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狂热信徒 Share Tweet在20世纪初的动荡年代，资本主义受到革命剧变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一群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也在企图反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他们试图“反驳”马克思理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在本文中，亚当·布斯（Adam Booth）不仅回应了他们的论据，也描绘他们从这两方面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如何代表了从科学的唯物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方法的倒退。（译者：Xinsuo）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在撰写本文时，全球经济正处于混乱和危机之中。需求剧烈波动、多年的长期投资不足以及肺炎流行引发的生产和流通困难等一系列易燃易爆因素混合物的结果。一些专家预测，清除积压、解决劳动力短缺、稳定物价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面临着食物和燃料等基本必需品的短缺，家庭的实际收入正遭到疯狂的通货膨胀的侵蚀。尖锐的矛盾无处不在。例如，在英国，由于缺乏熟练的屠夫，10万头猪将被屠宰并作为废物丢弃。换句话说，利润导向的冷酷逻辑导致了大量动物无辜的死去，而超市货架上却是空荡荡的。英国房地产市场上也有类似的恶心场景。数十万套空置房屋被当作投机手段的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露宿街头，等待议会提供住宿的名单还很长，可怕的住房危机也来临。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气候问题，人类现在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很明显，资本主义正在毁灭地球。但大企业口袋里的政客们对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束手无策。所有这些事情都揭穿了自由市场所谓的“高效”和“活力”，以及竞争的“严酷性”。他们共同揭示了，以利润而不是需要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破产。也表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工人专政的真正社会主义方案，。面对这种无政府状态和疯狂现状，不论是媒体还是网络、街头极端的自由市场主义分子，最近肯定要安静一些了。尽管如此，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仍然存在关于市场高效的基本观点，学生们接受“有效市场假说”的“填鸭式”教育。按照这些“理论”来说，经济不过是由一系列图表、方程式和数学模型所构建的理想化系统，如果不是讨厌的工会主义者要求提高工资；如果不是央行行长印制太多的钱，吹大经济泡沫；如果不是政客们无耻的为自由贸易设置了壁垒，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处于完美的平衡与和谐之中。实际上，这些想法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它们可以追溯到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萨伊曾断言供应能创造其本身的需求；每个卖家都会将买家带到市场上。这个所谓的“定律”的结论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平衡，不应当阻碍和限制市场。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允许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魔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不去考虑社会后果和人力成本。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在过去几十年里雷打不动的坚持这一原则。古典学派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理论根源来自于“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该学派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反过来，这些公开的反动派又宣扬自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真正继承者，该学派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物而闻名。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成长的。其中，古典经济学便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了许多试图以科学方式理解经济的思想家，他们希望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具有自身规律和动力的系统来研究。虽然，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家们依靠抽象的力量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但他们没有陷入与现实无关的理想数学“模型”，而这恰恰是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特征。古典经济学家是推动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份子。这场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们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试图用“理智”与“理性”为自然、社会中的现象找到答案。斯密和李嘉图等英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价值、贸易、工资、租金和劳动分工等概念，他们把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推向巅峰。反过来，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创造和支配世界市场，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持，深刻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有意识地延续了李嘉图没有完成的工作。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之上的，而不是对社会空想而成的乌托邦蓝图。然而，与李嘉图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利益，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从李嘉图等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出发，在《资本论》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学著作均展现了资本主义如何充满矛盾，并且天生就容易发生危机。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并得出其中隐含的逻辑结论，马克思力图“从理论上打击资产阶级，使之永远无法从中恢复”[1]。马克思以一贯的唯物主义观点在科学的基础上证明并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成果。他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依照古典经济学已然发现的规律运转，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此，追随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被迫退却：放弃了古典学派的科学方法；回归唯心主义，将资本主义神秘化。正是如此，马克思称这些人为“庸俗”经济学家。这些反动的思想家没有试图真正地解释和理解资本主义体制，而是成为了它的“辩护士”。维也纳攻势到19世纪末，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开始游行。大规模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地俨然成立。1889年，第二国际被创始，致力于协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组织认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统治阶级察觉到工人运动兴起的威胁，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胁，由此开始了全面的意识形态反攻。他们的进攻中心来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大学。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主要首都，也是一系列文化、知识和科学运动的发源地，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城市的咖啡馆中擦肩而过。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成了反动思想的温床，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主观唯心主义温床，这种唯心主义甚至在沙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变得时髦。