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由艾倫 · 伍茲和泰德 · 格蘭特就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處理民族問題的討論所撰寫的4部分文件。民族問題歷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占有中心地位。列寧的一些著作也特別詳細地論述了這一重要問題。誠然，如果沒有對民族問題的正確分析，布爾什維克就不可能在1917年成功掌權。本文回顧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並將其應用於當今的情況。（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0年2月25日。由於中文內的「民族」一詞夾雜著復雜且不精確的意涵，卻通常成為「Ethnic group」（族群）和「nation」（國族）這兩個相當不同詞彙的中文翻譯。現今通用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文譯本也通常直接將「National Question」翻譯成「民族問題」。為表達清晰歧見，譯者將在以下譯文內斟酌使用「民族」和「國族」兩詞。譯者：k2e4z7x9）

序言

民族問題，即對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壓迫問題，從資本主義誕生到今天，一直占據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心地位。特別是，列寧的著作對這一重要問題作了詳盡的論述，並且仍然為我們處理這一最復雜、最具爆炸性的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誠然，如果沒有對民族問題的正確評價，布爾什維克就不可能在1917年成功掌權。只有把自己放在社會所有被壓迫階層的前沿，無產階級才能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推翻壓迫者統治所必需的群眾力量。如果不了解沙皇帝國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和願望，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就會受到嚴重破壞。

阻礙人類進步的兩個基本障礙，一方面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是民族國家。盡管這個等式的前半部分已經足夠清楚，但是後半部分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應有的關注。今天，在帝國主義衰落的時代，當一個正在衰敗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尖銳矛盾達到最無法忍受的極限時，民族問題又一次在各地抬頭，造成最悲慘和血腥的後果。它遠非如無望的改良派所想像的那樣，作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過時的階段和平地退居幕後，而是獲得了一種特別惡毒的形式，有可能將整個國家拖入野蠻狀態。解決這個問題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沒有一個國家——即使是最巨大、最強盛的國家——能夠經受住世界市場的碾壓性統治。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預言的資產階級所描述的全球化現像，現在幾乎以如實驗室般的准確度實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在過去20年裡，國際勞動分工大幅度加強，世界貿易大幅度發展，達到了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無法想像的程度。世界經濟的結合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這是一個最進步的發展，因為這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現在已經建立。

世界經濟的控制權掌握在2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手中。資本的集中程度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每天有1.3萬億美元的國際交易跨越國界，其中70% 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隨著時間的推移，巨大的壟斷企業開始與其他巨人（壟斷企業）進行殊死搏鬥。這些行動花費了巨額資金，把難以想像的權力集中到越來越少的公司手中。他們的行為就像凶猛而貪得無厭的食人族，為了追求更多更大的利潤而互相吞噬互相殘殺。在這場食人狂歡中，工人階級總是輸家。合並剛剛發生，總部就宣布了新一輪的裁員和關閉，並對員工施加了無情的壓力，以提高利潤率、股息和高管薪酬。

在這種背景下，列寧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獲得了一個非常現代的意義。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是大壟斷和信托時期的資本主義。但與今天的情況相比，列寧時代的壟斷程度似乎是小兒科。1999年，跨境收購的數量達到了驚人的5100起。此外，與1998年相比，交易額增長了不少於47%，達到798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有了這樣驚人的數額，就有可能解決世界上大多數的貧困、文盲和疾病等緊迫問題。但是，這是以存在一個理性的生產體系為前提的，在這個體系中，多數人的需要優先於少數人的超額利潤。這些巨型跨國公司的巨大影響力日益與資本主義國家融合在一起，產生了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Wright-Mills） 所稱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現像，這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完全地徹底地主宰著世界。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顯著的矛盾。在全球化的基礎上，資產階級，特別是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小資產階級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實際上民族國家已經不再重要了。這並不新鮮。這與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所謂「超帝國主義」理論相同，當時他實際上主張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將逐漸消除資本主義的矛盾。不會再有戰爭，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會使民族國家變得多余。今天，英國修正主義理論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提出了同樣的理論。這位已經投靠了工黨右翼的前斯大林主義者，認為民族國家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短暫時期，現在已經過去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歷史上也提出過同樣的論點。他們試圖通過否認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來消除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然而，恰恰在此時此刻，當世界市場已成為地球上的主導力量時，民族對立在各地都具有了凶猛的特征，民族問題遠沒有被廢除，反而處處具有特別激烈的毒害性。

隨著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超越了私有財產和民族國家的狹隘界限。今天的民族國家所起的作用與資本主義興起前的小地方王公貴族和國家大致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寫道：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各先進國家裡，資本發展到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使壟斷代替了競爭，創造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摘自《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誰不明白這個基本真理，誰就不僅無法理解民族問題，也無法理解當前時代的一切最重要的社會現像。

近百年來的整個歷史就是生產力反抗民族國家狹隘疆域的歷史。由此產生了世界經濟——隨之而來的是世界危機，和世界大戰。因此，霍布斯邦斯教授所描繪的關於民族矛盾正在消除的世界的圖景是一種空想。恰恰相反。隨著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民族問題不再局限於前殖民地國家。它也開始影響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一些似乎已經解決的地方。在比利時這個歐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瓦隆人和佛蘭芒人之間的衝突開始充滿劇毒，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導致比利時的分裂。在塞普勒斯，我們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的民族對立，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之間更廣泛的衝突。最近巴爾干半島的民族問題已經把歐洲拖到了戰爭的邊緣。

在美國存在著對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種族歧視問題。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我們看到對移民的歧視和種族主義攻擊。在前蘇聯，民族問題導致一個又一個國家陷入戰爭和內戰的血腥混亂。在英國，資本主義存在的時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長，民族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不僅在北愛爾蘭，在威爾士和蘇格蘭也是如此。在西班牙，我們有巴斯克、加泰羅尼亞和加利西亞的問題。最特別的是，在義大利統一一百多年後，北方聯盟以北方自決為由，提出了分裂義大利的反動要求。一個無法逃避的結論是：任何對民族問題的忽視將會是極度危險的。如果我們要成功地改造社會，我們就必須在這個問題上采取審慎、明確和正確的立場。為此，我們向工人和青年，向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的普通成員發出呼吁，他們希望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以便為改變社會而鬥爭。為此，我們獻上以下的拙作。

第一部分： 歷史上的民族問題

「如果姑且不論尼德蘭人爭取獨立的鬥爭和英格蘭的島國命運，那麼西歐資產階級民族形成的時代就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而且是大體上花了100年的時間，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而完成。」（《俄國革命史》）

雖然大多數人認為民族國家是一種自然的東西，因此植根於遙遠的過去，甚至植根於男人和女人的鮮血和靈魂中， 但它實際上是一個相對現代的創造，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只存在於最近200年。唯一的例外是荷蘭，16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反對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形式進行的，而英格蘭則是因為它作為島國的獨特地位，資本主義的發展比歐洲其他國家早（從14世紀晚期開始）。在此之前沒有國族，只有部落、城邦和帝國。把後者稱為「國族」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因為人們經常這樣做。一位威爾士國族主義作家甚至提到「威爾士國族」ーー在羅馬入侵不列顛之前！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當時的威爾士是一個部落聚集地，與其他部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些部落居住在現在稱為英格蘭的地方。民族主義作家試圖制造「民族」（尤其是他們特定的民族/國族）一直存在的印像，這是一種有害的特質。事實上，民族國家是一個歷史演化的實體。它並不總是存在，也不會永遠存在於未來。

事實上，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它是資產階級建立的，資產階級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市場。它必須打破地方限制，小地方有地方稅、收費公路、獨立的貨幣系統、獨立的度量衡。下面的摘錄來自羅伯特·海爾布魯諾，他非常生動地描述了1550年一位德國商人的一次旅行：

「安德烈亞斯·瑞夫（Andreas Ryff），一個留著大胡子、穿著毛皮大衣的商人，要回巴登城的家了；他給妻子寫信說，他已經逛了三十個市場，屁股都被馬鞍給磨破皮了。他更被當時的各種繁瑣所困擾；在旅行中，他大約每隔十英裡就會被攔住一次，交納關稅；在巴塞爾和科隆之間，他要交納三十一次征稅。

「還不只這些。他訪問的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規章制度，自己的法律和秩序。僅在巴登周邊地區，就有112種不同的長度單位、92種不同的谷物單位、123種液體單位、63種酒單位和80種不同的磅重單位。」（《世俗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p. 22）

推翻這種地方特色主義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將生產力集中到一個民族國家是資產階級的一項巨大進步的歷史任務。 這場革命的基礎是在中世紀後期，即封建制度衰落，資產階級和逐漸確立其權利的城鎮崛起的時期。中世紀的國王們需要錢來進行他們的戰爭，並且被迫依靠不斷增長的商人和銀行家階層，比如富格爾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但是，市場經濟的時代還沒有到來。當時存在的只是資本主義的雛形，以小規模生產和地方市場為代表。人們還不能談論一個真正的國家市場或國家。誠然，一些現代歐洲國家的要素已經有了輪廓，但這些國家還處於未發展的階段。雖然法國是在與英國的百年戰爭中逐漸形成的，但這些鬥爭具有封建王朝性質，而不是真正的國族性質。在戰爭中作戰的士兵更多地效忠於他們的地方領主而不是法國國王，盡管存在一個共同的領土和語言，但他們認為自己是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和加斯科尼人，而不是法國人。

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一個真正的國族意識才逐漸地、痛苦地出現。這一過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貨幣經濟以及以中世紀晚期英國羊毛貿易為代表的國家市場的逐漸興起是平行的。封建主義的衰落和專制君主制的興起，出於自身的目的，鼓勵資產階級和貿易，加速了這一進程。正如羅伯特·海爾布魯諾（Robert Heilbroner）所言：

「首先，歐洲逐漸出現了國家政治單位。在農民戰爭和君主征服欲的打擊下，封建主義早期的孤立存在讓位於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君主制帶來了國族精神的發展； 反過來，這意味著皇室對有利產業贊助，比如偉大的法國掛毯工廠，以及軍隊和軍隊及其所有必要的附屬產業的發展。困擾上述的安德烈亞斯·瑞夫和他的十六世紀旅行商人同伴們的無窮無盡的規則和規章制度，讓位於國家法律、共同的衡量標准和或多或少的標准貨幣。「（同上，p. 34）

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民族問題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有關的。嚴格地說，民族問題並不構成社會主義綱領的一部分，因為它本應由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解決。首先是資產階級建立了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建立，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革命和進步的發展。這不是和平和不經過鬥爭就能實現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國家——荷蘭——形成於16世紀，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這場革命的形式是反對帝國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戰爭。在美國，它是在18世紀的民族解放革命戰爭的基礎上發生的，並在1860年代通過一場血腥的內戰得到鞏固。在義大利，這也是通過民族獨立戰爭實現的。德國的容克貴族俾斯麥以反動手段，在戰爭和「鐵血」政策的基礎上，完成了統一德意志這一當時的進步的任務。

法國革命

現代歐洲民族國家（除了荷蘭和英國以外）的建立始於法國大革命。在這一點上，民族國家的概念與王權的概念是相同的。民族是統治君主的財產。這種直接從封建主義繼承下來的陳舊的法律制度，同資產階級興起的新情況發生了直接衝突。為了征服權力，資產階級不得不提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即民族的代表。正如 羅伯斯庇爾所說： 「在貴族國家裡，除了貴族家庭奪取了主權之外，『民族』這個詞沒有任何意義。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國家才是組成國家的所有個人的真正祖國。」（引自 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一卷，p. 414.）

法國革命的首要原則是最堅定不移的中央集權。這是它在與得到整個歐洲支持的舊政權的生死鬥爭中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在「共和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旗幟下，法國大革命首次將法國統一為一個國家，拋開了所有的地方特色主義和布列塔尼人、諾曼人和普羅旺斯人的分裂主義。另一種選擇是革命本身的瓦解和消亡。旺代河的血腥鬥爭，既是反對分裂主義的鬥爭，也是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波旁王朝的倒台給了整個歐洲的民族精神以強大的推動力。在第一個時期，革命人民成功地推翻了舊的封建君主專制的例子，對各地的革命和進步力量起到了鼓舞和促進作用。後來，法蘭西共和國的革命軍隊被迫向歐洲列強發起進攻，這些列強在英國和俄國沙皇的領導下聯合起來粉碎了革命。革命軍以驚人的武力壯舉，成功地擊退了各條戰線上的反動勢力，從而向世界展示了革命人民和武裝民族的令人震驚的力量。

革命軍隊到處都帶著反抗的精神，必然要把革命的信息帶到它所占領的領土上去。在革命的上升階段，法國公約的軍隊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在歐洲人民面前。為了在這場與舊秩序的巨大鬥爭中取得勝利，他們不得不號召群眾進行同法國一樣的革命變革。這是一場革命戰爭，前所未有的革命戰爭。法國殖民地廢除了奴隸制。《人權宣言》的革命信息無處不在，是宣告封建和君主制壓迫結束的戰鬥口號。正如大衛·湯普森（David Thompson）所指出的：

「他們（法國人）確實得到了當地土著支持者的幫助，他們工作中具有破壞性的一面常常受到歡迎。只有當人們發現法國統治者的苛刻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過去的政權時，他們自治的理念才開始被激發。人民的主權應該導致民族獨立的想法是法國占領的間接結果； 它最初的意思是廢除特權和普及權利，只是由於征服的結果，才融合到這個新的含義中。法國革命者有意傳播自由主義，但無意中卻創造了國族主義。」（David Thompson，《拿破侖之後的歐洲》（Europe After Napoleon），p. 50）。

法國大革命的疲憊和衰敗產生了拿破侖·波拿巴的專政，正如孤立的俄國工人國家的墮落後來導致了斯大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專政一樣。較早的革命民主信息被扭曲並變形為波拿巴的朝代和帝國野心，這對法國是致命的。然而，即使在波拿巴統治下，盡管形式扭曲，但法國革命的某些成果仍得以保留並傳播到整個法國的歐洲領土，還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在德國和義大利：

「它最具破壞性的成就是最持久的。波拿巴通過摧毀低地國家、德國大部分地區和義大利的封建制度，延長和延續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建主義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包括對農民的貴族管轄權被終止了；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農民向貴族支付封建會費也被終止了，盡管通常是以補償和賠償作為回報。教會的要求絕不被允許，以阻礙這次重組。中產階級和農民像貴族一樣，成為國家的臣民，都同樣有納稅義務。稅收征收制度更加公平、高效。廢除了舊的行會和城鎮寡頭政治；取消了內部關稅壁壘。在向人才開放的職業意義上，世界各地都實現了更大的平等。拿破侖征服後，現代化的風潮席卷了整個歐洲。他試圖將西歐打造成一個由被兼並或附屬領土的屈從集團的暴力企圖，至少成功地擺脫了陳舊的管轄權和特權，擺脫了過時的領土劃分。他掃走的大部分東西都無法恢復。」（同上，p. 67.）

但拿破侖的統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為了避免在國內征收重稅，波拿巴在被征服的領土上征收重稅。盡管社會進步了，法國的統治仍然是外國的統治。正如羅伯斯庇爾明智地指出的那樣，沒有人喜歡拿著刺刀的傳教士。法國的入侵無可避免地引發了與之相反的民族解放戰爭，這些戰爭最終破壞了早期贏得的成就。拿破侖在俄國冰封的荒原上的失敗和法軍的覆滅是民族起義浪潮的信號，反對法國人。在普魯士，全國人民奮起反抗，迫使弗雷德裡克·威廉三世與拿破侖開戰。在拿破侖戰爭的血腥混亂和隨後的勝利者的瓜分中，產生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大部分現代歐洲國家。

1848年以後的民族問題

1848年是歐洲民族問題的一個轉折點。在革命的火焰中，德國人、捷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和馬扎爾人被壓抑的民族願望被猛烈地推到了前台。如果革命成功了，那麼通過最民主的方式解決德國和其他地方的民族問題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但是，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的那樣，1848年的革命被反革命資產階級出賣了。革命的失敗意味著民族問題必須用其他方法來解決。順帶一提，失敗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為了反動目的而操縱民族問題（例如捷克人的問題）。

在德國，民族問題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統一。1848年革命戰敗後，這個國家仍然分裂為一系列小國和君主國。這對於資本主義在德意志的自由發展和工人階級的發展﹐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因此，統一是一種進步的要求。但是，誰將統一德國以及以何種方式統一德國的問題至關重要。馬克思希望統一的任務能夠由工人階級用革命的手段從社會基層完成。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無產階級在1848年未能用革命手段解決這個問題，保守的普魯士容克貴族俾斯麥便以反動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

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是通過戰爭。1864年，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聯合起來打敗了丹麥人。丹麥輸掉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省。而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隨後的一場爭辯之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省於1865年與德國合並。為了不讓法國卷入衝突，俾斯麥隨後與義大利結成聯盟，共同對抗奧地利。1866年7月，奧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戰役被擊敗，普魯士對德國的統治得到了保證。此舉通過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代理，以反動的手段實現了德國的統一。這加強了普魯士軍國主義和俾斯麥的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地位，並在歐洲播下了新戰爭的種子。因此，對於工人階級來說，以何種方式解決民族問題，由哪個階級解決，符合誰的利益，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為什麼要求我們僅僅充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拉拉隊，縱使他們執行的是客觀上具有進步性的任務，也是不可接受的。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階級立場。

客觀上，德國的統一當然是一種進步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表示支持。但這絕不意味著德國社會主義者應該支持俾斯麥。這種想法在根本上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反對反動的俾斯麥，但是當後者成功地統一了德國時，馬恩兩人不得不勉強支持它，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因為它將促進德國無產階級的統一。因此，恩格斯在1866年7月25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

「這件事情有這樣一個好處，那就是它使局勢簡單化了，同時由於它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間的爭吵，而且無論如何是加速了發展，所以革命就容易發生了。歸根到底，德國議會的確是和普魯士議院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小邦都將被卷入運動，地方割據的最惡劣的影響將會消失，各個黨派將最終成為真正全國性的，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主要的壞處是普魯士主義在德國將不可避免地泛濫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壞處。其次是德意志的奧地利暫時分離，這種分離的後果將是波希米亞［譯文編者注：即捷克］、莫拉維亞、克倫地亞的斯拉夫化的立即加強。可惜這兩件事都是無法阻止的。

因此，據我看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不加贊許地承認這一事實，並盡可能利用現在已經出現的較大的可能性，把德國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和團結起來。」（引自「恩格斯致馬克思」）

義大利統一

義大利也有類似的情況。1850年代末，盡管義大利多次試圖實現統一，但義大利仍然無可救藥地處於分裂狀態，被吞並其北方領土的奧地利征服。此外﹐幾個較小的邦國﹐包括兩西西 裡（南義大利和西西裡）的波旁王國﹐都受到奧地利軍隊的保護﹐不會發生革命。義大利中部的教皇國受到法國的「保護」。只有以薩伏伊-皮埃蒙特為基地的小薩丁尼亞王國才沒有受到奧地利人的統治。在能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卡沃爾伯爵的領導下，保守的統治王朝逐漸擴大了勢力範圍和領土，把奧地利人一個接一個地趕走。

在皮德蒙人反對奧地利的王朝保守派的同時，還出現了激進的、革命的國族主義運動，其中混雜著共和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這些力量在義大利的每一個州和流亡者中都有存在。這一趨勢最明顯的代表是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的困惑和搖擺不定的思想與他所代表的運動的本質相對應。相比之下，獨立的北義大利國家皮埃蒙特的領導人奔所（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則是一個詭計多端、缺乏原則性的操縱者。在一個典型的外交陰謀中，他首先得到英國和法國的許可，讓他們在1855年加入到對俄國的克裡米亞遠征中。然後，奔所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秘密地承諾了尼斯和薩伏依爾的領土租讓﹐得 到 了一份條約﹐保證法國在與奧地利發生糾紛時援助皮埃蒙特。爆發於1859年的戰爭，是義大利統一的起點。在義大利所有公國和教皇國內都發生了起義。皮埃蒙特軍隊和法國軍隊一起在索爾費裡諾戰勝了奧地利。義大利的統一似乎迫在眉睫。但這並不符合路易 · 波拿巴的利益，他立即與撤退的奧地利軍隊簽署了停戰協定，從而放棄了皮埃蒙特和革命者的命運。

最後，義大利的解放戰爭被西西裡島的起義所拯救，這場起義迎接了加裡波第遠征軍1000名紅衫軍的登陸。在贏得西西裡戰役後，共和派將軍加裡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叛軍入侵義大利南部，凱旋進入那不勒斯。因此，義大利的統一就這樣由下而上地透過革命手段實現了，但成果卻是在其他地方收獲的。奔所這位永遠的陰謀家說服了倫敦和巴黎，讓他們相信，與其坐等整個義大利落入革命者和共和主義者的手中，不如接受保守的皮埃蒙特統治，而不是統一的義大利。皮埃蒙特王朝的軍隊毫無抵抗地向那不勒斯挺進。10月26日，加裡波第沒有與他們戰鬥，而是打開了大門，向皮埃蒙特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致意，稱贊他為「義大利國王」。因此，義大利人民只贏得了一半的勝利，而不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對舊秩序的徹底勝利。

義大利沒有建立共和國，而是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它沒有實行民主，而是獲得了有限的選舉權，使得98% 的人無法投票。教皇被允許繼續他在教皇國的統治（對路易 · 波拿巴的讓步）。然而盡管如此，義大利的統一還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整個義大利是統一的，除了威尼斯，它仍然在奧地利的控制下，和教皇的國家。1866年，義大利加入了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戰爭，並獲得了威尼斯的獎賞。最後，法國在普法戰爭戰敗後（1871年） ，法國軍隊從羅馬撤出。義大利軍隊進入這座城市標志著義大利統一的最後勝利。

到19世紀下半葉，西歐的民族問題已基本解決。1871年以後，隨著德意志統一和義大利的跟進，歐洲的國家問題似乎局限於東歐，尤其是具有爆炸性意義的巴爾干地區，它與俄羅斯、土耳其、奧匈帝國和德國的領土野心和競爭糾纏不清，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一個時期，即大約從1789年到1871年，民族問題在西歐仍然扮演著相對進步的角色。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即使是在反動容克貴族俾斯麥領導下的德意志統一也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視為進步的發展。但到了19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開始超越民族國家的狹隘局限。這已經表現在帝國主義的發展和大國之間不可抗拒的戰爭傾向上。1912-1913年的巴爾干戰爭標志著東南歐民族國家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波蘭凡爾賽條約（順便提一句，在「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的口號下舉行）完成了任務，瓦解了奧匈帝國，使波蘭獲得獨立。

第二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

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中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關於民族問題的非常有趣和深刻的論述。列寧後來也是以這些著作為基礎，制定了自己的經典民族理論。例如，馬克思非常詳細地研究了整個19世紀占據歐洲工人運動注意力的波蘭和愛爾蘭問題。有意思的是，馬克思不是把民族問題作為陳詞濫調 ，而是辯證地對待民族問題，他改變了對這兩個問題的立場。

革命辯證法與抽像思維的區別，在第一國際時馬克思與蒲魯東關於民族問題的辯論中表現得十分突出。法國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的先驅蒲魯東否認民族問題的存在。在整個運動的歷史上，總是有一些宗派主義者提出抽像的階級鬥爭概念。他們不是從社會存在的具體現實出發，而是在自己想像的世界中毫無生命的抽像中活動。第一國際總理事會中的蒲魯東主義者認為波蘭人、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是不重要的。只要在法國進行一次革命，一切就會完美無缺，大家必須等待它發生。但是被壓迫的人民不能等，他們也不會等。1866年，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譴責巴黎的「蒲魯東主義小集團」：

