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不乏关于英国工人斗争的叙事史。然而，罗布·苏沃尔的作品却与众不同。这本书特别为了那些寻求摆脱资本主义体制弊端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而写的这个体制使世界陷入了战争、贫穷和痛苦的泥潭。英国工会的这段历史经验在当下尤为重要。阶级斗争的春风在长期停滞不前之后已经再度吹起。

罗布·苏沃尔的书正是为了这些新萌芽的力量而写的。

英国劳工运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百多年前，英国工运的先驱们面对着最可怕的暴力和镇压，成立了非法的革命工会。

在十九世纪内，他们建立了受压迫的非技术工人的工会——也就是工人领袖奥康纳（Fergus O’Connor）所说的那些“胼手胝足”的工人。最后，他们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工党，打破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垄断。在俄国革命后的暴风骤雨中，他们进行了迅猛的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

英国工会运动的成就也没有随着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止。战后的经济复苏期起到了强化工人阶级的作用，抚平了战间时期的伤疤。1970年代初的工潮把希思（Edward Heath）的反工会法变成一纸空文后，并把保守党政府赶下台。后来，矿工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先锋，在1984-85年对撒切尔主义的主宰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史诗般的斗争。如果不是右翼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抛弃了他们，使他们孤立无援，他们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本书包含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当今工人战士的必备读物。前言由全国新闻工作者联盟总书记、英国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总委员会成员杰瑞米·迪尔（Jeremy Dear）以个人身份撰写。

目录

• 前言
• 作者序

1. 生育之痛
   阶级之间的鸿沟
   童工
2. 走进资本主义的深渊
   反工会恐怖
   无名英雄
   彼得卢屠杀
3. 战斗学校
   “斯温队长”
   全国大团结工会
4. 打破枷锁
   纽波特起义
   “炉塞阴谋”
   衰亡
5. “浮夸的行会”
   新型工会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在英国的影响
   工会联盟
   恶性循环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从火苗开始
   新工会运动受到攻击
7. “第一个重大步骤”
   群众运动
   阶级独立代表
   突破
   维克多·格雷森
8. 大动荡
   罢工扩散
   “基层主义”
9. 战争与革命
   被扼杀的声音
   革命目标
   鼓舞的效果
   大选
10. 处于革命的边缘
    三联盟
    群众对苏维埃的支持
11. “黑色星期五”
    列宁谈英国
    老板们的进攻
    政治战线
12. “刺刀砍不了煤”
    少数派运动
    皇家委员会
13. “震惊世界的九天”
    几乎没有轮子转动
    势不可挡的浪潮
    站稳了！
    背叛
    下次再来
14. “永不再来”
    煤炭危机报告
15.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美国工运的爆发
    1931年的后果
    人民阵线主义
    猎巫行动
16. “战争中的工党”
    组成部分
    1941年6月
17. 战后的幻梦
    循序渐进的策略
    国债
    冷战
    寒蝉效应
18. 一如往常的“务实”工会主义
    蓝色工会
    电工工会的审判
    工党宪章第四条款
19. 取代纷争
    工资限制
    经济困难
    取代纷争
    不满情绪增加
    皮尔金顿
20. “关闭大门！”
    紧急状态
    1972年矿工罢工
    绍尔里大门
21. 通往潘顿维尔的道路
    潘顿维尔五人组
    什鲁斯伯里审判
22. 转折点
    阿尔斯特工人委员会
    准军事解决方案
    工资限制
    不满的冬天
23. 准备阶级战争
    过早的对峙
    弹性雇用
    福克兰群岛战争
    沃灵顿争端
24. “内部的敌人”
    诺丁汉
    罢工投票
    奥格里乌
    码头罢工
    宣传攻势
    行动而非言语
25. 失败的后果
    挫败
    1987年大选
    撒切尔被赶下台
26. “无知就是力量”
    “反革命”
    罗孚
    “新现实主义”的后果
27. 布莱尔主义与工会
    普遍低潮
    “项目”
    联合政府
    巨大争议
28. 阶级分化加剧
    私有化灾难
    双言巧语
29. 战斗精神又回来了！
    政治钟摆
    杰克逊的失败
    总理事会
30. 工会该不该脱离工党？
    被抛弃的凯恩斯主义
    全国一致内阁
    理所当然的愤怒
    问责制
    群众组织
    化言语为行动
31. 工会的未来
    “伙伴关系”
    转型
    爆炸性局势
32. 新社会观

前言

杰瑞米·迪尔（Jeremy Dear）

在媒体谈论战斗性的工会运动重生之际，出版这部重要著作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工会代表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解决个人问题——从工资问题到歧视案件，从裁员到不公平解雇以及健康和安全问题。

管理不善、投资不足、技术老化、缺乏培训和技能开发都是造成工作场所中问题的原因。

然而，研究我们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坏老板或个别行业或工作场所的性质，而是要求不断提高利润水平的经济制度本身。额外的利润可以通过增加销售量或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由于市场是有限的，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国家试图在尽可能低的生产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因此，工资被压低，工厂被关闭，工作岗位流失，整个行业萎缩，最终生产被国际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来剥削。

我所在的行业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越来越多贪婪的公司在追求更多的利润。每周的工时增加了，报纸版面扩大了，要制作的广播节目更多了，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数却减少了。与许多其他职业相比，工资有所下降，媒体的所有权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工会本身也受到了攻击。在撒切尔时期，当几十项反工会的立法出台后，报社雇主尤其开始撕毁协议，取消工会的谈判权。结果，临时工席卷了整个行业，条款和条件受到影响。今天，伦敦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合格记者，在年薪14000英镑的公司里，每年都有数百万英镑的利润。20年前，从事同样工作的人收入都比现在更高。

并不是我所在的行业才发生这种现象。在制造业、服务业、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中，都存在着让每个工人完成更多工作，从而获得更多利润的动力。加速、新的生产方法，以及经常是纯粹的威逼利诱，都是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个工会都报告了创纪录的工作压力水平，这绝非偶然。

对于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来说，有个障碍仍然持续存在——工会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在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来增加利润的过程中，工会组织本身不得不受到攻击。工会被认为是企业的负担。

这就是为什么撒切尔引入了新的反工会法——破坏工会能够代表其成员的有效性。

尽管我们的社会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富裕，但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在越来越少的手中。

由于对工会运动的冲击——以及工会领导层未能作出反应——许多工会的会员人数减少，影响力下降。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集体行动的观念和对工会作为为工人利益而建立的组织的信念在重新抬头。

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反映在许多方面——更多的工业行动、更多的工会权利斗争、接连不断的左翼工会领导人的当选，以及在政治方面，1997年工党政府的胜选执政。

工会希望这将标志着工作生活的改变。虽然有一些工会取得收益，但工作场所内的基本权力平衡并没有改变。工党政府持续受制于大企业的利益。劳动人民对保守党继续推行私有化、公共服务、薪酬政策，特别是工党未能取消反工会的法律，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

这本及时的著作开始确定我们每天面临的问题的基本过程。它揭露了催生工会运动的经济体制，以及塑造英国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关键事件。它概括了英国工会运动的发展历史，从它的诞生到托尔普德（Tolpuddle）烈士、新工会运动、宪章运动，再到破产的合伙制政策和今天的斗争。

它不把事件看成是由伟大的个人所形成的孤立事件，而是看成是日益加剧的剥削过程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从解决眼前问题的斗争到今天工会所面临的任务的途径。

激进的工会运动的重生——反映在一系列新的、被媒体蔑视为“怪胎”的更激进的总书记的胜选上。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工人得出结论，他们需要寻求其他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条件。但最近的事件也表明了更多的事实。工业界和越来越多的政治战线上的事态发展表明，工人们正在得出更深刻的结论，对社会做出更广泛的质疑。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仅仅在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甚至仅仅在一个国家同减薪或裁员作斗争是不够的。为了确保持久的变革，他们必须赢得政治变革。为了赢得政治变革，他们必须有政治发言权。

英国的工会组成了工党，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今天的工党政府没有为选举他们的人民说话。工会现在开始要求更多的金钱和支持作为回报，并组织起来重新要求工党采取促进劳工事业的政策。

如果我们要避免过去的错误，就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用必要的政策和方案来武装自己，以便在工业和政治方面实现变革。如果不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的问题来自于一个把股东的需要置于工人的需要之上，把追求利润置于满足需要之上的经济制度的存在，那么我们的运动就注定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罗布·苏沃尔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工会运动史，更是一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英国工人斗争史。它是一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分析英国劳动人民斗争的历史。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反对剥削的斗争，以及最终将工会和劳工运动转变为能够改变社会的战斗力量的斗争。

对于今天所有积极参与工运的人来说，它是我们争取更美好世界的重要武器。

作者序

爱尔兰伟大的工会领袖、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写道：“如果历史像它应该的那样，是它自称要处理的时代的准确的文学反映，历史的篇幅将几乎完全充斥着对构成人类广大群众的劳动人民的错误和斗争的叙述，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这样做。“[1]但是，每当工人阶级“敢于甩掉政治或社会奴役的枷锁”时，标准的史书就会以蔑视、嘲笑、仇恨和歪曲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

笔者撰写这部英国工会运动史的目的不仅仅是背诵施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错误，歌颂诗人雪莱（Percey Shelley）所谓的“不成文的故事英雄”，也不仅仅是描述他们的英勇斗争。本书试图萃取那些帮助塑造工运的历史经验，并为现在的工运结出教训。我并不以虚假的公正性自居，这种东西在历史写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阶级斗争史。这是一本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不相容的命题出发，在阶级之间的战争中坚定站在工人阶级这边的书。

但是，在斗争中选择阵营，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历史采取不科学或主观的态度。任何一个有志于为社会主义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而奋斗的人，也应该有志于得出对历史的最科学、最客观的认识，以便当代人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将其应用于工人阶级现在和将来的斗争。

这本书特别为了那些寻求摆脱资本主义体制弊端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而写的这个体制使世界陷入了战争、贫穷和痛苦的泥潭。英国工会的这段历史经验在当下尤为重要。阶级斗争的春风在长期停滞不前之后已经再度吹起。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工业战斗不断增强，预示着形势的根本变化。在英国，工会中出现了发酵，其特点是一个又一个工会急剧向左转。工会和工运中出现了新的力量，开始挑战老右翼领导层的沉闷。

这本书正是为了这些新萌芽的力量而写的。我们希望这本书能让新一代牢牢掌握我们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长期以来被掩埋在谎言和欺骗之下。我们必须研究我们的过去，为未来做准备。严峻的战斗就在前方。在阶级斗争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战术和战略是必要的。为了找出最可能发生的事件，并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研究过去。

全世界最古老的工运

英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百多年前，运动的先驱们面对最可怕的暴力和镇压，成立了非法的革命工会。但他们后来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党——宪章派协会(Chartist Association)。此后，他们参与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即卡尔·马克思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在十九世纪内，他们建立了受压迫的非技术工人的工会——也就是工人领袖奥康纳（费格斯·奥康纳）所说的那些“胼手胝足”的工人。最后，他们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工党，打破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垄断。在俄国革命后的暴风骤雨中，他们进行了迅猛的阶级斗争，最终导致了1926年的总罢工。

英国工会运动的成就也没有随着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止。战后的经济复苏期起到了强化工人阶级的作用，抚平了战间时期的伤疤。1970年代初的工潮把希思（Edward Heath）的反工会法变成一纸空文后，并把保守党政府赶下台。那些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劳资关系法》的示威游行——这是自宪章运动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抗议活动。后来，矿工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先锋，在1984-85年对撒切尔主义的主宰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史诗般的斗争。如果不是右翼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抛弃了他们，使他们孤立无援，他们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但矿工罢工虽然失败了，但这场有时带有半起义特征的罢工，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存在的巨大潜力。仅仅是这次罢工的教训，就需要用一整本书来论述。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有时需要反革命的一记鞭打来推动它采取行动。例如，1921年3月“黑色星期五”到1926年总罢工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工人防御性的后卫战，具有极强的战斗性甚至革命性。另一方面，1984-5年的失败，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工会领导人的可耻作用影响深远。矿工的失败，以及后来1980年代末码头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失败，给工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人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从这些挫折中恢复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后来斗争的低潮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就像苏联的崩溃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一样。工人阶级需要喘口气，消化过去的教训，然后才会再次被资本主义的危机所逼迫而进行斗争。但现在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英国和国际上的工业战线已经出现了好转。工会的队伍也在重新觉醒，预示着向左翼的急剧移动。

即使是英国工人历史的这个粗略的轮廓，也表明了英国工人在过去200年中所经历的极其丰富和多样的经历。在这里，我们有各种可以想象的斗争形式：从反对1799年皮特政府（William Pitt）的《组合法令》（Combination Acts）的地下斗争，到从威廉·本鲍（William Benbow）提出的“全国大假日”开始的罢工和总罢工，再到宪章运动的大规模联署书，为民主要求（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甚至武装起义（纽波特起义）。

遗憾的是，这些过去的教训，有许多是新的一代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只是以不完整和不足够的形式知道的。本书的第一个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这些事实。第二个目的是试图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两个传统

托洛茨基曾评论：“英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古老的，最具有传统的，在思想方法上，最具有经验主义性质。它胸中怀有两个灵魂，并以两张面孔面对历史事件"。[2]一方面，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具有明显的革命传统。但与此并列的还有另一种倾向。这就是保守的，“体面”的传统，统治阶级试图通过这种传统向工人阶级灌输一种服从和顺从其统治者的奴性精神。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而且在某一层工人阶级中也取得了成功。这反映了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它允许统治阶级通过给予技术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以优惠和特权来发展“工人贵族”。这就是产生了手工业工会运动的狭隘、自私、谨慎的观点。恩格斯于1889年12月7日在伦敦写道：“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

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不同的传统，反映了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与有着自发起义传统的南欧工人相比，英国工人一般来说往往行动较慢。但他们一旦行动起来，就势不可挡。这引起了恩格斯如此的评论：“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再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托洛茨基在英国1926年总罢工前一年的写的《英国向何处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一书中，认识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这本极富现实意义和现代感的书，是每个有思想的工人的必读之作。托洛茨基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演变和特殊传统，同时也揭露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领袖的浅薄观点，与今天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右翼工党和工会领袖的观点惊人地相似。

工运的右翼代表了英国工人传统中最消极的一切——一切奴性、懦弱和无知的东西。他们不断破坏资本主义下的进步斗争，更不用说改变社会的斗争了。布莱尔政府在右翼工会领导人的热情支持下，正在执行一项反改革政策，这对任何保守党政府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

英国首相布莱尔自豪地吹嘘说，英国的经济管制最少，公司税最低，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作场所最灵活（即最缺少工作稳定岗位和工作压力最高）的国家。然而此时此刻，英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却比欧美国家的工人更长，他们的假期更少，他们在工作中的权利最少，压力水平和工作不稳定已经到了顶点。据估计，仅因压力造成的健康状况不佳，每年就会损失670万个工作日。四分之一的英国工人经常或偶尔上夜班，是欧洲最高的。三分之二的英国制造业工人从事轮班工作——这是另一个欧洲纪录。只有英国和意大利没有法定带薪假期。尽管有两届工党政府，但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更糟。

战前，乔·库宾（Joe Cubbin）开始在利物浦码头做临时工。“1936年，我18岁开始在码头工作，是一名码头临时工。我上午和下午都要去站台上工作。船可能要开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但我还是得每天去应聘两次，如果老板想给他的一个刚开完船的‘蓝眼睛’打工，我就会被辞退。没有连续性。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被当成了狗屎。"[3]

今天，自废除《码头劳工计划》（Dock Labour Scheme）以来，英国85%以上的港口都以某种形式雇用临时工。1995年利物浦约500名码头工人被辞退，凸显了这种回溯到60多年前的残酷条件。为了提高利润和削减劳动力成本，老板们摆脱了长期工作岗位，雇用了临时工，回到了“过去的好日子”。

即使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一百多年前赢得的民主权利也被侵蚀或废除了。保守党的反工会法内的主要条款被布莱尔可耻地保留，对罢工权施加了许多限制，以至于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工人们继续因为他们的活动而受到系统性的伤害并被列入黑名单。那些敢于斗争的激进工会领导人和普通工人受到法律行动的威胁，并被诬蔑为“内部敌人”（借用撒切尔夫人的臭名昭著的说法）或“破坏者”（借布莱尔之言）。

十九世纪初，工会被宣布为非法。政府的间谍和特务挑拨者试图渗透和背叛工人运动。两百年后的今天，英国工会仍然受到严格的反工会法律的制约。政府间谍和特工——以军情五处（MI5）的形式——在右翼工会领导人的帮助和怂恿下，继续阴谋破坏我们组织内部的“颠覆性”抗争派。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除非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工人运动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和不完整的。工人阶级为改善其在资本主义下的命运而进行的斗争，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所描述的西西弗斯的苦劳一样，他被判处永远地将一块沉重的巨石推上山，结果却看到它又滚回来。

改变社会的需要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组织。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是旧社会中未来社会的雏形。它们是旧社会中未来社会的胚胎。当然，由于工人组织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们要承受外来的阶级压力。这些压力重重地压在上层人士身上，往往会导致他们的堕落。我们谈及的不是一个理想的范畴，而是阶级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不运动的时期，所发生的歪曲，会使人产生一种工会不能改变的感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与整个运动的历史经验相矛盾的。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行动起来，用恩格斯的话说，把自己的组织改造成团结、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机关和学校。

英国工会的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相反，它是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展开的，在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上发生了各种矛盾的变化。它的特点一直是两种传统和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一种是革命的，反映了工人阶级改变社会那无意识的意志，另一种是顺从的，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上层的压力，然后试图阻止改变社会的运动，而像羔羊一样把它引向“安全”的渠道。

在“正常”时期，工人的意识受到传统和死气沉沉的常规的影响。在这种时期，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专业人员”——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家、国会议员、市议员和工会领导人的领导。但在一些危机和动荡时期，工人阶级会从旧有的冷漠中摆脱出来，开始采取行动，要求解决问题，提出质疑。作为贴近阶级的工会，很早就反映了这种情绪的变化。目前我们在英国就看到了这个过程。而工会今天发生的事情，明天就会在工党中表现出来。

劳工界的无名先驱们受到了一个愿景的启发。他们相信，工会和劳工运动将成为社会解放的有力武器。这种革命的愿望曾经并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体现在工会规则和章程中。我们应该列举几个例子：

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ASLEF）宣布的创会目标之一是“协助推动劳工运动普遍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RMT）的规则手册同样承诺"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取代资本主义体制而努力"。消防队工会（FBU）的章程中写道"为此目的，消防员工会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并将自己与国际工会和劳工运动联系起来，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作为其最终目标。"

旧的天然气工人工会（现为英国总工会）的规则导言中包含以下内容：

“...所有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任何一名劳工的错误待遇都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错误待遇，劳工阶级军队任何一部分的胜利或失败都是整个劳工军队的得失，劳工军队通过它的组织和联合，正稳步地、不可抗拒地走向它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这种解放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本身的艰苦和团结的努力才能实现。

工人们团结起来！”

这一节在1947年被右翼官僚从规则手册中删除，理由是这一节已经过时了，和他们后来在谈到体现工党社会主义目标的第四条款时所说的一样。其实，过时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把运动从一个失败引向另一个失败的腐朽的阶级合作旧路线。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和工党支持者正在掌握这一事实。他们拒绝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和“新工党”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既不新，也不现实，而是反映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倾向——右翼领导人屈服于大企业的压力，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为重振工运而战

托洛茨基在《英国向何处去？》中解释说，当英国工人在政治战线上感到失望时，他们往往会摇摆到工业战线上，反之亦然。这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英国存在一个以工联为形式的统一的工会组织，和一个单一的政治工人政党——工党，工人阶级的工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一直存在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是一条脐带。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工人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创造了工会，而在英国则是独一无二的，工会创造了工党作为他们的政治声音。这一事实对过去100年的政治和工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仍然如此。

最近，为了对布莱尔政府的不可容忍政策作出反应，一些工会出现了要求脱离工党的倾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脱离工党——此举只会帮助布莱尔和右翼——而是相反，让工会加入工党，清除工党中的右翼仕途主义者，以致力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男女战将取代。

右翼的名誉扫地政策现在正受到挑战，并在所有路线上被击败。工人阶级正在为把工会转变为改变社会的真正工具而奋斗，他们开始重新要求工党。在我们面前开辟的时期，他们将恢复第四条款的社会主义传统。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千百万男女将明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性，这是实现体面生活和繁荣未来的唯一途径。

列宁曾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他更观察到：“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逐渐成为社会党人...”这些都是大智之言。无论如何，工人阶级还是有一种改变社会的深层本能愿望，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它产生于生活和集体、社会生产的条件。无产阶级集体的、民主的斗争方法反映了这一现实：群众会议、罢工、纠察线、群众示威和总罢工。

通过集体斗争的经验，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改变社会的必要性。它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产生了一种认识。人们可以从每一次罢工中看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以这一事实为基础，并努力发展这一趋势，使之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会中的作用是使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无意识的意志得到意识。

工人阶级在其队伍中具有巨大的力量和复原力。即使在遭受可怕的惨败时，它也能恢复过来，重新振作起来。它就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安泰，每当他被推倒在地时，他都能从他的母亲大地中汲取力量。无论在它的道路上有什么障碍，生活的客观条件都迫使它不断地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斗争。那些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的人，显然与21世纪头十年英国的现实脱节。

雇主的攻势——名副其实的厂内反革命——已经持续了大约二十年，没有遭到自诩为“新现实主义"的工会领导人的严重反对。新千年之初的工作状况，被比作工会刚出现时的黑暗日子。“...对上一次工作场所劳资关系调查的分析得出结论，今天的条件与上个世纪导致工会运动发展的条件相似。"工会联盟前总书记约翰·蒙克斯（John Monk）说。[4]在许多方面，英国的变化何其渺小。

但现在它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反应。在经历了多年的私有化、临时合同、外包、脱产、多技能、兼职工作、“零小时”合同、临时工和其他形式的精简生产和劳动灵活性之后，工人们大声而明确地说：够了！英国工会中一连串左翼总书记和官员的当选，表明了工会成员和工人阶级内部根深蒂固的沮丧和愤怒。

牛顿早就解释过，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相等和相反的反应。机械学中的真理在政治中也是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钟摆远远地向右摆动。现在它又摆回了左边。也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延迟，但右翼统治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导致布莱尔主义及其在工会中的镜像的因素，现在正变成其反面。

2002年7月的地方政府罢工涉及三个工会的100万名工人，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涉及体力和非体力工人的全国性罢工。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女工罢工，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Unison）总书记普兰提斯（Dave Prentis）表示：“这是自英国总罢工以来全国最大规模的停工。它涉及到从体力劳动者到高级专业人员的每一个人。“[5]消防员、铁路工人、邮递员等许多人，都与布莱尔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再一次把战斗的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对于那些像埃里克-霍布斯鲍恩（Eric Hobsbawn）教授这样的中产阶级怀疑论者来说是一记耳光，不久前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完蛋了。

马克思主义与劳工运动

社会的情绪逐渐开始改变。民意调查显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1994年，5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8%，而在2002年，有高达68%的人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并以此为荣”。新一代工人和工会会员将发现自己的处境与过去大不相同。

在世界范围内，当今发展的不稳定节奏及其偶发的战争和危机更类似于两次大战之间的衰退时期，而不是1945年之后的复苏时期。资产阶级越来越害怕目前全球经济放缓会以1929-39年的通货紧缩螺旋式上升结束。《经济学人》指出：“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物价持续下降；在美国和德国，通货紧缩的风险比19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6]

世界危机意味着公司利润下降或停滞。因此，老板们要求限制工资，大幅削减“社会工资”，以便为富人减税。千千万万的工人们面临着裁员、冻结工资和对他们养老金的攻击。与此同时，老板们却在给自己发放巨额薪资和其他奢侈的施舍。没有钱买房子、医院、学校和养老金，但总有钱打仗，抢夺伊拉克的石油。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每一份收益都要争取。每一次罢工都将是艰苦卓绝的，苦不堪言的。阶级斗争的情绪会更加坚定，工会内部会打开新局面。

工人阶级需要强大的、民主的工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胜任历史任务的领导层。全球各地强大的革命事件将为工人阶级提供许多机会。我们肩上有责任完成前辈们开始的工作。为了不负这份责任，必须超越狭隘的工会运动的局限，提出改变社会的问题。而为了进行严肃的、持续的改变社会的斗争，必须要有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则提供了这样一种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工党在1948年出版《共产党宣言》百年纪念版时，在前言中说，该党“承认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鼓舞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人的感激之情”[7]。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工人而撰写他们理论的。成为全国煤气工人和总工会（今天的GMB的前身）领导人的威尔·索恩（Will Thorne）6岁就开始工作，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被马克思主义所赢得，探索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亨德曼（Hyndman）、布拉奇福（Blatchford）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其他书籍。索恩表示，“它们帮助我理解了我所面临的问题”。[8]爱尔兰工会领袖詹姆斯-拉金（James Larkin）也是如此，当被问及他的教育时，他回答说，他是在“逆境学校”长大的。他以及其他无数的人，无法一一列举，都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所吸引，以及这些经典给他的教育和启示。

与工运中的所有其他趋势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在于它的科学方法，使人们能够穿透社会表面的平静，理解社会基础中发展的潜在过程，而这些过程在某一点上爆发，导致突变。有了这种方法，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就能更清楚地分辨出前进的方向。

我希望，本书不仅能激发阅读本书的人学习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而且能激发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宝库，这是最好的、最全面的行动指南。正如年轻的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创造历史才是最重要的。

这篇序言的最后，我留给英勇的宪章运动，他们是我们这个阶级中第一个举起工人阶级独立旗帜思想的人，我们欠他们很多。

永不放弃！这是更明智和更好的，

希望总是比绝望好的。

甩掉疑惑的束缚的负荷，

并打破暴政的魔咒。

永远不要放弃！否则，你的负担会让你沉沦，

天意仁慈地将情势松动了。

而且，在所有的考验或烦恼中，你都要想

人生的座右铭必须是：永不放弃！

《北方之星》，1845年2月22日

注释

[1] 康诺利，《爱尔兰历史上的劳工》（Labour in Irish History），都柏林，1971，P. 1

[2]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伦敦，1974，P. 61

[3]引自Bill Hunter《他们知道他们为何而战》（They Knew Why They Fought），伦敦，1994，P. 6

[4] Robert Taylor，《工会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Trade Unions），伦敦，1994，P. xii

[5] 《伦敦旗帜晚报》，2002年7月17日

[6] 《经济学人》，2003年5月17日

[7] 《共产党宣言》，伦敦，1948年，P. 6

[8] 索恩，《我一生中的战斗》（My Life's Battles），伦敦，1989年，P. 47

生育之痛

1765年，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曾如此描述英国：“我们制造了一个无赖的国家，没有自由的公民”。工业革命是锻造这个现代工资奴隶阶层的熔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被推上了世界强国的特权地位。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些小岛上的统治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和帝国的统治，维持了其世界霸权。得益于此，英国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有远见的统治阶级。从这一地位出发，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使命流露出巨大的信心，他们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几十年、几百年为单位来规划的。托洛茨基指出：“有人说，英国帝国主义者是以世纪和大陆为单位进行思考的，这并不无道理。”[1]

英国无产阶级是在事件的锤击下产生的。当这个新的被压迫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子宫中诞生时，它伴随着剧烈的生痛，在它的意识留下了伤疤。

在工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兴起使英国农民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以前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的旧行会制度被打破。绝大多数农民被强大的地主推行的《圈地法》所毁灭，并在社会革命中消失，在农业和新工业中形成了随时为资本所有者服务的无产阶级。

在1717年之后的10年内，只有15项《圈地法》，而在1797年至1820年的20年中，即拿破仑战争时期，共有1727项此类法令。这些封地法将数十万人赶出了土地，造成了一大群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悲惨景象，这是一支被完全“解放”出来的、与土地没有任何关系的工薪阶层的后备军，为工业剥削铺路。

大批人从农村涌入城镇，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为追求利润的新企业家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断冲击下，师傅和工匠之间的传统关系开始瓦解，工匠失去了独立性，被吸收到新的无产阶级中。

正如当代的约翰·克拉凡（John Clapham）爵士所阐述的，这种无产化“是一种地狱，如果事情没有得到改善，（更多）农民可能会陷入其中”。当然，一切都没有改善，只变得更糟。伴随着机器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到来，连根拔起了农村生活的旧基础，迎来了一个“烽火连天”的震撼新天地。对于劳苦大众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残酷的、颠倒的、被榨干了所有同情心的世界。