因而，列宁认为有必要对马赫及其拥趸发动尖锐的反击，他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形式出色地达到这一目标，这场大论战既暴露了主观主义思想的贫瘠，又彻底的捍卫了唯物主义。然而，马赫的思想仍对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这又进一步深刻的影响了奥地利思想家，比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就明确地向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战。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方面，资产阶级的奥地利的攻势是由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他们的导师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等人物领导的，他们也受到维也纳大学及其周边地区盛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第一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LTV）”，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解释了商品（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交换的基本价值规律，从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奥地利学派用自己的边际效用理论（Marginal utility theory，MUT）来代替LTV。MUT基于个人消费者偏好，而不是客观的社会因素，是一个完全不科学的主观主义“理论”。MUT是由欧洲各地的庸俗经济学家同时期发展起来，其中包括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法国/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MUT与LTV形成了鲜明的对比：LTV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LTV解释到，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在生产中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使事物变得有价值。劳动价值论的观念被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接受和发展，形成了他们经济理论的重要支柱。同样的，马克思也以LTV为基础，同时赋予了它一种古典主义所欠缺的辩证深度。斯密和李嘉图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寻求“理性”，但他们都被他们和启蒙运动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浸染。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并可以发现、理解和利用运动规律，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对他们来说，这个系统是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 鲁滨逊·克鲁索这个人物，被困在孤岛上，不得不自食其力，经常被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当作一种过于简单的社会模型，脱离了社会的实际运作。//图片来源：Alexander Frank Lydon。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只不过是个体间直接相互交换和劳动；如同，孤岛上的孤独男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比较各种生产任务的劳动时间。在这种“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模型中，个体既是唯一的生产者，也是唯一的消费者。在考察交换规律的时候，它又简单的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为物物交换的放大版。例如，我们想象中的孤岛难民可能会花四个小时来砍树制造木筏，再花四个小时可以收获一百个椰子；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一只木筏的价值相当于一百个椰子。这种抽象的假设情景很显然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去甚远大相径庭。我们生存的经济体系不是由孤立的个体而组成的，而是由各个阶级组成——必须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来维持生计的工人，以及雇佣和剥削工人以获取利润的资本家。同样的，贸易和交换不是以物易物的形式直接发生在个体生产者之间，而是通过企业和消费者；也就是说，通过货币和市场的非个人交易。当下则是越来越多地利用亚马逊等巨型垄断企业提供的平台交易。马克思和价值正因如此，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即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进一步发展。他解释说，使商品有价值的不是个人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一定的技术和历史条件下，为市场生产商品所需的平均时间。这种洞见反过来又成为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基础，从而揭开了古典经济学家所未能解决的利润来源之谜。总之，马克思概述了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就是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间能劳动的能力），他们获得工资作为补偿。然而，在劳动中，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了工资形式所补偿的价值；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只需要一小段时间的劳动，就能生产出维持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商品。除开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作日中剩下的时间就构成了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形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价值规律是一切资本主义表象背后的动因：驱使资本家们增加劳动强度，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驱使资本家们超越竞争对手投资技术来推动提高生产率，以超越竞争对手攫取超额利润；以及造成积累、扩张和增长的内在动力。最重要的是，价值规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周期性地陷入危机——生产过剩危机是源于资本主义产生追求利润：工人阶级只得到他们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永远无法买回他们生产的所有商品。或者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力不断超过市场的极限。价格与价值奥地利学派也意识到劳动价值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明确地把火力集中在他们认定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软肋上。他们相信，如果能够破坏这个基础，其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土崩瓦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也会随之瓦解。卡尔·门格尔的弟子欧根·冯·庞巴维克成为奥地利新古典主义者，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作者雅内克·瓦瑟曼（Janek Wasserman）在奥地利学派的传记《边际革命者》（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一书中写道：“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的威胁，并试图用边际效用理论来削弱它”[2]。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各种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对劳动和劳动力间差异的误解（可能是故意的），特别重要的是他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区别。马克思本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区分了这价值和价格。马克思没有否认市场力量，透过供求关系变化决定价格的作用。但马克思解释说，这就像是围绕潜在信号的模糊噪音。他解释道，在看似随机和混乱的价格背后，隐藏着一种秩序，一种合乎规律的、一种客观的东西。换句话说，在这些波动和 “偶然”中，存在一种“必然性”，即价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说：“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3]继续马克思与万有引力定律的类比：我们从行星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只是现象。表象背后却蕴藏着无形的、摸不着的又可以被认知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不是脱离自然或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它们没有被编码到夜空中，也没有编织成人类意识和行为的结构。相反，它们产生于辩证的、运动的系统内部复杂的相互作用。