「巴黎大學生中的蒲魯東派（《法蘭西信使報》）鼓吹和平，宣布戰爭是過時的東西，民族特性是無稽之談，並且攻擊俾斯麥和加裡波第等人。 把這一策略當做同沙文主義論戰的手段來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裡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內）竟認為整個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靜地坐在那裡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和愚昧』，而他們自己愈是厲害地叫喊『社會科學』，就愈加陷入貧窮和愚昧的統治之下，他們簡直太可笑了。 」（摘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在第一國際或國際工人協會（IWA）的總理事會上，馬克思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方面反對馬志尼這樣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另一方面反對完全否認民族問題存在的蒲魯東的半無政府主義追隨者。1866年6月20日，馬克思寫道：「昨天，國際理事會就目前的戰爭進行了討論......討論的結果，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是以』民族問題』的總體情況和我們對它的態度而告終......『青年法國』（非工人）團體的代表出來宣布，一切民族甚至國家都是過時的偏見。蒲魯東化了的斯蒂爾納主義......全世界都在等待法國人進行社會革命的時機成熟......」但是，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魯東一樣，對民族問題給予了應有的考慮，但他們始終認為民族問題從屬於「勞動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總是完全從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波蘭問題

同列寧一樣，馬克思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也非常靈活，他總是從無產階級的大局和國際革命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在1840年代、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一個階段，馬克思不僅主張波蘭的自決權，而且主張徹底獨立。盡管當時波蘭的獨立運動是由波蘭反動貴族領導的。但是，馬克思之所以采取這種立場，並不是因為對民族主義有什麼感情上的依戀，更不是因為他把自決權看作是某種普遍的靈丹妙藥。

恩格斯在他的最後著作之一的《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 》中指出，波蘭人民通過對沙皇俄國的英勇鬥爭，多次挽救了歐洲其他國家的革命，但是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

「…..首先拿波蘭來說；這個以掠奪和壓迫農民為基礎的貴族共和國處於完全土崩瓦解的狀態；它的憲法使得任何全國性的行動都無法采取，因而使它成為鄰國可以輕取的戰利品。根據波蘭人自己的說法，從十八世紀初開始，波蘭就靠混亂維持著（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國軍隊不斷地侵占波蘭全部國土或取道波蘭；它成了他們的客棧和小飯店（如波蘭人所說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們通常總是忘了付錢。」（引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在整個19世紀，波蘭問題在歐洲政治中占據了中心地位，也深深影響了工人階級運動。1863年1月﹐波蘭人發動起義。起義蔓延到波蘭各地，並導致了民族政府的成立。但起義的領導權掌握在小貴族手中，他們無法喚起群眾參與起義。當權力落入大地主手中時﹐大地主希望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外交干預﹐便與沙皇達成協議﹐但沙皇很快便破壞了協議。這場運動被俄國人粉碎了。自然，英法兩國連手指都沒動。但波蘭的起義引起了歐洲工人的同情和團結。第一國際在1863年直接成立，這是國際社會主動援助波蘭人革命運動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波蘭起義的唯一希望是歐洲工人階級：「如果他們堅持下去，」他在1863年6月11日給馬克思寫信說，「如果他們還能支持一些時候，他們還能夠彙入一個能挽救他們的全歐洲運動。但是，如果事情進展得不順利，那末波蘭會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這樣的起義使有戰鬥力的居民在許多年內都不能恢復元氣。」 （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卷）

馬克思對波蘭問題的態度是由他的世界革命總戰略決定的。當時沙皇俄國是工人階級和民主的主要敵人——在歐洲，特別是在德國，這是一股可怕的反動力量 。由於當時俄國沒有工人階級，所以俄國沒有立即革命的可能。正如列寧後來所表達的那樣，「俄國還在沉睡，而波蘭則在沸騰」（《論民族自決權》 ）。

因此馬克思支持波蘭獨立，將其作為打擊主要敵人——俄國沙皇政權的一種手段。 但是，到1851年，馬克思已經對「騎士態度——懶惰的「波蘭得出了悲觀的結論，也就是說，他對波蘭貴族領導的起義成功的前景持懷疑態度。

僅僅從這一點就完全可以看出，對於馬克思和列寧來說，自決要求和一般的民族問題始終占據著從屬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地位。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支持每一個自決運動從來都不是絕對的義務。原本支持波蘭獨立的馬克思也從根本上反對捷克人的獨立，也反對19世紀後半葉巴爾干地區的所謂解放運動。事實上，這兩種顯然相互矛盾的立場是出於同樣的革命考慮 。馬克思明白，波蘭人的勝利代表著對俄國沙皇主義的打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則被沙皇主義利用為其在巴爾干地區擴張政策的工具。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小國之間的鬥爭被一個反動的大國利用，作為一個小小的變動。任何人不把握民族問題的這一面，就必然落入反動的陷阱。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後，以非凡的遠見預言了俄國的革命動亂：

「現在我們談到了主要的問題。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從1856年開始的俄國的內部發展，顯示了它的作用；社會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國越來越成為西歐式的國家；大工業和鐵路的發展，一切實物貢賦之改用貨幣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舊社會基礎的破壞，——所有這一切都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俄國進行著。但是沙皇專制制度同正處於形成階段的新社會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以同樣的速度日益顯現出來。成立了立憲的和革命的反對黨，政府只有用越來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們屈服。俄國外交界恐懼地看到，俄國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經不遠，——到那時，俄國人民由於要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就會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干奪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權那樣的兒戲了。1848年停留在波蘭邊境上的革命，現在正在敲打俄國的大門，而在國內，它也已經有足夠的同盟者，他們只等時機成熟就會為革命打開大門。」（引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多麼不平凡的文字啊！早在1890年ー第一次俄國革命前15年，10月革命前27年 ，恩格斯就預言了這些重大事件，還把歐洲民族問題的命運與俄國革命聯系起來。事件表明，恩格斯是對的。正如列寧後來所解釋的那樣，從1880年代起，波蘭獨立的口號就不是一個合適的口號，因為俄羅斯工人階級的發展提高了俄羅斯本身革命的前景。

普法戰爭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第一國際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采取了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國際組織的立場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是實際的 。例如，在一個國家的罷工期間，國際組織的成員會鼓動和解釋其他國家的問題以防止使用外國的工賊 。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19世紀上半葉工人階級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德國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對德國的統一給予批判性的支持，盡管這一客觀上的進步行為是俾斯麥用反動的手段進行的。但在任何意義上，這都不意味著對俾斯麥的屈服或對階級立場的放棄。第一國際最初把1870-71年的普法戰爭看作是德國的防御性鬥爭。這無疑是正確的。拿破侖三世的反動的波拿巴主義政權打算用武力來阻止德國的國家統一。但他失算了。普魯士軍隊像一把熱刀穿過黃油一樣切開了士氣低落的法軍。

普法戰爭是馬克思在民族問題上采取靈活和革命立場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對普魯士給予了關鍵的支持 ，當時普魯士具有嚴格的防御性質。在這裡，馬克思的立場不是出於表面的或感情的考慮（他痛恨反動的普魯士俾斯麥），而是嚴格地從無產階級和國際革命的利益出發來確定的。一方面，普魯士的勝利將帶來德國的統一——這是一項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任務。另一方面，法國的失敗將意味著路易·波拿巴的波拿巴政權被推翻，為法國的革命發展打開了前景。這也將是對俄國沙皇主義的打擊，因為俄國沙皇主義是以巴黎的波拿巴政府為基礎，以保持德國的軟弱和分裂。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最初支持普魯士與法國的戰爭，盡管普魯士的勝利會加強俾斯麥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如此。

但是，這個籠統的說法，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對待戰爭的態度說得一清二楚 。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從階級觀點出發來處理民族問題。即使當某一特定的民族鬥爭具有進步的內容時，無產階級也總是要保持自己的階級獨立於資產階級。在戰爭的過程中，馬克思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一旦路易·波拿巴被推翻（1870年10月），法國宣布成立共和國，普魯士方面的戰爭的性質就從民族解放戰爭變成了針對法國人民的侵略運動。這場戰爭不再具有進步性，因此馬克思對它進行了譴責。普魯士奪取阿爾薩斯-洛林同樣是徹頭徹尾的反動行為，不能以統一德國的進步任務為理由。 它只會激起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民族仇恨，並為1914-18年的帝國主義屠殺鋪路。

法軍的失敗立即導致了法國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輝煌事件 。馬克思曾勸巴黎工人等待，但他們一旦行動起來，他就立即投入到巴黎公社的保衛工作中去。這時，戰爭的性質發生了轉變。對馬克思來說，民族問題始終從屬於階級鬥爭（「勞動問題」）。統治階級在每一場戰爭中的行為，都會以鏡像的方式揭示這一立場的正確性。無論交戰國統治階級之間的民族對立程度有多大，他們總是會聯合起來打敗工人。因此，當他們的敵人凡爾賽反動勢力進攻巴黎並屠殺公社人民時，普魯士的將軍們卻袖手旁觀。

馬克思談愛爾蘭

與波蘭問題一樣，在愛爾蘭問題上，馬克思的立場也完全取決於革命的考慮 。馬克思雖然自然地同情被壓迫的愛爾蘭人民，但他總是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領袖進行無情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解釋說，愛爾蘭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問題，特別是與土地問題的革命解決密不可分。這一高瞻遠矚的分析，不僅對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鬥爭，而且對整個民族解放鬥爭都有重大影響。

恩格斯在1882年6月26日給愛德華-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愛爾蘭運動包括兩種趨勢 ：一種是爆發為農民自發的直接行動並在革命民主中找到政治表現的激進的農業運動，另一種是「城市資產階級的自由民族反對運動」。農民運動在各個時期都是如此。只有在城市中心找到領導者它才能取得成功 。在現代條件下，這意味著要麼是資產階級，要麼是無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在整個歷史上都表明，它完全沒有能力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的任何一個基本問題——包括民族獨立問題。愛爾蘭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立場的核心是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自願聯邦的觀點。而這個觀點始終與工人奪取政權的觀點聯系在一起的 。反過來這又要求無條件地捍衛工人階級的團結。因此，恩格斯在1848年1月寫道：

「愛爾蘭人民證明必須竭盡全力同英國工人階級，同憲章派緊密團結起來為實現『人民憲章』的六點（每年改選議會、實行普選權、進行無記名投票、取消任何財產資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數劃分選舉區）而鬥爭。只有這六點獲得之後，實現「取消合並」才能給愛爾蘭帶來實際利益。 」（引自《馬恩全集》，第四卷）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開始就對丹尼爾·奧康奈爾這樣的愛爾蘭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自由派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們譴責奧康奈爾是個騙子，是愛爾蘭人民的背叛者。後來，他們一度對小資產階級的芬尼派給予批判性的支持。這在愛爾蘭還沒有工人運動的時候是很自然而正確的，因為愛爾蘭直到20世紀初還是一個農業占壓倒優勢的農業社會。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充當芬尼派的拉拉隊，而是始終采取獨立的階級立場。他們嚴厲批判了芬尼派的冒險主義策略、恐怖主義傾向、民族狹隘性和拒絕接受與英國工人運動聯系的必要性。盡管芬尼派是愛爾蘭革命民主運動中最先進的一派，甚至表現出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對他們抱有任何幻想。1867年11月29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

「關於芬尼亞社社員，你說得完全正確。我們無權由於英國人干出卑鄙可恥的勾當而忘記這個宗派的領導人大半是蠢驢，一部分是剝削者，我們決不能對任何密謀活動中都不可避免的蠢事負責任。而這些蠢事是准會發生的。 「（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恩格斯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僅僅兩周後，1867年12月13日，一群芬尼安人在倫敦克勒肯韋爾監獄引爆了一場爆炸，企圖解救被囚禁的同志，但沒有成功。爆炸摧毀了附近的幾棟房屋，120人受傷。可想而知，這次事件在民眾中掀起了一股反愛爾蘭的情緒。第二天，馬克思憤然致信恩格斯：

「在克勒肯威爾發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亞社社員的英雄行動，是一件大蠢事。曾對愛爾蘭表示非常同情的倫敦群眾，會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黨的懷抱中去。人們不能期望，倫敦的無產者為了贊揚芬尼亞社社員的使者而讓自己毀滅。一般說來，這種秘密的、戲劇性的陰謀手段總是會帶來不幸。」（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幾天後，即12月19日，恩格斯作了如下的答復：

「克勒肯威爾的愚蠢舉動，顯然是一些特別狂熱的人干的；所有密謀活動的不幸，就在於它們會導致類似的蠢事，因為「總得干它一番，總得有所行動」。特別是在美國，這種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談論得不少，於是就出現了一些蠢驢，干出了類似的蠢事。而這些吃人惡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膽小鬼，像以前提過的阿林，似乎已經成了告發同黨的證人。此外，用放火焚燒倫敦一個裁縫鋪的辦法來解放愛爾蘭，這算什麼主張！」（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能用如此尖刻的語言來描述芬尼派，試想像一下他們會如何評價愛爾蘭共和軍過去30年的恐怖主義策略 ，與之相比，「克勒肯韋爾暴行」不過是兒戲。關於這種個人恐怖主義，最反動的特點是，它並不削弱資產階級國家，而只是加強了它，它的作用就是在剝削者面前分裂工人階級 。這無疑是芬尼派最薄弱的地方，恩格斯對此進行了批評，他尖刻地寫道 ：「但是，在這些先生們看來，整個工人運動都是純粹的異教，而愛爾蘭農民甚至不應當知道社會主義工人是他們在歐洲的唯一盟友。」（引自《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芬尼囚犯辯護，使他們免受英國政府的虐待 。他們始終捍衛愛爾蘭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但他們是從社會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的。作為一貫的革命者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支持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愛爾蘭的命運和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之間的聯系。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馬克思認為愛爾蘭只有通過英國工人階級的勝利才能獲得獨立。後來，在1860年代，他改變了想法，采取了這樣的立場：愛爾蘭的勝利更有可能成為點燃英國革命的火種。即使是最粗略地閱讀馬克思關於愛爾蘭問題的著作，也可以看出，他在1860年以後對愛爾蘭獨立的維護完全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體利益決定的，首先是在英國，他認為英國是世界革命成功的關鍵國家。在1870年3月寫給總委員會成員的一封密函中，馬克思這樣解釋他的觀點：

「雖然革命可能首先來自法國，但僅靠英國就可以成為一場嚴重的經濟革命的杠杆。 它是唯一一個不再有農民且土地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國家。它是唯一一個資本主義形式，即資本家領導下的大規模聯合勞動，實際上包含了全部生產的國家 。它是唯一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由雇佣勞動者組成的國家。它是唯一一個工會組織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組織具有一定成熟性和普遍性的國家 。它是唯一的一個國家，由於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統治地位，經濟問題上的每一次革命都必須立即影響到整個世界。如果說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在英國是經典的例子，那麼另一方面，消滅它們的物質條件在這裡是最成熟的。」（見《第一國際總理事會會議記錄》（The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1868-70年，譯者自譯）。

從這個角度看，愛爾蘭民族問題只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大視野的一部分。離開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馬克思對愛爾蘭的態度。馬克思之所以在1860年後贊成愛爾蘭獨立，是因為他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的土地利益集團最重要的基礎在愛爾蘭，最容易被以愛爾蘭農民為基礎的革命運動所打敗，在這個運動中，民族自決的要求與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密不可分。在同一份備忘錄中，馬克思解釋說：「如果說英國是地主主義和歐洲資本主義的堡壘，那麼，唯一能夠真正重創英國官方的地方就是愛爾蘭。」

「首先，愛爾蘭是英國地主主義的堡壘。如果它在愛爾蘭倒下就會在英國倒下。在愛爾蘭，這要容易一百倍，因為那裡的經濟鬥爭完全集中在土地財產上，因為這種鬥爭同時又是全國性的，而且那裡的人民比英國更具革命性更憤怒 。愛爾蘭的地主主義完全是由英國軍隊來維持的。兩國之間的強迫聯合一結束，一場社會革命將立即在愛爾蘭爆發，盡管是以過時的形式 。英國的地主主義不僅會失去一個巨大的財富來源，而且會失去其最大的道德力量，即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另一方面，英國資產階級通過維護他們在愛爾蘭的地主的權力，使英國無產階級在英國本土對資產階級無法構成威脅。」（同上）

「其次，英國資產階級不僅利用愛爾蘭的貧窮，通過強迫愛爾蘭窮人移民來壓制英國的工人階級，而且還把無產階級分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凱爾特（愛爾蘭）工人的革命火種與盎格魯-撒克遜工人的天性並不相稱，他們的天性是堅實的但卻很緩慢。相反，在英國所有的大工業中心中，愛爾蘭無產階級和英國無產階級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對立。普通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 ，認為他是降低工資和生活水平的競爭者。他對他感到民族和宗教上的反感。他對他的看法有點像北美南部各州的貧窮白人對他們的黑奴的看法。英國無產階級的這種對立情緒是由資產階級人為地滋養和支持的。它知道，這種割裂是維持其權力的真正秘密。」（同上）

馬克思總結道 ：

「總理事會關於愛爾蘭解放的決議只是作為其他決議的引子，這些決議將證實除了國際正義之外，如果可能的話，將目前的強制聯盟（即對愛爾蘭的奴役）轉變為平等和自由的聯邦，或是在必要時轉變為完全的分離，是解放英國工人階級的先決條件。」（同上）

請注意，馬克思在這裡選詞是多麼慎重，他是多麼嚴謹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首先，不能從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孤立地看待愛爾蘭問題，要把它看作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它被看作是英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之後呢？馬克思並沒有想當然地認為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鬥爭必然以脫離英國而告終。他說，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平等和自由的聯邦」——他顯然認為這是較好的（「如果可能的話」）——要麼是「完全分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但不是最理想的結果。在這兩種變體中，哪一種變體會出現，顯然首先取決於英國無產階級的行為和態度，以及英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景本身。

因此，馬克思的立場始終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國際主義的立場。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才決定了他對愛爾蘭問題以及民族問題的其他一切表現的態度。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勞動問題」始終是核心問題。他們決不會想到把自己在愛爾蘭問題上的宣傳和鼓動降低到「英國駐軍滾出北愛爾蘭！」這樣一個簡單的、一字一句的口號上，或者充當國族主義者的無償顧問。相反，他們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愛爾蘭國族主義者的有害的蠱惑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並為愛爾蘭和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團結而奮鬥。

歷史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愛爾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者的評價是正確的。1922年，愛爾蘭國族主義資產階級背叛了民族解放鬥爭，同意南北分治。從那時起，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就表明他們完全沒有能力解決「邊界問題」。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尖銳地批判的個人恐怖主義的策略，已被證明是適得其反和無能為力的。在北愛爾蘭經過30年的所謂「武裝鬥爭」之後，愛爾蘭的統一目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遙遠。解決愛爾蘭民族問題所剩無幾的唯一途徑是在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政策的基礎上——即馬克思、列寧和那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烈士詹姆斯-康諾利的政策。

只有工人階級團結在一個階級綱領周圍，對倫敦和都柏林的資產階級進行無情的鬥爭，才能解決問題。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的團結。這一點在民族主義路線上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北愛爾蘭的工人團結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傷口是可以而且必須愈合的。但是，只有在與民族主義徹底決裂和采取階級政策的基礎上，通過恢復拉金和康諾利的精神和思想，才能做到這一點。愛爾蘭的民族問題將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來解決，否則就根本解決不了。

第二國際

1889年成立的第二國際與第一國際不同，它是由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等群眾組織組成的。第二國際的不幸是出現在資本主義長期繁榮的時期 。在1870-1900年期間，世界石油產量增長了兩倍半。鐵路擴大了兩倍半，德國和美國開始挑戰英國的霸權，一場爭鬥開始將世界分成勢力範圍和殖民地 。工業的迅速發展也意味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同步發展。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裡，美國和俄國的工人階級增長了三倍以上。在英國，工會在1876年至1900年間增長了四倍。在德國，工會成員從數萬人增加到數百萬人。與此同時群眾性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人數、選票和影響力也在穩步增長。

但是從一開始，盡管在理論上它代表著馬克思主義，但新國際缺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所保證的理論上的明確性。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它對民族問題的態度。第二國際並沒有真正理解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其各個代表大會上受到的處理不能令人滿意 。1896年，第二國際的倫敦代表大會通過了以下決議：

「大會主張一切民族都有完全自決權。它對目前正在遭受軍事的、民族的和其他形式的專制制度壓迫的一切國家的工人表示同情；大會號召所有這些國家的工人參加全世界覺悟工人的隊伍，和他們一起為戰勝國際資本主義，為實現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目標而奮鬥。 」

然而，第二國際在殖民問題上的立場是模糊不清的。左派傾向於反殖民主義立場，但也有人准備以所謂的「文明使命」為理由為殖民主義辯護。因此，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關於殖民問題的辯論中，荷蘭代表範-科爾（Hendrick Van Kol）公開為殖民主義辯護。他提出了一項決議，內容如下 ：

「工人階級勝利及其經濟解放之後，新的需要將使殖民地的占有成為必要，即使在未來的社會主義政府制度下也是如此。」科爾更質問大會與會者：「我們能否將半個地球拋給那些仍處於嬰兒期的人們，他們的任性行為讓地下的巨大財富未得到開發，讓我們星球上最肥沃的地區未得到開發? 」（《列寧為建立革命黨的奮鬥》（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Party） ，p. 5）

大會熱烈歡迎印度全國代表大會的創始人兼主席達達拜·納羅吉（Dadabhai Naoroji），但在其關於印度的決議中，在呼吁實行自治的同時，卻也明確指出印度將繼續處於英國主權之下。它既沒有贊同也沒有拒絕範-科爾的觀點。在關於移民問題的辯論中，美國希爾基特（Morris Hillquit）提出了一個種族主義的決議案，得到了奧地利和荷蘭代表的支持。但它引起了抗議的風暴，以至於它不得不被撤回。然而，在國際大會上能提出這樣的決議，這說明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思想對社會黨的壓力。

1905年的俄國革命給殖民地革命帶來了強大的推動力，促使波斯、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的民眾采取行動捍衛自己的民族願望 。這使社會主義國際的隊伍在殖民地問題和民族問題上的分歧更加尖銳。在1907年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列寧和羅莎·盧森堡提出了著名的關於戰爭的修正案，在殖民地問題上，以列別杜爾（Georg Lebedour ）為代表的左派（實際上是中間派）和以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施坦為首的右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鬥爭。荷蘭代表則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他們又是最直言不諱的殖民主義的捍衛者。左翼則是反對它的少數派。在激烈的辯論中，伯恩施坦發表了以下意見：

「我們必須摒棄簡單地放棄殖民地的烏托邦概念 。這種觀點的最終後果是把美國還給印第安人（騷動）。殖民地是存在的，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社會主義者也應該承認，文明的民族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扮演未開化民族的守護者的角色 。」（同上，p. 10）。

波蘭代表卡爾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反駁了關於殖民主義的「文明化」作用的論點，他回答說：「大衛主張一個國家有權對另一個國家實行監護。但是我們波蘭人知道這種監護的真正含義，因為俄國沙皇和普魯士政府都充當了我們的監護人（台下：「很好！」）......大衛引用馬克思的話來支持他的觀點，即每個國家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但他在這裡這樣做是不對的。馬克思說的是，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必須把這個過程繼續下去，直至完成。但他從來沒有說過這是所有國家的絕對前提條件...」

