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朝貢生產方式” Share Tweet（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0年5月28日。作者喬什·霍爾羅伊德在此文中研究了所謂的朝貢生產方式。朝貢生產方式曾牽動過學術圈的關注，一度被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史觀一次所謂的“現代化”。然而，若是仔細審視這一理論，其方法論和來源都表明，這一理論若是要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還不如說是面對學術界反動派敵人的攻擊下，馬克思主義的退步。譯者：無煙et al）卡爾·馬克思的理念代表了一個人類思想史的根本轉折點。馬克思將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運用到了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中，拋棄了前人長久以來所強加的、灌輸的各種奇異的概念，並將我們對社會的理解首次置於真實，科學的基礎上：“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1]而這一劃時代的發現並不能使我們停止對歷史的各種多樣性與矛盾性的學習。其實，通過首次實現對歷史的科學理解，這標志著這一奮鬥的開端而非其終結。考慮到這一點，若是沒了這一理解，社會自發的社會主義改造絕非可能。因此，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將學習歷史視為己任。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獻身於艱苦的歷史學習與對世界上其他社會的關注，但既然他們的重心集中在資本主義體系和其在封建歐洲之外的發展上，關於非歐洲社會中性質上和發展上的問題仍在引起人們的質疑和討論。建立於他對印度文明的研究上，馬克思所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區別於古代奴隸制與封建主義的，標志著生產力發展的早期階段。但是，在二十世紀，馬克思的概念則遭到了相當大的攻擊，既來自敵人，也來自於那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之友的人。最具破壞力的第一擊並不出自資產階級反對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而是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他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從本質上廢除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從而為其罪惡的與災難性的“兩個階段理論”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掩護。蘇聯的歷史學家於是嘗試將歐洲的發展模式（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轉換成世界其他地區，而每個地方的成效非常不同。恰好，這給世世代代的西方學者提供了證據，他們表面上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嚴苛教條，將折衷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當作“復興”現代馬克思的方法。簡而言之，斯大林主義者的修正主義是由學術界“殘羹剩汁”般的（pauper’s broth）修正主義而代替的。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首次發現了“朝貢生產方式”。朝貢生產方式，作為建立於馬克思死後的新發現與學術研究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現代化應用，已經在學術圈牽動了的相當大的關注，有些人甚至認為它對一些歷史難題提供了一個吸引人的解決方案。然而，若是仔細審視這一理論，其方法論和來源都表明，與其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還不如說它是使其與學術界的最新趨勢，特別是在後殖民理論領域的最新趨勢相協調的嘗試。不過，這朝貢方式也引發許多重要的問題，值得批判性地探討探討，來更好地理解歷史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朝貢生產方式(薩米爾·)阿明：“朝貢生產方式是最常見、也最廣泛的前資本主義階級構造。”而這一廣泛的概念又會為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帶來什麼?/圖片：公共領域朝貢或是“上貢”的生產方式之概念最先出現於一篇1974年的論文，題目為《生產方式與社會構造》（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來自於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此論文中，阿明將朝貢生產方式定義為“與鄉村社會的存在，以及以強征貢品的形式來剝削【鄉村社會】的社會和政治機構相並列的【生產方式】”。[2]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可以將其當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再包裝。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具有擁有村社這一特點，而這些村社通常來說以上交剩余產品的方式作為稅收來支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阿明走得更遠：“這樣的上貢的生產方式是最常見、也最廣泛的前資本主義階級構造；我們建議將各種早期形式和各種先進形式區分出來，比如說封建生產方式，其中，村社以放棄土地征用權的方式來為地主牟利，而村社則保持為一個家庭的集合體。”[3]照阿明這麼說，在公有財產制關系被土地私有制所消解的地方，所發生的並非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到來，而是一種朝貢方式中更先進的形式：在歐洲即是封建主義。迷惑的是，阿明繼續將封建和朝貢“方式”稱作更廣泛的生產方式，同時卻將封建主義視為後者的一種更先進的表達方式。阿明同樣假設“外圍”方式（例如奴隸生產方式和小商品生產方式，這兩種都被馬克思所提及過）的存在，但他強調，在主要情況下，朝貢方式占主導地位，其他模式在其中作為次要形式出現。對於阿明，朝貢方式，包括封建生產方式，有以下的關鍵要素：1. 生產力的重大發展——例如久坐型農業，不僅可以保證生存，還可以創造出充足而可靠的剩余，同時利用知識和各式的工具（機器除外）開展非農業（手工業）活動；2. 發展了對應其剩余量而對應的非生產性活動；3. 建立與這一經濟基礎上，社會階級的分裂；4. 以及一個能夠超越鄉村的存在之限制的發達國家。[4]這些標准在幾乎可以每個階級社會的歷史上都找到，然而正如阿明所補充的“除了機器”，資本主義社會則除外。簡而言之，若是有國家而沒有機器，那就是個朝貢社會。後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阿明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認為其實歐洲封建主義並不是“朝貢生產方式”的先進形式，而是其“不完整的”、“原始的”、欠發展的形式，“以封建分裂和權力分散”和一種“未完成程度的”[5]國教意識形態表現為標志。阿明解釋道，“原始的封建形式逐漸演變為先進的朝貢形式”。所以對阿明而言，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分類只是在與一個或多或少“發達的”朝貢形式作對比[6]，其發展水平由集“權”（意識形態上由國教形式表現）的程度而決定。沃爾夫同樣的概念之後也被以為美國人類學家艾瑞克·沃爾夫(Eric Wolf)在其1982年的著作《歐洲與無歷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所使用。沃爾夫列出了三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方式，朝貢方式，以及親緣關系方式（親緣關系相對階級關系占主要地位的地方，比如“原始共產”或“氏族”社會）。沃爾夫對馬克思的生產方式之概念進行如此劇烈的再組織，其理由很簡單：“既然我們想應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傳播和其對社會勞動分配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影響，那我們就應該以最節儉的形式，只構建那些能允許我們來展示這樣的遭遇的方式。為這一目的我們應該只定義三個：資本主義方式，朝貢方式，親緣關系方式。這裡並不是在論證這以說三位一體的說法會概括所有可能性。至於其他問題，可能構建其他的模型來劃清區別，亦或是以不同的方式將此處劃分的區別歸為一組更有用處。”[7]沃爾夫將他的朝貢方式這樣定義：“這些國家代表了一種生產方式，其中主要的勞動者，不論是農民或是牧民，都能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而貢品則會以政治或物理方式被勒索。”[8]考慮到各個社會中，勞動者都必須能“使用”生產資料，無論生產資料是否屬於他們，那麼所以能將朝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分出的，便是在前者的統治下剩余是被強征的，而不是交換。沃爾夫便繼續為朝貢方式假設了兩種不同的“極端化情景”：“一種是其權力高度集中在權力體系最頂層的統治精英手中；而另一種則是權力大部分被當地封建領主所掌控，而頂層的統治相對脆弱。這兩種情景定義了權力分配的連續。”[9]“權力體系”沒有定義，但其使用方式表示沃爾夫在這裡是指國家、政治權力。沃爾夫接著說：“廣義上，我們所刻畫的這兩種情景與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封建生產方式’之概念是相對應的。這些通常被視為持久不變的對立面。其中一個詞被用來描述歐洲，另一個用於亞洲。但是，前面的論述應該清楚地表明，我們正在處理的是非勞動者階級之間的最高權力競爭的可變結果。某種程度上，這些可變的結果都錨定在施加“經濟壓力以外”的機制中，它們對互相而言展現出一種家族的相似性。”[10]阿明對於封建性質與朝貢性質的方式的聯系也就因此得以保留，而兩者之間的明顯差異則能被“權利關系的延續”所解釋，似乎在國家層面，從同一統治階級的一翼中的成功出現，甚至國家的一翼在另一翼之上，取決於對“頂端非勞動者之間競爭”的解釋。這些社會之根本並無區別，在村莊與封地的層面上來說，不論它們是財產所有權或是剝削關系，都屬於沃爾夫的解釋；對生產資料那簡單的“使用權”就已經足夠了。所需要的就是用武力取得“貢品”，不顧這種貢品是如何產生和由誰生產的。所以任何擁國家的農業社會一定就有朝貢性，既然它所需要的只是直接勞動者和武裝的“勒索者”。霍爾頓英國拜占庭歷史學家約翰·霍爾頓在他1993年的著作《國家與朝貢模式》中，采用了一種類似的方式。就如同標題所暗示的那樣，這本書的重點就在於，將朝貢模式這個概念運用於許多前資本主義社會當中，並且去討論國家在這些社會當中所發揮的作用。對霍爾頓而言，朝貢制和封建制沒有什麼區別，這兩者是一樣的，“朝貢”是一種更加普遍表達封建社會基礎的方式，但它缺乏歐洲封建制內涵。就如霍爾頓所解釋的那樣，“‘封建主義’（我將暫時使用這個傳統的術語）能被理解為在階級社會當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模式。 當然，封建主義與其他的模式一起共存，但是，從歷史上看，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關系是占主導地位的。”[11]上述所說的“經濟關系”，如下文所列：“任何組織和機構（無論是稅收還是貢稅）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經濟學中，提取租金都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常見的，作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對經濟獨立的農民的剝削的形式下的封建收租，並不依賴於法學意義上的房東對房客的收租，但統治階級或其通過這種非經濟性的強迫，占有了農民的剩余價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關系是剝削性和矛盾性的。”[12]霍爾頓認為，在所有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農業的剩余價值都由農民生產並且被地主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占有；除了基於奴隸制的古希腊和羅馬/圖片：公共領域霍爾頓接著指出，在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農業的剩余價值是由農民提供並且被其他人所占有（地主，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因此，這些社會都是由同樣的“一組經濟關系”所主導。不同社會的差距和隨時間的變化，於霍爾頓而言，都是可以通過國家“統治階級”與其代理人之間占有剩余價值的鬥爭來解釋。然而，這裡有兩個明顯的例外：“奴隸制可能在羅馬共和國後期以及羅馬帝國早期（主要定居在意大利）和公元前5到4世紀的希腊（在某些城市）主導了生產關系”。在這些社會，這種生產方式的剝削是建立在對奴隸的剝削上的，但是奴隸本身屬於生產資料的一部分，而不是和農民一樣，占有生產資料。從前面的理論表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個模式：一個社會要變成朝貢社會，就需要有農民生產者和武裝剝削者的存在，這實質上要求在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裡，大部分的人口都在所屬的地域裡工作。因此，盡管霍爾頓有提到奴隸制的例外，但馬克思關於亞洲，奴隸制和封建制的生產方式的分類卻被劃分到前資本主義這個模式裡。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如此寬泛的概論，讓我們必須質疑此概論是否真的是可以讓我們理解世界歷史的有用工具。在對這個概論內涵做出評論之前，有必要去考慮它和馬克思觀點之間的關系。生產方式為了考察朝貢模式是否確實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一種生產方式，當然就有必要首先釐清“生產方式”的含義。生產方式不僅僅是一個總括性的術語，在這個術語下，我們根據一份列有或多或少武斷的標准的清單，將相似的社會組合在一起。我們分析的出發點應該始終是，現實的、可實踐驗證的、人類生產其生存資料的組織：“這些個體的一種確定的活動形式，他們生活的一種確定的表達形式，對他們而言一種確定的生活模式。”