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8年的意大利：一场被背叛的革命

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帝国主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没准备好。因此，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更愿意让其更强大的德国盟友战斗，而自己选择暂不参战。

然而，1940年5月，德国闪电战席卷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速度让墨索里尼的态度突然转变。他相信战争“9月就能结束”，并夸口说：

“我需要几千人阵亡，这样我才能以一个战斗过的人的身份参加和会。”¹

1940年6月10日，他将意大利卷入战争，希望在“胜利者的盛宴”上分得一杯羹。

事实证明他严重失算了。1940年至1943年间，意大利士兵伤亡总数接近50万。俄国战役更是灾难性的。意大利军队部署的约22万士兵中，有9万人阵亡，他们装备简陋，在俄国严寒的冬季作战。

纪律迅速崩溃瓦解。在东线溃败后，阿尔卑斯山士兵在撤离他们的火车上高喊：“打倒墨索里尼——杀死阿尔卑斯山步兵团（军队的一个步兵团）的刽子手。”逃兵现象日益普遍。

意大利国内的情况也同样严峻。1939年至1942年间，物价翻了一番。但墨索里尼下令冻结工资增长，因为他声称，提高工资会引发通货膨胀。配给制达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1942年，每人每周仅能获得80克牛肉，每15天得一个鸡蛋，每个月得两公斤意大利面和1.8公斤大米。

墨索里尼倒台

不满情绪开始滋长。在法西斯铁蹄的压迫下沉寂了近二十年后，劳工运动终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

最早的几次工业行动早在1942年下半年就发生了，特别在都灵、米兰和热那亚。但直到1943年3月5日，一场从都灵菲亚特工厂开始的罢工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首先蔓延到了都灵的其他工厂，然后蔓延到北部的其他城市。很快，超过15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

工人们的要求包括“192小时工作制”（每年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以补偿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按比例调整工资；释放反法西斯政治犯；以及将法西斯民兵撤出工厂。在斗争中，人们高唱着《红旗》（Bandiera Rossa）。

正如法西斯领导人罗伯托·法里纳奇在给墨索里尼的便条中写道的：

“如果他们告诉你这场运动是纯粹经济性质的，那他们就是在骗你。在电车上、咖啡馆里、剧院里、电影院里和避难所里，每个人都在抨击政权。”²

镇压的尝试毫无效果。到4月初，政府被迫满足了工人的所有经济要求。

意大利资产阶级开始担忧稳定与秩序，并开始质疑其与法西斯主义长达二十年的联系。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统治阶级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因此，是工人阶级的介入给了法西斯政权致命一击。

1943年7月初，英美“盟军”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西西里岛登陆，这明确表明该法西斯政权即将崩溃。墨索里尼随后在7月24日至25日夜间举行的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会议上被解职并被捕。

在这场名副其实的“宫廷政变”中，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三世授权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组建新政府。而直至1940年12月，巴多格里奥元帅都是墨索里尼的总参谋长，且在1935年至1937年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期间，他毫不留情地使用了化学武器。

推翻墨索里尼是与盟军达成和平的第一步。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大多数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置于美国和英国军队的保护之下，以便更好地遏制阶级斗争的惊人高涨。新政府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军事独裁来维护意大利资本主义。

为了制造变革的假象，最令人憎恶的机构，如国家法西斯党、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和法西斯翼赞议会都被解散了。但国家机器的延续性得到了保证：权力落入军方手中；法西斯“政治罪行特别法庭”只是改了名字；而“OVRA”（政治警察）则继续运作。

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避免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意大利政府发布了严厉的通告，其中包括：戒严；宵禁；审查；禁止重组政党和张贴政治法案；对三人以上集会提出“企图叛乱”的指控；以及禁止佩戴非意大利国旗的徽章。

仅在7月26日当天，宪兵队（Carabinieri）和军队的镇压就造成11人死亡，约80人受伤，近500人被捕。但无论镇压多么严厉，都无法阻止庆祝法西斯主义垮台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群众的重新觉醒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些示威活动的起义性质：

“米兰、都灵、热那亚等所有工业城市在24小时内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意大利北部的铁路在几天内瘫痪。工人们冲击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大城市的法西斯总部遭到洗劫，米兰和其他地区的工人夺取了法西斯印刷厂。在墨索里尼失踪后的第二天，任何在意大利佩戴法西斯主义标志的人都有可能被私刑处死。法西斯主义一夜之间消失了。解散法西斯党的迟来的法令只是承认了由工人和士兵们所确立的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试图利用士兵对付米兰的示威人群，结果却是士兵们倒向工人一边。”³