「我們社會主義者明白，除了資本主義歐洲的文明外，還有其他文明。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對我們所謂的文明感到自負，也沒有理由把我們的文明強加給亞洲人民與他們古老的文明。（台下：「好樣的！」）大衛認為，如果任由殖民地自生自滅，它們會重新陷入野蠻狀態。在印度的情況下，這幾乎不可能。相反，我設想，如果獨立，印度在未來的發展中會繼續從歐洲文明的影響中獲利，它將以這種方式發展到最充分的潛力。」（同上，p11）

最後，關於印度的決議沒有付諸表決。

雖然第二國際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各種外交手段來掩蓋裂縫，但最終的結果這些導致了是1914年8月的災難，當時第二國際的每一個黨派——除了俄國人和塞爾維亞人——都背叛了國際主義的原則，支持帝國主義戰爭。1914年夏天，第二國際在社會沙文主義的路線上崩潰時，真正的革命性國際主義政策的缺失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

「民族文化自治」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提出了第二國際中民族問題的一個特殊變體。他們為所謂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辯護，俄羅斯的猶太同盟（崩得）也采取了同樣的立場 。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布爾諾會議（1899年）上，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捍衛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張被否決 。相反，會議采用了領土自治的口號，這雖然不夠充分，但肯定更好。後來，在中間派理論家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和他的同志卡爾-倫納（Karl Renner）（用魯道夫-斯普林格的筆名寫作）的影響下，該黨改變了立場，采取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路線。

鮑威爾拒絕接受民族和領土之間的聯系，他把民族定義為「一個相對的性格共同體」（Otto Bauer， Die Nationalfrage a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24， p.2）但是什麼是民族性呢？鮑威爾把它定義為「把一個民族的人民與另一個民族的人民區別開來的特征的總和——把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區別開來的復雜的和精神的特征的總和。」（同上，p. 6）這個定義的貧乏內涵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個純粹的同義詞：民族性格就是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的不同之處！是什麼使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不同呢？「一個民族的性格與其說是由他們的命運決定的，不如說是一個由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分配勞動產品的條件決定的命運共同體。」 （同上，p. 24）。

因此，根據鮑威爾的說法 ，民族是「被命運共同體捆綁成性格共同體的人的集合體」（同上，p. 135）。倫納對它作了如下定義：「民族是思想相似、言語相似的人的聯合體，[它是]現代人的文化共同體，不再與土壤相聯系。」（R.斯普林格，《民族問題》，萊比錫-維也納，1902年，p. 35）這種處理民族問題的方法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的和「心理學的」——甚至是神秘主義的。這是一種不成功的、機會主義的嘗試，它試圖通過對資產階級國族主義作出讓步來尋求奧匈帝國民族問題的解決辦法。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是從歷史經濟的角度來處理民族問題的。

與布爾什維克尋求通過革命推翻沙皇政權來解決民族問題不同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則以小改良和漸進主義的精神來處理這個問題。鮑威爾所說的也是如此：「我們的出發點是假定奧地利各民族將仍然留在它們現在居住的國家聯盟以內，於是我們就要問，在這個聯盟範圍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系和它們全體對於國家的關系將是怎樣的呢？」（注：見鮑威爾的《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p. 399，引自《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一旦國家和領土之間的聯系被打破，就有人提出要求將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不同民族的成員組成一個總的跨階級民族聯盟。不同民族的成員會聚集在一起召開會議，投票決定他們屬於哪個民族。然後，德國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等將投票選出自己的國民議會—鮑威爾式的「民族的文化議會」。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以這種方式避免與奧地利哈斯堡政權發生公開衝突﹐並將民族問題降格為純粹的文化語言問題。鮑威爾甚至斷言，各民族的地方自治將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階梯，它將「把人類劃分為以民族為界的共同體」，「呈現出一幅由人和公司組成的民族聯盟的斑駁圖景」。

這種哲學完全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原則。它代表了用「社會主義」詞句偽裝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正因為如此 ，列寧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對不同民族分別辦學的想法特別反感。對此，列寧寫道：

「『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義，就是用民族文化的口號來腐蝕工人，宣傳極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校的主張。總之，這個綱領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絕對矛盾的，它只符合民族主義的小市民的理想。」（《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 ）

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有害影響在教育領域最為明顯 。因此，列寧反對語言的任何特權地位 ，但與奧托-鮑威爾和「民族文化自治」的鼓吹者相反，列寧強烈反對為不同民族的兒童設立單獨的學校：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無關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計劃付諸實施，只能意味著以民族劃線分割教育事業，即分民族辦教育事業。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計劃的這種真正本質，就足以了解這個計劃的十足反動性了，即使從民主派的觀點來看這個計劃也是極其反動的，更不用說從無產階級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了。 」（見《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列寧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根本區別。馬克思主義者將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包括語言壓迫。不允許剝奪男人或女人說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在法庭上或任何其他官方職能中使用語言的權利。一般來說，某種「官方」語言的存在是沒有特別的理由的，也沒有特別的理由給予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更多的特權。但以民族、語言或宗教為基礎將兒童分開，則完全是反動和倒退。在南非和美國，學校的隔離起到了反動的作用。而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和新教兒童在所謂的宗教學校中的分離也起到了同樣惡劣的作用。宗教在教育體系中沒有任何益處，應與其徹底隔離 。如果教會希望傳授他們的教義，他們必須在自己的時間裡用自己的資金來做，資金來自他們的教徒，而不是國家。雖然學校必須滿足不同語言群體的需要，而且必須為此找到資金，但以民族語言為界將兒童分開，從而為以後的生活打下偏見和衝突的基礎，是我們完全不該接受的。

比利時佛蘭德人對法語的敵視是佛蘭德語世世代代受到歧視和法語被強行強加的結果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交叉潮流。在南非，學校教授當地語言（而不是英語）是一種民族壓迫的措施。同樣，非俄羅斯民族的代表自己也努力教他們的孩子俄語。例如，在亞美尼亞的教會學校，孩子們學習俄語，雖然不是必修課。布爾什維克反對的是對任何語言的歧視，反對強行同化和強行強加一種主導語言和文化。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讓任何語言壟斷。在瑞士，官方語言不是兩種而是三種。現在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人們沒有理由不能用他們選擇的任何語言接受教育，在議會或法庭上進行交流。但不能接受的是將民族主義或宗教毒藥引入學校。

「可親的民族社會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學校教學大綱，比方說，大綱要求實施絕對的世俗教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背離這個共同的大綱（至於用某些「地方性的」課程、語言等等作補充的問題，可由當地居民決定）。可是，根據使教育事業「不受國家管理」而交給各民族管理的原則，我們工人就得允許各「民族」在我們的民主國家中把人民的錢財花在辦教權派的學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覺清楚地說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動性！」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在這一點上，如同在民族問題的其他各個方面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在無一例外地堅決打擊一切壓迫和歧視的表現的同時也采取了階級立場。因此，在比利時，佛蘭德和瓦隆民族主義者曾試圖——不幸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語言問題在民族路線上分裂比利時社會和工運，比利時馬克思主義者在語言問題上制定了過渡性要求。例如，當一名工人被雇主強迫學習佛蘭德語或法語時 ，他們要求給予工人全薪休假，並由工人組織控制下的老板支付課程費用 ，此外，還應該有權為學習新技能獲得額外報酬。

由此可見，列寧始終堅持要嚴格從階級觀點出發來處理民族問題。「工人民主派的口號，」列寧寫道，「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義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文化。」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綱領是：絕不允許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語言享有任何特權；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辦法解決各民族的政治自決問題，即各民族的國家分離權問題；頒布一種全國性的法律，規定凡是賦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權、破壞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數民族權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機關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同時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都有權要求取消這種違反憲法的措施，都有權要求給予采取這種措施的人以刑事處分。」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文化－民族自治」的分裂性質清楚地表明了它對奧地利自身工人團結的有害影響 。溫伯格代表大會之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分裂成各個民族黨派。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分裂為多個民族政黨，而不是一個所有民族都參與的統一的工人政黨，而是成立了六個獨立的政黨——德國、捷克、波蘭、盧塞恩、義大利和南斯拉夫。這助長了沙文主義情緒和工人運動中的民族對立情緒的蔓延，帶來了負面的結果： 捷克黨與德國黨沒有任何關系，等等。

一如既往 ，所謂的改良主義的實際政策所取得的結果與預期的相反 。民族文化自治計劃本來是為了防止奧匈帝國的分裂，但恰恰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推翻哈普斯堡王室本來可以導致無產階級革命，正如俄國的二月革命一樣。但工人階級未能奪取政權，這直接導致奧匈帝國在在國界線上的解體，而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政策卻起到了團結大多數被壓迫民族的工農的作用，從而為建立蘇維埃聯邦創造了條件。這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分離主義。1917年後 ，這一點得到了很好的證明 。

第三部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

「如果說在單一民族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培育了強大的離心傾向，因而要在克服割據主張的旗幟下進行，就像在法國那樣；或者像在義大利和德國那樣要在克服民族分散性的旗幟下進行；那麼在諸如土耳其、俄國和奧匈帝國這樣一些多民族國家，遲到的資產階級革命則是相反，它使向心力絲毫不受限制。」（《俄國革命史》）。

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半封建國家，嚴重依賴外國帝國主義。因此，它與今天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非常相似。此外，民族問題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雖然沙皇俄國喜歡以保護巴爾干地區受壓迫的小國為幌子來掩飾其擴張主義政策，但它是各民族的監獄。沙皇俄國人口的43% 是占主導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組成的，而57% 是烏克蘭人、喬治亞人、波蘭人、芬蘭人和其他受壓迫民族。

7000萬大俄羅斯人統治著大約9000萬非俄羅斯人，他們都被沙皇政權統治和壓迫著。更糟糕的是，至少在俄羅斯的西部地區，被征服人民的經濟和文化水平普遍高於俄羅斯本土。雖然可以說俄羅斯向東擴張進入高加索地區，特別是中亞地區發揮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但在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情況顯然並非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評論的那樣：「芬蘭是芬蘭人和瑞典人的，貝薩拉比亞是羅馬尼亞人的，會議桌上的波蘭是波蘭人的。在這裡根本談不到使冠有俄羅斯名字的各個分散的親屬部落重新合並的問題，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是對別國領土的赤裸裸的強力的掠奪，是明白的搶劫。」（引自《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布爾什維克黨從一開始就在民族問題持謹慎嚴格的立場。這對於贏得大眾，特別是農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民族問題通常不是影響工人階級，而是影響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特別是農民，從歷史上講，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有時候，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也無法理解這個問題。為了得到小資產階級群體的注意，並為了革命的事業贏得他們的支持，使用民主和其他部分要求，例如要求自決的權利，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使用這樣的標語，只有作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直接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和趨勢的鬥爭中贏得人民群眾領導權的鬥爭的一部分，才有意義。因此，革命派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同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要進行這樣的鬥爭，就必須在民族問題上有明確的立場。

和列寧一樣，托洛茨基也在民族問題上寫了大量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國革命史》中關於民族問題的精彩章節，它最好地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但首先是列寧發展和擴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托洛茨基總結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

「列寧預先估計到了離心性民族運動發展的不可避免性，並且多年來為貫徹規定實現民族自決權，也就是為實現完全的國家分離的老黨綱著名的第九條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也包括反對羅莎·盧森堡的鬥爭。不過布爾什維克黨根本不會因此要承擔鼓吹民族分裂主義的責任。它只承擔毫不妥協地反抗各種形式的民族壓迫的義務，其中包括反對把任何一個民族強行留在統一國家的邊境之內。只有通過這樣的途徑，俄國無產階級才能逐漸取得被壓迫民族的信任。

不過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布爾什維主義在民族領域的政策還有似乎是與第一個方面矛盾的，而事實上是對其進行補充的另一個方面。在黨的範圍內，一般來說也在工人組織範圍內，布爾什維主義實行最嚴格的集中制，同各種能夠引起工人內部互相對抗或者導致他們分裂的民族主義傳染病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布爾什維主義堅決否認資產階級國家把強制共同生活或者哪怕是把全國性的語言強加給少數民族的權利。與此同時，它把盡可能通過勞動人民自願的階級紀律把各個民族更緊密地融合起來視為自己真正的神聖任務。於是，它堅決否定了建黨的民族—聯邦制原則。革命組織不是未來國家的原型，而僅僅是建立這一國家的工具。工具應當是宜於用來制造產品的，而根本沒有必要使產品跟自己相似。只有集中制組織才能確保革命鬥爭的成功，哪怕鬥爭是關系到摧毀對各民族實行的集中制壓迫。 」（《俄國革命史》）

什麼是民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列寧花了大量時間研究民族問題，特別是為了回答鮑威爾的修正主義理論。在1908年至1910年期間，列寧處於流亡狀態，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由於與俄羅斯缺乏聯系，又缺乏合作者，他熱情地迎接斯大林的到來，這位喬治亞的年輕人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像往常一樣，列寧花了很多時間鼓勵新來的人，就像他對年輕的同志一樣。另外一個好處是，斯大林是喬治亞人，是受壓迫民族的一員。列寧抓住這個機會對他的學生——事實證明他非常勤奮——講述了他在民族問題上政策的基本路線。其結果是，在1912年底，一篇名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的長篇文章發表在《啟蒙運動》雜志上。

1914年，這篇文章以一本名為《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的小冊子的形式發表。這本書出版在斯大林著作的第二卷中。多年來，它被認為是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標准文獻，事實上，盡管有些形式主義的表述，它也不是一篇糟糕的文章。然而，這並不是斯大林理論天才的結果。事實上，這篇文章根本不是斯大林的作品。正如史學家卡爾所指出的： 「外部和內部的證據表明，這本書是在列寧的啟發下寫成的。」（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第1卷，p. 425-6）本文的思想完全是列寧的思想。

這篇文章的序言寫於圍繞臭名昭著的貝利斯事件的反猶太主義騷動的高潮，它警告：

「民族主義的浪潮日益洶湧地逼來，大有席卷工人群眾之勢。解放運動愈趨低落，民族主義的花朵就愈加怒放。在這困難的關頭，社會民主黨負有崇高的使命：給民族主義一個反擊，使群眾同普遍的「時疫」隔離。因為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負起這個使命，用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武器，用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鬥爭去對抗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定義一個民族。這個問題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這很像定義時間。聖奧古斯丁說他知道時間是什麼，但是如果有人問他如何定義時間，他卻無能為力。一個民族也是如此。每個人都認為他們知道它是什麼，但是如果要他們去定義它，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陷入困境。這本署名於斯大林的小冊子試圖提供這樣一個定義。結果可能是最接近令人滿意的公式的。與鮑威爾的主觀定義相反，這裡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來定義一個民族： 「一個民族是一個歷史演變的、穩定的語言、領土、經濟生活和心理構成的共同體，體現在一個文化共同體中。」（同上）

因此，一個民族必須有共同的語言和領土，共同的歷史和文化，並且還要有強大的經濟聯系。這就是一般定義，它無疑是正確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遠遠優於鮑威爾和「民族文化自治」理論支持者的「心理學」方法。然而，正如所有的一般定義一樣，這並不能完全解釋這個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會發現一些具體的變體，這些變體可能與一個或多個具體的定義相矛盾。眾所周知，什麼是一個民族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而且已經導致了不止一次的悲傷分析。

以語言為例。語言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似乎是民族最明顯的區別標志。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托洛茨基這樣表達了語言的重要性：

「語言——是人與人進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因而也是進行經濟交流的工具。伴隨著把民族聯合起來的商品流通的勝利產生了民族語言。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作為資本主義關系最合適、最有利和最正常活動舞台的民族國家。」（《俄國革命史》）

然而，即使是這個最重要的規則也可能有例外。例如，很少有人會否認瑞士是一個國家。瑞士民族認同感是在幾個世紀的鬥爭中形成的，這場鬥爭主要是針對奧地利的。然而，正如列寧本人所指出的那樣，瑞士人沒有共同的語言：

「瑞士通行三種國語，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諸全民投票時，是用五種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種國語外，還用了兩種「羅馬語族的」方言。根據1900年的調查，在瑞士的3315443個居民中有38651人操這兩種方言，即占1％強。軍隊中軍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語同士兵講話的最大自由」。在格勞賓登和瓦利斯兩個州（各有居民10萬多一點），這兩種方言是完全平等的。［編者注：見勒內·昂利《瑞士與語言問題》1907年伯爾尼版。］」（《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個民族是否是一個「歷史演化的」實體這一最初的命題。辯證法不是從抽像的形式定義出發，而是從對生活過程、對事物發展、變化和演化的具體評價出發。一個國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而且確實在改變和發展。國家可以在以前不存在的地方建立起來。這正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原因。法國、義大利和德國的情況就是如此。後來，印度的民族意識——當然，是由英國帝國主義在不經意間創造的。現在，隨著資本主義的衰落和印度資產階級無力提供一條出路，有明顯的跡像表明，這種民族意識正在削弱和分裂，這對印度的未來構成了巨大的危險。

從歷史上看，國家可以在戰爭、侵略和革命的條件下從現有的原材料中形成，這些條件消除了舊的聯系和邊界，創造了新的聯系和邊界。這種歷史性的重組可以把事情變成它們的對立面。昨天的被壓迫民族或被奴役的殖民地，可以變成最殘暴的壓迫和帝國主義國家。最好的例子是美國本身，它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國家。同樣，資產階級國家最近才擺脫外國的統治，在世界範圍內仍然處於從屬於帝國主義大國的地位，但卻扮演著當地帝國主義列強的角色，壓迫和剝削鄰近的弱小國家。因此，印度在與尼泊爾、阿薩姆邦和克什米爾的關系中扮演帝國主義角色。沙皇俄國是1917年以前的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之一，但它不輸出資本，是一個與英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半殖民地關系的落後的半封建國家。

一個階級問題

民族問題，和所有其他社會問題一樣，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這是列寧的立場ーー也是任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在列寧的著作《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他以令人欽佩的清晰度解釋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命題：

「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大多數還是黑幫的和教權派的），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籠統說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每個國家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觀點。列寧堅持認為，接受「民族文化」不亞於接受資產階級對每個民族的統治。民族問題是一個階級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掩蓋階級矛盾，相反，要把階級矛盾擺在前面。這對於受壓迫的民族和壓迫者民族同樣具有強制性。正如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解釋的那樣： 「在股份公司裡，不同民族的資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廠裡，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當發生任何真正嚴肅而深刻的政治問題時，人們是按階級而不是按民族來進行組合的。 」（同上）

他在另一本著作《論民族自決權》 中寫道：

「工人階級及其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達到完全的團結和最緊密的統一，要求反對任何民族的資產階級實行民族主義政策。

「再說一次： 在雇佣工人看來，不管誰是優先剝削他們的人，不管是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比異族資產階級占優勢，還見波蘭資產階級比猶太資產階級占優勢，諸如此類都是一樣。在覺悟到本階級利益的雇佣工人看來，無論是大俄羅斯資本家的國家特權也好，無論是波蘭資本家或烏克蘭資本家應許說他們一擁有國家特權就會在人間建立天堂也好，都是無足輕重的。

在任何情況下，雇佣工人總是剝削的對像，因此，無產階級為了順利地進行反剝削的鬥爭，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必須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無產階級只要稍微擁護「本」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對它的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的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否認自決權或分離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 」

列寧論證的主要內容始終是必須團結工人和被壓迫的群眾反對資產階級。列寧指出：

「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是一個事實（我再說一遍，各地的資產階級都與地主和神職人員打交道。）好戰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使工人被有序地進行愚弄，不團結和解散。 資產階級可能會背棄他們，這就是今天的基本事實。

誰想為無產階級服務，誰就應當聯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撓地同「自己的」和別人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鬥爭。」（《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

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總是毫不留情，他的幾十篇文章和講話中也有類似的引用。

階級獨立

民族需求具有民主性質，而不是社會主義性質。民族壓迫不僅影響工人階級，盡管工人和其他各種壓迫一樣受到最大的壓迫。民族問題關系到全體人民，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然而，正如我們所展示的，列寧總是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

在閱讀列寧的著作時，令人印像深刻的是列寧對民族問題的表述是多麼深刻和清晰。當然，這個問題在俄羅斯工人運動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始於1903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與猶太崩得的辯論。列寧是如何處理民族問題的？實際上，他對這個問題持消極的態度。他不厭其煩的解釋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問題不在於你支持什麼，而在於你反對什麼。我們只要說出我們所反對的就足夠了。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語言和種族壓迫，我們將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這對於無產階級的趨勢來說已經足夠了，他希望堅持一貫的民主政策，同時保持階級獨立。

列寧從來沒有說過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或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相反，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立場的根本前提是絕對的階級獨立。列寧主義的第一個原則總是必須同資產階級——壓迫者和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作鬥爭。在列寧所有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中，不僅有對國族主義資產階級的無情批評，也有對國族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無情批評。這絕非偶然。列寧的整個思想就是工人階級必須把自己置於國家的領導地位，以便領導群眾進行社會的革命性變革。因此，他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寫道：

「群眾從封建沉睡狀態中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為爭取人民主權、爭取民族主權而鬥爭，這是進步。因此，在民族問題的各個方面維護最堅決最徹底的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義不容辭的責任。這項任務多半是消極的。可是無產階級不能超出這項任務去支持民族主義，因為超出這項任務就屬於力圖鞏固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積極』活動了。」（我們的重點）

隨後，為了更加強調，他又補充說： 「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是絕對正確的。為一切民族發展，為籠統的『民族文化』而鬥爭是絕對不正確的。」（同上）

列寧再次在《論民族自決權》中寫道：「因此，無產階級就以所謂消極的要求，即以承認自決權為限，而不向任何一個民族擔保，不向任何一個民族答應提供損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東西。」（《論民族自決權》 ）。

在列寧的另一部著作中，他寫到了民族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有害影響：

「結論是：任何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會在工人中起嚴重的腐蝕作用，都會使自由的事業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事業遭受極大的損失。尤其危險的是，資產階級的（以及資產階級－農奴主的）趨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號作掩護的。黑幫和教權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資產者，都在大俄羅斯的、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動肮髒的勾當。

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現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號同階級利益和階級政策加以對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則」、高調和空話加以對照，那麼事實就是如此。」（《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這還不清楚嗎？工人們有義務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但是他們也有義務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這與那些自以為是的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錯誤地認為自己奉行的是列寧主義政策，因此。不失時機地為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埃塔或科索沃解放軍搖旗吶喊！這模糊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界限，違背了列寧所主張的一切。

為了打擊民族主義者兜售的有害幻想，列寧警告道：

「無產階級不能支持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於消滅民族差別、消除民族隔閡的措施，支持一切促進各民族間日益緊密的聯系和促進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這樣做就站到反動的民族主義市儈一邊去了。」（《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這就是列寧主義相對於民族主義的真正立場。這與試圖把一切都歸結為一句「為了自決」的口號的庸俗歪曲是多麼不同啊！那些就是落入反動的民族主義庸俗之中，拋棄馬克思主義，即無產階級立場。列寧非但沒有美化民族主義，也沒有通過分裂主義制造新的障礙，反而和馬克思一樣，對「小國的狹隘思想」持非常不佳的看法。兩者總是贊成最大可能的狀態ーー所有其他的考慮都是相同的。他主張廢除邊界，而不主張建立新的邊界。他主張人口的融合，甚至同化（只要是自願的） ，而不贊美一個民族相對於另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他自己解釋道：

「無產階級不僅不維護每個民族的民族發展，相反，還提醒群眾不要抱這種幻想，無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周轉的最充分的自由，歡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強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權進行的。