[13]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限制在僅僅收集和描述經驗數據，我們將不會對我們所正在描述的事物有進一步的洞見。通過提取，我們可以不去考慮形式更偶然的方面，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實際、基本的內容，這樣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現實的、歷史地發展著的社會運動，以及它們相互的內在聯系和隨著時間的發展，這比單單實證研究獲得的認識要充分得多。因此，生產方式的概念是為了抓住本質，各種具體的生產方式、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的本質，而它們構成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的所有人類社會的基礎。那麼，關鍵的問題是，是什麼構成了這種“本質”？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例：“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僅是商品的生產，它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生產，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資本。因此，他僅僅生產已經是不夠的了。他必須創造剩余價值。”[14]盡管產品的種類和生產它們的方式幾乎無窮無盡，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使一種生產方式成為“資本主義”的，是剩余價值的生產。 剩余價值的生產有其前提，即“兩種截然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直面和相互接觸”：[15]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者和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這種雇佣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剝削關系，馬克思稱之為“資本關系”，它決定資本主義的生產，而不考慮討論中的具體勞動過程（如烘焙、編織等）。確實，資本主義關系占據一個產業部門的程度越高，其對勞動過程本身的改變就越大。同樣地，“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特殊的生產居於支配地位，從而這種生產關系分配其他生產關系的等級和影響。這種生產關系是一個總光源，浸漬了其他所有的顏色並模糊了它們的特殊性；它是一個特殊的以太，決定了每一個已經在其中物質化的存在的比重。”[16]因此，馬克思所說的“奴隸社會”並非用於表示社會的整個人口——甚至不一定是多數——分為主人和奴隸（這樣將人口兩極分化為“兩大陣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征,而且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也不絕對如此），而是指一個由奴隸的社會生產主導的社會，並且奴隸的生產給被考察的社會構造中的其他形式“決定比重”。由此可見，雖然可以根據不同的生產方式、在一種或多種標准下（例如王權或國教的存在與否）對社會進行分組，但每種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不同的，具有不同於其他生產方式的運動。例如，以狩獵-采集方式組織起來的生產，其本質特征與任何階級社會（更不用說資本主義社會了）幾乎沒有相似之處，並且演變也會截然不同。在階級社會中，剩余產品的生產是中心問題。馬克思寫道，“無論任何時候，社會的一部分人壟斷了生產資料，那麼勞動者不管是自由還是不自由，都必須在維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之外，額外增加工作時間，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7]因此，在階級社會中，一種生產方式與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區別就在於，榨取剩余勞動力的方式的本質特征。馬克思在下面這段話裡，對自己的思想作了明確的解釋:“這種從直接生產者中榨取無償剩余勞動力的特定經濟形式，決定了支配關系和奴役關系，因為這種關系直接由生產本身產生，反過來又作為一個決定因素反作用於生產。在此基礎上，由實際的生產關系決定，建立起了經濟共同體的整個結構，進而也產生了具體的政治形式。生產條件的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在每一種情況下，其特殊形式總是自然地與勞動類型和勞動方式的特定發展水平相一致，因此也與社會生產力相一致。在這種關系中，我們發現了最深處的秘密、整個社會建築的隱藏基礎、繼而主權和獨立關系的政治形式，簡言之，每一種情況下的國家的具體形式。這並不阻止相同的經濟基礎——在其主要條件上相同——外觀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化和層次，這些變化產生於無數不同的實踐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產生外部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並且只能通過分析這些實踐給定的條件來理解。”【我的強調】[18]這一概念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直接的剝削關系，在其中我們發現“整個社會建築的隱藏基礎”並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歷史地演變，並最終由“社會生產力”決定的。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它不僅讓我們能夠對社會形態進行分類，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理解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在整個人類社會進化中的位置。馬克思運用這種方法，確定了階級社會歷史上的幾種基本生產方式:1、“亞細亞”模式，以從大量的村社中作為稅收強制征收的剩余產品為基礎；2、“古典”模式，以奴隸生產為基礎；3、“封建”模式，以農奴制為基礎；4、“小商品”模式，由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小私有者組成；5、最後，資本主義模式，以剝削雇佣勞動為基礎。盡管馬克思對於在歷史及生活中可以找到的“無窮無盡的變化和層次”提出重要警告，（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一定的規律：）所有這些模式都被發現可以與其中的其他模式共存（如20世紀早期的沙皇俄國），但是一種特定的模式往往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決定了該社會潛在的運動與軌跡。朝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沒有任何給予朝貢生產方式明確支持的內容，更不用說貫穿整個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容了。出於這一點，對朝貢生產方式的擁護很大程度上被迫歸於沉默。然而，沃爾夫和霍爾頓兩個人都依賴以下援引自《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並且很清楚，在直接勞動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資料生產上必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內，財產關系必然同時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因而直接生產者是作為不自由的人出現的；這種不自由，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代役租。在這裡，按照假定，直接生產者還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即他實現自己的勞動和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物質的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他的農業和與農業結合在一起的農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不會因為這些小農（例如在印度）組成一種或多或少帶有自發性質的生產公社而消失，因為這裡所說的獨立性，只是對名義上的地主而言的。在這些條件下，要能夠為名義上的地主從小農身上榨取剩余勞動，就只有通過超經濟的強制，而不管這種強制是采取什麼形式。【作者的強調】[19]霍爾頓也引用了如下內容（從同一個段落）："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亞洲那樣，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末，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不會再有什麼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20]"從這裡我們被引導而得出結論，因為在這些社會中租金，賦稅和“朝貢”是前資本主義地租的不同形式，在所有這些社會基礎上的生產方式都是一樣的：都是“貢品”的征收。馬克思談論有關東印度公司從印度盤剝“朝貢”，但是他不是談論一個特定的社會聯系，不如說是談論一種生產關系/圖片：公共領域但是，很明顯馬克思沒有打算將這種解釋視為任何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其本身而言，這不是馬克思提到“朝貢”的唯一的句子。他也使用這個概念論及從19世紀英格蘭資本主義農民擴展出來的租金，提到“對一塊土地的壟斷使所謂的土地所有者能夠向其索取貢賦，並為其定價”[21]。當一種觀點認為他也將下議院定性為“土地所有者”時，這種“朝貢”對英國統治階級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了。馬克思甚至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土地投入的資本越多……社會因此以剩余利潤的形式向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支付的貢賦就越多。”[22]進一步，他將東印度公司的彙票（數量超過300萬英鎊）描述為“從印度榨取的貢賦”：一個“進貢給好政府的出口貢品”。[23]他也將國債利息表述為“一份從這個國家而來的5鎊每月的貢賦”。[24]甚至資本關系本身也不能擺脫這種稱呼，馬克思這樣寫資本關系：“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的貢品。”[25]因此，通過尋找馬克思理論中朝貢的聯系，我們可以發現大量這樣的例子。 但是，我們如何應對這種大量提及“朝貢”的尷尬呢？如果我們僅使用“朝貢”一詞來表示一種生產方式，那麼我們就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勞資關系”不僅為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所有階級社會提供了基礎，而且為新石器時代後期的社會提供了基礎。當時原始社區將其剩余產品作為產品提供給新興的廟宇建築群。從馬克思對這個詞的使用可以看出，“朝貢”沒有像征任何特定的聯系，而只是一種放棄了沒有等同關系的東西，因此可以用來描述取自“直接生產者”的任何形式的剩余。所有這一切告訴我們，任何以剩余產品的使用為前提的階級社會，都是以剩余價值的榨取為根基的，不會超過我們開始的地方。我們的朝貢模式的理論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通過使用一些獨創性的限制條件。武力的角色第一個條件，即這一剩余（或者貢品），用霍爾頓的話來說，必須被“非經濟性的壓迫”所提取，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經濟之外的壓力”。所以，統治階級所不如資本主義一般依賴於市場條件，而依賴於宗教迷信或是鐵血鋼拳的地方，即構成這樣的生產方式。但是這一所謂的“生產方式”的問題在於，它並根本沒法告訴我們其生產的情況。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評論道，“若是數世紀以來，人們依靠掠奪【或是貢品？——作者】而生存，那麼就一定得有人被掠奪。”[26] 每一次的武力掠奪都假定了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和與其相聯系的生產力的分裂與組織，來確保有剩余供掠奪。從中，社會中擁有不同權重，不同利益，不同鬥爭形勢的不同階級才得以發展。所要考慮的並非單單是武力的存在（其中，在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中也可以找到大量例子）而是剩余是如何從直接的勞動者——工人——所“提取出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勞動者的剝削是以“自由平等”的交換之形式實現的，雖然這一交換帶有天然的強迫性質，且還帶有奴役性質，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現實。勞動者向資本家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工資，然後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接受資本家領導，為資本家工作一定量的時間。這樣特殊交換對資本剝削的重要性反映了資本主義是通過商品交換而發展與實現的這一事實。人的勞動力本身即是一件商品。而這並不屬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其生產保持在實用的基礎上，剩余的上交和收取是建立親情或奴役關系的基礎上。而如果剩余無法在交換中被提取，那就會通過“經濟之外的壓力”靈丹妙藥來解決，因此馬克思才對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地租作了區分。經濟之外的壓力的用處可以在奴隸制，在農奴制，甚至在大探索時期歐洲商人冒險家們所褒揚的搶劫——他們所謂的“貿易”——中找到。只有當資本主義生產被完全發展之後，這一壓力才愈來愈成為一種意外性質的行為，而非是剝削所需要的。