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新的千年 Chinese Share Tweet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至少，这些紧张状况能激起金融崩溃并殃及通货和股票市场，而其最坏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上个世纪目睹的那样，将是战争和暴行。”──编者2000年1月“我们时代的历史任务就在于重新使生产力各得其所，有条不紊，使它们协调而顺从地为服务于人类的需要而工作。只有在这样的新社会基础上，人才能舒展他疲惫的身躯，每一个男人和女人──而不只是被挑选出来的那几个人──才能成为思想领域中拥有充分权力的公民。”“但这还不是这条道路的尽头，而只是它的开始。”──莱昂．托落茨基在这新千年的黎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不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新远景就是那最可怕的灾难。由新技术释放出来的人类的潜能能够允许我们建立起一个以合作，和谐和物质财富极其丰富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先前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考虑到在过去3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形成的内在可能性，这已经不再是怀疑论者所想象的乌托邦。但是作为这一结局的障碍的以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却依然挡在我们的路上。如果允许它继续存在，将意味着经济萧条，混乱和可怕的“地区性”战争，就象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情况那样。 在过去的世纪里，特别是在1917年10月俄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壮举之后，工人阶级不断地进行着改变社会的斗争。尽管群众的英雄气概足以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对社会的社会主义重建，然而他们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而这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旧的组织的领导的失败。 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战略、战术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落茨基的宝贵的著作中。不过，对于改良主义的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工人组织的领袖们来说，这些思想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被置诸脑后的。结果，在俄国革命之后发生在德国、中国、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事件，以及战后发生的那些革命事件，都被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破坏了和出卖了。 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的东欧和中国，尽管以国有制为基础，新出现的政权却是以极权主义的斯大林的俄国为模式创建起来的。这些政权中工人民主──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的缺乏，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死路和向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发展。正如托落茨基英明地预料到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将最终通过资本主义复辟来保存它的权力和特权。全球化Globalisation 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能够部分地克服马克思主义曾经解释过的它的根本的危机。这个制度已经做到了通过发展世界市场──所谓的全球化 ──做到这一点，但却是以新的更深的矛盾为代价。全球化意味着所有的国家被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的命运。《观察者》断言（2000年1月2日）“贸易和金融的大量的和新的流动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会更为突出。”这种情况在信息技术的新工业中尤为突出，信息技术加重了现在正影响着经济的所有部门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如同150年前《共产党宣言》 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达到了资本前所未有的集中程度。《卫报》最近指出：“只要你握有微软、戴尔、西斯科、英特尔和西南贝尔电话公司这五个通讯产业的综合资本的股票，你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能创造其价值远高于英国年产总值的实体。换句话说，那相当于世界上第五大经济强国的实力。而微软一家，即抵得上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强国。”（1999年12月20日）一个国家的危机将引起整个世界的震荡。这一点由波及俄国及拉美的亚洲危机鲜明地证明了。尽管存在着对新的典型的空洞的乐观，这仍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高科技工业的股票价值已经影响到尖端的科学领域，甚至在它们还没能创收一分钱利润的领域也是如此。Colt的股票在三个月内上升了125%，Logica的上升了近100%，Sema的则仅上升了54%，这种无节制的投机已经创造出一种典型的在即将到来的时期必定破灭的泡沫股票市场。 《卫报》接着指出：“由于有道琼斯和那斯达克指数标示新高，华尔街和纽约的股市似乎是处于最佳状态。但是令人吃惊的高空飞人的表演还是掩盖了来势凶猛的熊市已经在纽约和伦敦成为事实。S&P 500种股票中的一多半这一年都下跌了。”“一些分析家已经开始对此一趋势表示关心。股市指数快速上升的同时，下跌的股票却多于上升的股票，这是很不寻常的。更为稀奇的是在为数不多的一些高度资本化的股票和大量的未能充分运作的股票之间的差距此时是如此之大。