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口號，這兩個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的口號，代表著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也是兩種世界觀）。」（《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這是毫無疑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兩個完全不相容的政策，反映了兩個敵對階級不相容的世界觀。試圖扭曲、轉變、掩蓋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用的。列寧堅定地支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對被壓迫人民表示同情，這一事實不應該被用來掩蓋這一不爭的事實。列寧是民族主義的敵人。

列寧和羅莎 · 盧森堡

像馬克思一樣，列寧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進行民族問題的鬥爭。必須抵抗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例如奧托·鮑威爾的思想，這反映了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壓力。但與此同時，有必要與那些否認民族問題重要性的人作鬥爭。列寧多年來在這個問題上與羅莎·盧森堡進行了尖銳的辯論，以使該黨采取正確的立場。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不得不與布哈林和皮達可夫（Pyatakov）進行鬥爭，後者還聲稱民族問題不再重要，並且反對自決的要求。羅莎·盧森堡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和堅定的國際主義者，但是不幸的是，她的國際主義具有相當抽像的特征。因此，她否認了波蘭人民享有自決權，並將烏克蘭國族的概念描述為知識分子的發明。

雖然波蘭社會民主黨的立場是錯誤的，是一種抽像的立場，但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們的動機是必須打擊畢蘇斯基（Jozef Piłsudski）所謂的波蘭社會黨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波蘭社會黨實際上根本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而是一個成立於1892年的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政黨。它代表著分離主義，並有意識地力圖將波蘭工人和俄羅斯工人分開。像所有的群眾性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一樣，波蘭社會黨裡也有左翼和右翼。1906年，兩翼分開。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左翼擺脫了民族主義，最終在1918年12月與波蘭社會民主黨結盟，成立了波蘭共產主義工人黨。然而，右翼仍然是基於沙文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組織了支持德奧帝國主義的波蘭軍團。

列寧本人是一個俄國人，也就是說，是壓迫民族大俄羅斯民族的一員。羅莎 · 盧森堡是波蘭人（也是猶太人）。列寧理解對受俄羅斯沙皇統治壓迫的人民需要極端的敏感。他對波蘭同志大致是用如此的口吻來解釋的：「我們理解你們的立場。你們是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與波蘭民族主義者作鬥爭是你們的首要職責。當然，你必須這樣做。但是，請不要告訴我們—— 俄羅斯的同志們——我們必須從我們的綱領中刪除波蘭人民擁有自決的權利的口號。因為，作為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同我們自己的資產階級、俄國的資產階級和沙皇主義作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我們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才能向波蘭人證明，我們無意壓迫他們，從而為兩國人民在革命鬥爭中的團結一致奠定基礎。」

列寧關於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的立場是明智的，辯證的，並不是要分裂俄羅斯和波蘭的工人和人民，而是要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工人組織的團結

為什麼列寧支持各民族擁有自決的權利？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促進階級鬥爭，團結工人階級。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民族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問題和障礙，而且是一種革命的潛力。如果在民族問題上沒有正確的立場，十月革命就不會發生。但是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他從1903年開始就堅持必須維護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神聖統一，超越所有民族、語言、種族或宗教的區別。因此，他堅決反對猶太崩得將猶太工人與俄羅斯工人分開組織起來的企圖。在這一點上，他的態度非常堅決：

「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由於語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而爭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則反對這樣爭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組織中，即在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消費合作社組織、教育組織以及其他一切組織中，各民族的工人無條件地統一，並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對抗各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只有這樣的統一，這樣的打成一片，才能捍衛民主，捍衛工人的利益而反對資本（資本已經成為而且愈來愈成為國際資本），捍衛人類向不容許任何特權、任何剝削現像的新的生活制度發展的利益。」（《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

正如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的那樣，自決權只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立場的一半。硬幣的另一面是堅決反對任何按照民族分野分割的工人運動。我們必須明確區分這兩個因素。自決的權利是一種民主要求——或者更准確地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這條綱領的這一半涉及整個國家。但是，就無產階級而言，絕對不存在按照國家劃分工人組織的問題。盡管列寧在這一點上非常清楚和斬釘截鐵的，但今天，每一個自稱「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悲慘宗派主義者，不僅支持，而且實際上主張和執行以國家為單位分裂工人組織的犯罪政策。

以種族或國族界線分裂工會這種怪誕的主張與列寧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然而，英國的宗派主義者，積極參與了工會和工黨中黑人部門的建立。在蘇格蘭，他們支持在石油工人之間建立一個獨立的蘇格蘭人工會，這粗暴地違反了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則。類似的例子可以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引用。讓我們明確一點：為不同的民族和種族群體建立單獨的組織是一種犯罪行為，只會導致工人運動的分裂和削弱。反對多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是一回事。在民族、語言、宗教或種族方面分裂工人階級完全是另一回事。

這從來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立場，也不是之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立場。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如果我們不包括猶太崩得的領導人）沒有一個趨勢同意在國家層面上分裂這場運動。在這個問題上，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在最早期就被徹底討論過，當時有人要求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給予猶太社會民主黨人一個單獨的組織。在俄羅斯和立陶宛有大量猶太人口的西部地區，猶太崩得非常強大，它要求只有它才有權以猶太工人的名義發言，也有權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人社會民主組織。這一要求遭到了列寧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決拒絕，他們堅持必須有一個工人黨和一個工會。這是我們今天的立場。工人階級手中最重要的武器是團結。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持這一點。我們從根本上反對工人階級按國籍、種族、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方面進行分裂。換句話說，我們采取了一種階級的立場。

關於猶太人的問題

那些贊成在國籍、種族或性別方面分裂工人運動的人極其頻繁地企圖通過公然煽動或含淚煽情，訴諸被壓迫者的困境和他們遭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來證明他們的立場是正當的，以此「證明」在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婦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等的共同組織中團結起來是「不可能的」。這個虛假的論點被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身的歷史所駁斥，列寧對猶太崩得的態度就是證明。在俄羅斯的猶太人受到系統性歧視的殘暴壓迫，被迫分開居住在柵欄區內，並不時遭受血腥的大屠殺。只有一小部分猶太人被國家錄取帶屬於國家的中學和高等學校。到1917年，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法律數量達到了650條。這是民族壓迫的一個最原始、最殘酷的例子。

列寧總是解釋，同自己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是工人的責任。這意味著所有的工人ーー甚至是最受壓迫的工人。基於這個原因，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總是拒絕崩得的要求。猶太人遭受了最可怕的壓迫，這一事實不容爭辯。崩得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這一口號是從鮑威爾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中汲取的。但是這個口號在俄羅斯猶太人身上比在奧匈帝國更沒有意義。由於人口分散，主要居住在城市的猶太人無法指出一個明確界定的領土ーー這是一個國家的首要條件之一。民族文化自治的理念是將分散的猶太人團結在學校和其他專門的猶太機構周圍。托洛茨基將這種要求描述為反動的烏托邦，這種要求會加深猶太人與其他人的疏遠，增加種族緊張和摩擦。

即使是列寧也覺得很難對猶太人進行分類。他所能給出的最接近定義是一個特殊的被壓迫種姓，正如下面這段文字所顯示的：

「對於最受壓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猶太民族來說同樣如此。猶太的民族文化，這是拉比和資產者的口號，是我們敵人的口號。但是猶太的文化中和猶太人的全部歷史中還有別的成分。全世界1050萬猶太人中，有一半多一點居住在落後的、半野蠻的加裡西亞和俄國境內，這兩個國家用暴力把猶太人置於幫會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裡的猶太人沒有幫會式的隔絕。那裡猶太文化明顯地表現出具有世界進步意義的偉大特征：它的國際主義，它對時代的先進運動的同情（猶太人參加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於猶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盡管猶太人缺乏民族的特征，列寧也不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向猶太人提供了自決權，給他們一個家園，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移民到比羅比詹，盡管很少有人選擇這樣做。這比在被阿拉伯人居住了一千多年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要好得多，後者在中東造成了無休止的流血和戰爭。以色列國的建立是當時馬克思主義者所反對的反動行為。托洛茨基事先警告說，這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殘酷的陷阱。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以色列現在作為一個國家存在，歷史的時鐘不能倒轉。以色列是一個國家，我們不能要求廢除它。只有通過建立中東社會主義聯邦，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能夠與自己的自治家園共存，並充分尊重所有民族權利，才能解決巴勒斯坦民族問題（我們稍後再處理這個問題）。

在俄羅斯，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者總是極少數。俄羅斯革命運動的相當一部分干部是猶太人，因為最先進的猶太知識分子和工人認識到，他們的未來取決於社會的革命性重建。這被證明是正確的。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猶太人獲得了完全的公民解放和完全的平等。他們對此很滿意，因此很少有人願意在蘇維埃國家的邊界內建立自己的國家。

民族自決

要求承認民族自決的權利是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立場的核心。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正如黑格爾曾經觀察到的那樣，已知的東西未必能被理解。列寧在民族問題上進行了廣泛的論述，他的著作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並以十分豐富、全面和辯證的方式發展起來。然而，即使是看一眼今天宣稱擁有列寧遺產的群體的文學作品，也足以讓人相信，沒有人再讀列寧了，即他們讀了列寧的文章，但他們也一個字也不懂。特別是，對自決權的要求——毫無疑問是列寧關於民族問題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已經脫離了正確的脈絡，以一種機械的、片面的方式提出，好像這是列寧唯一關心的事情。

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列寧捍衛自決的權利是一個基本命題，有如ABC般基本。但是在ABC之後，字母表中的字母數量增加了，一個不斷重復「 ABC」的學生不會被認為是特別聰明的。正如列寧多次解釋的那樣，辯證法是全面地處理現像的。把復雜方程中的一個單一要素抽像出來，與其他所有要素對立起來，是對辯證法的幼稚誤用，被哲學史稱為詭辯。這種濫用會導致邏輯學中最粗糙的錯誤。在政治上，特別是在民族問題的政治上，它們直接導致保衛反動國族主義和放棄社會主義。這個民族問題是一個雷區，穿越這個雷區需要一個可靠的指南針。離開階級立場，就算只是一釐米，也會讓你迷失。因此，許多今天試圖援引列寧捍衛自決權的人落入了向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持續壓力投降的陷阱，這與列寧的立場正好相反。讓他自己說吧：

「我們也絕不是無條件地主張小民族獨立；如果其他條件相同，我們當然擁護集中制，反對小市民的聯邦制理想。」（「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列寧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小國擁有自決的權利。正如他仔細解釋的那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總是支持較大的國家單位反對較小的國家單位，在民主的基礎上支持集中化反對地方分權。但所有其他條件並不一定相同。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壓迫的事實迫使無產階級及其組織與民族壓迫作鬥爭，捍衛民族的自決。

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是一項民主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它，就像我們支持任何其他民主要求一樣。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對民主要求的支持看作是某種定言令式。這種要求總是從屬於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正如列寧清楚地解釋的那樣：「在實踐中，無產階級只有通過使它為一切民主要求而進行的鬥爭從屬於它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革命鬥爭，而不排除建立共和國的要求，才能保持它的政治獨立性。」（同上）

這並不是什麼特別新鮮或令人吃驚的事情。這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民主要求的一般立場。例如，離婚權是一項民主要求，我們也支持這一要求。這項權利包括哪些內容？這意味著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只要他們相處融洽並且都很幸福。但是如果兩個人之間的關系破裂了，那麼他們就有權利分開。沒有人能強迫他們住在一起。或者讓我們考慮一下墮胎的權利。那是由什麼組成的？婦女有權決定自己是否有孩子，因為很明顯，婦女有權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自己的身體。我們捍衛這些民主權利，但我們是否說離婚或墮胎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們是說每個人都必須墮胎，還是說每對夫婦都必須離婚？這太荒謬了。離婚和墮胎不是什麼好事，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一個較小的罪惡。我們捍衛的既不是離婚也不是墮胎，而是離婚和墮胎的權利。自決的權利也是如此。支持自決權和支持自決權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這是馬克思主義政策和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的區別。

列寧在這一點上非常明確：

「因此，『為了不違犯自決權』，我們不應當像機靈的謝姆科夫斯基先生考慮的那樣『投票贊成分離』，而應當贊成讓實行分離的區域自己去決定這個問題。」 （《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

這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在列寧看來，自決權並不意味著工人「有義務為分離而投票」，而僅僅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以及反對任何民族在另一個民族的邊界內強行保留- 就是讓人民就此事自由決定。這是布爾什維克捍衛的基本民主權利。 但是即使到那時，權利也從未被視為絕對的東西，而是始終服從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列寧的政策不是分裂，而是自願聯盟。自決權的口號遠非意味著支持分裂，它是反對分裂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寧繼續說：

「謝姆柯夫斯基先生斷言：承認自決權『有利於臭名遠揚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是幼稚的胡說，因為承認這種權利，既毫不排斥鼓動和宣傳反對分離，也毫不排斥揭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但是，否認分離權則「有利於」臭名遠揚的大俄羅斯黑幫民族主義，這是完全不容爭辯的！ 」（《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

讓我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 魁北克講法語的民族在全國範圍內受到加拿大的壓迫。魁北克民族主義者正在敦促分離。馬克思主義者會對魁北克人說：是的，你有權自決。我們將捍衛這項權利。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分離將損害魁北克人和加拿大全體人民。如果舉行全民公決，我們一定會鼓動並投票反對分居[1]。我們代表加拿大社會主義魁北克的社會主義魁北克，充分尊重國家權利，這是解決我們問題的唯一方法。這大約是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

列寧絕不認為自決權是萬靈藥，在任何情況下都普遍適用。這種白痴行為後來被那些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卻絲毫不知道這是什麼的團體所利用。列寧並沒有把自決視為一種超越時空的絕對權利，而僅僅是無產階級爭取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並且嚴格地服從於這種鬥爭。在斯大林的文章《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中，這一觀點實際上是由列寧發表的，毫無疑問地表達了他對民族問題的看法：

「民族有權按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權分離。但這並不是說它在任何條件下都應當這樣做，

也不是說自治或分離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利於該民族，即有利於該民族中的多數，有利於勞動階層。

但是如何解決才最符合於勞動群眾的利益呢？自治，聯邦，還是分離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要根據該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解決的。

不僅如此，條件也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著的，因而在某個時期是正確的解決方法，在另一個時期也許是完全不可以采納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這是絕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自決權利的要求所持的立場不能事先確定。這取決於具體情況及其對無產階級事業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這一直是列寧的立場。因此，他在《論民族自決權》中寫道：

「如果不估計到一個國家的所有這些一般歷史條件和具體國家條件，就根本無法考察這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綱領。」 （《論民族自決權》）

列寧對在民族問題上具有極左立場並原則上否認自決權的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了爭論反對，列寧解釋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社會民主黨沒有義務支持每一場為自決而進行的鬥爭。 列寧說：

「從一般理論的觀點來看，這種論據簡直令人氣憤，因為它顯然不合邏輯：第一，如果不使局部服從整體，那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局部的民主要求不致被濫用；我們既不必支持爭取獨立的『任何』鬥爭，也不必支持『任何』共和運動或反神父運動。」 （《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在一種情況下，列寧明確表示不支持民族自決的權利：這意味著它將把工人拖入一場戰爭。他認為支持自決的要求（即使其本身是合理的） ，如果這意味著將大國拖入戰爭那麼則是一起荒謬的提議。布爾什維克在某一特定情況下是否支持民族鬥爭取決於具體情況，而且在每一個情況下，列寧是從世界革命的立場而不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1916年7月，列寧警告波蘭人不要發動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他解釋：「現在，在毗鄰的帝國主義大國處於目前這種關系的形勢下提出波蘭獨立的口號，實際上就是追求空想，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忘記了全歐革命或至少是俄國和德國革命這個前提。 」（《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在這種情況下，他建議波蘭人把他們為自決組織的鬥爭服從於俄國和德國革命的前景之下。事實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只有俄國革命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創造了條件，而其他所有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這就是列寧在警告「不要追求烏托邦」和「沉迷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時的意思列寧給波蘭人民提出了多麼好的建議！以自決為借口，鼓吹南斯拉夫分裂，簡直是對列寧立場的荒謬諷刺！這正是為了追求烏托邦（當然還有反動的烏托邦） 而陷入最惡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列寧和「實際精神」

那些屈服於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經常使用的伎倆之一就是指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烏托邦主義。「你說的團結工人是烏托邦主義」 ； 「建立社會主義聯邦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 「我們現在必須做點什麼？！ 」諸如此類。列寧是如何回答這個他所熟知的問題的呢？

在民族問題上要求『實際精神』是什麼意思呢？：

「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對每個民族分離問題作出『是或否』的具體回答；或者使民族要求一般能夠直接『實現』。

我們就來考察一下要求『實際精神』的這三種可能的含義。

在一切民族運動開始時很自然地充當運動首領（領導者）的資產階級，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稱為實際的事情。但是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資產階級，而始終同資產階級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階級只是為了獲得民族間的和平（這是資產階級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實現），獲得平等權利，獲得最好的階級鬥爭環境，才支持資產階級。因此，無產者恰恰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實際主義才提出了民族問題上的原則政策，始終只是有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任何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權，或者使本民族獲得特殊利益；這也叫作『實際精神』。無產階級反對任何特權，反對任何特殊地位。要無產階級講『實際主義』，就等於遷就資產階級，陷入機會主義。」（《論民族自決權》）

列寧在1914年寫下這些格言時，仍然對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所保留。布爾什維克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陣營的最左翼而戰鬥。他們的目的是動員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不是為了把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列寧在1917年才得出這個結論） ，而是為了在俄國進行最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鬥爭創造最有利的條件。當然，列寧的觀點並不止於此。他設想，俄國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為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反過來又將使俄國工人ーー以及歐洲工人ーー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革命的直接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個任務的中心是土地革命和民族問題。

即使在列寧還持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時，他仍然堅持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完全獨立於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工人必須獨立於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必須反對民族壓迫，但是他們必須在自己的旗幟下，用自己的政策和方法進行鬥爭。只要民族資產階級在反抗壓迫者的鬥爭中向前邁進一步，工人階級當然就必然支持他們。但是，首先，這種支持是高度有條件的，決不是假定工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列寧警告民族資產階級的背信棄義、自私的貪婪和反動傾向，並敦促工人們不要屈從於民族主義的煽動性的「團結」。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立場的論點總是相同的： 「這種關於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論調是空想的。我們正在遭受民族壓迫，必須采取切實措施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列寧提前回答了這個煽動性的問題：

「對每個民族分離的問題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嗎？這似乎是一個很『實際的』要求。其實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形而上學的，在實踐上是讓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策。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無條件地提出來的。無產階級認為民族要求服從階級鬥爭的利益。」

「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實際精神」而號召無產階級無條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實際的莫過於直接說個「是」字，贊成某一個民族的分離，而不是贊成一切民族的分離權！「

「無產階級反對這種實際主義。它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把各民族無產者之間的聯合看得高於一切，提得高於一切，而從工人的階級鬥爭著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離。實際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只是盲從資產階級要求的口號。」（同上，我們的重點）。

從這些路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列寧並沒有認為無產階級有義務支持每一個對自決的要求； 他號召工人們反抗資產階級（或者，我們可以加上，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企圖，通過呼吁他們天生的同情一個民族被壓迫的人民來迫使他們支持民族主義； 民族問題總是從屬於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一般利益；在特定情況下，有必要支持推進無產階級事業和為社會主義鬥爭的民族自決。在任何其他情況下，無產階級非但沒有義務去支持它，反而必須堅決地拒絕它。

無論如何，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是隨著時間演變的，就像他對俄國革命本質的總體看法發生了變化一樣。二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了他早期的觀點，即俄國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 」） ，轉而采取托洛茨基自1904-1905年以來一直捍衛的立場。托洛茨基解釋說，雖然客觀上俄國革命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但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與貧農結盟。俄國資產階級在歷史舞台上來得太晚，沒有發揮進步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只有在工人階級掌握了權力之後，才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這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觀點在1917年10月得到了精彩的證實。

即使在此之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列寧從來沒有主張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或者至少只是設想在一定條件下得到最有限度和最有條件的支持，同時始終強調無產階級必須保持獨立於所謂進步資產階級的陰謀。但是1917年以後，他明白了像沙皇俄國這樣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完全不能發揮任何進步作用的。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公開改變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從這一點出發，他認為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發揮進步的作用。後來的所有歷史都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正確的。

注釋

[1] 譯者注：然而，自這篇小冊子發表的幾年後，加拿大魁北克問題對於該國整個階級鬥爭的作用出現轉變，具有增強階級意識的傾向。因此盡管我們加拿大支部目前仍然對該問題持「捍衛魁北克自決權」的主張，但如果在特定情況下出現獨立公投，我們不會一定主張反對票。詳細分析請參見我們加國支部「反抗者聯盟」於2018年發表的文章。當然，這個立場需要就具體階級鬥爭情勢而改變。

第四部分：十月革命後的民族問題

「民主運動的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世界整個民主主義（現在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小部分。在個別的具體情況下，部分可能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某一國家的共和國運動可能只是其他國家教權派或財閥君主派進行陰謀的工具，那時我們就不應當支持這個具體的運動，但是，如果根據這點就從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綱領中拋棄共和國的口號，那就可笑了。」（《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這句話表明，自決權只是一種相對的權利。工人階級是否應該支持自決權的要求要看每個個案的具體情況。這是一個具體問題，不可能采取對所有情況都適用的一般立場 。列寧當然從未采取過這樣的立場。必須研究每一個具體的情況，非常仔細地區分什麼是反動的，什麼是進步的。否則，你最終會陷入混亂。而列寧的立場在1917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在俄國，民族問題不是由資產階級解決的，而是由社會主義革命解決的。這是所有誹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拒絕承認的事實。從所有真正希望了解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人的角度來看，這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列寧所預言的那樣，波蘭人只是由於俄國的革命而獲得獨立，十月革命為波蘭的分裂創造了條件。波蘭社會黨右翼被推上了政府首腦的位置，在那裡他們急於把權力交給波蘭資產階級。波蘭資產階級在英法的慫恿下於1920年對俄宣戰。布爾什維克不僅抵御了波蘭資產階級的反動而且把戰爭帶到了波蘭。這是不是剝奪了波蘭的自決權？列寧在1916年7月寫的《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一文中預先回答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當時所處的是沙皇政府在國際政治方面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的時代，如果這具體形勢又以同種形勢重演，即有幾個民族開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如1848年在歐洲開始實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卻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主要支柱，那我們還是應當主張同後面這些民族進行革命戰爭，「粉碎」它們，摧毀它們的一切前哨，不管它們那裡已經掀起了什麼小民族的運動。」（《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這些話充分表達了列寧對自決問題的真實態度。民族問題（包括自決問題）始終服從於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總體利益。無產階級必須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只要後者是針對帝國主義和沙皇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國族運動可以像農民一樣成為無產階級的盟友。但是，當這種國族運動是針對革命的，當小國被當作帝國主義和反動的棋子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情況），那麼工人運動的態度就必須是徹底的敵對，甚至對這種運動發動戰爭。這一點從列寧的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布爾什維克關於民族問題的方案旨在團結沙皇俄國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沙皇主義。俄國工人一旦奪取政權，就向被壓迫的民族提供了自決權，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民決定留在一起，自願參加蘇維埃聯邦。的確，波蘭和芬蘭分離了，並且都建立了反動獨裁政權敵視蘇維埃政權。烏克蘭落入德國的控制之下。布爾什維克沒有對芬蘭和波蘭進行干預，並不是因為他們有自決權，而是因為他們太弱小了，不能這樣做 。後來，他們確實對波蘭、烏克蘭和喬治亞進行了干預。

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政府不止一次被迫向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動戰爭，例如亞美尼亞的「革命聯盟」（Dashnaks）和烏克蘭的「拉達議會」（Rada）﹐這只是外國帝國主義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干涉的幌子 。1920年，列寧贊成對波蘭發動革命戰爭。托洛茨基反對這場戰爭，不是出於原則，當然也不是出於波蘭自決的理由（波蘭反動的皮爾蘇斯基政權只是充當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而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鼓勵它對蘇俄采取侵略姿態），而只是出於實際的原因。

當芬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反動原因在十月革命後脫離俄國時，布爾什維克沒有試圖進行干預。但這反映了當時蘇維埃國家的軟弱，工人政府在許多戰線上進行著生死鬥爭，托洛茨基不得不從零開始臨時組建紅軍。在芬蘭國內，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白衛軍和工人之間爆發了一場血腥的內戰。如果布爾什維克有紅軍，他們肯定會介入支持芬蘭工人反對反革命的芬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恰好，當時在物質上不可能進行干預，但這與「自決權」完全沒有關系，正如列寧一再解釋的那樣，「自決權」只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戰略的一部分——相對較小的一部分。前者總是從屬於後者，就像部分總是從屬於整體一樣。

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干涉戰爭》（有時也稱為《紅白之間》）一書中寫道：

「當今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強烈的中心主義特征。資本主義已經為世界範圍內的規整經濟奠定了初步基礎。帝國主義只不過是掠奪性的資本主義表達了在世界經濟管理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欲望。一切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都發現，在國民經濟的狹小範圍內沒有足夠的余地，都在尋求更廣闊的市場。 他們的目的是壟斷世界經濟.

