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B 列宁被藏匿的书信

列宁最後的斗争

艾伦·伍兹

以下这些书信从1922年12月延伸到1923年3月，也就是在列宁政治生涯最後的日子，当他对抗日益痛苦和致残的病痛时。列宁这个时候的写作所经历的困难在他们简短的篇幅，以及信件之间的间隔，也就是医生不允许他工作的时段上能看得出来。然而尽管凭着压缩的篇幅，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书信中看到了列宁完全了解在政府和党内所发展的情势。与他最後几篇著作（《日记摘录》丶《论合作社》丶《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起来看，这些文献组成了对抗官僚腐化的一部完整纲领。

在他最後活动的岁月里，列宁完全致力於处理苏维埃经济在新经济政策後的面对的问题。1921年，在千万农民小资本家群众的压力下，苏维埃工人政府被迫从社会主义式计划和工业化道路撤回，以便为在城市里受饥荒所苦的工人们获得粮食。在内战期间使用的粮食徵收政策被放弃以平息工人政府必须赢得支持的农民，以免覆灭於反动之手。粮食自由市场被重新建立，对於农民和小贸易者也实施部分妥协，而经济力量的主要杠杆（国有化的银行和重工业，被政府垄断的对外贸易）仍然掌握在工人政府手中。

这些撤退主要是由欧洲工人夺取政权和支援苏联的延误而强迫施加於布尔什维克们的。从1905年起，列宁就已经再三申论如果没有来自欧洲工人们的支援，俄国工人是无法持续掌握政治力量的。在落後，文盲普遍，经济和文化上贫困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并不是创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从饥荒中抢救千万百姓，重建残破的经济，以及提供住房和小学，亦即将俄国拖入二十世纪内。

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的是在所有先前社会都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力量发展下。只有在主要的需求和贫困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人的思想才能从每日为生存的磨练丶挣扎中提升至更崇高的视野。达成如此社会转变的条件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存在。在人类历史上，我们首次能够据实的说任何人都不再有经验饥饿丶流落街头和成为文盲的必要。

所有的潜力近在眼前-在各种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科学丶科技和工业上，虽然它们仍然在一个不完整，无政府和未发展的方式下吸允全球的资源。只有在一个整体的，调和的生产计划基础上才得以实现这些潜力。但是这也必须由生产资料共有制和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出发点来执行。

这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没有以在前沙皇帝国的领土之内“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来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响出第一枪：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列宁写道，“至於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麽时候丶在什麽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1]

对列宁来说，俄国革命的第一重要性就是它为世界工人所树立的典范。在1918-1921年间横扫欧洲的革命浪潮之失败也是後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欧洲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俄国庞大的潜在矿产财富和工人大众可以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连结。而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也可能改变了欧洲和亚洲人民的命运，并为社会主义世界联邦开启大门。反而，胆小与无能的工人领袖，导致了欧洲工人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困苦丶失业丶法西斯主义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全世界唯一的工人政府被孤立在一个落後的农民国家，并起始了官僚腐化和斯大林主义反动。

德国工人阶级在1921年3月所经历的失败迫使了苏维埃共和国以自己手头上的资源来生存。在1921年10月17日的一场眼见中，列宁描述了这些後果：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2]

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农民们想要盈利的诉求和解是必要的，尽管这也牺牲了唯一真正能够带动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建立工业的利益。

朝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对於农民，小商人和投机份子（“奈普曼”）所做出的让步在1921-1922年间防止了经济的崩坏。城乡之间的贸易在对前者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复辟。对於农民的减税也侵蚀了投资工业所需要的经费。重工业停滞了下来，而许多轻工业则落入私人企业手中（在1923年，88%的工业企业都是私人拥有或是出租给私人管理，但这些大部分都是小型企业。）而农业的复苏也强化了苏维埃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元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元素。拥有大型肥沃的农地和能够购买必须设备丶马匹，和肥料的资本的富农们得以赚进暴利。事实上，农村内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政策下马上明显且惊人的升高。富农们囤积粮食以推高价格，甚至从贫农们手中买断农作物，然後日後在价格升高後卖回给他们。

列宁忧心地观察着这些倾向，他也重复警告着劳动阶级必须抓紧经济杠杆的必要。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列宁简而言之：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3]