的确，最近的走势与1929的大崩溃之前的那个时期具有惊人的相似……。如同我们从大萧条所知道的，现在也存在着真正的危险，这种无控制的投机和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能够对现实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 即使考虑到所有所谓的全球化的奇谈和新技术革命，它们也改变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过的支配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确实经历了一次灾后新生。这基本上得益于1945之后的贸易扩张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空前的剥削。但是正如我们从他们今天对市场的玩命争夺中能看到的那样，它已经达到了极限。前殖民地世界已经被七国集团挤干──强迫他们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实行非国有化，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令。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在非洲，尽管有“非洲的文艺复兴”的说法，最近二十年来一种深刻的危机还是遍布这个大陆。这个地区的60亿人民中有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济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砍伐和不断上升的债务利息的挤压。所支付的债务利息是用于初等教育投资的两倍。从1980年开始，平均每个小学生的教育花费下降了三分之一。在90年代，13个非洲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削减了它们的教育预算。在马里、赞比亚、Burkina、及乍得，教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一甚至更少。其影响之一是教育的私有化，结果导致能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同时，还有资本主义的伦理这样一个问题，非洲国家一年要花费70亿美元来同代表帝国主义强权的淫秽的代理服务器作战。 当前，第三世界国家正在无所遗漏地一个一个被劫掠。过去殖民地革命由于斯大林主义的“两阶段”论而离开正道。这一理论使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从属于所谓的“民族民主的”革命。这个死胡同，导致了从亚洲到中东的一系列失败和倒退，为极其荒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准备了道路。不过，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原教旨主义的危机，正如我们在伊朗所目睹的那样，将再一次为真正的列宁和托落茨基的思想以及永久的革命开辟道路。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穷苦农民为同盟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提供一种摆脱前殖民地世界的方法。世界市场的创立，与资本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一起，已经创造了一个由一小撮残忍的巨大的公司支配的世界。它们已经得到比单一国家更多的权力。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出现了自19世纪30年代的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收入与财富的巨大分化。比尔．盖茨拥有的财富要比12亿北美人的财富加在一起还多。世界上，有十亿以上的人民生活在赤贫状态下，他们的总收入只相当于这个世界上400位最富有的男人和女人的收入。尽管有不少“革新”的说法，在城市里仍存留着犯罪中心、暴力和毒品的滥用，对于人类的后代来说没有任何未来。这里，用新的词汇形容，还有作为极端情况的“社会排除”。我们在最近的《洛杉矶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城市大萧条”的文章中看到，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美国经济模式的主要倡导者，承认“当前经济繁荣的讽刺性”。在一次针对矽谷的一些著名公司高级管理者的演说中，他提到，“一个出生在今日纽约的孩子将更少可能象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孩子那样活到5岁。”（1998年4月29日）而这一点，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时，是发生在这个星球上最富有，最有力量的国家里。 斯大林主义Stalinism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正如托落茨基所预言的，如此堕落因而以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而告终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出卖了革命，并且寻求将他们自己转变成为资本家。不过这一对于市场经济奇迹的引进和对计划经济的突破，意味着一种政权的衰落，招致了生产力的破坏，大量人口变穷，大量的失业和平均寿命的缩短。甚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50%的俄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远超过了1989年的2%。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平均寿命已由72急剧地降至59。尽管斯大林主义有其极权主义和腐败的本性，计划经济还是能够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免费医疗服务和廉价的住房。苏联是世界上第二大超级大国。这个黑手党的资本主义的政权，充斥着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现在已经毁坏了所有这些成就，将它的人民群众推进恶梦之中。欢迎21世纪资本主义的奇迹! 在西方大国中（特别是在英国）也有一种私有化、解除国家控制、竭尽全力地进攻工人阶级的趋势。在工作场所的“反革命”在加强着劳动强度，增加着生产，采用了无情的剥削制度。这不仅影响到蓝领工人，而且也影响到无产阶级的白领部分。所谓的中产阶级在生产贫乏的新世界中日益无产阶级化。