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共产主义和女性的解放

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女性距离实现平等还很遥远，更不用说解放了。男女工薪差距是一方面，但不平等和压迫却远不止于此。从晚上外出时对饮料无人看管的恐惧，到独自走在回家路上的焦虑，被迫忍受铺天盖地的性别歧视的言论和目光，到承担大部分家务，到医生不重视“妇科病”，以及普遍被视为“价值较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原于2024年3月8日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译者：萨米尔）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不平等和压迫在社会结构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渗透到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以其令人厌恶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其实这些方式是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被一直流传下来的。

政客和社会高层为我们提供的所谓的解决方案根本谈不上令人满意。它们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视角，拒绝阶级斗争和制度变革，转而提倡“女老板”的意识形态，将性别歧视和压迫说成是个人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克服的问题。

但是，女性解放的最大进步并不是通过独立的启蒙运动或个人与制度性罪恶的斗争取得的。它们是通过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集体革命斗争中取得的。

因此，很难说还有谁比列宁对女性解放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不少女权主义者感到恐惧。一个“死去的俄国白人”对今天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能有什么高见？但是，由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明，我们很有可能废除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开始建设一个没有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最终，真正的女性解放被提上了日程。然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所有受压迫阶层集体斗争的一部分。1917年之前的俄罗斯是一个极具压迫性的父权文化的社会。十月革命是撼动了这种文化的根基的一场地震。它一举废除了所有使女性处于低于男性的地位的法律，并使同性恋合法化。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列宁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自然会招致资本主义媒体的大肆抹黑。但许多纸上谈兵、自称进步的女权主义者也抹黑列宁。她们把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戏称“老白男”。但实际上，那些持有这一立场上的人，在政治上反而是在帮助统治阶级。他们摒弃的革命思想是，要消除对女性的压迫，就必须废除阶级社会。而这一行为只为最富有的人服务，因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依赖于系统内根深蒂固的压迫和不平等。

女性斗争与革命

列宁的全部政治斗争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通过革命推翻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不平等和压迫的全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之所以对列宁恨之入骨，是因为他领导了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一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它展现了按照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从将女性从阶级社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一方面来看，俄国革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都走得更远。布尔什维克为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迈出了巨大的步伐，给世界带来了冲击波，震撼了掌权者的内心，激励了全球的劳动妇女（和男性）。因此，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妇女在革命后的几年里就获得了选举权（以及许多其他权利），这绝非巧合。

俄国革命仍然是世界历史上对反对压迫女性斗争最重要的贡献。100多年过去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人在革命后采取的措施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进步的。

布尔什维克废除了所有强制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女性获得了堕胎和离婚的权利，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区别也被废除。相比之下，丹麦在1925年才有离婚权，1973年才有堕胎权！丹麦的学生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妮娜·裴鹏抟（Nina Bang）是世界上第一位女部长。然而，她直到1924年才正式成为部长，比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即部长）晚了7年。

科伦泰的首批法令中就有一项涉及产妇问题，并且，在其他事项外，还规定了16周的带薪产假，并将哺乳期妇女的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天。同样，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根本不存在产假。丹麦在1960年才出台了包括所有女性工资劳动者在内的产假法律。并且当时的产假只有14周，而且不是给全薪，而是失业救济金的数额。时至今日，16周的带薪产假甚至超过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妇女享有的待遇。在美国，妇女只享有12周的无薪产假。

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布尔什维克迈出的第一步。这只是消除不平等的形式前提。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仅仅在纸上写下新的法律是不够的。这需要彻底改变社会和经济状况。

布尔什维克为女性解放所做的真正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改变物质条件，消除不平等的根源，即阶级分化。这需要结束生产资料私有制，即资本家和地主对工厂、企业和土地的所有权。在原计划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民主的生产计划，旨在解决绝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和最贫穷农民群体的社会需求。

在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一步之后，列宁描述了接下来的任务：

“第二步，也是最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个人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来使其挣脱‘家庭的奴役’的束缚。

“这个转变是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陈旧和僵化的‘规矩’（事实上，这并非真的‘规矩’，而是丑恶现象和野蛮行为）。但是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事情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走上了新的道路。”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

