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国际主义 图片来源：MIA Share Tweet“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列宁[1]马克思主义若不以国际主义为基础，便失去了其根本意义。这种立场并非出于感情用事，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国际性特征。（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9年5月28日） 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体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工人阶级。透过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狭隘束缚，建立了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然而，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至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即少数巨型垄断企业主导整个全球）时，这些原本进步的元素却转变为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民族国家和私有制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所直接导致的结果。唯有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才能结束这种矛盾并消除这些枷锁。 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为世界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无论是在工业还是技术方面。世界革命与国际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核心，同时也被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充分理解并实践。基于这些坚实的原则，马克思于19世纪60年代组织了第一国际。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尽管第一国际的开端成绩斐然，但巴黎公社（1871年）的失败、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以及当时经济的繁荣周期，最终促使马克思与恩格斯将第一国际的总部迁至纽约，并于1876年暂时解散了这一组织。“第一国际（1864—1872年）为使工人国际组织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攻击的准备奠定了基础”，列宁评论道。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囊括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无产阶级大规模组织。然而，不幸的是，第二国际的惊人成长发生在资本主义有机增长的框架内，这种增长影响了其领导层，并在其内部引入了机会主义的思潮。列宁接着说：“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其发展更多是广泛的而非深入的，因此带来了机会主义倾向的暂时增长，最终导致第二国际可耻地破产……”[2]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第二国际的瓦解，各国的领导人放弃了国际主义，站在各自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第二国际变成了一具“腐臭的尸体”。自1914年起，列宁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反对那些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领导人，并称他们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与少数国际主义者一道奋斗，试图捍卫国际社会主义的纯洁旗帜，并为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建立奠定基础。对于列宁而言，国际主义的核心在于其纲领、政策与方法。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际主义者——如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约翰·麦克林、詹姆斯·康诺利等——被压缩成小型团体，与工人阶级大众隔绝。1915年在齐美瓦尔德会议上，列宁曾半开玩笑地说，当时所有的国际主义者加起来也只需要四辆马车就能载完。然而，历史的发展很快改变了一切。仅两年之后，帝国主义的链条便在沙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断裂。历史并非以直线形式发展，而是遵循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辩证法则。一个较不发达的国家吸收更发达国家的物质与思想成就，并非简单地复制，而是以矛盾的方式进行整合。例如，在俄国，将最先进的技术嫁接到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让一般属于不同历史进程的阶段奇怪的拼在了一起，呈现出综合不平衡的特征。此时，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尽管俄国相对落后，但外国资本已在其境内建立了现代工业，并催生了一个能够接受革命思想的崭新工人阶级。与1905年类似，二月革命中出现了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建立，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局面，直至十月革命的成功。在此之前的九个月里，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成功争取到了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多数支持，并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夺取了政权。自列宁首次参与革命政治以来，他始终坚守国际主义的立场。他将俄国革命的命运——即使是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式——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作为一名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对革命党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毫无容忍。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三月党代表会议上，列宁就曾提议将党名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为简单的“共产党”。他说：“‘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并不准确，不要固守一个早已腐朽不堪的旧名称。”尽管后来斯大林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进行了扭曲，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并未持有“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联。他们将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开端。如果革命被孤立，它将遭受失败。在任何单个国家——更不用说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都不存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正如列宁多次解释，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后的四个月，即1918年3月7日，列宁解释道：“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3]几周后，他再次强调：“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但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援我们，我们就会灭亡。”[4] 接下来的4月，他进一步指出：“但只有与其他国家、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取得胜利。”[5]同年5月，列宁重申：“等待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革命在一个国家虽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但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6] 直至列宁去世，他始终定期表达这样的观点。然而，仅仅到了当年的秋天，即1924年，斯大林便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一国社会主义”观点，这反映了党内和国家机构中保守官僚势力的利益。事实上，列宁的国际主义如此彻底，他甚至准备为了德国革命的成功而牺牲俄国革命。他不仅在言语上是国际主义者，更在行动中体现了这一点。“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构想从未进入列宁的思考，也未曾为其他布尔什维克所接受！俄国革命随著国际革命的每一次失败与挫折而经历了“痛苦的时期”。1918年11月，革命成功推翻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君主制，帝国解体。不幸的是，由于当地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党来领导运动，革命最终遭遇挫败。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反革命势力谋杀。