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

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中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關於民族問題的非常有趣和深刻的論述。列寧後來也是以這些著作為基礎，制定了自己的經典民族理論。例如，馬克思非常詳細地研究了整個19世紀占據歐洲工人運動注意力的波蘭和愛爾蘭問題。有意思的是，馬克思不是把民族問題作為陳詞濫調 ，而是辯證地對待民族問題，他改變了對這兩個問題的立場。

革命辯證法與抽像思維的區別，在第一國際時馬克思與蒲魯東關於民族問題的辯論中表現得十分突出。法國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的先驅蒲魯東否認民族問題的存在。在整個運動的歷史上，總是有一些宗派主義者提出抽像的階級鬥爭概念。他們不是從社會存在的具體現實出發，而是在自己想像的世界中毫無生命的抽像中活動。第一國際總理事會中的蒲魯東主義者認為波蘭人、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是不重要的。只要在法國進行一次革命，一切就會完美無缺，大家必須等待它發生。但是被壓迫的人民不能等，他們也不會等。1866年，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譴責巴黎的「蒲魯東主義小集團」：

「巴黎大學生中的蒲魯東派（《法蘭西信使報》）鼓吹和平，宣布戰爭是過時的東西，民族特性是無稽之談，並且攻擊俾斯麥和加裡波第等人。 把這一策略當做同沙文主義論戰的手段來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裡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內）竟認為整個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靜地坐在那裡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和愚昧』，而他們自己愈是厲害地叫喊『社會科學』，就愈加陷入貧窮和愚昧的統治之下，他們簡直太可笑了。 」（摘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在第一國際或國際工人協會（IWA）的總理事會上，馬克思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方面反對馬志尼這樣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另一方面反對完全否認民族問題存在的蒲魯東的半無政府主義追隨者。1866年6月20日，馬克思寫道：「昨天，國際理事會就目前的戰爭進行了討論......討論的結果，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是以』民族問題』的總體情況和我們對它的態度而告終......『青年法國』（非工人）團體的代表出來宣布，一切民族甚至國家都是過時的偏見。蒲魯東化了的斯蒂爾納主義......全世界都在等待法國人進行社會革命的時機成熟......」但是，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魯東一樣，對民族問題給予了應有的考慮，但他們始終認為民族問題從屬於「勞動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總是完全從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波蘭問題

同列寧一樣，馬克思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也非常靈活，他總是從無產階級的大局和國際革命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在1840年代、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一個階段，馬克思不僅主張波蘭的自決權，而且主張徹底獨立。盡管當時波蘭的獨立運動是由波蘭反動貴族領導的。但是，馬克思之所以采取這種立場，並不是因為對民族主義有什麼感情上的依戀，更不是因為他把自決權看作是某種普遍的靈丹妙藥。

恩格斯在他的最後著作之一的《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 》中指出，波蘭人民通過對沙皇俄國的英勇鬥爭，多次挽救了歐洲其他國家的革命，但是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

「…..首先拿波蘭來說；這個以掠奪和壓迫農民為基礎的貴族共和國處於完全土崩瓦解的狀態；它的憲法使得任何全國性的行動都無法采取，因而使它成為鄰國可以輕取的戰利品。根據波蘭人自己的說法，從十八世紀初開始，波蘭就靠混亂維持著（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國軍隊不斷地侵占波蘭全部國土或取道波蘭；它成了他們的客棧和小飯店（如波蘭人所說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們通常總是忘了付錢。」（引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在整個19世紀，波蘭問題在歐洲政治中占據了中心地位，也深深影響了工人階級運動。1863年1月﹐波蘭人發動起義。起義蔓延到波蘭各地，並導致了民族政府的成立。但起義的領導權掌握在小貴族手中，他們無法喚起群眾參與起義。當權力落入大地主手中時﹐大地主希望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外交干預﹐便與沙皇達成協議﹐但沙皇很快便破壞了協議。這場運動被俄國人粉碎了。自然，英法兩國連手指都沒動。但波蘭的起義引起了歐洲工人的同情和團結。第一國際在1863年直接成立，這是國際社會主動援助波蘭人革命運動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波蘭起義的唯一希望是歐洲工人階級：「如果他們堅持下去，」他在1863年6月11日給馬克思寫信說，「如果他們還能支持一些時候，他們還能夠彙入一個能挽救他們的全歐洲運動。但是，如果事情進展得不順利，那末波蘭會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這樣的起義使有戰鬥力的居民在許多年內都不能恢復元氣。」 （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卷）