在这段时期，列宁探讨了电力是否能够成为突破俄国极度落後情况的一个可能领域。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则致力於处理在新经济政策下实际上失焦的整体政府工业计划。他在此时重复申论强化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计划工业复苏的必要。列宁一开始对这项计划并不信任，但不是因为他驳斥计划，而是因为充斥於苏联政府机构内的官僚弊病。他对於这些官僚会将一个扩增和强化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变成纸上谈兵感到忧心。

尽管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途径有所不同，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强化经济内社会主义元素以及遏止国家回溯到“农民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然而，部分布尔什维克却也对来自於富农的压力低头。关於苏联政权会走向哪条道路的问题在1922年三月的对外贸易垄断争论上被完全地提出来。

对外贸易的垄断

在1918年4月实施的对外贸易垄断，是一个防止社会主义经济被外国资本侵蚀和征服的重要措施。在新经济政策下，贸易垄断成为了面对资本主义趋势更重要的防波提。1922年初，在列宁的请求下，安·马·列扎瓦（A.M. Lezhava）起草了“论对外贸易”一文，其中强调强化垄断和严格审查进出口活动的需要。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对此还是分裂的。斯大林丶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的提案并主张放松垄断，而索科利尼科夫丶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甚至要求完全废止垄断。

在同年5月15日，列宁寄了如下的信给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有鉴於此，我建议用向政治局委员徵询的方式通过下述指令：“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筹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事宜。各人民委员应秘密签字，原件退斯大林，不得复制。”[4]

同时，列宁也致信给斯大林和弗鲁姆金（M.I.Frumkin，对外贸易副人民委员）强调“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丶商谈和委员会等等都应正式禁止。[5]”

斯大林的回应则是规避性的：

“我并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减轻对外贸易垄断的措施。但是我还是认为减轻已经是必要的。”[6]

5月26日，列宁遭受了病魔的第一次袭击，也让他直到9月前都无法工作。自此期间，尽管列宁有所请求，但是对於“减轻”对外贸易垄断的问题却又被提出来了。在10月12日，索科利尼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推动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议案。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在场，而决议案也以绝大多数支持而通过。

10月12日，列宁在与斯大林讨论过这个问题後透过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员会。列宁对於这次决议表示抗议，并要求这个问题在12月的全体会议上再次被提出来讨论。随後，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员会委员：

“列宁同志的信并没有说服我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错的...然而，有鉴於列宁同志对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必须延迟的坚持，我会投票赞成延迟，让这个问题在下次列宁同志会出席的全体大会上讨论。”[7]

10月16日，大家都同意将此议题延迟至下一次的全体会议。然而，当全体会议的日期将至时，列宁开始忧心他的健康情况将让他无法发言。在12月12日，他首次致信托洛茨基请求他负责“为我们共有的看法，也就是维持和强化对外贸易垄断的无条件需要辩护。[8]”列宁写的信件清楚地显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段期间联盟的存在。它们展现了列宁对於托洛茨基政治判断的隐含信任，这是由历年来在苏联政府领导内共事所产生的信任。而也不意外的，在这段期间列宁也不会找其他人来为他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上辩护。就连他其他的知己，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Stomoniakov）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得知列宁为斗争所做的准备以及他与托洛茨基形成的联盟後，中央委员会不战则退。在12月18日，10月通过的决议案被无条件撤销。列宁主义派对於在党领导内支持富农份子的第一轮战斗中胜出。这场战斗将在列宁死後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继续进行，他们是唯一在斯大林政治反革命的血口前高举列宁的旗帜和纲领的人。

列宁对抗官僚

很久以前，恩格斯解释了在任何社会内，如果艺术丶科学和政府只保留给少数人使用，那这个少数人就会使用和滥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维持他们的利益。由於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後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们不得不徵用一群前沙皇时代的官员们来维持政府和社会的运作。这些份子，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试图打劫工人政府，逐渐明白了苏维埃政权是不会被武装力量消灭的。在渡过内战的危险後，许多先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的人开始渗透政府，工会，甚至党本身。

1921年的第一次“清党”完全与後来斯大林的可怕作秀公审，屠杀了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大清洗”毫无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审判丶杀害丶或落狱。但是特别的党委员会有被成立来开除上千名以入党来促进自身利益的仕途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党籍。被开除党籍者的罪行通常是“官僚主义丶仕途主义丶对於自身苏维埃政府地位的滥用丶破坏党内同志气氛丶散布毫无根据和从无查证的关於党或个别党员，并且损害党团结和威信的谣言。”[9]