正如马克思很早以前解释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使用，远不会缩短工作日，而是要延长它。英国工人在这种进攻中首当其冲，比起其欧洲同伴们来，工作时间要更长，休假机会要更少，而得到的报酬却更低。这导致了工人阶级和“专业人员”的压力及健康恶化的大量增加。在英国，最近一次劳动力调查揭示出，酒巴的临时工比高级的大学学者拥有更多的工作安全保障！我们看到，为了给老板们增加无报酬的劳动──剩余价值，工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所承受的劳动更多而所得更少的无情的压力。这种过度工作联盟的首领在作为资本主义堡垒的美国。 在市场经济下不可能有什么不同。还有，随着文化、艺术和科学的开放，群众文化革命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工作时间普遍减少。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工业，社会和国家的先决条件。正如恩格斯阐释过的，只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运用其地位保持着对文化、政府和科学的垄断，那么这种地位必会被用于维持其阶级统治。托落斯基指出，“拥有剩余产品，拥有财富，拥有国家的人是历史环境的主人，他们对于教堂、法庭，科学和艺术都具有决定作用。” 对于工人阶级劳动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也是不平等的根源。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事实是，劳动强度的加剧，不安全、焦虑和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正影响着人口的许多阶层。已经有一个向更为“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回归──即资本主义的更为残忍的一面，更为接近内战时期和19世纪的自由放任──的回归。正如马克思阐明的那样，条件决定意识。资本主义的这些新条件恰恰在为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做着社会的内部准备。领导的危机Crisis of leadership 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从战后革命浪潮失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高涨，辩证地看是服务于治疗30年代的创伤。这种高涨曾目睹了整个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的增长。甚至在第三世界，工人阶级也象在1917年的俄国那样极大地强大起来。在过去80年间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的失败与工人阶级的弱点没有多少关系。公正地说，责任是在于革命运动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述语说，就是运动的主观因素。这是资本主义延续的关键所在。正象托落茨基在1938年所写的，“人类面对的这场危机，是一种领导的危机。” 正在展开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将再一次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机遇。不过，过去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的失败却造成了挫折和意志消沉。在英国，布莱尔政府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政策和与保守党同样的立场。这导致了反映在去年5、6月的选举结果中的普遍的幻灭。工人阶级反抗这些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的造反在下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在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也进入了深刻的危机，社会民主主义者也采取着亲资本主义政策，而这里的“共产主义”政党还继续着灾难性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俄国，正是俄国共产党前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支撑着叶立欣和普京的统治。尽管叶立欣突然辞职，为普京三月份当选为总统下了一次铤而走险的赌注，长远地看，这还是不会挽救这个政权。一场新的很可能将由即将到来的世界不景气引发的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新的千年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的发展前景。资本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与1914-1939年那个时期不同，由于笼罩在这个星球上的核毁灭的威胁的继续存在，世界性战争看起来已被排除。尽管如此，从1945算起，由于战争不是在世界的这个部分，就是在那个部分发生，“和平”的日子算起来只有17天。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世界关系从没有象现在这样不稳定过。一个深刻的不稳定时期正摆在我们面前。这将刺激新一轮军备竞赛，欧共体现已批准建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映部队，这支部队在准备以武力干涉殖民地革命时不受制于北约。帝国主义的冷酷无情已经生动地体现在对伊拉克的轰炸和封锁中，造成那里的数百万孩子死于非命；体现在轰炸南斯拉夫时，对其公共设施也不加区别的加以毁灭。俄国军队现在正简单地学着西方的样子，对车臣实行野蛮的征服。尽管帝国主义者伪善地发出软弱的抗议，他们还是被迫对叶立欣普京派以数十亿美元防止一场有国际上的所有革命力量与之相伴的新的革命保持默许。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将在欧洲、前殖民地世界以及全世界形成。俄国1917年的革命主要是引导了一场欧洲革命，虽然它只在不够发达的国家取得了结果。现在我们已经决定性地进入了世界革命的时代。一次新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开始会使工人阶级在一个时期里不知所措，但却能使坚持19世纪30年代西班牙革命路线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恢复活力。