馬克思對波蘭問題的態度是由他的世界革命總戰略決定的。當時沙皇俄國是工人階級和民主的主要敵人——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這是一股可怕的反動力量 。由於當時俄國沒有工人階級，所以俄國沒有立即革命的可能。正如列寧後來所表達的那樣，「俄國還在沉睡，而波蘭則在沸騰」（《論民族自決權》 ）。

因此馬克思支持波蘭獨立，將其作為打擊主要敵人——俄國沙皇政權的一種手段。 但是，到1851年，馬克思已經對「騎士態度——懶惰的「波蘭得出了悲觀的結論，也就是說，他對波蘭貴族領導的起義成功的前景持懷疑態度。

僅僅從這一點就完全可以看出，對於馬克思和列寧來說，自決要求和一般的民族問題始終占據著從屬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地位。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支持每一個自決運動從來都不是絕對的義務。原本支持波蘭獨立的馬克思也從根本上反對捷克人的獨立，也反對19世紀後半葉巴爾干地區的所謂解放運動。事實上，這兩種顯然相互矛盾的立場是出於同樣的革命考慮 。馬克思明白，波蘭人的勝利代表著對俄國沙皇主義的打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則被沙皇主義利用為其在巴爾干地區擴張政策的工具。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小國之間的鬥爭被一個反動的大國利用，作為一個小小的變動。任何人不把握民族問題的這一面，就必然落入反動的陷阱。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後，以非凡的遠見預言了俄國的革命動亂：

「現在我們談到了主要的問題。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從1856年開始的俄國的內部發展，顯示了它的作用；社會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國越來越成為西歐式的國家；大工業和鐵路的發展，一切實物貢賦之改用貨幣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舊社會基礎的破壞，——所有這一切都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俄國進行著。但是沙皇專制制度同正處於形成階段的新社會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以同樣的速度日益顯現出來。成立了立憲的和革命的反對黨，政府只有用越來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們屈服。俄國外交界恐懼地看到，俄國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經不遠，——到那時，俄國人民由於要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就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干奪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權那樣的兒戲了。1848年停留在波蘭邊境上的革命，現在正在敲打俄國的大門，而在國內，它也已經有足夠的同盟者，他們只等時機成熟就會為革命打開大門。」（引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多麼不平凡的文字啊！早在1890年ー第一次俄國革命前15年，10月革命前27年 ，恩格斯就預言了這些重大事件，還把歐洲民族問題的命運與俄國革命聯系起來。事件表明，恩格斯是對的。正如列寧後來所解釋的那樣，從1880年代起，波蘭獨立的口號就不是一個合適的口號，因為俄羅斯工人階級的發展提高了俄羅斯本身革命的前景。

普法戰爭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第一國際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采取了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國際組織的立場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是實際的 。例如，在一個國家的罷工期間，國際組織的成員會鼓動和解釋其他國家的問題以防止使用外國的工賊 。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19世紀上半葉工人階級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德國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對德國的統一給予批判性的支持，盡管這一客觀上的進步行為是俾斯麥用反動的手段進行的。但在任何意義上，這都不意味著對俾斯麥的屈服或對階級立場的放棄。第一國際最初把1870-71年的普法戰爭看作是德國的防御性鬥爭。這無疑是正確的。拿破侖三世的反動的波拿巴主義政權打算用武力來阻止德國的國家統一。但他失算了。普魯士軍隊像一把熱刀穿過黃油一樣切開了士氣低落的法軍。

普法戰爭是馬克思在民族問題上采取靈活和革命立場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對普魯士給予了關鍵的支持 ，當時普魯士具有嚴格的防御性質。在這裡，馬克思的立場不是出於表面的或感情的考慮（他痛恨反動的普魯士俾斯麥），而是嚴格地從無產階級和國際革命的利益出發來確定的。一方面，普魯士的勝利將帶來德國的統一——這是一項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任務。另一方面，法國的失敗將意味著路易·波拿巴的波拿巴政權被推翻，為法國的革命發展打開了前景。這也將是對俄國沙皇主義的打擊，因為俄國沙皇主義是以巴黎的波拿巴政府為基礎，以保持德國的軟弱和分裂。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最初支持普魯士與法國的戰爭，盡管普魯士的勝利會加強俾斯麥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如此。