同样，价值规律也不是永恒的、外在的，而是一种只有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变得庞杂、普遍且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才会应验的规律。这样的生产会失去所有的个人或特定的特征，市场上的相互竞争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价格。一般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SNLT）所决定的。这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工具、机器等所体现和转移的“死劳动”；还包括有工人创造了新价值的“活劳动”。市场力量推动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例如，当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供应时，其价格将高于其价值。反之，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便会低于价值。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各种“扭曲”——比如垄断的存在——阻碍了供求关系的完美平衡。因此，价格将趋于波动。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但垄断等各种各样 “扭曲”的存在，都阻止了供求达到平衡。因此，价格往往会波动。但这些波动通常会在一个平均值附近发生。有的商品总是能换到更多的其他商品。除非你有一辆非常破烂的汽车，或者一支非常花哨的笔，否则一辆车的价格抵得上成百上千的笔。马克思解释说，当供求关系被假定为处于“均衡”状态时，正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为什么有的商品要比其他商品更有价值。另外，边际效用理论只关心价格；停留在事物表面，而不关注潜在的运动规律。就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笔下的愤世嫉俗者一样，边缘主义者们“知道所有物品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边际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反对LTV的同时，MUT的支持者有意识地与古典学派的传统决裂，古典学派将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而现在的MUT依靠消费者来确定商品的价值。“边际主义者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瓦瑟曼在《边际革命者》一书中写道，“他们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的生产方面，而是转向了消费。真正有价值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生产所需的劳动。”[4] 换句话说，MUT的支持者说价值是基于商品的“效用”，是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也就是说价值是一件商品与其他商品相比，在“边际”情况下对消费者的有用性。总之，马克思概述了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就是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著的小册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代表人物和组织的历史》中，门格尔说到 “价值是...个别商品或商品数量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意识到得依赖它们来满足自己的需要”。[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Institute）在网上免费提供这本小册子，默认了这些想法对社会没有任何“效用”。瓦瑟曼和维塞尔一样给边际效用做出了简明的定义：“简单地说，一个单位（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单位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所能使用的最低价值决定。”[6] 然而，马克思也理解商品有效用、对社会有“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如果一种商品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那么它就不能被售出。结果就是这样的商品没有“交换价值”，更不会有价格，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这个回答同样也驳斥了所谓的“泥饼悖论（mud pie paradox）”，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试图讥讽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于是他们问道“要是我花了几个小时做一个泥饼，那这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吗？”显然，泥饼悖论是错误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如上所述，所有商品都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有用性）才能被交换，从而具有交换价值。其次，即使泥饼对人有用，但决定其价值的不是生产中投入的个人或个别劳动时间，而是一定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制造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并不是主观的直接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相比较。相反，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客观的价格。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上那样，以物物交换为基础进行交换，而是通过货币和市场等媒介进行交换。回到前面的例子，当你在亚马逊或谷歌上搜索要购买的东西时，你不会遇到分散的小生产者，你可以与他们讨价还价。相反，你（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选择供应商，他们相互竞争以提供最便宜的价格；对于任何相对可复刻的商品而言，价格都将趋向于一定水平。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些众多的商品相互比较呢？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他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价值的货币化表现形式）？显然，这样的比较不能基于它们的效用，这是主观的和定性的。每一类商品都有自己的物理性质和特点；独特的特性，有特定的预期用途。此外，商品的有用性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会有很大差异。重要的是，无论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那些希望在网上销售商品的人并不根据它们的“效用”来定价。供应商也很少与客户有可以确定商品主观用途的个人联系。此外，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重点是商品对他们没用处；他们生产只是为了交换从而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因此，不能根据商品的“效用”来任意比较商品。就衡量价值而言，需要的是一种相对的、可量化的和客观的共同特点。马克思解释说，所有商品最普遍共同特点是商品是劳动的产物，尤其是社会劳动，使得商品可以进行比较、交换。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最后，边际主义者最终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例如，他们声称，价值是由独立个人的主观偏好决定的。但反过来，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主观偏好呢？显然，我们对各种商品和服务价值的评估并不是天然固定在头脑中的。相反，它们是经验和社会规范的产物。我们对事物该花多少的预期，是建立在对商品价格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然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脱离了社会背景，把人置于孤立的情景中。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运动简化为抽象的、非历史的买家和卖家的行为，没有意识到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对他们来说，价值纯粹是根据个人的主观冲动来决定的。但真正科学的经济学方法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之上，而不是分析主观的冲动。它必须设法从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生的数百万次相互作用里寻找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而不是简化这些相互作用。事实上，基本法则支配着市场上众多的互动。像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但对他们来说，这些规律被视为基于“人性”的“永恒真理”，而不是生产方式随历史演变的辩证产物，或者是社会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规律是一定现象或制度内潜在的一般动力。资本主义的规律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它们不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理想的领域，从外部强加给社会。