「我們時代的根本任務是在世界各地區的經濟體系之間建立密切的關系，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在最經濟地利用一切力量和資源的基礎上，建立協調的世界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的任務。不言而喻，自決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取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統一傾向。在這方面，自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占據著一般民主所具有的從屬地位。但是，如果沒有過渡，社會主義集中制不能取代帝國主義集中制，必須給被壓迫的民族提供機會，讓他們伸出在資本主義脅迫的枷鎖下變得僵硬的肢體。

「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和方法絕不是機械地消滅民族特點，也不是采取強行合並的辦法。 干涉各民族的語言、教育、文學和文化，當然是與無產階級革命格格不入的。那是關心知識分子的職業利益和工人階級的』民族』利益以外的其他事情。勝利的社會革命將給各民族集團以充分的自由，讓他們自己解決一切民族文化問題，同時把經濟任務歸到一個頭下（為了共同的利益，並征得工人的同意），而這些經濟任務需要以深思熟慮的方式處理，並與自然、歷史和技術條件相適應，而決不是以民族團體的方式處理。在協調國家和經濟需求方面，蘇聯代表著最具適應性和靈活性的國家形式。

「第二國際的政客們和資產階級外交大臣的導師們齊聲嘲笑我們承認民族自決的權利，我們小心翼翼地向大眾解釋其有限的歷史意義，我們從不把它置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之上。」

列寧與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列寧了解並熱愛俄羅斯的民族傳統、歷史、文學和文化。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他卻也深深扎根於俄羅斯的生活和文化中。然而，列寧從不向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作出絲毫讓步，他一生都在與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進行殘酷的鬥爭。當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古老的偏見和思想習慣的立即消失，也不意味著傳統的消失，用馬克思的話說，傳統「像阿爾卑斯山一樣」壓在人的意識上。僅僅靠推翻剝削者的統治和生產資料國有化，並不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人們的思想。社會仍然背負著舊秩序的傷痕和畸形，不僅在它的背上，而且在它的思想上。

男女之間、原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真正的人際關系的建立只能在一個時期內發生變化，而這個時期的長短，將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工作日的長短和群眾的文化水平來決定。這正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意義所在。就俄國而言，革命發現自己被孤立在最可怕的落後條件下，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問題是巨大的。這直接關系到民族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列寧寫道：

「無產階級民主派現在就應當考慮到大俄羅斯農民的民族主義（不是對它讓步，而是要同它作鬥爭），而且將來也許還要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考慮到這一點。 」（《論民族自決權》，我們的重點）

「這種實際情況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負有雙重的，或者更確切些說，負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僅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認建立國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認民族自決權，民族分離權；另一方面，正是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種民族主義勝利地進行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組織的統一，使它們不顧資產階級的民族隔絕的傾向而極緊密地融合為一個國際整體。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決權，各民族工人融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教導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全世界經驗和俄國經驗教導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 （同上）

列寧在處理蘇維埃國家的民族問題時總是非常敏感。布爾什維克履行了他們對前沙皇帝國被壓迫民族的所有義務。最初，俄羅斯的名字從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消失了。布爾什維克剛剛提到了「工人國家」。後來又有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動議 。雖然列寧顯然贊成十月革命後立即成立的自願聯邦，但他極力避免給非俄羅斯民族留下布爾什維克只是想用一個新的名字重建舊的沙皇帝國的印像。他敦促人們要謹慎和耐心。然而，因為是喬治亞人而被任命為民族委員的斯大林卻有不同的想法。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在一個壓迫性的多數民族的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小國成員往往會成為最壞的大國沙文主義者。因此，拿破侖，盡管是科西嘉人，卻成為法國中央集權主義最狂熱的支持者。

斯大林，官僚主義的產物，盡管俄語說得很差還帶著濃重的喬治亞口音，但他也成為了一個同樣狂熱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1921年，斯大林不顧列寧的反對，組織了對喬治亞的入侵，喬治亞（理論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列寧不得不接受這一立場。但他強烈建議在與喬治亞人打交道時要謹慎和敏感以避免任何俄羅斯欺凌的跡像 。當時的喬治亞是一個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的國家，由孟什維克統治。列寧贊成采取和解政策以期贏得喬治亞人的信任。他非常重視維護各民族之間的兄弟關系，堅持任何聯盟或聯邦的自願性。斯大林則相反，他希望不惜一切代價推動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與外高加索聯邦、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聯合。當斯大林的建議草案提交給中央委員會時，列寧對其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提出了與斯大林草案原則上不同的替代方案。列寧典型地強調了平等的因素和聯邦的自願性，他寫道： 「我們承認自己同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其他共和國是平等的，將同他們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聯盟，新的聯邦... 」（《關於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與此同時，在黨的領導層的背後，斯大林在他的爪牙奧爾忠尼啟則（Sergo Ordzhonikidze，和他本人一樣是俄國化的喬治亞人）和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波蘭人）的幫助下，在喬治亞發動了相當於政變的行動。他們不顧列寧的具體建議清除了喬治亞孟什維克，當喬治亞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提出抗議時，他們被無情地推到一邊。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則踐踏了一切批評。換句話說，他們執行的政策恰恰與列寧為喬治亞倡導的政策相反。他們欺負喬治亞布爾什維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如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了一名喬治亞布爾什維克——這是聞所未聞的行為。當因病失去行動能力的列寧終於發現後，他大驚失色，並口述了一系列信件給他的秘書們，用最嚴厲的措辭譴責斯大林的行為，並要求對奧爾忠尼啟則進行最嚴厲的懲罰。

在1922年12月24-5日口述的一篇文章中，列寧稱斯大林為「一個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是一個粗俗的「偉大的俄國惡棍」。（見伯蘭諾夫：《列寧的遺囑》，p. 46）他寫道：

「我還擔心，去高加索調查這些『社會民族主義分子』『罪行』案件的捷爾任斯基同志，在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現了他的真正俄羅斯人的情緒（大家知道，俄羅斯化的異族人在表現真正俄羅斯人的情緒方面總是做得過火），他的整個委員會是否不偏不倚，這在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人』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說明。」（《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

列寧把這一事件的責任牢牢地放在斯大林的肩上：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歡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憤恨通常在政治上總是起極壞的作用。」（同上）

列寧把斯大林在喬治亞的行為與蘇聯國家機器在可怕的落後條件下的官僚墮落問題直接聯系起來。他特別譴責斯大林不顧有關人民的意見，以」統一國家機器「的需要為借口，急於推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做法。列寧堅決反對這種論調，並解釋說這是來自官僚制的腐朽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表現，而這種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從沙皇主義那裡繼承下來的：

「據說需要統一機關。但是，這種主張來自何處呢？還不是來自俄羅斯機關本身，而這種機關，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記裡已經指出的，是我們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不過稍微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毫無疑問，應當等到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保證有真正是自己的機關的時候，再采取這種措施。現在我們應當老實說，正好相反，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又忙於軍「務」和同飢荒鬥爭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把它改造過來。

在這種條件下，很自然，我們用來替自己辯護的「退出聯盟的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它不能夠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真正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裡，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裡一樣。」（《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我們的重點）

喬治亞事件發生後，列寧傾其所有，竭力爭取解除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死後於1922年擔任的黨總書記職務。然而，列寧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擔心，在當時的情況下，領導層的公開分裂可能會導致黨按照階級界限分裂。因此，他試圖將鬥爭限制在領導層之內，筆記和其他材料也沒有公開。 列寧秘密地給喬治亞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寫信（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擔起他們反對斯大林的事業。由於他無法親自追究此事，他寫信給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員會中承擔喬治亞人的辯護工作。

列寧最後一次與斯大林和官僚機構鬥爭的文獻證據被莫斯科壓制了幾十年。列寧的最後著作被俄國和國際上的共產黨員階層所隱瞞。列寧寫給黨代會的最後一封信，不顧遺孀的抗議，沒有在黨代會上宣讀，一直被鎖起來，直到1956年赫魯曉夫等人把它和其他一些內容，包括關於喬治亞和民族問題的信件一起發表。因此，列寧為捍衛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真正政策而進行的鬥爭被遺忘了。

一國社會主義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民族主義是斯大林主義不可分割的孿生兄弟 。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是馬克思和列寧永遠不會贊同的。直到1924年，斯大林仍然支持列寧的國際主義立場。同年2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這樣總結了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總的說來，這就是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特點。」（《論列寧主義基礎》，p, 2462 ）

這些正是「列寧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特點」，這一點直到1924年上半年都沒有任何爭議。自1905年以來，它們在列寧的數百篇演講、文章和文件中一再被重復。然而在1924年底之前，斯大林的書已經被修改了，並把完全相反的東西放在了它的位置上。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可以斷言完全相反：「黨始終把在那個國家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而這個任務是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力量來完成的。」

這幾句話標志著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的徹底決裂。當列寧還在世時，斯大林決不可能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最初，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反映了那些從十月革命中得利的新興官僚階層的心情，現在希望結束革命風暴和壓力時期。這是小資產階級反對十月的理論表現。在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斯大林官僚集團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了一面倒的內戰，最終摧毀了列寧的政黨，建立了一個可怕的極權政權。

建立在布爾什維克黨骨架上的政權最終摧毀了十月革命的一切殘余。但這一點事先並不明顯。俄國革命後，共產國際又在民族問題上維護了正確的立場。但隨著斯大林主義的發展和第三國際的墮落，所有的基本思想都喪失了。大多數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盲目地追隨莫斯科的路線。那些試圖保持獨立立場的人被驅逐了。 共產國際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載體轉變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被動工具。當它不再適合他時，斯大林在1943年輕蔑地解散了它， 甚至沒有召開代表大會。

只有一個人事先解釋了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何方。早在1928年，列昂-托洛茨基就警告說，如果這一理論被共產國際采納，那麼它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進程的開始，這個進程的結局只能是世界上每一個共產黨的民族改革主義墮落，無論是執政的還是下台的 。三代人之後，蘇聯和共產國際躺在廢墟中，各共產黨早已放棄了在各地主張真正列寧主義政策的任何借口。

托洛茨基和烏克蘭問題

對托洛茨基和列寧來說，是否應該支持自決的權利的問題是一個具體的問題，答案完全取決於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方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對烏克蘭的態度。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烏克蘭的荒謬行為嚴重破壞了十月革命建立的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團結聯系。

與喬治亞一樣，烏克蘭也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絕大多數是農民。 烏克蘭幅員遼闊，人口數量可與法國媲美，對布爾什維克黨具有戰略重要性。烏克蘭革命的成功對於將革命擴展到波蘭、巴爾干半島以及最重要的德國至關重要。1919年1月，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克裡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表示：

「烏克蘭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戰略中心。創造一個革命的烏克蘭將意味著在巴爾干半島引發革命，給德國無產階級抵抗飢荒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可能性。烏克蘭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決定性因素。」（《拉科夫斯基選集》，p. 24）

蘇維埃政權在烏克蘭的建立遇到了一些困難，外國干預在這問題上只是部分的結果。主要的困難是農民占壓倒性優勢，這一點因民族問題而加劇。雖然烏克蘭語與俄語非常接近，兩國人民幾個世紀以來擁有共同的歷史（基輔最初是古代俄羅斯的首都），但烏克蘭人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民族，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國家認同——這一事實並不總是被大俄羅斯人認識到，他們傳統上將烏克蘭人稱為「小俄羅斯人」。

烏克蘭的民族分裂很大程度上與烏克蘭社會的階級分裂相吻合。80%的人口是講烏克蘭語的農民，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俄羅斯人。因此，布爾什維克在城鎮有強大的基礎，但在農村卻極其薄弱。這個問題的解決關系到烏克蘭革命的命運。布爾什維克的弱點在於他們看起來是一個「俄羅斯和猶太人」政黨。然而，隨著革命在烏克蘭扎根，農民內部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階級分化，這反映在舊的烏克蘭傳統國家組織的分裂中。 最重要的發展是「鬥士派」（Borotbists）的左翼演變，他們實際上相當於烏克蘭的俄羅斯左翼社會革命派。內戰期間 ，鬥士派與布爾什維克聯手對抗白軍（佩特留拉）。盡管在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心存疑慮，列寧還是堅持要求他們與鬥士派統一 。在經歷了許多困難之後，鬥士派最終與共產黨合並，從而使共產黨第一次在烏克蘭農民中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對烏克蘭革命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的確，此後在烏克蘭黨內出現了許多「民族主義」偏向的問題。但是這些都被列寧和托洛茨基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和所特有的耐心和機智所克服。然而﹐斯大林的崛起和蘇維埃國家官僚體制的墮落極大地加劇了烏克蘭民眾的不滿情緒。在1923年的第十二次黨代會上， 拉科夫斯基領導了反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鬥爭。拉科夫斯基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勇敢的講話，用與列寧本人密切相關的語言明確指出了問題的根源：

「斯大林只是停留在解釋的門檻上。」他宣稱：「還有第二種更重要的解釋，即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與我們的國家機器之間的根本差異。這是核心、關鍵的問題。」（同上，p. 33）

他接著說：

「我們的中央當局開始從方便的角度來看待整個國家的行政管理。自然，管理二十個共和國是令人厭煩的，如果把整個共和國統一起來那將是多麼方便。從官僚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將更簡單、更容易、更愉快。」（同上）。

權力集中在享有特權的新官僚貴族手中，這對蘇聯的民族問題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強迫集體化的官僚冒險在整個蘇聯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但沒有什麼地方比烏克蘭更嚴重。斯大林的清洗在烏克蘭比其他地方開始得更早，因為對這一瘋狂行為的抵抗程度迫使烏克蘭廣大農民反對斯大林。這又反映在烏克蘭共產黨隊伍中的反對。1933年至1936年，烏克蘭黨被斯大林斬盡殺絕。僅1933年一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地區黨委書記被清洗。被肅清的人中，有很多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比如老布爾什維克、烏克蘭黨的著名領導人斯克裡普尼克（Skrypnik），他在1933年為抗議肅反而自殺。這只是第一次打擊。1938年，在莫斯科大清洗的高峰期，幾乎一半的黨組織書記又被清洗。這是一個警告，只有完全服從莫斯科官僚機構才會被容忍。

托洛茨基在國外流亡期間，對這些事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他注意到大清洗對烏克蘭的打擊比任何其他共和國都大，他得出結論：俄國官僚機構的壓迫性措施將對烏克蘭與蘇聯其他地區的聯系造成不可容忍的壓力。他清楚地看到了烏克蘭反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復興的危險，在特定的情況下，這種趨勢會在農民中得到強大的回響。托洛茨基已經警告全世界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必然性，在這場戰爭中，希特勒將試圖征服蘇聯。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問題對世界的未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托洛茨基正是在這樣的特定條件下，提出了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烏克蘭的口號。他的意圖相當明確：要從烏克蘭資產階級國族主義者的腳下割斷土地，因為這些人力圖在反動的基礎上把烏克蘭從蘇聯分裂出去，這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把具有巨大農業和工業潛力的烏克蘭交給希特勒。托洛茨基明白，烏克蘭的政治革命將不可避免地把民族問題擺在當務之急。他明白，要阻止烏克蘭脫離一個強制的聯盟，事情已經走得太遠了，這個聯盟現在在群眾心目中與暴力、苦難和國家恥辱聯系在一起。因此，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任務是賦予烏克蘭民族運動一個以社會主義而非資產階級的內容。

烏克蘭革命的成功將對俄羅斯和周邊國家產生巨大影響，尤其是在烏克蘭西部，該國正處於皮爾蘇斯基的波拿巴獨裁統治之下。 在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基礎上統一烏克蘭將導致皮爾蘇斯基的垮台和波蘭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反過來又會鼓勵德國工人階級反對希特勒。因此，和1919年一樣，烏克蘭是「世界革命的關鍵」。如果烏克蘭工人階級上台執政 ，即使這導致了與俄國的分離，以後與俄國建立聯邦的大門也會敞開。然而，事情的發展與托洛茨基的預期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預測。

當1939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條約，並派紅軍占領了包括西烏克蘭在內的波蘭部分地區時，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將不可避免地違反協議進攻蘇聯。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的民族不滿情緒將對蘇聯構成致命的威脅：「希特勒的政策是：為他的征服建立一個確定的秩序，一個接一個的征服，並由每一個新的征服建立一個新的『友誼』體系。在現階段，希特勒將大烏克蘭作為臨時存款讓給他的朋友斯大林。在下一階段他將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誰是這個烏克蘭的主人，是斯大林還是他希特勒？」（托洛茨基，《1939-40文集》，p. 90）

他警告，俄國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烏克蘭的民族壓迫將把烏克蘭人推向希特勒的懷抱。正因為如此，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托洛茨基提出了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的口號，作為打擊烏克蘭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爭取烏克蘭工人和農民接受蘇維埃政權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寫道：

「烏克蘭一部分輿論的親德傾向現在將同時暴露其反動性質和烏托邦主義，只剩下革命傾向。這場戰爭將加快事態發展的步伐。為了不被措手不及，有必要在烏克蘭問題上及時和明確地采取立場。」 （同上，p. 86）

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言的那樣，在1941年，就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工暗殺了一年之後，希特勒入侵了蘇聯。而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許多烏克蘭人，尤其是農民，最初對德國抱有一定的希望，至少是甘願讓他們進攻。但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納粹的肮髒的種族主義政策和他們瘋狂的「劣等種族」理論。如果蘇聯被美國軍隊用裝在行李車上的廉價商品入侵， 結果很可能會不同。但希特勒的部隊來的時候不是帶著廉價商品，而是帶著毒氣室。結果，不僅在烏克蘭，而且在整個蘇聯，廣大民眾都奮起反抗納粹侵略者。最後，與納粹合作者的數量相對較少，即使在烏克蘭也是如此。盡管斯大林主義犯下了種種罪行，但人民認為它是罪過較輕的。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托洛茨基把烏克蘭看作是一個特例。他出於特殊的原因，占時性地提出了「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的口號。他從來沒有為蘇聯的任何其他共和國提出過同樣的口號。而且，這個口號如今也不再適用於烏克蘭。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和其他所有前共和國一起——獲得了獨立。但是在經歷了十年的獨立和資本主義的雙重祝福之後，烏克蘭的群眾現在兩樣都不要了。他們從由此導致的可怕的經濟和文化崩潰中得出了結論。現在有一種強大的、日益增長的贊成返回蘇聯的情緒。當然，烏克蘭人要的是民主權利，包括管理自己事務的自主權，尊重他們正當的民族願望、語言和文化。他們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不是淪為二等「小俄羅斯人」。換句話說，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聯邦，以列寧主義原則為基礎。這也是我們的綱領。在這種具體情況下，推進「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的老口號是荒謬的。它將使我們比普通的烏克蘭人更落後，因為他們明白獨立並不能解決問題。

更愚蠢的是試圖將托洛茨基的舊口號機械地套用到科索沃，就像某個宗派團體試圖做的那樣。他們偶然發現了托洛茨基1930年代著作中的一句話，就像鸚鵡學舌一樣重復這句話，絲毫不明白托洛茨基為什麼提出這個口號，也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使用的辯證法，是從「真理總是具體的」這一基本命題出發的。我們已經解釋了托洛茨基在這一特定情況下（也只有在這一特定情況下）試探性地提出特定口號的具體原因。但是，半個多世紀後的科索沃問題，與這一情況完全沒有關系。

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解釋我們對科索沃問題的態度（我們以前已經多次解釋過）。南斯拉夫的解體與蘇聯的解體一樣，是一種完全反動的發展，我們不能支持。在巴爾干半島，每一個民族運動的背後，總是有某種強大的力量在幕後操縱。對於大國來說，小國只是只棋子，可以被犬儒地隨意利用和拋棄。在這個等式中，決定性因素是偽裝在北約旗幟下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行動。科索沃解放軍是一個完全反動的運動，它當時充當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地方機構。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不厭其煩地重復的那樣，科索沃戰爭——據稱是在科索沃「自決」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能以在科索沃建立美國保護國而告終。而這正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如果還有人到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為他們感到可悲。

我們想知道這與自決有什麼關系？目前的惡行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有什麼幫助？科索沃解放軍是一個主要由黑幫分子組成的組織，它參與了毒品走私、強收保護費和有計劃地謀殺塞族人、吉普賽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活動，它正試圖讓自己掌權，希望以後能獲得獨立。但這是不可能的。一個獨立的科索沃將意味著巴爾干地區的戰爭，不僅涉及南斯拉夫，而且涉及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希腊、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為此，美帝國主義是反對的。但俗話說，「傻子衝進天使不敢踏足的地方」。如果這導致了巴爾干半島的全面戰爭，那又有什麼關系呢？宗派的呼聲。 重要的是科索沃獨立了！這樣的瘋狂已經夠糟糕了。但是其他更瘋狂的宗派分子卻又加入了一個新的、最原始的扭曲：「獨立，是的，但它必須是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

令人遺憾的是，北約的總參謀部無法獲得這些智者的著作，他們無疑不時需要一點輕松的娛樂 。這會讓美國的將軍們笑得無奈。如果沒有美軍在背後支持，科軍過去和現在都不算什麼，它實際上是美軍的一個輔助部門。因此它沒有獨立的意義，只有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英勇的」科軍才重新進入科索沃，只有在美國允許的情況下它才能運作。如果（盡可能）科索沃解放軍越界，這將很快得到處理。現實情況是，帝國主義現在統治著科索沃，而且這種情況將長期存在，因為他們不能輕易撤離科索沃。這就是科索沃的具體現實，這就是美國炸彈帶來的「自決」。期望有什麼不同是十分愚蠢的。然而也有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支持這一行動，不僅如此，他們還要求這樣做。 其中有一位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理論家」的先生居然給英國外交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寫信，要求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是的，他們都贊成「自決」和「獨立」，甚至贊成「獨立的社會主義科索沃」。但現在，當面對帝國主義在巴爾干地區建立新飛地的具體現實，以及一個曾經被壓迫的民族謀殺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可怕景像時，他們還能說什麼？

