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葡萄牙革命的教训 Share Tweet五十年前的今天，葡萄牙革命开始了，当时一部分军队反对独裁统治，引发了强大的工人运动。 本文从这一鼓舞人心但又悲惨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4月25日，译者：小凡）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除了下面的文章之外，我们还建议共产主义者阅读以下文章，以学习这一伟大事件的教训：艾伦·伍兹 (Alan Woods) 于 1974 年革命爆发几个月后撰写的《葡萄牙革命》； 泰德·格兰特 (Ted Grant) 写于 1975 年 5 月 1 日 的《葡萄牙革命》； 菲尔·米钦森（Phil Mitchinson）于革命爆发20周年时撰写的《工人的历史：1974年葡萄牙革命》； 以及荷黑·马丁 (Jorge Martin) 在 2013 年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世界学校演讲的文字记录和录音。1974年，葡萄牙是一个贫穷、孤立、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由七个家族主导的七家银行控制着83%的存款和87%的商业投资。 一边是财富的高度集中，而另一边是占经济活动人口75%的工人阶级。87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是产业工人。尽管他们的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在1920年代以来的残酷独裁统治下，这些工人的生活条件十分悲惨。列宁曾经说过，战争是革命的助产士。1974年，葡萄牙对其非洲殖民地人民已经发动了十三年的战争。被迫进行这场反动战争的下层军官损失惨重。他们很快开始质疑战争并密谋反对独裁统治。 武装部队运动（MFA）由此诞生。【视频链接】革命开始1974年4月25日，MFA发动政变。葡萄牙人民立即将其变为革命。事实上，正是民众的动员保证了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的有效建立。这个政权是如此衰弱和脱离现实，以至于没有人伸出一根手指来捍卫它。这场革命是历史上最和平的革命之一。几天后的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数百万工人与士兵和水兵兄弟般地参与其中——是对革命的一次充满活力的奉献。然而，社会动荡和殖民战争问题很快就失控了。五一节后，该国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罢工、示威、占领，甚至绑架公司董事，都成了这场自发的、爆炸性的运动的武器。这些行动通常由在公司内临时设立的工人委员会领导。这场不可阻挡的斗争海啸赢得了工资大幅上涨（通常是100%）、减少工作时间、带薪假期、同工同酬、从工作场所驱逐告密者等等。当然，这是一场资本家的噩梦。但他们能做什么？革命正在全国激荡。甚至连家庭佣人也组织了一个工会。新获得的言论自由充斥着电影院，观众们渴望观看禁片。高中生反抗考试。一个支持离婚权的委员会成立了。各种倾向的政党也被组织起来。简而言之，群众发动了革命。在殖民地，葡萄牙军队与“敌人”联欢，并给予非洲人民自决权。例如，在几内亚比绍，革命后仅四天，1000多名葡萄牙军官、中士和士兵就签署了一份公报，要求几内亚人民实现自决。 五个月后，几内亚比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群众保卫革命政变后，经MFA同意，葡属几内亚总督安东尼奥·斯皮诺拉（António Spínola）将军就任共和国总统。大资本家欣喜若狂：新的“戴高乐”将拯救局势，不会让权力落入街头。因此，在商业寡头的资助下，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于9月28日举行示威活动。 其目的是挑衅红色里斯本，为斯皮诺拉提供借口，以便在“无政府状态”中他可以宣布“戒严状态”，并掌握全部权力。在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和其他左翼组织的激进分子在里斯本的入口处设置了路障，并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监视哨的前一天，示威活动停止了。在这些检查站，“沉默的大多数”示威者的车辆中被翻出了猎枪和各种武器。正如4月25日那样，工人的动员再次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这完全是群众自己想的法子，而不是MFA领导层的主意。政变以斯皮诺拉将军辞职而告终失败。MFA现在被要求领导这场革命。政治进程让这支军队的普通士兵与群众交好，并让他们激进化。警察因在独裁统治期间的表现而受到玷污，现在却不见踪影。人民阵线主义革命运动如此强大和广泛，甚至连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如所谓的“社会民主党”（PPD）和社会民主中心（CDS）也觉得有必要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然而，社会党（SP）和共产党（CP）并没有组织工人夺取政权，而是进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合作“建设民主”。他们以与所谓“自由”资产阶级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名义，缓和了工人的要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领导人都以此为理由，认为当时应该打败法西斯主义，确保国家的民主化。 