毫無疑問，所有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與資本主義有著共同的根本區別，但以這種方式定義生產方式，就是將這一事實冒失地提升到它們的最核心特征了。使用這一方法會使我們事倍功半，而馬克思在一篇文章裡也直白地反對過它：“這樣，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歸結到一點：如果我們把它們的區別性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注意它們的同區別性相對立的一致性，它們就是同一的。”[27]我們並不能把所有商品生產都當做是資本主義的，更不應該把所有生產都當做封建主義的。霍爾頓為了辯護他自己的武力理論，詭異地援引馬克思，聲稱馬克思“把前資本主義地租定義為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普遍形式，而通過這種形式，剩余勞動得以‘從勞動者手中被奪走’”。[28]這樣一板一眼的理解當然是無法在馬克思身上找到的。馬克思識別出了前資本主義地租的普遍特征，他的結論是：“支配與奴役的關系”是由“無償剩余勞動從直接生產者中被奪走的特定的經濟形式”而決定的。如果我們唯一能將朝貢生產方式與馬克思聯系在一起的方式，就是把兩段毫無關聯的話砸在一起的話，那又何必花這個力氣呢？所有制與生產此處，另一個條件則可以為“朝貢生產方式”論挽救局勢：生產必須是以農業為主，由農民來貫徹，不論其法律地位如何（農奴，佃農，村社等等）。所以，當某地生產為農業，其剩余也受武力強征而不是受市場那看不見的手所和平擺布時，此生產方式便是根本上一致的。不同農業社會中，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和勞動所有制，在此處並不重要，而顯然只不過是法學上層建築的一部分罷了。霍爾頓甚至批判阿明對土地私有制與封建主義治下農奴制所做的區別，和對鄉村公社收稅之間所做的區別是“一種比較人為的區別”，既然這一區別是建立在“於農民與地主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上一種法學上的區分”[29]的基礎上。朝貢生產方式的基礎並不能在馬克思或是恩格斯著作中找到 /圖片：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並不能在馬克思亦或是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相反，馬克思於他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前言裡總結了他在這一問題上所提及的立場，其中他表明所有制關系“只在法學上表述了”現存的生產關系。所有制與對生產資料的掌控本身才是生產關系，形成了社會經濟基礎的重要部分。以國家的語言，將所有制與對生產資料的掌控的法學上表述為所有“權”，並不使其變得缺少經濟性。其實正是馬克思的對手，為了要否定唯物史觀才提出了所有權作為法律的、“上層建築的”物質這一概念。早至1890年，唯心主義社會學家保羅·巴特就辯稱：“同樣的生產關系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法學形式來看待，馬克思他本人就提及，無奴隸制的共產主義農業和有私有制與奴隸制的農業正是對同一種生產階段的兩種不同法學解釋。”[30]正如弗蘭茨·梅林（譯注：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他的回應中評論道：“對於巴特先生來說，一切都毫無區別：羅馬名門貴族的大莊園主、德國馬克、封建地主、農民、容克地主、奴隸都是農業生產部門的一部分，因此共處於同一生產關系中，共處於同一生產階段中。他們只是偶然地根據那獨立存在的規則而過著不同的生活，那規則就像雪一樣不知道從哪飄來的。”[31]而這難道不就是所謂的朝貢生產方式的方法論嗎？很明顯，雖然馬克思對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共有的一些常見特征（從它們對鄉村、農民生產共有的依賴來看）有所關注，這並不代表他們是建立在同一生產方式之上的。進一步說，馬克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之外的壓力”的角色有著完全的認知，但他從未將其當做一種生產方式的獨立基礎。正是在沃爾夫為《資本論》第三部所回復的同一章節，馬克思指出，在亞洲“並不存在私有的土地所有制，雖然存在私有的和公有的土地所有權和擁有權”。[32]這表明馬克思認同了這一重要的區別，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三部《資本論》皆包含了對根本上完全不同的農業生產的無數引用，更不要說其它歷史唯物主義著作了。這裡舉馬克思思想中一個非常明晰的例子。“不論地租有什麼獨特的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某些地塊的所有權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個人，如在亞洲、埃及等地那樣；這種土地所有權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對直接生產者人格的所有權的附屬品，如在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下那樣...“不同地租形式的這種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即不同的人借以獨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虛構在經濟上的實現——使人們忽略了其中的區別。[馬克思的強調][33]”馬克思將這樣的忽略稱作三大“使對地租問題分析晦澀難懂的主要錯誤之一，處理時應該避免”。[34]而這錯誤正能將朝貢生產方式的支持者所定義。霍爾頓認為，國家以稅收形勢對由農民集體生產剩余的提取（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礎）和對由私人地主所擁有的非自由農民或農奴的剝削（霍爾頓的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都只是“剩余被分配那體制性的不同形式”罷了。這些不同形式的剝削隨後就被打發走，被認作是“上層建築的亦或是銜接階段的【讀作：意外性的——作者】要素”，“並不反映出剩余被私自挪用的方式上的基本變化亦或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上的基本變化。”[35]對於霍爾頓來說，剩余的私自挪用之所以保持著不變，是因為自由民或非自由民“在非經濟脅迫的基礎不斷上交剩余”，且“農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土地——仍然保持著不變。”[36]這樣，“廣義上的生產關系”，[37]便被簡化為了“農民在土地上生產”（他們還能在哪生產？）這樣的陳詞濫調，而真正的生產關系“只是一種形式的剩余分配...很大程度取決於上層建築。”[38]實際上，這簡直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徹底混亂的版本。它將剝削勞動僅僅放在分配的層次上，然後將其完全從社會的經濟基礎中刪除。阿明甚至認為，他的朝貢方式甚至可能根本不構成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方式，而所以沒有“沉迷於這種馬克思學”，接著，“如果太麻煩，那我已經准備好把‘朝貢生產方式’修改為更廣義的措辭，‘朝貢社會’。”[39]他聲稱，憑此，他便已超越馬克思，但這並不是阿明等人“超越”馬克思的唯一途徑。階段和發展如果我們接受歷史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那麼仍然有必要解釋這種發展是如何發生的，無論是通過逐漸的增量變化，通過連續的階段，隨機的事件序列還是任何其他形式。馬克思一生都將社會的發展視為階段性的演進，最終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而生產力的發展則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組織的不同基本形式。在談到相對較新的地質學時，他說：“地球的太古結構或原生結構是由一系列不同時期的沉積組成的。古代社會形態也是這樣，表現為一系列不同的標志著依次更迭的時代的階段[它們共同構成一個上升的系列]。[馬克思的括弧]”[40]這些“時代”形成的關鍵要素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生產力本身是分階段發展的，而不是逐步的，線性的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制造工具的動物。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41]原始的集體所有制終止的自然和歷史條件對由此產生的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與在諸如希腊鐵器時代這樣的先前國家的影響下進入後來的發展階段的文明相比，基於青銅時代的技術形成的文明往往在生產關系上表現出重要的差異。如馬克思所寫道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42]斯大林主義官方意識形態的僵化模式，將歷史的發展作為每個社會通過完全相同的普遍階段（除去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發展來呈現，但是馬克思的階段理論仍然是他辯證性歷史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們朝貢模式理論家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的主張很清楚，即生產方式不是歷史概念，沒有年代的屬性。這意味著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奴隸制，再到從奴隸制到封建主義，沒有必然的歷史順序。 “[43]阿明這樣解釋。沃爾夫的觀點也沒有更好：“我概述的三種生產方式既沒有構成人類社會可以歸類的類型，也沒有構成文明進化的階段。”[44]霍爾頓也拒絕接受“歷史發展的‘階段理論’”，因為它暗示著“某種無活力的動態”，破壞了“系統的內部平衡”[45]，並使之陷入危機並過渡到其他狀態。如果我們的範疇沒有年代並且不能以任何順序排列，那麼我們只能得出結論，它們不僅獨立於歷史，而且獨立於人類本身，而人類是最空董的抽像事物，例如康德式的“事物本身”。按照這種說法，歷史成為隨機排列的事件，歷史學家只能通過將他/她選擇的標簽放在滿足所需（寬松的）條件的時間段上才能理解。在此，生產方式不再是真實關系的理想表達，而僅僅是歷史學家為自己的需要而采用的先驗構造。沃爾夫最誠實地接受了這種方法，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沃爾夫采用他的親屬的，朝貢的，資本主義的圖式是為了方便，而不是作為科學研究的結論。按照這種邏輯，狩獵采集社會可能在公元前10,000年直接躍升為資本主義，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可能回到青銅時代，這既不是前進也不是退步。正如馬克思主義的後現代主義反對者所言，這得出的結論是，歷史上根本沒有進步。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相去甚遠。對歷史和自然的辯證法在每個範疇中都有一個階段，反之亦然，這直接是由於它認識到萬事萬物都處於不斷發展的狀態。正如托洛茨基所說：“辯證法是運動，發展，演變的邏輯。”[46]重要的是，不要將歷史階段視為固定的，不變的範疇，也不要認為每個單獨的社會都必須經歷每一個階段。正如斯大林主義的“兩階段理論”所主張的那樣，但這並不是否定那些階段的存在及其所有局限性和過渡形式。的確，沒有歷史發展階段的概念，聯合和不均衡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這也不意味著退化和退步是不可能的-退後是進步的辯證法的固有部分。在每一次衰退或“黑暗時代”中都有孕育著更高層次的未來發展的因素。同樣，歷史上的每一個進步都伴隨著一部分群體的後退，例如階級社會的到來或資本主義的誕生。但是，總的來說，不僅是在人類歷史上，而且在全世界內，都可以發現由危機中斷的從低級到高級的進步和革命性的飛躍。通過將觀察到的現像按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從一個過渡到另一個的過程來排序，我們才能理解它們。這是所有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將科學的任務描述為發現現像之間真正的相互聯系。[47]舊的機械唯物論滿足於孤立地看待事物，然後推論出一套可以處理整個自然的標准。這種方法被19世紀的科學革命徹底摧毀，特別是在生物學和分類學方面-恩格斯在其《自然辯證法》中對此進行了頌揚。但是，新方法並沒有拋棄分類，沒有它，就不可能有思想，更不用說科學思想了。相反，它不僅根據物種的可觀察特征，還根據其進化過程（共同祖先等），來對物種進行分類。馬克思在德文第二版《資本論》第一卷的後記中引用一個俄文版評論中的以下內容：“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像變化的規律，這些現像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馬克思對此簡單地補充說：“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做的這番描述……難道不正是辯證法嗎？”[48]此外，如下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心概念，也是其最有力的觀點之一：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種生產方式可以在其自身內在動力的推動下，超越其極限，陷入危機，並最終為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奠定基礎。但不幸的是，它沒有得到馬克思現代改良家們的認可。 “生產方式沒有發展”，[49]霍爾頓宣稱。這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適用於其他所有情況：“對比封建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的普遍規律本身，相比於封建生產關系，不再有動力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轉化為其他的東西，充滿客觀的階級敵對和矛盾的東西，盡管其生產關系明顯是可以做到的。” [50]我們不必回顧太久遠的歷史就可以看清這個完全錯誤的想法。今天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脫離16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的世界。它不是在外部動力（世界系統的外部因素）的影響下發展。