但是，這個籠統的說法，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對待戰爭的態度說得一清二楚 。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從階級觀點出發來處理民族問題。即使當某一特定的民族鬥爭具有進步的內容時，無產階級也總是要保持自己的階級獨立於資產階級。在戰爭的過程中，馬克思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一旦路易·波拿巴被推翻（1870年10月），法國宣布成立共和國，普魯士方面的戰爭的性質就從民族解放戰爭變成了針對法國人民的侵略運動。這場戰爭不再具有進步性，因此馬克思對它進行了譴責。普魯士奪取阿爾薩斯-洛林同樣是徹頭徹尾的反動行為，不能以統一德國的進步任務為理由。 它只會激起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民族仇恨，並為1914-18年的帝國主義屠殺鋪路。

法軍的失敗立即導致了法國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輝煌事件 。馬克思曾勸巴黎工人等待，但他們一旦行動起來，他就立即投入到巴黎公社的保衛工作中去。這時，戰爭的性質發生了轉變。對馬克思來說，民族問題始終從屬於階級鬥爭（「勞動問題」）。統治階級在每一場戰爭中的行為，都會以鏡像的方式揭示這一立場的正確性。無論交戰國統治階級之間的民族對立程度有多大，他們總是會聯合起來打敗工人。因此，當他們的敵人凡爾賽反動勢力進攻巴黎並屠殺公社人民時，普魯士的將軍們卻袖手旁觀。

馬克思談愛爾蘭

與波蘭問題一樣，在愛爾蘭問題上，馬克思的立場也完全取決於革命的考慮 。馬克思雖然自然地同情被壓迫的愛爾蘭人民，但他總是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領袖進行無情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解釋說，愛爾蘭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問題，特別是與土地問題的革命解決密不可分。這一高瞻遠矚的分析，不僅對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鬥爭，而且對整個民族解放鬥爭都有重大影響。

恩格斯在1882年6月26日給愛德華-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愛爾蘭運動包括兩種趨勢 ：一種是爆發為農民自發的直接行動並在革命民主中找到政治表現的激進的農業運動，另一種是「城市資產階級的自由民族反對運動」。農民運動在各個時期都是如此。只有在城市中心找到領導者它才能取得成功 。在現代條件下，這意味著要麼是資產階級，要麼是無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在整個歷史上都表明，它完全沒有能力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的任何一個基本問題——包括民族獨立問題。愛爾蘭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立場的核心是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自願聯邦的觀點。而這個觀點始終與工人奪取政權的觀點聯系在一起的 。反過來這又要求無條件地捍衛工人階級的團結。因此，恩格斯在1848年1月寫道：

「愛爾蘭人民證明必須竭盡全力同英國工人階級，同憲章派緊密團結起來為實現『人民憲章』的六點（每年改選議會、實行普選權、進行無記名投票、取消任何財產資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數劃分選舉區）而鬥爭。只有這六點獲得之後，實現「取消合並」才能給愛爾蘭帶來實際利益。 」（引自《馬恩全集》，第四卷）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開始就對丹尼爾·奧康奈爾這樣的愛爾蘭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自由派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們譴責奧康奈爾是個騙子，是愛爾蘭人民的背叛者。後來，他們一度對小資產階級的芬尼派給予批判性的支持。這在愛爾蘭還沒有工人運動的時候是很自然而正確的，因為愛爾蘭直到20世紀初還是一個農業占壓倒優勢的農業社會。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充當芬尼派的拉拉隊，而是始終采取獨立的階級立場。他們嚴厲批判了芬尼派的冒險主義策略、恐怖主義傾向、民族狹隘性和拒絕接受與英國工人運動聯系的必要性。盡管芬尼派是愛爾蘭革命民主運動中最先進的一派，甚至表現出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對他們抱有任何幻想。1867年11月29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