民族問題恰恰是那些沒有把事情想清楚到底的人的陷阱。除非你有堅定的階級立場，否則你最終總會以一種壓迫換取另一種壓迫而告終 。科索沃就是這方面的又一個例子。

民族問題與斯大林主義

列寧解釋說，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面包問題。國有化的計劃經濟使蘇聯經濟迅速發展 ，標志著蘇聯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改善最大的是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最落後的共和國，從1917年到1956年，蘇聯的總體工業生產增長了30多倍。但哈薩克斯坦增長了37倍，吉爾吉斯增長了42倍，亞美尼亞增長了45倍。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也有類似的增長。然而，盡管取得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就，蘇聯仍然存在著民族壓迫。官僚主義的吹噓是沒有根據的。以下是典型的例子：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多民族國家，它建立在兄弟般的合作 和相互信任的原則之上。它居住著社會主義國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烏茲別克人和其他人。這些國族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型國家（?）。他們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沒有任何形式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因道德和政治上的團結以及建設新社會的人民的真誠友誼而聯系在一起。這些國家有一種新的道德和政治構成，它表現在共同的文化中，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共產黨用蘇維埃的愛國主義精神、各民族之間的友誼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權利，用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他們。」（《列寧的民族政策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問題》蘇聯進步出版社導言，p. 11）

官僚機構的糖衣炮彈以理想化的方式介紹蘇聯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但這些與現實毫無干系。這裡不是詳細討論列寧死後蘇聯民族政策演變的地方，我們請讀者參閱泰德·格蘭特的《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一書，書中對蘇聯的民族問題作了較詳細的分析。在此我們只想說：斯大林和官僚機構的畸形沙文主義起到了破壞蘇聯不同民族之間存在的團結的作用，從而為蘇聯的解體鋪路，這對所有民族都是不利的。如果接受斯大林主義的宣傳並認為一切都只是完美的，那就無法解釋蘇聯崩潰的速度。但事實卻截然不同。

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對蘇聯少數民族犯下了最駭人聽聞的罪行。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在1922年就開始的工作——清算布爾什維克黨的殘余。大約在1937年年中，每一個共和國的共產黨都遭到了全面攻擊。在 1938 年 3 月對布哈林進行的臭名昭著的公開審判中，一些國家黨的領導人被列入其中。這些領導人通常被指控為「資產階級國族主義者」並被處決。在這之後，大規模逮捕和驅逐出境的途徑開放了 ，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確切人數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但他們的人數肯定是數以百萬計。對於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來說，俄羅斯人民遭受的痛苦並不亞於他們。1945年5月25日，《真理報》轉載了斯大林的一篇講話，總結了斯大林極端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在講話中說，俄羅斯人民是「蘇聯所有民族中最傑出的民族」，是蘇聯的「指導力量」。言下之意，所有其他民族都是二等民族，必須接受莫斯科的「指導」。這種觀念違反了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政策的文字和精神。

斯大林犯下的最滔天罪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的大規模驅逐民族的行為。在戰爭期間，至少有七個民族在最不人道的條件下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和中亞。這就是克裡米亞韃靼人、伏爾加日耳曼人、卡爾米克人、卡拉查人、巴爾卡人、印古什人以及車臣人的命運。NKVD——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把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共產黨員和工會會員——都抓了起來，用槍指著他們，命令他們帶著所有能帶的東西上牛車。許多人在運輸途中或抵達時死於寒冷、飢餓或疲憊。在前線作戰的士兵，甚至那些因為英勇而被授予勛章的士兵，也同樣被逮捕和驅逐出境 。這種殘酷專橫的野蠻行為和民族壓迫所造成的苦難遺產一直持續到今天。它表現為蘇聯的解體和車臣的噩夢。

各共和國「共產黨」領導機構的組成情況表明了俄羅斯以外各國人民的俄羅斯化趨勢。 1952年，中亞共和國和波羅的海共和國的所有領導官員中，只有大約一半是當地人。在其他地方，這個比例更低。例如，在摩爾多瓦黨中，只有24.7%是摩爾多瓦人，而據說1948年塔吉克黨的新兵中只有38%是塔吉克人。

斯大林主義最令人厭惡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猶太主義。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在與反猶太主義作鬥爭。因此﹐猶太人把十月革命視為他們的救星。布爾什維克給予猶太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受到鼓勵。他們甚至建立了一個自治的共和國，以便那些想要一個獨立的家園的猶太人能夠得到它。但在斯大林的統治下，所有舊的種族主義污穢都復活了，猶太人再次成為替罪羊。早在20世紀20年代，斯大林就准備用反猶太主義來對付托洛茨基。由於猶太人在舊布爾什維克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們在大清洗中遭受了過大的傷害。二戰後出現了一場反猶主義運動，只是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或「無根的世界主義者」——這些詞只是「猶太人」的代號等借口來部分掩飾。在臭名昭著的「醫生陰謀」中，一些克裡姆林宮的醫生被指控試圖毒害斯大林，這是公然反猶運動的信號，因為有關的醫生是猶太人。1948年以色列國建立後（最初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迄今為止被容忍的猶太文化受到了嚴重的壓制。意第緒語出版的所有出版物都被關閉，意第緒語劇院也被關閉。1952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幾乎所有猶太文化界的領袖都被槍斃，大量猶太人被捕。只有斯大林的死，才阻止了新一輪的大清洗。即使在今天，由現任俄共黨魁久加諾夫領導的所謂「共產黨」中，也存在著反猶太主義的因素。這本身就足以說明斯大林主義（和新斯大林主義）與真正的列寧主義之間的鴻溝。

現在，所有的雞終於都歸巢了，蘇聯已經在紛亂的戰爭和衝突中解體 。 列寧喜歡引用「生活本身教會了我們」。而生活本身也給蘇聯人民上了一堂非常殘酷的課。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失敗已經刻在了官僚機構的鼻子上，而官僚機構現在正忙於把自己改造成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剝削者階級。沒有人能夠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現代時代，世界經濟是決定性的因素。「一國社會主義」已被揭露為反動的烏托邦。

目前經濟崩潰、戰爭和種族衝突的噩夢，是莫斯科幾十年極權官僚統治的有毒遺產。然而，資本主義沒有為前蘇聯各共和國提供任何出路。正式的獨立對他們來說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相反地。 把它們與一個共同的生產計劃聯系起來的聯系的中斷，導致了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崩潰，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比起現在的苦難，大多數人民無疑更願意選擇以前的情況。蘇聯的重組將是一個進步的步驟——但回到舊的官僚制度將不是一個持久的解決辦法。所有舊的矛盾都會回來，結果將是一場新的危機。所需要的是回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最初的綱領和思想：建立一個工人（蘇維埃）民主政權，在這個政權中，所有共和國的勞動人民都能在真正平等和博愛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聯邦，沒有一個民族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

盡管如此，社會轉型的前景仍然存在。盡管俄羅斯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歷了可怕的崩潰，但它已不再是1917年那個落後的文盲農民國家。一旦工人階級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前景就會存在，盡管最後的勝利只能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然而，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擁有巨大的生產潛力，尤其是擁有龐大的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隊伍——這是發展新的信息技術的關鍵因素。資本主義已經表明，它無法挖掘這種潛力。但民主的國有化計劃經濟可以迅速改變整個局面。

在工人階級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現代經濟基礎上，實行利用廣大的自然、人力和技術資源的民主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以至於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生產出豐碩的資源，所有過去的國家競爭和猜疑都會消失得無足輕重，就像對過去的不好記憶一樣。這條道路將為自由的社會主義聯邦中的人民的自由交流開辟道路，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人類文化的發展。這樣的未來願景比狹隘且本質上反人類的民族主義烏托邦更具啟發性。

第五部分：今天的民族國家

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古典時期，即大約從1780年到1871年這一段時期內，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打破地方特殊主義，粉碎封建主義殘余，為生產力在全國市場的基礎上的發展奠定基礎等方面起了比較進步的作用。但在當今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生產力早已超出了單一民族國家的狹窄界限。目前，民族國家已經不再發揮任何進步的作用。它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對生產力的巨大阻礙，這是資產階級自己含蓄地承認的。歐盟的成立是歐洲資產階級承認過去的歐洲的小國無法與帝國主義的美國和強大的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這兩個巨人競爭。但是歐盟的成立並沒有廢除歐洲的民族國家。恰恰相反，舊的民族對立仍然存在，實際上德意志帝國主義目前統治著歐洲，法國是一個二流的伙伴。但是民族對立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基礎上，這種對立將進一步加劇。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喜歡把所謂的全球化描繪這樣一幅美好的圖景，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充滿喜悅地朝著更大的自由和自由化邁進。但事實卻截然相反，世界並沒有像他們所假裝的那樣變得全球化。在一個方面，它傾向於分裂成三個對立的帝國主義集團。美國控制加拿大和南美洲。在亞洲，有一個由日本主導的日元集團，相對弱勢。以德國為主導的歐盟，也主導著非洲、中東、東歐和加勒比地區的大部分殖民地。這些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對抗現在和歷史上的任何時候一樣激烈。事實上，在任何其他歷史時期，這都意味著這些集團之間的戰爭。現在似乎已經排除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因為可怕的毀滅手段——核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出現意味著大國將面臨相互毀滅的危險。但是，市場之間存在著激烈的鬥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各地的戰爭。只要提一下為爭取勢力範圍、市場和獲得該區域豐富礦產資源的鬥爭就足夠了，這些鬥爭導致了非洲中部災難性的大規模戰爭。這些通常被認為是非洲人部落主義和純粹的野蠻行為的結果。但實際上，在大多數這些衝突背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法國和英國之間利用各自陣營中的傀儡在非洲獲得立足點的鬥爭所產生的影響。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所描述的世界，比較准確地反映了當今的世界形勢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市場而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即使是為了最小的市場。這與一個美好的全球化世界的舒適畫面截然不同，在這個畫面中（全球化），所有的矛盾都得到了解決。而實際上，帝國主義列強正在像狗一樣為爭奪一塊骨頭一樣地爭鬥。只要看一眼非洲地圖，就可以看到帝國主義的罪行如何殘酷地扭曲了數百萬人的生活和進化。這裡邊界是用尺子在地圖上畫的直線。《經濟學人》對實際發生的情況給出了相當准確的描述：「歐洲官僚隨意地將大約10,000個不同的部落和國家聚集成幾十個幾乎是殖民地的國家。」目前在非洲中部發生的戰爭，部分是這種跨越所有自然地理、語言和部落分界的巨大分裂的遺產。在剛果、盧旺達、布隆迪、獅子山這些國家，恐怖是沒有盡頭的，甚至帶有陷入野蠻主義的危險。《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提到了獅子山的戰爭：「孩子們殺死了他們的父母，食人團伙在鄉下游蕩，混亂統治，野蠻盛行，獅子山是最新一個陷入血腥混亂的非洲國家。結果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糟糕的。」

帝國主義瓜分非洲是一種可怕的行為。但是現在，一百多年後，一系列的民族國家在非洲建立起來了。要使後殖民時代的非洲各國具有真正的民主、理性和進步的特點，只能在無產階級最終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地方官員的統治之後才能完成。只有在共同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的基礎上將分裂的非洲團結起來，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抵抗一切外國統治企圖的能力。聯合開發非洲大陸的巨大自然財富、其巨大的農業潛力和礦產資源，可以改變各國人民的生活，從而結束部落和種族衝突的惡夢。然而，企圖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重新洗牌，通過戰爭改變現有的邊界，只能產生最具破壞性的結果，甚至直接導致野蠻行為。在千千萬萬絕望的人們面前堅持認為，通過改變邊界就可以解決他們最迫切的問題，這是一種卑鄙的欺騙。

濫用反動性質的自決口號在非洲最為明顯。在非洲，自決的口號曾多次被用於反動目的，通過分割礦產資源豐富的省份來削弱某些國家，使得這些省份更容易被外國勢力和大型跨國公司所控制。帝國主義者每一次都參與其中。美國和法國帝國主義者為了爭奪非洲市場發生了一場巨大的戰鬥。而且，如同模仿大狼一樣，英國這只小貴賓犬也試圖涉足獅子山，雖然，可以預見的是，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功。

盡管台面上又不少所有關於前殖民地國家自由化和民主的漂亮演講，但現實則是帝國主義正在對前殖民地人民進行最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近50年來，低廉的原材料價格一直是西方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本身就表明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性。事實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形式上的獨立，雖然本身是一個進步的發展，但什麼也解決不了。殖民地國家在理論上是自家的主人，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世界市場，也就是說，服從於帝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看到了殖民革命的巨大高潮。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被壓迫人民最大的運動。這是殖民地人民的巨大覺醒，中國、非洲、中東、印尼、印度、巴基斯坦，這是一個個鼓舞人心的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前殖民奴隸起來反抗他們的奴役主，為他們的民族解放而鬥爭。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殖民革命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場革命運動，是對帝國主義的一次打擊，是對群眾的一次激發，是對階級鬥爭的一次推進。然而，50年後，如果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為例，資產階級解決了什麼問題？他們有形式上的獨立，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根本不是獨立。前殖民地國家通過世界市場機制與世界帝國主義的戰車拴在一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比50年前更受奴役。唯一的區別在於，取代軍事和官僚統治的是間接統治，即通過貿易條件——即以較少的代價換取更多的勞動力——以及通過負債。

商品價格下跌和債務

亞洲股市的暴跌反映在全球市場上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僅在1998年，石油價格就從大約每桶20美元下降到每桶不到10美元。這會每一個產油國內造就革命的浪潮。的確，隨後幾年，由於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產油國同意限制生產，石油價格已經回升。但這種影響不可能持久，特別是因為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完全依靠石油獲得外彙收入。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卡特爾的整個歷史表明，遲早有一個國家會開始試圖通過銷售更多的石油來獲得優勢，而整個事情就會因此失敗。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如此。

前殖民地國家受到雙重剝削。剪刀有兩點，宗主國還通過債務壓榨殖民地人民，10年前，殖民地世界累積的債務約為8000億美元，所有這些都已經付清。但是從1990年到1997年，僅僅是償還債務的利息，殖民地世界就支付了1.8萬億美元。這是原來欠款的兩倍多。累積的債務發生了什麼變化？1994年為1.4萬億美元，1997年為2.1萬億美元。這筆錢永遠不會還清。

在奈及利亞，石油占外彙收入的95% 。1997年，奈及利亞從石油銷售中獲利120億美元。到了1998年，這個數字減少到了68億。這種可怕的下降並沒有被隨後的石油價格上漲所抵消。石油價格劇烈波動導致的不穩定反映在日益增長的社會和政治不穩定中。在任何情況下，社會中最貧窮的階層並沒有從石油價格上漲中獲益，而是在價格下跌時遭受最嚴重的後果。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奈及利亞曾經是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現在卻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這種情況造成了可怕的社會後果，其最嚴重的表現是不同地區和族裔群體之間日益增長的對立。

如果工人們不能成功奪取政權，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奈及利亞，那麼一場噩夢就要來臨了。奈及利亞至少有120個少數民族，其中包括三個主要民族ーー北部占主導地位的豪薩族，他們信奉伊斯蘭教，傳統上統治著該國，並壓迫該國南部和東部的約魯巴人和伊博人這兩個主要民族。帝國主義介入比亞法拉戰爭，企圖分裂伊博地區，導致了一場可怕的大屠殺。如果奈及利亞按照民族界限分裂，那將會造就一場讓比亞法拉戰爭變得像兒戲的更可怕屠殺。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宗派主張奈及利亞主要民族的自決要求，甚至主張部落群體的自決要求，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在印尼，民族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立場對印尼馬克思主義者和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同樣重要。如果印尼的無產階級不能成功地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指明前進的道路，印尼的分裂將成為現實的可能。考慮到種族和宗教的爆炸性混合，其後果將是難以想像的可怕。東帝汶的血腥事件是對印尼所有人民的警告。現在，我們看到 Aceh、 Molucca 和其它島嶼出現了種族間的血腥衝突。軍隊高層中的反動勢力、地主、資本家和舊政權的成員，在面臨失去權力和特權的情況下，他們將毫不猶豫地使印尼陷入混亂和流血的噩夢，用以分裂和迷惑群眾運動。只有巧妙地將承認群島所有人民的民族權利和願望的方案與聯合各種民族和宗教的工人和貧窮農民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方案結合起來，才能找到出路。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革命之所以呈現出如此畸形的形態，如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這樣的畸形現像，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延誤，另一方面是因為缺乏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存在這樣的黨派，就完全有可能按照經典路線進行革命。畢竟，1917年的俄國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帝國主義強權。在一個有1.5億人口的國家裡，只有350萬產業工人，如果把階級、交通、采礦等各個方面都算上，也只有1000萬。然而，列寧把自己建立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並在俄國進行了一場經典革命。

毫無疑問，如果在巴基斯坦或墨西哥等國建立起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場運動就不會偏離正軌，成為游擊戰和無產階級的波拿巴主義。欠發達國家的農民戰爭應該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附屬物，但它不能發揮主導作用。然而，不發達國家的大眾不能等到群眾政黨成立，或者等到英國或法國工人掌權。因此，暴力衝突、起義、甚至游擊戰爭，正如我們在哥倫比亞看到的那樣，在當今時代是不可避免的。在沒有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下，殖民革命可以采取各種奇特的形式。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者將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任何運動，特別是那些導致消滅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運動。但是，解決殖民地人民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列寧和托洛茨基1917年在俄國實行的蘇維埃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沒有出路的。工人階級必須掌握自己的權力。通過將生產資料國有化，在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可以立即著手解決社會上最緊迫的問題。

然而，在現代條件下，這是不夠的。國際主義政策是一項基本要求。國族主義不能提供前進的道路。例如，如果厄瓜多爾的工人和農民掌權ーー這完全有可能，就像我們在去年1月的宏偉運動中看到的那樣ーー美帝國主義不會袖手旁觀。華盛頓不想卷入拉丁美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戰爭，因為擔心對國內造成影響。但毫無疑問的是，它會竭盡全力破壞革命。它不僅會組織經濟封鎖和支持厄瓜多爾境內的反革命組織，而且還會煽動鄰國干預革命。在過去的幾年裡，厄瓜多爾和秘魯之間已經發生了一場戰爭。如果有必要的話，美帝國主義會毫不猶豫地促使秘魯右翼藤森政府與厄瓜多爾革命發生新的武裝衝突。

因此，成功的關鍵在於正確的政策。這需要一個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指出，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國家形式，但在本質上總是國際性的。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工人，雖然可以而且必須首先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算帳，但不能僅僅停留在純粹的民族革命的基礎上。它必須采取步驟把革命擴大到本國以外，否則就會面臨失敗和毀滅的前景。正因為如此，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對立、互不相容的概念。

例如，一個革命的厄瓜多爾能夠對抗它的敵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呼吁秘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整個拉丁美洲的工人和農民來幫助它。這樣的請求不會被置若罔聞！整個拉丁美洲都陷入了嚴重的危機。這是生產資料和民族國家私有財產反動性的最生動的表現。一旦革命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個國家開始，它就有可能蔓延開來。有意識的國際主義政策將極大地促進這一進程。事實上，拉丁美洲的民族國家具有人為的特征。通過使擁有共同歷史、文化和除巴西外擁有共同語言的人民之間的分裂永久化，我們正在使拉丁美洲的巴爾干化永久化，也就是說，這是帝國主義強盜奴役數百萬人民和掠奪一個潛在繁榮和先進大陸的先決條件。

很久以前，委內瑞拉革命領袖西蒙 · 玻利瓦爾提出了一個統一的拉丁美洲的前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這個想法仍然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但是，在工人力量的基礎上，拉丁美洲社會主義聯合會將意味著彙集該大陸的所有巨大資源，造福於所有人民。這反過來又會對北美的工人產生令人震驚的影響，因為現在北美20% 的人口是西班牙裔。這將為格蘭德河南北的社會主義勝利奠定基礎，從而在世界範圍內奠定基礎。

巴勒斯坦問題

民族問題對中東至關重要，尤其是巴勒斯坦問題。在以色列帝國主義手中被實行了幾十年的民族壓迫統治之後，巴勒斯坦群眾對不公正有一種強烈的反應，這種感覺表現為對自己家園的渴望，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將堅持並為之奮鬥。但是，過去三十年的經驗應該為我們提供一些必要的教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導人堅持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所謂的反以色列武裝鬥爭來獲得自決。在實踐中，這歸結為簡單的個人恐怖主義、爆炸、綁架、劫持飛機等行為。這些行動絲毫沒有削弱以色列。恰恰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說服了普通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意圖「把猶太人趕入大海」，但把以色列人民推入了反動者的懷抱。他們非但沒有削弱以色列國，反而加強了它。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的戰術使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地失敗。首先，他們在1970年被約旦侯賽因王擊潰，盡管他們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在該國奪取政權。隨後，他們在黎巴嫩重演了同樣的故事，並幫助挑起了一場血腥的內戰以及以色列和敘利亞的干預。當他們繼續干涉個人恐怖主義的災難性策略時，他們沒有策略在約旦河西岸發動群眾起義。當起義最終爆發時，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並沒有在其中發揮任何實際作用。巴勒斯坦青年不得不只身面對強大的以色列軍事機器，除了棍棒和石頭沒有武器。盡管如此，西岸群眾運動在短短幾個月內為巴勒斯坦事業所做的貢獻，比阿拉法特及其同伙三十年來所做的貢獻還要多。

特拉維夫當局提供的「讓步」根本不是巴解組織流亡者行動的結果。它們部分是起義的結果，起義震動了以色列社會，引起了全世界同情的注意。但它們也是新世界形勢的反映。自從斯大林主義崩潰以來，世界力量的平衡被改變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壓倒性的統治地位。這意味著華盛頓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依賴以色列。美帝國主義在中東地區有著至關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利益，這意味著它有興趣支持像沙特阿拉伯這樣的阿拉伯政權，並維護該地區的穩定。因此，華盛頓向特拉維夫當局施壓，要求其與巴勒斯坦人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達成妥協。阿拉法特欣然接受了他們提出的條件。幾十年來，巴解組織領導人未能推動巴勒斯坦事業前進一步，他們貪婪地享受人民所爭取來的「官位成果」。他們所接受的妥協相當於對巴勒斯坦人民族鬥爭的背叛。

華盛頓希望通過強行達成妥協來建立該地區的穩定。然而民族問題是出了名的動蕩和復雜，帝國主義過去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勢，不可能總是在帝國主義改變主意時輕易化解。正如英國帝國主義在愛爾蘭北部創造了一個它無法控制的弗蘭肯斯坦怪物一樣，美帝國主義現在發現，在以色列建立了一個附庸國之後，傀儡並不總是在牽線時跳舞。以色列統治階級有他們自己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與美國的利益相一致，也可能與美國的利益不一致。因此，所謂的中東和平協議陷入了嚴重的困境。根本問題都沒有解決。

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言的那樣，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簽署的協議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陷阱。這不是自決，而只是一幅可悲的漫畫和一個騙局。這個新的巴勒斯坦整體是一個畸形的流產，加沙與約旦河西岸分離，耶路撒冷仍然牢牢處於以色列的控制之下，還有各種各樣的羞辱性條件。更糟糕的是，大量猶太定居者仍然留在那裡，並對巴勒斯坦人持續挑釁。實際上，所謂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只是以色列的一個工具，而以色列實際上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阿拉伯民眾的狀況可能比以前更糟，大量失業，尤其是青年人失業。以色列可以隨時關閉邊界從而剝奪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就業和面包。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幫派已經形成了一個享有特權的官僚精英階層，他們充當特拉維夫當局的警察，卻犧牲普通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來填滿自己的口袋。