激进的《黑矮人报》（Black Dwarf）描述了新工人阶级的可怕困境：

“他被关在八层楼高的工厂里，直到沉闷的发动机停下来，他才有放松的时间，然后他回家为第二天的工作养精蓄锐；没有时间与家人进行温馨的往来，（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疲惫不堪。”[2]

马克思写道，"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在锤子和铁砧之间被碾压，刚刚从农村的根基上被撕裂的幼年无产阶级，被投入到工厂制度的非人条件下。他们原来的农民观被他们在生产点上截然不同的集体经验无情地烧毁了。从一开始，在生存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就从一个被动的被剥削群众，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新的无产阶级正在从“自在的阶级”(class in-itself)变为“自为的阶级”(class for-itself)。集体意识，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标志，正在工厂、工坊的日常生活的锤击下在地底深处形成。

英国工人阶级被迫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和自保。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除了拥有个人的劳动能力外，什么也没有。因此，工人和雇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协议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平等的条件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削弱了工人的力量。资本家故意促进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以此来压低工资水平，使力量的平衡更有利于他们。无产阶级唯一真正拥有的力量是它的集体力量，而这只有通过组合和组织才能有效地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会的建立是集体组织的第一个自觉步骤，代表着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诞生。在棉花工业区，工厂工人构成了工运的核心。他们以其新发现的集体身份，形成了早期工会运动的先锋队。

从一开始，工人阶级就带有奴隶阶级的所有痕迹和伤痕。然而，与旧的奴隶制相比，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地被卖掉，而是按小时、按日或按周零碎地卖掉。但是，他仍然被迫出卖自己，用恩格斯的话说：“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然而，在工人阶级的生命深处，在其集体灵魂深处，也正在诞生着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本能意志。工人阶级由于其在集体劳动中的社会地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在生活条件的推动下，努力争取自己可以领导社会，不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为了完成对一切阶级的废除。

阶级之间的鸿沟

工业革命期间，城市人口激增，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爱尔兰移民为摆脱悲惨的生活，纷纷涌入英格兰的城镇和城市地区。工业中心如布里斯托尔、赫尔、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和利物浦等地的人口扩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造成了可怕的拥挤和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在1832年《改革法令》颁布前的60年内，英格兰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光是1801年、1831年和1851年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西区一些城镇的人口普查数字，就可以生动地说明人口扩张的模式和速度。

这种无情的变化速度震惊了当代的观察家。城镇上现在有大量的人潮，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村庄的生活转入了贫民窟的生活，从农民的职业转入了城市工人的职业。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中，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一夜之间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缺乏卫生设施、干净的水和通风。作为原始卫生设施的标志的肮脏露天粪坑，成为霍乱、伤寒等各种疾病的滋生地，导致周期性的流行病疫情。穿过这些工业城市河流，被化学药品和染料污染到变色，同时是人们的饮用水源和排粪池。在这样的条件下，婴儿死亡率非常高。长大成人的过程也是危险的。博尔顿工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为18岁，曼彻斯特为17岁，利物浦为15岁。

工厂生活的大锅里吸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力，尤其是来自爱尔兰海对面的劳动力。1827年，只要花四五个便士，爱尔兰人就可以渡海到利物浦。在地理上靠近工业革命的首要中心兰开夏郡，爱尔兰被恩格斯描述为“一切工人运动的主阵地”。到1841年，兰开夏郡的爱尔兰人口约为13.3万。10年内，该县爱尔兰人膨胀到20万。乔治·康尼沃尔·刘易斯（George Cornewall Lewis）爵士认为，“爱尔兰人移民到英国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不文明的人口在一个较文明的社会内作为一种底层扩散开来”。[4]

1841年，这个“底层”占曼彻斯特人口的十分之一，利物浦人口的七分之一。四十年代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后，这股移民潮变成了一股洪流。

曼彻斯特某区的登记员写道：“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大量来自爱尔兰的穷人拥挤在这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住处。毫无疑问，他们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许多可怜的人都死于寒冷引起的发烧和疾病。”在利物浦，“成千上万的饥饿和赤身裸体的爱尔兰人在我们的街道上死亡”，在南威尔士，他们被描述为“背上带来瘟疫，肚子里带来饥荒”。[5]

饥肠辘辘的爱尔兰人绝望地寻找食物和工作，他们被雇主们犬儒地利用来降低一般工人工资，或用作工贼。然而，史学家汉蒙夫妇（John Lawrence Hammond and Barbara Hammond）指出，这些雇主对爱尔兰人的看法也是战战兢兢，对他们的评价就像罗马主人对来自动荡的撒丁岛上的奴隶的评价一样。一位雇主认为：“爱尔兰人更倾向于出尔反尔，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稍有理由就大发雷霆，并以罢工或恶语相向来强夺他们要的东西。”一位天主教神父指出，爱尔兰工人更愿意参加工会。事实上，许多工会和激进派领袖都有爱尔兰血统，最著名的是约翰-多赫蒂（John Doherty）和费格斯·奥康纳（费格斯·奥康纳）。马克思曾评论，凯尔特人（即爱尔兰人）的血管里流淌着革命的红色血液。

生产的迅速变化迫使大量工人离开家庭工业，进入新建的工厂和磨坊。家庭工业（Cottage industry）很快让位于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体系。英国工运史学家约翰和露西汉蒙夫妇指出：

“1830年在兰开夏郡、柴郡和约克郡西部边境收集的大批人，不是为众多的小雇主工作，而是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大雇主工作。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富人阶级，即资本家制造商的阶级。”[6]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力图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将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其手中。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巨大财富又被投入到工业中。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英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了工业和技术的新生产力。从1688年到18世纪中叶的真正主要历史意义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到1840年为止的70年间，英国的生产力量显著地增加了27倍以上。

伏尔泰认为：“使英国公民富裕起来的商业，有助于使他们获得自由...”。当然，这只是指上层阶级。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曾经可能拥有的任何独立性，因为旧的习俗、传统和家庭关系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打破。传统的习俗，甚至包括周一的休息日（被称为圣星期一），被工厂剥削的新的残酷的严格的纪律和制度所取代。从7岁起，工厂里的儿童就被迫每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人们至少要忍受单调的劳动，至多要在人间炼狱内煎熬。

“工人由工厂的钟声传唤；他的日常生活被上工的时间安排；他在要求精确的监工领导下工作，而监工又必须向某个更高的权威机构负责；如果他违反了一长串微小的规章制度中的某一条，他就会被罚款，在所有这些监督和控制的计划背后，都笼罩着一个巨大的非人制度。”汉蒙夫妇写道。[7]

伴随着大规模机械的引进而出现的劳动强度，使工人阶级的神经和筋骨紧张到了极点。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为老板工作和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生活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詹姆斯·凯（James Kay）在1832年指出：“可以被摧毁的，要承受千百种痛苦来源的动物机器，被铁的机器牢牢地拴住了，而铁的机器不知道何为痛苦，何为疲倦。”[8]

与过去相比，工作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工人与他们被迫从事的劳动以及社会疏远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观察到：“在英国，机器像人，人像机器。”随着这个陌生的“新世界”的出现，人们对无情剥削他们及其家人的主人产生了强烈的阶级仇恨。

这种阶级对立反映在激进派圈子里广泛流传的小册子里。在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以下对话：

人民：你在社会上从事什么劳动？
特权阶级：没有，我们不是为劳动而生的。
人民：那你是如何获得财富的？
特权阶级：通过费尽心思治理你。
人民：治理我们！....我们劳动，你们享受；我们生产，你们挥霍；财富从我们这里流出，被你们吸收。有特权的人，有别于人民的阶级，你们应该分开组成一个国家，自己管理自己。[9]

资产阶级把工人看作是驮畜。在老板的摆布下，他们沦为生产商品的许多只“手”。在英格兰东北部，在伦敦德里勋爵和达勒姆勋爵的煤矿里，矿工们几乎是在奴隶制的条件下劳动。在英格兰东北部盖茨黑德附近的费林煤矿，男性童工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8到20小时。他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在地下深处闷热的环境中工作，从7岁开始，直到他们身体失去工作能力（如果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话）。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是充裕的，人命是极其廉价的。英国工人阶级就像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中住在巴黎下水道里的可怜难民一样。

傲慢的托马斯·吉斯本（Rev. Thomas Gisborne）牧师指出：“正是因为工资太高，许多犯罪习惯，常常被归结为煤矿工人的性格，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完全陌生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当他们领取工资时，可以看到矿工和他的家人“一天三次大鱼大肉。”[10]

斯蒂芬森（Stephenson）、阿克莱特（Arkwright）、克朗普顿（Crompton）和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工作方法，改变了工厂制度。约翰逊（Johnson）博士指出：“这个时代正在疯狂地追寻发明”。“世界上所有的事业都要用新的方式来完成：人要用新的方式来绞杀...”

与手织机不同，动力织机聚集在巨大的建筑物中，昼夜不停地工作。从1805年起，工厂开始使用煤气照明，使这一变化成为可能。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迫适应这些机器的新节奏。如上所述，这些工厂——也就是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形容的那些恶名昭彰的“黑暗撒旦工厂”——的环境是可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狱般的厂房。在工作中，对于数百万工人、妇女和儿童的剥削，很少有或有意义的法律限制。夜班、两班制、周末工作制、每周七天24小时工作制，这些将绝对剩余价值提高到绝对极限的制度被狠狠地引入。主人对利润的渴求是无法满足的。在冬天，很少有工人能见到天亮。女工们经常在工棚里生孩子，没几天又回到工作岗位上。饥肠辘辘的家庭，就像牲口一样，为了生存，被迫忍受超时工作。人力物力被迅速消耗殆尽。工人四十岁就被称为老人。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抱怨道：“看看封建时代的那些臣民，那些混混，那些农奴！他们之间有没有人（像现在的工人那样）如此堕落，如此绝对的被奴隶。在‘开明’的北方，他们是每天被迫在八十四度的高温下工作14个小时，而且只要看一眼工厂的窗户，就会受到惩罚的可怜生物！"[11] 。

工人在工作中受到剥削，并在名为“汤米商店”（Tommy Shop）的厂内商店中再度遭到资本家打劫，他们还经常担心被赶出工厂住房。“汤米商店”，即所谓的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雇主设立的商店，工人被迫在那里以高价购买低劣质量的货物，因此被称为“汤米骗局”（Tommy-rot）。作为就业条件之一，男子被迫在这些商店里花费他们大部分挣来的工资。这总伎俩的另一变种是雇主拥有的啤酒店，在发薪日，工资的发放是以工人要在饮料上花费一定比例为条件的。在南斯塔夫斯，用啤酒支付一定数额工资的做法被称为“buildas”。这些都是故意的措施，不仅是为了诈骗工人，而且也是为了加强雇主对工人生活的支配。许多工人欠了这些汤米商店的债，用美国矿工歌的话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公司商店”。英国东北部的矿工们谱写了一首特殊的祷词：

“最仁慈的老板啊，我今天把自己托付给你照顾和保护。请保护我，使我免受一切罚款、欺骗、扣减，无论是按重量还是按尺度，还是按任何违背我的劳动公正的东西，通过他们的恩典助手，使我能够得到我的工资，而不从其真实和合法的数额中减去、分割或减少。” [12]

这些都是为了从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中提取相对的和绝对的剩余价值而采用的严酷方法。

马克思解释道：

“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资本家一旦购买了工人的劳动能力，就会将其投入使用，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工作日的长度有一定的物理限制。地球每天的自转需要二十四小时。工人必须休息和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给工作日带来了生理和社会的限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每天工作18个小时并不罕见，这对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婴儿的健康都造成了伤害。正如国会议员菲兰德（Ferrand）在1863年所说的那样：“它（棉花贸易）已经存在了三世代而...在这期间，它已经摧毁了九代工厂工人。”工人受剥削的时间延长，起到了缩短他整个生命的作用。马克思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自资本主义问世以来，资本和劳动之间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就一直存在。最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反抗发展，逐渐实行限制，以规范劳动时间。在英国和国际间，关于工作日的斗争是工人运动中最英勇的斗争。最引人注目的是10小时和9小时制运动，随后在1856年，第一和第二国际组织又提出了8小时制的要求。

童工

童工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美国南部各州的黑奴制一样，今天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如此。1797年，博尔顿手工织布工的工资是每周30先令6便士；到1830年，工资降到了5先令6便士。根据宪章派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的说法，由于手织机的工资下降，家庭只能靠子女的劳动生活。作为获得政府救济的先决条件，那些寻求《济贫法》救济的人被迫将子女送到纺织厂工作，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来自伦敦和其他城市的贫民子女在工棚里当学徒，后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运到兰开夏、德比和诺丁汉郡的棉纺厂。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灵活的手指，能够跟上动力织机的快速运转。

在《1833年工厂法》颁布之前，年轻人和儿童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他们倒下为止。然而，即使对童工实行了限制，但由于政府缺乏执行力，这些限制也是无效的。1833年的工厂法案任命了仅仅4名工厂督察来稽查全国各地的工厂！此外，法律上的工作限制只适用于纺织厂的儿童——即使如此，也不包括丝绸和花边厂的儿童。在雇主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儿童继续在无人看管的机器中被切断手指和压断肢体。

信奉独立教会的厂主和信奉循道宗的监工们，会在星期六把童工赶工到午夜前5分钟，然后强迫他们在安息日上主日学校。这是新教工作道德的一部分，它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吝啬鬼式的阶级道德的缩影。

幼儿不仅受雇于地下深处，而且还受雇于英国工业化的漆黑窒息的烟囱内。有些儿童被迫在其中工作的烟囱烟道只有7英寸（18厘米）见方。他们对黑暗和狭小空间的恐惧被来自下面的更大的恐怖威胁所掩盖。扫烟囱的人被殴打、被针刺，或被故意烧死，作为“鼓励”他们履行职责的手段。据报道，1848年，一个10岁的孩子被卖给不同的雇主5次之多。他是个聪明的工人，虽然因伤致残，但一天内清理了不少于12个烟囱。1850年在诺丁汉，另一个10岁的男孩塞缪尔·维特（Samuel Whitt）在烟囱下面还在燃烧着火时被卡在烟囱里。他最终被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站在烟囱里撕扯下来，痛苦地死去。1851年，在利兹附近，10岁的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在清理了9个烟囱后，死在了第10个烟囱里。

当有人试图终结如此野蛮的环境时，有产阶级就会嚎啕大哭，以示抗议。

一位雇主声称：“有些男孩的肉体比其他男孩的体质差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使他们变强硬。”他估计，身体的某些部位需要六个月才能长出足够的“软骨”。[13] “我自己以前也雇用过5岁半的男孩，但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太弱了”，这位雇主断言。

6岁被称为“不错的训练年龄”。许多人后来受到了发育不良、身体畸形甚至癌症带来的病痛。不少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这些孩子没有人想要，也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有的干脆被卖给了雇主，根据供求规律，孩子越年幼，价格越高。直到1875年，由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勋爵提出的法案才最终结束了这荒诞的一切。

在丝绸行业，小孩子要在凳子上站10个小时才能完成工作。拥挤在令人窒息的不通风空间里，这些工作窝点成了孩童的监狱。纺织厂的情况也是如此，年仅四五岁的孩子，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三岁的幼儿也要在那里工作。在恐怖的环境下，成千上万的儿童，半拉半扯，半洗半脱，在监工的阴影下被真正地劳动致死。

“对早上迟到的惩罚必须足够残酷，以克服疲惫的儿童在床上睡上三四个小时的诱惑”，汉蒙夫妇解释道，“在萨德勒委员会面前的一位证人曾认识一个孩子，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两点惊慌失措地起床，一瘸一拐地走到工厂门口。在一些工厂里，在漫长的一天中，几乎没有一个小时没有打人的声音和痛哭的声音。父亲们打自己的孩子，以避免他们被监工打得更惨。到了下午，压力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被称为‘滚铁棍’的沉重铁棍不断地被使用，即使这样，也经常发生一个小孩在打瞌睡的时候，跌进旁边的机器里，导致终生残废的事故...”。

“事实上，在一个工厂里，厂主戈特（Gott）先生规定织工们必须要用铁棍来鞭打童工，让孩子们能够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9点，织工还鼓励孩子们唱赞美诗，试图让他们保持清醒。随着夜晚的到来，心灵上的痛苦、疲劳和紧张变得难以忍受。孩子们会恳求任何靠近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还有多少个小时。一位证人告诉萨德勒委员会，他的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会对他说：‘爸爸，现在几点？‘我说也许是七点。‘哦，离九点还有两个小时？我做不下去了。’”[14]。

沙夫茨伯里勋爵于1840年成立的儿童和青少年就业委员会的报告描述了煤矿坑中噩梦般的环境：

“（男孩们）在裸露的腰间系上腰带，而腰带也被马车上的铁链钩住，从腿上穿过，男孩们手脚并用地爬行，拉着马车跟在后面”。在描述在矿井工作的女孩时，报告更显示：“女孩们被铁链、皮带、马具绑住她们的腿。她们戴着铁链，系着皮带，像狗一样被拴在马车上，浑身湿透，上身半裸，手脚并用，拖着沉重的货物在后面爬行，她们的样子有着说不出的恶心和不自然”。[15]

这导致了1842年《矿厂法令》的出台和1844年减少妇女和儿童工时的立法。当时，好心的沙夫茨伯里七世伯爵在众议院谈到了矿井中儿童骇人听闻的奴隶般的条件：

“劳动非常辛苦，每天固定工作9小时，有时12小时，有时超过13小时；停下来两三分钟吃东西；有时根本没有东西吃，有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吃东西；矿井里有很多孩子，有的还不到6岁；由于尘土飞扬，潮湿，空气不好，有时吃不下东西；有时像烤箱一样热，有时热得能把蜡烛融化。坑里的许多女孩和男孩一样，用梯子或篮子下井；女孩们穿长裤；和男孩一样挨打；坑里生出许多私生子；他们之间有许多争斗；劳动造成许多弯曲；在烛光下工作；面临可怕的事故；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工作；孩子们被脚痛和聚餐所困扰。（一位证人说）：‘我不禁想到，很多晚上他们都没有睡过囫囵觉，因为他们的后背会被矿井内的墙壁划伤，矿井太低了。脚下湿漉漉的；水经常从屋顶上流下来；许多人以各种方式丧生；许多人被烧成重伤；工人们在五十岁以后就倒下了’。（塔夫内尔专员说），根据我所说的话和上述证人宣誓后提供的证据，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每一个公正地判断这两种职业的人都会认为，在最恶劣的房间里，在管理最恶劣的工厂里，最艰苦的劳动，比起最好的煤矿的劳动来，不那么艰苦，不那么残酷，也不那么丧气。”[16]

如同今天最近关于实行最低工资的争论一样，当时限制使用童工的尝试遭到了雇佣阶级的抗议。早在1802年，当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提出法案要求减少儿童的工作时间，禁止较年幼的儿童上夜班时，来自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兹、普雷斯顿、基利等地的厂主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说，这种行动将“损害棉花贸易”，“等于交出企业的全部利润”。”统治阶级在对其工厂内的每一项调节工作条件的措施作出反应时，都会听到这句话——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对现代“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大喊大叫。

儿童长时间的工作使他们无法接受任何真正的正规教育。这适合那些认为教育具有严重颠覆性的雇佣阶级。教育只会“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幸福”，教他们痛恨自己的人生命运。对于皇家学会主席D·吉迪先生（D. Giddy）来说，“教育不但不会使他们学会服从，反而会使他们变得顽固不化，就像在制造业为主的那些郡县里所看到的那样；教育会使他们读到煽动性的小册子、恶毒的书籍和反对基督教的刊物”，最后，“教育会使他们对上级无礼”。[17]

《1833年工厂法》颁布后，政府决定每年花2万英镑用于学校教育。然而，同年，它又花了5万英镑重建温莎城堡的马厩。可见，工人阶级的孩子的价值远不如马匹。

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导致了和“怠工（go-slows）”和“不上工（turn-outs）”（19世纪初后才使用“罢工（strike）”一词），以反对饥饿工资、过长的工时和难以忍受的工作环境。到了十八世纪末，在阶级战争发展的影响下，工会运动开始以行业俱乐部的形式扎根，主要由熟练的手工业者建立：细木工、木匠、船工、库珀、印刷工等。到1790年代，新的工厂工人层开始组织起来，特别是棉纺工人。

在不知不觉中，工会成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的协调中心。它们的非法性起源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等地下社团。甚至在1799年之前，就有40多部反工会的法律被列入法规。早在1718年，皇家公告就针对织工的非法俱乐部和联合会发布了金陵，据称这些俱乐部和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了强大的组织，足以对雇主发号施令。正如以下小册子所揭示的那样，有财产的人无法容忍这种反叛行为：

“但是...
阴谋和诡计在国外！
那些黑暗的恶魔，
在纺纱机、绕线轮和织布机的子宫内诞生。
在Lunashire -

主啊
我的主子和绅士们，我们有很多恐惧！
改革，改革，野兽般的乌合之众—
当然意味着叛乱、血腥和暴动—
胆大妄为的流氓！你，我的老爷，还有我。
知道他们的职责是安静地挨饿...[18]

新的《组合法令》在新的工业区被野蛮地执行，将工会打为犯罪组织。在这种暴政下，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能为生存而战。为了自卫，工会被迫在地下秘密活动，伪装自己的活动，以牙还牙。然而，在这种残酷的迫害和宣誓的环境中，形成了现代工会运动产生的最初的干部。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被制造的，也制造了自己”[19]。英国工人阶级，我们的先辈，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的长子”，而且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最终，他们会成为这个体制的掘墓人。

注释

[1]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39。

[2]引自汤普森（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68，P. 220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13.htm

[4]转引自汉蒙夫妇，《灰暗年代》（The Bleak Age），伦敦，1947，P. 37

[5] 同上

[6] 汉蒙夫妇，《城镇劳动者 1760-1832》（The Town Labourer 1760-1832）伦敦，1995，P. 7

[7] 同上，P. 19

[8] 同上，P. 21

[9] 《沃尔尼的帝国的废墟》（Volney’s Ruins of Empire），引自汤普森，前引书，P. 108

[10] 引自汉蒙《技术工人 1832》（The Skilled Labourer 1832），伦敦，1995，P. 20

[11]引自汤姆森（David Thomson），《十九世纪的英格兰》（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1970，P. 12

[12] 转引自卡里诺（Raymond Challinor）和雷普利（Brian Ripley），《矿工联合会》（The Miners' Association），伦敦，1968，P. 58

[13]引自《城镇劳动者》，P. 179

[14] 同上，P. 159-60

[15]转引自威廉斯（Francis Williams），《壮丽之旅》（Magnificent Journey），伦敦，1954，P. 24

[16]引自《英国改革传统》（The English Reform Tradition），杰克曼（Sidney Jackman）编，新泽西，1965，P. 87

[17]引自《城镇劳动者》，P. 57

[18] 转引自汤普森，前引书

[19] 同上，P. 213

走进资本主义的深渊

谁在言败？
我告诉你，我们的志业
是永远打不到的，
它是力量中的力量！
《夜军之歌》，弗朗西斯·亚当斯（Francis Adams）

1789-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点燃了欧洲的革命火焰。它所宣扬的自由、博爱和平等的理想，新社会秩序的战斗号角，成为各地被压迫者和受压迫者的灯塔。继在英国赢得广泛同情的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统治阶级的心中打下了恐怖的烙印。虽然如今某些人仍然认为革命是非常“不英式”的，但此时革命的幽灵却令英国当权派深感忧虑。他们害怕革命的火焰会越过狭长的英吉利海峡，激起英国群众的叛乱。他们的反应类似于一百多年后统治阶级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愤怒。1793年1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后一个月内，英国就与革命的法国开战。这场战争将再持续22年，直到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击败为止。

弗朗西斯·雪莱（Francis Shelley）在其日记中指出：“劳动阶级的觉醒，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之后，使上层阶级颤抖起来”。[1]1795年春，广泛的面包暴动（饥荒）和纽黑文的海军兵变更加剧了这种恐惧[2]。在被镇压后，叛军领袖们要么被鞭打至死，要么被施以绞刑。

当群众全心全意地支持席卷法国的解放理想时，英国统治阶级却把所有本土的激进派视为一心想要叛国，与外国特务无异。一名忧心忡忡的莱斯特市长致信给英国内政部：“如果有机会，我们四分之一的人口会开始挥舞法国人的旗帜。”[3]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朋友耶茨（Yates）先生也写道：”国内的叛乱已经成熟，处于最危险的境地...革命将是后果...”[4]一封写给辛顿议员本杰明·霍布豪斯（Benjamin Hobhouse）的匿名信表示：“许多人告诉我，革命即将到来，约克郡内有大约3万名通讯会成员。”

这些通讯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是成立于1792-3年的人民激进社团，绝大多数由工人阶级工匠组成。他们传播民主的、激进的和雅各宾派的思想和文学，其中一些甚至倾向于社会主义观点。

伦敦通訊会內的一个委员会在1795年宣称：“我們這些‘烏合之眾’很清楚，在目前可悲的腐败制度繼續存在的情况下，谁來當官并不重要”。

因此，这种颠覆性的社團受到政府的镇压，并受到反动势力被疯狂的“教会和国王”暴徒團體恐吓。

早期工会运动的发展，是在欧洲大陆各事件的鼓舞下，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与“颠覆性的”雅各宾主义有很大的联系。统治阶级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国發生革命，而通讯会这种新发现的威胁使他们陷入恐慌。然而，社会动荡的根源并不是来自激进的煽动者，而是来自底层人民与上层少数富裕的贪财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为了支付对法战争的费用，劳工被迫缴交大约他们一半的收入的间接税。而，所有对有产阶级的威胁，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被最严厉的惩罚所造成的。政府决定防止二十年前的“威尔克斯与自由”（Wilks and Liberty）民主抗议运动再度重演。威尔克斯运动诉求群众控制下议院，并将人民的自由与下议院和王室对立起来。因此，对统治阶级来说，在各行各业内出现的工人组织也同样必须要被粉碎。

在代表英国寡头的一系列腐败的辉格党和托利（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下，下层阶级叛乱份子被冷酷无情的戒严制度所禁锢，遭受监禁、公开鞭打、放逐边疆和死刑处分。1794年后的八年内，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暂停了人身保护令（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促成广泛的逮捕。革命民主人士、民主学说巨作《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en）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为躲避监禁，被迫逃往法国。潘恩可以说是暴政的死敌，也是世界公民。他的思想曾使统治阶级感到忌惮，但他对保守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攻击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辩护，使他在工人阶级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被压迫的群众来说，《人的权利》对将他们排除在外的英国宪法和腐败的统治寡头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惊恐的英国当权者们在潘恩缺席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审判，判定他有罪，并禁止他进入英国。他再也没有踏入英国一步。尽管受到种种压制，尽管有人因出售《人的权利》而被送进监狱，但《人的权利》还是被分发和出售了约20万册。

1794年发行的一本匿名的24点小册子，是当时流行宣传的典型，它要求“工人不能再因联合起来争取增加工资而受到监禁的惩罚，而他们的老板却可以不受惩罚地密谋反对他们”，并在最后抨击了腐朽腐败的国会。“叛徒！叛徒！统统都是叛徒！”为了根除这种危险的激进主义，政府对印刷商、出版商和煽动性文学的销售商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后来，他们又开征印花税，对报纸征税，使报纸的价格超出群众的承受范围，从而引发了伟大的“无印花”报刊发行的抗争。

爱尔兰也是一个极不稳定和让统治者们严重关切的根源。有人认为，爱尔兰将成为法国入侵英国的基地，这是很有道理的。新教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领导的爱尔兰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组织，以平民“无产者”为基础，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托恩向革命的法国寻求支持，1798年，爱尔兰联合会动员和领导被压迫的天主教和新教徒举行了反对英爱统治的起义。虽然起义最后挫败，但事件本身也加剧了政府界的普遍恐慌。

同年，在斯皮特黑德和诺尔的海军兵变动摇了英国当权者们的根基。

“我们这些经历了一场持久、可耻的战争的人，难道要成为暴政和压迫的受害者，而这些暴政和压迫是那些卑鄙的、镀金的、养尊处优的、沉溺于奢华的骑士们所选择的“，来自诺尔的代表在向其同胞发表的宣言中说道，”我们在狂风暴雨和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毫不畏惧地爬上松散的绳索，在桅杆的可怕高度上蹒跚而行，难道我们要忍受比伦敦街头的狗更糟糕的待遇吗？”