在工厂里，力量的天平被颠倒了。工人们重组了内部委员会（车间代表委员会），并重新选举了他们的代表。他们重建了工会，赶走了工厂视察员和工头，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法西斯党员。简而言之，他们正在重新建立1919-20年“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的革命传统。

巴多格里奥政府执政的45天以北方的罢工和南方的土地占用为特征。巴多格里奥眼睁睁地看着盟军加大对城市的轰炸力度，其主要目的是恐吓群众，削弱工人的动员。与此同时，希特勒大力增援他在半岛的军队，在7月至9月期间军队人数翻了一番。

巴多格里奥在这个阶段就可能被推翻。然而，在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坚持下，所有反法西斯政党，从自由党到意大利共产党（PCI）组成的联盟（即后来的民族解放委员会，CLN）拒绝采取这一立场。改革派政治家、该联盟的发起人伊万诺埃·博诺米（Ivanoe Bonomi）打算将对纳粹的武装抵抗推迟到盟军抵达半岛之后。与此同时，盟军正依靠黑手党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西西里重建国家机器。

工人领导层拒绝为斗争指明方向，这给了巴多格里奥足够的喘息空间来与盟军媾和。停战协定于1943年9月3日达成，但一直保密到8日。美国公布停战协定后，纳粹立即开始其夺取意大利控制权并解除意大利军队武装的行动。

第二天，国王、他的继承人巴多格里奥以及军事高层可耻地逃往东南海岸已被盟军控制的布林迪西。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从军队开始，如同阳光下的积雪般消融。

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统治阶级抛开了他们关于“保卫祖国”的所有空谈，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纳粹。在一些城市，高级军官拒绝将武器交给工人以和德军作战。在罗马，他们认为向纳粹投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纳粹于9月中旬释放了墨索里尼，并扶植他为傀儡政府的首脑：“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通常被称为“萨罗共和国”，以其建立地萨罗命名。在早期短暂的困惑之后，群众重新开始了斗争，这一次他们不仅要反抗纳粹占领，还要反抗其意大利同谋。

1943年9月27日至30日的“那不勒斯四日”（Quattro giornate di Napoli）是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一个鲜明例证。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武装人民，在没有盟军任何援助，也没有民族解放委员会（CLN）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自发起义，将这座城市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事实上，那不勒斯是欧洲第一个成功反抗纳粹法西斯的城市。它为欧洲受压迫的群众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萨勒诺转折

1943年秋，意大利被分成两部分——南部被盟军占领，北部被纳粹法西斯占领。阶级斗争日益高涨：北方罢工再起，南方农民和农业工人占领土地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实际上，反法西斯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密不可分，这一点已变得显而易见。然而，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提出的政治路线并不能满足群众的社会要求。

巴多格里奥政府在工人和农民中得不到任何支持。然而，早在9月10日，陶里亚蒂就在莫斯科宣称，如果巴多格里奥政府“公开且不犹豫地举起保卫意大利、抵御希特勒懦弱侵略的旗帜……人民就会支持它”⁴。

陶里亚蒂由此在政府中滋生了幻想，而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扼杀自下而上的革命高潮。

1944年1月12日晚些时候，仍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进一步阐述了意共支持意大利“民族团结”新政府的路线，他指出，需要的是：

“迅速、立即地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政府，并有所有反法西斯政党的参与。”⁵

根据共产国际前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陶里亚蒂与斯大林于3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后来，陶里亚蒂告诉季米特洛夫，斯大林指示他回国后加入巴多格里奥政府，并且不要要求国王立即退位。的确，为了支持这一立场，苏联在3月10日正式承认了巴多格里奥政府。

1944年3月底，陶里亚蒂抵达意大利，在一次解放区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他重申了这一立场。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萨勒诺转折”，萨勒诺是那不勒斯南部的一个小镇，这一立场正是在那里被公开的。

“人民阵线”

这一转折点不仅由共产党总书记提前宣布，而且完全符合斯大林主义组建“人民阵线”的政策，即与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以阻止法西斯主义。

1933年希特勒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粉碎，在莫斯科引发了恐慌，导致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

电影《那不勒斯的四天》（1962）剧照，描绘了1943年那不勒斯的四日战事。// 图片：公共领域

根据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立场，革命应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打败法西斯主义，确保资本主义民主。必须先完成这一阶段，才能提及工人阶级自身的社会主义诉求。据称，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界限的尝试都是不成熟的，也是致命的。只有到那时，才会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这与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辙，列宁对此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共产国际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这一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西班牙人民阵线就是明证。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以维护与“反法西斯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名，竭尽所能阻止群众的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佛朗哥在1939年获胜，进一步孤立了苏联，并使另一场世界大战无可避免。

理解这一灾难性政策的关键在于，此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已经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斗争，尽管它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建立的。相反，它被转化为莫斯科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外交手段的辅助工具。