他们认为，只有在民主革命完成（很久）之后，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说，有了这个立场，就可以通过孤立法西斯分子来获得中间阶级的支持。但事实上，这是在重复导致了1930年代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人民阵线”。国有化然而，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开始要求彻底的变革——不是为了遥远的未来，而是为了当下。迫于裁员和公司关闭的压力，工人们接管了公司的管理权。1975年间，超过1,000 家公司实现了工人自治。最重要的是，最受欢迎的解决大公司危机的方案是国有化。例如，1975年1月2日，里斯本银行工人联盟大会要求政府将银行业国有化，以“捍卫葡萄牙人民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的侵害”。同样，阿连特茹（Alentejo）地区的庄园也被农业工人占领。整个工人阶级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保持革命的社会进步，他们必须一路走到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已被免职的斯皮诺拉发动了他的最后一次政变。但政变策划者甚至没有得到主要军事单位的支持。甚至响应煽动叛乱言论的力量也很快消失了。工人再次走向街头和军营捍卫革命。政变失败后，临时政府急剧左转，采取了一些国有化措施来对抗反革命的资本家。工人主动出击马克思说，革命有时需要反革命的“鞭子”。 换句话说，在僵局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重新夺回控制权的企图可能会引发运动的进一步激进化。与左翼领导人的看法相反，工人们证明，实施“最高纲领”不需要几年，而只需几小时。1975年3月11日，在没有计划或核心口号的情况下，银行工人决定罢工、占领银行并冻结资本流动。 他们在银行大楼的正面张贴了大海报，宣称是“人民银行”，同时要求将其国有化，否则……它们就不重新开业！继银行之后，就轮到保险公司了。由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拥有或参股了一些国家的基础企业，它们的全部征用不仅变得更简单，而且绝对合乎逻辑。与此同时，工人自治也在许多中小企业中蔓延。在南方农村，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改革在自下而上的压力下推进。土地和农场被征用。全国各地成立了成百上千个工人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来协调斗争，特别是在红色里斯本和阿连特茹。它们是工人政权的胚胎。但没有一个群众政党提出要把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委员会统一起来，不仅把它其作为斗争机构，而且把它作为管理工人阶级日常活动和需求的机构。由于缺乏协调，国有企业继续按照资本主义规则在“自由竞争”体系中运作。 此外，为了避免国际报复，外国资本也没有受到影响。选举制宪会议的选举是在革命一周年之际举行的。在90%的投票率的情况下，社会党 (SP) 以37.9%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其次是自由派 “社民党” (PPD)，获得26.4%的选票。 共产党 (CP) 以12.5%位居第三。右翼人民党 (CDS) 以 7.6% 的选票位居第四，其次是葡萄牙民主运动 (MDP)——一个共产党盟友——得票率为 4.5%。结果显示，即使在“红色里斯本”，获胜的也是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 同时，尽管左派（SP+CP+MDP+极左翼）以大获全胜，但保守派北方和革命派南方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左翼赢得了选举。 但左翼内部政治分歧很大。首先，共产党（12.5%）的弱势表现最为突出。在革命之初，共产党拥有所有的王牌：领导反法西斯斗争的威望；一个拥有数千名激进分子的组织；经验丰富的干部；和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共产党领导着工会，拥有在媒体中的坚实支持，还有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然而，斯大林主义不再拥有战后时期的威望和政治权威。而革命期间的机会主义是其失去支持的关键因素。社会党是1973年才成立的，最初只有几百名党员。 在革命之初，由于没有工会层面的“职位”，该党寻求获得工人的支持。其领导人的行动经常显得比共产党更左。他们至少在口头上支持工人自治和国有化。分歧出现革命开始时，社会党和共产党被召集与自由派“社民党” (PPD) 联合组成临时政府。这意味着他们因临时政府的政策而成了攻击对象。然而，在革命初期，只有共产党对工人阶级有真正的影响力，因此，首先是这个党必须担起缓和和制止工人斗争中“过激行为”的重任。另一方面，社会党的领导层与工人阶级没有深厚的联系，他们可以放开手脚，趁机在左边包抄共产党，至少在言辞上是这样。1974年8月提出的罢工法提案就是这样。该法禁止政治、团结和跨行业罢工，规定了37（！）天的通知期，也就事实上允许老板闭厂。 此外，示威活动只能在工作日晚上7点以后、周六下午1点以后举行。尽管社会党也在政府中，但它公开批评了该法律。共产党却独自捍卫着西欧最严格的罢工法（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希腊军政府时期是例外）。一场更大的风暴将随着“工会统一法”而到来，其中规定了强制性的“联盟中心”。