「關於芬尼亞社社員，你說得完全正確。我們無權由於英國人干出卑鄙可恥的勾當而忘記這個宗派的領導人大半是蠢驢，一部分是剝削者，我們決不能對任何密謀活動中都不可避免的蠢事負責任。而這些蠢事是准會發生的。 「（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恩格斯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僅僅兩周後，1867年12月13日，一群芬尼安人在倫敦克勒肯韋爾監獄引爆了一場爆炸，企圖解救被囚禁的同志，但沒有成功。爆炸摧毀了附近的幾棟房屋，120人受傷。可想而知，這次事件在民眾中掀起了一股反愛爾蘭的情緒。第二天，馬克思憤然致信恩格斯：

「在克勒肯威爾發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亞社社員的英雄行動，是一件大蠢事。曾對愛爾蘭表示非常同情的倫敦群眾，會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黨的懷抱中去。人們不能期望，倫敦的無產者為了贊揚芬尼亞社社員的使者而讓自己毀滅。一般說來，這種秘密的、戲劇性的陰謀手段總是會帶來不幸。」（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幾天後，即12月19日，恩格斯作了如下的答復：

「克勒肯威爾的愚蠢舉動，顯然是一些特別狂熱的人干的；所有密謀活動的不幸，就在於它們會導致類似的蠢事，因為「總得干它一番，總得有所行動」。特別是在美國，這種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談論得不少，於是就出現了一些蠢驢，干出了類似的蠢事。而這些吃人惡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膽小鬼，像以前提過的阿林，似乎已經成了告發同黨的證人。此外，用放火焚燒倫敦一個裁縫鋪的辦法來解放愛爾蘭，這算什麼主張！」（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能用如此尖刻的語言來描述芬尼派，試想像一下他們會如何評價愛爾蘭共和軍過去30年的恐怖主義策略 ，與之相比，「克勒肯韋爾暴行」不過是兒戲。關於這種個人恐怖主義，最反動的特點是，它並不削弱資產階級國家，而只是加強了它，它的作用就是在剝削者面前分裂工人階級 。這無疑是芬尼派最薄弱的地方，恩格斯對此進行了批評，他尖刻地寫道 ：「但是，在這些先生們看來，整個工人運動都是純粹的異教，而愛爾蘭農民甚至不應當知道社會主義工人是他們在歐洲的唯一盟友。」（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芬尼囚犯辯護，使他們免受英國政府的虐待 。他們始終捍衛愛爾蘭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但他們是從社會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的。作為一貫的革命者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支持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愛爾蘭的命運和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之間的聯系。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馬克思認為愛爾蘭只有通過英國工人階級的勝利才能獲得獨立。後來，在1860年代，他改變了想法，采取了這樣的立場：愛爾蘭的勝利更有可能成為點燃英國革命的火種。即使是最粗略地閱讀馬克思關於愛爾蘭問題的著作，也可以看出，他在1860年以後對愛爾蘭獨立的維護完全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體利益決定的，首先是在英國，他認為英國是世界革命成功的關鍵國家。在1870年3月寫給總委員會成員的一封密函中，馬克思這樣解釋他的觀點：

「雖然革命可能首先來自法國，但僅靠英國就可以成為一場嚴重的經濟革命的杠杆。 它是唯一一個不再有農民且土地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國家。它是唯一一個資本主義形式，即資本家領導下的大規模聯合勞動，實際上包含了全部生產的國家 。它是唯一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由雇佣勞動者組成的國家。它是唯一一個工會組織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組織具有一定成熟性和普遍性的國家 。它是唯一的一個國家，由於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統治地位，經濟問題上的每一次革命都必須立即影響到整個世界。如果說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在英國是經典的例子，那麼另一方面，消滅它們的物質條件在這裡是最成熟的。」（見《第一國際總理事會會議記錄》（The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1868-70年，譯者自譯）。

從這個角度看，愛爾蘭民族問題只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大視野的一部分。離開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馬克思對愛爾蘭的態度。馬克思之所以在1860年後贊成愛爾蘭獨立，是因為他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的土地利益集團最重要的基礎在愛爾蘭，最容易被以愛爾蘭農民為基礎的革命運動所打敗，在這個運動中，民族自決的要求與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密不可分。在同一份備忘錄中，馬克思解釋說：「如果說英國是地主主義和歐洲資本主義的堡壘，那麼，唯一能夠真正重創英國官方的地方就是愛爾蘭。」