在華盛頓方面的壓力下，經過大張旗鼓而促成的協議正在破裂。隨著內塔尼亞胡的下台和工黨政府的當選，華盛頓希望最終能成功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但正如我們預測的那樣，猶太定居者的壓力已經導致了一個又一個的危機。特拉維夫政府試圖與敘利亞就戈蘭高地問題進行談判，但未能與巴勒斯坦人取得任何進展。但是，歸還戈蘭高地的問題一提出，以色列國內就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示威活動。而與敘利亞的談判破裂，導致黎巴嫩南部爆發新的敵對行動。

最嚴重的是，西岸和加沙民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有可能引發新的起義。這種情況是不言而喻的。一場新的起義將包含一個明顯的革命潛力，但有一個條件： 它擁有一個堅定的革命領導層，代表一個國際主義的解決方案。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有任何解決辦法。有遠見的領導人將努力把巴勒斯坦人的革命運動與以色列工人階級的運動聯系起來。這就解釋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勞動人民的共同敵人是以色列的銀行家和資本家。這將表明，巴勒斯坦革命運動並非針對普通的以色列公民。它將系統地在以色列社會中尋求支持：在學生和進步青年中，在工廠和軍營中。中心思想必須是不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以色列進行社會根本轉變的必要性，這是擺脫僵局的唯一途徑。

巴勒斯坦人的命運是一場可怕的悲劇。30多年來，巴勒斯坦人一直在為自決組織而戰，他們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領導了什麼？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災難和背叛。教訓是明確的，必須吸取：巴勒斯坦的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解決。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通過革命手段，在以色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周邊的所有阿拉伯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約旦開始，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沒有背叛革命的話，30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本可以在約旦掌權。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在中東社會主義聯邦的基礎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充分自治。

小資犬儒主義者會說這不「實際」。但是，我們並非沒有看到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在過去三十年中提倡「實用」的解決方案所帶來的後果。這些「務實」的政策——歸根結底是個人恐怖主義和民族主義愚蠢行為的瘋狂——無一例外地帶來了災難和背叛。我們在庫爾德工人黨的庫爾德民族主義者領導人的投降，和曼德拉和姆貝基如何出賣了南非黑人無產階級的願望中，再次看到了這一點。列寧對民族主義者所謂的「務實」政策嗤之以鼻，這句話千百次後依舊正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在革命性的、國際主義的階級政策基礎之上。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都會帶來新的災難。唯一真正實際的綱領是社會主義革命綱領。

為反動服務的自決口號

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我們原則上並不是反對所有戰爭，並承認有些戰爭是進步的。但「所有閃光的並不都是金子」。並不是每一場在自決的旗幟下進行的戰爭都具有進步的特征。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例中，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審查一場戰爭或民族鬥爭以確切階級內容，確定戰爭或民族鬥爭背後的利益，以及它對工人階級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我們對戰爭的態度，才能說它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才能根據這種決心采取一種立場。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以自決的權利為由支持南方聯盟是正確的嗎？這個問題不言自明。在給定的條件下，維護聯邦的鬥爭具有進步和半革命的性質。北方各州將其意志強加於南方，無疑侵犯了南方自由決定其命運的權利。但是，與基本問題，即階級問題相比，這些考慮完全是次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是誰在幕後操縱對自決的需求？南方的奴隸主。工人階級必須支持北方，因為聯邦的維持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推動了無產階級的發展。解放黑人奴隸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必要和進步的一步。這個案子很清楚，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反對。但是，在其他許多情況下，對自決的要求完全是為了反動的目的而提出的，必須果斷地予以拒絕。例如，義大利北方聯盟要求他們有權脫離並組成一個單獨的國家，這顯然具有反動性質。

這些例子足以證明民族願望和自決權利不是絕對的，也不可能是絕對的。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種要求可能具有進步的性質，但它也可能是完全反動和倒退的。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有必要審查具體的內容，確定涉及哪些階級利益，並弄清楚一個特定的運動對工人階級的總體利益和國際範圍的社會主義鬥爭會產生什麼影響。雖然國家問題非常復雜，但通常只要提出具體的問題就足以得出正確的立場。1991年，在南斯拉夫解體之初，本文件的作者與一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進行了一場辯論，在辯論過程中，一個宗派主義者打斷了格蘭特的講話，大廳後面大喊： 「你對克羅埃西亞自決的立場是什麼?」泰德迅速回答了一個恰當的反問：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們支持烏薩塔西還是切特尼克? （即塞爾維亞法西斯主義者或克羅埃西亞法西斯主義者）。」那個起哄的人也無言以對。

任何了解戰爭和外交歷史（這兩件事密切相關）的人都會知道，揭露爭鬥各方的真正戰爭目的，消除謊言和半真半假的事實的迷霧，證偽一方或另一方試圖就戰爭的性質愚弄公眾，是必要的。從外交口號的角度來看待戰爭的人是有禍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自決的口號可能具有進步和革命的內容。但並不是所有的情況都是這樣。自決的口號被用於反動目的，作為帝國主義陰謀詭計的便利偽裝，這種情況已經有過很多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帝國主義派遣其代理人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煽動阿拉伯人對抗土耳其，並許諾他們自決。倫敦把巴勒斯坦承諾給了阿拉伯人，同時也承諾給了猶太人，然後又迅速背叛了他們，在戰後自封為新的殖民主人。巨大的凡爾賽條約奴役了歐洲，為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創造了條件，它的旗幟上還銘刻著各國享有自決的權利。後來，希特勒使用了蘇台德地區德國人、克羅埃西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人的自決權利的口號來推進他的帝國主義擴張和奴役人民的政策。他的警察局長海因裡希·希姆萊寫道： 「...在與東方的外國人打交道時，我們必須培養盡可能多的單一民族群體; 波蘭人、猶太人（原文如此）、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 Kashchuben 人以及其它許多小民族。」

這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羅馬人很久以前就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公式，後來英國統治階級在他們涉足的任何地方都使用這個公式： 「分而治之」。分裂國家和設立一個民族或種族對抗另一個民族的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工具。相比之下，革命者力圖團結工人階級和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反對各地的剝削者。

今天的民族問題比列寧時代要復雜得多。列寧以挪威為例，挪威在1905年從瑞典分裂出去。1815年，拿破侖戰敗後，作為維也納會議同意的反動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挪威被割讓給了瑞典。這不是一個自願的結合。挪威人反對這樣做，但不得不被瑞典軍隊強制收編。盡管瑞典語和挪威語相當接近，而且挪威人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但他們仍然被瑞典人的統治所折磨。1905年8月，挪威議會決定，瑞典國王不再是挪威國王，人民以壓倒性多數投票決定脫離瑞典。列寧這樣寫道： 「這個例子向我們表明，在現代經濟和政治關系下，民族分離是可能的，而且是實際發生的，在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條件下，分離的形式是可能的。」（《論民族自決權》）

瑞典工人捍衛挪威人民脫離聯邦的民主權利這一事實解除了瑞典反動派的武裝，他們在最初的猶豫之後決定不干預。這有助於鞏固瑞典和挪威工人之間的團結。但是，盡管列寧認為這個例子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典範，但實際上它是歷史上的一個例外。目前，民族問題所呈現的形式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質。列寧本人也經常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是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自己的立場的。1905年在挪威發生的事情很簡單，和今天的北愛爾蘭、黎巴嫩或巴爾干半島相比簡直是小菜一碟。挪威是一個種族單一的國家，沒有這種復雜性。挪威人只需在議會通過了一項投票，就獲得了獨立。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與北愛爾蘭的情況毫無關系，那裡的人口分裂，英國軍隊的撤離將意味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宗教戰爭。一個更清楚的例子是巴爾干半島最近的歷史，我們將看到這一點。

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意歪曲

正如我們已經表明的那樣，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並不是昨天才提出來的新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有大量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獻。然而，矛盾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可能沒有一個領域如此鮮為人知，如此被惡意歪曲。最好甚至是不要去談論斯大林主義者，他們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就意味著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直接放棄。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但今天每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團體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都是完全錯誤的。

在巴爾干地區，幾乎所有宗派都支持一個或另一個匪幫集團，據稱他們是基於支持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特別是，他們聲稱支持科索沃的「自決」 ，導致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向美國帝國主義投降，成為科軍最熱情的拉拉隊。我們從一開始就警告說，這種立場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最反動的結論。我們曾預言，北約對南斯拉夫的反動戰爭遠非自決，最終只會在科索沃建立一個美國的「保護國」。今天，我們請那些如此熱情地支持科索沃解放軍的女士們和先生們表明，他們是否認為目前的局勢推動或損害了巴爾干地區的社會主義事業。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在這一切中沒有一點進步的內容。美帝國主義不僅為其在巴爾干半島的行動建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科軍本身也對手無寸鐵的塞族男女老少進行了大規模的「種族清洗」和大屠殺。在民族問題上放棄階級立場就導致了這樣的怪物。

當然，這些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就愛爾蘭而言，這些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過去30年裡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個人恐怖主義運動。這是對民族主義最卑鄙的投降，完全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最基本原則。 這一切都導致了什麼呢？ 經過一代人所謂的「武裝鬥爭「，3000多人死亡，愛爾蘭共和軍的任何一個目標都沒有實現。 北愛爾蘭的工人階級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痛苦地分裂。 天主教和新教的孩子分開生活和學習。 這兩個社區被圍牆和鐵絲網隔開。 愛爾蘭重新統一的前景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

在阿富汗，同樣是這些人在與喀布爾斯大林政權的戰爭中可恥地為所謂的聖戰者「自由戰士」辯護--他們再次以阿富汗人民的「自決權」為借口。 美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派巴基斯坦也捍衛了這一「權利」 ，他們武裝並資助了這些反革命黑幫。現在，這件事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應的勝利而告終，這是最可怕的形式。 提到自決權，塔利班統治下的赤裸裸的反動的勝利又能以什麼方式來證明是正當的呢？

這只是幾個例子，說明放棄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必然走向何方。這些宗派的「智慧」整體來說就像鸚鵡學舌一樣一直重復一句話：「畢竟，列寧不是提倡自決嗎？」 在讀了幾行列寧的著作之後，這些宗派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偉大的天才。 人們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英國諺語「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險的事」。他們就像一個不太聰明的小學生，通過不斷重復「ABC」來炫耀自己的知識。 但是在「ABC」之後，字母表中還有其他字母。 我們可以看到，列寧並不是在每一個情況下都擁護自決權，而是在仔細研究具體情況的基礎上，仔細區分什麼是進步的，什麼是反動的。

矛盾的是，那些早已走上這條道路，拋棄馬克思和列寧的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立場，轉而支持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人，卻試圖批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偏離了「正確的」路線。對於這些批評家，我們只能說： 我們感到驕傲的是，只有以《社會主義呼喚報》（IMT英國支部）和《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趨勢保持清醒，並且在這個問題上以及在所有其他問題上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立場。我們的記錄不言自明。我們今天重新出版我們在過去五十年中所寫的任何東西，並不以此為恥。問題是，那些在這個問題上以列寧的名義發言的人只是表明他們對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家問題上的立場的無知。這份文件的目的是澄清事實。當然，它不是針對那些無法學習任何東西的宗派的。

馬克思主義者與愛爾蘭問題

正如在巴爾干問題上，在北愛爾蘭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趨勢可以為自己的記錄感到驕傲。30年來，我們一直保持冷靜，始終捍衛階級立場。其他人就不一樣了，1969年，當北愛爾蘭「動亂」爆發時，英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和國際馬克思主義小組（IMG）的曼德爾派以及所有其他宗派都支持派遣英國軍隊到愛爾蘭北部，理由是他們要保護天主教徒，現在他們都寧願忘記這件事。但事實是不可改變的。工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唯一譴責它的人。我們是唯一在1969年秋天的工黨大會上提出反對派遣英國軍隊決議的組織。我們說過，英國軍隊不能扮演進步的角色，軍隊是被派去保衛帝國主義的利益的。

這些支持向北愛爾蘭派遣英國軍隊的女士和先生們後來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形成了所謂的撤軍運動。他們都向愛爾蘭共和軍的個人恐怖主義投降了。這場所謂的武裝鬥爭持續了三十年。1970年，愛爾蘭共和軍認為他們可以用武力擊敗英帝國主義，並轟炸北愛爾蘭，迫使其接受與南愛爾蘭的統一。我們當時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一個統一的愛爾蘭永遠不可能在此基礎上實現，因為新教徒擁有武器，並將為抵抗它而戰鬥。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爆發戰爭，愛爾蘭共和軍將被擊敗，天主教徒將被驅逐。所有將發生的事情都將是邊界的重新繪制。但這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這將意味著一場可怕的屠殺，就像我們最近在前南斯拉夫看到的那樣。這將最終在北方形成一個100%的新教政權，在南方形成一個100%的天主教政權。在這種情況下，南北雙方很可能最終都會成為軍警獨裁政權。這將是試圖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解決愛爾蘭問題的唯一可能結果。

南斯拉夫的教訓可怕地證實了這一點。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倫敦過去和現在都不存在從北方撤軍的問題。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帝國主義現在對維持對北愛爾蘭的控制沒有興趣。與1922年不同的是，留在那裡既沒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沒有戰略上的原因。但問題是，撤軍將引發一場血腥的混亂，這將蔓延到英國的其他地區。這是倫敦不能允許發生的噩夢場景。因此，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如果愛爾蘭共和軍再戰鬥30年，也會有同樣的結果。愛爾蘭共和軍的政策導致了完全的僵局，給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帶來了負面後果。結果是什麼？ 三千人死亡，整整一代人喪生，工人階級在宗教界限上完全分裂。西方媒體大談分裂柏林的柏林牆。但沒有人談到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市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那堵牆。他們彼此不說話，他們不能見面。 這就是所謂的「和平線」，是民族分裂瘋狂的最駭人聽聞的表現。 這是愛爾蘭共和軍個人恐怖活動的直接結果。

馬克思主義趨勢站在階級基礎上，爭取工人階級的團結。 這是可能的。 在1969年的工廠裡，工人們本能地進行了團結運動，如果當時有一個有意識的領導在場的話，這場運動本來是可以成功的。 我們要求在工會的基礎上成立一個工人民兵組織，而工會是唯一仍然聯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組織。當然，在具體情況下，它必須武裝起來，以抵御雙方的宗派瘋子。 我們的口號是「為了統一的武裝工人的國防力量!」的革命口號！ 這是打擊宗派主義者的唯一辦法。 極左人士認為這很有趣。 他們總是覺得列寧主義的立場很滑稽。 但是列寧在世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也常常嘲笑他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是烏托邦的。 列寧用他們應得的輕蔑的口吻回答了這些「務實」的人。

他們現在對北愛爾蘭的局勢有何看法？ 愛爾蘭共和軍同意休戰，原因很簡單，即所謂的「武裝鬥爭」毫無進展。 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指出的那樣，他們認為可以用這種方式驅逐英國軍隊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 現在這一切在哪裡結束了呢？ 就像巴勒斯坦的巴解組織領導人和南非的曼德拉和姆貝基一樣，新芬黨的領導人用炸彈和槍支換取了「政治」--也就是說，換取了一套時髦的西裝和一份部長的薪水。 他們准備放棄支持者為之犧牲一切的事業，為了美好的事業和資產階級的尊嚴。 這就是所謂的「武裝鬥爭」（即個人恐怖主義）的結局。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恐怖分子描述為「有炸彈的自由主義者」。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斷言的字面真實性。 30年後，愛爾蘭共和軍在統一的愛爾蘭的道路上再也走不遠了。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新芬黨（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分支）的領導人簽署了耶穌受難日協議，該協議特別批准了北愛爾蘭作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的地位。 與南方達成的所謂」跨境協議」的」讓步」只是為了迎合共和國的願望，因為南北機構沒有重大權力。

即使是這筆交易對許多聯合主義者來說也太過分了，他們最終在所謂的「武器退役」（實際上，由愛爾蘭共和軍解除武裝）問題上固執己見。 這造成了一場危機，因為愛爾蘭共和軍並沒有嚴肅的解除武裝的意圖。 撇開任何其他考慮不談，槍支是必要的，因為共和運動有著長期的分裂和內部不和的傳統，在這種傳統中，昨天的領導人變成了今天殯儀館的顧客。 像「繼續愛爾蘭共和軍」這樣的分離出來的組織已經繼續上演了炸彈襲擊 ，以表明他們仍在經營。 聯盟黨人要求立即解除武裝，顯然這是在進行挑釁行動，這肯定會遭到愛爾蘭共和軍的拒絕。 這將導致耶穌受難日協議破裂，北愛爾蘭議會暫停，並重新引入倫敦的直接統治。

我們在愛爾蘭問題上所謂的烏托邦政策與我們已經提到的列寧和馬克思的政策是一致的。 在愛爾蘭問題上，英國和國際上的宗派在愛爾蘭扮演了一個特別可恥的角色。 他們奉行所謂的「實際」政策，可恥地尾隨愛爾蘭共和軍，完全放棄任何階級立場偽裝，無償的充當恐怖主義倡導者。 這更加卑鄙，因為他們自己不冒任何風險 ，這等於向小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和個人恐怖主義屈服，而這種屈服在每一個案例中都導致了民族問題上的災難。列寧對這些所謂的在民族問題上的「實際」政策不屑一顧。生活本身說明，所謂向小資產階級投降的實際政策，根本不是什麼實際政策。這是對工人階級的可恥背叛，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導致災難。 讓我們把這一點說清楚。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愛爾蘭的統一。但是，一個統一的愛爾蘭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段都更加遙遠。這是過去三十年來個人恐怖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策略的唯一結果。

在寫這篇文章付梓之際，當地局勢極不穩定。雙方在看到深淵後，有可能會退縮。 可能會達成一些妥協，涉及愛爾蘭共和軍交出一些武器。 如果再次爆發敵對行動，英國人將進行惡毒的鎮壓。 此外，這樣的發展將在宗派分裂的雙方中都非常不受歡迎。 經過30年的流血衝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厭倦了戰爭。 愛爾蘭共和軍將冒著因譴責而失去許多人的風險。 這不是一個誘人的前景。 但是，接受妥協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任何問題。 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在共和黨人的隊伍中被提出：「我們過去30年的戰鬥和犧牲是為了什麼？」

毫無疑問，共和主義隊伍將開始發酵。 那些對領導層的政策持批評態度，但又不想回到個人恐怖主義死胡同的最具思考力的分子，將對階級政治的替代方案持更開放的態度。 唯一的出路是回到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的思想，打上社會主義的旗幟。 這是唯一可以團結工人階級，橙色（新教徒）和綠色（天主教徒），南北，以及愛爾蘭海對岸的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旗幟，與我們共同的敵人：銀行、壟斷和大英帝國主義作鬥爭。不是回到「武裝鬥爭」，而是回到愛爾蘭工黨的最佳傳統，回到馬克思主義——這才是前進的道路。 過去曾提出：「先解決邊界問題，再談社會主義！」 但三十年的經驗表明，這是一種錯誤的提出問題的方式。 現在我們有權說：愛爾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的解決，我們所說的愛爾蘭統一，只有無產階級在愛爾蘭和英國都取得政權才能解決。愛爾蘭資產階級已經證明自己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上帝知道他們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這樣做了！ 現在是時候把目光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了。馬克思很久以前就解釋說，愛爾蘭革命和英國革命的命運密不可分。今天，這一論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正確。

巴斯克地區

在西班牙，存在著巴斯克人、加泰羅尼亞人和加利西亞人的民族問題。幾十年來，在佛朗哥獨裁統治下，這些民族的語言、權利和民族訴求被壓在腳下。推翻舊政權，自然會給各民族的民族運動以強大的推動力。托洛茨基不是沒有說過，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只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外殼。只要有正確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就有可能為馬克思主義贏得最優秀的民族主義青年。但先決條件是必須保持堅定的立場。在堅定捍衛被壓迫民族的同時，必須批判民族主義的混亂思想。

這裡的很大一部分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道德權威的崩潰。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在民族問題上有一個正確的立場。這很容易在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隊伍中找到反響。但是，民族主義青年被工人組織的改良主義領導人的粗暴政策所排斥，他們在民族問題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統治階級的路線，就像在其他所有問題上一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第二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混亂。我們在1914年看到了這種情況的結果。在西班牙，即使是在其最好的時期，社會主義工人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解也很差，盡管它在巴斯克地區有堅實的支持基礎。當然，現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右翼領導人已經放棄了在民族問題上的社會主義立場的一切偽裝，正如他們放棄了與其他一切問題有關的立場一樣。費利佩-岡薩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其他「社會主義」領袖在執政時，積極支持西班牙國安機構對巴斯克祖國和自由組織（埃塔）進行的肮髒戰爭。難怪巴斯克青年會對這種偽裝的「社會主義」產生厭惡。

在過去，戰鬥性的民族主義青年被共產黨吸引是很自然的。十月的革命旗幟和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路線上提供了一條出路。但由於斯大林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腐朽產生了各種混亂而怪誕的歪曲——毛主義、卡斯特羅主義、游擊主義——它們把水攪渾了，把最可怕的混亂主義引入激進青年的頭腦。現在隨著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麼混亂的程度還是比較大的，各種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情緒都在蔓延。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早就回答過的屬於這場運動史前的思想，現在又重新出現了，偽裝成「新的、現代的」理論，進一步迷惑了人的頭腦。

除此以外，還必須加上所謂的第四國際在托洛茨基死後的畸形墮落。所謂的「托洛茨基派"對列寧和托洛茨基最基本的思想的徹底拋棄，最明顯的莫過於在民族問題上。這些宗派與世界上每一個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恐怖組織調情，充當愛爾蘭共和軍、埃塔、巴解組織或非洲國民大會的拉拉隊和無償（通常是不需要的）「顧問」。在那些他們有一定影響力的情況下（還算少的），他們只是起到了加強年輕人偏見的作用，並把他們引向災難。例如，1970年代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時這些分子玩弄恐怖主義和所謂的「城市游擊」。這些冒險的結果就是運動的粉碎和最凶殘的軍事獨裁政權的勝利。結果，大量年輕干部喪生，革命倒退多年。

鑒於馬克思主義完全缺乏權威性，巴斯克國家的年輕人在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驅趕下，理所當然地要在埃塔和巴斯克人民團結黨（Herri Batasuna）中尋找另一種選擇。在巴斯克激進民族主義者的隊伍中，有一些非常英勇的年輕人。我們的任務是與這些人建立對話，讓他們相信，實現他們目標的唯一途徑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戰。不可避免的是，最優秀的分子會得出這個結論。我們必須通過友好而耐心的論證，通過在我們有原則性一致意見的所有問題上團結一致的行動來幫助他們這樣做，同時強調整個西班牙國家的工人和青年必須團結起來進行鬥爭。