但是，像唯心的奥地利学派之流正是这样认识经济规律的。 “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和天体的运动，都要共同遵照万有引力定律”与门格尔同时代，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埃米尔·萨克斯说道。“对于经济活动”他继续说道，“鲁滨逊和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帝国都要遵循同一条价值规律。”[7]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甚至认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可以先验地得出，完全脱离任何社会背景或经验证据。米塞斯将基于对“理性”经济主体及其“有目的行为”的研究思路命名为人类行为学。非历史的、抽象和唯心主义的方法并不是奥地利学派发明的。而是奥地利学派从他们的自由主义前辈继承而来的，这些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法则是永恒的，是天生 “人性”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讨论古典学派的局限性时所分析的那样：“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马克思说道，“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马克思苦笑道，“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8]就像斯密和李嘉图的“鲁滨逊漂流记”和“原始渔夫”一样，边际主义者选择的所有假设场景都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冯·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作品充斥着对这种抽象例子的引用，例如：“一个人坐在一个水源旁边，水源汹涌”、“沙漠中的旅行者”、“一个殖民者，他的小木屋孤独地矗立在原始森林中”、“绿洲中的居民”、“一个孤岛上近视的人”、“一个孤立的农民”和“海难的人”。同时，边际主义者也不断用钻石或艺术品等特殊商品，以“证明”MUT的正确性。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部分并不致力于生产稀有物品，如钻石戒指、珍珠项链或精美艺术品，而是致力于生产大量的日常商品，其价格往往趋向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平均值。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个人主观意志。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与当时倒退的哲学思潮有共同的特点，比如马赫的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然而，基于这样的基础，统治阶级还不可能真正挑战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的“理论”显然只是为资本主义诡辩，而不是在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尽管奥地利学派处心积虑机关算尽，但社会主义运动仍在继续发展。这个进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却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波革命浪潮，群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被愤怒和激进化取代，最明显的是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以及近12个月后的德国。统治阶级对这些革命的发展感到恐惧。与此同时，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也对国家计划、垄断、远离私有制和竞争加剧感到担忧。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某些资产阶级的阶层也被计划经济思想所吸引。面对赢得战争的紧迫任务，各国政府并没有转向市场来生产军备和其他必需品，而是将经济集中到国家手中。雅内克·瓦瑟曼在《边际革命者》中叙述道，“在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建立了战争计划委员会以分配资源，被称为 ‘战争社会主义’。”传记作者继续说，“这是第一次，国有化和社会化成为可以施行的政策立场。”[9]这引发了奥地利学派年轻一代的新一轮攻击。从1920年左右开始，米塞斯等人领导了后来被称为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运动。用米塞斯话来说他旨在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理论上正确，但实践上错误”，而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总之，米塞斯断言，由于经济的复杂性，社会主义计划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所需的计算量对于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说都太大了。米塞斯声称，有这么多东西需要生产和分配，只有货币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通过市场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劳动力。此外，他说，任何国家的参与或监管都会导致价格被扭曲，阻碍市场的力量。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完全自由、竞争激烈的市场发挥作用。米塞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断言，“社会一旦放弃了产品的自由定价，理性生产就不可能了。”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总结道：“每远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一步，就远离理性经济活动一步。”[10]但苏联和大萧条这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对这个极其抽象和唯心的论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如列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评论苏联在计划经济下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时所写的那样：“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可怀疑的成果，但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把这次革命当作是人类文明的坟墓。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与此同时，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以及随后的1930年代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对此，奥地利学派对此既没有一个真正的解释，也没有解决方案。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的治疗方案，在许多当权派看来似乎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稳定金本位、平衡预算、自由贸易，所有这些都冒着加深通货紧缩、加剧失业、延长危机的风险。简而言之，奥地利人建议政府后退一步，扯开安全网，勒紧腰带，让经济“自我调节”。“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是他们的座右铭。毋庸置疑，这种极端的紧缩政策对寻求选举的政客来说不是特别受欢迎。于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试图改变目标来应对这些事。哈耶克在1935-40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计划并非不可能，而是在技术上很困难、更低的经济效率、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可取。然而，从本质上讲，哈耶克与米塞斯或者亚当·斯密的论点并无不同。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这将为社会带来最好的经济结果，从而为所有人带来最好的经济结果。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哈耶克认为，没有一个中央规划机构能够跟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个人偏好和优先事项。只有自由市场，通过价格信息，才能处理这种动态和复杂的计算。然而，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哈耶克主要攻击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对当时苏联自上而下的斯大林主义扭曲官僚计划。反过来，哈耶克并没有证明他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是攻击那些捍卫各种形式社会主义计划的人。这些人主要分为两大阵营：要么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辩护者——比如英国共产党人和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斯（Maurice Dobbs）；要么是像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这样的改良主义者和学者。