转向“人民阵线”反映了斯大林的优先事项转向与“民主”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而这必然意味着遏制和镇压整个欧洲的革命。

苏联官僚机构也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其在国内的权力和特权。因此，它将境外任何真正的工人革命视为对其自身地位的致命威胁。这种发展本可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另一个参考点，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民主的典范，以对抗苏联盗用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名义的官僚专制政权。

这一背信弃义的政策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为了向其帝国主义盟友表达善意，斯大林于1943年5月15日解散了共产国际，甚至都没有召开代表大会。

1943年10月底，苏联、美国和英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除其他问题外，还讨论了意大利局势。他们批准了一项联合宣言，该宣言称，“意大利人民中一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部分”会参与意大利政府以实现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⁶。就这样，斯大林和陶里亚蒂之间商定的阶级合作路线付诸实践。

民主诉求

在当时意大利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巴多格里奥在南部实行军事独裁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忽视争取民主诉求的斗争？早在1930年，列昂·托洛茨基就在致三位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中，探讨了未来意大利革命的性质以及共产党人应如何应对这场革命。他解释说，如果被压迫群众领导的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推翻法西斯政权，资本家就会试图通过建立议会制国家来维护其阶级统治，同时试图以“民主革命”的名义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然而，统治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试图利用民主要求蒙蔽群众，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应该拒绝所有民主口号。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

“如果革命危机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都必然会提出民主口号来支持他们的经济诉求（例如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工会组织自由、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民主代表权）。这是否意味着共产党应该拒绝这些要求？恰恰相反。它必须赋予这些要求尽可能大胆和坚决的立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强加于人民群众。只有通过领导群众，为实现群众的一切过渡要求、需求和需要而进行一场全面的战斗，才能实现它。”⁷

在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关键文件之一《过渡纲领》中，托洛茨基对法西斯国家中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

“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斯国家爆发，将马上成为一股洪流，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会因为复活已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之类，而半途中止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四国际拒绝把民主口号当作动员反法西斯群众的一种手段。恰恰相反，这一类口号在某些时机是能够尽一种认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义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在我们看来只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底偶然的或插话式的口号，而并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无产阶级头上的一条民主的绞索。这个运动只要多少具有了群众性质，民主口号便立即与过渡的口号交结起来。我们可以预想，工厂委员会的出现，将在那些旧式的例行公事者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匆匆出来组织工会之前；苏维埃之普及于德国，将在一个新的制宪会议开催于威玛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全能主义与半全能主义国家将也不例外。”⁸

显然，意大利共产党人作为反抗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最坚定的战士的同时，需要保持与资产阶级完全的阶级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捍卫基本的民主诉求，例如废除君主制和召开制宪会议，并呼吁全面恢复民主自由，例如集会、示威、组织政党和工会的权利。在农村，他们应该争取真正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这些民主诉求本应与那些将工人权力问题置于首要位置并与运动实际阶段产生共鸣的诉求相结合，例如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工人对工厂的控制以及成立工人委员会作为斗争机构。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1943年到40年代末，一场由工厂委员会组成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土地占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因此，这样的纲领本可以在工人阶级与意大利社会其他被压迫阶层，特别是农民之间建立联盟，赢得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支持。

然而，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大利共产党却走上了“进步民主”的路线；一个据称可以满足被压迫群众的要求的人民阵线（即资产阶级）政权，而制宪会议（即资产阶级议会）则代表着“国家整体生活深刻而彻底革新的开端”。⁹

秉承这一政策，1944年4月22日，意共加入了第二届巴多格里奥政府，该政府由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当时称为PSIUP）、自由党、君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陶里亚蒂担任“副总理”。

这个政府果断采取行动，稳定了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包括重建资产阶级国家。它没有实施任何针对法西斯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军事高层官员也没有受到起诉，而以宪兵队为首的国家镇压机构则得到了加强。从成立之初，它就是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府。

游击运动开始

与资产阶级政府并行，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在停战后立即成立。该机构被任命领导包括地区和省级机构在内的游击队。

意大利共产党（PCI）在这里也沿用了人民阵线的模式。组成CLN的各政党——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PSIUP）、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其他三个小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拥有平等的代表权。这极大地提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力，而这些政党在游击队乃至整个社会中都只占极少数。其一致的决策机制为意大利共产党（PCI）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PSIUP）的领导人提供了借口，让他们可以放弃任何被资产阶级成员视为“过于大胆”的行动。

来自帕维亚的加里波第旅，1945 年 4 月 25 日。//图片来源：Archivio Privato Jonio Salerno

因此，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CLN）远非未来苏维埃的雏形；相反，它只是一种用来遏制游击群众的工具。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意大利共产党是如何扮演这种反革命角色的。