在这个动荡的时期，现实将检验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政党。那些将推进政治行动的工人群众首先将趋近传统的群众组织，改造并再改造这些组织。这样一个过程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工人运动的趋势所证明，但却被所有其他政治派别完全忽略了。我们在一个重要国家的革命的胜利，将改变世界。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资本主义已经走上绝路，这反映在它在驾驭和充分使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巨大生产能力上的无能。正如马克思解释过的那样，这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发展。已有的生产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正影响着所有的环节：汽车、钢铁、农业、计算机芯片、以及其他。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尤为突出。这个地区的经济两强，日本和中国都遇到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困难。日本在1989年它的股票市场垮台后，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尽管在过去7年中花了124亿亿日元，屡次的复苏经济的企图却都失败了。日本的债务水平正迅速地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0%。中国自1992年以来，正经历着伴随每年的增长下降的经济发展减速。她的发展在去年戏剧般地放慢了，而且只能靠巨大的政府预算支撑着。一个再次出现的不景气将对南亚产生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毁灭性影响。根据最近《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国已经经历了“26个月的连续不断的物价下跌，这个导致了价格大战的关键的经济疾患，减少了已经资金紧迫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对差不多达9亿的农村人口的收入造成打击。患贫血症的国有企业的财产已经很少能偿还债务，而把更进一步的压力加给由于不适当的贷款占到其全部资产的25%左右，已经举步维艰的国有银行系统。”（99.12.29）这篇文章写道：“通货紧缩──零售价格在11月下降2.8%──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和供应过多。这些瓶颈问题由于对工厂关闭的政治反抗，特别是在市县一级，将很难矫正。”世界银行估计，1亿4千万国企工人中近35%“对于需求来说是过剩的”。由于失业在农村已有1亿，在城市已有1千8百万，北京显然唯恐正在酝酿中的社会动乱出现。零散的罢工和工人的抗议在近几个月中已经在一些工业城市中发生。不顾一切的争取进入世贸将与预期结果相反，变成不得不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南亚的危机非但没有结束，而且只是一个开始。完全能够改变世界，保证在计划经济下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的新技术，加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困难。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减少，相反是意味着矛盾的大大加剧。对世界市场和金融中心管制的解除把更多的反复无常和不稳定引入这个制度。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寄生的，它在工业上投资越来越少，而在服务和金融交易中投资越来越多。由于泥泞般地沾在世界经济周遭的25亿亿元庞大的派生物，在股票和货币市场上赌博已经成了主要的被关注的事。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所有对比例和均衡的感觉以及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就象过去的封建贵族那样，他们已经成了社会的强有力的制动器。资本主义的死路反映在统治阶级自己的危机，他们被他们制度的抑郁症烦恼着。他们谈论新工业革命，可是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都面对着大量失业，不是“周期性的”失业，而是“结构性的”的失业，这种失业侵蚀着的是社会的心脏。数百万人被迫做更长时间更艰苦的工作，而数百万人被迫靠救济而堕落。1948-74年间那种对经济回升的信心不见了。那时，资本主义还能够暂时地认可充分就业并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进行改革。现在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那些更有远见的资本的战略家们殚思竭虑地提出他们的怀疑甚至警报。诸如 Georg Soros, KJ Galbraith, 甚至还有 Milton Friedman, 都曾告戒过，除非很快做出什么事来，危机的发展能摧毁这个制度。他们感受到资本主义普遍的抑郁症并对其前途越来越感到焦虑。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制度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但却无力避开迫在眉睫的灾难。1998年秋当俄国发生危机时，Soros警告说资本主义“正在崩溃”。他们好不容易才暂时躲开了这一局面，但只是暂时地。正如《观察者》的领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只需回过头来看一看世纪之初，就可意识到当时的境况与现在是何等相似──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一个无限的技术革新的时代，一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由其引发的不平等产生的结果证明是不可控制的，是潜在的战争与萧条的驱动器。”（2000年1月2日）有一个幽灵,一个革命的幽灵正困扰着资本主义。思想危机Crisis of ideology 上面所描绘的这个制度的危机在思想领域中也有它的反映。这即是反映在政党和上层建筑中，在官方的教堂，伦理，资产阶级的家庭里，甚至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危机。官方政治的腐败已经形同地狱。