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同官僚体系的斗争

2024年，为纪念列宁逝世一百周年，我们专门推出了《列宁年选》系列，介绍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主要作品。在今年（2024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与您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分，讨论列宁最后的斗争以及他为此撰写的作品，主要是他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后记，也被称为他的《遗嘱》。（按：原文于2024年12月18日发布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本文成文于1923年初，在列宁生命结束前不久，它提出了反对威胁破坏革命的所有成果的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斗争。被斯大林隐藏了几十年的《遗嘱》驳斥了 “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延续 ”的诽谤。

列宁的《遗嘱》与他最后的文章和信件共同证明了他对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危险的重视。列宁在信中和补充中明确要求解除斯大林的俄共（布）总书记职务，并将他与托洛茨基进行对比，称托洛茨基是 “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然而，列宁的这封信并没有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宣读，而是被斯大林派压下了几十年。

我们借此机会重新发表《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一书的摘录。 本文详细论述了列宁的《遗嘱》以及他与斯大林和官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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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官僚体系的斗争

作者：泰德·格兰特、艾伦·伍兹

【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官僚主义理解成一种因各种具体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了这个问题，并解释道官僚的形成是在建立于落后、文盲农民为多数的国家上的工人革命政府躯体上生长的资本主义式、寄生性的肿瘤。

列宁在他生命最后的文章之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内中提到：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1917年的赤卫队。1917年发动十月革命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被内战摧毁了：分散在红军内部，或随着工业衰落而解体。//图片来源：Viktor Bulla

十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旧制度并强力镇压与清除了沙皇帝权，但在长久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旧制度的各种人士渐渐在国际革命的失败以及革命浪潮退却下开始在各地重新掌握了特权与政权。恩格斯解释道：在任何一个拥有特权的少数囊括艺术、科学、以及政府的社会里，这些少数必定会利用他们的地位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只要社会绝大多数被迫花费大量时间在农业和工业内劳动以维持生计，上述的情况是无可避免的。

在革命结束后，被战争摧残的俄国工业不但无法减少工时，反而迫使工作日的延长。工人们靠着配给粮食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甚至更久。很多人更自愿在周末无偿上工。然而，诚如托洛茨基解释道，社会大众只能够为他们的“明天”做出有限的牺牲。久而久之，因为战争、革命、四年血腥的内战、以及荼毒五百万生灵的饥荒所造成的压力，必然会损害劳动阶级的势力和士气。

虽然新经济政策（NEP）稳定了苏联经济，但是其带来的小型资本主义，尤其是乡村富农在践踏于穷农之上所得到的新优势，也为工人国家带来了新的危险。工业虽然得以重建，但是由于其对于农民，尤其是富农需求的依赖导致了只有轻工业、消费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仰赖的重工业反而停滞不前。 1922年各大城市里有高达两百万名失业工人。列宁在1921年十二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提到：

“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

在他于1922年三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大会所做出的演说中，列宁点出了当下在工厂内工作的人们都不是无产阶级，其中很多都是逃避征兵，农民，或是失去阶级的人们：

“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

工人阶级的瓦解，被内战所夺走的大量进步人才，从乡村涌入的大量落后人力，以及人民士气的低落和疲惫都只是整个情势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反动的势力，也就是先前被成功俄国以及国际上革命打败而暂时意志消沉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纷纷在各地抬起头来，利用当下的局势，并无孔不入的渗透工业、政府、甚至共产党本身的领导机构。

在成功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只禁止了法西斯主义的“黑色百人团”。就连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都没有立即被禁止。而革命成立的政府则是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但是，在内战的压力下，阶级斗争的极端化促进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反革命的一方。布尔什维克被迫违背自身的主张，垄断了政权。而这个政权的垄断，当下被视为是非常时期的暂时安排，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前锋开始受到外来阶级压力的巨大危险。

1917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全俄国的势力不高于两万三千名党员。在内战进入高峰期间，党员们都面对着生命危险时，党决定大量开放给工人们入党，将人数推到二十万人之多。但是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具有政治野心的仕途主义者以及来自敌对阶级和党派份子纷纷开始入党，造成了党员人数成长了将近三倍。

