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一）

“当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将托洛茨基视为列宁的忠实战友，以及在列宁死後列宁主义的真正代言人时，我们有必要晓得他与列宁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只合作了不过六年之谱（1917-1923）”（《我思》，P. 4）

约翰斯通这类似算术的逻辑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们也必须了解这“六年”所代表的是些什么。包括十月革命在内，这段时期托洛茨基扮演的是“列宁的第二把交椅”的角色；俄国内战时，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直到1925年），并几乎从无到有的筹组了红军；参与了第三国际的建设，并于前五届的代表大会中撰写了重要的宣言，起草了无数的政要纲领； 战后的经济重建时期，他领导了支离破碎的苏联铁道系统的重建。而这些只是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短暂期间中的一小部分成就。

然而蒙迪·约翰斯通对这些“小事”无动于衷。对于托洛茨基於与1903-1917年约莫十三丶四年，身处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倒是兴致勃勃（毫无意外的）。约翰斯通看来并没有搞清楚一件事，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并不是建立於1903年，而是1912年。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是同一个政党下，即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翼。约翰斯通操弄着他那模棱两可的用字遣词丶在文字引源上对重要时间点的疏漏，将布尔什维克党硬是搬弄成”一个自1903年就发展完毕，并开始发挥历史作用的政党”，形同从宙斯头上蹦出来的密涅瓦。

约翰斯通同志在他的文章的第六页中谈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12年的决裂时说: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终于与孟什维克分裂并形成了独立的政党。”然而，约翰斯通在前一页是这样写的：

“他（托洛茨基）於1904年脱离了孟什维克，但是仍持续地投稿於孟派报纸，并不时在海外代表他们，尽管在形式上仍然在1917年之前处於两党之外。”（《我思》，P. 5，我们的重点） 

读者们想必会挠头困惑:托洛茨基如何才能在1904到1912年间都处于“形式上存在与’两党’之外”？看来我们是该探究这段历史，以揭露约翰斯通同志这奇异逻辑背后的种种原因。

“托洛茨基的这些攻击是基於他反对列宁试图建立一个稳定丶集中且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於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分裂成支持这个建党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上的多数，以及诉求较为松散组织架构的孟什维克少数派时，托洛茨基支持了後者…”（《我思》，P. 4）

约翰斯通这段陈述，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严重扭曲。1903年位于伦敦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分裂，并不是像约翰斯通所言的，在“稳定丶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针上产生争议，而是在于党中枢的委任问题，在于党纲某一条文认知上的问题。直到经过了22次党内会议，各种相异性才浮现出来。在此之前，列宁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的“少数派”，没有在任何的政治与策略问题上有所争执。

“布尔什维克‘集中派’以及孟什维克’反集中派’因其相异性而完全分裂”，约翰斯通竟说出如此全然的弥天大谎，而这个论述其实源自为了对抗布尔什维克们，孟什维克们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所做出的各种诽谤。对于有所争议的党纲条文，列宁曾亲自表示：“为了与’孟什维克’派达成共识，我会亲自回应这项要求，因为我完全不认为这个歧异对于党来说是攸关存亡的大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为了党纲内一项小小条文葬送了自己！”[1]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当马尔托夫及其支持者们拒绝了参与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列宁写道：

“在仔细地考察了马尔托夫派在大会以后的行为——拒绝撰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正式请他们撰稿），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抵制的宣传之后，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狂妄的丶不是党员所应有的破坏党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中央机关的人选，因为在客观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分道扬镳…”[2]

一而再丶再而三的，列宁所强调的是，他与马尔托夫少数派不是在于原则性上有分歧，也没有任何分歧严重到足以导致分裂。因而当普列汉诺夫加入了马尔托夫阵营时，列宁则写道：

“首先我要说，在我看来，文章的作者坚持要维护党的统一，避免新的分裂（特别是由于一些算不上严重的分歧造成的分裂），这是万分正确的。一般说来，特别是在目前，一个领导人号召大家和睦相处，温和谦让，是值得大大称赞的。”[3]

列宁在文中更是对开除部分派别的党籍表示反对，主张必须在开放的党内刊物让任何相异性坦诚相见：

“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4]

列宁对于解决党内分歧的态度一向如此：用富以弹性丶包容，更重要的是最诚实的意愿，来面对他的政敌们并进行讨论。不禁令人感叹的是，对于今日的“共产党”领袖们，同样的态度恐怕是怎样都谈不上的。

蒙迪·约翰斯通故意创造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分歧的“假象”来做出陈述。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首先引用《列宁选集》(早期斯大林主义下的版本)，在这仅十二卷的选集中，缺乏对于当时任何问题的材料。为何约翰斯通不引用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全集》呢？是超出了他们在伦敦国王街党部的预算呢？还是为了误导那些没有时间和机会，无法直接接触原文的英国共产党青年团团员们？约翰斯通同志在个人的任何著作中，为了挑捡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吉光片羽，”表现得像个煞费苦心丶不遗馀力的研究员。但，只消一眼，透过《列宁全集》中所有关于这些议题的著作，约翰斯通论述中的伪造本质就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七卷）第474 页中读到：

“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丶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5]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在1903年并不是很明确，虽然有时候孟什维克派当时的发言可以被当作他们作为“温和派”，即与资产阶级建制和解的倾向。  因为许多事件的冲击下，这两个趋势才开始各自形成，但直到1912年前，是没有所谓的断点的。绝对不如约翰斯通所说的，这“著名的13丶14年”之间，这两个趋势已然是完全分离的政党。在1912年之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里，在为了在“原则上把党统一起来”这件事上，因而充满了不少重复这么做的意图。此外，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也不是约翰斯通所论述的只有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更涉及到之后的两派对俄国革命本质上的分析，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治基础上的质疑。