“同胞们，你们丝毫无法想象我们多年来所受的奴役。罗马有他们的英雄尼罗斯和卡里古拉，但在英国舰队中，我们找不到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们的）军官们没有丝毫的人性，没有丝毫的美德、教育或能力的火花，对那些可怕的不幸或爱国热情可能已置于其权力之下的人实施最肆无忌惮的残忍行为—— 沐浴在繁荣的阳光下，而我们（我们需要重复我们是谁吗？）却在这个人间所有的每一种苦难下劳动”。[6]

正是在这种残暴的条件下，兵变才得到了支持。对统治阶级来说，他们不会手下留情。在兵变被镇压后，叛变者被冷酷无情的鞭打、驱逐或绞死。其中一名诺尔水手被判处用九尾猫鞭打380下，这种惩罚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

作为全面镇压的一部分，伦敦通信会被取缔，其成员被逮捕，其领导人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但是，他们坚决不肯认罪。其中一位名叫夏普（Sharp）的领导人是一位雕刻家，特别固执。总理皮特对他咆哮：“好吧！我们可以不需要他的证据，把他打进监狱，和其余的人一起吊死在塔里。”[7]通过这些野蛮的行为，通讯会被赶到地下，变成了一个阴谋性机构。因此，秘密入会成为普遍现象。

为了对付这种现象，并压制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英国政府在1797年出台了一项反对非法宣誓加入通讯会的法案。随后，1799年和1800年迅速出台了旨在彻底铲除早期工会的严厉的《组合法令》。

“在我看来，”一名工厂厂主格雷（Gray）先生写道，“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什么比让下层阶级感受到他们的力量，并毫无节制地扩大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更不明智的了。允许他们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他们就会每天变得更加放肆..."[8]

皮特政府在伦敦厂主的请愿书（众多请愿书之一）之后出台了《组合法令》，要求对新成立的工会采取行动。在虔诚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鼓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防止工人非法结社”的一般法案，他非常关注奴隶贸易，但认为工会是“一种通病”。第二年，该法变得更加严格，禁止罢工、禁止工会会议、禁止收取工会经费。反工会法规定，“任何工人与另一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或减少工时，或进行任何这类工会活动”都可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或两个月的苦役。

名义上，土地法也禁止雇主联合，但这当然从未得到执行。在任何情况下，执行法律的地方法官不是地主就是实业家。没有陪审团的审判。法院的案件由一名裁判官主持，尽管后来在第二部法律中修订为两名裁判官。根据该法，工人（但不是雇主）被迫提供对自己或其同伙不利的证据。根据汉蒙夫妇的说法，新的法律“给了雇主无限的权力，使他们可以降低工资，使条件更加恶劣。他们在农奴劳动和低工资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产业”[9]

英国当权者们的阶级利益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动用了全部力量来镇压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抗精神，用威廉·皮特的话说，就是要铲除工会运动这一“邪恶”。此时，经常动用军队来镇压地方骚乱。A.L.莫顿（A.L. Morton）写道：“整个国家被一整个军营网路所覆盖，这些军营之所以被兴建，是为了防止人民和住进房屋和旅店的士兵之间发生接触。”[10]政府的间谍、特工和告密者系统被用来渗透和恐吓工人团体和激进社团。告密者的所谓“证据”则被用来陷害、监禁和起诉其组织者和领导人。事实上，起诉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是一种计件工作，因为每一个被认定有罪的“阴谋者”的头上都会被悬赏。

1802年，一位内政部的使者从英格兰西部报告：“两名以上的大法官每天在某座工业城市内开会，由于《组合法令》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借口，我不断地在他们面前传唤和宣誓审查任何可疑的人。”[11]

反工会恐怖

对违反《组合法令》的惩罚不仅包括监禁和苦役，还包括公开鞭打，甚至驱逐出境。例如，《泰晤士报》的排版工人们在1810年因组织工会而被起诉。他们遭到逮捕并被判处监禁，刑期从九个月到两年不等。被称为“血腥黑杰克”的约翰·西尔维斯特（John Sylvester）爵士在判决排版工人时谴责他们用“最邪恶的阴谋”，以伤害“喂你们面包的雇主”！毫无疑问，今天的《泰晤士报》老板、解雇了6,000名工会成员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会完全同意他前辈的情绪。

雇主们吹嘘《组合法令》成功地使工人阶级屈服。1818年8月14日，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在向约翰·拜英（John Byng）爵士的致信中写道：

"...斯托克波特的事务管理肯定比曼彻斯特好。主人比较坚定，根据《组合法令》作出的判决也有很大的作用。我所灌输的学说是，首先要向工人们表明，如果法律能够得到适当的执行，那么法律是足够有力的，但是在曼彻斯特，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在那里，制造商似乎更多的是依靠你的剑而不是任何其他武器..."[12]

统治阶级发动的这种国家恐怖统治后来反而被证明是革命工会运动的助产剂。这些工会被驱赶到地下，成为阴谋机构，通过秘密宣誓和入会仪式将其成员紧紧捆绑在一起。1810年成立的“钢铁铸造者协会”，在黑暗的掩护下，在中部地区的荒原上开会。为了防止间谍和特务挑衅者进入组织内部，组织内部实行铁的纪律。伦敦的裁缝们除了军事系统外，还有其他所有的系统。“他们的命令来自执行委员会，而且总是被服从。”一位当代人说。

1811年和1812年的卢德动乱（Luddite）——以传说中的“奈德·卢德将军（General Ned Ludd）”命名，工人们以他的名义拼命地转而从事机器制造——源于饥饿的工资和无法忍受的条件。今天，历史学家以最不同情的眼光将卢德派描绘成急于扭转进步潮流的"反动势力"。但在工业化猖獗的条件下，迫使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更深地陷入贫困，卢德派的斗争是一场英勇的后卫战，对抗那些威胁他们生存的力量。卢德派是无畏的阶级斗士，他们准备冒着绞刑架的危险，与他们的主人一起战斗。他们打在他们最痛的地方——通过摧毁他们的机器和财产。他们的方法简单而直接，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原始阶段。但他们无法取胜，因为这不是破坏生产资料的问题，而是破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今天，工人阶级并不是要消灭机器和资本，而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征用机器和资本。事实上，资本家才是现代的卢德份子，因为正是他们动不动就关闭工厂，把数百万人扔到废品堆里。

在约克郡，卢德派的“庄稼人”发出了令人血脉贲张的公开呼吁，敦促像在欧洲大陆那样采取革命行动。

“亲爱的父老们，请你们拿着武器站出来，帮助红衣人纠正他们的错误，甩掉一个傻老头子乔治三世、他更傻的儿子和他们的流氓大臣的可恶枷锁，所有贵族和暴君都必须被打倒。来吧，让我们效仿巴黎勇敢的公民的崇高榜样，他们在看到三万暴君红衣军时，仍然一个暴君打倒在地...”[13]

这种言辞让当政的寡头政权不寒而栗。惊慌失措的国会匆匆通过了一项法律，将破坏织布机（已可判处14年放逐）定为死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面对无情的镇压，决心维持其组织的工人们又进行了大量的宣誓。据来自巴恩斯利一名变节的卢德派汤玛斯·布劳顿（Thomas Broughton）的证词，他们的宣誓包括一项承诺：

“我发誓，我将处决任何一个或多个叛徒，如果有任何叛徒在我们之间出现，我将不间断地复仇，如果他飞到国家的边缘。我将在与所有兄弟的交往中保持清醒和忠诚，所以请上帝帮助我遵守我的誓言，阿门。”[14]

工会活动家所采用的严厉手段只是反映了他们所处的危险世界。在柴郡，14名被指控为路德派的人遭政府判处死刑。在约克郡，有6人因非法宣誓而被判处7年徒刑。还有一次，17人被处以绞刑，其中一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兰开夏郡，有四个人（包括一名五十四岁的妇女）因强迫商人降低价格而被判处死刑。同样，有15名男子和男孩因接受或主持宣誓而被判处7年徒刑。三名男子和一名十六岁的男孩因焚烧磨坊被判处死刑。男童亚伯拉罕·查尔森（Abraham Charlson）尽管年纪轻轻，仍被带到脚手架上。“他向他的母亲求救，以为她有能力救他。”[15]这些早期的英雄和烈士不胜枚举。

被国家揭发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早期的工会会员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法。保 密是必要的，在某些工会内，只有书记或司库知道其成员的姓名。因此，如果组织的一部分被发现或背叛，其他部分就会保持完整。宣誓在这些圈子里是很普遍的。他们的道德观是基于团结和自卫的阶级道德观。在考文垂，织工总工会委员会对违反规定或反对工会的人进行惩罚，把罪犯绑在驴上，面朝尾巴，在街上公开游街，使他们“暴露在暴徒的嘲笑和暴力之下”。英国东北部的煤矿工人采用了他们称为“打扰”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工会成员以最庄严的誓言约束自己，服从兄弟会的命令，否则就会被刺穿心脏或被撕裂肠子”。[16]

在十九世纪初，随着入会仪式和秘密宣誓的普及，“内”和“外”的“泰勒”（Tylers），即守门人，在经常在旅馆举行的非法工会会议的入口处站岗，从一个间谍孔中窥视，通常准备一把手枪。羊毛梳理师工会将泰勒的职能描述为“在房间外面守卫”的人，另一个泰勒守卫房间里面。一旦外面的泰勒敲门，就会被问到：“是谁来这里扰乱我们这个最值得尊敬的、最光荣的秩序的安宁与和谐？”[17]然后他就会通知工会会议，并请求主席允许接纳新成员。今天，“泰勒”这个职位在一些工会和劳工组织中仍然存在，是其非法历史的遗迹。工会的分支机构也被称为“俱乐部”，这要归功于共济会和旧的行会传统。即使在今天，全国矿工工会的分支机构也被称为“俱乐部”。在印刷商和记者的工会，地方分支组织被称为小教堂，地方官员被称为小教堂的父亲或母亲，这也是非法组织的遗迹。

有人看到石材工人和建筑工人进入旅馆，“他们发出的声音就像在进行军事演习一样，...一个晚上通常会打出四五十发手枪。在每个人宣誓时，立即在他的头上的空间开一枪...”[18]

无名英雄

工会运动的先驱们因其活动而面临着可怕的惩罚，并为了维持其组织而做出了超人的牺牲。尽管有这些可怕的困难，这些无名英雄还是在新的工业中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和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苏格兰纺织工（1812年）、兰开夏纺纱工（1818年、1826年、1830年）、东北海岸的矿工（1810年、1831年-2年）、苏格兰（1818年）和南威尔士（1816年、1831年）。后者还包括一次成功的铁工罢工，反对减薪。

在雇主的鞭策下，工人们摸索着走向更广泛的组织。1818年，在曼彻斯特，在《组合法令》的阴影下，14个行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行业总工会。它也被称为“慈善协会”（Philanthropic Society）或“慈善大力士”（Philanthropic Hercules），这两个名字都是为了掩饰和保护工会的合法性。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就算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但事实证明它的存在是仍短暂的。

尽管地下活动存在危险，但几个工会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会积极份子就他们的活动、计划和需要相互通信。在1802年和1804年的制靴工人罢工中，伦敦、瓦克菲尔德、约克、巴斯、朴茨茅斯和利物浦的工会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当局截获的这些文件中，有一份载有对工贼（又称“工贼”）的定义：

“工贼是什么？- 他对他的行业来说，就像叛徒对他的国家一样：虽然在困难时期，两者都可能对一方有用，但当和平归来时，他们都会被所有人憎恨。当有人需要帮助时，他是最后一个提供援助的人，也是第一个获得他从未努力过的利益的人。他只关心自己，但他的眼光不超过一天的范围，为了一时的、毫无价值的赞许，他会背叛朋友、家庭和国家。总之，他是一个小规模的叛徒”。[19]

此时，随着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建立在统治阶级不同阶层基础上的政党的成立，政党政治开始有了更明显的现代形式。在十八世纪，自由党的前身——辉格党曾以商业和贵族利益为基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越来越成为工业资本家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保守党则代表了土地贵族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党的阶级基础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保守党从一介地主党变成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英帝国主义和资本统治的最坚定的代表。

这些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政治代表，和他们的其他同类一样，对工人阶级只有蔑视。他们忠实地听从主人的吩咐。因此，1813年，伊丽莎白时代所有规定学徒工资和条件的立法都被迅速废除，次年，学徒制条款也被废除。1808年，拟议中的《最低工资法案》被否决。自由放任经济成为新的正统观念。工匠和学徒织工的地位被有计划地压低到手织机的贫困水平，因为他们的工资被一再削减。雇佣阶级以“赤贫是通向全面繁荣的必经之路”等发人深省的论点来为工人陷入绝对贫困辩护！

《羊毛回忆录》的作者说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稀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能靠三天的工作维持生计的制造商，在一周的剩余时间里会游手好闲，醉生梦死...制造工业县内的穷人一般来说工时绝不会超过仅仅为了生活和支持他们每周的放荡所必需的时间...我们可以公平地断言，降低毛纺制造业的工资将是国家的福气和好处，而不会对穷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贸易，维护我们的租金，并在交易中改造人民”。[20]

然而，现实情况却大不相同。具有强烈自由放任信念的激进改革家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认为：

“受雇于棉花生产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是无法想象的；他们被拉入联合会、被出卖、被起诉、被定罪、被判刑，并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他们被降到并保持在最悲惨的生存状态中。”

工人阶级不会容忍这种非人的待遇而不进行斗争。尽管有被监禁、驱逐出境或死在绞刑架上的威胁，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抵制这些压迫他们的企图。痛苦和愤怒在周期性的暴动、破坏机器和对地主和业主的暴力中爆发。这在1812-1814年以诺丁汉袜业区为中心的卢德派暴动中尤为突出。在这里，袜架的引入使价格大幅下降，迫使工人陷入贫困。在約克郡的西郡和其他地區，破坏机械的行为也变得普遍。《谷物法》的出台，使面包价格人为地居高不下，使席卷全国的苦闷更加严重。滑铁卢之后，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带来了失业、苦难和饥饿的加剧。雅克·哈雷维（Jacques Halévy）写道：“...土豆的使用...事实上，确实使工人能够以尽可能低的工资生存...但是，他们除了血腥的革命，肯定没有别的选择。”

1800年至1815年是政府加紧镇压工人阶级的时期。约有220种罪行可判处死刑，包括破门而入、偷羊和伪造。被抓到的偷猎者可被判处7年徒刑。破坏机器者会被处以绞刑或驱逐出境。“向士兵宣扬改革或打碎织布机”是死罪。虽然引用E.P.汤普森的话说，“卢德主义在脚手架上死去了”，但产生卢德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依然存在，也持续了社会动荡。[21]

1806年威廉·皮特去世后，政府被一群反动派的喽啰们主导，他们是西德茅斯（Sidmouth）、 卡斯尔雷（Castlereagh）、埃尔顿（Eldon）和利物浦（Liverpool）。他們的政策是以鎮壓和铁腕為主。人身保护令再次被中止，随后是一系列的任意逮捕和监禁。阶级战争在当时被摆到首位。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动和社会动荡，其规模远远超过以往。数以万计的退役士兵和水手在战后回国后面临着可怕的失业和深重的苦难。因此，当《谷物法》被提交国会时，带着固定刺刀的部队被迫保卫下议院于愤怒的伦敦群众。

1816年5月，东部各郡爆发了农业卢德主义，然后迅速蔓延到邻近各郡。12月，伦敦斯帕田的斯宾塞暴动（Spencean Riots）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绝望企图。这种革命的危险在这些年如此普遍，引起了国家疯狂的镇压。最后，在政府的铁锤打击下，改革运动崩溃了。威廉·科贝特，这位在组织反对贵族的起义中发挥了最大作用的作家，被迫追随潘恩的脚步，逃往美国。

1817年3月，以他们携带的毯子命名“毯子派”运动者们从曼彻斯特向伦敦大规模游行，向摄政王递交请愿书，呼吁救济。但由于被日益严重的动乱吓坏了，这些游行者还没走到伦敦附近就被逮捕了。同年6月，由政府特工挑起的德比郡起义，被数十名骑兵镇压。11月7日，他们的领袖布兰德雷思（Brandreth）、特纳（Turner）、路德勒姆（Ludlam）“被拉上跨栏，带到行刑地点，在一群激动和惊恐的人群面前被绞死和斩首”。[22]英国的每座工业城市都在广泛谈论起义。这时，许多非法工会的活动都围绕着用长矛和木棍进行大规模的钻营，当局声称这是为了准备叛乱和革命。

彼得卢屠杀

1819年，一场巨大的工人阶级集会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群众人数在5万至6万人之间，举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普选”、“年度国会”和“自由和博爱”的口号。激进的演说家亨利·亨特（Henry Hunt）在激动的人群中发表了讲话。当局怕他滋事，下令逮捕亨特，并派出第15骠骑兵连进入人群将他带走。在游行中，示威者遭到了持刀骑兵的残酷攻击，11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被冷血杀害，另有400人受重伤。大屠杀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全国。政府对“彼得卢大屠杀“的立即反应是匆匆忙忙地通过新的镇压法令。六部法案被推到国会，以加强政府已经掌握的大量法律基础。但是，彼得卢事件在工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它助长了工人阶级内部日益增长的革命怨恨。当时流行的祝酒词宣称：“愿自由之树被种在地狱里，愿曼彻斯特的血腥屠夫成为它的果实！”

革命诗人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在不久后写下了《暴政的面具》（The Masque of Anarchy），以抗议这场大屠杀，不过由于担心政府的打压，直到1832年，也就是他去世后的十几年才出版。

“路上我偶遇屠杀，腥风血雨—
象卡斯尔雷戴着面具，
貌似和蔼，其实残暴；
紧随他的是猎狗七条：

条条硕壮，只只肥美；
处境优渥，值得赞佩，
他从宽大的斗篷
双双对对掏出人心，
扔给他们虎咽狼吞。

接着是蒙骗，穿一袭
象埃尔顿，裹着的裘皮法衣；
他伤心恸哭，泣涕涟涟，
仿佛泪珠落地即成磨盘。

幼童们缠绕其膝下，
往返来回，嬉戏、玩耍，
以为滴滴泪珠皆是珍宝，
却被他们砸碎了大脑。

以圣经作伪装，俨然光明，
而那黑夜的幽灵，
象西德茅斯般，
接着鳄鱼驮着伪善。[23]

在1815年至1820年间，由于暴力和社会动荡席卷全国，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英国正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到处都有特工挑衅者在工作。1820年，有人策划了一个阴谋，谋杀大臣，推翻政府。他们被渗透到队伍中的特务、挑拨者出卖了，主要的策划者在伦敦埃奇韦尔路附近的卡托街被捕。随后，他们被指控为叛国罪，并因参与"卡托街阴谋"而被绞死。同样，政府的间谍和特工也被用来怂恿伯尼米尔的苏格兰矿工揭竿起义，结果却背叛了他们。他们的领导人再次被处决，包括某位安德鲁·哈第（Andrew Hardie），工党未来领导人凯尔·哈第（Keir Hardie）的亲戚。

尽管经历了多年的国家镇压，但在组建全国性工会——卡利科印刷厂、铸铁厂、蒸汽机制造厂和造纸厂——以及召集不同的地方组织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尽管困难重重，工会活动家继续秘密地组织起来，以小团体的形式招募工人加入他们的事业。这是他们希望生存的唯一途径，更不用说成功了。他们冒着一切风险，但正如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所言，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们开始意识到，未来就掌握在他们布满水泡的手中。正是通过这次火的洗礼，数不清的无名英雄建立了英国工会运动的深厚根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更适用于运动的领导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强大工人组织。

在精力充沛的船工工会总书记约翰·加斯特（John Gast）的指导下，这场地下斗争与废除反工会法的广泛公众鼓动同时进行。结合科贝特、普莱斯和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等激进份子的工作，这场大规模的鼓动最终在1824年废除了令人痛恨的《组合法令》。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统治阶级出于各种原因，其中不乏希望摧毁工会运动的原因，而同意废除该法案！

尽管在工党历史上有着神圣的地位，但“务实”的伦敦裁缝普莱斯却不是工会的朋友，他在国会中操纵了废除法令的行动。他认为《组合法令》使阶级之间的关系比没有这些法律时更糟糕。对他来说，这些法案只是加剧了劳工和资本之间的交恶，并鼓励了工会的发展。普莱斯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争辩说：

“（如果废止《组合法令》），它的影响将不复存在...人们只是在这些法律的压迫下才长期地保持在一起；这些法律被废除后，工人组合将失去使它们凝聚的物质，它们将土崩瓦解。一切都将像贵格会教徒所希望的那样有秩序。”[24]

委员会接受了普莱斯的论点，《组合法令》被废除了。统治阶级似乎没有意识到法令在不知不觉中将要释放的强大力量。

《組合法案》的废止引发了大量的罢工，这让雇主们感到恐惧。他们立即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制止这一洪流。因此，新的立法被匆匆写入法规书，对以前的法案进行了修改。《1825年法案》於是诞生，对纠察线線和工会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工作中“嬉戏”或“妨碍”他人的行为是非法的，“合法”工会活动的定义也被严格限制在有关工资和工时的问题上。尽管如此，法律继续维护联合的权利，反对普通法对阴谋的起诉。

工会终于合法了。这使一切变得不同。统治阶级终于被迫向工人阶级让出新的权利。尽管像普莱斯和他这類人的意图，地下工会並没有式微，而是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数以百计的新工会和协会被组建起来，全新的工人阶层也開始被组织起来。更有部分工會则是一夜之间，像蘑菇一样，从他们的地下世界里冒出来，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形式。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暴风骤雨般的罢工浪潮席卷了英国的工业区，工人们带着新贏得的自由，开始发挥他们的力量，追求他们的要求。工会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其特点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阶级斗争。汉蒙夫妇写道，这些时代的历史“读起来就像一部内战史。”[25]

注释

[1] 转引自汤普森（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P. 60

[2] 见爱德华兹（Dudley Edwards），《士兵叛变》（The Soldiers' Revolt），第62份讲者小册子

[3]转引自汉蒙夫妇，《城镇劳动者》，P. 80

[4] 同上，P. 66

[5] 同上，P. 173

[6]R.W.Postgate编，《革命文件选 1789-1906》（Selected Documents,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纽约，1962，P. 73-74

[7] John Hostettler，《旧和新式刑罪法庭：从古到今的法庭权力》（The Criminal Jury Old and New：Jury Power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2004，P. 93

[8]转引自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157

[9] 汉蒙夫妇，《城镇劳动者》，P. 101

[10]同上，P. 141

[11] A.L.莫顿，《英国人民史》，伦敦，1938

[12] 汉蒙《技术工人 1832》，P. 176

[13] Cole & Filson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文献选集1789-1875》（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Selected Documents 1789-1875），伦敦，1967，P. 103

[14]引自Morton & Tate，《英国工运》（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伦敦， 1979，P. 37

[15] 转引自汤普森，同上，P. 633

[16] Cole & Postgate，同上，P. 184

[17] Webbs，《工会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P. 90

[18] Cole&Filson，同上，P. 277

[19] 转引自汤普森，同上，P. 558

[20]转引自汉蒙夫妇，《城镇劳动者》，P. 264-5

[21]转引自汤普森，同上，P. 306

[22] 同上，P. 540

[23]上善若水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e3b7e01012ea9.html

[23]《道登的生活》（ Dowden’s Life），引自爱德华·艾威林和埃莉诺·马克思，《雪莱的社会主义》（Shelly’s Socialism），第35页，伦敦，1975年。

[24]引自Patricia Hollis，《1815-1850年十九世纪英国的阶级和冲突》（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1815-1850），伦敦，1973

战斗学校

劳动是他们的，产品应该是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每个人应该得到大家的产品的多少。
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skin），《为劳动者辩护》（Labour Defended），1825年。

废除臭名昭著的《组合法令》导致工会组织的爆炸性增长。它为新生的劳工运动开启了一个风雨飘摇、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时期。许多自1793年《友好协会法》颁布以来作为非法活动掩护的“友好协会”，首次以正式工会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地区工会组织应运而生，首先是一个产业内的，然后包括多个产业的。随后，在新的环境下，各行各业大量成立了工会。

工人阶级内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信心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820年代中后期的罢工浪潮，并发展成为一系列反对减薪的激烈斗争。例如，中部地区基德明斯特的地毯制造商为反对资方减薪17%而罢工6个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兰开夏郡，矿工和纺织工人使他们的产业完全停滞。在约克郡，经过长期的罢工，布拉德福德毛匠和织工面临减薪，在斯托克波特，纺纱工人进行了反对减薪的后卫战。这些斗争之后，1829年4月，细纱工们也进行了罢工，7月，曼彻斯特其他的细纱工们也采取了行动，但最终被迫回到工作岗位。恩格斯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1]然而，这些战斗为工人阶级提供了重要的阶级斗争教育，为建立大规模的全国性工会奠定了基础，如1829年的纺工工会，1831年的陶工工会，1831-2年的建筑工工会。

在公开的阶级战争的残酷条件下，政府赤裸裸的充当了雇主的工具，许多罢工呈现出极其暴力的特点。1831-32年，在传奇人物汤米·赫本（Tommy Hepburn）的领导下，杜伦煤田的罢工被当局动用了骑兵来打破。这涉及到工会与士兵和工贼的对战。1831年，政府军再次被用来协助威尔士制铁业老板对抗迪克·潘德林（Dick Penderyn）领导的工会俱乐部。这位威尔士矿工和铁工的著名领袖是一位起义斗士，他率领梅瑟尔和道莱斯的工人手握武器，对抗克劳谢（Crawshay）、盖斯特（Guest）和制铁业老板们召集的部队。潘德林随后被当局俘虏，并于1831年被处决。联合会被制铁业老板们逼迫转入地下，并采取了一个无情的秘密组织的形式，即“苏格兰牲畜”（Scotch Cattle）。该组织以牛头和牛角为标志，在南威尔士的工业山谷中追捕和对付“叛徒和其他人”。“牲畜”的成员被组织成“牛群”，披着兽皮，与所有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对峙。在与工贼的斗争中，他们毫不羞愧地描述自己的言行：

“我们在此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我们决心把上述所有人的心脏挖出来，把其中两颗插在牛角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叛徒的命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血来作证。”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如格拉斯哥秘密的棉纺工工会，组织了工贼的“惩治”，当时称为“节棍”（Knobsticks）。托马斯·亨特（Thomas Hunter）和他的同志们用恐怖攻击来回应主人的暴政，放火焚烧被老板们的工厂，并杀死工贼。1838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抓获，亨特和4名同伙因阴谋罪被审判。根据韦伯夫妇（Webbs）的说法，“整个工人阶级的舆论都站在他们这一边，判处七年徒刑的判决和对多尔切斯特劳工的判决一样，导致了人民群众的愤慨。”

韦伯夫妇在他们经典的《工会运动史》中指出：“对统治阶级普遍压迫的仇恨...在当时的工会记录中熊熊燃烧”。这是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而产生的仇恨。对于那些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阶级斗争是最大的老师。据《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引述当时一位工会会员的话说：

“罢工的最大好处是增加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敌意，迫使劳动者反省和调查他们痛苦的原因...这种反省的结果将是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敌视；新的皈依者将准备附和英国其他地区的劳动者所做的解放事业。”

恩格斯对阶级意识的发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2]正是这种斗争的经验，起到了把工人阶级转变为“为自己服务阶级”的作用。从这所“战争学校”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不仅要在局部范围内组织起来，而且要在全行业范围内组织起来。工人阶级要求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以面对雇主的统一战线；从工会，工人走向行业工会。恩格斯继续说，这些运动被认为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并掌控他们自己的生活。[3]

“斯温队长”

这种组织上的“大跃进”发生在1820年代末，在曼彻斯特地区经过长期痛苦的罢工后，在约翰·多赫蒂（John Doherty）的领导下，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纺纱工人总工会（Grand General Union of Operative Spinn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多赫蒂是一位激进的爱尔兰青年，他在1830年更进一步成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NAPL，简称护工会）。这个协会就在兰开夏、柴郡、德比郡、诺丁汉和莱斯特等地招收了150个地方工会，并创办了一份周报，报道这些行业。很快，护工会的附属会员就达到了10万多人，并迅速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西米德兰和威尔士。然而，统治阶级对有组织的劳工的攻击导致了护工会的削弱。不同的部门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激烈冲突，没有什么精力去帮助建立更广泛的运动。最后，随着1831年3月作为护工会骨干的细纱工人工会的挫败和灭亡，该组织于次年解体并消失。