列宁这时重复的强调党会面对向来自小资产阶级大众的压力和氛围低头的危险，并指出当下革命的敌人是：

“一个大工业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列宁于1921年发起的“清党”措施与斯大林的血腥作秀公审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没有动用警察，法庭，或集中营，只是坚决的开除小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份子的党籍，借以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和理念保护于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毒害。 1922年初，将近有二十万名党员（全党三分之一）被开除党籍。

开始与病魔缠斗，并逐渐无法参与抗争的列宁，在这段时期的通信和写作清楚的显示了他对苏维埃官僚在政府机关里嚣张跋扈的警惕。因此，他在1922年二月对舍印曼（Aron Sheinman）的致信中骂道：

“现在的国家银行＝官僚主义的转帐游戏。这就是真实情况，如果您不想听共产党员官僚动听的谎言（大家都用这种谎言来欺骗您这位大员），而想知道真实情况的话。如果您不愿睁开双眼，透过这一切共产党员的谎言来正视这个真实情况，那么您就是一个年富力强却淹死在官场谎言泥潭中的人。这是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毕竟是事实。”

我们可以将列宁无畏的诚实对比于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和“理论家们”世世代代在世界共产党运动中所散布有关于苏联的谎言，并从中看到了这些自称为“苏联之友”的人们与列宁的理念和传统是如何的背道而驰！我们又可以从一封于1922年四月十二日寄出的信件中看到：

“这种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动的实际，使自己和读者不去理会莫斯科文牍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总之是苏维埃官僚主义分子）的污浊空气，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就会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

在第十一次党大会上，列宁在全党面前震撼心灵地痛诉政府的官僚化：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

为了清除政府和党内的官僚和仕途份子，列宁成立了工农检查院（RABKRIN），并指派斯大林掌舵。列宁当下认为这项任务必须要执掌于一个强大的组织者手中才能有效地被执行，而斯大林当时作为组织者的资历令列宁认为他是一个适任的人选。几年后，斯大林迅速的就任了一些重要的组织性职位：工农检查院领导、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局成员以及总书记。然而斯大林狭隘的组织展望以及他的私人野心令他迅速地成为了党领导中官僚的代言人，而不是他们的对手。

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就已经开始批判工农检查院正快速的从一个对抗官僚的工具演变为官僚的温床。一开始列宁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并为工农检察院辩护。列宁的病症让他无法及时了解到党和政府在他背后的所作所为。斯大林利用他的职位和能够选择、指派政府和党内高级领导的权力，安静的在身边集结了一群以感谢他提拔的无名小卒为主的狐群狗党。工农检察院在他手中俨然成为了壮大自己、铲除政敌的利器。

斯大林及其盟友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列宁最初在党内与斯大林的斗争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在目睹斯大林及其党羽在格鲁吉亚发动政变后，列宁猛然惊醒，开始发动进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列宁在得知斯大林如何处理格鲁吉亚问题的实情后才了解到整个情况的严重性。斯大林及其朋党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瞒着中央政治局在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政变。最精良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干部被开除党籍，而其他党领导也被阻止联络被斯大林蒙在鼓里的列宁。得知事情原委后的列宁大发雷霆，并于1922年在病榻上开始口述一系列笔记来讨论“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列宁的遗嘱是见证斯大林集团官僚、沙文主义嚣张行径的最佳铁证。但是列宁却不认为这个事件仅仅是一场意外，或如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令人遗憾的错误”，或是镇压匈牙利工人公社那样的“悲剧”。他认为这是苏维埃官僚腐败、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在此列宁对政府机关的言辞很值得从长引用：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在格鲁吉亚事件后，列宁用尽全力的动用他的威信试图将斯大林移除于他在1922年就任的党总书记职位——这一职位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创立的。但是同时列宁也相当忌讳党领导的公开分裂在当时的情势下可能会造成全党由阶级上的不同而瓦解。因此，他尝试着将斗争局限于领导阶层之内，这些口谕和其他文献也因此没有当下被公开。列宁秘密的致信给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并同时也将备份寄给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告知他们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对斯大林的抗争。列宁当时无法亲自执行这个目标，也因此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为格鲁吉亚党员们辩护。