由于官僚主义的窒息效应，前者对苏联发生的经济灾难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后者则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的支持者：一种乌托邦式的混合经济，建立在共同所有权、中央计划和资本主义市场混乱和永久的混合上。尽管哈耶克本人也不乏学术缺陷，但他却毫不费力地将这些笨蛋们撕成碎片。这些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来进行反驳，只能在同哈耶克的论战中挣扎。托洛茨基谈计划唯一能够真正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辩护以及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做出适当解释的，只有列夫·托洛茨基。他在《被背叛的革命》和一篇题为《苏俄的经济危机》的精彩文章中做到了这一点。在这些文章中，托洛茨基概述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以及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癌症生长如何扼杀了这种潜力。然而，重要的是，托洛茨基还讨论了官僚主义的本质，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官僚主义是如何给十月革命的胜利蒙上阴影使之偏离轨道。简而言之，官僚机构的崛起并不像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理想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必然产物，而是试图在经济落后和孤立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结果，正如在俄国所看到的那样：“官僚统治乃是建立在社会缺乏消费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斗争这个基础之上。若是店铺里的货物很充足，那么购买者要什么时候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去。若是货物很少，那么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长，就必须派一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权力之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唯一一次接触托洛茨基的论点，是在他方便的时候选择性的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引用，为讽刺他的对手而完全断章取义。例如，在《苏俄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完全正确的论断，他说：“构成经济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并且没有“在拉普拉斯之科学的幻想中，其所描画的普遍的睿智存在的话，亦即将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过程同时记录的，将其运动之动态测定的，将其相互关系之结果预见的睿智存在的话，则这个睿智…能够作成一个先天的，正确而完满的经济计划吧！”。然而，哈耶克没有提到的后面的内容，托洛茨基继续解释，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成功规划经济最重要的是，工人民主以及必要性的控制和管理。托洛茨基解释说： “苏联经济的效果，是只有于实行过程中，从事计划之常时的调整，和基于实验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体的改造，才能获得其保障。”“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技巧，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个既成品，随着政权的获得便被付与了。这技巧不能单独的获得，它属于新经济和新文化之一构成部分，只有随着斗争的进展，一步一步的，依据数百万大众而才能获得。”[12]此外,托洛茨基继续解释说，这样的工人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稀缺过渡到丰饶, 必须利用市场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以确定哪里的短缺最大，哪里最需要投资。托洛茨基解释说：“直接参加经济的国家和个人，集团和单独的参加者，不仅有助于计划委员会之统计的计算，而且有助于需要和供给之直接的影响，其必要和相对力是必须发表的。计划经过检讨，并于其显著的程度上，以市场为媒介而实现。市场自身的调节，依存于经过中介而显现的趋势。事务室的预定，必须经过商业的计算，才能证明其经济的合同的性。过渡的经济纲领，不从事卢布的统制而来思考是不可得的。不单是要统制卢布，便是卢布自身的安定也要预想一下的。商业的决算，若没有确实的货币，则只能助长其混乱之增大。”[13]托洛茨基后来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计划经济不能单靠知识资料。”他评论道：“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长时期以内仍然是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矫正者。”[14]事实上，托洛茨基早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早在1922年，他就强调，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方法“不能通过先验的创造，也不能是闭门造车”[15]列夫·托洛茨基 (1918)他解释说，在资本主义和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富足社会之间，将存在若干过渡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市场方法不能完全被抛弃。政治和经济托洛茨基同意自上而下的官僚计划是行不通的。他也接受价格信号的必要性，但只是作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一个暂时的指引，要随着货币、市场、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管理人的政府被管理事物和控制生产所取代”。当然，哈耶克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完全是肤浅的。实际上，这两位理论家来自完全相反的阶级观点。哈耶克从右翼批评苏联官僚主义的计划；而托洛茨基则是从左翼批判它。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用托洛茨基来支持他们的反动思想是非常虚伪的，托洛茨基始终坚决的维护苏联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在评论俄罗斯堕落的工人国家时说：“尽管它继承了糟粕、饥饿和萧条，尽管官僚主义错误，令人憎恶，但全世界的工人必须竭尽全力捍卫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16]与此同时，当哈耶克和兰格等人对唯心主义蓝图进行抽象争论时，我们看到了托洛茨基是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地看待经济计划问题的。他强调，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按照官僚集团所设想的计划从上而下实施，而应该在工人阶级掌权后，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物质条件中产生。因此，托洛茨基强调，利用市场力量和价格信号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的前提条件是，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夺取了经济的主杠杆，并把它们交到了工人国家手中。换句话说，不是斯大林式的官僚计划经济，也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需要一个真正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包括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发展，共同所有制扩大，经济对立减少，工人的民主系统将逐渐取代对货币价格信号的需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不再由市场力量引导，而是自己决定什么可以、什么应该被生产；投资应优先考虑的领域；劳动和物质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与此同时，负责任和可召回的代表将利用所有继承自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最好的科学、技术、工艺、计划、数据、物流和会计方法。托洛茨基强调，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的“问题”不是哈耶克和米塞斯断言的“经济计算”。类似地，像兰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关注这个细节是错误的，这不是制造更大更好的计算机的问题。我们不能计算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经济不是一组待解的联立方程，也不是一个可以从上编程的计算机模型。它也不是假想荒岛上抽象、孤立、原子化个体的集合。相反，经济是由血肉组成的有生命的、会呼吸的系统。是普通人试图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是努力维持生计。首先，它是对立阶级和物质利益之间的斗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资本家寻求利润最大化，而工人寻求保护自己的生活和生计。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强调的那样，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计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不是一个计算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一个权力问题，由哪个阶级拥有并经营生产资料？