同年，短暂的匈牙利革命也被推翻。列宁评述道：“欧洲最大的悲剧与危险在于它缺乏一个革命政党。”列宁意识到，其他国家的革命将远比最初预想的更加艰难。必须建立起大规模的革命政党，并对领导人进行教育和培训，唯有如此，成功才有可能。随著复兴第二国际这个“腐尸”的尝试逐渐出现，建立一个全新的第三国际变得刻不容缓。1919年1月，列宁向欧美工人发表公开信，敦促他们创立第三国际。数月后，创建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共有35名代表和15名来宾出席。参与者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封锁及前往莫斯科的极大困难。尽管如此，大会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并以下列结语结束：“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争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第三（共产）国际因此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世界政党。列宁在大会上指出：“第三国际接过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清除了其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垃圾，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这一引领世界上最伟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国际政党联盟，如今建立在空前最稳固的基础上；即数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这些共和国在国际范围内实践无产阶级专政，并战胜资本主义。”列宁写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已近在眼前，尽管革命从来不是按照预设进行的。如果帝国主义者试图镇压革命，他们将点燃整个世界的战火，而自己最终将在这场大火中灭亡。”苏维埃俄国成为了世界革命的“围城”，周围布满了竭尽全力并下定决心地企图摧毁它的敌对帝国主义势力。革命的军事防御至关重要。托洛茨基被委以重任，负责组建一支能够击败白军和外国帝国主义干涉军的红军。整个苏维埃社会进入了战时状态，这一时期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年轻的工人国家勉强维持著生存。国际工人阶级纷纷响应十月革命的号召，展现出国际团结的精神。最终，帝国主义势力被击败，不得不退却，带著伤口黯然收场。当这些军队在俄罗斯境内被彻底击溃后，苏维埃国家迅速清除了白军的残余势力。然而，为了击败帝国主义的干涉，年轻的工人国家付出了极高的代价，革命的命运多次处于危急关头。考虑到世界大战、内战及外国干涉造成的俄国内部的极端混乱，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显得至关重要。在帝国主义势力撤出后，苏维埃政权迅速调整方针，推出新经济政策，以刺激遭受重创的经济。随著欧洲革命浪潮的消退，一种新的稳定均势逐渐出现。托洛茨基解释道：“我们在1919年曾认为这是几个月的问题，但现在我们说，也许这是一个需要几年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利用这段喘息的时间巩固政权，并更好地为世界革命的力量做准备。随著第三国际的成立，其内部出现了力量可观的极左倾向。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这些问题主要由列宁和托洛茨基进行了回应。与第一次大会不同，第二次大会由大规模的共产党和组织组成。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撰写了著名的《左派幼稚病》。这些极左倾向在1921年德国所谓的“三月行动”中达到顶点。当时，年轻的德国共产党试图挑起一场过早的起义，结果遭遇了重大失败，这对西方革命的成功前景造成了严重威胁。三月行动的后果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进行了讨论，并受到了列宁的严厉谴责。当时，列宁与托洛茨基被视为共产国际内的“右派”。大会警告道：“准备战斗。敌人因统治数世纪而深知自身的力量，并竭力维护其统治地位。敌人擅长内战。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警告所有共产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受到威胁，因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拥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而工人阶级才刚刚开始发展自己的战略。德国的三月事件表明，当无产阶级群众尚未开始行动时，迫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部队——共产党人与敌人战斗是多么危险。”第三次大会随后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提出需要通过在群众组织中耐心工作，将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阵营中。“每一家工厂都必须成为革命的堡垒”，大会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与后来的斯大林时期不同，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共产党通过辩论的力量接受教育和培训，以遵循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由于政治经验的丰富，俄罗斯人在国际中确实具有道德权威。他们不需要诉诸高压手段。大会是健康辩论的舞台，在这里学习教训，并集体制定出一致的方针。统一战线的政策，即“分头前进，联合打击”，在快速壮大共产党（特别是在德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德国共产党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1923年初，随著法国对鲁尔地区的占领，一场革命危机在德国逐渐酝酿。通货膨胀失控并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水平，生活水准急剧下降。整个夏天，革命危机席卷德国全境，许多人将希望寄讬于共产党，希望其能提供出路。共产党领导层在国际组织的催促下，开始为起义做计划。然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陷入了犹豫，这与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情况相似。不幸的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生病的情况下，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告诉德国领导人要谨慎行事，甚至建议他们等到反革命的攻击到来！然而，革命危机无法无限期持续。革命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一切都处于紧张的平衡中，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可能会迅速缩短，成为几周或几天的问题。事件不会等待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不幸的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犹豫不决，错过了革命的机会。资产阶级重新找回了信心，危机逐渐平息。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俄国人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们迫切等待著西方的革命。德国的失败，加上列宁在1924年1月去世，加剧了正在腐蚀苏联政权的官僚主义癌症的扩散。权力集中于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驾马车”手中，并对托洛茨基进行诽谤，成为革命退化的转折点。事实上，权力正逐渐落入斯大林和官僚机构的手中。“回顾当时”，泰德·格兰特在共产国际解散时写道，“1924年，斯大林也许是无意识地反映了当时反动潮流和开始凌驾于苏联人民之上保守官僚的利益，首次提出了乌托邦式的、反列宁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德国革命失败的直接产物，明显背弃了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革命国际主义基础。”[8]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辉煌的第三国际曾是世界革命的工具。随著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共产国际逐渐成为俄罗斯官僚机构外交政策的喉舌，随时为莫斯科所需的任何转变做准备。在斯大林的主导下，各国共产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边防卫队。正如托洛茨基在1928年巧妙预见的那样，采纳“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导致共产党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退化。1943年6月，为了向盟军示好，斯大林毫无顾忌、未经协商或投票，就解散了共产国际。同时，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新国歌则是赞美大俄罗斯的歌曲。列宁主义在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斗争中继续存在。这场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为世界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一立场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语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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