围绕着克林顿政府，英国保守党，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其他地方的丑闻，都反映出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这种抑郁症从最高处渗透至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前途的忧虑。《观察者》指出，“资本主义冷酷的经济理性，即它的每个机构都要服从于利润得失的计算这样一种理性，不能回答每个人类存在和每个社会都面对的问题，这就是生活有比追求经济效益更多的内容。我们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经历了20年的由撒切尔和里根这样的人培植起来的货币主义的反动之后，资本主义的腐朽还反映在它向一种自相残杀的社会的粗俗的唯物主义的回归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开头就解释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呈现为无限积累的商品”。他解释说，这个掩饰起来的以剥削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制度，使得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被当成是物之间的关系。工人被简单地认作可以被资本所有者的其他商品取代的“商品”。资本家并不关心这些商品是什么，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尽可能快地把它们变成货币。“我对生产汽车并不感兴趣”，汽车制造商洛德．斯多克斯说，“我感兴趣的是赚钱。”关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堡垒，托落茨基曾注意到，金钱的关系已经渗透到民族意识之中，人们根据拥有美元的多少判定的人的价值。今天市场关系和其意识渗透了生活的一切领域，从学校到医院及一切公共设施，其管理方式都象商务交易。一切都必须私有化，都必须移交给大的公司。你不再是我们私有化的铁路网的一位“乘客”而是一位“顾客”，也就是说，一个可以付钱的人。一切都成交易。人类的关系被贬值并被从属于市场经济。人类被当成是物，而客体，特别是货币，则被人带着敬畏，看作具有神奇的力量。这正是马克思描述过的一个以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所固有的商品拜物教。 正如我们在为纪念恩格斯逝世百周年而发表的《理性与反叛》一书中阐述过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被当作可分配的商品。货物卖不掉会被闲置直到腐烂。为什么人类存在应当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对于人不是如此简单罢了。因为担心社会后果，他们不会被允许大量地饿死。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的矛盾中，资产阶级被迫养着失业者，而不是被他们养活。这真是荒谬绝伦，男人和女人希望工作以给社会增加财富，但却被‘市场的法则’阻止这样做。“ 这是一个人从属于物的非人的社会，人们以非人的方式为人处事还有什么好奇怪的？每天报纸上都充满了可怕地伤害社会的最弱势的、最无自卫能力的人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恐怖故事。而这恰是社会道德状况的准确的晴雨表。法律有时也会惩罚这些犯罪，虽然一般来说警方对（大的）财产的犯罪比针对个人的犯罪追捕起来更来神。不过无论怎样，犯罪的深刻根源是在法庭和警察的能力之外的。失业孕育所有类型的犯罪。但是也存在着其他的更微妙的因素。 “以自我为中心、贪婪和对别人的疾苦漠不关心的文化，在过去的20年中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带着撒切尔和里根赞许的标记，虽然这种赞许所起的作用还不容易被量化，但毫无疑问是起了作用的。这是资本主义的，更确切地说是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真实面孔，即无情的，粗俗的，贪婪的及残忍的面孔。这是资本主义在它进入老朽时期，企图恢复它年轻时的活力。这是寄生的资本主义，它偏爱的不是生产真正的财富，而是金融和货币的投机带来的奢侈和享受。它更喜欢的是“服务”而不是制造业。它关闭象火柴盒那样的工厂，残忍地摧毁全部社会共同体和工厂，推荐矿工和钢铁工人到汉堡包小吃店找工作。这就是‘让他们吃蛋糕’在20世纪的同义语。”（伍德和格兰特，第409页）。 现在象托尼．布莱尔这样的改良主义领导人，正忙于这种道德说教的感化。他们过分地要求工人匍匐于资本家面前采取“弹性的”工作方法。他们按“现代化”、“生产率”、“全球化”以及“竞争”的要求一定要成为公司的顺从的工具。按照真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格，他们给失业者讲授找工作的课程，──就好象他们是在指责工人们的困境。福利国家必须是“现代化的”，就是说，最低限度也要象在19世纪时那样，要由“光荣的”私人企业作补充。这些右翼的改良主义者现在崇拜市场经济的神龛，就象是要趋近它的遗赠那样。“我们是公司的政党”，布莱尔宣布说。而贸易大臣斯蒂芬．布耶尔则催促公司的老板们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世界上付钱的阶级”，而工人们应当表现的是“克制”。正象还不够格的暴发户，他们不得不用最粗鲁的词汇证明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永恒的忠诚。象那个优厄莱尔．黑普，他们把《圣经》夹在胳膊下面，跪倒在他们资产阶级的新主子面前。他们使你想起《动物农庄》最后一章的那些猪。这些把自己描绘成从来都是“实际的”改良主义者们，对一个增长着的阶级差别负有责任。象Glasgow这样的内陆城市，遭受着贫困和绝望的痛苦，疾病伴随着贫困纷至踏来。最近来自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出令人震惊的──而且是不断加大的──富人与穷人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你越穷，──忍受着一种长期的使你衰弱的疾病的痛苦，或有一个孩子它却在满一岁之前死去──你在65岁之前死亡的可能性就越大。工党的国内社会公平委员会90年代记录了在Sheffield的外围区域和相当贫困的城市贫民区之间人均寿命之差是8年。而最近的一个报告则提到，在专业人士与他们从事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同龄人之间人均寿命之差是9.5年。“最富和最穷的地区之间死亡率的变化在欧洲是最严重的。”《卫报》宣称。“正在扩大的平均寿命的差距已经把英国进一步下推到了发达国家联盟表。新的研究显示出十个健康记录最差的各地区的死亡率要两倍于十个最健康选区。