「首先，愛爾蘭是英國地主主義的堡壘。如果它在愛爾蘭倒下就會在英國倒下。在愛爾蘭，這要容易一百倍，因為那裡的經濟鬥爭完全集中在土地財產上，因為這種鬥爭同時又是全國性的，而且那裡的人民比英國更具革命性更憤怒 。愛爾蘭的地主主義完全是由英國軍隊來維持的。兩國之間的強迫聯合一結束，一場社會革命將立即在愛爾蘭爆發，盡管是以過時的形式 。英國的地主主義不僅會失去一個巨大的財富來源，而且會失去其最大的道德力量，即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另一方面，英國資產階級通過維護他們在愛爾蘭的地主的權力，使英國無產階級在英國本土對資產階級無法構成威脅。」（同上）

「其次，英國資產階級不僅利用愛爾蘭的貧窮，通過強迫愛爾蘭窮人移民來壓制英國的工人階級，而且還把無產階級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凱爾特（愛爾蘭）工人的革命火種與盎格魯-撒克遜工人的天性並不相稱，他們的天性是堅實的但卻很緩慢。相反，在英國所有的大工業中心中，愛爾蘭無產階級和英國無產階級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對立。普通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 ，認為他是降低工資和生活水平的競爭者。他對他感到民族和宗教上的反感。他對他的看法有點像北美南部各州的貧窮白人對他們的黑奴的看法。英國無產階級的這種對立情緒是由資產階級人為地滋養和支持的。它知道，這種割裂是維持其權力的真正秘密。」（同上）

馬克思總結道 ：

「總理事會關於愛爾蘭解放的決議只是作為其他決議的引子，這些決議將證實除了國際正義之外，如果可能的話，將目前的強制聯盟（即對愛爾蘭的奴役）轉變為平等和自由的聯邦，或是在必要時轉變為完全的分離，是解放英國工人階級的先決條件。」（同上）

請注意，馬克思在這裡選詞是多麼慎重，他是多麼嚴謹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首先，不能從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孤立地看待愛爾蘭問題，要把它看作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它被看作是英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之後呢？馬克思並沒有想當然地認為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鬥爭必然以脫離英國而告終。他說，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平等和自由的聯邦」——他顯然認為這是較好的（「如果可能的話」）——要麼是「完全分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但不是最理想的結果。在這兩種變體中，哪一種變體會出現，顯然首先取決於英國無產階級的行為和態度，以及英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景本身。

因此，馬克思的立場始終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國際主義的立場。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才決定了他對愛爾蘭問題以及民族問題的其他一切表現的態度。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勞動問題」始終是核心問題。他們決不會想到把自己在愛爾蘭問題上的宣傳和鼓動降低到「英國駐軍滾出北愛爾蘭！」這樣一個簡單的、一字一句的口號上，或者充當國族主義者的無償顧問。相反，他們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愛爾蘭國族主義者的有害的蠱惑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並為愛爾蘭和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團結而奮鬥。

歷史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愛爾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者的評價是正確的。1922年，愛爾蘭國族主義資產階級背叛了民族解放鬥爭，同意南北分治。從那時起，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就表明他們完全沒有能力解決「邊界問題」。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尖銳地批判的個人恐怖主義的策略，已被證明是適得其反和無能為力的。在北愛爾蘭經過30年的所謂「武裝鬥爭」之後，愛爾蘭的統一目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遙遠。解決愛爾蘭民族問題所剩無幾的唯一途徑是在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政策的基礎上——即馬克思、列寧和那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烈士詹姆斯-康諾利的政策。

只有工人階級團結在一個階級綱領周圍，對倫敦和都柏林的資產階級進行無情的鬥爭，才能解決問題。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的團結。這一點在民族主義路線上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北愛爾蘭的工人團結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傷口是可以而且必須愈合的。但是，只有在與民族主義徹底決裂和采取階級政策的基礎上，通過恢復拉金和康諾利的精神和思想，才能做到這一點。愛爾蘭的民族問題將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來解決，否則就根本解決不了。