像巴斯克人民團結黨這樣的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當發展到一定規模時，總是傾向於沿著階級路線分裂，這似乎是一個規律。這種運動的構成總是異質的。一方面，可能會有極端的右翼分子—通常，雖然並不總是與最「武裝主義」的一派聯系在一起——但左翼會包含許多誠實的戰士和潛在的革命者。大約30年前，在埃塔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出現了左翼的分裂。在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擇的情況下，曼德爾派傾向支持埃塔，並贏得了許多人的支持。成千上萬的優秀戰士轉向托洛茨基主義。這些人都是好人。如果有正確的政策和觀點，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在西班牙可能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曼德爾的錯誤政策，這個陣地就失去了。這些小資產階級丟掉了一個機會，並為這個罪行付出了代價。他們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已經被清算了，還有其他所有的宗派。因此，在巴斯克地區發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趨勢的道路是開放的。很明顯，許多最優秀的干部將來自阿爾貝扎萊斯（激進的巴斯克民族主義者）的隊伍和外圍。

隨著停戰協議的簽署，巴斯克人民團結黨有了新的發展，他們已經改名為巴斯克公民黨（Euskal Herritarrok）。這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運動。群眾對公民黨有真正的熱情。但現在事情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公民黨政治領袖的機會主義地把自己和巴斯克大資產階級的政黨巴斯克民族主義黨（PNV）聯系起來。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一如既往地充當著使工人階級從屬於「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機制。但是每一個巴斯克工人都知道，巴斯克的銀行家和實業家和西班牙的資本家一樣壞。在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所有誠實的公民黨成員都必須駁斥這個與民族主義黨的可怕聯合。

更糟糕的是，停戰協議現在已經破裂 。有可能出現更多的恐怖主義行動，並遭到更多的國家鎮壓和出現更多的政治犯。這個古老的惡性循環已經毒害了巴斯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數十年，卻沒有實現其宣稱的目標。在這條道路上，巴斯克人沒有出路！既然埃塔已經取消了休戰協議，各方勢必會展開激烈的討論 。毫無疑問，他們會尋找一個解釋和出路。必須以堅定而友好的方式向他們解釋，巴斯克地區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現獨立。為了成功，西班牙和法國都必須進行革命。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采取階級和國際主義的立場，放棄盲目的個人恐怖主義。

西班牙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記錄，就是堅定的站在原則性階級立場上。他們一貫捍衛巴斯克人的民族權利，包括自決權。最近，他們用巴斯克語和西班牙語編寫了一份關於民族問題的非常好的文件。我們的書都被譯成了西班牙文，巴斯克人民團結黨的日報《Egin》對我們的書進行了熱情的評論。這說明，巴斯克民族主義者中有一層是向馬克思主義趨勢看齊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可能在一場積極的運動的基礎上爭取到一大批青年鬥士的支持。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民族問題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 。托洛茨基曾說過 ，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只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外殼」。如果我們對民族被壓迫人民所面臨的問題采取原則性的立場，有力地同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作鬥爭，同時把解決問題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觀點牢牢地聯系在一起，就有可能把他們中的優秀分子爭取到馬克思主義中來，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基礎上為尤斯卡赫裡亞的民族問題提供真正的解決辦法。

民族問題和巴爾干半島

在民族問題上采取錯誤立場的後果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的命運 。在一個先進和發達的歐洲國家裡，戰爭、瘋狂的沙文主義和「種族清洗」的血腥泥沼應該讓那些不斷鼓吹所謂"自決"是萬能藥的人重新思考。遺憾的是，似乎有些人天生就是無法思考任何事情。在巴爾干問題上，以《社會主義呼喚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趨勢在過去十年中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巴爾干問題上采取了堅定的列寧主義立場。我們從一開始就解釋說，前南斯拉夫的解體沒有一點進步的內容（見《巴爾干危機：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可查閱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文字集）。與此相反，每一個宗派要麼支持克羅埃西亞人，要麼支持塞爾維亞人，要麼支持「可憐的」波斯尼亞政府，就像「可憐的」比利時政府一樣，要麼打著科索沃解放軍的旗幟跑來跑去，每一個宗派都陷入了反動立場。

西方的宣傳——無論是對非洲、俄羅斯還是巴爾干地區的宣傳——都試圖將這些鬥爭描繪成民族性格、所謂的落後、種族等的產物。據稱，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等不能在一起生活，互相仇視等等。這是個謊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之間發生了可怕的衝突。順便說一下，在其中，塞爾維亞人是受害者，受到克羅埃西亞法西斯烏什塔西政權的惡毒迫害，其殘暴行為甚至引起了德國納粹的抗議。然而在鐵托的領導下，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在國有化的計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鐵托采取了相當明智的政策，給予每個共和國自治權，盡量避免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擁有更多的權力。各族人民相互友好交融，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幾乎消失了。這是在每年10-11%的經濟增長率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為前提下達成的，因為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從本質上講，民族問題是一個面包問題。

隨著斯大林主義危機的爆發，南斯拉夫出現了大規模的失業和70年代的通貨膨脹 ，所有的古老惡魔都開始重新出現。現在，如果我們特別回顧過去50年的歷史，我們就會得出結論 ：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斯大林主義者，都不能解決民族問題。鐵托成功了一段時間，但沙文主義是斯大林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像依索匹亞一樣，門格斯圖政權正是在民族問題的基礎上垮台的。他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鐵托建立了不同的共和國，每個共和國都有自己的國家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把民族問題作為加強自身權力和特權的手段。這其中有一個不可回避的邏輯，它直接來自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種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徹底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南斯拉夫解體中發揮了致命作用 。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文尼亞人和其他敵對官僚的民族主義傾向熱情地接受了這種"理論"--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和國。他們刻意渲染民族差異：既然可以有俄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等等，為什麼不能在斯洛文尼亞，在克羅埃西亞和馬其頓也有「社會主義」呢？隨著南斯拉夫官僚政權的經濟危機，各共和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每一個地區集團都以犧牲其他集團為代價，努力改善「自己」共和國的地位 。這為南斯拉夫的解體埋下了種子。

特別可怕的是克羅埃西亞和斯洛文尼亞的反動和特權官僚機構所起的作用 。雖然它們的工業是由整個南斯拉夫的勞動和集體資源建立起來的，但它們想把這些資源全部據為己有。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南斯拉夫和整個巴爾干地區的歷史表明，在20世紀發生的所有為所謂的自決組織而進行的全國性鬥爭都牽涉到這個或那個大國。俄國沙皇主義、德國帝國主義、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都利用小國的鬥爭來實現它們的陰謀詭計。

托洛茨基談巴爾干半島

馬克思主義者在1912-1914年巴爾干戰爭時期的立場是什麼 ？盡管至少在最初，巴爾干斯拉夫人爭取民族解放反對土耳其人的鬥爭中有半進步的內容，但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尋找對這些國家的任何支持都是徒勞的。托洛茨基當時在巴爾干半島擔任戰地記者，他寫了許多關於巴爾干戰爭的文章，其中他譴責了所有交戰大國的野蠻行為。 但對這些敵對的民族主義幫派都沒有任何支持的跡像，這些戰爭是反動的戰爭，是各方的掠奪性戰爭。如果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話，列寧會怎麼看待南斯拉夫目前的處境呢？

那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宗派似乎患有一種神經性抽搐。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就立即開始喊：「你們支持誰？」好像馬克思主義者在敵對的統治集團之間的衝突中有某種絕對的義務選邊站似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已經在列寧那裡得到了清楚的闡述 。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 。我們在戰爭中是支持哪方，要看戰爭的內容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這種判斷不是由一般的「自決權」的宣示來決定的，而是完全由無產階級和世界革命的總體利益來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者在1912-1913年巴爾干戰爭中的立場不是加入一個或另一個集團 ，而是為巴爾干地區的民主聯邦而戰。這就是列寧、托洛茨基和那位偉大的巴爾干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拉科夫斯基的立場，拉科夫斯基後來成為主要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並在1941年被斯大林下令清洗和槍殺。拉科夫斯基作為巴爾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有著悠久的資歷。1903年，也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同一年，保加利亞黨內也出現了類似的「廣義」和「狹義」傾向的分裂。左翼（"tesnyaki"）由老牌馬克思主義者布拉戈耶夫和拉科夫斯基共同領導。十月革命後，共產國際主張建立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這個想法是拉科夫斯基在1917年以前就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反對把巴爾干半島分裂成許多小國，這些小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或另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棋子。也就是說，他們為了聯邦而反對巴爾干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托洛茨基在巴爾干地區擔任通訊記者，非常密切和直接地關注局勢，他寫道：

「像詛咒一樣壓在[巴爾干]身上的不是它的民族多樣性，而是它分裂成許多國家的事實。海關邊界把它人為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資本主義列強的陰謀與巴爾干王朝的血腥陰謀交織在一起。如果這些情況繼續下去，巴爾干半島將繼續成為一個潘多拉的盒子。」（托洛茨基，《巴爾干戰爭》， p. 12）。

當奧匈帝國奪取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爾維亞並陷入戰爭狂熱和復仇的渴望之中時 ，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保持了理智，堅決反對歇斯底裡的沙文主義。同樣，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也反對自己的統治集團和俄國對巴爾干地區的干涉。1910年1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了一次巴爾干社會主義黨派代表大會，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和奧匈帝國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派的代表以及來自黑山的一小批社會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在其綱領中確定了巴爾干社會民主黨的目標：「把我們從地方主義和狹隘性中解放出來；廢除把部分在語言和文化上相同、部分在經濟上結合在一起的人民分割開來的邊界；最後，掃除各種形式的直接和間接的外國統治，這些統治剝奪了人民為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同上，p. 30）。

他又說：

「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不斷與巴爾干地區特殊主義的狹隘局限性發生衝突，聯邦制已經成為統治集團自己調解的一種思想。不僅如此，沙皇政府無法在半島上發揮獨立的作用，正試圖以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土耳其聯盟的鼓動者和贊助者的身份出現，其矛頭直指奧匈帝國。但是，這些只是巴爾干王朝和政黨暫時結盟的模糊計劃，這些政黨根本無法保證巴爾干的自由與和平。無產階級的綱領與這一切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的目的是反對巴爾干王朝和政治集團，反對巴爾干國家的軍國主義，不亞於反對歐洲帝國主義，反對官方俄國，不亞於反對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它的方法不是外交聯合而是階級鬥爭，不是巴爾干戰爭而是巴爾干革命。」（同上，p. 30，我們的重點。）

這句話是多麼的現代！對巴爾干地區目前的危機是多麼的重要！

巴爾干半島被分割成小國，並被軍國主義的負擔壓垮。在他的文章《巴爾干問題與社會民主》中，托洛茨基寫道：

「擺脫民族和國家混亂以及巴爾干生活血腥混亂的唯一途徑是半島所有人民在各自組成部分民族自治的基礎上組成一個單一的經濟和政治實體。只有在單一的巴爾干國家框架內，馬其頓的塞族、桑賈克族、塞爾維亞和黑山的塞族才能團結成一個單一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同時享有巴爾干共同市場的優勢。只有團結起來的巴爾干人民才能真正反擊沙皇主義和歐洲帝國主義的無恥偽裝」。

而托洛茨基補充了一個預言性的警告：

 「中東巴爾干半島的國家統一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 要麼從上面，通過擴張一個巴爾干國家，無論哪個國家被證明最是強大的，以弱小國家為代價ー這是一條滅絕和壓迫弱小國家的戰爭之路，一條鞏固君主制和軍國主義的道路;。要麼從下面，通過各國人民自己走到一起ー這條路意味著推翻巴爾干王朝，展開巴爾干聯邦共和國的旗幟。」（同上，p. 40.）

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巴爾干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不是以所謂的「自決」為基礎支持一個或另一個民族集團的立場，而是支持巴爾干聯邦的革命方案。巴爾干地區的每一個民族集團總是喜歡以受害者和受害方的角色出現，為了所謂的「民族權利」和「主權」而與不公正現像作鬥爭。然而，事實上，在「民族權利」的口號背後隱藏著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他們只對奪取其他國家的領土和壓迫其他弱小國家感興趣。因此，一些人所謂的「民族權利」 ，對另一些人來說往往是民族壓迫 。此外，在每個統治的民族集團背後，總是站著一些「大哥」或其他人。因此，所謂的爭取"國家主權"的鬥爭，結果總是意味著國家從屬於某個外國大國勢力：

「這些小規模的巴爾干半島君主國及其部長和執政黨所奉行的政策,其表面目標是將巴爾干半島的大部分地區統一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但實際上，沒有人把這些口號當回事。這些都是半官方的謊言，是為了贏得人民的歡心而編造出來的。巴爾干王朝是歐洲各國外交政策人為扶植起來的，在歷史上沒有任何根基 ，他們的王位太微不足道了，太沒有安全感了，以至於不敢冒險采取類似俾斯麥那樣的廣泛政策，當時俾斯麥用血與鐵統一了德國。第一次嚴重的衝擊就可以把巴爾干半島上的卡拉喬格維奇、科布爾格和其他冠冕堂皇的小醜徹底掃地出門。巴爾干資產階級和所有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走得太晚的國家一樣，政治上是不健全的，懦弱的，沒有才能的，而且是徹頭徹尾的沙文主義的腐朽。農民群眾太分散，太無知，對政治太冷漠，從他們身上找不到任何政治主動性。因此，在巴爾干地區建立正常的民族和國家關系的任務就落在了巴爾干無產階級的肩上。」（同上， p. 40）

巴爾干地區的民族問題只能由無產階級堅定地站在階級獨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主義的綱領上解決。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巴爾干地區獨立和俄國自由的歷史保證，在於彼得堡和華沙的工人和貝爾格萊德和索菲亞的工人之間的革命協作。」（同上，p. 41-2）他又說：「正如在俄國，反對家長制-官僚制的鬥爭的主要任務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一樣，在巴爾干地區，無產階級獨自承擔著為半島上許多民族和種族之間的共存和協作建立正常條件的艱巨任務。」（同上，p. 30）

爭取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

南斯拉夫的經驗完全證實了上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只要具體地提出問題，就能得到正確的答案。敵對行動開始8年後，南斯拉夫的解體的真實結果是什麼？它是否導致了工人階級和革命運動的加強？它是否使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它解決了任何問題嗎？它發展了生產資料嗎？問題不言而喻 ，從工人階級的立場來看，南斯拉夫的解體絕對是一場災難。而這種對工人階級的犯罪，永遠不能以任何民族的自決權為理由。現在我們在科索沃又發生了新的畸形鬥爭。我們當然支持科索沃人的自決權。他們有權擁有自己的領土，有權不受壓迫和屠殺。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人們必須始終說真話。真相就是：一個小民族的命運又一次被帝國主義為了自己的目的而犬儒地操縱和被利用。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預言的那樣，北約在利用了科索沃人之後，將拋棄和背叛他們。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如果允許科索沃獨立，它將不可避免地傾向於與阿爾巴尼亞國家融合，從而形成大阿爾巴尼亞的怪物——步上大克羅埃西亞、大塞爾維亞、大保加利亞、大希腊的後塵。小小的馬其頓國家非常脆弱，而且有很大數量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如果馬其頓解體，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那麼這就意味著戰爭。而這將是一場不同於我們迄今為止在巴爾干地區所看到的戰爭。南斯拉夫的戰爭主要是民兵之間的戰爭。如果馬其頓解體，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腊人，以及最終的土耳其人，都會被卷入其中。希腊和土耳其——這兩個北約成員國——之間的戰爭，對所有民族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對美國人來說則是一場噩夢。這是華盛頓不能容忍的。他們試圖對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施加壓力，迫使他作出讓步 。當這一切失敗後，他們就無意中陷入了一場毫無計劃和遠見的戰爭。中央情報局通知柯林頓，爆炸案將在幾天內使米洛舍維奇屈服。這個計劃失敗了，只有當俄羅斯向米洛舍維奇施加壓力，迫使他達成妥協時，美國的立場才得以保全。但結果是什麼呢？

科索沃人有自決權，正如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庫爾德人、馬其頓人、巴勒斯坦人一樣。只是有一個小問題。如何實現這種自決？如何在實踐中行使這一權利？塞爾維亞人不會自願放棄對科索沃的控制，他們認為科索沃是塞爾維亞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問題是，科索沃人--或者至少是科軍--指望美帝國主義來幫助他們。北約在科索沃的軍事冒險解決了什麼問題？什麼也沒解決。它使局勢惡化了一千倍，播下了新的戰爭和噩夢的種子。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在巴爾干地區一如既往地發揮著有害的作用，並導致了血腥的僵局。科索沃解放軍的反動領導人被美帝國主義扶植上權力寶座 ，現在正扮演著最可怕的角色。在謀殺和壓迫塞族工人和農民的同時，他們正在努力占領所有關鍵地位，同時通過掠奪、勒索、毒品交易和各種犯罪充實自己的錢袋  。但是，科索沃解放軍將被允許實現的目標是有限的。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將會後悔他們如此盲目地相信帝國主義的誠意。

盡管華盛頓急於從科索沃撤出，但他們仍被困在那裡，並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這種狀態。還有另一個潛伏在背後的「老大哥」——俄羅斯，他們對該地區也有興趣。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矛盾一直在增加。因此，莫斯科現在正在鼓勵米洛舍維奇再次提出塞族控制科索沃的問題。事實上，在國際法上，根據貝爾格萊德和北約為結束敵對行動達成的妥協協議，科索沃在形式上仍然是南斯拉夫領土的一部分。北約（即美帝國主義）則不希望有一個獨立的阿爾巴尼亞科索沃，因為它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這將導致大阿爾巴尼亞的形成，從而立即破壞馬其頓和黑山的穩定，引發新的甚至更具破壞性的戰爭。這種矛盾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阿爾巴尼亞科索沃人將在某個階段與北約部隊發生衝突。我們事先就預測到了這一點，而且正如米特羅維察的衝突所表明的那樣，這一切已經開始 。因此，整個事件完全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對各方來說都變成了一場噩夢。再一次，試圖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解決民族問題的努力以災難告終。

很久以前，恩格斯就解釋說，解決巴爾干地區民族問題的先決條件是消除外國勢力的干涉。當時他主要想到的是沙皇俄國。後來德國和義大利也扮演了同樣的惡性角色。現在是美國和德國。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有可能打破帝國主義對巴爾干地區的束縛，並允許一種真正民主的替代品，取代歷史上所稱的「巴爾干化」的怪物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恩格斯所寫的這樣一種境地：「馬扎爾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納烏特人［編者注：土耳其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稱呼。]、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將終於有可能不受外來的干涉而自己解決相互間的糾紛，劃定自己的國界，按照自己的意見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 （引自《馬恩全集》，第22卷）

前進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回到列寧的位置上來。1916年，他不怕告訴波蘭人，獨立不是解決辦法，是烏托邦式的。他們獲得真正獨立的唯一途徑是俄羅斯革命和德國革命。今天，同樣的真相必須告訴科索沃人。試圖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基礎上解決他們的問題是徒勞的。唯一的出路是在塞爾維亞和整個前南斯拉夫建立工人政權。只有南斯拉夫工農團結奮鬥 ，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甚至科索沃的工人和農民現在一定在懷念地回顧鐵托時期，與目前的血腥混亂相比，鐵托時代看起來像是一場夢 。在國有化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恢復各民族的聯邦是絕對必要的。但是，這樣的聯邦必須由勞動人民自己進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不是由既得利益的特權官僚集團為了自己的私利而玩弄民族差異——也就是巴爾干社會主義聯邦。只有勞動人民對壓迫其他民族的人民沒有興趣。所以，正如列寧經常重復的那樣，民族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案，往好了說，只會導致局部的和不穩定的進展，往壞了說，就會導致一場徹底的災難。在這方面，前南斯拉夫的命運是對所有工人的嚴重警告。

為國際主義的政策而奮鬥！

「只有擁有財產的人或是無論如何能擁有成為財產所有者的自由和手段的人，才有國家。而沒有這種自由和手段的人是沒有國家的。」-魏特琳

「工人沒有祖國。」- 《共產黨宣言》

民族問題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因此，本文件僅僅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要點。它是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廣泛的辯論的起點，通過這個起點 ，工人運動可以達成一個明確的原則立場 。通過對民族問題的認真討論，我們可以提高先進工人和青年的水平，就可以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很大影響，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實基石上建立國際運動奠定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是「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算賬「推翻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把自己擺在民族（國家）的前列 。 但是他們又說，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這是什麼意思？ 很明顯，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但是，馬克思認為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而不是內容。工人一旦征服了一個國家的政權，就會面臨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反對。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內涵不是一國性的而是國際性的，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擴展到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才能最終取得成功。

《共產黨宣言》中不折不扣的國際主義精神從每一行字中迸發出來：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共產黨宣言》）

當然，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與國家壓迫、種族主義、歧視和不公正的每一種表現作鬥爭是一項基本義務。必須在每個國家制定出這方面的具體要求方案。如果沒有資本主義下日復一日的前進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成為烏托邦。群眾只有通過參加一系列局部戰鬥和小規模衝突ーー罷工、示威等等，才能為最後的戰鬥進行訓練和鍛煉 。為每一個趨向於改善群眾條件的進步而鬥爭，不管是多麼局部的進步，都是正確的，必要的 。這不僅適用於社會改革、教育、衛生和住房、養老金等等，而且也適用於民主要求，只要這些要求還保留著絲毫的活力。

例如，在英國，必須為廢除君主制和上議院——這些封建主義的反動遺跡而鬥爭。在每一個國家，我們都支持婦女的權利，並將在墮胎和離婚等領域為最先進的立法而鬥爭。這也適用於民族問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極力支持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自治。這是一個基本的民主要求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支持任何具有絲毫進步內容的民主要求。當然，讓步於威爾士和蘇格蘭的議會並不能解決任何根本問題，但這畢竟是一種局部的民主改革，任何社會主義者都不能反對。

然而，這還不夠。在現代條件下，任何改良，無論是經濟改良、社會改良還是民主改革，都不可能持久，除非它導致社會的根本變革。 早在1920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指出，民族問題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解決，他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口號明確地從國際綱領中刪除，改為「民族解放運動」。對於那些屈服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導人的壓力，要求工人階級放下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服從於「民族鬥爭」，即接受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領導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一點已經完全喪失了意義。 相反，列寧解釋說，在現代時代，資產階級沒有能力解決民族問題。托洛茨基這樣總結列寧的立場：「民族自決權當然是民主原則，而不是社會主義原則。但是，真正的民主原則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支持和實現；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們才與社會主義的任務交相輝映。」（托洛茨基《1939-40年文集》，p. 45，我們的重點）

這就是我們所捍衛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在現今的條件下，在每一個階段都必須把爭取民主要求的鬥爭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觀點牢牢地聯系起來，同沒收銀行家和資本家資產聯系起來。而做到這一點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無條件團結。我們的戰鬥口號不是「民族反對民族」，而是「階級反對階級！」而且，我們的目標不限於一個國家。是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這是過去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1916年，在歐洲處於災難性戰爭的黑色反動時期，列寧寫道：「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要消滅人類分為許多小國的現像，消滅一切民族隔絕狀態，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 ，我們的重點）

盡管面對確鑿的證據，資本主義的辯護者仍不願承認一個對所有有會思考的人來說越來越明顯的事實：即民族國家本身現在扮演著與舊的封建特殊主義、地方障礙和過去的地方收費公路一樣的倒退角色。只有徹底摧毀這些陳舊的壁壘，代之以世界範圍內生產力的有計劃的和諧發展，人類文化和文明才有可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不是過時的民族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才是人類的唯一希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社會主義者的目標不是建立新的疆域——即人類進步道路上的新障礙，而是廢除一切疆域，建立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秩序。

「所有國家的邊界都只是對生產力的束縛。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維持現狀，即使疆界永久化，而是相反，要努力以革命的方式消除這些疆界，目的是建立歐洲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聯合國家。」（托洛茨基，《1935-36年文集》）。

完筆於2000年2月25日，倫敦

《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全球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聯絡我們」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