在自己的“內在規律”[51]的驅動下，使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資本主義本身已經經歷了階段性發展，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漸進的甚至是不可察覺的發展已轉變為質的飛躍。我們現在的帝國主義時代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列寧將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定義為“壟斷資本主義”，[52]這起源於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競爭，這是由於較大的資本家吞噬了較小的資本家，將最大的企業融合為卡特爾，信托等，以及越來越重要的銀行與行業的融合。甚至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到了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過渡過程。除非我們得出結論，持續到今天的越來越顯著的資本集中是純粹的偶然事件，可以隨時逆轉，或者是外星干預的產物，否則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促使它朝著越來越集中和計劃生產的方向發展，盡管這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受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民族國家的限制。在此基礎上，列寧得出結論，帝國主義構成了“從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的社會經濟秩序（即社會主義）的過渡”[53]。同樣，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階段，其基本要素是在封建社會的矛盾和發展中發展起來的。階級社會本身也是一個階段，不可能從前階級社會之外其他東西中發展出來。除非您想完全否認歷史發展，否則否認歷史階段是站不住腳的，這一事實甚至被我們的朝貢模式學者默認，他們最終偷偷重新引入了階段論，盡管表面上排除了階段論。例如，阿明（Amin）將歐洲發展道路“強加於整個星球，迫使所有人穿上同樣的鐵衣”的做法表示遺憾，他把這種做法歸因於斯大林[54]然而通過否認歐洲和非歐洲社會發展的任何差異，他實際上取得了完全相同的結果，盡管他偏愛亞洲鐵衣而不是歐洲鐵衣。“這些先生們都缺乏辯證法”，[55]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話。這不是偶然的。霍爾頓本人認為，“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是唯物史觀發展的創始力量，但今天它已不再受黑格爾影響，而黑格爾的影響卻是馬克思的思想的根源。 [56]馬克思的思想中很難想像有比辯證法更大的“黑格爾影響”，而且沒有幾個膽大妄為的人試圖消除它。他們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設法炒經驗主義的冷飯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哲學，並以此剝奪了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從而使其顯得荒謬。在霍爾登的情形，我們得到的是一種更為康德式的歷史方法，這種方法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驅逐了黑格爾的精神，卻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更古老，更蒼白的幽靈。因此，不管朝貢“模式”的真正優點是什麼，它與馬克思思想的聯系都是虛假的。特別是與霍爾頓的主張相反，他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從馬克思更“粗俗”的擁護者手中搶救馬克思的觀點，而朝貢模式概念與馬克思自己的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際上，霍爾頓所采用的模式更接近韋伯，而不是馬克思。這是一個修正，但出於完整性考慮，值得一提，這是否有用？采取朝貢方式是否可以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種有用的修正？霍爾頓本人面對他的朝貢生產方式是否有用的問題，對其他學者對他所持寬松標准的批評，他回應道：“以這種普遍化的方式使用這一概念，其要點在於它構成了定位某些關鍵要素的啟發式手段，它是研究計劃的指南。”[57]這相當於聲明：因為朝貢方式是有用的，所以它是有用的。霍爾頓在他的書中絲毫沒有為這種寬松的概念的實用性提供證據。馬克思本人已經指出，“超經濟的強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為什麼霍爾頓走得更遠，聲稱它是一種生產方式？他的回答是：“因為這是一種啟發式概念”。最大的諷刺在於，霍爾頓的“啟發式概念”沒有給出任何關於實際生產關系的見解，甚至不能指導人們如何去理解它。生產方式的概念本身將因此變得毫無用處。恩格斯批評杜林之流的先驗主義方法，即“某一對像的特性不是從對像本身去認識，而是從對像的概念中邏輯地推論出來”。[58]我們可以在朝貢生產方式的所有定義中發現這種推論。霍爾頓關於朝貢生產方式的“啟發式概念”將許多截然不同的社會形式混為一談，只因為它們都是封建的/圖片：Pexles霍爾頓關於其朝貢模式的三個經濟要素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第一個要素是封建地租，在霍爾頓的定義中這包括了“租金、稅收或貢品”。他的第二個要素是“非經濟強制是占用生產剩余的基礎”，而第三個要素則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剝削關系，這兩者都是完全根據他的封建地租概念而假定的。這個定義是一種同義反復。在總結了所有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共同點（榨取農業生產剩余）的基礎上，霍爾頓僅僅致力於尋找貢品，而他也確實在每一個地方都找到了——這一點也不出乎意外。問題在於，與所有其它形式主義一樣，他的方法對我們所要研究的東西——也就是社會到底是如何發展的——有任何益處。這種方法，實質上是剝離了幾乎所有內容的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外形，而將它們歸結到一個一般的因而也是抽像的“貢品”類別當中，然後從這個類別導出一套循環標准並以此來分析這些社會形式。由此我們將獲得一種不需要實際歷史知識的歷史學說。當這種方法的提倡者們將其應用於他們所非常熟悉的領域時，情況就變得愈發糟糕。霍爾頓的解釋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上，以下我將要研究的國家都是納貢或‘封建’國家，因為它們都是這樣建立的——以占有生產剩余的相同模式為基礎，並采取相同的基本模式將生產人口和土地生產資料結合起來。”[59]霍爾頓證明這一點的方式，是斷言任何從任何形式的農民生產者中奪取生產剩余的人都是地主。在純粹於思想領域做出這一發現之後，他考察了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以及莫臥兒帝國，無一例外他都在這些國家中發現了地主和農民。而這些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以及它們的歷史與發展，一直處於被完全遮蓋的狀態。因此，讀者們從他的論述中最終學不到任何東西。實際上，一些真實的生產關系偶爾會脫離霍爾頓的文本，但它們很快就被解釋為只是“封建主義”，這阻礙著讀者去了解其實質。馬克思確定了不同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霍爾頓卻將它們歸入一個單一的大類當中。這樣做使我們重新面對完全相同的問題：解釋這些差異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出現的。他這種論斷的作用，正如宣布所有靈長類動物都是靈長類動物，我們和黑猩猩之間沒有根本區別一樣。即使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這一論斷，我們依然有責任去解釋這種差異的存在及其產生，而且這種責任並不會因此而減小。以古羅馬為例，霍爾頓認為，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在，奴隸制生產方式在古希腊和羅馬占主導地位。而在其它地方，在資本主義之前，獲取勞動生產剩余某些部分的主導方式則是租金、稅收或貢品。如上所述，甚至在霍爾頓本人的學術陣營中，他關於奴隸制的觀點也並未被普遍地接受。而其他人，例如沃爾夫，則認為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封建社會（“朝貢制”）。但是歸根結底，這兩種方法都繞過了關於生產的關鍵問題，從而無法引導我們去掌握自公元三世紀以來所發生的勞動剝削的重要變化。依照羅馬帝國法律條文（例如基督教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律）的精細界定，霍爾頓對羅馬帝國佃農降格為農奴的過程做了無名但有實的有用總結：“農奴一詞最初是指一個自由的農民，然後是一個自由的佃農，最終（從大約三世紀中葉開始）指一個有人身依附地位的佃農。到五世紀中葉，已經規定了農奴的世襲地位，這反映了人口下降和勞動力短缺的現實，以及關於國家與地主階級之間關系的政治考慮。到了六世紀，就其流動性而言，可以認為大多數農奴失去了自由，從而被歸類為‘土地的奴隸’。”[60]如果像霍爾頓所提出的那樣，那時候國家存在的基礎是以“貢品”的形式從農民中榨取生產剩余，那麼國家為什麼要竭盡全力迫使佃農以農奴的方式從事生產呢？看起來，農奴的勞動、租金和稅收，所有這些都可以（作為生產剩余——譯注）被另一個階層獲取，它們實質上並沒有區別，那為什麼要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被剝削階級呢？讓我們重申馬克思的觀點：“使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佣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也就是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61]因此，我們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羅馬共和國-羅馬帝國和此後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經濟基礎之間區別是什麼？在這兩者之間，什麼發生了變化？有還是沒有——這完全取決於你的抽像思維水平。我們舉以下這個例子以獲得一個鮮明對比（當然還有許多其它歷史案例，而我們的目的並非要聲稱所有社會的發展都是一樣的）：到公元前一世紀末，保守估計意大利的奴隸人口達到了大約一百萬，[62]為總人口的五分之一，[63]他們在大農場、礦山和城市從事勞動。有一些估計數字比這高得多，認為當時意大利奴隸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另一方面，在《末日審判書》出版時（十一世紀末——譯注）的英格蘭，總人口數目要小得多，而奴隸的比例據估計僅占其中的百分之九，絕大多數集中在落後的西南地區尤其是康沃爾錫礦區。[64]但是，佃農和隸農（當時的律師一般稱呼他們為農奴；原文 bordars and cotters，源自《末日審判書》上使用的詞彙 bordarii 和 cottarii，分別為法語和盎格魯-薩克森語，指莊園隸農——譯注）占有記錄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即使考慮到沒有記錄下地主、牧師、失地工匠和城市人口這一事實，也顯然可以看出，農奴不僅構成了人口的大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構成了中世紀經濟（幾乎全部是鄉村經濟）的基石。回到上面的問題，在這兩者之間，所發生的根本變化（當然那時候還發生了許多其它的改變）是：隨著奴隸經濟和奴隸人口優勢地位的衰退，一種新的強迫勞動形式成長起來了——它仍然是一種強迫勞動，盡管勞動者獲得了較大的相對自由和保護。在中世紀早期的暴風雨中，土地所有者將它確立為剝削勞動階級的主要形式。換句話說，另一種剝削形式，即農奴制，取代了奴隸制成為了是封建生產方式的核心，而不僅僅是回歸到朝貢模式，人們甚至可以在前階級社會例如吠陀印度部落看到它的原始形式。朝貢生產方式的理論家們常常低估乃至忽視農奴制對封建制度的重要性——他們傾向於分析各“精英”階層和派別之間的分配模式和政治聯系。事實上，在農奴制衰落的時候，農奴有可能以“免疫租”的形式購買人身自由，這進一步證明了農奴制本身的重要性。免疫租將農奴轉變為他們主人的佃戶，而其金額並不是根據土地大小和產品價值來計算的，而是根據到此時為止，將要成為佃戶的農奴之前所有服務的價值。事實上，歐洲的貴族和國家最依賴自由民的租金和稅收，並且與亞洲國家最相似的時期，正好是封建生產衰落之後，而歐洲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完全勝利之前的時期，即君主專制時期。這種過渡式政體通過君主制超越了階級對立，平衡了舊的封建貴族和崛起的資產階級。看起來這種政體與東方古代君主制類似，但是如果認為它們的社會基礎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前者之下，農村和城鎮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了封建生產；而後者繼續依靠大量農村稅收來維持。這兩個體系的發展軌跡幾乎是相互對立的，但是薩米爾·阿明認為，君主專制與亞洲古君主制下的生產方式本質上是相同的，歐洲比亞洲更晚確立這種方式，是由於其歷史性的落後狀態。正好在所謂朝貢關系被市場關系和社會各階層的貨幣經濟侵蝕乃至取代的時間點上，他卻認為歐洲進入了一個發達的朝貢式社會，這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他這種理解並詮釋歷史發展的方法是如何膚淺和無用。如果相同的發展歷程沒有在世界上所有地方發生（並且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由認為其必然發生），我們就必須研究並解釋其物質動因。它很可能蘊含於生產方式之中，而這是我們所研究的經濟的核心。相反，如果簡單地將所有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堆在一起，並宣稱它們之間的所有差異是次要的，則是沒有用的。這是對問題的回避而不是解答。霍爾頓堅持認為，譬如歐洲地主和柴明達爾們（莫臥兒印度擁有征稅權的軍事世襲貴族），盡管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之間顯然存在著純粹“法律上的”差別，但他們對社會起著根本意義上相同的作用，其原因在於他們最終奪取了農民勞動的剩余，無論是通過租金還是稅收。