第二國際

1889年成立的第二國際與第一國際不同，它是由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等群眾組織組成的。第二國際的不幸是出現在資本主義長期繁榮的時期 。在1870-1900年期間，世界石油產量增長了兩倍半。鐵路擴大了兩倍半，德國和美國開始挑戰英國的霸權，一場爭鬥開始將世界分成勢力範圍和殖民地 。工業的迅速發展也意味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同步發展。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裡，美國和俄國的工人階級增長了三倍以上。在英國，工會在1876年至1900年間增長了四倍。在德國，工會成員從數萬人增加到數百萬人。與此同時群眾性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人數、選票和影響力也在穩步增長。

但是從一開始，盡管在理論上它代表著馬克思主義，但新國際缺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所保證的理論上的明確性。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它對民族問題的態度。第二國際並沒有真正理解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其各個代表大會上受到的處理不能令人滿意 。1896年，第二國際的倫敦代表大會通過了以下決議：

「大會主張一切民族都有完全自決權。它對目前正在遭受軍事的、民族的和其他形式的專制制度壓迫的一切國家的工人表示同情；大會號召所有這些國家的工人參加全世界覺悟工人的隊伍，和他們一起為戰勝國際資本主義，為實現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目標而奮鬥。 」

然而，第二國際在殖民問題上的立場是模糊不清的。左派傾向於反殖民主義立場，但也有人准備以所謂的「文明使命」為理由為殖民主義辯護。因此，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關於殖民問題的辯論中，荷蘭代表範-科爾（Hendrick Van Kol）公開為殖民主義辯護。他提出了一項決議，內容如下 ：

「工人階級勝利及其經濟解放之後，新的需要將使殖民地的占有成為必要，即使在未來的社會主義政府制度下也是如此。」科爾更質問大會與會者：「我們能否將半個地球拋給那些仍處於嬰兒期的人們，他們的任性行為讓地下的巨大財富未得到開發，讓我們星球上最肥沃的地區未得到開發? 」（《列寧為建立革命黨的奮鬥》（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Party） ，p. 5）

大會熱烈歡迎印度全國代表大會的創始人兼主席達達拜·納羅吉（Dadabhai Naoroji），但在其關於印度的決議中，在呼吁實行自治的同時，卻也明確指出印度將繼續處於英國主權之下。它既沒有贊同也沒有拒絕範-科爾的觀點。在關於移民問題的辯論中，美國希爾基特（Morris Hillquit）提出了一個種族主義的決議案，得到了奧地利和荷蘭代表的支持。但它引起了抗議的風暴，以至於它不得不被撤回。然而，在國際大會上能提出這樣的決議，這說明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思想對社會黨的壓力。

1905年的俄國革命給殖民地革命帶來了強大的推動力，促使波斯、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的民眾采取行動捍衛自己的民族願望 。這使社會主義國際的隊伍在殖民地問題和民族問題上的分歧更加尖銳。在1907年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列寧和羅莎·盧森堡提出了著名的關於戰爭的修正案，在殖民地問題上，以列別杜爾（Georg Lebedour ）為代表的左派（實際上是中間派）和以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施坦為首的右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鬥爭。荷蘭代表則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他們又是最直言不諱的殖民主義的捍衛者。左翼則是反對它的少數派。在激烈的辯論中，伯恩施坦發表了以下意見：

「我們必須摒棄簡單地放棄殖民地的烏托邦概念 。這種觀點的最終後果是把美國還給印第安人（騷動）。殖民地是存在的，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社會主義者也應該承認，文明的民族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扮演未開化民族的守護者的角色 。」（同上，p. 10）。

波蘭代表卡爾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反駁了關於殖民主義的「文明化」作用的論點，他回答說：「大衛主張一個國家有權對另一個國家實行監護。但是我們波蘭人知道這種監護的真正含義，因為俄國沙皇和普魯士政府都充當了我們的監護人（台下：「很好！」）......大衛引用馬克思的話來支持他的觀點，即每個國家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但他在這裡這樣做是不對的。馬克思說的是，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必須把這個過程繼續下去，直至完成。但他從來沒有說過這是所有國家的絕對前提條件...」

「我們社會主義者明白，除了資本主義歐洲的文明外，還有其他文明。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對我們所謂的文明感到自負，也沒有理由把我們的文明強加給亞洲人民與他們古老的文明。（台下：「好樣的！」）大衛認為，如果任由殖民地自生自滅，它們會重新陷入野蠻狀態。在印度的情況下，這幾乎不可能。相反，我設想，如果獨立，印度在未來的發展中會繼續從歐洲文明的影響中獲利，它將以這種方式發展到最充分的潛力。」（同上，p11）

