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家庭虐待甚至是谋杀事件都如流行病一般在社会上肆虐着。资本主义是一种疾病,这性别歧视与压迫正是这疾病的又一个症状,要结束它带来的病痛,我们就必须为了革命而战。(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2年3月8日英国《社会主义呼唤报》网站上。译者:白狗)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被笼罩在暴力、性侵和时常发生的谋杀案阴云里。
在第一次疫情封锁期间,各媒体的新闻中总是充斥着家庭暴力的故事。据法国警方报告,在此期间,家庭暴力案件的数目增长了30%。而在西班牙,某条家庭暴力热线在封锁开始的前两周内收到了比本月前两周多出18%的电话。
2020年,墨西哥平均每天有十名妇女会被杀害。去年3月至10月间,英国发生了81起妇女谋杀案,平均每周有三名女性会被杀害,谋杀案的其中一起就是臭名远扬的“黑警奸杀案”,受害者埃弗拉德女士(Sarah Everard)因此惨死。
一个名为“Everybody’s Invited(谁来都欢迎)”的网站曝光了校园中男性学生对女性学生的侵害虐待现象,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2018年,“ShameOnYouWarwick(无耻的华威大学)”这一话题标签出现在了社交网络上,起因是一组包含了大量针对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女学生的强奸威胁的聊天记录的曝光。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该校男生在讨论新生周的“比赛”,即看谁能先和校园中内最多工人阶级的女生发生关系。
几年前,“我也是”(#MeToo)运动开始兴起,女性开始揭露富人的虐待行为,尤其是经常活动于媒体和娱乐圈的那批富人。接着,整个社会的统治阶层都被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美国亿万富翁)令人作呕的爆料所牵连。安德鲁王子被指控多次强奸一名17岁的少女,而与其二人均为好友的比尔·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也受了牵连。
无独有偶,特朗普吹嘘自己能“抓住女人的阴部”,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则表示,男人应该负责控制自己的妻子。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结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运动称,英国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名自16岁起就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暴力,这还是一个可能被严重低估了的数据。
生物学意义上的“解释”
抓不准病根就没法把病根治,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也是如此。许多人的脑中对这些事件的原因有着这样一种简单的认识,即认为男性就是天然地会比女性更加强大和暴力。
这也是而是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比方说,《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的作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认为,由于女性的生理构造,她们的社会地位通常不高,而男性从基因上讲是一种“性欲”的生物。
贝蒂·弗里德曼(Betty Friedman)与其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男性并非真正的敌人,他们是受过时的男性神秘感折磨的受害者,这种神秘感让他们在没有熊可杀的时候感到不必要的不足。”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来讲,就是男性总想打些什么,杀些什么,现在要是打不了熊,就轮到妇女。
如果不了解针对妇女的暴力存在的原因,就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图片来源:威尔瑞德出版社
这又与保守派名嘴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观点相同。举个例子,他认为强制一夫一妻制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只有一小部分男人会找到女人来“交配”,然后就会有更多的男性肆意施暴。他对本质的讨论指向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男人没有性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强奸、殴打和谋杀女性。
这一观点只是试图把现在的关系拟合进历史的其他部分,以尝试“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说这种压迫的关系来源于男女生理结构的矛盾,那它就一定存在于任意一个单一的社会上,只需简单的考究就能发现,过去并非今日的简单的劣化,它们在各方各面上都有着根本的不同。
我们有现成的反例,1989年的一项人类学研究发现,南部非洲的桑人是“世界上几乎没有家庭暴力的六个社会之一”。
那问题就来了,桑人的社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是一个部落社会,没有统治阶级,并且由于缺乏经济盈余,它还依旧基于平均主义存在。如果男人真的天生就会对女人进行暴力,那为什么桑人不用这种暴力呢?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中部的玛利亚野牛(Bison Horn Maria)部落。VICE杂志报道说,该部落没有性犯罪,性行为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则、法律或污名。婚前性行为受到鼓励,但针对妇女的强奸和暴力却是闻所未闻,这与印度其他地区女性面临的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桑人的部落一样,这也是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
在许多的前古典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父母孩童生活于女性氏族(即女性为主导的大家族)中,男方若想结婚,则必须取得女方母亲的同意,这也就意味着男方成天都会被女方的家庭成员包围着。
当然,这降低了女性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概率。总而言之,当时的生活状况就证明了性侵犯并非普遍存在的。
财产与所有制
既然这一现象并非生理结构差异所导致,那它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在古苏美尔,法律对通奸的惩罚比强奸更严厉。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一个性方面的第三者。例如,他假装是阿尔克墨涅的丈夫,从而导致了赫拉克勒斯的诞生。