根据什么法律？为了需求或利润？正如托洛茨基雄辩地总结：“作为计划最基础的因素，即活生生的社会利益之间的斗争，也带我们走近了政治的领域（它也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苏维埃社会内各个群体的工具是，也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最首要的执政党。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数年来的矛盾和不均衡，并非要完全的克服（这是梦想！），而是将这种情势缓和下来，根据这个，则新而真实的革命，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战线扩大，直到改造其纲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才能取得保障吧！”[17]资本主义计划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计划，但这不是由政府或国家制定的，而是由主导全球经济的大型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内部制定的。从马克思时代起，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大规模工业和世界市场，大型跨国公司和公司内部在组织生产。今天，大多数经济活动不是在市场上进行的，而是在这些公司的老板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不会让“看不见的手”在企业内部做出与生产相关的决策。相反，从农场和工厂，到商店和超市，他们计划着一切。正如社会主义作家雷·菲利普斯（Leigh Phillips）和麦克·罗斯沃尔斯基（Michal Rozworski）在他们有趣的“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史”中解释，他们幽默地将其命名为“沃尔玛人民共和国”：“沃尔玛也许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证据，虽然计划在米塞斯的理论中似乎不起作用，但在实践中肯定起作用。不仅如此…”“如果沃尔玛是一个国家，让我们称它为沃尔玛人民共和国，它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于瑞典或瑞士……”“然而，虽然该公司在市场上运作，但在内部，就像在任何其他公司一样，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没有内部市场。不同的部门，商店，卡车和供应商在市场上不会相互竞争；一切都是协调的。”“沃尔玛不仅是一个计划经济，而且是一个与冷战期间的苏联规模相当的计划经济。（1970年，苏联的GDP按今天的货币计算约为8000亿美元，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沃尔玛2017年的营收为4850亿美元）。”[18] 在重复哈耶克式的关于资本主义保护“自由”和“自由选择”的胡言乱语时，老板们实际上是工作场所内最大的独裁者，让他们的员工别无选择，没有自由，没有个性。德米特·里莫尔 《世界帝国主义的灭亡》但是，尽管企业内部的计划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但企业间仍然存在无政府状态。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每个公司都盲目地为未知市场而生产；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根据社会需求制定共同计划。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混乱，追逐利润的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导致了，世界在短缺和过剩之间疯狂波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9]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计划的巨大潜力。例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最近的一期封面突出了“实时”经济的出现，大型科技公司每小时、每分钟收集了海量的数据，了解我们购买了什么，我们去了哪里，我们在寻找什么。[20]但在私人垄断企业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的所有权下，所有这些信息都被用来控制我们，而不是给予我们控制权。就像我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看到的所有技术、创新和计划一样，它们被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你无法真正计划你不能控制的事；你不能控制你不拥有的东西。竞争与垄断哈耶克和米塞斯不仅强烈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反对一切形式的计划。事实上，哈耶克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想法合法化，政府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正在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铺平道路；将公众引向所谓的威权主义和被奴役的“奴役之路”。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解释的那样，计划是由于资本主义规律而产生的一个事实：垄断、集中和生产集中的趋势。然而，对于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垄断并不被视为一种客观趋势，它源于私有制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而是主观决定的产物；这是由于政治错误造成的反常现象。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阐述的那样，计划是由于资本主义趋向于垄断、集中和生产集中化规律而产生的。然而，对于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垄断并不被视为一种客观趋势，它不是源于私有制和逐利生产，而是主观决定的产物，政治失误造成的失常。哈耶克在《通往农奴之路》一书中声称：“垄断和计划的趋势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以来所培育和传播的观点的产物，直到它们开始主导我们的政策。”[21] 这种论断再一次显露了奥地利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样，哈耶克和他的前辈们并没有为资本主义体制提供科学的解释，而是躲在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表面后面，只是为了为现状辩护。不管哈耶克怎么否认，垄断的过程是一个客观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动态过程。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企业为了竞争被迫投资新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将价格降至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并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结果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分工水平令人难以置信，同时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几个巨大的垄断企业及其资本主义所有者手中。最强、最有竞争力的公司会吞并最弱的公司。反过来又使它们进一步扩张，实现“规模经济”，建立更大的准入壁垒。桌游《大富翁》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这一过程。其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分工水平，也看到了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垄断者及其资本所有者手中。恩格斯解释说：“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22] 资本主义的矛盾重要的是，正是这些同样的资本主义竞争、私有制和为利润而生产的法则，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个体系周期性地陷入危机。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行不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选择了与斯密和李嘉图相同的假设。他想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运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展示内资本主义的矛盾。其中包括这样的假设，即商品都按其价值出售（即价格=价值），没有垄断或对资本流动的其他限制。同样，至少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假设货币是金属的，没有任何形式的信用。马克思这样做是为了以最纯粹的形式审视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体制的运动，从而解释我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中看到的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原因。事实上，这些假设与哈耶克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呼吁的理想资本主义完全相同：一个自由市场，充分的竞争，没有价格扭曲，没有泡沫。