最後，關於印度的決議沒有付諸表決。

雖然第二國際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各種外交手段來掩蓋裂縫，但最終的結果這些導致了是1914年8月的災難，當時第二國際的每一個黨派——除了俄國人和塞爾維亞人——都背叛了國際主義的原則，支持帝國主義戰爭。1914年夏天，第二國際在社會沙文主義的路線上崩潰時，真正的革命性國際主義政策的缺失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

「民族文化自治」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提出了第二國際中民族問題的一個特殊變體。他們為所謂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辯護，俄羅斯的猶太同盟（崩得）也采取了同樣的立場 。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布爾諾會議（1899年）上，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捍衛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張被否決 。相反，會議采用了領土自治的口號，這雖然不夠充分，但肯定更好。後來，在中間派理論家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和他的同志卡爾-倫納（Karl Renner）（用魯道夫-斯普林格的筆名寫作）的影響下，該黨改變了立場，采取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路線。

鮑威爾拒絕接受民族和領土之間的聯系，他把民族定義為「一個相對的性格共同體」（Otto Bauer， Die Nationalfrage a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24， p.2）但是什麼是民族性呢？鮑威爾把它定義為「把一個民族的人民與另一個民族的人民區別開來的特征的總和——把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區別開來的復雜的和精神的特征的總和。」（同上，p. 6）這個定義的貧乏內涵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個純粹的同義詞：民族性格就是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的不同之處！是什麼使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不同呢？「一個民族的性格與其說是由他們的命運決定的，不如說是一個由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分配勞動產品的條件決定的命運共同體。」 （同上，p. 24）。

因此，根據鮑威爾的說法 ，民族是「被命運共同體捆綁成性格共同體的人的集合體」（同上，p. 135）。倫納對它作了如下定義：「民族是思想相似、言語相似的人的聯合體，[它是]現代人的文化共同體，不再與土壤相聯系。」（R.斯普林格，《民族問題》，萊比錫-維也納，1902年，p. 35）這種處理民族問題的方法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的和「心理學的」——甚至是神秘主義的。這是一種不成功的、機會主義的嘗試，它試圖通過對資產階級國族主義作出讓步來尋求奧匈帝國民族問題的解決辦法。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是從歷史經濟的角度來處理民族問題的。

與布爾什維克尋求通過革命推翻沙皇政權來解決民族問題不同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則以小改良和漸進主義的精神來處理這個問題。鮑威爾所說的也是如此：「我們的出發點是假定奧地利各民族將仍然留在它們現在居住的國家聯盟以內，於是我們就要問，在這個聯盟範圍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系和它們全體對於國家的關系將是怎樣的呢？」（注：見鮑威爾的《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p. 399，引自《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一旦國家和領土之間的聯系被打破，就有人提出要求將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不同民族的成員組成一個總的跨階級民族聯盟。不同民族的成員會聚集在一起召開會議，投票決定他們屬於哪個民族。然後，德國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等將投票選出自己的國民議會—鮑威爾式的「民族的文化議會」。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以這種方式避免與奧地利哈斯堡政權發生公開衝突﹐並將民族問題降格為純粹的文化語言問題。鮑威爾甚至斷言，各民族的地方自治將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階梯，它將「把人類劃分為以民族為界的共同體」，「呈現出一幅由人和公司組成的民族聯盟的斑駁圖景」。

這種哲學完全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原則。它代表了用「社會主義」詞句偽裝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正因為如此 ，列寧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對不同民族分別辦學的想法特別反感。對此，列寧寫道：

「『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義，就是用民族文化的口號來腐蝕工人，宣傳極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校的主張。總之，這個綱領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絕對矛盾的，它只符合民族主義的小市民的理想。」（《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 ）

