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的斗争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75年前，托洛茨基写下了他的杰作《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他在其中解释道，道德是阶级斗争中关键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原文发表于2013年3月27日，译者：周树马）
“统治阶级将其目的强加于社会，并使社会习惯于将所有与其目的相矛盾的手段视为不道德。这是主流道德的主要功能。它追求的理念不是为大多数人，统治阶级强使社会承认它的目的，并使人们的思想养成一种习惯，以为凡是与这目的违反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这是官家道德的主要职能。它所追逐的思想是不为大多数人而为愈来愈少的人之‘最大幸福’。但如果专凭暴力，那么这样的制度是甚至连一个星期都不能延续的。它需要道德的水门汀。”（列夫·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1938）
阶级斗争不能简化为纯粹的经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涉及生活的各方各面。今天的资本主义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有机的危机，一场经济危机，其基础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已经无法再推动生产。我们有数百万人失业，而很多工厂里却空无一人，很多机器也无人运作。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那些本可以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被人们需要，而是因为资本家无法出售这个体系下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东西，从而无法为资产阶级创造足够的利润。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危机和统治阶级的政权危机——国家腐败、政治丑闻、教会性丑闻以及媒体对人们的私生活的非法侵入。总而言之，经济危机也表现为道德危机。
虚伪
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任意一天翻开报纸，你都会发现有人在抱怨社会道德的缺失。在丹麦，政府正计划削减学生补助金，为了让这个袭击正当化，学生们被描绘得贪婪又自私。还有一场持续不断的关于“社会欺诈”的运动，旨在羞辱所有领取救济金的人。
当年轻人的愤怒和沮丧漫溢出来并引发街头抗争时，人们就会大声疾呼道德的终结，就像2011年夏天英国骚乱期间的情况一样。人们哭喊着：“看看那些被烧毁的汽车和被洗劫的商店！”。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认为抢劫和焚烧汽车是解决年轻人困境的方法。它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不过，我们不会为那些单纯抱怨年轻人“不守规矩”的人发声。我们的任务不是哭闹，也不是嘲笑，而是理解。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愤怒和暴力爆发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在表象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这个富人歧视穷人、这个无法为整整一代人提供未来的社会所产生的愈来愈大的挫败感。
其次我们要问：这些抱怨道德缺失的道德伪君子是谁？
这个社会的上层已经腐烂到了根。每天的同一份报纸上，你都能看到一桩接一桩涉及当权派的丑闻。
2009年的英国议员丑闻，他们挪用大量公共资金并声称其为“支出”，是用于翻新豪华公寓、支付不存在的房屋费用，甚至修复城堡周围的护城河的“支出”！在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目前卷入了腐败丑闻，不用说西班牙王室了。当西班牙工人阶级遭到大规模袭击时，胡安·卡洛斯国王正在非洲进行一次耗资20,000英镑的大象狩猎（且是受保护物种）。
在英国，媒体本身也被曝光为腐朽不堪：他们侵入一名被谋杀少女的手机，贿赂警察，并收买和勒索该国最高办公室的负责人。然后我们还有银行家和金融投机者，他们可以说是通过欺骗人们来赚钱的。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很容易看出，那些为年轻单亲母亲在骚乱中偷一双运动鞋的不道德行为大声疾呼的人只不过是伪君子。这些“道德家”捍卫的是一个已经腐朽的社会；他们捍卫的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捍卫的是一个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所有人，但每年却仍有260万五岁以下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社会；他们捍卫的是一个根据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的数据，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60%的社会。而同一份报告还显示，2012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00人的收入足以消除极端贫困四次。
如果我们想要谈论不道德，那么这种情况才是不道德的！统治阶级嘴上讲“自由”，但丰衣足食的“自由市场”却无法为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
作为捍卫这一体系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将所有反对该体系的人视为不道德的。而那些最坚持不懈地与之斗争的人，即马克思主义者，则被描绘成最不道德的人！
苏联的稻草人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方总用简单的一句“看看苏联发生了什么！”来反驳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回应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斗士的有效论据。社会不能被抽象地看待，而必须实际地分析每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物质基础。真相是具体的。
苏联在俄罗斯工人于1917年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后成立。他们创建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由工人委员会，也就是“苏维埃”，来管理。问题是，1917年的俄罗斯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全国很多地方都仍存在着封建关系。
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非常清楚，十月革命是点燃欧洲革命，维持俄国革命的唯一途径的火花。这场革命确实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革命浪潮，但就像我们在别的文章中解释的——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工人的阻碍——革命失败了。特别是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其陷入了孤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的内战以及21支外国军队入侵的破坏后，俄国经济遭受重创，这是革命堕落和斯大林领导的官僚统治集团崛起的物质基础。平等以及国家和阶级划分的逐渐消失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发生，官僚机构的兴起导致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加强。