用科學的話來說，就是奴隸制和資本主義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因為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不僅是工人勞動產品的所有者，還是其勞動力的所有者，盡管在擁有作為動產的奴隸和按日、星期等方式雇佣工人之間有“法律上的”差別。繼續以印度為例，恩格斯指出了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村公社和國家，及其對英國人帶來的困擾：“他們曾在印度徒勞地苦思過‘誰是土地的所有者？’這個問題，正像已去世的邦君羅伊斯·格萊茨·施萊茨·羅賓斯坦·艾伯斯瓦爾德的亨利希七十二世徒勞地苦思過‘誰是守夜者？’[65]這個問題一樣。”英國資本家們最終通過議會法案（1793年的《固定賦額法》）將原來的柴明達爾包稅人承認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這樣做的結果，是生產的完全錯位和一系列災難性的飢荒。這一尤其突出的例子是不能用朝貢生產方式來解釋的。柴明達爾們並未被轉變為資本家，他們的佃戶不是雇佣工人——實際上，他們變成了朝貢領主的另一種“法律上的”形式。而我們在這個時期的歷史中所能清楚地看到的，是從無到有強行賦予私有財產完全破壞了之前的生產關系。世界市場“朝貢”社會有個特點，即農業經濟比重超過工業生產，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根據阿明設定的標准，如果經濟基礎是農業為主導，就一定是朝貢模式的社會。那這又怎麼解釋17世紀之後的歐洲社會呢？當時，工業發展處於起步階段，農業經濟仍占主導地位，但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經進步到發生了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其中一部分土地貴族已經相當於農村資本家和投機者，在推翻封建制度中起到了革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又怎麼看待1917年的俄國呢？朝貢模式的擁護者會辯解說，雖然俄國此時很大程度上仍然倚仗“朝貢”經濟（也就是小農經濟），但由於已經發展出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的本質和波斯或神聖羅馬帝國是不一樣的。所以“資本主義之所以不一樣，是因為他是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封建制度還是奴隸制度）都是一樣的，因為都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是如何產生的呢？毋庸置疑，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從前資本主義或朝貢模式的生產關系發展過來的，而不是憑空產生的。然而，朝貢模式也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朝貢模式的生產關系和資本主義不同，這種生產關系建立之後，主要問題集中在中央集權還是分權——而經濟基礎是不變的，仍然是通過“朝貢”的方式獲得剩余價值。那該怎麼解釋看似“憑空而降”的資本主義是如何推翻這種生產關系的呢？由於沒有看到社會內部階級結構的變化導致了對舊的生產關系的揚棄，朝貢模式的擁護者們只好找了別的說辭。包括阿明（Amin），沃爾夫（Wolf）以及其他人都認為，從大約1400年（尤其是1492年）開始的“世界市場”的介入，為這一革命性變革提供了動力。要是沒有強大的貿易網絡把商品生產推向一個又一個巔峰，沒有市場經濟對自然經濟的瓦解，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但是光說“世界市場”這個天外救星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免還是有些含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提到了這點。但是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會有這種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是怎麼形成的，也沒有提及在不同地區其影響也是不一樣的。對此，沃爾夫給出的解釋是這樣的：像奧斯曼帝國、印度和中國這樣的亞洲文明，盡管和封建歐洲有著一樣的經濟基礎，但是因為很偶然的原因，地位漸漸落後於歐洲。主要是由於其地理位置，及其在興起的世界市場中有著不同的需求導致的，歐洲商人、歐洲國家想要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以此獲得更多利潤，所以犧牲了其他朝貢國家的利益。沃爾夫說：“歐洲國家靠海，所以可以較早的發展河運和海運。”[66]但是這種解釋卻忽略了埃及、土耳其和西非（這裡僅僅舉了三個例子）也靠近地中海或大西洋，有開辟海上運輸的條件。實際上，這個觀點想說明的就是歐洲之所以能超過其他國家，是因為被世界市場這只無形之手選中了，不過這樣的解釋相當於什麼都沒說。阿明解釋說，在歐洲開始掠奪殖民地之前，所有地區都會有商人和貿易，經歷同樣的原始積累過程。但是，如果說資本主義發展就是搞貿易的話，那豈不是自從出現階級社會以來，甚至在階級出現以前，資本主義就在發展嗎？即便如此，資本主義也沒有像阿明說的那樣，在每個地區都出現。由於阿明忽略了這一進程中決定性的因素，也就是對農民階級的剝削及其無產化，還有作為國民經濟根基的商品生產的建立，他就無法解釋朝貢社會是怎麼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這一進程在歐洲發生了（江戶時代結束前的封建日本也經歷了同樣的歷程），英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這才目睹了資本主義的誕生。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明也有自己的世界市場（這裡的“世界”不包括當時沒有被發現的新大陸），在這裡，商品生產和交換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雅典的黃金時代，大量的商品在世界市場上進行貿易，巨大的貿易網絡是成就輝煌的古希腊文明的重要因素。當時，羅馬的奴隸主們坐擁數不清的財富，都不知道怎麼花才好。但是，雖然出現了市場、商品交換、舊生產關系的解體和巨大財富的積累（注意財富不等於“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仍然沒有產生。原因在於這種以奴隸為基礎的古典經濟，也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提到的，並沒有讓城鎮發展成為工業中心，也沒有產生出新的資產階級。盡管有大量的“無產者”湧現，生產始終和農村緊密聯系在一起，羅馬公民更多仍從奴隸制度中獲益，支持奴隸制度的延續，而不是工業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龐大而富裕的東方帝國和歐洲國家一樣，都是新興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巨大的資金和商品堆積的壓力推動各國的經濟發展。然而，盡管商人的湧現、部分行業行會的建立和大量的資金提供了資本積累的條件，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並沒有帶來土地兼並和制造業的增長。就像羅馬一樣，所有資本主義的生產要素都准備好了，但是這個進程並沒有發生。這是否可以說明，歐洲的封建制度同印度或中國的所謂封建制度有著十分重大的區別呢？表面上，這段時期歐洲國家及其貴族們好像還在以原先的方式統治著國家，但是透過現像看本質就會發現，激烈的變革已經發生了。在地主和農奴之間的階級鬥爭中，既誕生了一批擁有土地的“自由”的農民，又出現了居住在城鎮的資產階級，使得顛覆歐洲舊的社會關系成為了可能，同時也推動了之後發現美洲新大陸，掠奪殖民地。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走向了全世界，貨幣經濟也越來越深入歐洲的農村地區，改變了狹隘的地方觀念。由此，地主們開始收貨幣地租，為了籌得貨幣，農民們必須到城鎮去出賣自己的農產品，並用貨幣購買所需的生產工具和維持生存的物質資料。就這樣，曾經能自給自足的農民便趨於消亡，被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村農民之間互相依賴的辯證關系取代了，要麼變賣土地，成為不占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要麼成為成熟的資本主義下的農業工人。但是總體而言，這種進程並沒有在印度、中國、波斯等地發生。馬克思評論道：“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通商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此外，在印度還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村社的形式，這種村社在中國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國人曾經作為統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時使用他們的直接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以便摧毀這種小規模的經濟公社。”[67]由於不同的社會在經濟基礎上有差異，因此出現了不同的階級結構和力量對比。比如獨立的、自給自足的農民和收地租的剝削者之間的鬥爭，同農奴和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是有根本區別的，因而在15世紀世界市場開始發展的時候便導向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霍爾頓他自己就描述了這些不同的結果。例如，以奧斯曼帝國為例，世界市場的發展和“廉價西班牙白銀流入造成的通貨膨脹”與資本主義發展並無關聯，而是伴隨著“農村秩序的崩潰” [68]，軍隊上層被授予世襲地產以及安納托利亞農民成為農奴。簡而言之，就是伴隨著社會的封建化過程。相比之下，“西歐資本主義市場關系的發展，特別是技術變革的速度，使得進貢的奧斯曼帝國被排除在了發達國家之列。英國的土地革命與隨後工業革命的興起，以及歐洲強國的崛起，首先在政治上使奧斯曼帝國邊緣化，進而在經濟上對其進行殖民，以獲得歐洲市場和出口。”[69]與西歐國家的發展模式不同，同樣在印度，“很明顯，盡管長途貿易的‘窗口’確實曾經打開過，但它並沒有為莫臥兒帝國和維賈亞納加爾帝國（同樣也不包括奧斯曼帝國）的財富積累發揮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主導地位的話）。”因為“植根於印度社會的錯綜復雜的朝貢關系的制度形式，特別是農村生產關系的自給自足和半自治性質，以及通過宗族身份和需求將商人和貿易群體整合到一個平衡的社會關系中，正是這幅圖景的中心元素。”[70]怎麼解釋呢？在其它地方，霍爾頓斷言，社會形態的“功能進化”的“發展限度和可能性”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71]根據霍爾頓自己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描述，從16世紀到18世紀期間，英國和印度社會的發展軌跡顯然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得出以下結論：這些社會不僅具有不同的“制度形式”，而且有著本質上不同的生產關系。否則，他們怎麼會有如此不同的“發展限度和可能性”？霍爾頓盡力避免得出符合自己論點邏輯的（主觀）結論，於是給出了以下解釋：“長期以來，西歐國家的城市中心在促使封建生產關系解體的過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歐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歐洲封建和國家結構的特定背景和演變形式。其中，在經濟發展和工業革命的背景下，存在於貴族、城市中心、市場以及王權之間特殊而細微的關系，經過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踐，發生了一系列復雜的變化。“換言之，朝貢生產關系的破裂取決於西歐社會、經濟和文化歷史上的一個特殊轉折點，即當時傳統的財富積累模式下的財富盈余已無法滿足舊的統治階級與新興資產階級間的競爭。”為什麼基本相似的系統竟具有根本不同的發展軌跡？面對這一不可能的解釋任務，霍爾頓放棄了，而是僅僅描述了那些不同的發展軌跡，甚至連這一“特殊的危機”（即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何時何地出現這個最為重要的問題都沒有觸及到，留給讀者的結論則是資本主義的誕生實質上是一場偶然的意外。哈，那還還蠻意外的呢！這樣看來，朝貢模式可真是太能解釋現實了。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解釋為是偶然事件的產物，其實是忽略了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間的關系。為什麼偏偏是在歐洲，諸如黑死病以及在新大陸被發現的很長時間以前實施的國家政策等偶然因素，似乎只會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而在其它各種偉大的文明中，國家政策受到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下，更傾向於阻礙已經存在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霍爾頓看來，農奴和應稅農民之間的區別可能是表面的，但這兩種不同制度下的階級關系卻有著深遠的影響。印度鄉村公社的相對穩定和持久性提供了驚人的國家稅收和軍役財富，遠超中世紀歐洲的一切，但同樣也嚴重地阻礙了本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的發展，當然前提是這種發展被允許的話。亞洲社會和封建社會階級力量的此消彼長是不同的，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們基於不同的生產方式。但是，如果我們否認這些“朝貢制”社會在物質基礎上的任何根本差異，那麼我們必須在其他地方找到對它們明顯差異的解釋——或則是在它們的“特殊細微差別”、“特殊聯系”和其它類似偶然的方面，或者是更通常的方面——國家。國家那麼，阿明是如何解釋亞洲社會和歐洲社會之間不可否認的差異的？“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機構來集中剩余產品，使地方封建領主對農民有了更直接的權力。在這裡，土地的征用權屬於地方領主。而在強大文明中存在的朝貢體系下，國家保護鄉村農民的土地免於被地方領主侵占。”[72]沃爾夫也表達了同樣的想法:“換句話說，在這些條件下，通過權力的行使，社會勞動力被動員起來並致力於改造自然——通過一個政治過程。