为了执行对於官僚的斗争，列宁主张设立“工农检察院(RABKRIN)”，作为党内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和保卫者，以对付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内的外来阶级份子。在工农检察院的核心内列宁部署了当时因其卓越组织能力和刚硬性格而受到列宁重视的斯大林。

工农检察院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审视并筛选政府内和党内的负责工作者。任何握有抑制晋升或提拔他人权力的人显然握有能够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权力。工农检察院从作为对付官僚的武器变成了争权夺利的温床。斯大林犬儒地利用他的在工农检察院的职位，以及他後来控制的书记处，来在他身旁提拔了一群唯命是从，只为能够将他们提拔到肥缺的人效命的无名小卒们。从党内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工农检察院沉沦到官僚犬儒主义的最底深渊。

托洛茨基在因病痛所困而无法接近视察党务的列宁之前察觉实情。托洛茨基指出“那些在工农检察院内工作的人都是在其他领域内碰壁的工作者”并且指出“工农检察院内尔虞我诈的泛滥已经变成整个国家人尽皆知的谚语了。[10]”

尽管托洛茨基有在批评，列宁仍然继续保卫工农检察院。但是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目睹了来自这个单位的官僚威胁以及斯大林自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的《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内，列宁将这个问题连结於工人政府机构的官僚缺陷：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馀，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11]

但是，在着於1923年3月2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列宁最後一篇文章内，他对於工农检察院做出了最猛烈的抨击：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麽可要求的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包括了对於斯大林的直接抨击：

“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12]

列宁点出斯大林为党内官僚派系的可能领袖也见证了他的远见。在这段期间，斯大林在“机关”的权力对於大多数民众甚至是党员都是看不见的，而大部分的领袖们给予他众所皆知的平庸政治和理论能力，都不相信他有耍伎俩的可能。就连在列宁死後，领导“三部马车（季诺维耶夫丶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团）”的人是季诺维耶夫，而不是斯大林。而这也是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掩饰，将党推离於十月革命传统的命运性第一步。

毫无意外的，列宁对党的最後忠告是警告斯大林“不忠诚”和“不能容忍[13]”地滥用职权，并主张将他调离总书记一职。

为国际主义的斗争

欧洲工人革命的失败让第三国际更加注重东方被奴役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给殖民地人民对於他们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斗争提供了重大的启发。刻印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旗帜上的“民族自决权”口号点燃了千万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斗志。

工人政府成立後几乎第一步就是承认芬兰的独立，虽然这也意味着提供一个敌对资本主义政府独立。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地丶坚持地主张在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下所有人民的团结。但是这个团结不能以强迫的手段达成，只有在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由同意下才能成功。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前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夺下了政权後，他们有负担尊重前殖民地人民意愿的责任，就算他们希望分割出来。统一可以以後再由劝说和示范的基础上达成。

1921年，在格鲁吉亚政府持续地与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策划反击苏联下，红军被迫进入格鲁吉亚。列宁相当忧心地认为这起军事行不该视为苏联并吞了格鲁吉亚，因此让苏联政府和过去沙皇压迫者的行径看起来相去不远。他一再致信中央委员会在格鲁吉亚的代表奥尔忠尼启泽，建议他寻求“与格鲁吉亚知识份子和小商人群众的和解的政策”，并主张与“饶尔丹尼亚或其他相似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建立联盟[14]。在同年3月10日，他寄出了一封电表强调了“对格鲁吉亚的权力机关要特别尊重，对格鲁吉亚居民要特别关心，特别谨慎”的必要。[15]

然而，奥尔忠尼启泽在格鲁吉亚的行径却是连结于斯大林在党内集团的。斯大林当时正在起草一个主张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与其他非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提议。在1922年8月，当列宁卧病在床的时候，一个由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被设立来进行统一的工作。

当斯大林的论文开始浮现时，它受到格鲁吉亚党的中央委员会坚决的反对。9月22日，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通过了以下的决议案：

“斯大林论文提出的一个将独立共和国转变为自治区的统一方案现在还为时过早。一个统一的经济方针和相同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所有独立的形式必须被保留。”[16]