在最好的选区Wokingham和最差的选区 Glasgow Shettleston 之间，死亡率的变化在现象上看达到了４倍。可是还不只是死亡率的问题。与此类似的由病态统计列成表的疾病、不健全、痛苦和不安的不平衡分布…，100个健康最坏的选区中，97个是工党的；而在100个最健康的选区中，81个是保守党的。”（《卫报》1999年12月3日）未来也不会有什么缓解。“如果我们现在的不平等已经是不能接受的”，《观察者》指出，“那么未来几年所允诺展示的将只是把你们带入一个新的范围。”（2000年1月2日） 过去20年的温和的反动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后果。经济增长的单调迫使工人通过超时的、多种工作及类似做法，寻找一条超出资本主义限度的方法。这对工人运动已产生了不利影响。工人阶级对它的传统组织缺乏参与默许了右派将其支配地位强加于上，至少在当前是如此。在一个死水坑里，沉渣就会泛起。不过事态的发展将粉碎当前这种惰性。右翼的支配必将完结。资本主义的危机将对所有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产生深刻影响。除了寻找一条道路摆脱那会吞没自己生活的灾难将别无选择。统治阶级将发现它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将越来越多地寻找更为极权主义的方法巩固它的统治。传统的工人组织也将被抛进危机，工人群众会向左转。右翼将被唾弃，进一步把群众组织向左推进，甚至在一个中立的地位，处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改造社会的良机将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工人阶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关键还是在于主观的因素：工人阶级的领导。左派的改良主义者们尽管在工人的压力下准备讲些激进的话，然而却看不到或者理解不了怎样推翻资本主义。他们的Keynesian计划寻求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工作，最多只能采取些局部的反对这个制度的措施。这只能服务于与资本家的对抗，而丝毫无助于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放弃了任何假装的列宁、托落茨基和俄国革命的思想立场。他们已经在遭受着一种全国性的改良主义的衰退。解决这种历史问题需要一种吸取了时代的教训的领导，需要一种深深地植根于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样一种倾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而必须在正确思想，战术和战略的基础上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不辞劳苦的建设。今天这仍是我们的基础性任务。 “资本主义会严重地损害你的健康”"Capitalism can seriously damage your health" 垄断的统治是对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制动器，在扩大它们的权力和财富的冲动中险恶地毒害着这个星球。经济、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源，我们吃进的食物──所有都受到威胁。将给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地球变暖和水平线升高威胁着这个星球。在英国，为了追求利润，用动物尸体喂牛，引起了关于疯牛病的丑闻，又被保守党政府掩盖起来。最近有报告显示了在核处理工厂的事故，它们对于公众有造成死亡的危险，但却又一次被秘而不宣。最近日本的事故突出了核能的危险，而这里也涉及了资本家的利益。位于东京城外70英里JCO公司的铀加工厂控制不住的链锁反应，使工人浸泡在辐射之中，并使工厂之外的放射程度高达4,400倍，引起了居民的逃离。如果工人倾倒进失控下落的贮箱之中的铀氧化物不是因搞错了的16公斤，而是倒了40公斤的话，那么它所造成的就不是一次“较小的”链锁反应了，那将是一颗将把首都东京夷为平地的原子弹了。 此前，一则丑闻已经出现在英国核燃料机构。检查员忽视了程序和关于一批预定给日本的铀钚氧化物燃料的伪造的数据。在他们对利润的追求中，资本主义选择了最便宜的和最危险的核能形式──核裂变。一种干净得多也安全得多的形式──核聚变──以费用的理由被忽视了。在这些灾难的余波中，布莱尔政府仍然计划将剩下的核工业私有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置公众占压倒多数的反对意见于不顾，对大公司和伦敦市的抚慰。还有，最近的在不列塔尼海岸线从马尔他的油轮发生的巨大的石油泄漏已经摧毁了那里的海洋环境。而象能量巨人TotalFina这样的获得了经营油轮特许的石油公司对环境是不感兴趣的。货物本应以两倍的船只运送，但是那就太贵了。他们最关心的是赚钱──即使以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因为就资本主义所关心而言，这些是可消耗的。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正日益地被大的公司变成一种对人类的极严重的威胁。遗传学的发展对于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将允许我们根除某些疾病，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药物的应用途径。生物医学科学家相信有4,000种由单一的基因缺陷引起的遗传性疾病能及时得到矫正。最近通过国际合作而对染色体22的破译将导致科学家对一直几乎不理解的疾病难以想象地得以治疗和治愈。然而，遗传学在跨国公司手里，在它们为垄断利润的竞赛中，却能并将导致各种各样的人为灾难。企业家们正迅速地使劲挤入遗传学研究，如象美国的Celera Genomics公司，已经申请了6,500段DNA的专利。为这个公司服务的研究者们专注于更“赢利的”基因，他们的数据能够被制造得适用于付款的预购者。这与来自于慈善机构和纳税人资助的美英人类基因组工程提供的数据完全不同，后者免费地很快发表数据。不可避免地，烟草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为了保证他们对市场的控制，最终将把专利运用在新的信息的使用上。这些寻求最大的金融回报的垄断者，为了握有社会的其余部分以获得赎金是会铤而走险的。 再有，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对于未来的粮食生产也许有很大的潜在价值。然而，在热衷于利润和势力的跨国公司手中，所有的却是可怕的危险。疯牛病丑闻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警告。