因此，在這種模式下，社會勞動力的配置是政治權力中心的功能;它會隨著這個中心位置的改變而改變。[我的強調]”[73]此外，“可以設想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權力強烈集中在處於權力體系頂端的統治精英手中；另一種是權力主要由地方領主掌握，高級統治者脆弱無力。這兩種情況構成了一種權利分布的連續體。”[74]在“統治精英”強大、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地方，商業財富受到“朝貢霸主”權力的制約。然而，在（國家）權力分散的地方，商業財富和原始積累就悄悄地潛入：“如果給予太大的自由度，它會使所有的朝貢霸主階級依賴貿易，並重新調整社會優先次序，使商人優先於政治或軍事首領。因此，以朝貢模式為基礎的社會不僅推動了商業發展，而且在商業發展過於強大時，也不斷地加以限制。”[75]這裡可以看到的，除了把商業財富與資本原始積累（馬克思本人一再否定的東西）簡單錯誤地混為一談外，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系的完全顛倒。阿明甚至明確地提出了這一論點，聲稱在朝貢社會（跨越2000多年的歷史）“意識形態是主導因素”，而在資本主義下，經濟占主導地位。[76] 這種不一致的唯物史觀和那些說我們可以科學地理解自然世界而不是歷史的“唯物主義者”一樣糟糕，因為人類的意識使之過於復雜。然而，早在阿明之前，馬克思就在《資本論》第1卷中面對這種唯心主義的觀念，他寫道：“然而，很明顯，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也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正是他們謀生的方式解釋了為什麼在這裡政治和天主教起主要作用。對於其他人來說，它只需要稍微了解一下羅馬共和國的歷史，例如，要知道它的秘密歷史就是它的土地財產的歷史。另一方面，堂吉訶德很久以前就因為錯誤地認為騎士精神與所有經濟形式的社會相兼容而付出了代價。”[77]朝貢模式理論放棄了對人類發展的科學解釋，轉而使用唯心主義和同義反復 /圖片：公共領域國家和意識形態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從人的腦袋裡出來形成的，就像雅典娜不是從宙斯的腦袋裡出來的；它們是從生產和再生產及其需要中演化出來的，並最終由它決定。國家的存在本身是由社會中相對立階級的存在所決定的，他們對剩余產品的爭奪有可能“在毫無結果的鬥爭中消耗自己和社會”。[78]結果是，任何國家的性質和發展都與它意圖要統治的階級有關，具有不同階級組成的社會在國家的層面上會表現出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正是古代農民公社的持久和穩定，奠定了亞洲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國的基礎，正如我們在《反杜林論》中所看到的那樣：“在古代社會繼續存在的地方，數千年來形成了從印度到俄羅斯最殘酷的國家形式——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對霍爾頓和沃爾夫來說，情況恰恰相反：君主政體成功地對抗了“地方剩余榨取者”，集中了它的權力，從而扼殺了所有其他的生產方式。所以亞細亞獨裁制的基礎就是……其專制本身！通過把我們從社會的經濟發展中抽離出來，並把所有前資產階級的鬥爭減少到生產者和占用者之間，朝貢體系迫使我們轉向最常見的歷史唯心主義:歷史國定論（譯注:指認為國家和意識形態決定生產方式的理論）。這不僅僅是阿明等人在應用這一概念時的錯誤，這是一個必要的結論。但這並不是我們被邀請作出的唯一唯心主義結論。唯心主義霍爾頓質疑歷史上任何的“原動力論”，並且拒絕承認生產力是人類歷史的最終決定因素——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相反，他的方法是“既不是經濟還原論，也不是經濟決定論，而是接受並支持我（霍爾頓）認為是社會實踐的基礎和決定性框架的社會生產關系（譯者注：霍爾頓的社會生產關系概念不同於馬克思，實際上指的是國家和意識形態等社會中的非經濟因素）的任何具有啟發性和解釋性分析的價值。”[79]在所有這些混淆的背後，是這樣一個主張，即我們的方法不應是經濟決定論。如果這就是霍爾頓想說的，那麼我們完全同意。更重要的問題是他認為什麼是經濟決定論，以及他提出了什麼作為替代。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寫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歸根結底，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生產的發展和人類的“社會生產力”[80]所決定的。這決不意味著歷史上的每一個事件，每一個穿過男人和女人頭腦的想法，都是直接和自動地由經濟力量造成的。在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產生的“上層建築”，如文化、宗教、政治等，會對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其他部分產生反作用，並在塑造真實的歷史事件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最終，社會的經濟基礎仍是首要的。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人是在特定的、有條件的環境中，在已經存在的實際關系的基礎上創造自己的歷史，其中的經濟關系，無論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有多大，最終都是決定性的，它構成一條貫穿所有其他關系的紅線，並使我們理解它們成為可能。”[81]對霍爾頓來說，這就是經濟決定論。但他提出的所謂替代性方案只是帶我們兜圈子。如果我們不是從人類勞動（“永恆的自然需要，它調解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82] ）的發展過程開始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而是從“社會生產關系”著手，那麼當我們必須解釋這些關系是從何處產生的，以及這些關系是由什麼決定的時候，我們馬上就又兜回來了，除非我們得出結論，它們本身獨立於生產出現，這是荒謬的。社會底層經濟關系的產生和發展，本身就與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內在的聯系，生產力包括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歷史的最終決定因素可以確定為生產力的發展。這不僅使產生一定的生產關系成為可能。簡單地說某事是可能的並不能告訴我們很多。在發展過程中，抽像的可能性辯證地轉化為具體的必然性。如何解釋這個過程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在灌溉發展之前，蘇美爾文明賴以存在的大量剩余產品是無法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灌溉農業的出現為階級社會的出現開辟了可能。但是階級社會並沒有在第一條灌溉溝一挖好就立刻從土壤裡冒出來。隨著工具和技術的改進，灌溉在以前不適合居住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沼澤地被用來排水。為充分利用這種新獲得的生產力達到自己的目的，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組織起來了。考古學家已經確認，用灌溉方式排干沼澤地需要計劃和協調，以防止其他地區發生洪水，並確保最有效的供水。因此，單一的寺廟建築群（與國內的神殿不同）在這些歐貝德定居點被發現，而不是在早期的新石器時代的定居點，如加泰土丘或傑裡科，並不是湊巧。這表明有一部分人致力於腦力勞動，而不是在田野裡的體力勞動。在滿足生活在那個地方和時代的人們的需要和向往的新方法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分工——腦體分工。在發展過程中，這種分工決不是簡單的、漸進的、線性的，而是在歷史上第一個國家的支持下，固定為階級關系。這並不意味著，從發明灌溉開始，其他一切都會被動地機械地跟隨。如果社會關系只能被動地與生產力相適應，那麼革命就不可能也不必要了。然而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的革命。“產生於生產本身”的生產關系的演化反過來又作為決定因素反作用於生產，正如國家的演化對經濟的發展起著強有力的作用一樣。它們可以采取行動刺激和加速發展，同樣，它們也可以阻礙進一步的發展（看看今天的資本主義！）。但最終內容勝於形式，舊社會關系“決裂”，[83] 社會發展進入新時期。同樣，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也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創造了最起碼的技術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只是創造了必須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工人階級在絕對和相對方面都在擴大；工人被組織進更大、更先進的工廠，等等；資本主義市場和民族國家過於狹隘，無法容納已經產生的生產力，周期性的危機頻繁發生；由於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使生產進一步社會化，並試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有計劃的生產；甚至國家也被引入，以帝國主義的基礎來幫助管理生產。總之，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近百年來的發展，都是朝著社會主義計劃的方向發展的。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將和平地逐步演變為社會主義，它必須被推翻。這最終能否實現，如何實現，歸根結底由現實的階級鬥爭決定，不僅取決於生產力，不僅取決於工人階級的領導，但是否定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剝奪社會主義的客觀基礎，最終只能導致唯意志論、唯心主義的革命觀念。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等的放在一起，作為共同決定因素，也是不夠的。指出兩者的相互作用，而沒有上下文中建立這種相互作用的基礎就是詭辯，而不是辯證法。人類有意識的主觀活動能對客觀物質世界作出反應，但客觀物質世界顯然是主要的，兩者都是不斷演化的物質世界的組成部分。同樣，生產關系必然產生於生產過程本身（它們還能從哪裡來？）與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相適應。但是人類是社會性的生物，生產既是自然性的，也是社會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生產關系就沒有生產。再者，生產力也不是什麼聖靈，在人的頭頂盤旋，指揮著人。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無非是男男女女追求各自的目的。從根本上說，拒絕承認生產力在歷史中的作用，就是停留在對歷史真正的、科學的認識的門檻上，滿足於“多種因素”的陳詞濫調，這是許多唯心主義歷史學家的避難所。不了解階級鬥爭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就不能理解階級鬥爭。如果不了解這個決定階級力量平衡和階級利益鬥爭的客觀因素的背景，階級鬥爭和歷史基本上就變成是不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簡單地按時間順序積累事實和描述事件。事實上，霍爾頓認為，“對歷史的可能性和軌跡進行更不可知論的解讀比經典社會主義理論更可取的”，[84]這是他“既不是經濟還原論，也不是經濟決定論”的最終結果。然而，阿明的方法可以說是更糟糕的：折衷主義的即興創作。一方面，他吹噓自己正在馬克思開創的體系之外發展歷史唯物主義，並攻擊了他所謂的“文化主義”；但隨後又呼吁“能夠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從未克服和解決的矛盾的另一種文化”。[85]他為普世主義辯護，聲稱自己提出了“社會進化的一般理論”，[86]但隨後警告說，“對制定支配整個自然和社會的一般規律的渴望，可能會導致一個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滑向宇宙論的斜坡:看看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蘇聯的《辯證唯物主義》就知道了。”[87]在形式上，阿明聲稱自己是馬克思的繼承者，發展了他的理論，但在內容上，他更接近於杜林，他的許多作品直接在歷史等方面攻擊了唯物主義。實際上，這不僅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而是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倒退。為了逃避對前資本主義世界歷史進行深思熟慮的調查所提出的棘手問題（不出所料，有很多這樣的問題）朝貢模式只是聳聳肩，說“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是阿明、沃爾夫和霍爾頓對他們所謂的馬克思的“東方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小資產階級狂想，是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一種倒退。這種方法不能使我們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社會的認識向前發展。相反，這是在歷史上倒退到波格丹諾夫（Bogdanov）在《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綱領》中提出的唯心主義不可知論，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和經驗主義批判》中抨擊了這種不可知論。事實上，用霍爾頓自己的話說，“波格丹諾夫在他簡短的經濟科學課程中，已經開始發展一種實際上更加復雜和微妙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以及經濟決定性質的模型”。[88]來源與含義即使是最抽像的理論原則，最終也會在實踐中體現出來。在考慮了朝貢模式的主要特征和理論含義之後，還必須研究這一理論的來源，以了解其可能的政治含義。就朝貢模式而言，如果不考慮其產生中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就不可能回答完全這個問題。戰後時期的特點是，被殖民主義壓迫的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革命。