在法西斯统治下，意大利共产党凭借其地下机构，比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更加稳固地站稳了脚跟。墨索里尼倒台后，它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它的受欢迎程度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被视为与法西斯崛起斗争到底的政党，同时也被视为苏联的直接代表。

绝大多数的积极分子刚刚开始政治觉醒。据估计，1943年初，意大利共产党（PCI）约有6000名党员。1944年，该党迅速发展至50.1万人，1945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7万人。

这些工人和青年充满革命精神，但经验不足。

面对来自基层的批评和革命情绪，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有时会镇压那些表达异议的成员，指控他们“宗派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然而，领导层大多数时候都专注于在革命前景和任务方面欺骗基层。

孟什维克的“两阶段理论”就用在了这一目的上：今天的妥协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承诺明天将与资本家和法西斯分子“算账”。

与此同时，陶里亚蒂“两面派”的神话被大肆宣扬。意共领导层的任何机会主义行动或行为都被描绘成精明的伎俩。官方的温和路线是为了欺骗对手，而他们则声称，只要形势允许，党就会在这种掩护下准备夺取政权。

这种“两面派”并非针对统治阶级，而是针对工人和游击队员，其优势在于它不与群众的愿望正面冲突，从而避免了将群众对意共路线的怀疑转化为自觉的左翼反对派。

对意共路线的反对

除了党内的怀疑和批评之外，意共之外也有一些组织和运动反对陶里亚蒂的路线。

1926年意共被取缔，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许多在法西斯主义黑暗岁月中坚持反抗的积极分子，以及在同一时期转向共产主义的其他人，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以及布尔什维克老派被彻底消灭知之甚少。然而，当他们投身政治斗争时，许多人重新发现了该党创始人（如葛兰西和博尔迪加）的思想及其阶级不妥协性。

这一批人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认为其奉行阶级合作、接受君主制以及缺乏国际主义。许多人正确地将反纳粹法西斯斗争与改造社会的革命视角联系起来。

这些并不是不重要的小团体：总部位于罗马的以其报纸《红旗报》（Bandiera Rossa）更为人熟知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在秘密时期的规模与意大利共产党相仿，到1944年仍有5000名积极分子；都灵的“红星”（Stella Rossa）约有2000名成员。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左翼派，其创始人也是红色CGL工会（CGL Rossa）的主要领导人，在1944年夏天在南部地区拥有约10000名积极分子，其中约1000人在那不勒斯。

然而，左翼派的宗派主义路线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例如，它否认民主口号的有效性，这使其与广大群众隔绝，而这些群众正通过反法西斯斗争而觉醒，准备进行革命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PCI）左翼的其他组织则因缺乏对苏联性质的理解而受挫。对他们来说，斯大林是在执行列宁的政策；而陶里亚蒂和其他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则只是在背叛苏联的指示。

当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莫斯科完全一致被毫无疑问地揭露后，这些团体中很多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陶里亚蒂的权威与苏联和正在欧洲瓦解纳粹主义的红军强连接，因此在意大利工人和青年中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

根本问题在于，红旗党、红星党、左翼派等组织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可以替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自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积极分子人数稀少且孤立。

因此，斯大林主义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意大利劳工运动中的主导政治倾向。

1944年3月：总罢工

随着1943年3月的罢工，阻碍工人阶级前进的堤坝终于被冲垮，工人动荡自此持续不断。然而，在德国占领下的1943年秋季，为了支持帝国的战争事务，工厂恢复了生产，而这引发了斗争的新阶段。

经过数周的宣传和秘密会议，由意大利共产党（PCI）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PSIUP）支持的皮埃蒙特、伦巴第和利古里亚秘密宣传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举行总罢工。

1944年3月1日上午10点，即1943年罢工纪念日当天，米兰30万工人和都灵5万工人停工。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运输工人和印刷工人也加入了行动。罢工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其他城市。

这是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组织的最大规模罢工。据估计，约有50万至100万工人挺身而出，无视老板的闭锁和纳粹法西斯当局的威胁。

罢工的纲领具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主要口号是推翻纳粹法西斯主义。但群众也明白，战争和苦难的责任不仅在于法西斯主义，也在于资本家，是他们选择依靠纳粹的刺刀来维护工厂的社会和平。

在斗争中，工人们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诉求，甚至提出了工人控制的问题。例如，米兰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前几天分发的一份传单中包含以下诉求：

“全额支付生活费；暂停所有裁员，并将每周工作时间减至40小时以下；无论是否是工人，释放所有游击队员[...]；不得再将工人驱逐到德国。[...]让我们在车间成立罢工委员会！让我们建立工人自卫队，抵抗法西斯和纳粹的暴力！”¹⁰