虽然共产党捍卫“统一”原则——即确立一个合法的工会中心——但社会党却对该法律提出抗议，认为：“如果通过一项法令建立一个单一的工会和一个工会联合会，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明天就可以建立一个单一的政党、单一的媒体、单一的立法议会候选人名单，等等。 ”选举后，工人阶级开始出现政治分裂。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使工人们迷失方向和无所作为。 反过来，反革命现在有能力重夺主动权。武装部队运动（MFA）分裂随着工人运动分裂成两派，所有反对革命但之前没有勇气表现出来的人开始出现。一波针对该国北部共产党和工会总部的袭击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极右翼恐怖主义在天主教会的帮助下点燃了整个国家，实际上剥夺了该国多个地区的人民成为共产党员的自由。MFA是按阶级分裂的。一些军官犹豫不决地倒向无产阶级一边，但绝大多数军官坚决地倒向大资产阶级一边。迄今为止，MFA一直依靠工人运动来抵抗反动政变。但它无法免受目前分裂国家的冲突的影响。1975年8月中旬，“温和派”在“九人文件”中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80%的军官签署了这份协议，他们厌倦了遍地的“无政府民粹主义”。1975年9月上旬，MFA进行改组，温和派取得多数席位。反革命武装部队内部发生了巨大转变。 温和派在MFA赢得多数席位很重要，但还不够。激进分子继续控制重要的军事力量。 随着“士兵众志成城”（United Soldiers Will Win）运动的兴起，不服从行为在普通士兵中蔓延。该运动要求将反动军官驱逐出军营并消灭资产阶级军队。他们举行了数千名士兵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新的临时政府成立，这次根据各党派的选举影响力划分内阁职务。社会党和社民党占主导地位。共产党有一名部长，因此一只脚在政府内部，另一只脚则在每次反对其政策的示威活动中。从一开始，这个新政府就实行公开的反革命政策。社会主义仍然是官方追求的“目标”，但他们表示这不会立即使国家摆脱危机。相反，政府宣扬纪律和紧缩政策。这引起了工人的强烈抵制。尤其是因为武装部队中继续存在的双重权力使政府失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可靠工具。政变尽管工人阶级内部存在政治分歧，这一时期仍以反对政府打算实施的紧缩政策的第三次大罢工潮为标志。每次罢工都是一场小战争。政府本身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罢工，抗议罢工和骚乱气氛。11月11日，当建筑工人包围并绑架制宪会议代表时——以便政府停止“罢工”并签署集体谈判协议——后者只能屈服。政府已命令军队“解放”议会。但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士兵们与工人们相处融洽，分享面包、沙丁鱼和红酒。这是一个典型的困境：资产阶级无法统治，无产阶级也没有领导力来建立新秩序。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具有反资本主义纲领的群众性革命政党能够克服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分裂。这样的纲领将包括增加工人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水兵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它会要求它们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统一和协调，作为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和管理机构。上述困境会存在一段时间，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伞兵抗议的掩护下，11月25日发生了一起成功的政变。在“温和派”军官和社会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许可下（作为其全面参与随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常化”的交换条件），数百名激进军官在此过程中被捕。军队左派的解散和军纪的恢复最终是通过这次政变实现的。这一结局是军队左派缺乏统一和坚决指挥的结果。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与之前的政变不同，没有出现反对它的群众运动。领导危机在整个革命时期，政治领导都是缺乏的。革命工人和士兵多次挫败政变企图；占领土地、工厂、房屋、强制国有化；并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和政党。1975年，《时代》杂志曾一度写道：“资本主义在葡萄牙已死。”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动员、缺乏意识、缺乏牺牲精神。还要对当时的工人要求什么呢？ 这场运动所缺乏的是能够应对这种情况的领导层。五十年后，资本主义再次陷入深度危机。 这正在对群众的意识产生影响。革命时代即将来临。然而，随着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信誉的崩溃，今天在工人和青年运动中建立革命组织的条件变得无比有利。这就是我们在葡萄牙和世界各地的任务。请加入我们的革命共产国际来完成这项重任。“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marx.cn@proton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