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反对这些趋势，同时他们捍卫革命建立的物质基础，比如计划经济。今天对苏联的资产阶级批评者很容易忽视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尽管受到官僚主义扭曲——仍然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率，并在教育、医疗、科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是在莫斯科审判期间写成的，当时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人面临莫须有的指控，许多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法西斯特工而被判处死刑。这是斯大林巩固其统治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表明，所有那些声称斯大林主义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延续的“道德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运内部的人，都无法解释在莫斯科审判期间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对成千上万为革命付出一切的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处决，在他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之间挖掘了血的鸿沟。这表明斯大林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延续，而是与这一传统的彻底决裂。托洛茨基和在苏联捍卫列宁思想的左翼反对派遭到斯大林主义特工的追捕、流放和杀害。托洛茨基在《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一书中祭奠了他的儿子莱昂·谢多夫（Leon Sedov），他在托洛茨基撰写文本时被斯大林主义特工杀害。
所有道德家的原则都很抽象，这些原则根据评估者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宗教人士来说，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承认生命是进化而来的，而不是被创造而来的。对于希特勒来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相信“种族”和“血统与荣誉”的学说。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说，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双胞胎，因为他们不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面前低头。所有这些道德家的共同点是他们看不到每种情况的潜在物质条件。
道德主义者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堕落（这是具体的历史现实）与超历史抽象概念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他们轻易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运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所以只会带来危机和失业。他们还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苏联斯大林崛起的同一时期，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未能推翻资本主义而放弃了“民主”，反而推动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种政治中的道德论，在工人运动和广义的左派中也存在，并且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其阶级基础。政治基础是他们面对反动和革命时的无能为力和混乱。这些来自中间层的思想家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主要阶级的火线之间，已经跌倒或即将跌倒的人。他们所渴望的是具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很不幸，那是一个乌托邦。
这些人已经放弃了一切科学的分析方法。大多数左派评论家都采用了与资产阶级相同的理论，即所谓的“常识”。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释的，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不有意识地与这些主导思想决裂，最终就会落入统治阶级的后尘，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政府，无论其政治面貌如何，都在推行同样的紧缩政策。
问题是，这种所谓的“常识”并不能用来解释任何事，尤其是在巨变时期。常识只有在一个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的世界才适用。相反，辩证法分析所有现象、制度和既定规范的上升、发展和衰落，认为道德是阶级斗争的从属和短暂产物的辩证观点在“常识”学派看来是“不道德的”。常识声明，昨天告诉我们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事实是，在今天这个动荡的时代，明天将不会像昨天一样。这些“常识”的倡导者没有一个能够预见当前的经济危机或阿拉伯之春。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面对这样的批评，“道德主义者”随即指责道：“也许你们的理想并不是不道德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会不择手段地达到他们的目标！你们以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批评者中可以找到功利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意思就是“最终得以取得共同福利的手段即是道德的”。因此，从哲学上讲，功利主义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必须问这些道德家的是：如果不是由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还能怎样呢？你要建立什么标准来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如果你说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都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那么你就必须在历史社会及其发展所提出的目的之外寻找标准——如果不是在地球上，那就在天堂里。托洛茨基解释说，这意味着永恒道德、超人类道德的理论如果没有上帝作为终点就无法存在。事实上，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与特定时期的必要条件有关。
因此，除了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之外，其他都不合理。但从中我们无法得到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答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证明了目的的正当性？在现实生活和历史运动中，“目的”和“手段”不断交换位置。一台机器在其被制造的过程中是生产的“目的”，直到它完成并投入工厂后，它才成为新生产的“手段”。同样，“民主”在某些时期是阶级斗争的“目的”，只是成为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的“手段”。