军事占领下的总罢工不可避免地把起义和武装工人阶级的必要性提上议程。工人们决定罢工，并坚信游击运动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然而，爱国行动小组（活跃在城市中的游击组织）的干预极其有限。

由于缺乏实质性的武装支持，罢工者（除少数情况外）无法走上街头公开挑战占领当局。因此，工人们的士气逐渐低落，罢工于3月8日结束。

阶级斗争对游击战争

武装游击队未能支持罢工并非偶然。包括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在内的“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坚持认为，抵抗运动不应具有阶级性质，而应纯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44年，米兰郊外塞斯托圣乔瓦尼一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因此，冲突的中心将从城市转移到山区。这意味着干部和党内积极分子将转移到农村，或从工厂转移到军队。

在城市里，游击队的行动完全限于破坏活动和个人袭击。游击队必须完全隐蔽地行动，因而被孤立在罢工和示威的群众运动之外。

这种远离城市的举动并不总是受到一些最优秀的意大利共产党基层干部的欢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在都灵工作的阿图罗·哥伦比（Arturo Colombi）在1943年11月27日的报告中看出：

“我们的政治力量弱得可怜：缺乏中级干部，而且由于最优秀的同志都被从都灵调走，剩下的其他人被派去从事军事工作，（地方）领导层的力量被削弱了。我们只有少数几个人，其中既有完全不熟悉环境的，也有失踪多年的。我们中没有人领导过大规模罢工，也没有人编辑过报纸等等。你们不断煽动我们为军事工作付出一切，而今天我们意识到，我们本应该少付出一些，因为能够推动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总罢工等等的可能性，表明了在大中心进行群众政治动员对总体斗争的效果至关重要。”¹¹

在军事占领下，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必须提出的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来指导整体军事斗争？

需要的是要将工人斗争与在农村和山区活动的游击组织结合起来。鉴于工人阶级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将其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力量。

秘密的鼓动委员会应该转变为初步的工人委员会，工人阶级可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通过这些委员会领导罢工，组织武装工人队伍，接管生产管理。

建立此类工人民兵的潜力是巨大的。在罗马解放前的几周里，红旗党（Bandiera Rossa）呼吁在首都建立一支“红军”。超过4万名“来自各种共产主义倾向的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军官，响应了这一号召，组建了多达34个师。但意共对此感到恐惧，对红旗党领导人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物质压力，包括威胁切断盟军提供的补给。这最终迫使他们放弃了执行这一提议。

“民族解放”对阶级战争

1944年春为游击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动力。1944年3月罢工后的镇压，对游击队队伍的壮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镇压迫使许多工人加入游击队，以逃避被驱逐到德国。

同样，“Bando Graziani”——强制意大利青年加入北方重建的法西斯政权的新军队——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任何不响应法西斯号召参军的人都将面临死刑。在18万名被要求入伍的人中，只有几万人应征入伍。其余所有人都逃役了，其中的许多人逃走以加入第一批游击队。

因此，到1944年夏天，游击民兵的人数已发展到近10万。其社会构成以无产阶级为主，平均年龄非常年轻。武装起义即将爆发的想法非常流行。

共产党领导的“加里波第旅”人数最多，几乎占游击队总兵力的50%。向左翼激进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当时，意共领导层动用尽一切权力以遏制动员。陶里亚蒂在他的一项指示中明确建议：“永远记住，我们所希望的起义并非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式强加社会和政治变革，而是以民族解放和摧毁法西斯主义为目标。” ¹²（重点：本文作者）

然而，意共在遏制激进化方面举步维艰。正如历史学家克劳迪奥·帕沃内（Claudio Pavone）所写，红色元素广泛出现在“头巾、衬衫、星星、锤子和镰刀、握拳敬礼和歌曲等象征符号中”。

然而，加里波第旅瓦尔泰利纳指挥部对此并不满意，他们下令：

“立刻去掉红星。除了精美的三色帽徽外不得佩戴任何徽章。歌曲也同样如此，歌曲不得是党歌，只能有民族性质。”¹³

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产生了重要的实际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游击队未能解放罗马。1944年6月4日至5日，罗马实际上被盟军解放。它是意大利唯一一座未被游击队解放的大城市。

其动机显而易见。如果首都都被武装起来的青年和工人解放了，谁能阻止全国其他地区的民众起义呢？因此，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在盟军和梵蒂冈的建议下，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通过游击队解放“永恒之城”的计划。

然而，尽管最高领导层采取了和解路线，但自下而上的武装起义力量却日益高涨。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在1944年夏秋之间发出起义号召，那么数百万等着党发出信号的工人将与山区和乡村的十万游击队一起加入起义。