在经历了对《改革法令》（1832年）的失望后，工人们放弃了政治斗争，集中精力发展工会和建立合作社。独立于护工会之外，一个新的总工会从木匠和木匠总工会中发展起来。这个拥有4万多人的建筑工人操作工会由“建筑工人国会”管理，并深受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合作社思想的影响。它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召开主要代表会议，辩论和决定工会政策。工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以推进和平衡劳动力价格”。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它遇到了资方的凶猛抵抗，他们的反应是停工和臭名昭著的一份“文件”，要求工人放弃工会，否则就失去工作。

根据1833年10月19日的《穷人卫报》报道，在伦敦国会的议员们：

“表明，工人阶级正在考虑对社会进行全面变革——这种变革相当于彻底颠覆现有的‘世界秩序’。他们渴望成为社会的顶层而不是底层，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有底层或顶层之分！”

工会运动经历了一次比以前或而后任何一次都更为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一支工会会员队伍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反叛精神席卷工人阶级，使他们对未来和自己充满希望。

此时，作为城市地区苦难的反映，农村也存在着深刻的苦难。这主要是围绕着《济贫法》的粗暴管理而展开的，理论上，《济贫法》应该为社会最贫困的阶层提供一些救济。1797年，贫民人口约为20万，到1834年已增至120万。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经济独立，也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料。飢餓威脅著貧苦勞工﹐激起了上層階級對革命的恐懼。工资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至于1795年伯克希尔郡的法官们在斯佩纳姆兰开会时，批准从教区税率中补充饥饿工资。这虽然给贪财的地主提供了丰厚的补贴，但却使赤贫的农场工人及其家庭长期处于依赖状态。但随着斯佩纳姆兰制度的推广，它所提供的救济逐渐减少。到了1820年，许多地区的记录显示，由于雇主只选择雇佣教区的贫民，自由劳动力几乎消失了。这种情况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了爆炸性的局面。

1830-31年，农业起义的规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在东安格利亚、肯特、苏里、苏塞克斯、汉普郡、威尔特郡和其他郡，发展了一场普遍的起义。脱粒机被摧毁，干草车被烧毁。起义从南方各郡的村落蔓延到西南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常以传说中的“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为名。此时，统治阶级又被法国和比利时展开的革命的影响所僵化，欧洲无产阶级独立地打着自己的旗帜走上街头。英格兰寡头集团的悲观前瞻并无大误。历史学家科尔（Cole）和波斯特盖特（Postgate）指出：“自1688年以来，英国从来没有像1831年那样如此接近实际的革命，在以后20年的所有麻烦中，她从来没有再如此接近革命。”[4]政府下了狠心，派出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劳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监狱爆满，约有1900名抗争者在34个县的90个法院开庭受审。最终，在这场“最后的劳工起义”之后，19人被绞死，481人被运往12000英里外的澳大利亚，644人被监禁，1人被公开鞭打。历史学家霍布斯鲍恩（Hobsbawn）和鲁德（Rudé）指出：“没有任何其他的抗议运动——不论卢德派、宪章派，还是工会运动者——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5]

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境内，改革都是革命的副产品。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愿无偿提供任何东西！1830年欧洲的革命迫使惊恐万分的英国当权者们采取镇压和让步的政策。在需要的时候，国家会进行镇压，但当面对群众运动时，通常会做出让步，以获得喘息的机会。

争取政治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呼声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民众的想象力。这种鼓动与群众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交织在一起，很快就在许多城镇引发了暴力事件的爆发。1831年6月，在梅瑟蒂德菲尔市，一面红旗首次在英国本土内升起，作为工人阶级反抗的象征。万人群众与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人的80名士兵对峙，20人被枪杀。逮捕后，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刘易斯-刘易斯的刑期被改判为终身流放，理查德·刘易斯（Richard Lewis）（潘德林的别名）遭到处决。

当时，只有少数特权阶层在享有特权的基础上拥有投票权。在1831年的1400万人口中，只有40万特权阶层拥有投票权。在谢菲尔德、利兹、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下议院中没有一个政治代表。另一方面，位于威尔特郡内“腐败”的加顿区虽然选出了两名议员，但只有一名选民！威尔特郡的奥德萨勒姆也是如此。

1832年，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的政府担心来自下层的革命，被迫从上层推行政治改革。經過大規模的公眾抗議后，惠黨政府推出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法案。然而，此一修法再次限制只有幸运的有产者才享有选举权。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仍然没有政治发言权。巴克斯菲尔德勋爵（Baxfield）表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像公司一样。在这个国家，政府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组成的，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被代表”。对于这次让步之后的政府来说，已经不需要再进行改革了。在激进的圈子里被称为“最后的杰克”的罗素，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改革法案将实际政治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移交给了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巩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起初，他们与旧有的寡头政治联盟，但实际上，他们对政府的主要部分有支配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对政府的全面控制是直至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后才完成。工人阶级在中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下被动员起来，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被刻意背叛。工人们被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后起之秀利用和操纵了。工人们失去了利用价值，也随即被抛弃。每六名成年男性中的五人，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仍然被剥夺了权利。“...阅读1830年代初为改革法案而斗争的历史，无法让人不感到愤愤不平。”托洛茨基在《英国向何处去？[6]在工人被出卖的同时，另一方面，辉格党却在新改革的国会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658个议席中夺取了500个议席，毁灭性地重挫了保守党。

然而，即使在1932年改革法案出台之前，工人阶级也在寻求新的思想和运动。科贝特和亨利·亨特是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杰出代言人，他们鄙视“织布机业主称霸纺纱工人”，力图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而在年轻的工会运动中建立起深远影响的却是一个自立门户制造商欧文。他是一个知识界的巨人，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他与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和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Jean Baptiste Fourier）这些社会主义伟人，比他们同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未来的走向。可以说，工会运动这个半革命的新阶段的灵感主要来自欧文。

欧文对厌恶他生活周遭处处可见的压迫，他开始鄙视“人对人的不人道”（Inhumanity betwen men and men）和工业革命的残酷性。他深受法国哲学家的影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永恒固定的，而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他写了一本题为《社会新观》（New View of Society）的著作，于1813年出版，论述了人的性格形成的原理，十分精彩。在欧文看来，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上体面的教育，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怕弊端。他在苏格兰纽拉纳克的工厂（至今仍在），以及后来在其他“合作村”试验了这一革命性的观点，在那里，工人首次被当作人看待。欧文认为，每个社区都应该建立在集体劳动、共同财产、所有成员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原则之上。他决心废除一切阶级差别。欧文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他所雇用的工人的生活，并主张他的方法应被整个社会普遍采用。他写道：“现在让社会建立在同一原则的基础上，一切罪恶将很快消失。”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欧文不可避免地向当地的富人和权贵阶层呼吁，而不是鼓动工人阶级。的确，有些开明的资产阶级一时甚至考虑了这些稀奇古怪的思想。欧文虽然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但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重组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根基，也不是以社会物质条件为根基，而仅仅是以道德论证和说服为基础。不久，上层阶级对他的激进幻想计划失去了兴趣，并产生了敌意。这种反应最终把欧文推向了发展中的工人运动，他对资本主义的抨击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和直言不讳。

欧文写道：“财富的迅速积累，来自机械和化学力量的迅速增加，造就了资本家，他们是民众中最无知和最伤天害理的人。”这句话具有毁灭性的效果。“人民的工业所创造的财富，现在成了这些新的人工力量的赤裸裸的奴隶，积聚在所谓的金钱阶级手中，他们没有创造任何财富，而且滥用他们所获得的一切”。

这虽然疏远了自由派慈善家，但却吸引了激进的工人阶级的巨大支持。欧文主义成为那些反抗工厂制度的人的号召力，这反过来又使他的观点在劳工运动中变成一种有影响的倾向。此外，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欧文，把他进一步推向工人阶级的方向。1825年出现了社会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如约翰·格雷（John Gray）的《人类幸福论》（Lecture on Human Happiness）和霍奇金的《为劳动者辩护》。接着又出现了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劳动报酬》（Labour Rewarded，1827），后来又出现了J.F.布雷（J.F. Bray）的《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1838-9），这些都对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1830年，赫廷顿（Hetherington）和布朗特雷·奥布赖恩（Bronterre O’Brien）推出了《穷人卫报》，首次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思想。1832年4月14日刊的《穷人卫报》指出：“那些巨额利润是工资低下的唯一原因...利润是那些被保留下来的、永远不会被偿还的东西...在劳动者和获利者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1831年11月26日，同一份报纸指出：“制造商品的人应该拥有唯一制定法律的特权，这不过是共同的正义”。英国思想家的这些本土化的“共产主义”思想，尽管不够成熟，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它表明了当时劳工运动内部的思想发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还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伦敦工人阶级最有影响的激进派领袖之一是威廉·本鲍（William Benbow）。他在1831年非常积极地参加全国工人阶级联盟，并于1832年1月发表了一本题为《全国大假日和生产阶级大会》（Grand National Holiday and Congress of the Productive Classes）的小册子，其中提出了举行总罢工或“神圣月”的主张：

“我们被完完全全地压迫，我们被剥夺了一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财富，我们的劳动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它所产生的东西都落入了别人的手中。”

“一个无赖，一个亵渎神灵的无赖，说‘生产过剩是我们悲惨的原因’。确实有过度生产！当我们这些半饥半饱的生产者在我们的辛勤劳作下却无法获得任何类似于充足的产品时，从古到今，何处何地，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丰裕是造成匮乏的原因。天啊！丰裕在哪里？丰裕的食物！问问工人和机械师，他们在哪里找到的。他们憔悴的身躯就是最好的回答。丰裕的衣裳！人们的赤身裸体、瑟瑟发抖、哮喘、感冒和风湿病，都是衣服丰裕的证据！我们的贵族和老板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衣服，都是由我们的贵族和老板生产的。我们的贵族和老板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东西太多，那么很好，我们要停止生产一个月，从而把贵族和老板的理论付诸实践。”[7]

全国大团结工会

1824年，统治阶级对欧文的思想缺乏兴趣让后者感到沮丧，于是他移民到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不成功的共产主义“合作村”实验。这些社区的失败源于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立一座“社会主义”的孤岛——虽然这个词直到1820年代后期才被使用。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是试图消灭“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不消灭整个制度。当然，此时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才刚刚出现，欧文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仍然是空想式的。然而，欧文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天才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巨人脱颖而出。从美国回英后（以及在他的“新和谐”社区失败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转向投注在工会运动上，他的许多思想都在那里生根发芽。在欧文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与他无缘后，“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 年的活动。”恩格斯如此的描述，展现了他对欧文的钦佩。

1833年秋，欧文在曼彻斯特和伦敦举行的两次大型工会大会上发表讲话。到10月，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成立了新的全国性工会——全国大团结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GNCTU）。这项创举被正确地认为是英国工会运动发展的历史性一步。该工会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完全盖过了在此之前的所有其他组织。令人吃惊地的是，它所宣称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日常的“面包和黄油”的要求而斗争，而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社会的革命转型。

“本工会的终极目标必须是确立工业和人类的最高权利，以建立一种不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聪明的部分才能掌握其事务的方向。”（规则45.1条）

全国大团结工会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在不同的行业达到了惊人的50万名成员。无组织的工人很快被吸纳到其队伍中来，包括女工，她们被专门组织到工业女性协会中。其他妇女团体，如女园丁俱乐部，甚至是“圣女俱乐部”，似乎也隶属于全国大团结工会。在赫尔，两个组织者在一个晚上就招募了大约1000名会员加入该工会。在农村，农业工人集体加入了工会——这是自1831年“最后的劳工起义”失败后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运动。第一次，有组织的劳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力量，工人阶级迫切要求立即采取行动以纠正他们的困境。当时一份工会文件对强大的全国大团结工会的潜在威胁力作了如下表述：

“每个行业在每个城镇都有它的内部政府；一定数量的城镇组成一个区，每个城镇的行业代表组成一个地区的区政府；各区的代表组成年度国会；工会的主席则应该取代英国国王！”[8]

从一开始，全国大团结工会就陷入了一系列关于工资和工会认可的罢工中。莱斯特的袜匠、格拉斯哥的橱柜制造工人和伦敦的裁缝都发生了激烈的罢工。工会组织的棉纺工人也在奥德汉姆领导了一场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起义。1833年秋，在德比，由于工人拒绝脱离全国大团结工会，导致老板关厂，影响了1500名男女老少（所谓的德比大停工）。这耗尽了工会的所有可用资金，暴露了工会的弱点。

一如所料，工会的这种“雅各宾主义”举动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国家再次加强对工会运动发展的镇压。在多塞特的托尔普德村，乔治和詹姆斯·洛弗里斯（George and James Loveless）两兄弟曾与全国大团结工会联系，希望帮助建立一个农业工人工会——名为农业工人友好协会，并在托尔普德建立大俱乐部。治安官通过间谍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便贴出告示，威胁加入该会的人将被押送，并以非法宣誓效忠工会的罪名，着手逮捕了乔治·洛弗里斯、他的兄弟和其他四人。由于这一罪行，他们被带到巡回法庭，并根据1797年的法令被判处放逐到澳大利亚的博塔尼湾七年。判决立即被执行。

托尔布德的烈士们成了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然而，当右翼工会联盟领导人每年在托尔布德的庆祝活动中假装向这些烈士致敬时，他们却与多切斯特工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相去甚远。当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国家法律，忠于工会的时候，今天的右翼却在保守党反工会的法律面前畏缩不前。用美国社会主义者德莱昂（Daniel De Leon）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工人帮办”，他们拿着虚高的薪水和浮夸的生活方式，以牺牲工人阶级运动为代价。相比之下，托尔普德的朴素的工会会员是有勇气的人，工党和工会运动是在他们的肩上建立起来的。对乔治-乐福里斯和他的同志们所判处的滔天刑罚，在辉格党内政大臣墨尔本（Melbourne）勋爵的辩护下，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愤怒抗议。当时，工会鼓动了一场释放多尔切斯特劳工的群众运动，最终在伦敦举行了多达20万人的示威游行。两年内，在运动的压力下，判决被撤销，最后一批人终于在1839年被带回家。他们后来参加了伟大的宪章运动，但后来移民了（除了詹姆斯·哈米特，James Hammett，外），到加拿大过上了新生活。

托尔普德的袭击事件标志着雇主的总攻。随后，1837年，五名格拉斯哥棉纺工被起诉并被判处七年徒刑，这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辉格政府的抗议。人们组织了一场支持被定罪者的运动，其声势不亚于托尔普德烈士的运动。臭名昭著的“文件”，也就是一份要求工人签署不然就被解雇的切结书，被用来粉碎工会组织，并实行了一系列重大关厂的行为。到了夏天，由于无数次罢工都以失败告终，全国大团结工会的资金几乎耗尽。到了年底，由于工会结构脆弱，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全国大团结工会终于分崩离析。这时，曾起到释放工人阶级力量作用的欧文，已经对工会许多宣言的阶级战争基调越来越感到绝望。因此，他关闭了其机关报《危机报》（The Crisis），并在1834年8月宣布该组织正式解散。随后，欧文的工作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宣传协会。全国大团结工会的灭亡对於一个如此强大的开始来说是一个不光彩的结局。然而，全国工会的经验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整个“饥饿的1830年代”，工人阶级的条件是可怕的。饥饿和贫困在这片土地上徘徊。许多家庭只能吃煮熟的荨麻。工厂生活是人间地狱。直到1833年，第一部真正的工厂法才得以颁布。然而，这只限于儿童，阻止他们每天合法地工作超过12小时。然而，事实证明，强制执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年仅6岁的妇女和儿童继续受雇于煤矿，搬运卡车，甚至在煤场工作。数以万计的人也被迫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在纺织厂工作。悲惨的手织机工人逐渐被压垮，无望地挣扎着与动力织机的产量和速度相抗衡。因此，数以千计的手织工人死于营养不良和身体疲惫。他们几乎是在工作中死去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写于1844-5年的值得纪念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些状况作了精辟的描述，该书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工会活动家的必读之书。

随着工会的瓦解，手织工和农业劳动者再次被逼迫到远远低于生计水平。1834年《新济贫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剧了工人阶级的痛苦。辉格党政府废除了斯宾汉姆兰制度，代之以以本瑟姆和马尔萨斯的哲学原则为基础的法案，旨在使穷人的命运比最贫穷的劳动者更加悲惨。它主要针对的是拒绝接受工厂纪律的农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新济贫法的作用是把工人与教区和旧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根扯断，把他们的命运交到臭名昭著的监护人委员会手中。济贫法救济的主要原则是，援助应该比在工场外谋生的最不愉快的手段更难忍受。在安多弗的一个这样的机构里，由于全国性的丑闻而被曝光，饥饿的囚犯们为了生存而争夺被送到那里压碎的腐烂的、充满疾病的马骨。这些地狱般的机构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等作品中得到了永生和揭露。健全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的户外救济被停止了。绝望的男人和女人被迫进入劳改所，在那里男女被严格分开，以防止他们繁殖。

深受鄙视的济贫法专员，似乎沉浸在他们的绝对权力中，他们可以决定生死，也可以管理户外救济。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一位面目狰狞的改恶家，他起草了《济贫法》，并担任了多年的施法者，他生动地概述了该法背后的理念：

“劳改所制度的意义是通过劳改所提供一切救济，使这个劳改所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健康约束场所，防止囚犯外出或接待来访者，除非有监督员的书面命令；不允许喝啤酒和抽烟，并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找工作；从而使教区基金成为穷人最后的资源，并使管理救济的人成为闲散和放荡的人所能申请的最严厉的任务主管和最糟糕的工资主管。”[9]

在工人阶级对劳改所（或称“巴斯蒂尔”）的愤怒下，出现了反对高潮。愤怒的人群经常冲进这些地狱般的地方，怨恨之情沸腾成暴力。

1832年的背叛，教会了工人不能相信中产阶级激进份子，促使他们走向工会。但欧文的全国大团结工会的崩溃意味着革命工会运动的结束。面对这些经历，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再次转向政治战线来解决问题，但其程度远远高于以往。在阶级斗争中浴血奋战的工会会员们，进入了宪章运动的革命和英雄行列（1837-48）。战斗的纺织厂工人和矿工为宪章运动运动提供了冲击部队，这并非偶然。虽然宪章运动不属于工会运动的直接历史，但它的命运却是肯定的。英国工人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一个"自己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宪章主义构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世界上第一个。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涉及到一个完整的行动范围：群众请愿、群众示威、游说、总罢工，甚至武装暴动。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激进、最有阶级意识的运动。用伟大的宪章派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的话说：“让一个普遍的号召，从福斯湾到陆地的尽头：不自由，毋宁死。”

1832年后，英国统治阶级主导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生产，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他们的大好时光，也是英国世纪的巅峰。然而，用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话来说，这种钟声很快就会变成对革命的宪章运动幽灵的扼腕叹息。向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的转变有助于改变政治格局。英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不顾一切地用自己的双脚站了起来。

注释

[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运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021.htm

[2] 同上

[3] 同上

[4] 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248

[5] 霍布斯鲍恩（Eric Hobsbawn）和鲁德（George Rudé），《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伦敦，1973，P. 225

[6]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纽约，1973，P. 121

[7] 转引自Cole & Filson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文献选集1789-1875》（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Selected Documents 1789-1875），P. 231

[8] 《正太阳报》（True Sun），1833年12月30日刊

[9]转引自汉蒙夫妇，《灰暗年代》（The Bleak Age），P. 114

打破枷锁

从睡梦中醒来！

从睡梦中醒来吧！

百万人民啊，

为什么你们要蹲着哭泣呢？

英格兰在等你们挑战为所欲为的暴政，

听到召唤，醒醒吧！

1843年6月，《北方之星》（The Northern Star）

在中产阶级激进份子的纵容下发生的1832年“大背叛”，在被剥夺公民权的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广泛的反感。四年后，在科贝特和亨利·亨特去世后，新的领袖站了出来，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首先是争取成年男性选举权的重要斗争。亨利·赫廷顿（Henry Hetherington）、约翰·加斯特（ John Gast）、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朱利安·哈尼（ Julian Harney）和其他技术工匠于1836年6月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伦敦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他们与资产阶级改革家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其他激进派一起，为一场将改变历史进程的新改革运动起草了“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

在宪章起草后，活动家们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是1837年2月在伦敦斯特兰德举行的群众大会，约有4000名支持者参加，他们根据宪章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类似的协会在全国各地兴起，成为史诗般的宪章运动的基石。这被证明是英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又一个分水岭，是独立的工人阶级行动的开始。“东西方的人，南北方的人，你们的成败在于你们自己，只靠你们自己..”赫廷顿的报纸《伦敦民主报》（The 伦敦 Democrat），也是宪章运动协会的机关报，如此声明。

《人民宪章》包含六点基本内容，以下是1837年6月发布的一份传单的概述。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诉求远非革命，但在当时却令统治阶级心有余悸：

1. 每位年满21岁、心智健全、没有因犯罪而受到惩罚的男子，应得一票；
2. 投票权——保护选民行使其投票权；
3. 参选无财产资格限制——从而使选区能够选出他们所选择的人，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
4. 选举出的议员应得到薪资，从而使诚实的商人、工人或其他人能够在忙于国家利益时为选区服务；
5. 平等的选区，确保相同数量的选民拥有相同的代表权，而不是让小选区淹没大选区的选票；
6. 每年召开一次的国会，从而对贿赂和恐吓提出了最有效的制止，因为虽然一个选区可以七年买一次（甚至用投票），但在随后的12个月里，没有任何钱包可以买到一个选区（在普选制下）；而且，由于议员只能就任一年，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蔑视和背叛选民。[1]

宪章运动的成员最初主要由技术工匠组成，他们绝非没有受到中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其形成阶段，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他们认为宪章运动不过是一个压力集团，主导了其高层。尽管如此，《人民宪章》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方案，将开启工人阶级希望的新未来。它成为社会上存在的大规模不满情绪的催化剂。几年之内，运动内的阶级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鉴于保守党和辉格党的敌意，宪章运动很快就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在全国范围内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个词在最受压迫的阶层中传播并扎根。随着全国性工会的解体，一整层的活动家都被宪章运动所吸引。像矿工领袖托马斯·赫本（Thomas Hepburn）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才能带进了宪章运动中。其他如而后成为了最受 欢迎的群众领袖的有力演讲家费格斯·奥康纳（Fergus O’Connor），也被吸引到这场运动中。

在英格兰北部，一场反对新《济贫法》、反对童工和支持新的工厂管制立法的巨大运动已经在膨胀。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会议。例如，1837年5月在西里丁举行的一次会议，有25万人参加，听取领袖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和火爆的斯蒂芬斯牧师（Richard Stephens）的演讲。这些人物勇敢地摆脱了上层保守党的背景，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此，他们为资产阶级所痛恨，但却为工人所崇拜。奥斯特勒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童工之王”。而斯蒂芬斯牧师则宣称，每个工厂的所有权契约都是“用血字写在工厂的每一块砖石上”。

伦敦工人协会与伯明翰政治联盟（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北方联盟（Northern Union）和伦敦民主协会（London Democratic Association）联合起来，争取对宪章运动请愿的支持。这份请愿书将由一个代表会议提交国会，并於 1839 年初在伦敦举行。它要把英国所有工业地区的不满情绪集中起来。采用“代表会议”（Convention）一词是刻意取自法国大革命，很多人认为它是替代腐败的下议院的合法议会。

“我们怎样才能把自己从这种国家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呢？不是通过迎合最近出现在激进派队伍中的那个胆小而不坚定的政客阶层的恐惧，不是依靠卑鄙的辉格党，不是相信暴虐的保守党，而是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我们的主张的固有正义”，一位普通的宪章派人说。

然而，在宪章会议召开之前，在如何实现《人民宪章》目标的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是在旧领导层与其新建立的群众基础之间，是在“道德力量”路线的支持者和“肢体力量”路线的支持者之间产生的。前者坚持认为，会议不过是一个立宪机构，其任务是通过道义上的说服向辉格政府提出宪章，而“肢体力量”派则认为它是一种敌对的政府形式，是对旧秩序的严重威胁。北方宪章运动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为基础，尤其是“肢体力量”宪章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道德力量”的支持者往往是比较受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工匠组成。他们倾向于从工人和中产阶级反对寡头统治的角度来看待宪章运动。相比之下，“肢体力量”的支持者往往来自工人阶级的工厂地区，尤其是约克郡和兰开夏郡，他们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器推翻政府。表面上看是宪章派领洛维特和奥康纳之间的个人斗争，但实际上是一个阶级问题。

奥康纳说：“如果和平带来立法，那么我就支持秩序；但如果和平没有带来立法，那么我就支持战争到刀口上”。该运动实际上分为右翼（洛维特和伦敦协会的领导人）、中派（奥康纳）和左翼（哈尼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然而，运动的团结集中在“可能时平和，必要时动武”（“peacefully if we may, forcibly if we must.”）的妥协方案上。

运动内将选举出代表大会，向国会提出请愿，如果请愿失败，就会发生为期一个月（“神圣月”）的总罢工，使政府屈服。

在整个1838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会议，通常是在火炬下举行的，这些会议选出了参加会议的代表。看起来好像整个国家都排队支持宪章一样。与宪章运动的鼓动交织在一起的是群众对可恶的《新济贫法》的强烈反对。

代表会议最终于1839年2月在伦敦集会，在洋溢的热情中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包括确立“这个国家的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并停止对“虚伪的辉格党和暴虐的保守党”的支持。在大会移师伯明翰之前，宪章请愿运动发起了一系列的示威和集会。5月21日，有20多万人参加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宏伟示威，随后在纽卡斯尔（8万人）、伯明翰（20万人）、曼彻斯特（30万人）、布拉德福德（10万人）、谢菲尔德、布里斯托尔和伦敦举行了群众集会。每个政治工会或俱乐部和所有行业组织都打着旗帜参加了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7月，一份包含1,280,000个签名的巨大的全国请愿书被提交给国会。在辩论期间，约翰·罗素勋爵警告，国会通过《人民宪章》将意味着群众会没收所有私有财产。果然，充满敌意的下议院以46票对235票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请愿书。接到这个消息后，宪章会议内部的舆论迅速转向了“肢体力量”的支持者。代表们于是将8月12日定为总罢工的日期，以保证自己的要求。于是，发出了呼吁，要求工会“作为联合体与他们更苦难的弟兄们合作，在12日进行一次盛大的道德示威”。然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大会本身也承认，“逃兵、缺席和任意逮捕”已经使他们的队伍萎靡不振，而且鉴于当时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和困境，对于罢工的可行性也存在分歧。最后，这些缺陷被证明是无法克服的，大会一致决定暂时“放弃神圣月的计划”。这一退缩使政府胆战心惊，政府迅速介入，逮捕了130名宪章运动领导人。

纽波特起义

尽管受到镇压，但在宪章派的队伍内，很快就出现了组织起义的呼声，这不是一次总罢工，而是以威尔斯和约克郡为中心的起义，而威尔斯和约克郡是“肢体力量”宪章运动的大本营。获得了武器，那些在代表会议上幸存下来的人举行了秘密会议，为叛乱做准备。博尔顿的一位治安官报告说：利物浦巡回法庭的一名证人报告：

“...城镇中正在制造大量的长矛。”

“他们编成小队。有三个小队，每小队大约有三四十人。一位当过兵的证人报告，这些人经历过了分队的训练过程。他们排成几段，在田野上列队行进，然后向右转，再向前转，再向左右两边转”。[2]

来自布拉德福德的宪章派领导人彼得·布西（Peter Bussey）敦促：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支火枪，它是必要的，应该成为每个人家里家具的一部分。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地了解它的用途，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有效地使用它。”[3]

一名名为本·威尔逊（Ben Wilson）的战士找了把枪，加入了“肢体力量”宪章运动，而他的朋友，也是一个“肢体力量”派的人，正在他的地窖里忙着模制子弹[4]。起义是当务之急。然而，用马克思的话说，起义是一门艺术。一门严肃的事业，不是儿戏。列宁在1917年，即布尔什维克起义成功前几个月写道：“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