格鲁吉亚人的抗议被忽略了。斯大林一意孤行，企图强行推动他的主张。他的委员会在斯大林走狗莫洛托夫的主持下於9月23和24日召开。期间他们决议驳斥了格鲁吉亚党决议案（仅有一票反对，也就是格鲁吉亚党的代表姆季瓦尼。）9月25日，这个委员会将决议後的文件送交给在高尔基区修养的列宁。在列宁能够提供回覆，政治局还没有机会讨论之前，书记团（斯大林党内集团的中心）就擅自将委员会的决定在十月全体大会之前散发给每位中央委员会委员。

9月26日，列宁透过加米涅夫致信给中央委员会提醒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小心，并且警告了斯大林将这个决议仓促通过的尝试：“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列宁随後安排与他见面。他当时还没有察觉到斯大林为了将统一通过的所使用的手段。然而，就连这封信都显示了他对任何冒犯小国人民的独立心意进而强化大国民族主义的反对。

“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17]

列宁提出的修正案意旨在软化斯大林原来草案的口气，给被斯大林认为是错的“独立份子”们一点馀地。对於列宁温和的评论，斯大林以他在9月27日给政治局信中突兀和坚定地反驳回敬，包括了下面这一段：

“关於第四条的问题，在我看来，列宁同志自己有一点'急躁'...毫无疑问，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损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18]

斯大林粗鲁的回应毫不含糊地显现了他对於列宁在他“个人领域内”做出的“插手”，并被他对於列宁介入所造成的後果之恐惧而增强。

斯大林的恐惧是有依据的。在他和姆季瓦尼讨论後，列宁确认了整个格鲁吉亚的问题被斯大林错误的处理，并开始搜证。在10月6日，列宁为政治局写了一份备忘录，《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

“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19]

列宁最後的斗争

这时，列宁还尚未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事件的意义。他并不知道斯大林，为了强化他的势力，已经肃清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派中最精明的干部，并在其中央委员会内指派了新的，较为“听话”的人。

但列宁所知道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他产生怀疑。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他开始迅速地搜集格鲁吉亚“事件”的有关消息，并说服中央委员会指派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去提佛利司（现为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去调查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诉状。

在12月23和24日期间，列宁开始对他的秘书口述他出名的对於党大会的致信。他强调这必须要是保密的[20]。列宁缓慢的丶痛苦的进行他的工作，并不时被病痛打断。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主要的敌人是存在於政府和党的官僚“机器”内，以及其龙头斯大林。

在《俄国局势的真相》一文中，托洛茨基纪录了他与列宁在後者第二次中风前的最後一次谈话。面对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必须参与新的斗争官僚的委员会（参见《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托洛茨基回应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照我的判断，目前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斗争中，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无论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围绕着某些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在省里丶区里丶党支部里，在中央，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有一批特选的干部和专家，党的，非党的和半党的专家。你要攻击苏维埃的干部，就会碰到党的领导人。专家也是他的随从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项工作。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然後说道（我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话）：'这就是说，我提议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斗争，而你要加上党的组织局的官僚主义。'

我因为这句话的出乎意外而笑起来，我的头脑中还没有这样成熟的观念。

我回答道：‘我想是这样。’

然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那麽，好的，我提议组织一个集团。’

我说：‘我总是愿意和一位好人组织集团的。’”[21]

这段对谈是重要的，因为它澄清了列宁最後著作的内容，尤其是有名的《最後书信》丶关於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他在书信中的口气越来越锐利，他的目标愈发清楚的点出。不管他处理的是哪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对抗外来阶级势力对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之必要，将官僚连根拔起，对於反对大俄国沙文主义的战斗，以及对党内斯大林集团的斗争。

虽然列宁坚持要求他的书信被保密，《最後书信》中的第一部分仍然落入书记团和斯大林手中，他们也马上察觉了列宁介入对他们造成的危险，并着手开始杜绝它。重大的压力被施加於列宁的秘书们肩上，以防止列宁发现任何会“惹他生气”的讯息。

然而，列宁从捷尔任斯基口中得知，在所有其他斯大林派系所犯下的暴行外，奥尔忠尼启泽甚至离谱到扇了一名格鲁吉亚反对派人一巴掌。这可能以後来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比起来微小许多，但是却让列宁感到无比震惊。他的秘书在其1923年1月30日的日志中记载到列宁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22]”