如果妇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结束家务劳动。用列宁的话说，家务劳动使妇女处于“家庭的奴役”之下。家务劳动必须社会化，这具体意味着要建立托儿所、幼儿园、社区厨房、公共洗衣房等等。

自阶级社会兴起以来，几千年以来，妇女一直被束缚在家中。资本主义在把妇女拉到更广阔的社会中成为工人，从而成为阶级斗争的参与者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本主义未能消除妇女的家庭奴役，这意味着工作的妇女在资本主义下承受着双重负担：既是工人又是妇女。

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家务劳动也仍旧落在妇女肩上。今天，在丹麦，女性的就业比例几乎与男性持平，但妇女平均每天要比男性多做一个小时的家务。孩子的出生会对妇女的工资、养老金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会影响她们从事家庭以外的事情的时间，比如参与文化活动或政治活动。

物质条件的限制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壮志无法超越苏维埃共和国的物质现实。列宁从第一天起就明确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扩展到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幸的是，俄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在1917年后的最初几年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挣扎着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俄国挑起的内战中求存，并避免饥荒。

资源极其有限，因此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计划的可能性也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随着斯大林独裁统治的介入，女性在革命后取得的大部分进程都被推翻了，例如在堕胎权和离婚权方面。

尽管俄国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出现了堕落和倒退，但计划经济确实为女性带来了巨大进步。妇女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从沙皇时代的30岁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74岁。1971年，幼儿园的学位超过了500万个，高等教育中49%的学生是女性。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超过40%的国家只有芬兰、法国、瑞典和美国。

列宁的政治思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即认为物质条件决定意识、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等。

几千年来，性别歧视和厌女文化一直贬低女性的价值，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要摒弃这种文化，前提条件就是改变物质条件。这意味着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但布尔什维克在实现经济国有化后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着手开展了大量工作来抵制俄罗斯的沙文主义文化。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消除妇女中文盲现象的特别计划，并让她们积极参与国家和党的领导角色。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提高整体文化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消除了宗教偏见和其他形式的沙文主义。

列宁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所有领域领导了争取女性平等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女性解放最坚定的拥护者。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相比，列宁没有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在这一体系中最能实现的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我们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可以告诉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实现，但这与消除对女性的压迫仍然相去甚远。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在获得形式上的平等的同时，也在帮助维持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

对列宁而言，女性斗争的焦点是阶级。只有阶级才是所有其他压迫形式的根源，也是所有压迫形式所围绕的中心。统治阶级是社会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少数，他们竭尽所能地按照性别、种族、宗教等划分工人阶级，试图让不同的工人群体相互对立。

共产主义者与女性斗争

在列宁看来，革命不仅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而且如果我们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女性的参与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不是一个次要问题。

正是劳动妇女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举行的罢工点燃了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整个革命过程中，列宁再三强调必须组织女性参加斗争。他在1917年流亡归国前写下的一封《远方来信》中写道：“如果不吸引女性参与公务、参与民兵、参与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令她们日渐愚钝的家庭和厨房，那就不可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可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 (列宁，《远方来信》，第三封信，《论无产阶级民兵》）。

没有女性的参与，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组织工人阶级妇女参与共产主义斗争的问题不仅在十月革命前被列宁视为关键，在十月革命后以及在建立第三国际的过程中也被视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革命的重要工具。然而，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压迫也意味着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的女性人数通常少于男性。这也是列宁旨在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党内的妇女一向没有象男子那么多——甚至在苏俄也是如此？为什么被组织在工会里的女工人数这样少？事实给我们提供思考的材料……倘若没有千千万万的妇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按共产主义的路线从事建设。我们必须设法同她们建立联系，我们必须研究和努力找出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们提出有利于妇女的要求，那是正确的……我们向资产阶级社会所要求的给妇女的权利和社会条例，证明我们了解妇女的地位和利益，并准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着重考虑。当然，不像改良主义者那样限制她们的活动。不，当然不是；而是要作为革命家，号召妇女在改变旧经济和旧思想时，跟男子并肩前行。” (克拉拉·蔡特金，《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