南威尔士的工业山谷是宪章运动的温床。1839年5月，爆发了第一次“丽贝卡暴动”（Rebecca Riots），一群脸色黝黑、身着女装的工人暴徒破坏了为人痛恨的公路收费站。“丽贝卡和她的女儿”这个名称可能源于圣经《创世记》24章60节中的一个提法，这节经文说，丽贝卡的后 裔 将得着仇敌的城 门。收费门的破坏一直持续到1844年年底，象征着更普遍的反抗，反对沉重的租金、税率和什一税的负担，这些负担压在已经受压迫的民众身上。内政大臣墨尔本子爵惊叹：“南威尔士煤田，，是王国内最可怕的地方”。反抗的情绪无处不在。主要的宪章派人亨利·文森特（Henry Vincent）的入狱，更加激发表达不满的运动。在宪章派人中，军事准备工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夜间进行操练和战术演练。在《人民宪章》被国会否决后，南威尔士宪章运动领袖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与“肢体力量”派领袖哈尼、布西和约翰·泰勒博士（Dr. John Taylor）联手，决定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839年11月3日，弗罗斯特指挥三个师，计划向纽波特进军，从纽波特监狱救出文森特，并占领该镇。弗罗斯特将他的人马，由大约2万名石材工为矛头，组织成旅、连和部队。他们带着枪支、火枪、手枪、煤棒和棍棒，向纽波特进发。他们计划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并希望将蔓延到全国各地。泽法尼亚·威廉姆斯（Zephania Williams）计划建立一个英国共和国，而其他人则相信英国的宪章运动行政政府，由弗罗斯特担任总统。然而，当该国北部的“肢体力量”宪章派——由于缺乏认真的准备——未能作出反应时，起义者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后来在谢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爆发了起义，但仍处于孤立状态。在纽波特的西门饭店与政府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血腥的交锋，最终导致30人死亡，南威尔士领导人被捕。其中，弗罗斯特、威廉姆斯和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被审判，并被判处绞刑。这些勇敢的人至死不渝。他们都准备为宪章而死。一名在西门被墙壁的19岁烈士乔治・谢尔（George Shell），在参加起义前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

“我今夜将参与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上帝能饶我一命，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们；但如果不能，请不要为我伤心，我将为崇高的事业而死。我把我的工具和衣服留在塞西尔先生那里。”

在造就了有200万人签署请愿书的群众抗议运动爆发后，被捕领袖们的刑期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送往范迪门地。然而，接踵而来的大规模逮捕，使宪章派运动胎死腹中。到了1840年6月底，至少有500名宪章派被关押在监狱里，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如果起义成功，很可能会引发其他起义跟进，从随后一个月的谢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的失败起义就可以判断出来。纽波特的英雄起义未获成功，标志着宪章运动第一阶段的结束。

随着奥康纳和其他领导人最终从监狱中获释，对《人民宪章》的鼓动再次被唤醒。洛维特和奥布赖恩现在都倾向于与中产阶级自由贸易主义者结盟，他们也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但代表广大宪章运动人士发言的奥康纳却极力反对他们与商人的结盟建议。经过1832年的惨痛教训，大多数人拒绝与欺骗他们投票的中产阶级激进派合作。

“我们的运动是一场劳工运动，首先起源于奥斯汀夹克、起泡的手和未磨破的下巴。”奥康纳断言。1840年，随着全国宪章协会（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NCA）的成立，宪章派的无产阶级本质得到进一步加强。至此，宪章派运动确立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地位——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全国性规则和章程的政党。在全国协会成立之前，宪章派的机构一直是纯地方性的。现在全国协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会员总数达到4万人，每季度交纳2便士，在全国各地组织了数百个支部。

《纽卡斯尔日报》以上层阶级对群众明晰的仇恨口吻写道，“宪章运动的煽动，把大量通常在底层安静腐烂的败类带到了社会的表面。”[5]。

宪章运动主要是一种自觉的阶级运动，它把工人阶级内部所有独立的进步运动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根据历史学家马克斯·比尔（Max Beer）的说法，“宪章运动、社会主义者、工会运动者和工人是同义词”。宪章运动与反对新济贫法、十小时工时法案运动的群众斗争以及工会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宪章运动者对反《谷物法》联盟非常敌视，正确地把它视为工人的假朋友。

恩格斯指出：“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

工人阶级当然不认为《人民宪章》的立法本身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它没有包含任何明确的工人阶级的社会或经济要求，但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非常清楚的。斯蒂芬斯牧师的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对工厂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深受工人们的钦佩：

“宪章运动，我的朋友们，不是什么主要是让你得到选举权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是一个刀叉问题：《人民宪章》意味着好的房子、好的食物和饮料、繁荣和短的工作时间。”

工人阶级的宪章派认为，这六点不仅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平等，还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这是建立新的平等主义社会的关键。

恩格斯指出：“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6]

马克思更强调当时：

“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7]

1842年，宪章派召开了新的代表会议，并再次发起请愿，获得了300多万个签名。据说，当请愿书被逐一列出时，长达三英里。这次被国会否决（以287票对49票），引发了一场新的运动，并波及到工业战线。第二次请愿书所采纳的具体经济要求，使工会更加接近宪章的事业。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决定，“在《人民宪章》成为国家法律之前，一切劳动都应该停止”。1842年夏天，一场动乱风暴爆发了，这场风暴从兰开夏的棉纺厂开始，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蔓延到威尔士，并北上苏格兰。这场暴动被称为“炉塞阴谋”，因为在工厂区，罢工者进入每座工厂，拔掉锅炉塞子，以使蒸汽机停顿。兰开夏郡、波特里郡和斯塔福德郡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采取了行动。格拉斯哥组织了大规模的失业者示威游行。罢工随后蔓延到兰开夏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人。这场运动滚雪球般地发展成了一场总罢工——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总罢工——其中的经济要求与对宪章的支持交织在一起。

“炉塞阴谋”

在曼彻斯特这个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周围50多英里的范围内，一切都完全停滞了。把罢工与宪章联系起来的真正举措，主要是当地活动家的成果。8月7日，一个庞大的工人大会决定，在《人民宪章》实现之前不复工。曼彻斯特各行业的一次代表会议发出了以下号召：

“我们最庄严地保证，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直到我们通过《人民宪章》的立法，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从垄断和阶级（压迫）法律的困境中彻底解放出来。大不列颠的各行各业都赢得了他们要的改革法案。大不列颠的各行各业也要执行《人民宪章》。”

典型的是，中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对工会有明显的敌意，担心这种组织会排斥他们的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盟友。

实际上，争取宪章的斗争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工会手中。这个转变使宪章党的政治领导层完全措手不及。当时机成熟时，他们却无动于衷。甚至其左翼的哈尼也反对把1842年的总罢工转变成起义。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罢工：

“虽然目前的停工并不是由宪章运动机构发起的，但来自英国各地的代表会议对他们的选民，即现在正在罢工的劳动者表示深切的同情，我们坚决赞成扩大和继续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成为法律条文为止...”[8]

女工在当时占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她们在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成千上万的人从工厂里走出来，支持宪章派事业。1838年，第一个妇女宪章协会在伯明翰成立，会员达到1300人。宪章派运动初期成立了100多个妇女协会，与男工一起在操练和军事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妇女不能再停留在家庭领域，因为她的家已经变得毫无生气，她的炉灶已经变得毫无舒适感，她的地位已经侮辱了她的人格”，贝斯那绿地的妇女宪章派的一项决议指出。

“妇女的圈子被一帮雇佣的警察流氓侵入——她的丈夫从她身边被拖到阴暗的地牢里——她的孩子被踩在脚下——而这一切，无非是因为工人阶级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和正义。”[9]

又发出了把“炉塞阴谋”总罢工变成总起义的号召。但如果没有明确有效的领导，总罢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更不用说起义了。这又反映了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事实证明，宪章运动领导层无法将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引导到有意识的革命渠道中去。贸易情况非常糟糕，在资源枯竭和政府镇压的情况下，饥饿的罢工者又飘回了工作岗位。威廉·比斯利（William Beesley）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困苦如此之深，饥饿如此之普遍，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吃埋葬后挖出的牛的死尸”[10]。然后，随着对罢工的支持开始减弱，政府出面镇压了这场运动——几乎逮捕了整个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总共有1500被捕，其中有200人被运往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

统治阶级以最眼里的态度看待这些发展。几年后，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James Graham）表示：

“我们在1842年有过痛苦和悲哀的经历——那是最苦难的一年，现在它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一年.。我们在这个大都市里，在午夜时分，宪章派的会议在林肯客栈田野上集会。大批的人，非常不满，他们的行为对公共和平是危险的。. . .兰开夏郡的情况如何？. . .所有的机器都停止了...有一段时间，在制造区的不同地方，不断有军队被征召，以维持公众的安宁。...在三个月期内，我和我的同事们所经历的焦虑比我们以前在公共事务方面所感受到的还要大。”[11]

总罢工以及而后起义尝试的失败，对宪章运动造成沉重的打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目标。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这又反映了运动及其领导层的不成熟。按照恩格斯的说法：

“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

许多活动家对宪章的失败感到失望，再次从政治转向工会运动。1842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矿工协会（Miners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成立，宪章派领导人奥康纳和邓肯（Duncombe）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宪章运动通过自己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培训场所，后来成为矿工领袖的大多数人都在这里获得了第一手知识和经验。因此，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杰出的工会成员在某个时间或其他时间没有与宪章派的联系。

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新的工会组织——陶工工会（1843年）、棉纺协会（1843年）和全国印刷协会（1845年）。同样在这一年，一个新的综合组织成立了，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全国联合行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Trades，NAUT），它成为规模较小、组织不健全的行业的协调中心。不幸的是，它刚一成立，就因经济不景气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停工事件，耗尽了资金，使工会濒临崩溃。有趣的是，工会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引起了政治行动的需要。全国联合行业协会作为第一个建议在工会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会组织，值得人们记得。但是，这个构想要再过50年才能完全实现。

1845年，有人进一步试图通过召开新的大会来重振宪章运动事业，但该运动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动力。新加入的琼斯成为奥康纳的得力助手，并试图使该组织继续发展。但其他原因，如反《谷物法》联盟和十小时工时委员会，削弱了运动的力量。

衰亡

1848年是宪章运动的最后一次伟大斗争，宪章运动从这一年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巨大的启发。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说道：“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上”。短短几周内，法国君主制被起义推翻，共和国宣告成立。欧洲的君主政体一个接一个地被人民起义和无产阶级“暴民”推翻。一股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使英国资产阶级的脊梁骨感到冰冷的寒意。可以说，1848年是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一年。

空气中弥漫着革命变革的气息。哈尼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报纸中写道：“每一个无产者，如果没有看到和感觉到他属于一个被奴役和退化的阶级，就是一个傻瓜。”宪章派领袖、演说家和作家琼斯写道：

“阶级的合并是不可能的...社会的这两部分必须明确地、坚决地、公开地相互分离，阶级对阶级。所有其他的程序模式都只是欢迎的。”

奥康纳甚至还起草了一部英国共和国的宪法，并由他自己担任总统！在麦克尔斯菲尔德、利兹、奥德汉姆、谢菲尔德等地出现了群众性宪章会议。一次宪章会议在4月召开，为另一次请愿征集了近200万个签名，尽管有一些签名被证明是假的。虽然宪章运动领导层准备不足，政府态度也很强硬，却仍然有约15万人左右参加了伦敦的示威活动。但首都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武装营地。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就发生了，包括琼斯。一些被逮捕的人将在地狱般的监狱条件下死去。从那一刻起，伟大的宪章运动运动进入了绝境，从此一蹶不振。然而，这是一场真正的英雄运动，它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历史进程。

随着宪章运动的灭亡和欧洲革命的失败，资本主义开始了漫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的开放和新的剥削领域的发现，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世界市场，这是“全球化”的标志。这种发展使社会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希望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但他们错估了事件的发展速度。事后看来，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中潜藏的未来发展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此时还远未穷尽。他们还高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成熟度。实质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的生育之痛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死亡之痛。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但这是时间估算上的错误，而不是方法上的错误。

他们在1848年初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总结的整个革命观，是最有远见的文件。尽管他们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们冷嘲热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对未来看得更远。《宣言》仍然是一部深刻的著作，它以惊人的间断篇幅，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作了精彩的分析。“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宣言》的开场白掷地有声。它继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在今天比1848年首次出现时更有意义。它不是抽象的评论，而是行动的号召，不是教科书，而是发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纲领。“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为了应对欧洲的革命浪潮，资产阶级被迫向工人阶级作出让步。他们没有什么选择：要么从上面给予改革，要么从下面面临可能的革命推翻。结果，《谷物法》被废除，《十小时法案》被通过，新的工厂法被颁布。这些措施是欧洲群众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英国工人阶级从中受益。然而，如果把这些事件简单地归结为外国的影响，那是错误的。宪章运动的革命火种也对统治阶级的心理产生了影响。

恩格斯解释道：“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英国的统治阶级与欧洲的统治阶级不同，他们能够逃避革命的动荡。对宪章运动的支持逐渐减弱。伴随着经济繁荣的经济复苏和更大的繁荣，让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第一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寿终正寝。至少是暂时是如此的。

托洛茨基在1925年说：“宪章运动的时代是不朽的，因为在十年中，它以浓缩的和图表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从国会请愿到武装暴动”。

“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一切基本问题——国会活动和国会外活动的相互关系，普选权、工会和合作的作用，总罢工的意义及其与武装暴动的关系，甚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从宪章运动群众运动的进展中结晶出来，而且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原则性答案。从理论上讲，这个答案的基础远非总是无可挑剔的，结论也不总是完全的，在整个运动及其理论表达中，有许多不成熟和未完成的地方。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革命口号和方法，即使在今天，如果加以批判性的剖析，也比麦克唐纳（MacDonald）的病态甜美的折衷主义和韦伯（Webb）的经济钝化要高明得多。那么，用一个危险的比喻来说，可以说，宪章运动就像一个前奏，它以未发展的形式包含了整部歌剧的音乐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在宪章运动中不仅看到它的过去，而且要看到它的未来。正如宪章运动者把“道德力量”的感性说教者抛到一边，把群众聚集到革命的旗帜后面一样，英国无产阶级也面临着把改良派、民主派和和平派从它的中间驱逐出去，聚集到革命的旗帜下，进行革命的推翻。宪章运动没有取得胜利，不是因为它的方法不正确，而是因为它出现得太早。它只是一种历史的预料...宪章运动根本没有被清算。历史正在清算自由主义，并准备清算伪工党和平主义，正是为了在新的、不可估量的更广泛的历史基础上，使宪章主义获得重生。这就是你们英国工运的真正的民族传统所在！”[12]

然而，宪章运动的失败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新的“黄金时代”的开启，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就是一个缩影。《谷物法》的废除迎来了自由贸易时期，自由放任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观点。

“英国的制造业可以公平地计算为比所有其他大陆的制造业加在一起的四倍，欧洲有十六个这样的大陆可以制造出像英国这样多的棉花...”一位保守派的公关指出。[13]

此时，英国工业的巨大发展使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在观念上出现了分化，并被统治阶级有计划地培养起来。宪章运动代表了整个阶级的运动，而1850年以后的发展则是部门利益——主要是技术工人——斗争的缩影。工会运动的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变成了不是要改变这个制度，而是要通过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加可以忍受而使它永久化：“‘工人领袖们’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传统，而宁愿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进行谈判，并且显出一副‘绅士气派’”。

注释

[1] 转引自Cole & Filson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文献选集1789-1875》（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Selected Documents 1789-1875），P. 352

[2]引自Mark O'Brien，《让特权秩序消失》（Perish the Privileged Orders），伦敦，1995，P. 30-31

[3]多萝西·汤普森编，《早期宪章运动》（The Early Chartists），伦敦，1971年，P. 19

[4] 同上，P. 4

[5] 《纽卡斯尔日报》（Newcastle Journal），1842年8月20日

[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运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021.htm

[7] 马克思，“宪章派”，1852年8月25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8/010.htm

[8]《北方之星》， 1842年8月20日

[9]奥布莱恩，引自《早期宪章运动》，P. 47

[10] 转引自卡里诺（Raymond Challinor）和雷普利（Brian Ripley），《矿工联合会》（The Miners' Association），伦敦，1968，P. 27

[11]转引自Alan Hutt，《最后的危机》（This Final Crisis），伦敦，1936年，P. 53

[12]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第二卷，P. 93-94

[13] 同上，P. 7

“浮夸的行会”

小伙子们团结起来，改善你的工作条件：

缺鸡蛋的时候，

鸡蛋是贵的。

缺男人的时候，

男人是贵的。

——无名

宪章运动的崩溃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问题。十多年来，相当一部分工人与代表权贵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决裂，迈出了革命的一步，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的消亡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决定性突破。在接下来的25年里，工运被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所支配，用奥康纳的话说，就是“浮夸的行会和骄傲的机械师“的观点。“防卫而不是反抗”成了现在兴起的技术工艺工会的座右铭。但不是防卫所有工人，而是对部分既得利益工人阶层的保卫，再加上有意识地在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内工作的政策。这与1830年代的欧文派工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革命工会运动的放弃并非仅仅是意外事件。这一深刻变化的基础是源于英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和增长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全面统治。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到了四十年代末，英国统治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贸易的胜利，使其商业、财富和权力得以无限扩张。英国凭借其世界一流的海军，统治着海浪，不受阻碍，不受挑战。这些年英国工业的利润率不止百分之五、百分之十，而是翻倍地增长。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铁路，这为其重工业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皮尔和格拉德斯通政府倡导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外交和贸易政策，“贸易跟着国旗走”。因此，英国的出口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是她的财富、荣耀和帝国霸权的时代。诗人拜伦（Byron）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英国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到处都当她是最残暴的敌人，

不，比这更糟，因为她曾经一度

伪装友善，把自由许诺给人类，

而今却要束缚人，包括思想在内！ [1]

自1815年《谷物法》通过以来，废除《谷物法》一直是制造商们的呼声。当然，这与工人阶级的困境无关，而与他们的荷包有关。他们希望以降低玉米的价格来降低面包的价格，从而降低工资成本。

“好吧，我们承认”，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说，“工人之间的竞争，在自由贸易下肯定不会减少，很快就会使工资与商品的低价相协调。”[2]

威廉·科布登（William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所领导的“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就是为此目的而发起的，但一如既往地以“国家利益”的措辞为外衣。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工人阶级对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没有兴趣，它们是一体两面的。事实上，马克思把反《谷物法》联盟的领导人描述为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自由派的科布登有一次谈到，他宁愿在阿尔及尔国王（Bey of Algiers）的独裁统治下生活，也不愿在工会的统治下生活。然而，工人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工人阶级的头上永远悬着一个“阿尔及尔的国王”，其形式就是视财如命的雇主。这种暴政除了通过工会组织和保卫外，是无法被破坏或减轻的。

一个工人在一次自由贸易会议上说，“如果地主要卖掉我们的骨头，你们厂家会第一个买下它们，以便把它们放在蒸汽磨坊里，用它们做面粉。”

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是英国巨大的工业优势的缩影。统治阶级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体制充满了信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成为经典的“世界工场”。城市人口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约18%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英国的先进技术使她成为欧美的工业学校。然而，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规律将给迅速追赶的欧美带来巨大的优势。英国的竞争者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完全相同的步骤。他们只需吸收英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然后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然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巅峰时期，在煤炭、生铁、钢铁、铁路和蒸汽动力方面，英国资本主义就像巨人一样耸立在当代的竞争对手面前。

英国的工业垄断及其帝国为统治阶级创造了超额利润，然后这些利润就像富人桌上的面包屑一样，被用来向工人阶级的上层阶级提供优惠。这鼓励了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这种策略在国外的英帝国主义已经很完美，现在被用来在国内的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这些让步包括在1847年实行《十小时法》——“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马克思写道——这使工人，特别是技术工匠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然而，这一政策反过来又起到了培养“工人贵族”的作用，使他们从大量的非技术工人群众脱离出来。这个特权阶层的工资较一般人为高，他们发展出较为保守的性格，这与他们新取得的社会地位相符。在政治领域，这些特权工人倾向于支持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而回避了阶级斗争或阶级独立的建议。这个“工人贵族”被编入了狭隘的、新成立的手工业工会，与早期的激进工会截然不同。

生活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这些“贵族”的保守特质。恩格斯在1858年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他在别处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

新型工会

这些工人阶级的上层看到他们的利益反映在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所谓的“新型工会”（new model unions）的成长上。1851年1月成立的“联合工程师协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ASE）是这些工会的缩影，它是由一些地方手工业协会合并而成。联合工程师协会由威廉·牛顿（William Newton）和威廉·艾伦（William Allan）创立，成为新型工会运动的雏形，以其高会费、高福利、集中控制、阶级合作主义政策，树立了稳定的新标准。实际上，他们采取了工会和友好社职能的结合，主要是后者，这标志着与早期的“战争学校”的明显决裂。

随着这种新发现的稳定和资源，带来了一个专业的机构和职能部门。他们的高额工会会费使他们能够支付一个由全职组织管理人的稳固中央组织。虽然这在组织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些官员的性格往往非常温和。与欧文、彭德林或杜谢尔蒂等工人阶级巨头不同，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在工会运动中崭露头角。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反映了、也更适合变化了的时代。一批思想保守的官员和机会主义的协商代表，越来越多地关注日常问题和零碎的改革，掌管着新的工会。与1830年代包罗万象的工会相比，他们的观点和政策根本不同，是当今“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和阶级合作的先驱。

“我们认为”，艾伦在一个皇家委员会上说，“所有的罢工都是完全浪费钱，不仅对工人，而且对雇主也是如此。”右翼的哲学至今是多么的一成不变啊！这样的语言也可以是出自当今肯·杰克逊（Ken Jackson）爵士或埃里克·哈蒙德（Eric Hammond）之口。这些新型工会领导人总是热衷于谴责激进的行动和工业抗争，他们寻求与雇主密切合作。他们满足于只要求从老板不断增长的利润中获得“公平的份额”。相对于罢工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倾向于仲裁和共识。他们越来越多地处理一系列“友好的福利”，如失业、疾病、事故和死亡津贴。在工会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派别成员，他们试图限制向各行业提供劳动力。同时，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只能任由雇主摆布，因为他们被典型的手工业势利眼视为“不符合”工会运动和组织原则的人。

“体面”的木匠们和木匠联合协会热衷于促进仲裁和调解，敦促其成员“成为受人尊敬和尊重的人”。弗林特玻璃制造商杂志告诉它的读者，“用智慧代替酒精——它更甜美、更持久”。工会现在颂扬的美德是谨慎、节制、开明和受人尊敬。其他出版物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但更为粗暴。正如1867年出版的《给英国工人的歌》中的一段话所表明的那样：

工作吧，伙计们，越工作越知足

只要你的钱够买一顿饭就可以了。

你可以确信，财富终将会

抵达勤奋工作的人的手中

这些“模范”工会的领导层令人尊敬，被称为“军团”。其中包括一些总书记，如艾伦（工程师）、罗伯特·阿普尔格拉斯（Robert Applegrath）（木匠和细木工）、丹尼尔·盖尔（Daniel Guile）（铸铁工）、埃德温·库尔森（Edwin Coulson）（砖瓦工）和乔治·奥德格（George Odger）（女鞋匠）。他们认为自己是行政人员，而不是工会的鼓动者，并第一次具有了工会官僚机构的社会性质。有鉴于此，雇主们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更巧妙的方法，把她们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共同纽带”中。他们受到资本主义当权者们的栽培和培养，让他们感到非常重要和受人尊敬。当然，这些工会领导人是这个骗局中心甘情愿的伙伴。恩格斯指出：“从此，工联和工人政治团体的主席和书记们，还有其他被认为在工人中有影响的著名工人演说家们，转瞬之间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议会议员、贵族和其他出名的恶棍就开始来拜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愿望和需求表示意外的关切”。[3]

尽管其“温和的”领导人做出了努力和算计，但新型工会仍无法取消阶级斗争，也无法阻止罢工的发展。毕竟，罢工不是由煽动者引起的，而是由社会条件引起的。在联合工程师协会成立后一年内，工会在其主要据点伦敦和兰开夏因实行缩短工时（九小时运动的一部分）而面临一系列关厂。雇主们指责工会试图通过禁止加班和改变工程行业普遍存在的计件工作形式来“干预管理”。然而，工会对关厂的抵制被击败，工程师们被迫回到工作岗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不得不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文件”，宣布放弃工会会员资格。

虽然雇主在这场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中成功地击败了雇员协会，但工会很快就恢复了实力。在雇主们的攻击影响下，会员人数从11000人降到了9000人，资金也降到了5000英镑。然而，在三年内，联合工程师协会得意扭转乾坤，其会员人数大大增加至12500人，资金也增加到35000英镑的可观数额。工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更多的资源和更长久的结构，这使它能够更深入地扎根于技术工人阶层。在1850年代，联合工程师协会赢得了许多承认协议，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一个强大的存在和组织。

迄今，自1842年“炉塞暴动”以来最大的工业斗争是普雷斯顿停工。它同时影响到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是棉花行业相当一部分普遍斗争的一部分。工会一直在寻求恢复在1847年经济萧条时期被削减的工资。雇主以全面停工作为反击，拒绝重新雇用工人，除非他们同意签署“文件”。他们还动用了所有法律途径来对付工会领导人，虽然后来放弃了这种做法，但在对罢工者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最终打败罢工行动。

到1859-60年，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伦敦建筑工人罢工成功，赢得了较短的工作时间后，斗争开始蔓延。所谓的9小时运动，影响到了工程厂、棉纺厂和煤矿，在这些地方，正常情况下，每天工作10个半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尽管他们的领导能力很弱，但这些事件显示了这些新型工会的组织力量，并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富裕会员的资金支持。从东北地区开始，1870年代初工程界的一系列战斗，成功地确保了9小时工作制，这加剧了其他地区缩短工时的运动。

工人阶级的信心正在上升。1860年代中期，扩大选举权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几十个工业城市举行了要求投票的大规模示威。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工人阶级开始从不同方面向政府施压——从高度的改革活动丶工会运动的复兴以至第一国际的酝酿——这一切都使保守党相信他们正处於革命动荡的边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反叛的麻烦，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推动通过了1867年的改革法案，将投票权给予缴纳差饷的城市男性工人，从而使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按理说，妇女被排除在外。但财产资格仍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排除在外。然而，这些让步并没有让资产阶级满意，引起了统治阶级中部分人最阴暗的预感。例如，19世纪著名的立宪学家瓦尔特·巴格霍特（Walter Bagehot）认为，“无知的群众”不懂政治，永远不能依靠他们以正确的行使投票权。巴格霍特在他的《英国宪法》（English Constitution）中写道“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两个政党都会竞相争取劳动者的支持；他们都会承诺按他的意愿行事。”他预言，这都将以血与泪或更糟糕的方式告终。

1867年，国会成立了一个工会问题皇家委员会，以谢菲尔德的一些“打鼠”（恐吓工贼）事件为借口进行调查。当时，工会经费没有法律保护，罢工者仍可依法以“阴谋”和“恐吓”罪被监禁。工会内的“军政府”急于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让步，于是成立了一个联合行业会议，以影响皇家委员会。这种压力在某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辉格党和保守党现在开始争取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公布后，新的立法出台，给了工会一些小小的让步。然而，即使在这些“开明”的法律下，工人仍要因“严重”违约而被判处监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自由仲裁权，而雇主如果被判有罪，只能面临有限的赔偿。纠察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违反规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与以往一样，这是一种阶级立法，完全偏向于雇佣阶级。

1871年春，在欧洲统治阶级的惊恐中，巴黎爆发了革命，这次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爆发的。法国资本的革命群众夺取了控制权，并宣布成立“公社”，这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府。法国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崩溃了，一个新的革命国家建立起来了。这个革命民主国家的基础是所有议员的选举，并有直接的罢免权，行政和立法的职能相结合。为了消除职业主义和特权，这些代表只领取工人的工资。马克思立即奋起捍卫公社，赞扬巴黎群众“冲天而起”寻求自身解放的壮举。马克思指出：“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逃离巴黎的法国统治阶级，立即向围困首都的德国总参谋部寻求庇护和帮助。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法国和德国的统治者，要把革命的公社溺毙在一滩血池里面。巴黎最后沦陷后，反革命的军队在街头杀害了2万名公社人，还有3000人死在巴黎的地牢里。军事法庭一直持续到1875年1月，共执行了13,700项判决，将男女老少判处监禁和流放。

5月29日发行的《伦敦时报》称：“这是战争的法则啊！凡尔赛部队在过去六天里开枪、上刺刀、砍杀俘虏、妇女和儿童的非人道复仇法相比，（公社人）是温和的、基督教的。据我们调查，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4]

然而，尽管经历了战败后的野蛮残暴，但这些巨大的事件证明，它激励了所有试图保持革命火焰的工人。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中预言：“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

