市的印象。无论是犹太人、外国人、爱尔兰人还是苏格兰人，利润者都不会错过额外的利润机会，无论他们的交易是否合法。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印度、中国和非洲的掠夺并非犹太人所为，奴隶贸易是由一些宗教绅士进行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给自己的船起名为“耶稣”！当然，犹太人在商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在英国的关键产业中，几乎没有多少犹太资本。在钢铁、工程、化学、汽车、航运、橡胶以及国有化之前的煤炭和铁路行业中，犹太资本是微不足道的。在维克斯等大型军火公司中，没有任何犹太资本。然而，在某些次要行业中，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其他国家，犹太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这些行业中，犹太资本也不是主导力量。一些事实：裁缝行业有四分之一的交易在犹太人手中，家具行业有七分之一，在珠宝行业有五分之一，在鞋靴行业有八分之一，毛皮行业的三分之二，但在电器和无线电行业只有不到十一分之一，在化妆品行业中不到百分之七。在伦敦的食品店中，有六分之一的交易由犹太人拥有，但在英国其他地区只有十六分之一。在裁缝业中，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s）是犹太公司，而50先令公司（50 shillings）的裁缝则属于非犹太人。在市集贸易中，拥有762个分店、资本为1200万英镑的伍尔沃斯（Woolworths）是非犹太公司，而拥有236个分店、资本为395万英镑的马克斯和斯宾塞（Marks and Spencer）是犹太公司。就连连锁商店方面，合作社作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是由工人所拥有的。这是该国最大的连锁商店。共有92个连锁商店集团，资本达1.5亿英镑。纺织品和相关行业约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由非犹太公司控制（如哈罗德百货、塞尔福里奇、约翰·刘易斯和巴克斯百货）。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利华集团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完全是犹太资本。该公司中唯一的犹太资本是荷兰犹太人——范登伯格家族所拥有的部分。在食品杂货和供应品零售业方面，Homeand Colonial Stores、Maypole Dairies，甚至Liptons都不受犹太人控制。该国最大的肉类联合企业是控制着5000个分店的Union Cold Storage，这是纯粹的非犹太公司。在制药业中，独占市场的药店——Boots Taylors、Timothy White's、Savory & Moore's以及Hodders，都属于非犹太人所有。所有产业中的决定性部分都由非犹太资本掌控。小型犹太店主、零售商和中间商的数量给人们留下了犹太人在商业中的角色对整个社会的假象。在金融领域，犹太资本的作用很小。因此，消除犹太人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不公正。事实上，英国的大多数犹太人与普遍的观点相反，是工人，主要在裁缝业、家具行业和相当一部分的店员工作。约15%的犹太人从事自己的贸易和工业。而在整个人口中，有7.5%是从事商业的。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并不是针对种族或宗教的斗争，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仇恨都不能帮助被压迫者，相反只会助长剥削者的势力。无论是哪个国家、宗教或信仰的工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关于犹太人的事实来自N. Baron所著《劳动与贸易中的犹太人》以及由Trades Advisory Council出版的《问题与回答-犹太经济生活和历史的事实与数字》。出版商如上所述。）“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marx.cn@proton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这种观点不仅局限于德国。英国的小型共产党也主张瓦解工党会议。波里特在1930年1月29日的《每日工人报》上写道：“无论何地举行的工党会议，革命工人都应该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与无论是所谓‘左派’‘右派’还是‘中派’的演讲者进行斗争。他们不应该被允许在会议上发言。这将使我们与当局发生冲突，但这是必须做的。这场斗争不能再以被动方式进行。”（原文注释）[2] 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3] 译者注：格兰特在本文原文内引用的这段话并不存在于托洛茨基的《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内，虽然托洛茨基的确有提到斯大林的这封信。信件内的相关段落在当时有被德国共产党党员塔尔海默自行发表，英语原文请见于此：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halheimer/works/missed/appendix.htm[4] 译者注：英国革命共产党是当时第四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格兰特在其中担任首席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