武装抵抗纳粹法西斯主义并非仅限于意大利。希腊、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都存在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与此同时，铁托的游击队于1944年10月20日解放了贝尔格莱德。这是解放整个南斯拉夫的第一步。

1945年4月29日，在米兰公开展示墨索里尼（左二）和其他被处决的法西斯分子的尸体。//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德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逃兵事件不胜枚举。然而，就在胜利在望之际，盟军却突然退却，切断了北方游击队的后路。

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向丘吉尔保证，意大利将继续留在西方势力范围内。因此，盟军不再需要尽快推进，以压制游击队的任何革命行动。他们确信自己的盟友斯大林会阻止这场运动，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为稳定资产阶级统治做准备。

盟军实际上把游击队抛弃给了纳粹。正是在1944年的秋季和初冬，纳粹法西斯发动了最猛烈的报复。其中包括在博洛尼亚亚平宁山脉的马尔扎博托（造成1830人死亡）和在托斯卡纳北部的圣安娜-迪-斯塔泽马（造成560人死亡）发生的屠杀。

与此同时，民族解放委员会（CLN）领导层于1944年12月签署了对帝国主义的全面投降书。该协议由盟军指挥部提出，帕耶塔（Pajetta）代表意大利共产党（PCI）签署，保证在必要时彻底解除游击队的武装。此外，根据该协议，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人将被排除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指挥权之外，由前法西斯将军卡多尔纳接任。

1945年4月25日：解放日

盟军试图在意大利全境复制解放罗马的战略，但来自基层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强大力量令其难以招架。

到1945年春，游击队已达24万人。冒着被群众革命热情淹没的风险，意大利共产党（PCI）试图将这股浪潮控制在预定的轨道上。因此，他们发出了起义号召。

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发出了一份包含命令的加密电报，这条命令后来变得非常著名：“阿尔多说26x1”（Aldo dice 26x1）。起义的“X点”原定为4月26日凌晨1点。但“实际上”，皮埃特罗·塞基亚（Pietro Secchi），加里波第旅最高指挥部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写道：“几乎所有地方的游击队都在预定时间之前就起义了。”¹⁴

由于陶里亚蒂希望赋予这场起义纯粹的“民族”性质，他不设想工人阶级会发挥决定性作用，游击队也仅仅会充当推进的盟军的辅助力量。

然而，工人群众发挥了核心作用。4月18日，都灵开始罢工。随后，在21日至23日之间，摩德纳、博洛尼亚、费拉拉、雷焦艾米利亚和拉斯佩齐亚也纷纷起义。热那亚在23日至26日之间解放，米兰在25日解放。

鉴于米兰是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的重要性，4月25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庆祝摆脱纳粹法西斯统治的象征性日子。

当晚，墨索里尼逃离米兰，向北离开意大利。他和其他50名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加入了一支德国空军纵队，向瑞士边境撤退。尽管后续事件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他们在27日被共产党游击队拦截，并于次日被处以死刑。

在皮埃蒙特地区，起义命令直到26日才发布。但其中心城市都灵，甚至在游击队到达之前就已被工人们解放。

历史学家圭多·夸扎（Guido Quazza）当时是小资产阶级反法西斯政党“行动党”（Partito d'Azione）的成员，他描述了1945年4月出现的双重政权局面：

“4月25日之前的10天里，群众在意大利北部掌握着真正的权力，当盟军还远在千里之外时，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有着大多数民众的热情支持，控制着工厂，并在许多地区掀起了农民运动的浪潮。”¹⁵

换句话说，尽管正式的权力掌握在军队、盟军或纳粹法西斯分子手中，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群众手中。

在盟军到来之前，北方的所有城镇都被游击队和劳动群众解放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从纳粹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只是第一步，紧接着是第二步：共产主义革命。人们热切地等待着夺取政权的号召。城市里的工人，以及农村里的农民和农业工人，都列出了一份需要处理的老板和地主名单。

博洛尼亚意共的一位成员概括了这种情绪：

“但我们想要摧毁私有财产，我们希望工作成为每个人的财产，每个人的权利。我们渴望建立一个没有被剥削者也没有剥削者的社会，而在我看来，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同样，一位雷贾纳的金属工人回忆道：

“当时我们一直在谈论建设一个以苏联为榜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坚信我们很快就会实现它，我们将塑造一个新人：忠诚、勤奋，能够建立一个既没有被剥削者也没有剥削者的世界……”¹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下一阶段”正是意大利共产党（PCI）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PSIUP）领导人所承诺的。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群众接受了“暂时的妥协”。正是为了这，无数游击队员——无论男女老少——为之献出了生命（抵抗运动官方数据显示，共有44700人死亡，22000人受伤）。