在許多情況下，那些試圖克服帝國主義的國家比他們最初的意圖更進一步，強征了國內和外國的資本。泰德·格蘭特認為，這種"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是所謂的第三世界不可能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得到進一步發展的一種表現，且由於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推遲，成為一種試圖通過有時最不可能的選擇來解決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盡管如此，這代表了一種進步的發展，盡管這些國家存在著種種扭曲和嚴重的局限性，但它們最終還是站在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陣營中，這也是帝國主義不能容忍它們存在的原因。但並不是所有的前殖民國家都走這條路。這批國家卡在西方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波拿巴政權，特別是蘇聯和中國之間，構成了世界關系中的小變局，同時受西方帝國主義和中蘇的“影響”。這些理論家傾向小資產階級，對馬克思的歐洲中心主義進行學院化的批判 / 圖像: Skill Lab, Flickr這種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爭取經濟和政治獨立的努力,其特點是針對西方的保護主義貿易壁壘，加上旨在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的凱恩斯主義支出和國家管理，加納的誇梅-恩克魯瑪等領導人的方案就是一個典型。這種"中間道路"不可避免地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找到它的理論表達和理由，我們在愛德華-賽義德等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的作品中發現，其特點是小資產階級對西方帝國主義式的和馬克思主義式的"東方主義"的關注，而這兩者實際效果上可以認為是同一件事。從這些理論家身上，我們還看到了對作為演化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否定，甚至完全拒絕進步,因為它宣稱把殖民社會置於的低一等的發展水平上,因此是種族主義的。朝貢模式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它是面對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攻擊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更新"或有效辯護的一種手段。阿明曾是法共黨員，後來離開成為毛主義者，但到1974年發表文章時，他已堅定地相信揭示蘇聯階級本性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他指的是"國家資產階級"通過官僚機構榨取剩余）。他以"歐洲中心論"著稱，並在達喀爾的"第三世界論壇"擔任主任多年，實際上成為後殖民主義左派的主要理論家。在阿明那裡，朝貢模式概念與他的第三世界主義相輔相成，並在某些方面為後者提供了理論基礎。直到2018年去世前，阿明一直主張通過"脫鉤"世界經濟，將帝國主義西方與其前殖民地分離開來。實際上，他是要求弱小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實行民族主義的保護主義政策的同時，實行某種世界性的"文化革命"，以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關於社會主義，我們一個字也沒有看到。這不是偶然的。這些思想為那些沒有剝奪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後殖民政權的方案提供了理論上的掩護。如果在歐洲人進入之前，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已經在殖民地世界發生，那麼就沒有必要推翻資本王義，只要保護目己的本土的資本不受帝國主義的干涉，再另自己的文化"去殖民化"就可以了。但這忽視了把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家們與主宰世界經濟的銀行和跨國公司聯系在一起的萬縷千絲。本質上，它導致了對不斷革命理論的否定，而且從所有意圖和目的來看，不過對兩階段理論的改頭換面。後殖民主義對馬克思的種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攻擊，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對自己軟弱乏力的資本主義階級的辯護。隨著2o世紀7o年代的危機和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轉向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後殖民地凱恩斯式的所有經濟堡壘都被摧毀了。但這不是在其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攻擊被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界吞噬之前。所以我們看到，在沃爾夫、哈爾登等人的著作中，利用朝貢概念來抹殺歐洲和亞洲之間任何潛在的重大差異的做法仍在繼續。沃爾夫即使在1982年出書時，基本上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盡管他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盡管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他區分了兩種馬克思主義：一種是“系統馬克思主義”，即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科學分析；另一種是"普羅米修斯馬克思主義"，即主張工人階級本身成為階級、革命、人類解放等（換句話說就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沃爾夫鮮明的反對後者，甚至在序言中這樣聲稱："當然，[馬克思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努力理解一種特定模式——資本主義——的歷史和運作方式上，這不是為了捍衛它，而是為了對實現它革命的轉化。而由於我們現在這個專業化的的學科體系是作為革命和混亂的解藥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學術殿堂裡不歡迎這個幽靈般的質問者是可以應當的。””[89]沃爾夫將“科學”分析與政治鬥爭區分開來，不僅僅是從政治的角度來反對，它完全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基本的內容。馬克思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90]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誕生。他所要表達的規點是，只有通過有目的性的活動，我們才能理解世界，並賦予我們的觀念以客觀價值。內此，試圖書寫歷史，打倒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選擇的政治命令，而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精髓，也是真正科學地對待歷史的方法。沃爾夫將其視為"普羅米修斯"，只能說明他與馬克思主義的距離有多遠。可想而知，在分析我們生活的世界時，沃爾夫的偽科學歷史觀必然沒能有什麼好結果。沃爾夫拒斥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毋寧說是他自己對列寧的理解）為其過於簡單化，他選擇曼德爾的長波理論作為資本主義更高級的解釋。他聲稱：“每一個加速階段後必然有一個減速的階段，這一減速階段包含著實現的危機”【生產過剩－－JH】[91]。這種方法對於理解過去和預測未來都一樣有用。"沃爾夫在1997年再版其書時的導言中給了我們一個驚人的預言，“新的基於計算機的控制論和信息論，再加上新的運輸模式，似乎也能支撐起一個更加去中心化的資本體系"[92]。今天，我們生活在歷史上最嚴重的資本集中化之下，而馬克思甚至在150多年前就已經預見了這一進程，我們不得不問，如果我們有了"普羅米修斯"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會更好呢?霍爾頓不時把他的啟發式方法運用於現代社會，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國家.......歸根結底不是因為它們用強力征稅，而是通過延續那些促進攫取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關系來維持的。"[93] 有人應該善意地告知資本家，他們幾十年來一直強迫工人工作時間越來越長，顯然是誤以為他們的利潤也來自絕對剩余價值。如果這就是我們今天從哈爾登的"更廣泛意義上"的生產關系中得到的東西，那麼我們還能從他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態度中得到什麼?可悲的是，對於那些為了給自己的折中理論樹立某種威信，熱衷於冠以馬克思之名的學者，似乎沒有什麼限制。大學（和教派）裡充滿了這樣的趨勢。在許多方面，使用"實踐"和"政治機構"等術語，是為了掩蓋一種完全是唯心主義的、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的歷史和階級鬥爭方法。這應該是一個嚴厲的警告。所有修正主義的共同點是，它從從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敵人那裡借來的結論(或偏見)開始，然後倒行逆施，改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要素，直到達到預期的結果。就朝貢模式而言，為了適應後殖民理論和唯心主義學者對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或"歐洲中心論"旳錯誤批評，我們被要求放棄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最基本原則。我們得到的是一種既遠離馬克思主義，又完全無用的理解社會的方法。"進入這裡的人，放棄一切希望吧!"如何開始?托洛茨基說過：“辯證法並不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魔術師的萬能鑰匙。它不能代替具體的科學的分析。但它卻能引導這一分析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無結果地流浪於主觀主義與煩瑣哲學的荒漠中。”[94]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並沒有把這個世界和每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流傳給我們。的確，世界歷史還需要更多的發現和理解。但用錯誤的方法分析必然是在做無用功。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的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的發現開啟了阿拉丁的信息之洞，也開啟了對先人們過去只能遠遠一瞥的地區和時期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可能性。但這並非使我們要“超越”馬克思的方法，而應該使我們擁有更大的決心來捍衛它。很多人拒絕了馬克思“過時的”想法，轉而接受新穎、現代而受潮流接受的東西，然而他們都在黑暗中摸索。要是追隨他們，那就是追隨災難。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才能使我們將世界理解為一個過程，它的運動、發展、飛躍和矛盾。對歷史的理解添上血肉，以不帶教條和欺騙的方式，應用和豐富這一方法是我輩己任，正如各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所作為。讓我們開始吧！"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全球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聯絡我們"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注釋[1]Marx &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 part 1A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第一部A)[2] Am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4(3), 1974,年 pg 57-58 (阿明，《生產方式與社會構造》，烏法哈姆非洲研究刊物，1974,57-58頁)[3] ibid., pg 58 (同上，58頁)[4] Amin, Eurocentrism, Pambazuka Press, 2010, pg 222，《歐洲中心主義》，潘巴祖卡報，2010年，222頁）[5] ibid., pg 101(同上，101頁)[6] ibid., pg 234(同上，234頁)[7]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g 76（沃爾夫，《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加利福尼亞大學報，2010年,76頁）[8] ibid. （同上）[9] ibid., pg 80(同上，80頁)[10] ibid., pg 81(同上，81頁)[11] Haldon,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Verso, 1993, pg 64（霍爾頓，《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維索圖書，1993年，64頁）[12] ibid. pg 65(同上，65頁)[13] Marx &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1A(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第一部A)[14] Marx,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64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644頁）[15] ibid. pg 