目前为止，约翰斯通试图要成立所谓的分歧，却还是与事实相去甚远。伴随他令人惊骇的自以为是，他居然还能叫板托洛茨基，攻击托洛茨基对列宁《怎么办？》这本书中的理论所做的批判，也就是单靠工人阶级本身，只能够发展出“工会意识（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而这种意识的需要是只在资本主义下做出对经济要求的斗争。约翰斯通如同众“共产党领袖”们，显然不晓得列宁自己否定了他早期对”经济主义派”[6]的夸张判断。后来，列宁谈及此事时解释道:“’经济主义者’们将棍子折到那一方，为了竖直这根棍子我们必须将其折到另外一方。”列宁的观点和斯大林主义主义者的理论也是差距甚远，即“工人阶级必须一致接受’知识份子’们随心所欲的指挥”这样的理论。

约翰斯通之所以将布尔什维克历史扭曲的意图又是什麽呢？在他之后的作品中，这个答案相当明显。约翰斯通妄想维持的，是斯大林主义瘟疫下所传染的“布尔什维克党自从1903年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群众政党”的迷思。这一妄想成立后，他就可以将托洛茨基改造成是个不群不党的份子，才华洋溢却毫无纪律。接着更进一步的做出最最主要的扭曲:“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外来丶异质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的敌人。

确实，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托洛茨基与列宁是互相对立的阵营。但同为事实的是，当时的未来的“爱国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站在列宁一方的。其实，这些相异性让所有人都觉得讶异，包括列宁自己，一开始也无法体会这些相异性的意义。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要点是:如何将整个组织从一个小型的宣传刊物机关，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完全站得住脚。多年后，对自身的错误诚实以对并且毫不保留的托洛茨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对的。约翰斯通引用了这一自白，同时坚称托洛茨基向来是个毫无意愿承认任何过错的人。

但是约翰斯通对当时的描述是:只有托洛茨基误解了列宁的立场，这可说是一错再错。事实上，1903年与其后的争执，在俄国国内的党员看来，是毫无实质意义的吵闹，或是斯大林独家说法:“茶杯里的风波”。让我们引用一个经典桥段，来自约翰斯通也同样喜爱的著作——卢那察尔斯基的《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分裂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震慑我们。当时我们知道第二次党大会是为了见证针对工人志业派（经济主义）的斗争情况，但马尔托夫与列宁对立的过程丶普列汉诺夫在两派间摇摆不定...谁都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就为了党纲第一条，真的能就此导致分裂吗？还有编辑部的委任改组...海外的人怎么了？疯了不成？”[7]

从列宁在这个时期的书信看来，可以确定的是党内绝大多数并不了解为何要分裂，并反对分裂。65年后，只有约翰斯通对这些争议的原因清楚明白。因此在第二次党大会问题的分析上，他不是站在和列宁同样立场，而是超越列宁！约翰斯通以他那”去芜存菁”的《列宁选集》材料，居高临下的谴责了托洛茨基，直指他:

“巧妙地把孟丶布分裂从1903年移至1904年，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从来没有加入过孟什维克，并加诸他的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与列宁一致’”（《我思》，P. 5）

读者应该只需要阅读几行字就注意到，一开始约翰斯通就指出，从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形式上都还是存在于两党之外”。在1904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出现时，还只是一股趋势，而不是一个政党，而约翰斯通直接把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年”从1912年“一手篡改”成1904年! 也因此“一手篡改”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

托洛茨基为何说自己“在所有基础问题上都完全与列宁的主张相符”？约翰斯通他那”具高度选择性，片面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让读者们困惑不已。但困惑不是来自于托洛茨基，而是来自於约翰斯通的陈述，让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关系直观看上去，就是扭曲的，而这个扭曲完全是出自于约翰斯通同志之手。现在我们看到了，他蒙蔽了读者们认识布尔什维克及孟什维克之间真正在政治上的相异性，而引用的还是托洛茨基的说法。

约翰斯通对1903年伦敦第二次党大会的陈述，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是不值一提的。针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03年就已经分裂成对立的政治趋势，他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就算是真的，那在党大会之后几个月，不断争取与孟什维克合作的列宁也犯了调和主义的滔天“托派大罪”。列宁直到至1904年底，才承认了党内有两个派别的事实，并在党内设置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重要的政治上的分歧是在于:用什么态度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但这点直到1904年才开始浮上台面。是因为这个政治性问题，而非党内对党纲的争吵，才将两股趋势引至不可逆的分裂，让孟什维克在1918年转而走上支持白军的路线。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与孟什维克于1904年做出决裂，而约翰斯通同志对此却默不作声。我们在本书的后续会看到，为何在这个问题上，约翰斯通会沉默不语。

注释

[1]《Vtoroy S’yezd RSDRP Protokoly》，莫斯科，1959，P. 275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01.htm

 [3]列宁，中文版全集，第八卷，第十五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15.htm

[4]同上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九卷，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9/008.htm

[6]译者注：这个支持资产阶级的派别声称任何政治上的斗争人物必须交给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人士来领导，而工人阶级只能以提出要求加薪或改善工作环境等经济上的问题来做斗争。

[7]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英文版，伦敦，1967，P. 36，目前无网上免费中文版，摘文译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