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于虚弱，无力镇压群众自身的革命高潮。因此，他们依赖1945年4月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CLN）政府”以及随后直至1947年的其他联合政府，以作为恢复秩序的必要过渡阶段，同时抹黑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这段喘息时间，围绕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DC）构建了一个“温和的替代方案”。

如在革命形势下这些人民阵线联盟中常见的情况一样，统治阶级的代表不愿公开露面。他们派出公认的工人阶级领袖为他们做肮脏的工作，同时在幕后操纵政治。

解放后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CLN）联合政府在群众眼中拥有巨大的威望。在最著名的游击队指挥官之一费鲁乔·帕里担任总理的情况下，许多人认为抵抗运动已经掌权。

确实，“左翼”在新政府中占据着最显赫的职位：帕里还兼任内政部长；社会主义党人南尼担任副总理，负责清除法西斯分子；而意共则有陶里亚蒂担任司法部长，古洛（Fausto Gullo）担任农业部长，斯科西马罗（Mauro Scoccimarro）担任财政部长。

民族解放委员会政府似乎处于真正令人羡慕的地位，可以发起彻底的变革。与此同时，工厂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土地被农民和农业工人占领。资产阶级正在全面撤退。

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无意发动革命。相反，他们表现得像面对野火的消防员一样。

4月25日之前，加里波第旅总指挥部感到有必要提醒他们的战士“不要对任何不支持纳粹的人实施征用”。但在1945年的意大利，要找到一个仍然自称法西斯主义者的资本家，简直是难上加难！

意大利共产党的“进步民主”口号是其“新党”路线的核心。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被压迫的群众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以改变力量对比，使其有利于工人的利益。这一路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该党政策的核心。

1945年4月18日都灵罢工。//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致命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对生产力的所有权必须保持不变。但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表明，两个统治阶级不可能同时共存。一个阶级永远会凌驾于另一个阶级之上，任何阶级都不可能在不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情况下实现统治。

资产阶级的目标完全实现了，在墨索里尼倒台、从纳粹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后，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建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可耻地将这一时期庆祝为从法西斯主义向“民主”的胜利过渡。这正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预言的“披着民主外衣的反革命”。然而，在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后，第四国际领导层却机械地坚持认为，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地不可能恢复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只有泰德·格兰特正确地分析了这一进程的性质。正如他当时所解释的那样：

“（资本家）找到了现成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组织，他们通过一种比以往更加堕落的人民阵线主义形式，将群众的革命高潮阻断在安全无害的阶级合作渠道中。因此，他们将镇压与虚幻的改革结合起来。他们粉碎了工人统治的胚胎，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同时宣称他们渴望‘代议制’政府和‘民主’自由。……诚然，在军政府建立后的短时间内，早期阶段的资本反革命将会呈现出‘民主’的形式。”¹⁸

被背叛的革命

由司法部长陶里亚蒂签署的针对法西斯分子的大赦令，让数千名法西斯分子逃脱了其罪行的惩罚。到1946年，国家机器重新回到了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所有来自抵抗运动的官员和警察局长都被撤职。

最可耻的是，意共下令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并将被占领的工厂交还给其“合法”所有者。

乔治·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曾于1948年起担任意大利共产党（PCI）议员，直至1980年去世，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右翼的核心人物。1962年，他解释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当时关键时刻的目标：

“在起义期间，老板们[……]放弃了他们的职位。工人、技术人员和白领工人聚集在各公司的民族解放委员会[CLNAs]周围，接管了工厂的管理。”

然而，他解释说，这“并非为了建立一个消灭所有者的阶级政权，而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管理符合国家共同体的利益。”

阿门多拉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说，目标是“让所有者重返工厂[……]，从而重新承担起责任”，并将他们的“隐藏资本重新投资于公司，并接受管理委员会的控制”。¹⁹

许多被放弃的工厂里涌现出“管理委员会”。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认为，这些委员会应该只发挥“咨询作用”，同时协助资本家回归。阿门多拉没有详细说明的是，这些老板一旦回来“承担责任”，就会迅速解雇那些在保护工厂免受纳粹撤退部队侵害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工人。

事实上，1946年初，意大利共产党批准了结束解雇暂缓的政策，同时通货膨胀却不断飙升。土地改革虽然成为了法律，却几乎没有得到实施。

在1946年6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恰逢是否保留君主制的全民公投），基督教民主党（DC）名列第一。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PSIUP）是米兰和都灵地区的主要左翼政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21%的选票。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共产党，获得19%的选票，位居第三。“左翼”势力在城市和北方势力强大，但也为其的政府合作路线付出了代价。