在巴黎公社之后，精明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不顾统治阶级的分歧，进行了改革，以避免英国出现这种社会爆炸。在巴黎火爆的同时，又要从上面及时改革，防止下面的革命。随着1867年专营权的扩大，1871年政府又对工会做出了进一步的让步，这次改善了工会的财政状况——这一行为极大地打动了当时上进的工会领袖。但和以往一样，这些让步都是有限的，对罢工权的法律限制仍被保留。在工人阶级的强烈压力下，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才迫使政府勉强取消了这些强加的规定。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虽然宪章运动在1850年代消失了，但许多领导人和活动家加入了与工人阶级事业有关的新运动。例如，琼斯和哈尼与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的马克思进行了密切合作。琼斯成为阶级战争的公开拥护者，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非常接近。在1852年的一次特殊的宪章运动大会上，他争取到了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公开政策，并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的方针重组全国宪章运动协会。在这一努力中，他急于团结工会，但不幸的是，他在1853年普雷斯顿总罢工后工会团结时期召开的“劳工国会”，遭到保守派工会领袖的唾弃，这一倡议石沉大海。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宪章运动运动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恩格斯实际上是宪章派报纸《北方之星》的常态投稿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哈尼创办了一份新的左翼报纸《红色共和党人》，该报于1850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首部英文版本。同样，琼斯和哈尼在建立兄弟民主党（Fraternal Democrats）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宣传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国际协会。这些进步潮流后来合并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WMA）。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它吸收了英国工会的领导人，如温和的木匠和木匠联合协会的总书记阿普利加思等人加入了它的队伍。尽管这些工会领导人的视野狭隘，但马克思对这一发展却极为重视。国际的任务是在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之间建立兄弟关系，并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协调它们的活动。根据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工运动最终将朝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指出：“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但对马克思来说，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仅是工人斗争的 “组织中心”，尽管这一点很重要，但——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比较下——它们可能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

马克思一直被疾病困扰着，他极力避免浪费时间，并全神贯注于《资本论》的写作，但他还是欣然投入到第一国际的工作中。马克思写道：“虽然多年来我一直避免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等等，但是这一次我接受了建议，因为这是一桩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事业。他在它处观察到：“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作为国际组织的实际领导人，马克思被赋予了起草国际组织成立规章和宣言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了巨大的技巧，把英国工会运动者、法国普鲁东主义者、德国拉萨尔主义者、巴枯宁的支持者和其他潮流的不同意见编织在一起。恩格斯在1890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序言中写道：“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在运动能够奔跑之前，它必须学会走路。这是二十多年来，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第一次与工会建立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

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末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马克思再次写道，必须避免宗派主义，必须同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联系起来。

他说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他们来说，为了不在这一关键时刻粗暴地拒绝新的合作者，他们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法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明白，第一国际的工作代表着运动发展的历史性一步。马克思指出，工人运动的一个真正的进步，胜过一千个正确的方案。在经验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觉悟部分将不可避免地朝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就目前而言，在这个发展的初期阶段，任务是一以贯之地耐心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在英国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成功地把国际团结在一起，而且通过他们一贯的工作，国际成功地在整个国家扎下了根。尽管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起伏，但他们这些年的工作为今后社会主义思想在1889年成立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群众队伍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第一国际在其短暂的生命期内，对英国广大工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就证明了这一点。

1865年2月21日，砖瓦工工会向总委员会宣读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希望加入国际工人协会。1865年3月28日，总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报告了它访问制鞋工人工会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保证“努力在我们的选民中传播其自由和光荣的思想”。1865年4月1日，切尔西木匠工会要求派代表解释国际协会的原则。总委员会成员约翰·韦斯顿（John Weston）也向矿工联盟报告了他们的代表团的情况。1866年4月3日，英国裁缝联盟执行委员会“对协会表示了友好的感情，并答应加入协会”。当时，总委员会还听到了考文垂的带子和小织品编织者希望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通知。

1866年4月10日，“根据主席报告，西区靴匠协会已拨款一英镑供理事会使用，他们已提议公民奥德格作为代表参加国会”。4月17日，裁缝协会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会。另据报道，韦斯顿和瑞士代表赫尔曼·荣格（Hermann Jung）荣格已被委派参加泥水匠委员会的会议。1866年5月日，荣格报告了他和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访问当地的操作砖瓦工分会的情况。他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接待，并得到了支持的承诺。5月15日，联合裁缝工会的达林顿分会被接纳为国际组织的成员。7月17日，宣读了一份函件，称同意加入国际组织的手拉手库珀协会向每位会员征收一先令，作为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的费用。在同一次会议上，据报道，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该国际的内阁成员会议。会议商定，他们还将征收一英镑作为大会的费用。8月17日，有报道称，伦敦排版工人协会选举他们的书记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日内瓦大会。另一方面，联合工程师协会拒绝了派代表参加大会的建议，并拒绝允许一个代表团访问其分支机构。[5]

研究一下第一国际的会议记录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发挥了日常的领导作用，概述了国际在每个阶段面临的阶级问题。尽管其组成人员参差不齐，但马克思也在每一个合适的场合娴熟地解释社会主义思想，丝毫没有人为地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然而，在1865年6月的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围绕欧文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韦斯顿提出的经济论点进行了一场正式辩论。他认为，提高工资是虚幻的，工会的活动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马克思对韦斯顿的经济观点进行了反驳，并以简单的形式解释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同时，马克思还反驳了蒲鲁东和拉萨尔的论点，他们淡化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重要性。马克思坚决维护工会的作用和意义，但强调要把工会的经济斗争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废除工资奴隶制本身联系起来。在这些讨论中，马克思试图通过事实、数字和论据来证明他的方法和分析的优越性，这有助于提高总委员会成员的政治水平，并通过他们提高工人阶级运动的最先进部分。马克思的两篇演讲后来被抄录下来，并编成经典小册子《工资、价格和利润》。

然而，在总委员会中派有代表的大多数英国工会并不太在意这种“高大上”的论调。工会领导人克雷默（Cremer）、阿普尔格拉斯、韦斯顿、卢克洛夫特和奥德格，倾向于把第一国际看成是一个可以服务于实际目的的机构，即团结——特别是针对国际罢工破坏的威胁。尽管有这些限制，英国工会领导人确实在总委员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奥德格成为总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1869年在伯明翰召开的工会大会上，克雷默甚至成功地提出了一项决议，敦促英国工会加入第一国际。

决议指出，“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努力巩固和扩大各地相同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本大会衷心建议协会支持联合王国的劳动者，特别是所有有组织的机构，并强烈敦促他们加入该机构，相信实现其原则也将在世界各国之间缔结持久的和平”。

英国工会运动者的努力固然加强了第一国际的力量，但他们狭隘的手工业视角后来会使他们与那些想扩大运动的人发生冲突。马克思总是挑战界限，力求提高有关人员的觉悟。在日内瓦会议的一项决议中，他概述了工会在将日常任务与改造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方面的基本作用。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6]

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对恐慌地观看着国际工人协会。内政大臣阿伯代尔勋爵不断受到压力，要求取缔国际，逮捕马克思，认为他是“对生命和财产的威胁”。在国际的影响下，英国工会在美国内战中表现出对北方的坚定支持，尽管北方封锁造成了棉花饥荒。波兰和意大利争取自决的斗争也得到了衷心的支持。然而，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以及马克思对英雄的共产党人的有力辩护，证明英国工会领导人有点难以接受。1871年夏天公社失败后，工会领袖们脱离了国际。这些领导人准备在基本的工会问题上进行合作，但一想到要为巴黎的革命者辩护，他们就感到反感！他们更关心的是保护他们的新成员。他们更关心的是保护自己新的受人尊敬的形象，不得罪英国当权者们，而不是向外国革命者提供支持。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马克思是不准备屈服的。马克思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对那些背弃最需要帮助的人的人，马克思只表示了蔑视。

工会联盟

在186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会组织形式，即行业理事会（Trades Councils）。这些机构试图将某一地区的工会吸引到一个单一的代表委员会之下。在1859-60年的建筑工人纠纷中，出于团结的需要，伦敦行业委员会成立了。其他城市和城镇也纷纷效仿。定期召开行业委员会会议，试图进一步统一这一运动。例如，1864年，格拉斯哥行业委员会的亚历山大-坎贝尔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工会会议，反对反工人阶级的《主仆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该法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根据这项法律，被认为违反合同的罢工行动仍然是刑事犯罪，而主人的停工则不是。在会议之前的12个月里，因参加罢工而被起诉的人数不少于10,393人；数千名工会成员因违反该法而被监禁。

由于这次会议的成功，1866年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谢菲尔德），1867年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伦敦）。1868年4月，进一步反工会立法的威胁促使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行业委员会——可能是全国最重要的行业委员会——提议定期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这成为一年一度的活动的起点，它作为第一次正式的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工会联盟）被载入劳工史。在这次集会上，成立了一个国会委员会，作为其协调领导机构。1920年，国会委员会改名为工联总委员会。虽然这次大会在各地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保守的工会“军政府”却极为警惕，担心对自己的工会事务进行过多的干涉。然而，政府的反工会行动很快就迫使他们把权力借给新成立的工联——最好是把它控制住，而不是让它落入危险的煽动者手中。

格莱斯顿（Gladstone）的《1871年法案》（Acts of 1871）是一个典型的左手给予，右手拿走的案例。在保护工会资金的同时，也限制了工会在其他领域的有效运作。虽然雇主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工人劝说他人罢工的任何和平企图都被视为“胁迫”，被视为刑事犯罪。法官干脆将干涉雇主“行动自由”的阴谋行为和限制贸易的阴谋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法官只是简单地解释法律，以确保工会不断地被判违法。在这种威胁到工会运作能力的情况下，工会别无选择，只能发起一场坚决的斗争，以废除法律，确保损害的“豁免权”。毕竟，商业利益集团在1856年的《公司法》（1856 Companies Act）中获得了他们的“豁免权”——以有限责任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工会就不能呢？

在1873年的圣灵降临节，一场大规模的工会示威被召集起来。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迫使自由党政府下台，并确保废除《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和为人诟病的《主仆法》。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1875年的新立法使“和平纠察线”合法化，“胁迫”和“骚扰”等旧词从英国法律中完全消失。违反合同也变成了民事问题，没有监禁和罚款。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它不会持久。

虽然国会废除了旧的罪行，但法官的反应是创设了民法上的阴谋罪，雇主可以要求赔偿。“释法”实际上取消了有限的法律纠察权，纠察成为非法的“监视和围攻”。在南威尔士，有7名妇女因对工贼说“呸！”而被关进监狱。在珀斯郡，6名鞋匠仅仅因为"观察"一个在纠纷中工作的鞋痂而被关进监狱。在伦敦，一次煤气罢工者的罢工导致500名男子因违反合同而被起诉，其领导人因犯罪阴谋而被起诉。

100多年后的今天，工会也处于类似的法律地位。统治阶级迫于劳工运动的压力而被迫给予的损害赔偿责任“豁免权”始终受到威胁。一切都取决于特定时期的阶级力量平衡。随着1980年代初保守党发起的攻击，1980年和1982年的就业法以及1984年的工会法基本上取消了这些豁免权。这些使工会成为愿意利用保守党法律为其提供的片面优势的雇主的猎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历史表明，工会总是不得不打破不公正的集体法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集体诉讼和社会力量的对比总是影响着法律的实际运作方式。

恶性循环

1870年代初，在农村的农业工人们开始围绕着沃里克郡农场工人约瑟夫·阿奇（Joseph Arch）这一鼓舞人心的人物采取行动。这些工人的残暴条件使他们成立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号召发出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工会事业中来，华威郡农业工人工会在利明顿成立。几乎立即爆发了一场争取改善工资和条件的罢工，得到了工会运动其他方面的大力支持。1872年5月，全国农业工人工会成立，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到了年底﹐會員人數已攀升至35,000人。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新的工会，结果约有15万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运动。

没过多久，资本主义贵族和地主在英格兰教会和地方法官的支持下，就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一系列的关厂接踵而来，法律的全部力量被用来对付工会。资产阶级毫不留情。在阿斯科特，17名妇女被指控犯有“聚众闹事”的罪行，并全部被判处牛津监狱，其中一些人还带着她们吃奶的婴儿。到了1874年，在近乎内战的场面中，工人们被饿着肚子回到雇主的条件下工作。在国家的铁锤打击下，农业工人工会被打得只剩下4,000名成员，很快就解体了。

1870年代中期的贸易衰退导致了一系列激烈的罢工，特别是南威尔士矿工（1875年）、石匠（1877年）、克莱德船工和兰开夏棉花工人（1878年）。然而，在事态的压力下，合并后的工会的保守领导层的不足，导致工会内部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1872年，花样师们厌恶地脱离了联合工程师协会。他们不会是最后离开的人。

新型工会的狭隘和短视的观点所带来的困难在下一个时期就会显现出来。事实证明，它们是工会运动发展和非技术群众组织的决定性障碍。恩格斯当时写道：“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7]

1883年8月20日，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概述了他认为英国工人如何有可能冲出这个“狭小圈子”。他写道：

“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运动才会在这里兴起（如果不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情况的话）。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而这个党又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如承认他们有建立工联和罢工的权利，不再坚持无限制的工作日，并给予那些报酬较高的工人以投票权。但是，一旦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竞争，对这种垄断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在铁的方面，这已为期不远；在棉花方面，可惜还很远），那时你就会看到，这里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8]

恩格斯的非凡前瞻后来确实发生。英国的相对衰落，标志着英国的工业垄断被打破，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危机。从这个时候开始，特别是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开始削弱和破坏英国的主导地位。这些新的强大的竞争者进入世界市场，在随后的几年里给英国工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些完全不同的情况，正如恩格斯所预见到的那样，带来了新的社会调整。长期以来被忽视和孤立的大量非技术工人即将在历史舞台上爆发。保守的工会“军政府”和"浮夸行会"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

注释

[1] TXT小说天堂译，https：//www.xstt5.com/waiwen/3492/222656.html

[2]转引自《列宁论英国》，进步出版社，1973，P. 20

[3]恩格斯，“英国的选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58.htm

[4] 转引自Alistair Horne，《巴黎的陷落》（The Fall of Paris），伦敦，1990，P. 417

[5] 见《第一国际文件，1864-66》（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66），伦敦，1974年。

[6]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25.htm

[7]恩格斯致伯恩斯坦，1879年6月1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4/220.htm

[8]恩格斯致倍倍尔，1883年8月30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6/031.htm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你们这些富人啊，听了就发抖，因为有了话语，就会有声音，

曾经，我们为你和死亡而劳作，现在，我们向你斗争，

我们是人，我们要为人类和生命而战。

而我们的队伍正在大步前进...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工人之歌》（The Song of the Workers）

1880年代的十年是英国工会史上的又一个分水岭。如上所述，工人阶级发现自己所处的新形势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由于早期的工业化和海洋优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现在面临着来自德国和美国的激烈竞争，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工业化。以衡量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钢铁产量为例，德国的钢铁产量从1870年代初的每年约3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600多万吨。另一方面，英国在世纪之交的钢铁产量还不到500万吨。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肆意妄为的“英国世纪”毫不留情地被终结了。

然而，英国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全球地位。它仍然拥有自己的帝国，到1900年，帝国人口约为3.7亿，面积超过1 300万平方英里。在非洲，一块又一块的领土被吞并或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吉卜林的话说，他们的使命是“白人的负担”。他们犬儒地带着基督教的《圣经》进入非洲，然后带着土地拥有权和资源离开。1875年，非洲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到1895年，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还没有被征用。在1883年至1893年的十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和殖民投资以每年74%的速度增长。到本世纪初，英国资本家在海外投资约17亿英镑，每年至少引来1亿英镑的进贡，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种世界霸主地位赋予了英国资本家巨大的优势。它能够在必要时及时给予让步，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培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劳动“贵族”。

这被视为英国的“天才妥协”，统治阶级和右翼工会领导人以此为荣，认为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家发明。然而，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失业和减薪，使大多数工人阶级陷入了可怕的不安全和贫困之中。

恩格斯于1885年指出：“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

虽然在1815年以后的整个世纪里，实际工资都在增长，但据一些人估计，到1880年，实际工资只与15世纪持平！[1]。在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长期停滞面前，旧的合并工会，用韦伯夫妇的话说，“不过是友好社运动内有些停滞的部门”。理性已经变成了无理。旧的工会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现在是对工会运动的形式和形态进行根本改变的时候了。

占主导地位的工会领导人——他们后来被称为“老帮”——放弃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所有领导责任。阿普列加思一帮人已被类似类型的人所取代，如亨利·布罗德赫斯特（Henry Broadhurst，工会联盟书记）、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t，工程师）、J.D.普莱尔（J.D. Prior，木匠）和乔治·希普顿（George Shipton，伦敦行业委员会）。再次引用韦伯夫妇的话。来说他们的整个政策可以概括为“轻蔑的不作为”。

然而，1880年代预示着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了新的复兴，这是英国自宪章运动时代以来所没有的。虽然在1867年，选举权在压力下得到部分扩大，但零星的“工党”或工人阶级候选人总是被绑在自由党的衣襟上。到了1886年，在格莱斯顿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s）确保了大多数城乡工人的选举权之后，有10名工会成员被选入下议院，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阶级政治有丝毫的了解。远非如此！从担任工会联合会下议院党团书记的布罗德赫斯特开始，被格莱斯顿看中，被任命为副国务卿，被皇室邀请借宿在皇宫里，甚至有一次还吹嘘威尔士亲王亲自为他的卧室暖炉点火！布罗德赫斯特是工会“军政府”政治野心的缩影，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延伸到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是他们自己。

1881年6月，在亨利·亨德曼（Democratic Federation）的领导下，一个名为民主联合会的新政党被成立。三年后，该党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亨德曼认识马克思本人，他的政党立足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上。它是英国第一个公开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并紧紧模仿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同年，作为亨德曼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中产阶级知识份子成立了费边会（Fabian Society），宣传渐进式社会改革和启蒙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对工会不感兴趣。社会民主联盟专注于抽象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在失业者中工作，而费边会则在稀有的小资产阶级圈子里活动。

恩格斯断定：“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2]

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立场是宗派的、离地的，但正是从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主要是这个组织中，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试图挑战“老帮”，并为一种新形式的激进的工会运动站出来。

即使在社会民主联盟内部，对工会的意见和态度也有明显的分歧。亨德曼对工会采取了非常宗派和傲慢的态度（“...事实上，工会...阻碍了无产阶级的真正组织”，他宣称），这可想而知地与普通的工会会员对立和疏远。这种狭隘的贫瘠的宗派主义导致恩格斯与亨德曼和社民联断绝了政治关系。列宁后来解释了盛行的机会主义是如何产生它的两极对立面——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运动往往以极左倾向的出现为其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买单，这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头和尾。与此相反，社会民主联盟的工会份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认识到必须改造工会，赢得工人对他们思想的认同。这些人包括汤姆·曼（Tom Mann）、约翰·伯恩斯（ John Burns）和威尔·索恩（Will Thorne）等人，他们后来都离开了社会民主联盟，发起了“新工会运动”（New Unionism）。由于不存在建立一个对立的工会运动的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改革旧的工会。如果期望工人改造社会，那么他们肯定能够改造现有的组织。从工人的组织内部进行斗争，是人人都可理解的常识。

汤姆·曼在一本名为《强制八小时工作日对工人意味着什么》（What a Compulsory Eight-Hour Working Day Means to the Workers）（1886年）的小册子中写道：“对于工会会员，我想发出特别的呼吁”。“你们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才能满足于你们工会目前半心半意的政策？欣然承认工会在过去做了不少好事，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它们现在有什么好的作用呢？”这一呼吁在工会基层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听众。

第二年，激进份子和“老帮”之间的冲突在工会联盟会议上爆发，当时来自艾尔郡的年轻矿工代表凯尔·哈第（Keir Hardie）对布罗德赫斯特和其他领导层发起了全面攻击。正如预料的那样，作为回应，他早到了工会全体高层的愤怒报复。布罗德赫斯特对哈第进行了抨击：“那些在工会中散布分歧，并试图通过强烈攻击工会的重要代表来摧毁工会运动的人...他们的使者打着朋友的幌子进入我们的阵营；为的是他们能更好地播下破坏的种子。工人们应当提防这些人！”最后，他凶恶地说：“（让我们）把这些生物从我们之间赶走”。

恩格斯在第一国际的日子里就与一些著名的工会活动家保持着联系。他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共同工作，使他置身于事态发展的中心。他现在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运动的领导人，更充分地参与各种活动。这些宝贵的联系使恩格斯后来有机会和平台在1881年初伦敦行业委员会创办名为《劳工旗帜报》（Labour Standard）的报纸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恩格斯应邀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精彩的文章，今天所有的活动家都应该读一读，它们代表了对当时经济形势、工会运动问题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必要性的透彻分析。

他在1881年6月写道：“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结果将会作出一件大事，即粉碎那条仍然把英国工人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链条的最后一环...这一垄断一旦被消灭，英国工人阶级将被迫谋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并且结束雇佣劳动制度。”

在令一篇发表于《劳动旗帜报》上的文章，恩格斯指出：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它有一个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这个专门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们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3]

到了十年末，工人阶级已经开始突破如果它的瓶颈，新的激进的年轻力量在伦敦东区激荡。1888年7月，在社会主义报刊上揭露了受雇于波普拉的大型布莱恩特和梅依（Bryant & May）火柴厂的女工所忍受的恶劣条件后，两位社会主义者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和赫伯特·伯罗斯（Herbert Burrows）领导的罢工爆发了。经过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姑娘们赢得了一系列的让步，包括取消罚款和克扣工资，增加工资和一定的工作保障。这七百名妇女在罢工中成立了一个工会——火柴制造工工会，她们的历史性胜利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是英国最大的完全由妇女和女孩组成的工会。韦伯夫妇评论说，它“翻开了工会史上新一页”。

从火苗开始

布赖恩特和梅依的罢工被恩格斯描述为“整个雪崩移动所需要的轻微的摩擦“。工人们并没有忘记这次罢工的教训。它无疑提供了火种；这场大火是继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壮丽斗争之后的又一场大火，并将最终导致新工会运动的爆发。

1889年初，年轻的社会民主联盟支部书记兼煤气工索恩开始在东汉姆附近的贝克顿煤气厂组织工会。

“工会组织会议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了”，索恩后来写道，“在坎宁镇、巴金、西汉姆的公馆、工厂和工厂里，每个人都在谈论工会的事...一个星期天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会从我们的总部巴金路144号出发，去鼓励其他煤气厂的人。多达20辆刹车车的工人会在这些周日上午的‘行军’中出动。这个想法很受欢迎，热情高涨，两个星期内，我们的工会就有3000多人。男人们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反应。几个月来，伦敦一片火热。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对我们的活动作了很好的报道。他们很想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一直牢记着我在第一次会议上对大家的承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奋斗，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战。——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随后就会被争取到。”[4]

马克思的小女儿埃莉诺、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和其他社会民主联盟成员汤姆·曼、伯恩斯和本·蒂利特（Ben Tillett ）密切协助索恩。鉴于劳动群众之间的动荡氛围，工会迅速蔓延，四个月内就有2万人加入了工会。罢工通知被递交，要求八小时轮班，两周十二天，以及每小时一先令（五便士）的工资。公司害怕罢工，就答应了所有的要求，只是工资比他们要求的少，每小时两便士半而不是五便士。汤姆·曼认为这是一次胜利，“使老工会和较大的工会感到羞愧”。

索恩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恩格斯私交甚笃，成为6万名气力雄厚的全国煤气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今天的GMB）的第一任总书记，埃莉诺·马克思也被一致推选为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工会的规章，并成为工会第一个妇女支部的书记。

“埃莉诺·马克思在罢工中起了主导作用”，索恩回忆道。“她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精通几种语言，她在男女工双方中都做了很好的工作，并在西尔弗镇成立了工会的妇女分会，她成为该分会的书记。她作为该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我们所有的代表会议，并在修改规则允许妇女进入委员会时当选为工会委员会成员。”[5] 

事实上，她还帮助索恩的阅读和写作，他说“当时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非常糟糕。”

在这种暴风骤雨的情况下，1890年英国的首届五一劳动节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活动，甚至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伦敦海德公园有近20万人参与。

恩格斯骄傲地写道：“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年5月4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6]

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在很短的时间内，码头工人，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下层的临时工，受到业主的无情剥削，现在也从他们的膝盖上爬起来。急于找工作的人群，每天都会在任何天气下在码头门口排队，希望能被雇来做一天的工。现在，码头工人要求对他们的非人条件采取行动，围攻了年轻的本-蒂利特。他吸引了汤姆·曼、伯恩斯、装卸工人的汤姆·麦卡特尼（Tom McCartney），当然还有埃莉诺·马克思（后来成为罢工委员会的书记），帮助组织这些人。码头工人们在设法找到工作时，每小时赚取5.5旧便士——与1802年的工资相同！现在，在1889年，他们发起了罢工。现在，在1889年，他们发起了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要求将工资提高到每小时六便士（码头工人的皮匠），在整个伦敦东部举行会议和游行。面对工贼劳工，在汤姆·曼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号召伦敦所有行业进行总罢工。

在工人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的良好表现中，伦敦码头工人得到了远在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的大力援助。他们募集并送来了3万英镑的巨额援助，这有助于加强罢工，最终帮助雇主屈服。一旦工人的主要要求得到满足，工会就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本-蒂利特担任书记，汤姆·曼担任主席。到1889年11月底，该工会拥有3万名会员，成为今天巨大的运输和总工会的前身。正是在这次罢工中，约翰-康奈尔创作了工人阶级的圣歌《红旗》，其中有一句激昂的话语：“尽管懦夫们畏缩、叛徒们嘲笑， 我们永远要让红旗在这里飘扬。”

一种新的工会运动的战斗精神在国外出现了。码头工人的成功导致了自欧文的全国大团结工会的先驱时代以来工会组织的最大发展。覆盖伦敦的码头工人工会扩展到其他省港。气体工人工会亦将各省的普通工人组织起来起 來 。新的工会在铁路上成立。铁路总工会（后来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再后来的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明确拒绝了过去的“模范”工会，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会仍应是一个战斗的工会，不应负担任何疾病或事故基金”。矿工联合会成立于1888年，当时有3.6万名会员，到1893年已发展到20多万人。在印刷业，工人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成为NATSOPA（今天GPMU的前身）。鉴于工会组织的爆发，1889年至1891年间，全国各地成立了60多个新的行业委员会，在城镇和城市的基础上将各种工会聚集在一起。

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工运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尽管有不少人试图驳斥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要为英国工会的建设作出重要而持久的贡献。这种作用是在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衰落所带来的客观形势变化中产生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被迫在这种新的环境中进行斗争。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认识到了这种变化，而且努力把自己放在变化的首位，把斗争组织起来，普遍化。汤姆·曼、伯恩斯、蒂列特的领导是新运动的催化剂，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领袖，运动可能会被消解，或者至少仍然被旧的体制所束缚。这段经历再一次表明了主观因素的重要性，领导力的重要性，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

恩格斯写道，这场诞生于被视为“死水潭”伦敦东区的运动，是：

“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实际成就也更重要的...（因为）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新工会运动受到攻击

但是，“老帮”正确地认为这是对他们权威的威胁，他们拒绝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在每一个场合都谴责新工会运动。伦敦贸易委员会书记、工会“军政府”成员乔治·希普顿（George Shipton）在1890年6月的《默里杂志》（Murray’s Magazine）上对这场斗争作了大量的报道。希普顿用最歇斯底里的措辞，抨击了新工会组织封闭厂内的企图，他们拒绝与非工会成员合作，煽动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最后还说他们是由“外人”来管理的！希普顿表现出对码头罢工的蔑视，并在极度绝望中谴责新工会是"蘑菇生长"，注定要早早结束！至于非技术性的普通工人，他认为他们不值一提，不能成立工会。但是，正如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注定要完蛋的是“军政府”。

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蒂利特和汤姆·曼都对希普顿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抨击：

“希普顿并不想要过着一介东区劳工的生活。它更偏好到英吉利海峡隧道、桑德林厄姆去野餐，以及与各种半政治性和爱国主义、半半工会运动和伪慈善运动有关的代表活动。”

1890年工会联盟大会成为新旧势力之间的战场。感到被逼无奈的“老帮”试图通过对反对派代表咆哮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然而伯恩斯和汤姆·曼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以193票对155票获得通过，这促使布罗德赫斯特辞去了工联书记的职务。旧时代的人试图坚持下去，但他们的控制最终被打破。接下来的两次工联大会，彻底证实了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和旧工会领导的失败。