873(同上，873頁)[16] Marx,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part 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引言，第三部分）[17]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344（《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344頁）[18]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927 （《資本論：第三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1年，927頁）[19] As quoted in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80（引用沃爾夫，《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80頁）[20] As quoted in Haldon,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79（引用霍爾頓，《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79頁）[21]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762（《資本論：第三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1年，762頁）[22] ibid., pg 859(同上，859頁)[23] ibid., pgs 716-717 (同上，716-717頁)[24] ibid. pg 595(同上，595頁)[25]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728（《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728頁）[26] ibid. pg 175, footnote 35(同上，175頁，腳注35)[27]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1017（《資本論：第三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1年，1017頁）[28]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80 （《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80頁）[29]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66（《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66頁）[30] As quoted in Mehr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893, part 3 （引用梅林，《論歷史唯物主義》，1893年，第三部）[31] ibid. （同上）[32] Capital vol. 3, pg 927（《資本論：第三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1年，927頁）[33] ibid. pg 772（同上，772頁）[34] ibid. （同上）[35]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135 （《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135頁）[36] ibid., pg 131(同上，131頁)[37] ibid., pg 256(同上，256頁)[38] ibid., pg 132(同上，132頁)[39] Amin, Global History: A View from the South, Pambazuka Press, 2011, pg 14（阿明，《全球史：從南方的視野》，潘巴祖卡報，2011年，14頁）[40] Second draft of Marx’s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1881（馬克思給維拉·扎蘇裡奇的信第二稿，1881年）[41]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286（《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286頁）[42]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43] Am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4(3), 1974, pg 60(阿明，《生產方式與社會構造》，烏法哈姆非洲研究刊物，1974,60頁)[44]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100（《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100頁）[45]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69（《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69頁）[46] Trotsky, Trotsky’s Notebooks, 1933-193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g 86（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筆記本：1933-1935年》，哥倫比亞大學報，1986年，86頁）[47]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1886, part 4（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古典德國哲學的終結》，1886年，第4部分）[48] Afterword to second German edition of Capital vol. 1, 1873（《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後言，1873年）[49] Haldon,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97（《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97頁）[50] ibid., pg 101(同上，101頁)[51] Marx,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92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929頁）[52]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g 117（列寧，《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進步出版社，1970年，第117頁）[53] ibid. (同上)[54] Eurocentrism, pg 191（《歐洲中心主義》，191頁）[55] Engels’ letter to Condrad Schmidt, 27 October 1890（恩格斯致康德拉德·施密特書信，1890年10月27日）[56]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1（《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21頁）[57] ibid., pg 99(同上，99頁)[58] Engels, Anti-Duhring, 1877, part 1, chapter 10（恩格斯，《反杜林論》，1877年，第1部，第10章）[59]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9-10（《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9-10頁）[60] ibid, pg 120(同上，120頁)[61]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325（《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325頁）[62] Scheidel, The Slave Population of Roman Italy. Speculation and Constraints, Topoi. Orient-Occident, 1999（沃爾特·謝德爾，羅馬意大利的奴隸人口。 投機與約束，Topoi。 西方東方，1999年）[63] Thompson, Ancient Rome’s Real Population Revealed, Live Science, 2009（湯普森，《揭示古羅馬的真實人口》，《生命科學》，2009年）[64]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awrence & Wishart, 1989, pg 48（莫頓，《英格蘭人民歷史》，勞倫斯和懷沙特，1989年，第48頁）[65] Anti-Duhring, part 2, chapter 4（《反杜林論》，第2部，第4章）[66]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85（《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85頁）[67]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451（《資本論：第三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1年，451頁）[68]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173（《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173頁）[69] ibid., pg 181(同上，181頁)[70] ibid., pg 259(同上，259頁)[71] ibid., pg 269(同上，269頁)[72] Ami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s,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4(3), 1974, pg 64(阿明，《生產方式與社會構造》，烏法哈姆非洲研究刊物，1974,64頁)[73]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80（《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80頁）[74] ibid. (同上，)[75] ibid. pg 84(同上，84頁)[76] Eurocentrism, pg 236（《歐洲中心主義》，236頁）[77]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175, footnote 35（《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175頁,腳注35）[78]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chapter 9[79]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73（《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273頁）[80] Capital vol. 3, Penguin Classics, 1991, pg 927（《資本論：第三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1年，927頁）[81] Engels’ letter to Borgius, 25 January 1894[82] Capital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g 133（《資本論：第一卷》，企鵝出版集團經典圖書，1990年，644頁）[83] Marx &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chapter 1（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第一章）[84]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3 （《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23頁）[85] Eurocentrism pg 190（《歐洲中心主義》，190頁）[86] ibid. pg 189 (同上，189頁)[87] ibid. pg 117(同上，117頁)[88]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282, footnote 47（《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282頁，腳注47）[89]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21（《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85頁）[90] Theses on Feuerbach, 1845（《關於費爾巴哈的論文》，1845年）[91] ibid. Pg 304(同上，595頁)[9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g xxiii （《歐洲和無歷史的人民》，前言第二十三頁）[93] The State and the Tributary Mode, pg 156（《國家和朝貢生產方式》，156頁）[94] The ABC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1939（《唯物辯證法ABC》，193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