然而，即使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也表明，由于利润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本质上会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总而言之，这种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因为利润的起源：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如前所述，工人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回报。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工人阶级永远买不起他们生产的所有商品。但是，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些只为了赚钱而生产的资本家就会关门大吉。需求下降和投资下降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经济陷入停滞。资本家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来防止或延缓一场危机。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因此，矛盾的最终结果不是“效率”，而是以大规模失业的形式出现的巨大浪费；闲置的工厂、普遍贫困；这是破坏生产力，而不是发展。“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3]因此，关于“经济计算”和如何最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的辩论具有误导性。人类面临的任务不是计算如何分配稀缺的资源，而是将巨大的生产力和过剩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共同所有制和工人控制；并进一步发展这些力量，使它们能够理性地、民主地加以利用，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家的利润。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罪恶，并不在于有产阶级的奢侈（尽管奢侈本身是多么可恶），而是在于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己奢侈的权利而维持它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样就使经济制度陷于无政府和衰朽状态。”[24]正如奥地利学派所宣称的那样，这一切都不是由于糟糕的政策决定，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即使像斯密、哈耶克和其他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每个人的那样都在 “理性地”行事，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不理性的。换句话说，即使资本主义（或确切地说是什么时候）正在发挥作用，这也恰恰是它根本不起作用的时候。哈耶克vs凯恩斯这是任何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无法真正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陷入危机。例如，在哈耶克和米塞斯看来，华尔街崩盘和大萧条都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家们在信贷投放上过于粗心，导致资产泡沫形成的过错。与此类似，现代自由主义者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进行了同样的分析。他们告诉我们，那些掌舵人不应该用人为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助长次贷丑闻，而应该后退一步，让市场发挥魔力。但这样的行动（或不行动）不会导致经济“均衡”和平衡。相反，如果政治家和决策者没有在1920年代，以及19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再次注入信贷，那么随后的衰退就会提前到来，生产过剩的危机会更早地显现出来。由于这些原因，统治阶级从来没有被哈耶克说服。凯恩斯甚至可以说哈耶克自己都不信服。由于未能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给予其對手致命一击，他放弃了他的观点。他转向为自由意志主义做政治辩护，正如《通往奴役之路》中所呈现的那样：从道德上抱怨计划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并说只有竞争性市场才能提供真正的“自由”、“选择”和“个性”。然而，在晚年他和他的虚伪的追随者，公开支持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铁拳，以粉碎阿连德在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府，强行引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对大萧条，1930年代的统治阶级（至少在美国）转向了凯恩斯主义的所谓“实用主义”， 而不是哈耶克的乌托邦自由主义，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斯福政府刺激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新政。这本身就是默认了计划的必要性，市场已经失败了。为了将资本主义从泥潭中拉出来，需要国家的干预。即使在那时，这些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没有奏效，危机持续了十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统治阶级无法承受奥地利学派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就是，通过紧缩、大规模失业以及对工资、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攻击，让工人阶级立即为危机买单。哈耶克及其同僚一再保证，这种巨大的痛苦和苦难是暂时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这没有带来什么安慰。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那样：“从长远来看，这是对时事的误导。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如果在暴风雨季节，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当风暴很久过去时，海洋又是平静的。那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太容易，太无用了。”[25]统治阶级对证明自由市场的合理性不感兴趣，因为自由市场显然没有发挥作用。相反，他们想要拯救资本主义，利用国家来拯救资本主义。这似乎就是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所提供的：一个基于管理和修补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不需要冒着社会崩溃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向工人阶级发起进攻。同样，如今自由市场最积极的捍卫者也在疫情期间卑躬屈膝。很少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对为应对冠状病毒危机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国家干预，与17万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支持和刺激，以及另外10万亿美元注入经济的中央银行——所有支撑系统和防止全面崩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资产阶级为那些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大型金融垄断企业提供救助。但当谈到为此买单时，这些老板和银行家却不见踪影。相反，在过去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是工人在为裁员买单。由于战后的繁荣，凯恩斯主义在政治家和学术界的流行了几十年，直到这些政府刺激、国家监管、需求侧管理和赤字融资等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崩溃，为转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但我们必须清楚：尽管崇拜“好的”凯恩斯、惩罚“坏的”哈耶克的改良派制造了混乱，但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主义是同一枚自由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事实上，虽然凯恩斯和哈耶克因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争论而闻名，但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两者都是坚决地反对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都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一边的。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的真正继承者。两人都出身于特权阶层，都对维多利亚时代和镀金时代的回归充满了怀旧之情。两者都充满了乌托邦主义和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特有的唯心主义。两者对经济都有机械和抽象的观点，而不是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视角。