可以预料的是，雇主们不会简单地坐视不理，接受这种新的激进主义。新工会运动的诞生很快就受到了一系列反击的考验。但在充满斗争的煤田内，它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因为联邦地区和南威尔士的两次大型矿工罢工都被派去了军队。1893年的矿工停工持续了五个月，但矿主要求的25%的工资削减被成功抵制。这被认为是矿工工会历史上最惨烈的斗争之一。因此，矿工们的胜利在各地都受到了欢呼声的欢迎。在兰开夏郡，“受影响地区的工人阶级男女老少”，兰开夏郡矿工联合会书记写道，“和矿工们一起欢呼雀跃，唱歌、跳舞、喊叫、欢笑和哭泣，在几个地区，教堂的钟声被敲响，以庆祝这一事件。”1898年的罢工激起了整个煤田的阶级团结感情，并导致了南威尔士的历史性突破，成立了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

工人阶级已经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再次发挥了自己的力量。不仅成立了新的非技术工会，而且许多手工业工会也被新的情绪所感染。这就起到了打破旧有偏见的作用，使他们的队伍，包括老全国工程师联合会的队伍，向广大无组织的工人开放。事实上，全国工程师联合会不仅完全被更新，甚至不惜推举汤姆·曼为总书记。这再一次表明，阶级的传统组织，即使被右翼牢牢控制，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可以被改造，重新转变为斗争的组织。

在本世纪末，新工会运动取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一进程并没有完成。新工会运动现在在政治战线上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新的失败和新的问题推动了工会运动向政治方向发展。一如既往，重大事件的出现将问题推到了前台。这最终为下一个巨大的飞跃和在世纪之交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奠定了基础。工人阶级正在走向成熟。

注释

[1] Glyn & Sutcliffe，《英国资本主义和利润挤压》（British Capitalism and the Profits Squeeze），伦敦，1972，P. 18

[2]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3年1月1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9/005.htm

[3]恩格斯，“工联”，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9/031.htm

[4]索恩，《我一生中的战斗》（My Life's Battles），P. 70-71

[5] 同上，P. 96

[6]恩格斯，“伦敦的5月4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2/006.htm，原作者的重点

“第一个重大步骤”

新工会运动在1890年代的胜利，证明了英国劳工运动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自宪章运动的全盛时期以来，英国没有出现过如此震撼人心的发展。它代表了构成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最低级和受压迫的阶层的起义。仅仅在1889年到1890年的一年里，加入工会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1890年，英国——有8%的产业工人参加了工会——拥有了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组织的劳动队伍。大量非技术工人的组织，这个无产阶级的大海洋，起到了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渴求的作用，并最终为一个新的有组织的劳动党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末的风云变幻，开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工人阶级内的任何部分都受到影响。

如上所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在新工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汤姆·曼、伯恩斯、蒂列特、索恩、埃莉诺·马克思等人在码头、煤气厂、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中开创了工会运动。这些领军人物曾反对社会民主联盟的无菌教条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民主联盟“它就只能成为一个宗派，而绝不能成为别的东西。”[1]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反对在一旁对工人进行浮夸的说教，把思想作为教条，而这些教条，“工人不是根据他们自身的阶级感情得来，而是必须当作信条不加思考地囫囵吞下。”（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派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的名义行事，把马克思的思想变成不伦不类的教条的人，也是深为鄙视的。重点是是要按照运动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照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行事。他们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他们虽然主张英国工人停止尾随自由派，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动党，但他们明白，这个党不一定在“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上”。运动的理论基础薄弱，尽管存在着混乱和缺陷，但经验本身会纠正这些缺陷。

“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2]

恩格斯在它处提到：“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凡是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

他继续敦促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3]

在英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党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有许多陷阱和失望。尽管如此，在1888年社会民主联盟成立四年后，苏格兰工党在哈第的领导下成立。在随后的大选中，哈第与哈维洛克·威尔逊（Havelock Wilson）和伯恩斯一起以独立工党的票数赢得了下议院的选举。另有10名工人当选，但都是自由党候选人。威尔逊和伯恩斯屈服于国会的压力，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而哈第则继续为他的工人群众党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在1892年的工会联盟上，哈第通过了一项决议，指示国会委员会制定一项劳工代表基金的计划。虽然1893年重申了这一决定，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工会只支持保证“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和控制权”的候选人，但领导层却一拖再拖，推迟了决议的执行。但要求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

同年，独立工党在布拉德福德成立。这又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然，陷入自己宗派世界的社会民主联盟对这一新的发展保持着典型的冷漠态度。然而，以艾尔郡矿工的哈第为首的独立工党工会活动家，将目标锁定在工会支部和行业委员会上，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发言权。鉴于政治上的日益发酵，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前景似乎很有希望。为此，恩格斯对独立工党的成立给予了热烈的欢迎。虽然社会民主联盟仍处于旁观状态，但爱德华-阿夫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和汤姆·曼（不久后将一度成为独立工党书记）等激进的工会成员加入了独立工党，并在其执行委员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希望给独立工党提供更正确的政治和理论方向。

此时，独立工党政治开始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呼应，以哈第当选为国会议员作为见证。著名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克拉里昂报》（The Clarion）编辑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解释说：

“如果一个雇主的商业利益与你的利益相反，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利益和你的利益在政治上并不相反？如果你反对一个人作为雇主，你为什么要投票给他作为议员？他自称自由党或保守党，并不能改变他是雇主的事实。在罢工期间，作为工会成员为自己的阶级而斗争，而作为保守党人或自由党人在选举中与自己的阶级作斗争是愚蠢的...你选举你的雇主作为工会的官员吗？你们会派雇主作为代表参加你们的工会代表大会吗？你们会嘲笑这个建议...”

但事实证明，独立工党无法将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团结成一个政党。其主要弱点是在工会中缺乏群众基础，以及拒绝阶级斗争。该党从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转向机会主义，试图扩大自己的吸引力，这有助于吸引前自由主义类型的人加入其领导机构，如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菲利普-斯诺登。恩格斯指出：“独立工党的策略十分含糊，这个党的领袖凯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在1895年的大选中，为了显示实力，独立工党派出了28名候选人，社会民主联盟派出了5名候选人。 但都被击败了，包括哈第，他参加了三年前赢得的东伦敦西汉姆选区的选举。这是一个挫折，这让工会联盟中的保守派感到高兴。然而，尽管如此，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继续朝着工人阶级独立政治代表权的方向发展。

群众运动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到的那样，英国工业垄断的结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期。但是，虽然在欧洲大陆，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派已经站稳脚跟，但在英国，群众性的工人党派的存在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潜力当然是存在的。然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缺乏的是能够把这种潜力焊接起来的力量。他在去世前一年多写道：“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全国性的自觉行动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是关键问题]...”。恩格斯在它处也点出，“如果社会主义联盟能够培养出一个由精通理论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那会大大有利于真正的群众运动”。

虽然恩格斯身边有一个小的能人核心，但在他1895年去世后，这个圈子仍然太弱，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不幸的是，在三年内，埃莉诺·马克思个人生活的困难导致她自杀。爱德华·艾弗林也没能活多久。这场灾难消灭了英国原有马克思主义圈子的主要人员。尽管如此，工人阶级还是被事件推动着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劳动党，但不幸的是，它的领导层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最坏的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民主联盟周围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为工人党提供革命酵母，但他们却悲剧地对真正的运动敬而远之。

在这几年内，一系列的停工和战斗成为英国工业气候的特点。煤气工人工会在伦敦成立后一年内，资方就以10万英镑的代价，捣毁了工会，废除了8小时工作制。船主们还在伦敦、卡迪夫和赫尔举行了一系列的停工。1893年，矿工联合会因削减工资而进行了全面停工。三年后，成立了工程协会雇主联合会，“以保护和捍卫雇主的利益，防止工人的组合”。

然而，即使是这些严厉的攻击，也被雇主坚定地利用法律手段削弱工会的力量所掩盖。尽管在1871年和1875年的法令中包含了对工会的各种法律保障，但在整个1890年代，资本主义法院作出了新的判决，试图挑战和平纠察的权利和工会对损害赔偿责任的保护。新的一般雇主组织“雇主国会议会”（Employers Parliamentary Council）的成立，鼓动对工会采取法律行动，把不情愿的工会联盟进一步推向政治参与的道路。从这些看似偶然的发展中，人们表达了对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代表权的内在需求。尽管阶级斗争经历了种种曲折，但这是一种自然的演变。

阶级独立代表

现在，工运中正在酝酿一股蒸汽，要求发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声音。在1899年普利茅斯工联代表大会上，温和的铁路服务人员联合协会（该工会很快就会被塔夫谷的铁路公司起诉）提交了一份历史性的决议，呼吁国会委员会与社会主义和合作社一起召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独立的工党代表问题。经过激烈的辩论，卡片票[4]以546,000票对434,000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决议，矿工和棉花工会投了弃权票。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使成立独立工人政党的构想得以实现。

在短短几个月内，1900年2月27日，来自69个组织的129名代表在法灵顿纪念堂集会，代表568177名国会委员会成员，成立了工党。参加会议的组织由工会、独立工党、社民联盟和费边社组成，目的是在国会中促进劳工的利益。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是工人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会议决定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后来简称为工党。

“本次会议赞成在国会中建立一个独特的工党团体，他们将有自己的党鞭，并商定他们的政策，其中必须包括愿意与目前可能从事促进劳工直接利益的立法的任何党派合作，并同样愿意与任何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具有相反倾向的措施。”

在这次工党代表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内有三种趋势。首先是以伯恩斯为代表的趋势，他最终将进入自由党内阁，并为与自由党/激进党的阶级合作辩护。他说，“我已经厌倦了，厌倦了工人阶级的靴子、工人阶级的大脑、工人阶级的房子和工人阶级的人造黄油”。他还说：“我相信，我们停止作为阶级偏见的俘虏的时候到了。”这基本上是中产阶级费边派的观点，后来的的自由党-工党联合政治就是其缩影。

第二种趋势是凯尔·哈第等人所体现的倾向，他们表达了独立工党的观点。他们反对与自由党结盟，主张建立一个正式的社会主义工会联盟，实际上，工会出钱，社会主义者将推动这一事业。但是，为了安抚工会的右翼，工党以典型的机会主义姿态，不以任何公开形式正式致力于社会主义。

第三种趋势以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和社民联盟为代表，他们反对这些选择，主张建立一个完全具有阶级意识的社会党，与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党不仅会承认阶级斗争，而且会宣扬和实践阶级斗争。

最后，独立工党内的中派观点占了上风，而社会民主联盟由于未能使其关于共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决议获得通过，次年就退出了，把战场留给了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费边派。如果社会民主联盟留下来并为其社会主义立场而斗争，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取得成功。但鉴于他们的宗派性质，他们决定分裂离开——只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姿态。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ey MacDonald）从自由党投诚工党，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全国书记。有趣的是，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劳工代表委员会必须向工会联盟提交年度报告，表明需要对其国会代表进行民主问责。然而实际上，这项决议被搁置了，让工党议员在国会的事务中任意行动。尾随自由党的国会工党与其工人阶级基础之间的鸿沟很快就成为既定事实。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工党尽管有种种不足，但终于诞生了。英国工人阶级终于，无论多么犹豫不决，无论多么半心半意，与大企业的两大党决裂了。

用社会主义周刊《克拉里昂报》的预言性话语来说，这是“一朵小云，不比人的手大，它可能会长成团结的工党”。熟知英国工运的列宁在几年后写道，他认为工党的成立代表着“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5]

在谈到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信件时，列宁又说：

“后来事件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些教导，当时在闭关自守的、贵族味十足的、市侩利己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英国工联中，出现了许多公开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谋得大臣职位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如坏蛋伯恩斯之流），但是英国工联却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走得不敏捷、不彻底、迂回曲折，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6]

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工会仍然不愿意加入这个新党。他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激进的倡议，而宁愿等待时机。在1900年的大选中，劳工代表委员会只派出了15名候选人，其中有两人成功当选。代表梅瑟蒂德菲尔的哈第和代表德比理查·贝尔（Richard Bell）。

胜选后，哈第因身着工作服，戴着布帽，在选区的铜管乐队的陪同下来到国会而闻名。不久之后，他向下议院提交了以下决议，令其他党派感到震惊：

“考虑到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给社会上勤劳和有用的阶层带来越来越重的负担，考虑到主要以营利为目的的竞争性财富生产制度所造成的贫穷和匮乏以及普遍的道德和身体退化，考虑到信托和辛迪加的惊人增长，由于他们的巨大财富能够影响政府 并使和平的国家陷入战争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本院认为这种状况是对王国福祉的威胁，并呼吁通过立法来纠正这种状况，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其基础是土地和资本的共同所有权，为使用而不是为利润的生产，以及每个公民的平等机会。”

在选举中，保守党以牺牲自由党和“自由党-工党”候选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功地获得了多数席位。然而，局势发生了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戏剧性变化，这对工党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

1900年8月，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约5个月后，在南威尔士的塔夫谷铁路上爆发了一场因受害而引发的非官方罢工，后来得到了铁路职工联合协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的正式支持。铁路职工联合协会总书记理查·贝尔前往卡迪夫组织了反对童工的纠察活动。在斗争过程中，铁轨被涂上油脂，卡车被解开，机车引擎被熄火。愤怒的雇主们与破坏罢工的全国自由劳工协会和雇主国会委员会密谋用禁令粉碎罢工，禁令被正式批准。虽然罢工只进行了11天的调解就解决了，但雇主们还是向上议院提起了赔偿诉讼，并成功地起诉工会，要求其赔偿23000英镑，另外还需支付27000英镑的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901年7月的这一臭名昭著的塔夫谷（Taff Vale）案判决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司法政变”。实际上，这一判决从根本上切断了1871年和1876年法令所确立的工会权利的整个法律基础，并使罢工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成为非法。这种对工会的攻击不是偶然的。资本家需要对工运的日益强大做出反应。工人阶级对实际工资下降的不满，对大企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法院被用来束缚工会。然而这种法律挑战在整个工运中引起了惊愕。在8月的斯旺西工联大会上，钢铁冶炼厂的书记约翰·霍奇（John Hodge）宣布，他已经“以赠与契约的方式将自己的一点财产让给了妻子”，以避免因法律的修改而受到任何经济处罚。

塔夫谷案的判决结果震撼了整个运动。直接导致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党员数目在 一年内激增了10万人，在1902-3年间更增加了一倍。工会现在决心要使党成功。“我们将不再允许尾巴摇着狗，”一位木匠代表在1902年的工联大会上警告说，“我们将摇着自己的尾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社会民主联盟教派份子选择的离开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时刻！他们就像俄国傻瓜一样，在葬礼上唱婚礼歌曲，在婚礼上唱葬礼挽歌——在这两个场合都遭到酣畅淋漓的痛打。社会民主联盟为了维护抽象的理论纯洁性而背弃了广大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使机会主义者、工党贵族和独立工党的糊涂虫们能够趁虚而入。由于失去了一个影响事件的黄金机会，社会民主联盟经历了一系列的分裂，并且终究消失了。

突破

在随后的几年里，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补选中取得了一些惊人的胜利。然而，在1906年的大选中，令统治阶级感到震惊的是，工党派出了创纪录的50名候选人，其中29人回到了下议院。这块工党议员的人数后来因矿工联合会的命令而增加到总共40人，矿工联合会曾指示其“自由党”议员加入工党集团的行列。统治阶级对这些事态发展越来越感到震惊。《每日邮报》（Daily Mail）指出：

“...这些劳动者通过每人每月向工会收取一便士的简单办法，使自己有了如此坚实的经济基础，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投票时与资本代表平起平坐...他们目前的成功将被证明是一场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将需要各种条件的资本家进行大量观察。”

尽管有这些威胁，但在选举战线上终于取得了突破，工党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

这项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海外事件的影响。1905年1月初的俄国革命深刻地动摇了俄国沙皇主义的体制。一场由牧师领导的群众和平示威游行，在向俄国沙皇递交请愿书时，遭到了政府军的袭击。这场屠杀是俄国青年无产阶级运动的催化剂，也是1905年革命的开始。这场运动自发地组成了新的组织，名为“苏维埃”。这些组织是由广泛的工人阶级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成为革命的焦点。流放中的列宁认为大革命是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彩排”。这场反对被认为是欧洲最反动势力的专制制度的斗争，成为各地社会民主主义的号召力。随着圣彼得堡事件的消息在国际上的传播，英国工运中出现了巨大的欢腾。

俄国的例子使英国工人再次从革命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血红的旗帜上，没有王位。

在它的旗帜下需要爬行。

我们会把我们的暴君赶到墙边。

革命万岁！

1月25日，在劳工代表委员会会议开幕前，独立工党举行的会前集会，首先通过了支持俄国革命和俄国群众反对沙皇暴政的斗争的决议。西奥多·罗斯坦（Theodore Rothstein）在《正义》一书中指出：“时刻终于到来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奴役和苦难之后，俄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沙皇的宝座正在摇摇欲坠。”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由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费边党和工会联合组织。凯尔·哈第甚至在国会中提出支持俄国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革命的影响表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内部向左转，这不是偶然的。在1905年的年会上，该党终于通过了一项公开的社会主义决议：

“劳工代表委员会年会在此宣布，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推翻目前的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建立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成果。”

虽然这个决议对党没有约束力，但正如基础会议所商定的那样，它清楚地表明了影响群众组织的激进情绪。这是对工党能在社会危机下的转变方向的早期证据。大约十二年后，另一场俄国革命的影响，使该党通过了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及著名的第四条款。这些变化说明了伟大事件对群众组织的影响，有些人，错误地声称“这些组织永远不会改变！”任何官僚政权，无论多么僵化，都经不起变革和阶级斗争的风浪。历史证明，事件最终会改变一切，包括工人阶级的意识，以及他们所构建的组织。这是一种社会规律。

1906年的大选使新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为了安抚工人阶级的战斗情绪，政府通过了《1906年行业纠纷法》（1906 Trades Dispute Act ），纠正了工会的法律地位。用当时自由党政治家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爵士的话说：“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这承认了举的成功取决于对工人阶级的某些让步。新的立法免除了工会对罢工中民事损害赔偿的任何法律责任，并确保了纠察的合法性。叛徒伯恩斯加入了自由党政府，成为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塔夫谷案的判决已经死亡和埋葬，但其掘墓人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在工党的压力下，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养老金、失业和医疗保险的改革。雇佣工行业实行最低工资，矿工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些改革产生了对自由党政府的幻想，尤其是在国会工党领导层的眼中。后者越来越靠近自由党的怀抱，这加深了他们对自由党的信念。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工党议员实际上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满足于紧紧抓住自由党的尾巴。

维克多·格雷森

但当工党陷入自由党政治的时候，革命社会主义却在1908年约克郡科尔恩谷的一次轰动性补选中登上了头条。年轻的维克多·格雷森（Victory Grayson）在没有得到工党支持的情况下，凭借一个毫不妥协的大胆社会主义方案夺得了这个席位，这一事件早已被人们遗忘，或者被官方的工党历史视为“异常”。格雷森是第一个以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身份被选入国会的人。他在国会中的日子是风雨飘摇的，因为他拒绝屈从于下议院的上流社会的手续和礼节。他满腔热情地介入辩论，不断地拒绝坐下来，指责工党议员们对自己阶级的背叛。由于他的行为，他多次被下议院停职。当格雷森被要求“遵守秩序”时，他拒绝沉默，他说：“我不会在一个让人民挨饿的议院里发号施令的。”再一次被停职，格雷森转向议长。“离开这个议院反而让我更加尊严...”[7]但这位社会主义原则的杰出人物却独树一帜。在威斯敏斯特，工党议员被他们的自由党政治所束缚，把格雷森视为瘟神，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开。

尽管工党奉行自由主义政策，但在斯图加特会议（1908年）上，工党还是根据老将卡尔·考茨基提出的一项决议，申请成为社会主义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得到批准。该动议内容如下：

“根据国际代表大会以前的决议，凡是采取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并承认政治行动的必要性的组织，都被接受为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成员，国际局宣布，英国工党被接纳为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成员，因为工党虽然没有明确接受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但在实践中却进行了这种斗争，并采取了它的立场，因为工党是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

独立工党和社民联盟都作为工党的分支党派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关于归属问题的辩论。在讨论中，列宁对考茨基的决议提出了修正案，纠正了工党独立于自由党的说法，因为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但被否决了。虽然独立工党非常希望工党加入第二国际，但社民联盟却投了反对票，表示工党在承认阶级斗争之前，应该继续留在外面。当考茨基的动议被接受时，列宁写了一篇简短的评论，为自己的修正案辩护，同时，欢迎工党作为英国工会的政治代表加入。

“至于说英国‘工党’在议会中（不是在选举中！不是在自己的整个政策上！不是在自己的宣传和鼓动上！）脱离了资产阶级政党，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阶级政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无可争辩的。这不是‘期望’，而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接受‘工党’加入‘国际”，何况我们已经接受了工联。最后，这种措辞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议、但是还没有完全成为社会党人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认为他们只是走了第一步，在这条路上进一步的步骤应该是怎样的。”[8]

重大事件决定了“下一步”的走向。企图在财政上摧毁工党丶有组织的劳工「大动乱」丶以及迈向世界大战的步伐，都有助於改变工会和工党的前景。1910-14年间的动荡，正推动着工人阶级进一步向左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明显地凸显出来，而这些矛盾又增加了英国工人的激进性。在活动份子看来，一切都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工人运动做好了准备，工人阶级的胜利现在是有把握的。

注释

[1]恩格斯致考茨基，1892年8月12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2/letters/92_08_12.htm

[2]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6/298.htm

[3] 恩格斯致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6/302.htm

[4]译注：“卡片票”是英国工运内部的一项表决传统。一般决议案通常都是以会议在场代表人数的多数决审理，但是当遇到特别有争议的表决案时，会议可能会决定以“卡片票”决定。此时，各大工会代表得到的票数将不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按照各工会成员人数计算票数。

[5]列宁，“社会党国际局会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7/019.htm

[6] 同上

[7] Reg Groves，《维克多·格雷森的特别案例》（The Strange Case of Victor Grayson），伦敦，1975，P.68-69

[8]列宁，“社会党国际局会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7/019.htm

大动荡

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迎来了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激烈竞争的时期。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德国和美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控制权，它们与英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1913年之前的三十年里，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帝国主义征服的殖民地总面积增加了50%。但这一地区约86%的土地只掌握在六个大国手中；实际上,其集中程度甚至远远高于这些数字,因为仅三个大国就拥有了81%的殖民区。帝国主义列强从这些殖民地开采了大量的贡品、矿物和原料。帝国主义者在输出资本的同時﹐也从大量的廉价劳工中获利。正如一位雇主雄辩：“苏伊士以东没有工厂法”。

在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中，国际关系很快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竞争将达到沸点，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破坏。这场剧烈的动荡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对世界的重新划分。这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全面衰退和死亡痛苦的开始，战争、萧条、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其缩影。

在英国，尽管自由党政府进行了改革，但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差距仍在急剧扩大。在基奥扎·玛尼（Chiozza Money）的一份题为《财富与贫困》（Riches and Poverty）（1905年）的研究报告中，在4300万人口中，不少于3800万被归类为穷人。1900年至1908年，货币工资只增长了1%，而生活费用却在稳步上升，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根据科尔（Cole）和波斯盖特（Postgate）[1]引用的G.H.伍德（G. H. Wood）的计算，到1910年，平均实际工资率比1896年低4%。根据另一个资料，在1900年至1912年期间，平均实际工资可能下降了10%。相反，利润和利息在1899年到1913年之间上升了55%。在这种阶级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怨气大量积聚，罢工开始发展。Glyn和Sutcliffe指出：“实际工资的下降是劳工激进化的原因之一”。[2]1907年2月，《行业纠纷法》（Trades Disputes Act）出台后，音乐厅工人的罢工赢得了工会的承认和条件的改善，当时有2500名纠察队使演出停了下来。随后，工程师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罢工，船工和木匠也进行了持续近5个月的总罢工。

1907年，由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詹姆斯·拉金领导的贝尔法斯特码头工人、食堂服务员和煤矿工人因工资问题而举行的罢工成为头条新闻。这次罢工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联合起来，几乎达到了内战的高潮，当时征召了1万名军队来打破罢工。瘫痪在贝尔法斯特的劳工骚乱吸引了贝尔法斯特工党、独立的橙色教团和古希伯尼教团的支持。这场斗争使新教橙色教团在阶级路线上分裂，并吸引了来自宗教界的支持。运动赶走了宗教宗派主义，而宗教宗派主义是老板们为了分裂工人而刻意扶植的。“不是作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也不是作为国民党人或联盟主义者，而是作为贝尔法斯特的男人和工人站在一起，不要被老板分裂天主教和新教徒的游戏所误导。”瀑布路沿线的海报上写道。贝尔法斯特警察部队内部爆发了一场兵变，局势恶化。这最终被镇压了下来，几乎所有的警察都被转移到了乡下地区，试图孤立闹事者。码头工人们败下阵来，但尽管如此，码头上的工潮仍在继续。历史学家埃米特·拉金（Emmet Larkin）指出：“一百年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动荡，此后也没有发生过”。[3]

在英国其他地方，当政府竭力表现得“很民主”时，统治阶级却对有组织的劳工进行了全面的反工会攻势。统治阶级对工运，特别是其政治派别的日益强大和自信感到震惊。1909年，自由派工会成员、工会政治自由联盟成员奥斯本先生在雇主的全力支持下，对铁路雇员联合协会采取法律行动，指责该协会将其资金用于政治目的。在上诉法院胜诉后，此事被提交到上议院。上议院支持上诉，并在奥斯本的判决中宣布，工会资助工党候选人或任何政治目的都是非法的。当时，工党没有个人会员，绝大部分依靠附属工会收费。鉴于资金是战争的筋骨，因此，这项判决使工党的活动陷入瘫痪。

奥斯本事件后，当局立即对不少于22个工会发出禁令，禁止他们继续参加政治活动。通过拼凑财政捐款，工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参加了1910年的两次大选。直到1913年，自由党政府在工人阶级的巨大压力下，终于同意通过新的立法来纠正平衡，但并非没有严厉的限制。《工会法修正案》虽然允许工会加入工党，但却对这种资金的使用做出了严重的限制。现在，法律禁止将一般工会资金用于政治活动。这种资金只能来自一个特别的政治基金，而这个基金只有在工会成员投票成功后才能成立。任何反对政治基金的人都被允许“外包”。当然，这些法律限制都不适用于自由党和保守党，它们的资金来自大企业，或者其他任何组织。这构成了对有组织的工运的公然的阶级冲击，尽管此后历经几届工党政府，但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尽管有这些攻击和困难，到1910年，工会成员已增加到250万人。然而，议会领导层的自由党方法，加上工会领袖的阶级合作，导致工会基层的不满和挫折感日益增加。这导致许多工会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半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增长，对政党的排斥，以及相信仅靠工会行动就足以解决工人的问题。虽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工会中的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发酵被证明是英国工人阶级大规模革命起义的前奏，在工党历史上被称为“大动乱”。

到1910年，公社失败后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期上升期已接近尾声。这一时期是英帝国主义力量的顶峰，现在正受到德国和美国资本的无情挑战。英国特权地位的丧失，迫使统治阶级理顺工业基础，削减支撑“劳工贵族”地位的优惠条件。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新工会运动的诞生，就是对新条件下的直接反应。1910-14年强大的阶级运动，达到了革命的热潮，构成了这一过程的质的深化。托洛茨基写道：“被动摇的不仅是英国工业在世界上的贵族地位，而且是‘工人贵族’在英国内部的特权地位”。“1911年到1913年是矿工、铁路工人和其他运输工人进行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岁月...在那些日子里，革命的暗影笼罩在英国上空”。[4]

从1910年到一大战爆发前，每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数上升到1000多万个以上，而工会会员人数则从1910年的250万工人猛增到1914年的400万。同期，工会联盟成员从150万增加到近250万。

“大动荡”始于1910年11月至1911年8月南威尔士的坎波利亚罢工。事实证明，这是大坝的第一次破裂，这将导致一场大洪水。由煤炭大亨伦达勋爵（Lord Rhondda）领导的坎波利亚联合企业，是煤炭业老板们重组的典型。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压低工资、提速、强化对劳动力的剥削来提高利润。对于煤炭业老板们来说，在一个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70%的行业，这是提高利润率的重要一步。然而，就在煤主们计划着他们的攻击时，不满的年轻矿工们却在催促采取激进的行动，以确保最低工资的保障。整个煤田都在准备一场战斗。正如预期的那样，坎波利亚矿工拒绝接受所谓的调解委员会提供给他们的新工资标准，于是发生了罢工。在随后的10个月里，有1万名罗恩达矿工参与了与国家军队的激烈战斗。11月9日，在托尼潘迪，一名矿工被派往南威尔士镇压矿工的骠骑兵和兰开夏步兵部队射杀，该部队由内政大臣——一个在未来几年成为工人阶级臭名昭著的敌人——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指挥。在双方都有相当大的伤亡的情况下，国王关于“关注矿工安全”的消息，给诉讼程序增添了一丝不真实。虽然罢工失败了，但这场斗争将最低工资的要求确立为整个英国煤矿业内的中心问题，并最终导致1912年的全国停工。