过于强化的耕作方法，使用荷尔蒙和抗生素已经污染了食物链。大的生物技术公司Monsanto，生产rbst，一种改基因的牛生长激素，这种激素被注射给美国大约30％奶牛。尽管得到了官方的健康准许，大量的反对的呼声仍被消费人群，甚至地方政府提了出来。根据兽医专家的研究，用荷尔蒙治疗过的动物遭受着一些副作用，包括不充足和肥胖的问题。现已发现，抗生素进入牛奶，并由此进到人体，会提高过敏反应及对抗生素的排斥。 仅据最起码的一点研究，释放GM荷尔蒙和庄稼进入食物链的结果，绝对是一个丑闻。社会结果对于垄断者来说，只有非常小的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还不清楚，可是GM生产则仍被鼓励，并在仍更大量地通过那些农业公司进入世界市场。 Monsanto公司生产一种直接影响到繁殖的被叫作“终止者”的基因。尽管作物被认为是“健康的”，改变了的基因意味着它产生的种子是不育的。使用这样一种武器，Monsanto打算把这样的种子出售给落后国家的农民，那样的话这些农民就会每年都因他们的庄稼而完全依赖于这些公司。在引起公众强烈抗议之后，Monsanto才允诺不使这个科研项目商业化。然而，其他一些公司，如象Zeneca，则仍在对玉米进行类似的研究。这样的技术必定对未来的农业有巨大的潜力，但却只有在私人谋取暴利者被铲除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蒙昧主义？Socialism or barbarism 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诫人们，对社会的选择要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蒙昧主义之间作出。改良主义的政治家们象对待幻想一样抛开了这些思想。他们在理解或者说甚至在认识资本主义的阶级机制方面是无能的。他们不是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兰克的野蛮蒙昧主义看作是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的代表，而是把它们当作过去的偶然的特征。可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带给世界的是，衰退与萧条的恶梦，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落后，群众性失业以及使人类接近于灭绝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后时期，资本主义能够部分地解决它的问题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一天的和平。人类目睹了建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这些武器能够一次一次地摧毁我们这个星球。人已经发展到了有足够的知识通过相互的“保证毁灭”摧毁它自己的类。尽管苏联崩溃了，这些行凶用的兵工厂到今天仍使阴影笼罩在这个星球上。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战略家们对这种危险也不无意识。《观察者》报刊上的一篇社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悲观前景，被迫提及未来的一种“新野蛮状态”的可能性，车臣和科索沃的情况就是一种有益的提示。“认为我们处在新野蛮状态的边缘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享有的经济和社会的收益在民族争端，地方性战争，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中消失了，就象主张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前55年中经历了的进步一样。“ 还有，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国际金融已经撕破了国界，在前所未见的范围内以一种发烧般地投机的能力席卷全球。世界最大经济──美国和日本的通货──能强烈地摆动好几个月；对于较弱的经济，这样的运动就更剧烈了。华尔街是泡沫股票市场，其巨大的涨价是过度投机的证明，这种警告已经司空见惯但却并非言过其实；通过亏损的网上公司的投机，这种传染病正在扩散到伦敦。它将引发一个过度紧张的存兑或一个意外的经济灾难而把这整座沙堡撞塌，并且考虑到其国际关联性，这种灾难会把整个金融体系送入震颤之中。（2000年1月2日）尽管有着一层薄薄的文雅的西方文明的外观，资本主义的反动也还是能够在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危机的土壤中迅速繁盛起来。毕竟在希特勒兴盛起来之前，德国曾是欧洲最有教养的国家。德国工人运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那里德国的布莱尔们和僧侣们都不考虑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的威胁──直到1933年。他们还说，“在这里它决不可能发生”，试图使工人阶级安静地入睡。尽管事实上资产阶级并不想再次冒险将权力交给法西斯主义的疯子们，他们的权力还是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可能很轻易地把权力交给一个军事警察政权，就象1973年发生在智利的情况那样。看一看皮诺切克之前智利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那时智利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不列颠”。军官的等级集团远比法西斯主义的暴发户们更切实。他们的世界观、个人关系、教育等等，使他们成为更可取的选择。正如皮诺切克将军所证明的，必要时军队可以采取最残忍的手段。确实资产阶级在当前宁愿通过“民主”统治，因为特别是在巴拿马的Noriega和在巴基斯坦的Zia的情况下，比起将军们来，民主的代表是更顺从的。然而在社会危机时期，波拿巴主义的统治则是更为适宜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了──至少在一个时期是这样。但是考虑到美洲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象在60年代后期的希腊那样的政权，将不一定会延续很长时间，并且将会导致进一步的革命的动乱。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在开始这样一种冒险之前会再三考虑的原因。今天，野蛮状态的因素在地球上的许多部分中，如在卢旺达，乌干达和索马里的各族灭绝中已经成为现实。但这并非“落后”国家的问题。在“文明的”欧洲大陆，种族清洗的恐怖也发生在今天的巴尔干半岛上，就发生在北约部队的鼻子底下。