列宁反复强调，争取劳动妇女解放的斗争不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分开。不结束阶级社会，就不可能结束不平等和压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拒绝在革命之前为妇女的要求作斗争。

共产主义者有时会被错误地指责为忽视女性斗争，认为革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认为革命是结束对女性压迫的唯一途径，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此时此地为争取民主要求的作斗争。

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会坐等革命，而是投入到日常的斗争中。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工人可以通过日常中争取改革和民主要求的斗争而被动员起来，并且通过这一斗争，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就会变得一目了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通过利用日常斗争来提出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列宁解释说，一个社会越自由、越民主，问题就越明显。这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法律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

“离婚权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受压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

“只有根本不会思考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共和国毫无用处，离婚自由毫无用处，民主毫无用处，民族自决毫无用处！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消除阶级压迫，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单纯，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他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民族平等愈充分（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无权。如此等等。”(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民主越全面，就越清楚压迫的罪魁祸首不仅仅是缺乏民主，而有着更深的根源：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结构本身。

如前所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尽管男女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但女性遭受的压迫远未消失。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解决性别歧视、针对女性的暴力以及女性二等公民地位的方法不在于议会，而在于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投入到这些日常的女性斗争中，同时利用这些斗争来说明它们是如何与阶级压迫和打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

列宁清楚地认识到，把有阶级意识的女性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这项重要工作不仅仅是她们的工作，并且他反对单独的共产主义女性运动。这是全党的工作。如果要成功地开展这项工作，就必须教育和吸引包括男同志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员去了解妇女受压迫这一问题以及妇女革命工作的重要性。正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回忆列宁所说，这有时甚至意味着要克服男性同志的抵抗：

“在妇女中间进行的鼓动宣传工作，她们的觉醒和革命化，被认为是附带的问题，被认为是仅与女同志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不快也不活跃，就认为只有女同志才该挨骂。这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真正的分离主义，象法国人所说的ãrebours（颠倒了的）女权主义！……

“简直没有几个男子——甚至在无产阶级中——了解到，只要他们肯在‘妇女工作’中帮一下忙，他们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免掉妇女的多少操劳和忧虑。可是不行，那是有损于‘男子的权力和尊严’的。他们需要自己的安宁和舒适。妇女的家庭生活是每天在千百桩不重要的琐事中牺牲自己。男子的旧日的主人权利依然暗中存在着。客观上，他的奴隶也暗中进行她的报复。妇女的落后，她们对男子的革命理想的缺乏了解，减低了他的战斗的快乐和决心。她们象小小的蛀虫一样，虽然看不见，却慢慢地、着实地破坏着和侵蚀着。我了解工人的生活，不仅从书本上。我们共产党的妇女工作，我们在她们中间的政治工作，包含着在男子中间的大量的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在党内以及在群众中间彻底铲除旧日的‘主人’思想。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之一，其迫切需要，正不下于组成一批在理论和实践上颇有训练的男女同志，去进行和推动劳动妇女中间的党的活动。” (克拉拉·蔡特金，《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

女性斗争与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深陷危机。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历史性危机。无论从哪里看，世界似乎都在陷入战争和气候灾难。性别主义、种族主义、跨性别恐惧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和压迫都在肆虐。年轻人对这种危机的感受尤为强烈，并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感受到了这种危机。这意味着文化、人际关系和我们心理的恶化，正如我们看到的心理健康危机。

年轻人和工人们从中唯一能得到的就是厌世的悲观主义和个人化的解决方案。但资本主义危机并不仅仅导致悲观主义。制度的死胡同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的意识发生质的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个人的解决方案，而是正在寻找能够为这场危机提供出路的新思想。全世界数百万男女正在动员起来，与不平等和压迫作斗争。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悲观主义和个人解决方案的替代方案。他们的对策是与整个制度进行集体斗争。他们没有止步于资本主义框架。他们将压迫和不平等的连根拔起。

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今天要发扬的传统。我们投身于女性的斗争，但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即女性斗争不能与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相分离，任何想要认真反对压迫女性的人都必须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组织起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了这场斗争。我们有责任一劳永逸地完成这场斗争，建立一个让男女都能过上人道的生活、不平等和压迫都不复存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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