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接受并捍卫了资本主义体制。他们的分歧更多地在于经济制度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的程度，而不是阶级内容。凯恩斯显然支持市场，但只是担心自由放任原则和食利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上风。与此同时，哈耶克虽然反对计划取代竞争，但原则上并不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福利计划。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没有为工人阶级提供前进的道路，凯恩斯主义管理资本主义的尝试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把我们的生活和未来交到市场手中，是一条通往痛苦和灾难的道路。自由和必然性今天，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尝试。相反，自由意志主义大多被简化为一系列关于“自由”和“选择”的道德主义、个人主义偏见，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概述的那样。与此同时，哈耶克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大多数大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被各种资金雄厚的智库和自由市场机构所倡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机构是由他们“憎恶的”庞大垄断企业（如洛克菲勒家族）资助的。作为对这些大型商业慈善事业的回报，奥地利为右翼政治家（如撒切尔和里根）提供了一块方便的理论上的遮羞布作为藏身之处，因为他们粉碎了工会，剥夺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努力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综上所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自由”的诉求也是如此。实际上，现在强加给我一个出于历史和经济需要而无意识地产生的体系；在一个经济及其法律不为我们服务的体系；在一个所有重要决定都不是由普通人民主做出，而是由资本独裁政权做出，一个由老板、银行家和亿万富翁组成的专制和不负责任英精的体系中。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体系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对哈耶克来说，自由意味着没有对个人的政治政治“胁迫”和“武力”的缺席，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法律强加给工人阶级的非常真实的经济胁迫和力量。换句话说，对他来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不受任何限制赚钱的自由。正如恩格斯在与杜林的精彩论战中，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指出的那样，真正的自由不是通过想象自己摆脱社会、经济和自然中的规律而获得的，而这些规律在个人、资本家和工人的背后盲目地运作。相反，真正的解脱恰恰来自于理解规律，并能够运用它们来为我们带来好处。简而言之，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洞察”。“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自由包括对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的控制，这种控制建立在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26]例如，人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只鸟，可以自由地飞走。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从三楼的窗户跳下来，你就能避免摔死。然而，通过了解重力定律，运动定律，牛顿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定律，我们可以创造出可以让我们飞行的飞机或无人机。同样，虽然圆柱体中每个气体分子的运动似乎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但由于科学研究的历史，我们现在知道有热力学定律控制着整个系统的动力学，温度，压力，体积等之间具有非常明确的关系。通过了解这些定律，我们可以将大量气体中所含的热量转化为蒸汽，并使用它来转动可以发电的涡轮机；也就是说，创造工业革命背后的力量，改变了社会和自然。经济学也是如此。然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对科学地理解资本主义体制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不是解释经济的运作，而是在矇昧工人，并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提供理论上的辩护。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真正了解世界，以便改变世界；有意识地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如黑格尔所说，必然性规律“只有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才是盲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革命来推翻它们，并用一套基于社会主义计划和工人民主的新法则取而代之。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上组织工人和青年；在争取革命的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武器武装自己。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能从资本主义混乱和危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从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1864年10月4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1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1/219.htm[2] 雅内克·瓦瑟曼，《边际革命者》（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1页。[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index.htm[4] 雅内克·瓦瑟曼，《边际革命者》，第28页。[5] Eugen-Maria Schulak & Herber tUnterköfler，《奥地利经济学派：其思想、大使和制度的历史》（维也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11年），第16页。[6] 雅内克·瓦瑟曼，《边际革命者》，第41页。[7] Eugen-Maria Schulak & Herber tUnterköfler，《奥地利经济学派：其思想、大使和制度的历史》，第19页。[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第1篇，第1章，《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3/index.htm[9] 雅内克·瓦瑟曼，《边际革命者》，第103页。[10]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81年），第5章，Econlib。[11]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5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5.htm[12] 托洛茨基，“苏俄经济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211.htm，译者注：本文主要沿用以上链接的译文，但译者发现部分翻译具有瑕疵，也加以修改[13] 同上[1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2.htm[15]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前五年》，第1卷和第2卷（伦敦：WellredBooks，2020年），第611页。[16] 托洛茨基，“苏俄经济危机”[17] 同上[18] 雷·菲利普斯和麦克·罗斯沃尔斯基，《沃尔玛人民共和国》，（伦敦：反面，2019年），第30-31页。[19]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5.htm，原文的重点[20] “即时经济学：实时革命”，《经济学人》，2021年10月23日。[2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2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3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80/03.htm，原文的重点[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2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1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1.htm[2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26]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编，《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