强奸的苦果一般会落到家庭中的父亲或丈夫头上,有时还可以是是未被强奸的妇女。在美索不达米亚,对强奸的惩罚是强奸犯和被强奸妇女的丈夫之间进行易妻交易。这种形式下的受害者不是被强奸的妇女,而是“财产”遭到破坏的丈夫。
为什么在古希腊、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中,女人是男人的财产,而在更早的部落社会中却不是呢?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引用了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的著作,后者指出,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私有财产从一开始就聚集在男人手中,这是由于他们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
男性将私人财富世袭给孩子的需求一下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谁,因此,严格执行的一夫一妻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它的目的就是保证男人的妻子生的是他的孩子。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说:
“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性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性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男性的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和经济盈余,而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却没有产生这些东西。这意味着,在一个以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为基础的社会里,男人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
单词“family”的词源是“famulus”,“famulus”的含义则是“家奴”。女性一下子又成了男性所有的家奴了。
统治思想的出现反映并强化了女性在物质层面上的从属地位。基督教的创世神话就是一个典例,在这个神话中,夏娃仅仅是亚当肋骨的产物,对人类所有的苦难和罪恶负有责任。
警察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生产关系的影响。例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婚内强奸在英国才成为一种犯罪。“身为人妻是不可能被丈夫强奸”这种观念反映了妻子是丈夫财产的理念。
在2018年英国的一项研究中,接受调查的4000人中有24%表示,如果这一行为发生于长期关系中,未经双方同意的性行为不是强奸,这些统计数据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
与警察的种族主义不同,他们的厌女行径直到最近才被广泛理解。萨拉·埃弗拉德被谋杀是一个反映地方性恶劣问题的例子。自2009年以来,英国已有15名警察谋杀了女性。
捍卫资本主义的武装部队,垄断了暴力,实际上可以不受惩罚地施暴。//图片来源:社会主义呼唤报
间谍警察也有在伪装时与女性发生关系。例如,马克·肯尼迪(Mark Kennedy)在担任特警期间曾因与一名政治活动家的关系而上过新闻。这不仅是一个恶果这么简单,他的上级在意识到这一情况后,给出的行为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他还很可能鼓励这种做法,且将其视做一种更有效的间谍手段。
女警官苏·菲什(Sue Fish)说,在她20多岁的时候,一名高级警官把她留在了车里,他进入一所房子,与他在执勤时遇到的一名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很显然,他是在对一个弱势的女人滥用职权。女警透露到,工作时间做爱被视为“工作的额外福利”。2016年至2021年期间,有750起针对警方的不当性行为指控。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警察作为一种武装力量,保护着资本主义,又垄断着暴力,因而可以有效地免受暴力行为后的惩罚。警察被鼓励对“贱民们”采取轻蔑的态度,他们所经受的训练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是为了以暴力镇压我们。
性别压迫的阶级本性
统治阶级对待妇女,尤其是工人阶级妇女的态度是最恶劣的。“强奸文化”在私立学校里流传的最广,一名来自伦敦精英私立男校圣保罗的学生,就学校的情况发表了一份可怕的报告:
“圣保罗男校完全建立在纯粹的男权之上,它希望男孩们通过强奸和侵犯来展示他们的性能力,罪行在这里成了‘完全正确’的。我还记得他们在橄榄球比赛中演唱的那首古老的‘主题歌’,其中的歌词是:‘我到死都是圣保罗人……她睡时我操她,她死时我操她,如果她有翅膀,她在天上飞时我也操她’(I’m St. Paul’s till I die... fuck her sleeping, fuck her dying, if she had wings I’d fuck her flying)”
这所学校招收的都是七岁的男孩。他们会在橄榄球比赛中听到这样的歌声,他们是从大一点的学生们学来的,崇拜者学长的学弟们,也同时崇拜着这些龌蹉的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2018年的“董事长俱乐部”慈善晚宴,所有的女性服务员都要求穿上“暴露的黑色套装、配套的内衣和高跟鞋”,以便为全是男性的精英宾客服务。这些女性还被要求与来宾牵手,还要被拉到膝盖上,并被迫忍受富有的来宾掀起她们的裙子。
“我也是 (#MeToo) ”运动的兴起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富有的男性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对女性实施性暴力。
工人阶级的男人是在同一个社会里出生、念书然后成长的。它们也不能免受其压力的影响。他们还被灌输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女性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独立,他们还将会失去本就不高的地位。
唯一从中受益的是统治阶级,他们以此离间半数的的工人阶级,说他们受益于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压迫;他们还警告到,如果两性关系发生革命,男性将失去这一所谓的“好处”。
但是,男性工人能够压迫和虐待工人阶级的女性是没有好处的,这种男女工人的划分只会使整个工人阶级服从于统治阶级,并受其压迫。
再举个例子,女性获得的较低工资并不意味着男性员工就享有特权。相反,这种分化只会给所有工人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如今大多数家庭需要两份收入才能维持生存。
解方何在
列宁说:“是的,我们憎恨这一切,并且将扬弃掉一切折磨和压迫妇女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扬弃这些恐怖呢?