“道德戒律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
那些不局限于求助于某种“上帝”的人必须承认，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它服务于社会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是相互矛盾的，道德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
托洛茨基问道：“基本的道德诫律不是存在着，而且在人类的发展中，不是成为每一集体生活所必需的一个组成分子吗？这些诫律之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但它们起作用的范围却是极其有限与不稳定的。阶级斗争所具的性质愈激烈，则‘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也就愈无力量。阶级斗争的最高点是内战，它把敌对阶级间的一切道德纽带，爆炸到半空中去了。”
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同意“不可杀人”。但如果一个男人用枪指着一个孩子怎么办？你会杀了他来救孩子吗？大多数人都会说是的。如果你出于自卫而杀人，陪审团不会对你定罪。在埃及解放广场，群众为了自卫而杀死穆巴拉克的安全人员是否合理？如果你看看战争时期的国家，你就会发现“你不应该杀人”变成了它的反面，“你应该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那所谓‘公认的’道德诫律，实质上只具有一种代数式的，亦即是不确定的性质。这些诫律只表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在其个别的行为中，是被某些公共的标准所拘束的，此种标准乃由于它是社会之一分子而发生。”
托洛茨基解释说，在和平时期，道德似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当资本主义的勃兴时期，尤其在世界大战前最后的几十年中，这些让步，至少对于无产阶级的最上层，是具有完全的真实性的。工业在那时的扩张简直是无有间断的。文明各国的繁荣增长了，部分的劳苦群众的繁荣也增长着。民主主义彷佛是坚实的。工人组织发长着。同时改良主义的倾向加深了。阶级之间的关系缓和起来了，至少在外表是如此。这样一来，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基本的道德诫律是依照着民主主义的标准与阶级合作的习惯建立起来的。人们所得的印象是：社会愈加自由，愈加公正，愈加人道了。进步的上升线在‘常识’看来彷佛是无有穷尽的。”
这也可以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以及导致2008年危机的最后一次繁荣！
托洛茨基解释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何切断这一切，社会的所有安全阀如何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基本的道德诫律似乎比民主主义的机关与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脆弱。谎骗，诬蔑，贿赂，腐败，暴力，谋杀等情形，多得前所未有。头脑简单的笨人，以为所有这些讨厌的事都是战事的一个暂时性的结束。其实它们是而且现在仍旧是帝国主义衰颓的表现。资本主义腐败，表示于现代社会及其法律与道德之腐败。”
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分析了有关社会朽坏导致法西斯主义。而现在工人阶级更加强大，并且将有多次机会在法西斯主义被提上议程之前夺取政权。
尽管如此，即使是现在，我们仍然看到“民主规范”被打破的迹象，例如意大利（蒙蒂）和希腊（帕帕季莫斯）强制推行非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政府。现在我们看到工人政党公开捍卫自由主义政策。无论你选择哪个政府，他们都被“市场”迫使奉行相同的政策。群众对这一切没有发言权。只有当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具有人类民主面貌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
布尔什维克的“无道德”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不仅仅是理解唯物主义理论的问题：
“在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当中，有不少曾经接纳过以唯物论解释事件的方法，而且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仍旧成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教授或政治家。自然，倘然没有唯物论的方法，那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的，在这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方法却并不是只用以解释事变，而更是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不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及其道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舆论，现在却实际上还完全统治着正式的工人运动。”
这些工人运动中的道德家真正憎恨的是我们揭露了他们所有的虚伪：当他们支持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轰炸利比亚或伊拉克时，当他们声称他们正在“拯救”而非削减福利时，等等。
工党内的右翼和改良主义者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不道德，就因为我们是有组织的，因为我们有纪律地工作，他们还声称我们没有说出我们目标的真相，等等。事实是，纵观历史，他们一直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者孤立并驱逐出工人运动。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最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一条出路。事实上，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的劳工副官”（列宁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工人运动中那些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
托洛茨基写道：“但是，谎骗与暴力的‘本身’就该当斥责吗？当然，甚至同那产生它们的阶级社会一样地该受斥责。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自然，将成为一个没有谎骗与暴力的社会。不过要跨进这样一种社会时所当经过的那一条桥，却除了用革命的，亦即暴力的手段之外，就没法建造起来。革命的本身是阶级社会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没法不带有阶级社会的特点。从‘永恒真理’的观点来看，革命自然是‘反道德的’。但这只表示出唯心主义的道德是反革命的，就是说，它是替剥削者服务的。”
看看埃及：群众应该做什么？呆在家里接受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斗争，从而结束了残酷的独裁统治。有些场面确实是暴力的，那是因为群众知道如何对付反革命挑衅者。这种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因此，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解除革命武装，并站在一个在街头杀害数百人的残暴政权一边。