在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轰炸中可以看到最冷酷无情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俄国，资产阶级政权正在进行着一场反对车臣人民的浴血战争。这些态势对于工人运动是一种告诫。工人阶级没有无限的时间推翻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别的出路，资本家们为了握紧他们的权力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波拿巴主义。工人阶级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working class 代价是极高的。但是工人阶级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阶级。相反就数量和凝聚力而言，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现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有一个非常有利的阶级力量的平衡。过去就从来不缺少革命的机遇，未来也仍将是这种情况。最近在印度尼西亚推翻了统治了35年，屠杀了一百多万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可恶的苏哈托专制统治，显示出群众的决心。不幸的是，领导的软弱已经预示了这一革命远不会是彻底的，并且这种软弱还将在很多年中继续。尽管如此，它还是证明了一件事情：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摧毁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意志。无产阶级就象希腊神话中的安底修斯，每一次他被抛到地面上时，都会从他的母亲──大地那里再次得到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的鼹鼠，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基础中打洞。那些试图把工人拉向后退的组织将在他们的行列中被危机打破。辩证地看，事变将使社会的基础发生震动，并由此震动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除了为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外，无产阶级最觉悟的阶层将找到马克思的道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对于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能力都怀有充分的信心。托落茨基断言，“科学社会主义是无意识的历史过程的有意识的表达；即它是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的起点上重建社会的本能的和基本的愿望的理论表达”，“这些工人心理中的活生生的倾向，在今天危机和战争的时代以最快的速度跃向生活。”事变，运动，发展将改变整个形势。工人阶级将从资本主义准备的没有出路的痛苦生活中学习经验。用列宁的话说，“一盎司经验值一吨理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获得广泛的听众，正如左派将收复工人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一定要把它自己建立在工人阶级斗争的能力基础之上。他们肩负着社会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工人阶级将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地被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由正确的战术和战略武装起来的一个重要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政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形势。它将照亮世界，导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阶梯的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的建立。 这将为社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无限发展开辟道路。它将实在地打开通向其他星球的道路。人类将第一次掌握自然。百分之九十五的还活着的科学家今天会充满生气。会有大量的话题是关于网络革命的，这一革命对于未来的计划经济有着惊人的潜在价值。可是今天，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还不具有一部电话，更不必说使用世界互联网了。科学的这个领域仍然处在它的婴儿期，可发展前途却是无限的，但是只是在世界性计划、世界性合作，世界性政府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制度只能被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国家、暴力及一切形式的压迫都消灭了的基础之上。“人将按自己的目的控制它自己的感情，把他的本能提高到自觉意识的高度，使其清澈透明，将他的意志的活力扩展至隐秘的深处，从而把他自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创造一种更高的社会生物样式，或者，如果你愿意，一种超人。“ 预言未来人类也许达到的自治政府的范围及他运用技术的高度是困难的。社会建设和心理生理自我教育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和同一个过程。所有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和建筑将给予这个过程一种美丽的形式。更正确地说，文化建设和共产主义的人的自我教育所被置于其中的这种外壳，将使所有当代艺术所必需的因素发展到最高点。人类将变得不可测度地强大、聪慧和不可思议，他的身体将变得更为和谐，他的运动将变得更为有节奏，他的声音将变得更为悦耳。生命的这些形式将变得更加朝气蓬勃。人类的平均素质将提高到亚里士多德、哥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在新的山脉上将有新的山峰崛起。”（莱昂．托落茨基，《文学与革命》）特德格兰特，罗布塞维尔Ted Grant and Rob Sewell3rd January,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