如果要了解这起恶行的巨大严重性，我们必须了解俄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大俄国人）在沙皇体制下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犹如大英帝国对印度和非洲人一般藐视和横行霸道。俄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将这些被欺侮的少数民族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完整人民，拥有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地位。一个大俄国国家代表欺侮或殴打一名格鲁吉亚人是一个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是一起会至少被开除党籍或用更严厉的方式来处分的沙皇主义暴行。这就是为什麽列宁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火冒三丈，要求“处分有责任的人，以儆效尤。”

斯大林百般阻挠列宁与格鲁吉亚之间的通讯。好几篇列宁秘书的日志都提供了这些官僚性骚扰的清楚景象：

“星期四，1月25日，他（列宁）问拿到（格鲁吉亚委员会的）材料没有。我回答说：捷尔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来，因此我还无法问他。

星期六我问捷尔任斯基，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麽多馀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例如他那篇关於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况。我回答说，我没有说，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了解日常事务。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23]

这几句话显着地揭露了斯大林为了保卫他的地位於他所惧怕的列宁所诉诸的欺凌和官僚手段，尽管後者已经时日不多了。没有比这些行为更能显示列宁在《最後书信中》提到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了。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和中央委员会态度的不信任反映在他给他秘书的指示：

“（1）为什麽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犯了倾向主义。
（2）指控它犯了破坏党纪的错误，是指什麽。
（3）为什麽指控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4）肉体上的压制办法（‘生物力学’）。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中央的路线。
（6）委员会的态度。它只审查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生物力学事件？
（7）现状（选举运动丶孟什维克丶压制丶民族纠纷）。”[24]

但是列宁对於党内不忠和不诚实的份子逐渐增强的察觉也让他对自己的秘书们有所提防：他们是否也被斯大林堵嘴了呢？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即最後书信）：我知道，您在哄骗我。”我保证并非如此，对此他说：’关於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25]

抱病的列宁突破困难地得知政治局已经接受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所做出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时候（2月2-6日）列宁口述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当时对斯大林和党内官僚做出最直言不讳的批判。格鲁吉亚事件说服了列宁政府的腐败沙文主义是其受到外来阶级压力最危险的迹象：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於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26]

在他最後一次出席的政治会议，也就是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警告了政府机器已经开始脱离了共产党人的控制：

“它（国家机器）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27]

民族主义的毒害，即所有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最显着的特徵，根源来自於小资丶富农丶奈普曼和苏维埃官员对於十月革命国际主义的反动。

列宁提议在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对抗这起反动趋势，与他在中央委员会上唯一信赖的能够倡导他观点的托洛茨基联手。

他提议亲自处理工农检察院问题并且正在为斯大林“准备一记炸弹”。他认定党的“机器”不计代价密谋将他蒙在鼓里也被他秘书的记录中反映出来：“除此之外，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下指令。[28]”列宁的怀疑太有根据了。这个时候中央委员会内甚至严肃的考虑是否该特别为列宁印制一份唯独提供给他阅读的真理报，来蒙骗他於格鲁吉亚事件的真相！

那些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列宁健康着想的狡辩是漏洞百出的。如他自己已经解释道：没有比中央会员会委员的不忠行径和他们掩盖的漫天大谎更能令列宁生气的了。斯大林对临终列宁的真正态度完全显现在一起涉及了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荒诞事件上。克式为了保卫她丈夫於斯大林的纠缠而受到了列宁这位“忠诚追随者”的一番辱骂。克鲁普斯卡娅在於1922年12月23日对加米涅夫的致信中描述了整个事件：

“列夫·鲍里索维奇：

由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医生的许可下准许他对我口述一份简短的信，斯大林昨天打电话给我并且已用最卑鄙的方式对我讲话。在过去30年内我从来没从任何一位同志口中听到任何一个粗鲁的字。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斯大林来说没有比对我来说还重要。我现在需要最大的自我控制。我比任何一位医生更清楚该或不该对伊里奇说什麽，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比斯大林更了解什麽会让他生气。”[29]

克鲁普斯卡娅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央求加米涅夫保护她於“对我个人生活的粗鲁插手丶无故的吵闹丶和威胁”，并提到关於斯大林将她移送监察委员会的企图时说道：“我没有力气或时间来浪费在这麽愚蠢的争吵上。我也是一个人而我的神经已经紧绷到快要断掉了。”