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有害影響在教育領域最為明顯 。因此，列寧反對語言的任何特權地位 ，但與奧托-鮑威爾和「民族文化自治」的鼓吹者相反，列寧強烈反對為不同民族的兒童設立單獨的學校：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無關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計劃付諸實施，只能意味著以民族劃線分割教育事業，即分民族辦教育事業。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計劃的這種真正本質，就足以了解這個計劃的十足反動性了，即使從民主派的觀點來看這個計劃也是極其反動的，更不用說從無產階級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了。 」（見《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列寧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根本區別。馬克思主義者將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包括語言壓迫。不允許剝奪男人或女人說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在法庭上或任何其他官方職能中使用語言的權利。一般來說，某種「官方」語言的存在是沒有特別的理由的，也沒有特別的理由給予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更多的特權。但以民族、語言或宗教為基礎將兒童分開，則完全是反動和倒退。在南非和美國，學校的隔離起到了反動的作用。而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和新教兒童在所謂的宗教學校中的分離也起到了同樣惡劣的作用。宗教在教育體系中沒有任何益處，應與其徹底隔離 。如果教會希望傳授他們的教義，他們必須在自己的時間裡用自己的資金來做，資金來自他們的教徒，而不是國家。雖然學校必須滿足不同語言群體的需要，而且必須為此找到資金，但以民族語言為界將兒童分開，從而為以後的生活打下偏見和衝突的基礎，是我們完全不該接受的。

比利時佛蘭德人對法語的敵視是佛蘭德語世世代代受到歧視和法語被強行強加的結果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交叉潮流。在南非，學校教授當地語言（而不是英語）是一種民族壓迫的措施。同樣，非俄羅斯民族的代表自己也努力教他們的孩子俄語。例如，在亞美尼亞的教會學校，孩子們學習俄語，雖然不是必修課。布爾什維克反對的是對任何語言的歧視，反對強行同化和強行強加一種主導語言和文化。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讓任何語言壟斷。在瑞士，官方語言不是兩種而是三種。現在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人們沒有理由不能用他們選擇的任何語言接受教育，在議會或法庭上進行交流。但不能接受的是將民族主義或宗教毒藥引入學校。

「可親的民族社會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學校教學大綱，比方說，大綱要求實施絕對的世俗教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背離這個共同的大綱（至於用某些「地方性的」課程、語言等等作補充的問題，可由當地居民決定）。可是，根據使教育事業「不受國家管理」而交給各民族管理的原則，我們工人就得允許各「民族」在我們的民主國家中把人民的錢財花在辦教權派的學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覺清楚地說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動性！」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在這一點上，如同在民族問題的其他各個方面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在無一例外地堅決打擊一切壓迫和歧視的表現的同時也采取了階級立場。因此，在比利時，佛蘭德和瓦隆民族主義者曾試圖——不幸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語言問題在民族路線上分裂比利時社會和工運，比利時馬克思主義者在語言問題上制定了過渡性要求。例如，當一名工人被雇主強迫學習佛蘭德語或法語時 ，他們要求給予工人全薪休假，並由工人組織控制下的老板支付課程費用 ，此外，還應該有權為學習新技能獲得額外報酬。

由此可見，列寧始終堅持要嚴格從階級觀點出發來處理民族問題。「工人民主派的口號，」列寧寫道，「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義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文化。」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綱領是：絕不允許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語言享有任何特權；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辦法解決各民族的政治自決問題，即各民族的國家分離權問題；頒布一種全國性的法律，規定凡是賦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權、破壞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數民族權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機關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同時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都有權要求取消這種違反憲法的措施，都有權要求給予采取這種措施的人以刑事處分。」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文化－民族自治」的分裂性質清楚地表明了它對奧地利自身工人團結的有害影響 。溫伯格代表大會之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分裂成各個民族黨派。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分裂為多個民族政黨，而不是一個所有民族都參與的統一的工人政黨，而是成立了六個獨立的政黨——德國、捷克、波蘭、盧塞恩、義大利和南斯拉夫。這助長了沙文主義情緒和工人運動中的民族對立情緒的蔓延，帶來了負面的結果： 捷克黨與德國黨沒有任何關系，等等。

一如既往 ，所謂的改良主義的實際政策所取得的結果與預期的相反 。民族文化自治計劃本來是為了防止奧匈帝國的分裂，但恰恰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推翻哈普斯堡王室本來可以導致無產階級革命，正如俄國的二月革命一樣。但工人階級未能奪取政權，這直接導致奧匈帝國在在國界線上的解體，而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政策卻起到了團結大多數被壓迫民族的工農的作用，從而為建立蘇維埃聯邦創造了條件。這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分離主義。1917年後 ，這一點得到了很好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