毫无疑问的，列宁在对抗斯大林和官僚期间的写出文证被掩盖了几十余年。列宁的遗嘱被藏匿于广大俄国和世界共产党党员之外。官僚们忽视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的强烈抗议，并没有将列宁最后寄给党大会的书信诵读至全大会，而这些书信也从此销声匿迹，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集团为了将过去三十年所有错误怪罪于斯大林头上而被官方出版，与其他相关书信（包括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通信）一起被公诸于世。

【......】

列宁警惕了党会分裂的危险，因为“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列宁并不认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是偶然的，或是“不同人格”之间产生出来的（虽然列宁的确有提供一系列对各个党领袖人格的精确描述）。

阅读列宁的最后书信时，必须将他死前几个月的写作，他对官僚的批判，以及他与托洛茨基成立的反斯大林联盟加入考量。列宁在信中的用词相当的谨慎（他原来准备亲自参与党大会，而根据他速记员福提耶娃（Fotieva）的回忆，列宁“正为斯大林准备着一记炮轰。”）对于每个领导，列宁对他们人格各自做出了正面以及负面的评量：对于托洛茨基，列宁提及了他“杰出的才能”（“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也批评他“过份自信”以及“过度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这些缺点，就算有自身的严重性，也与不断革命论、“一国社会主义论”或其他斯大林主义者们捏造的谣言毫无关系。

提及斯大林，列宁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已经是一个攸关与列宁对于党内官僚的斗争的政治问题。在稍早前出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评论道：“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在同一篇文章内，列宁尖锐的攻击了工农检察院，显然的是针对斯大林：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

在他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后记中，列宁主张解除斯大林党总书记的职务，明文上是由于他的“粗暴”，但也提到接替他的人必须“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个外交手腕较重的语气并没有含糊对斯大林的间接指控，尤其是在格鲁吉亚事件的背景下，点出了斯大林的粗暴、任性和不忠。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宁与托洛茨基组成了联盟，后者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唯一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将列宁最后书信解释为仅仅是他对个别领袖“人格”的担忧的共产党“理论家们”，陷入了对列宁最明显的误读。就算这些最后书信中存在着含糊的空间（但事实上只有粗枝大叶的人才会觉得含糊），所有的列宁最后著作都清楚的、纲领性的表示了他的立场，这是无法被扭曲的。

列宁重复着将官僚体系描述为寄生在工人政府上的资产阶级肿瘤，以及渗透政府和甚至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在无产阶级的疲惫以及其部分越趋灰心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难以击败。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劳动阶级是唯一能够对抗官僚的基础，而工人民主的维持也是唯一能够防治官僚的方式。因此，列宁在《关于清党》一文中写到：

“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

官僚层的滋长被列宁认定为因革命被孤立而造成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下的产物。而对抗它的方法则与经济发展的奋斗和逐渐增加识字率有关，而这些都与将工业和政府的运作交付给劳苦大众的奋斗息息相关。列宁和托洛茨基向来都是仰赖大众的支持来对抗那些“摆架子的委员们”。唯有劳动阶级自身清醒、自发的运动才能够保全迈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另一方面，列宁一再的解释劳苦大众在革命孤立于落后国家所承担的压力也阻扰了一个充满文化、无阶级和谐社会的建设。列宁晚年不断地强调这些问题都衍生于革命的孤立。

【......】

列宁坚决地解释了革命所面临的挑战：落后、低识字率以及官僚问题只有在其他先进国家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办法真正的被克服。列宁从1904-5年开始不断重申的重点，在1924年之前都被被整个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为不言而喻的正确方针。列宁在去世前从来没有对此失焦。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有一系列的笔记清楚的表示了他的立场：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