列宁威胁与斯大林断绝任何同志关系以及他在《最後书信》内对斯大林“粗暴行径”的指控通常都会被以上述事件为依据而草草带过。但是首先，斯大林的举动不是“个人的”事件，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过失，是可以因此被开除党籍的。这个错误被斯大林在党内的职位以及他应该是致力於消除而不是发扬这类行径的责任，更加扩大了。然而，这起“芝麻小事”必须要在正确脉络下来检验。它是斯大林不忠最令人作恶和显着的表现。

列宁在他最後活跃的时日内致力於为了在代表大会上对抗斯大林派系而组织。他致信於托洛茨基请求他保卫格鲁吉亚的同志们，也致信了格鲁吉亚人领袖们热烈的承诺自己对他们主张的支持。我们必须指出列宁很少在信件中运用诸如“我全心全意地”或者“致最崇高的丶同志的敬礼”这样的措辞，他较偏好与收敛一点的写作手法。这代表了他对斗争的承诺。我们也该指出列宁的联盟构成了一个政治上的派系，後来被斯大林主义者们称为“反党集团”。斯大林主义者们此时已经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派系并控制了党的机器。

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纪录了列宁最後关於格鲁吉亚问题的笔记，明显地为在大会上发言所做的准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向索尔茨（亚·亚·索尔茨是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编者注）示意，他（列宁.--编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

三点：1. 不能打人，2. 需要让步，3. 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

斯大林是否知道？为什麽没有反应？“倾向分子”和“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倾向”这一称呼证明，这种倾向本身就在大国主义者身上。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集报刊上的材料。”[30]

列宁於3月9日惨遭了第三次的中风并导致他变得瘫痪和无助。对於官僚腐化的斗争传承给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但是列宁为反对派对抗官僚，对抗富农威胁，主张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计划，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的纲领打下了基础。

完笔于1970年4月

列宁被掩盖书信的新发现

艾伦·伍兹

近年来新被发掘的史料完全印证了我在30年前做出的分析。1994年，一名主任於前苏共中央文库研究部的历史教授尤里·艾·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发表了一本题为《列宁的遗嘱》的书。其中从文库的机密部门内公布了先前从未公诸於世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斗争的文件。这些史料结论性地证明了斯大林尝试着孤立病入膏肓的列宁，甚至伪造了列宁给他秘书们的口述。

尽管身负重病，列宁仍然计划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动对斯大林派系的攻击。“在12月23至31日之间”布拉诺夫写道，“列宁持续地为他在十二次大会上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殷勤地做准备。[31]”这些史料证明了列宁对托洛茨基提议在十二次大会上结盟。布拉诺夫提供了加米涅夫在1922年12月22日随後寄给斯大林的一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

今晚托洛茨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从老头子（指列宁）那边得到了一张便条。他对於大会关於对外贸易部的决议案感到满意，并要求托洛茨基对大会上一个派系报告来为这个问题在党大会的讨论上做准备。看来他是想要强化他的主张。托洛茨基没有提供他的意见，但是托要求这个问题必须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上负责筹备大会的部门。我向他保证会通知你，现在也做到了。

我刚才没办法透过电话联系到你。

在我的报告内我会将决议案热烈的提供给中央会员会全体大会。握手致意。

列·加米涅夫”[32]

斯大林的回应显现了他的紧张：

”加米涅夫同志！

我已收到你的通知。我认为我们应该据属於你的报告而不要将这件事告知派系。老头子是怎麽与托洛茨基建立通信的？Foerster（列宁的医生之一）完全不需他这样做。

约·斯大林”[33]

斯大林的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他恐惧列宁介入大会。利用他对於党机构的控制，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持列宁的孤立，并向他的秘书和医生们施压强迫他们就范。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有通信的消息对他来说惊如天雷。这也是後来他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著名的争吵，导致列宁与斯大林断绝个人和同志关系的立即起因。“同日，”布拉诺夫写道，“斯大林以最粗鲁的取闹得罪与克鲁普斯卡娅，包括了不当的脏话和威胁。”[34]