托洛茨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谎言？工人们不向老板透露罢工计划是谎言吗？任何告诉老板计划内容的工人都会被视为叛徒。那么，如果一名士兵对军队的战争计划“说出真相”呢？在这样的斗争中，隐瞒真相并在敌人面前撒谎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事实上，统治阶级一直在撒谎。例如，为了为伊拉克战争辩护，他们完全捏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显然，像托尼·布莱尔这样非常虔诚的人认为，对他本应代表的人民撒谎是道德的！资本家还向公众隐瞒了他们的真实利润。当丹麦大公司缴纳的税额被公开时，大企业通过媒体做出了歇斯底里的反应。
他们指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集中制组织的原则，必须遵守多数人的决定。他们声称这种纪律违背了个人的自由。纪律和组织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类似分子的攻击，比如在占领运动等中。
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纪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明的。事实上，若任何组织内的多数人做出决定这件事被这些人视为“不民主”，则彻底颠覆了民主的意义。此外，工人们非常清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项严肃的事情，正是阶级斗争告诉他们纪律是绝对必要的。每个工人都明白在罢工中遵守纪律的必要性，有纪律和集体行动是工人阶级的方法。工人们讨论、投票，然后由多数人决定。这是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吗？集体行动是打败资本家的唯一途径，工人们唯一的力量就是团结。
在丹麦左翼内部，对于革命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存在很多争论。无政府主义者声称它应该是未来社会的典范。这忽略了一个事实，举个例子，使用的生产工具不必看起来像希望构建的最终产品，它应该是适合这项生产的工具。我们需要有纪律的组织，以消除这个社会并建立一个人人享有自由的新社会。
另一方面，改良主义政党实行严格的纪律，但他们利用这种纪律来防止工人做出与劳工运动领导官僚机构的意愿相悖的决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决策过程，从而采用多数立场。然而，这本身还不够，如果工人们要在斗争中取得成功，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例如，在丹麦，几个工人政党已经开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一情况，我们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谁决定谁有权成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丹麦社会民主党由赫勒·托宁领导，其政府刚刚对学生助学金和失业者的福利发起了攻击，以便为丹麦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在英国，埃德·米利班德是否奉行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
大多数工党领导人公开捍卫所谓的“自由”政治——即亲资本主义政策——并攻击工人权利。另一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为争取劳工运动、劳工的政党和工会而奋斗，以制定捍卫工人利益的纲领。他们驱逐我们是因为我们努力争取群众组织回归社会主义纲领！
我们所做的就是说真话并根据事实说明情况，因为事实直接告诉工人们：这个制度已经腐烂到了极点，现在需要的是推翻它并用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为此，你需要让你的组织回到社会主义纲领，以捍卫和争取你的利益。这并不容易，但没有人会为你做这件事，且没有其他办法。
那么什么目的是合理的呢？
资本主义正处于有机危机之中。它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未来。当前，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这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道德与被压迫者的道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如果目的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性，那么什么证明了目的的合理性呢？这是所有捍卫资本主义的人和革命者之间的分界线。
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表示着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所以能成为正当的目的，只是它是趋向于增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趋向于消灭那人压迫人的权力的。”
道德家们则讽刺地回应道：“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都是可以的吗？”
托洛茨基回答说：“凡是真正趋向于人类之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许的。既然这目的只有经过革命才能达到，那么无产阶级解放的道德，必然是赋有革命性的。”
“我们回答道：凡能使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能在他们的心里注入对压迫之不可调和的敌意的，能教他们对官方的道德及其民主主义的应声虫表示卑视的，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能提高他们在战斗中之勇气与牺性精神的，这些手段，而且只有这些手段，都是允许的与必不可少的。”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任务。也正因为此，并非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比如：
“所以当我们说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之时，在我们看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伟大的革命的目的，鄙弃下列这些卑劣的手段与方法：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或企图不让群众参加而替群众谋取幸福；或者减低群众对于自身及其组织的信心，代之对于‘领袖’的崇拜。”
这尤其适用于那些试图给工人留下一切都可以通过议会的操纵和谈判，或者老板与工会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印象的“领导人”。
托洛茨基将这一切总结如下：
“工人们的解放，只能由工人们自己来取得。因此，世界上的罪恶，无有大过于欺骗群众，把失败说做胜利，把朋友当成敌人，贿赂工人领袖，编造谣言，扮演寃狱，总之，无有大过于斯大林主者的所作所为了。”
当然，这并没有对每种情况下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自动答案。革命道德问题是与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运动的现实经验辅之以理论的澄清，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
对我们来说，道德提高了工人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的认识，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贫困、饥饿和战争，这些是当今社会真正“不道德”的方面，特别是在我们拥有生产力、经济、科学和技术手段来结束资本主义的一切野蛮行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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