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成立，领导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这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时任总理、基督教民主党人阿尔契德·加斯贝利（De Gasperi）访问美国。华盛顿承诺将全力支持他，包括根据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计划提供财政援助，但条件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必须退出政府——他们也确实于5月被罢免。

同样的进程也席卷了整个欧洲。抵抗运动催生的联盟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下台而终结。自阶级斗争达到顶峰以来，他们为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耗尽。

1948年：最后一次机会

持久的革命时期终于在1948年画上了句号。左翼在4月18日的选举中惨败，共产党-社会主义党（PCI-PSIUP）的联合名单仅获得了31%的选票，而民主党（DC）则获得了48%的选票。

1943年都灵罢工工人蒙太奇照片。//图片：公共领域

尽管遭遇了挫折，但一个新的革命机遇却突然出现。7月14日上午，陶里亚蒂被一名反共狂热分子重伤。突然间，整个意大利陷入了停顿。几乎没有一个工人、农民或劳工没有加入抗议活动。

在都灵，所有工厂都被武装工人占领并巡逻。在热那亚，工人们占领了广场和街道，并设置了路障。他们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轻松获胜，而广播电台和报纸则被起义者占领。

在米兰，数十万工人涌入主教座堂广场。所有工厂都被占领。伦巴第大区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塞斯托-圣乔瓦尼落入了工人手中。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各地城市重演，包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在罗马，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与警察的冲突。

意大利共产党再次背叛了群众的革命意志。“不屈服于叛乱的假设”，党的领导层如此下令。

尽管如此，在随后三天的总罢工中，工人阶级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准备坚持到底。小资产阶级同情工人，而至少在最初两天里，资产阶级无能为力。警察不知所措。

唯一缺少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夺取政权的革命先锋队。但不幸的是，这正是在这段非常时期始终缺失的因素。

资产阶级从恐惧中恢复过来，重新抬头，发动了残酷的镇压，数千人被捕，数万人被解雇。

意大利工人运动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从这场历史性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直到1969年的“火热之秋”。

今天，在摆脱纳粹法西斯统治的80年后，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存在着爆炸性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正在为新的革命形势做准备。然而，这一次，那个曾几乎完全控制着劳动群众的强大的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仍然需要建立一个有革命纲领的共产党，它要汲取这场被背叛的革命的教训，并将其传授给青年和工人。如果在意大利建立了这样的政党，那么在下一个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将征服并彻底扫除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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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1] P Badoglio, Ital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g 15

[2] P Spriano, Storia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Vol. 4, Einaudi, 1973, pg 186, our translation

[3] T Grant, ‘The Italian revolution and the tasks of British workers’, 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 Vol. 5, No. 12, August 1943, pg 2-3

[4] P Togliatti, Da Radio Milano Libertà, Editori Riuniti, 1974, pg 113, our translation

[5] ibid., pg 124, our translation

[6] The Moscow Declarations, quoted in: US Congress St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d.),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reenwood Press, 1968, pg 12

[7] L Trotsky, ‘A Letter on the Italian Revolution’, New International, Vol. 10, No. 7, July 1944, pg 217-218

[8] L Trotsky,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Classics of Marxism, Vol. 1, Wellred Books, 2013, pg 214

[9] Quoted in Il comunismo italiano n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Editori riuniti, 1963, pg 107, our translation

[10] Quoted in Città e fabbrica nella Resistenza. Sesto San Giovanni 1943 – 1945. Documenti, Istituto Milanese per la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e del Movimento Operaio, 1995, pg 56, our translation

[11] P Spriano, Storia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Vol. 5, Einaudi, 1975, pg 227, our translation

[12] P Secchia,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Editori Riuniti, 1965, pg 509, our translation

[13] C Pavone, A Civil War: 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sistance, Verso, 2014, pg 472

[14] P Secchia,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Editori Riuniti, 1965, pg 1009, our translation

[15] G Quazza, Resistenza e storia d’Italia, Feltrinelli, 1976, pg 331, our translation

[16] C Pavone, A Civil War: 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sistance, Verso, 2014, pg 428

[17] T Grant, ‘The Changed Relationship of Forces in Europe and the Rol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March 1945)’, Ted Grant Writings, Vol. 2, Wellred Books, 2012, pg 176

[19] G Amendola, Lotta di classe e sviluppo economico, Editori Riuniti, 1962, pg 30-32, our translation and emphasis

[20] Quoted in S Vento, F Levi, P Rugafiori, Il Triangolo industriale tra ricostruzione e lotta di classe 1945-48, Feltrinelli, 1974, pg 131, our translation

[21] L Lanzardo, Classe operaia e partito comunista alla FIAT - 1945-49, Einaudi, 1971, pg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