在1922年12月23日，斯大林从一份由一名列宁秘书写下的逐字稿中得知了列宁向大会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要被重组。“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35]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联盟的严重威胁。诚如布拉诺夫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记得在1922年秋季列宁对於民族问题的主张与托洛茨基吻合，也与斯大林的立场完全相斥。[36]”因此，斯大林不可置信地开始窜改列宁的信。

列宁书於1923年12月22日的信内容如下：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37]

划上重点的部分并没有出现在原来的手稿上，它们也重大地改变了原意。布拉诺夫评论道：

“很可能的是，这份文件在1922年24至29日之间，当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阅读托洛茨基陈述他重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计划期间被”改良“过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於1922年变得相近。”[38]

在他的序言内，布拉托夫说道：

“至今仍然有对於斯大林是否在列宁这个时期口述文章後窜改了它们的揣测。我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机密的文库中找到了，并在此呈现，列宁著作被部分更改的证据。这些更高技术之高超让列夫·托洛茨基一生都不知道他於1922年12月23日读的列宁最重要的口述是被窜改过的。斯大林炉火纯青的伪造和误导手法一再让史学家们吃惊。”[39]

虽然他的观点仍然与托洛茨基的看法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位前斯大林主义者无法掩盖斯大林伪造了列宁的书信来蒙骗托洛茨基和党列宁的看法是多麽相符於托洛茨基主张的事实。就连托洛茨基，如他所说，都没察觉到这起骗局。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盟由於列宁遭受第三次瘫痪他，让他无法沟通的灾难性中风而无法成真。利用了这个机会，由斯大林丶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集团故意地将列宁的最後文件藏匿於托洛茨基。托也变成了一起由党内机关恶意发起的斗争风潮的目标。“托洛茨基主义”的迷思在这是被发明来区隔列宁於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就此诞生。

这些被掩盖的书信花了三个世代的时间才重见天日。他们提供了托洛茨基对於事件经过描述可信度的完全平凡。他们确凿的谴责了斯大林主义者们的谎言和伪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证明了不论有多少的追杀和抹黑都无法消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诚如托洛茨基写道：“历史的前进动力是真理，不是谎言。”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5.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8.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4.htm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於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35.htm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给约·维·斯大林丶莫·伊·弗鲁姆金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宁，英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於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注解，本书译者自译

[7]福季耶娃，《Iz Vospominanity》, P. 28-29，本书译者自译

[8]托洛茨基，《论列宁被藏匿的书信》（On 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2/12/lenin.htm，本书译者自译

[9]《KPSS v resolyutsiyalch I resheniyakh syezdov, kon/erentsii I plenumov Ts.K.》（苏共各大会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集），1954，第一部分，P. 506-512，本书译者自译

[10]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伦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书译者自译

[1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我们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2.htm

[1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宁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译者注：在这里，在英文版内谈及必须要找一位 “more tolerant, more loyal, more polite and more considerate to the comrades, less capricious, etc.”的人来替代斯大林。中文版全集将此句翻译为“较为耐心丶较为谦恭丶较有礼貌丶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但是谦恭的部分也可以被理解为“忠诚”。有鉴於列宁在此期间，以及而後格鲁吉亚事件（参见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1923年3月5日致托洛茨基》以後所有信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中对於斯大林的评价，译者认为在此应该被翻译为“忠诚”。

[14]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伦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书译者自译

[1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给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3.htm

[16]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宁最后的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伦敦，1975，P. 48，本书译者自译

[1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关於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6.htm

[18]重现於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第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18.htm

[19]列宁，中文版全集，《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第四十三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7.htm

[20]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21]译者注：英文版的《俄国局势的真相》包括了《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还有《斯大林伪造历史》。这段话的翻译源自於《斯大林伪造历史》，第二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0.htm

[2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3]同上， 作者的重点

[24]同上

[25]同上

[26]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宁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28]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9]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伦敦，1975，P. 48，本书译者自译

[30]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值班秘书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31]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列宁的遗嘱》（Lenin’s Will），1994，P. 23，本书译者自译

[32]同上

[33]同上，P.  24

[34]同上，P.  25

[3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36]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列宁的遗嘱》（Lenin’s Will），1994，P. 25，本书译者自译

[3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给代表大会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作者的重点

[38]布拉诺夫（Yuri A. Buranov），《列宁的遗嘱》（Lenin’s Will），1994，P. 25，本书译者自译

[3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