字里行间列宁丝毫没有展现任何的“悲观”或是“低估了”苏维埃劳动阶级的创造力。在所有列宁的写作，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内产生的文章，都展现了对劳动者们改变社会能力的完全信心，以及无畏、诚实的面对种种问题。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面对劳动阶级的不同态度就是这点：前者不断尝试着以“官方”谎言以及傲慢“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的幻梦来蒙骗大众，借以将其拐骗到接受官僚的领导。而后者则为发展劳动阶级的意识而奋斗，绝不以谎言或天方夜谭来宠幸他们，反而一向的呈现难以下咽的事实，但也完全有信心劳动阶级能够了解并接受重大牺牲的需要，给予他们诚实、中肯的原由。

列宁的各个论点不是被设计来用“社会主义口号鸦片”来冲昏苏维埃工人们，而是来让他们对未来面对俄国落后环境和官僚以及达到资本主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的奋斗做钢铁般的准备。列宁解释道，俄国革命之所以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在1917-1920年之间铲除，正是由于世界劳动阶级对其的同情。但是能够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唯一方式则是将革命扩散至西方资本主义各国。

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党大会，也就是列宁最后一次参与的大会上，他重复强调着政府和党建立在落后环境和官僚体系上的危险。对于政府的方向，列宁警告道：

“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在同一届大会上，列宁以清楚、毫不含糊的用词解释了革命由于外在阶级压力而腐化的可能性。俄国境外最狡黠的资产阶级政团，由乌斯特里亚洛夫（Nikolay Vasilyevich Ustryalov）为首的《路标转换》政团，已经公开的寄望于苏维埃社会里开始发迹的资产阶级性官僚趋势能够走向资本主义的复辟。此政团日后更欢迎并鼓舞斯大林主义者们继续对抗“托洛茨基主义”。被列宁视为持有正确阶级洞察力的《路标转换》政团正确地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抗争示威一个阶级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之间的问题，并分析这将是苏维埃官僚脱离十月革命传统的一大步。

“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此时共产党员和工人们开始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则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于“新路标”的观点，列宁说道：

“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在列宁的这番话中，我们找到了左翼反对派最后为何挫败的解释，远比任何虚伪“知识分子”以相对心理、道德和人格特质来评量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来的清楚。共产党员们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不是因为他们个别的疏失或是心理上的瑕疵，而是因为来自落后环境、官僚系统、外在阶级势力的极大压力，强压在少数进步社会主义，最后招架不住的工人们上。

列宁将苏维埃工人们与前锋以及官僚和小资产阶级份子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之间的互动。历时已经重复的显示了武装军事胜利本身不能足够的保全一个国家之于另一国家的胜利。如果侵略者们的文化层次没有高于摆在他们手中的国家的话，后者则有能力将其文化加诸在其侵略者上。文化落后而势力弱小的苏维埃工人们被小业主们团团包围，压力自然强大。这个情况不只反映在政府内，也无可避免的反映在党内。而党最终成为了不同阶级利益冲突的暴风眼。

唯有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列宁对抗官僚的立场，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以及“被隐藏的遗嘱”里的内容。这份文件表现了他严正地认为，在“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背景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在一封第十一次大会召开前寄出的一封信里，列宁以下列的一番话来解释了领导们之间的冲突和分裂：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让列宁决定对斯大林发起尖锐抗争的原因不是因为斯大林的人格缺陷（“粗暴”），而是他扮演着将外在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事方针带入党内部的角色，而党本应该为抵抗这些思想的第一线防守。

在他晚年期间，与病魔缠斗的列宁越来越多次地转向托洛茨基，请他加入他对官僚及其产物斯大林的斗争。在垄断对外贸易、格鲁吉亚争议、以及最后将斯大林移除于领导职权之外的奋斗，列宁一向都是联合他在党领导之内唯一能够相信的托洛茨基。

列宁在他晚年期间不断地透过文章、演说、以及最重要的书信中表示了他与托洛茨基的团结。在我们提到的所有重要议题上，托洛茨基是他唯一委托在重要党机构会议中来捍卫他的观点的人。列宁在最后书信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必须要假如这些背景的考量。毫无疑问的，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的证据皆被掩盖多年。然而真相终究会重见天日，而列宁给托洛茨基的致信，收录于俄文版的《列宁全集》第54卷中，虽然如今仍不完整，但已经提供了列宁与托洛茨基联盟存在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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