在莎拉·埃弗拉德和萨比娜·内莎(Sabina Nessa)被杀后,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暴力的各种构想不断涌现。工党党魁斯塔默承诺在街上部署更多的警察作为解决办法,但转念一想,警方正是这些暴力案件的共犯,让更多的警察上街这又能对这起到什么正面的效果呢?
列宁说:“是的,我们憎恨这一切,并且将扬弃掉一切折磨和压迫妇女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扬弃这些恐怖呢?//图片来源:英国《社会主义呼唤报》
英国首相鲍里斯提议增加女警员的数量,但这也无济于事,性虐待只不过是是映照垄断暴力的机构的一面镜子,而这机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制工人阶级。
别忘了,作为伦敦警察局局长的克瑞西达·迪克(Cressida Dick)对暴力对待纪念萨拉·埃弗拉德的守夜活动是负有直接责任的。
在墨西哥,女性是占了国会的一半以上,但杀害女性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却仍是普遍存在。让一小部分精英女性进入资产阶级机构的高层,对广大普通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说政府应该“把厌女症变成仇恨犯罪”,这话说得好像仇恨犯罪不是每天都发生似的,好像把强奸和针对女性的暴力当做犯罪好好写进法律就能落实下来似的。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恶化,世界女性的处境也在恶化,她们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众所周知,经济紧缩对妇女的打击是最大的。她们更依赖社会服务以谋生,所以这些服务的取消极大地限制了她们有孩子时的发展空间,并使得她们更加依赖男性。
因此,由于缺乏资金、资源和专业帮助,更多的人不得不留在受虐的关系中。许多单身母亲为了养活孩子而被迫卖淫。
2018年,在澳大利亚,有一半的女性申请家庭庇护所的房间被拒绝,自那以后,情况只会变得更糟。2012年,英国每天有275到300名妇女因为缺少床位而被第一收容所拒之门外。
革命
缺乏资源从来不是一个次要问题。在全体人类摆脱贫困和收入不稳定之前,女性永远不会真正获得自由。
以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后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夺权后立即将离婚合法化,让任何女人都能轻松廉价地离婚。这看起来是可能微不足道,但有权离开虐待你的伴侣而不必承担罚款却是走向解放真正的一大步。
革命将堕胎合法化,而妇女群众也可以巡视工作场所,检查女性劳工的工作环境,尤其是男性工人对她们的待遇。
这些政策上的改革确确实实地是给了妇女飞跃式的安全保障了,但我们还需要注意到,针对妇女的暴力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并没有被完全的消失,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考究其历史的背景,布尔什维克是在贫困、战乱和极度不平等的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的新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须品的斗争时,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堕胎的合法权利是一回事,为实现这一权利而实际存在的高质量保健服务则是另一回事。女性有权离开受虐待的伴侣是进步的,但如果这样的女性能够居住的社会里住房却严重短缺,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苏联人过去想建的社会化洗衣店和食堂,只有建造得好,质量好,才能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初期,贫穷的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
即使物质条件确实允许提供这种服务,歧视妇女的态度也不会立即消失。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由物质基础产生,但是,即使产生它们的环境已经消失,它们仍能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们的消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更何况厌恶女性的思想在我们的社会中早就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和革命浪潮是可以迅速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和价值观的,工人阶级男女都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斗争,这最能消除偏见。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结束对妇女压迫的一个充分条件:一方面因为它是结束阶级社会、贫困和公共服务匮乏的基础,而且革命的过程本身就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改变意识。
今时今日,伦敦有了足以安置英国寒士们的广厦了,世界上也有了足够养活100亿人的粮食了,我们也该有经济手段解放妇女了,但这些手段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且他们对此毫无兴趣。
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从资本主义阶级的户口中夺取生产控制权,把它交给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利益正是把人类从贫穷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平等、经济不稳和异化,然后,男女之间紧张关系的基础也会随之消失。
在社会主义的这些条件下,我们将看到真正基于爱和选择而非经济胁迫的男女关系开花结果。
这些是我们的诉求与目标:
- 儿童保育和托儿所全部免费化。
- 为所有人提供全额资助的妇女庇护所和住房。
- 所有人的真正生活工资,没有歧视。同工同酬。
- 减少每周的工时,但不损失工资,以保证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
- 一个资金充足,公有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心理健康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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