到了1910年11月，码头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新的激进的运输工人联合会，左翼份子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担任其书记。1911年6月，南安普顿、卡迪夫和赫尔的码头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资和条件的罢工浪潮。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工人也很快加入了罢工行列。伦敦的码头工人面对的是无情的港口雇主和自由党政府的联盟，他们断然拒绝与罢工者谈判。丘吉尔再次威胁要派遣25,000人的部队到码头去打破罢工。码头工人的领导人警告说，如果动用军队来破坏罢工，就会在街头发生武装冲突。整个伦敦东部每天都有群众示威游行，支持罢工者，有的人数超过10万。政府被工人的战斗情绪吓了一跳，对爆炸性的局势感到震惊，急忙说服以达文波特（Davenport）勋爵为首的雇主，让步了罢工者的一些要求，避免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

在利物浦市，罢工运动达到了内战的程度。一场由汤姆·曼领导的70,000人的运输罢工，具有地区性总罢工的特征，并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政府把两艘战舰赶到默西河， 他们的枪口对准了利物浦的中心。7,000名部队和特别警察被征召来对付罢工者 并打破他们的决心。政府一夜之间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武装营地政府的目的是用大规模的武力威慑罢工者。这个失败导致政府把事情闹大。8月13日，在利物浦市中心的圣乔治厅台地举行的怪物示威活动遭到了警察的残酷袭击，尖锐的战斗蔓延到了街头。在战斗中，两名罢工者被枪杀。曼彻斯特卫报》报道说，这是“一场让看到的人感到恐惧的暴力表演”。第二天，《防暴法》（Riot Act）被宣读，因为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实行了戒严。“让丘吉尔竭尽全力，让他下令向利物浦增派十倍的军队，让每条街道都有他们的游行，不是所有的国王的马匹与所有的国王的人都能把船从码头带到海上去”，汤姆·曼不顾一切地表示。到了月底，在曼恩威胁其他科室采取全国性的同情行动后，雇主们让步了，并以工会的条件诉求和平。这是对残暴的雇主和自由党政府的一次骄傲的胜利。由于这场纠纷，码头工人工会的成员从8000人增加到32000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工会的队伍中。

同年8月，铁路工会领导层因老板不履行1907年的协议而被迫举行全国性的全面罢工。为了缓解局势，政府提出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但工会迅速拒绝了这个计划。20万名铁路工人回应了罢工的号召，使铁路系统完全停顿下来。这是一个政府不能忽视的挑战“那就血溅到你自己头上吧，”阿斯奎斯首相反驳道。丘吉尔这次调集了5万部队到关键工业中心。根据韦伯夫妇的说法，“一项镇压政策已经被决定了, 而流血事件已近在眼前”在众多的骚乱中，部队在利物浦和南威尔士的兰内利向罢工者开火，杀死了两名罢工者。列宁在俄国报纸《真理报》上指出：“罢工正在变为群众性的罢工”。[5]丘吉尔咬牙切齿地决定，这是“...工会运动的一种新力量...必须对付的总罢工”。

罢工扩散

总罢工毕竟是政府整体上希望避免的。自由党政府担心罢工会蔓延和凝聚成这样的罢工，被迫改变策略，敦促雇主进行谈判。最终，在罢工行动的进一步威胁下，双方同意达成妥协，改革调解委员会，由工会管理层联合代表。此举巩固了铁路上对工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行业内工会的合并。到了1913年，包括铁路职工联合协会在内的一些小型铁路工会大胆迈出了一步，成立了全国铁路工人联盟。遗憾的是，行会性质的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ASLEF）仍未参与合并，导致工会间的激烈争斗，由雇主进一步挑拨，一直持续到近代。

随着铁路罢工的结束，煤炭业因最低工资而再次爆发罢工。坎波利亚矿工的激烈罢工一直持续到1911年，并突出了工资保障问题。这构成了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召开代表会议决定行动的背景。代表们批准了一项罢工投票，要求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其依据是一项决议，该决议宣布在整个联合会“全面停工”，“目的是为所有煤矿工人争取明确的保障工资。”[6]1912年3月1日，矿工们以四比一的多数票投票决定罢工，这清楚地表明了席卷煤矿内的战斗情绪。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全国矿工罢工，涉及近百万工人。这次罢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国矿工罢工，涉及近百万工人。正如列宁当时生动地描述的那样：

“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么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英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用数字无法表明，但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变化。”[7]

统治阶级当然不会对正在展开的进程视而不见，这一次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为了转移危机，它立即提出了一个煤炭行业的全国最低工资法案，并在之前匆匆将其列入法规。虽然它没有完全让步矿工联合会所要求的一切，但它确实建立了确定地区最低工资的机制。但是，令政府惊愕的是，大多数矿工在全国投票中拒绝了这一协议，并继续他们的行动。

列宁写道：“过去一年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煤矿工人的罢工...但是一切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肯定地说，在煤矿工人罢工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工人们学会了斗争。他们看到了引导他们走向胜利的道路。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8]

一年之内，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就猛增了近16万人，达到90多万人，此时已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潜力的工会。

在整个时期，资本家对工会进行了持续的后卫斗争。1912年5月，当一场新的战斗在码头上因试图使用非工会劳工而爆发时，他们设法扭转局面。运输工人联合会威胁要在码头上举行总罢工，解决承认和履行1911年协议这两个问题。80,000名伦敦码头工人响应了这一号召，但各省港口的反应并不那么强烈，主要是由于之前罢工的成果。没有一套共同的不满可以把工人们团结起来，许多人认为是由部门问题主导的。对全国性行动的准备不足，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以德文波特勋爵为首的雇主们察觉到了弱点，选择了挖墙脚。在塔山上，蒂利特带领他的工人庄严祈祷：“愿上帝咒死达文波特勋爵”。但达文波特依然活蹦乱跳，继续用工贼劳力来破坏罢工。人们被迫空手回去工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雇主利用他们暂时的胜利，使主要的工会活动家成为受害者，并重新确立他们对该行业的控制。

在码头工人失败后近一年，1913年夏天，都柏林爆发了一场工业风暴。爱尔兰运输和总工会在两位伟大的革命巨人詹姆斯·康诺利和拉金的领导下，与都柏林雇主的强大力量进行了较量。康诺利是这些岛屿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为火热的詹姆斯-拉金提供了一个补充的人物。当《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的工人被告知离开工会或面临解雇时，雇主联合会已经抛出了挑战。“都柏林罢工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工程老板的书记认为。“如果那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取得胜利，不仅对都柏林的雇主，而且对整个英国的雇主都是灾难性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拉金主义已经成为工人战斗的同义词，就像大约70年后斯卡吉尔主义成为的那样。

印刷厂选择支持工会，因此被拒之门外。这标志着雇主们的总攻，导致到9月有25000名工人被大规模封杀。雇主们不惜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镇压都柏林工人；会议被禁止，工人被逮捕，包括拉金和康诺利。

列宁在《塞维纳亚真理报》（ Severnaya Pravda）上写道：“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是一个有50万人口、工业不很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渗透到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活的阶级斗争已经激化，成了阶级战争。警察局简直象发了疯，喝醉了酒的警察殴打和平工人，擅自闯入民宅，折磨老弱妇孺。数百名（400人以上）工人受伤，有两名工人被打死——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所有杰出的工人领袖都已被捕。发表最和平的言论也要被关进监牢。城市就象一座兵营。”[9]。

从运输工会的纠察队中组织了一个工人防卫组织，即爱尔兰公民军（Irish Citizen Army）。这支部队试图对抗警察暴力的恐怖，在停工期间，警察暴力导致两名工人被杀，400人受伤。公民军向所有激进的工人开放，决心保护罢工者和他们的组织。实际上，这个机构构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红军，并在“犁和星星”的旗帜下开展军事行动。康诺利成立了一个步枪俱乐部，他的部下每周向俱乐部缴纳六便士，从都柏林的英国士兵那里非法购买枪支。妇女们帮助缝制深绿色的军装，前正规军军士和预备役军人协助将公民军塑造成一支高效的战斗力。

康诺利解释道：“爱尔兰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是爱尔兰的一个现象。迄今为止，爱尔兰的工人都是作为主人所领导的军队的一部分而战斗，从来没有作为任何一支由他们自己的阶级的人指挥、训练和鼓舞的军队的成员而战斗。现在，他们手握武器，提议引导自己的方向，开创自己的未来”[10]。

公民军从爱尔兰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发展而来，并与之有组织联系。它的总部设在工会的自由厅。它实际上是工会运动的一种武器，旨在保护工人免受雇主和国家的暴力。它是纠察线的延伸。工人不是和平主义者。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拿着武器战斗，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组织。英国在1926年总罢工期间，也以类似的方式，行动委员会在某些地区成立了保卫团，以保护罢工者。从宪章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决不是被认为是外来的或与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而是出于形势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康诺利和运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也不准备面对雇主和国家的暴力而袖手旁观。他们有责任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反击和自卫，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都柏林停工的影响震撼了英国工运。

矿工联合会主席罗伯特·斯米利（Robert Smillie）说“如果革命要强加给我的人民，通过在都柏林和其他地方采取的这种行动，我说我们有责任，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训练我们的人民进行自卫...当出现这种严重的问题时，认真讨论所有工人的罢工是更大的工会运动的责任”。

合作社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贸易公司，它将一船船的食品送到都柏林，为罢工者及其家人提供食物。工会投票向爱尔兰运输和普通工人联合会捐款5000英镑。涉及约7000名英国铁路工人的慰问性罢工是冰山一角。英国各地工人的情绪都倾向于与他们的爱尔兰兄弟姐妹并肩作战。遗憾的是，工会联盟未能将这种广泛的同情转化为对爱尔兰贸易的墨黑和抵制，因为它的许多领导人都反对拉金主义。12月的一次特别工会联盟以压倒性的优势拒绝了拉金的同情罢工行动的号召。不过，在曼彻斯特、谢菲尔德、格拉斯哥和其他地方还是召开了群众会议，听取拉金的意见。

“大量的工会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向资本主义道歉，试图阻止罢工，平息困难，在伤口上涂上治疗的药膏，用药膏包扎”，拉金表示。“这是一剂必须使用的根治药。毒药是雇主对劳动的权力。剥削你们的骨肉和大脑的权力。”

工会未能扩大争端，导致罢工者的决心受到破坏。斗争一直持续到1914年2月，工人们最终饿着肚子回到了工作岗位。然而，爱尔兰运输和总工会却依然保持完整。不久之后，爱尔兰工会大会反映了都柏林的阶级斗争，采纳了“只有废除资本主义体制才能结束劳工动乱”的观点。

《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的口号“罢工，狠狠地罢工”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先驱报》在1911年作为罢工报短期发行后，于1912年4月作为日报出现，致力于劳工的革命事业。

此时的罢工运动深度，可以从罢工数字中判断出来：

1908年——平均每月30起纠纷。
1911年——平均每月75起纠纷。
1913-14年——平均每月150起纠纷。

然而，即使是这些数字也不能公正地反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真实冲突。爆炸性的斗争比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的水平更高。它具有更高的侵略性，有时是暴力的，而且往往是非官方的。在资本主义报刊上公开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恐惧。“也许目前这场动乱最突出的特点是普遍的反抗精神，不仅反对各种雇主，而且反对领袖和多数派，反对国会或任何形式的宪政和秩序行动。”[11]这不仅指战斗性的增长，而且指工会队伍中的一种新的信条，即无政府工团主义。

在这些年里，无政府工团主义哲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1900年到1912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僵局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推动了整个工人层的直接行动和产业工会运动。无政府工团主义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反对阶级合作，反对从工党和工会领袖的卑鄙机会主义。全国工程师联合会的一位成员说：“关于政治行动，最慈善的说法就是它很慢，慢到让人心碎”。无政府工团主义对工党集团在下议院的滑稽行为表现出绝对的不屑，工党只是成为自由党的附属品。这种对自由党-工党合作主义的厌恶，被视为体现了更糟糕的改良主义，导致了对政党政治的排斥，并集中于产业工会运动和阶级运动。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支柱是拒绝“官方”领导。这一点在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非官方改革委员会的纲领《矿工的下一步》（The Miners’ Next Step）（1911年）中得到了最精辟的阐述。这个纲领最初是由来自马尔蒂的一名测重工诺亚·阿伯列特（Noah Ablett）起草的，它诞生于1910-11年矿工的痛苦斗争。《下一步》指出：“领导力意味着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

“没有权力的领导是无能的。拥有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有的领导人都会变得腐败，尽管他们自己的意图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足够好、足够勇敢或足够强大，能够拥有真正的领导力所意味着的这种权力。”[12]

这种观点特别产生于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经验，该联合会由马本（Mabon，主席）、威廉·布雷斯（William Brace，副主席）和汤姆·理查兹（Tom Richards，总书记）等右翼份子领导，他们都是议员。这些领导人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工资协议，没有对非正常工位或小煤作出真正的规定，并屈服于矿主关于改变工作方式的要求。

非官方改革委员会的目标是“无领导的运动”，它着重强调了在官方运动之外采取非官方行动的必要性。《矿工的下一步》中的建议在南威尔士煤田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区。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老官僚们对这些建议大惊失色。各色各样的工党领袖都对它进行了攻击。从来没有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像这本小册子一样在整个英国工会中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尽管《下一步》在政治上有弱点，但它确实把工业民主放在了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的中心位置。

虽然无政府工团学派指出有必要采取非官方行动，但它倾向于将这种行动视为一项原则，而不是在官方运动成为斗争障碍时作为一种替代办法。作为对工会官僚机构保守作用的反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倾向于矫枉过正。然而，这些思想在战斗的工会份子，特别是年轻的战士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工党、工团教育联盟和普莱布联盟等组织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英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往往是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所倡导的产业工会运动思想的混合体。在英国，德利昂的支持者从旧的社民党分裂出来，成立了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把激进的斗争和直接行动作为阶级斗争的前进方向。对他们来说，激进的工会运动应该努力实现全体工人的总罢工，从而推翻资本主义，按照产业工会运动的方针重新组织社会。

正如曾在美国担任过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组织者，也是社会主义工党的成员康诺利的所解释的那样：

“根据产业工会运动的这一原则，在它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每一个新的商店或工厂，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撬开的堡垒，并由他们为工人把持的革命士兵驻扎起来。在劳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最终同资本主义社会决裂并宣布成立工人共和国的那一天，这些由工业工会运动者如此驻守的商店和工厂将由那里所雇用的工人负责，并为这一宣言提供力量和效力...”[13]

这种革命观点正确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改造社会中的基本作用，强调了工人阶级必须直接控制工厂。如果说无政府工团主义有弱点的话，那就是它对领导和党在推翻资本主义中所发挥的基本作用缺乏明确的认识。在他们眼里，党的作用被贬为教育者和宣传者，而不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但是，争夺政权的斗争是历史上最困难、最不可调和的斗争。旧的统治阶级会竭尽所能地破坏和阻挠大多数人的意志。它不会不战而屈人之兵，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R.H.陶尼（R.H. Tawney）说：“你可以一叶一叶地剥洋葱，但你不能一爪一爪地剥一只活老虎的皮”。而资产阶级就像一只活老虎。鉴于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需要有一个专心致志的、经过理论检验的领导层和党，把所有的部分都拉到一起，把群众的精力引导到征服政治权力上来。工人阶级不是完全同质的，是由不同的层次组成的，不同层次的工人阶级有不同的经历，在不同时期得出不同的结论。党的作用就是要克服这些分化，自觉地把工人阶级的不同斗争凝聚起来。从根本上说，它的任务是使工人改造社会的无意识意志变得自觉。虽然康诺利、卢森堡和托洛茨基都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这些年里，最重要的是列宁把握住了党的重要性。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

“基层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拒绝领导权，专注于“基层主义”，实际上只是为右翼领导人服务。他们固执地把总罢工当作改变社会的武器——这是左派的普遍看法——往往忽视或降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他们想象，在总罢工中这种武力的展示，本身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这就是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的经典观点。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虽然总罢工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但它的作用是提出权力问题，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在于由工人阶级的一个政党在群众自己运动的基础上征服政治权力。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将在实践中证明，不仅需要战斗的工会，而且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层和政党，将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圆满成功。

各种不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某种不成熟。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经验吸引了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热情支持，它将明确前进的道路。

列宁指出：“‘独立工党’的议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照例会在工人中间产生一种工团主义的倾向。好在这种倾向还不严重。英国工会现在正缓慢地然而坚定地转向社会主义...”[14]。

然而，无政府工团主义确实为普通工人的斗争提供了革命的焦点，特别是在铁路、矿业和工程工会。1911年，汤姆·曼成立了工业工团教育联盟。一年后，在工程行业建立了“合并委员会运动”，为工业工会运动、改革全国工程师联合会和促进工人控制而努力。铁路上也成立了等级警戒委员会。在矿工中，成立了"非官方改革运动"。这些运动有助于在工会领域，特别是在铁路和运输领域，形成一些联合。它们还在战争年代的工厂代表运动和1920年代的左翼少数派运动的兴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联盟的分裂和独立工党、左翼克拉里昂团体等内部的不满，导致党内改组和英国社会党的成立。1914年初，社会党作出了加入工党的决定，寻求一条政治上组织工人的道路。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中的激进份子——如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社会党）、阿瑟·麦克马努斯（Arthur MacManus，社会主义工党）和领导著名的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戴维·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独立工党）等人——在这些年里为推动产业工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经历对工厂代表运动的观点，直至1920年英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工业界的战斗情绪远未消退。矿工、运输和工程工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1914年7月，伦敦所有的建筑工人都举行了罢工。新的政治要求现在凸显出来，比如工人控制铁路和煤矿的国有化。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一个新的行业组织应运而生，拥有大约150万工人：著名的三联盟（Triple Alliance），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会组成。这样一个潜在的强大组织对统治阶级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对工人来说，它代表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层次的斗争。

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日益严重的危机，都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体系已经到了极限，各种矛盾正在激化，没有和平的办法来摆脱这个僵局。除了这场国际危机之外，英国国内也被全面的政治危机所吞噬。自由党政府面临着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为了反对赋予爱尔兰自主权的提议所领导的阿尔斯特地区的兵变。卡森又得到英国托里-阿尔斯特叛乱的支持。保守党领袖波纳尔·劳（Bonar Law），抛下了他的“民主”面具，并扬言要为这个问题发动内战。这次叛乱使首相乔治对正在发生的危机越来越惊恐。在1914年7月17日伦敦城的一次会议上，他说，随着工人“叛乱”和爱尔兰“叛乱”的交织，“这种情况将是几个世纪以来任何政府不得不处理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对政府来说，迫在眉睫的内战和革命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从所有迹象来看，英国正走向一场社会爆炸。根据韦伯斯的说法，“英国的工会运动事实上在1914年夏天正在为一场几乎是革命性的巨大的工业争端的爆发而冲刺。”然而，在短短的几周内，形势就被工人阶级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事件所切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规模的战争的爆发，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极限被突破的最明显的表现。为了摆脱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矛盾，各大国纷纷走上军事侵略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无法解决，使生产力被束之高阁，正以疯狂的速度发展起来。这场世界性危机将对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注释

[1] 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485

[2] Glyn & Sutcliffe，《英国资本主义和利润挤压》（British Capitalism and the Profits Squeeze），P. 18

[3]Emmet Larkin，《詹姆斯·拉尔金传》（James Larkin），伦敦，1965，P. .35

[4]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8

[5]列宁，《在英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2/012.htm

[6]引自Edwards，《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史》（History of the South Wales Miners’ Federation），伦敦，1938，P. 54

[7]列宁，“1912年的英国工人运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2/076.htm

[8]同上

[9]列宁，“都柏林的阶级战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117.htm

[10]转引自《詹姆斯·康诺利文选》（James Connolly Selected Writings），伦敦，1973年，P. 23

[11]转引自Alan Hutt，《英国工会运动》（British Trade Unionism），伦敦，1941年

[12] 《矿工的下一步》（The Miners’ Next Step），伦敦，1973年，P. 19

[13]康诺利，《社会主义很容易》（Socialism Made Easy）

[14]列宁，“1912年的英国工人运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2/076.htm

战争与革命

到1914年8月初，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大国已经释放出战争的犬吠声。德皇威廉希尔的军队已经进军比利时。英国和它的盟国很快就跟进了， 就像在一些巨大的可怕的棋局中一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哀叹：“整个欧洲的明灯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点亮。”英国工党现在所隶属的社会主义国际曾承诺以一切必要的革命手段反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当考验来临时，国际却崩溃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甚至把第二国际描述为一具“臭尸”，它背叛了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捆绑起来，交付给资本家的军事机器。一旦宣战，在一阵阵的金戈铁马中，所有的工党和工会领导人，除了国际上少数勇敢的例外，都迅速排队支持各自的统治阶级，进行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有一千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终身残疾和受毒害。

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写道：“战争是欧洲的自然状况。”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不仅是一场世界大战，而且比以前经历过的任何战争都更广泛，更可怕。新的邪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设计出来，包括毒气：氯气、光气，然后是恐怖的芥子气，它能烧掉身体和肺部的肉。数百万人沿着看似无限的战壕和防御工事线对峙，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战线”。1916年德军在凡尔登的进攻失败，是以一百万人的伤亡（用现代非人性化的说法是附带损害）结束的。英军在索姆河的进攻付出了42万人的生命，其中6万人在第一天就死亡。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战线并没有明显移动。这是有史以来记忆中最可怕和最痛苦的经历。齐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捕捉到了前线的气氛：

一排排灰暗的面孔，带着恐惧的面具，

离开战壕，越过山顶，

当时间在他们的手腕上空白和忙碌的时候，

而希望，带着狡猾的眼睛和搏击的拳头，

在泥泞中挣扎。哦，天哪，让它停下来！

但在漫长的四年里，战争没有停止。战争的根源是很深的。战争本身并不仅仅是一场意外，也不是因为一个王储的死亡而引起的，而是1914年之前帝国主义矛盾和紧张局势的积累的结果。英国已经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特别是受到了美国和德国资本主义的挑战，在生产总量上已经超过了英国。在1870年，英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到1913年，英国只生产了14%。到了1913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生产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业品——仅低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这引起了敌对帝国主义列强在非洲和远东地区的不断冲突，特别是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英国之间的冲突。各大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秘密的联盟，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经济保护主义现在在美国、法国和德国占主导地位，以此来阻止英国的出口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而大英帝国的各领地，则给予英国优惠待遇。这是一个联盟不断变化的时期，也是一个国际经济、外交和军事竞争的爆炸性时期。

1911年7月，德国政府为挑战法国，攻占了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在军事同盟的耦合中，意大利对土耳其宣战，直接导致了1912-13年的巴尔干战争，进而引发了奥塞冲突。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大公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被刺杀，为世界大战提供了最后的借口。这次暗杀是出于必然的意外。奥匈帝国随即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动了支持塞尔维亚的念头，挑起了德国与俄国、法国的战争；德国拒绝尊重“英勇的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成为英国参战的借口。帝国主义大国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已经开始，并将在1914-18年的大屠杀中达到高潮。这场大动乱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僵局，最重要的是，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反映了生产力对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的反抗。这种矛盾引发了大国为争取新的市场、原料来源和新的剥削领域而进行的疯狂斗争。

伟大的军事史家克劳塞维茨曾说：“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1]抛开所有的诡计和腔调，战争只是帝国主义竞争（“政治”）的继续，但却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只是把资本主义的恐怖带到了极致。

8月24日，工会联盟、总工会和工党的联合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应立即努力终止所有现有的争端，无论是罢工还是停工，而在战争期间，无论在哪里出现新的困难点，所有有关各方都应认真努力达成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诉诸罢工或停工。”前四年强大的工业浪潮，至此戛然而止。席卷工业界的革命情绪完全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战争的狂热的爱国热情。许多人相信这会是一场在圣诞节前结束的战争。

工会总联合会在沙文主义旋风中，承诺全心全意支持帝国主义对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工会联盟也通过其议会委员会，一致加入了这一行列。在1914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有6,000人到征兵办公室报道，许多人被拒之门外。政府的宣传所鼓动的对战争的支持就是如此，以至于到了月底，工党执行委员会同意支持政府的“所有党党”征兵运动。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的女权支持者们，已经放弃了自己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现在却成了征兵运动的激烈拥护者。麦克唐纳以和平主义为由辞去工党领导职务，由亨德森（Henderson）接替，但他还是给他的选区写信，建议年轻人应征入伍。其他大多数和平主义的工党领导人，包括试图反对战争的哈第，很快就俯首称臣。“已经出征的小伙子们...不能因为国内的任何不和谐的声音而垂头丧气”，哈第可耻地说。人格破碎的他很快也离开人世。甚至海德曼在被反战多数派开除之前，也曾短暂地让英国社会党投身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在国际方面，隶属于社会主义国际的各社会党派最初是按照斯图加特会议（1907年）和哥本哈根会议（1910年）的决议，提出了反对战争的主张。后来被暗杀的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és）起草了反战决议。

“如果战争有爆发的危险，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在国际社会主义局的帮助下，作为协调其行动的手段，在考虑到阶级战争的尖锐性和总的政治形势的情况下，用一切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手段来防止战争。”

“如果战争还是爆发了，他们的责任是进行干预，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以赴地利用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把民众从沉睡中唤醒，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垮台。”

这种对战争的革命态度是一种原则性的态度。它认识到，世界大战是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反动战争。工人阶级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能从资本主义及其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首要任务是揭开有关大国的阶级利益，拉起反对派和社会主义的旗帜。

可耻的是，每个国家部门的领导人都没有执行这些决定，而是急于支持自己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国际的这种崩溃构成了对国际主义的历史性背叛。虽然考虑到爱国热情，在战争开始时几乎不可能动员群众反对，但如果他们只是简单地登记反对，就能保持社会主义旗帜的清白，并为将来的大规模抵抗奠定基础。但他们却上演了一场可耻的投降。8月3日在帝国议会上，当德皇要求获得大量战争功劳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却说：“我们只效忠德国人”，并一致头赞成票。就连后来因反战活动而入狱的、勇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也在这次会议上屈服于党的纪律。不得不说，这次背叛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就连列宁也不肯相信这个消息，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报上支持战争的宣言一定是伪造的！

在战前几十年的上升期，国际工运的领导层实际上开始适应资本主义。改良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则成为遥远的目标。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说：“运动就是一切，目标就是虚无”。这种观点概括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机会主义政策，为了虚幻的利益而淡化思想和原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列宁所解释的：

“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滋养了机会主义——起初是作为一种情绪，后来作为一种思潮，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支配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

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宣布对沙皇反动进行讨伐，而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则发动了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讨伐。国际党中唯一以阶级路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和塞尔维亚。此外，英国的独立工党出于和平主义的原因也站出来反对。建立在正式致力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基础上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当受到考验时，简直就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

“那么，我们所有的决议；我们所有的博爱抗议；我们所有的总罢工威胁；我们所有的精心建立的国际主义机制；我们所有的对未来的希望，都算什么？”战争开始几天，康诺利问道。[2]

18个月后，康诺利率领他的公民军，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结盟，发动了反对英国政府的复活节起义。他曾希望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能在整个欧洲点燃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火焰。然而，这次起义被英国政府冷血地镇压了，包括康诺利在内的领导人被处决。1917年10月，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康诺利的革命希望，动摇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根基。

英国很少有组织地反对战争，这反映了民众最初的热情。世界大战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群众对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恐怖一无所知。一旦工党领导层摇身一变支持战争，普通民众就完全迷失了方向。地方一级的积极份子完全被吓呆了，并被孤立了，无法提供多少抵抗。据当时一个年轻的工厂代表说：“可能没有什么比他们在战争爆发时的完全无助更能显示出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此时在政治上的稚嫩了。”[3]

许多人都希望工会能起到带头作用，但都没有成功。早在1914年8月2日，战争爆发前几天。兰斯伯里、哈第、亨德森和索恩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示威游行，宣布他们完全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但实际宣战改变了局势。当行动的时刻到来时，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都低着头向支持战争的情绪投降了。他们本可以坚守阵地，让国际主义的火焰继续燃烧。但他们个人并不愿意这样做。只剩下少数几个勇敢的人，如苏格兰的约翰·马克林（John MacLean）和爱尔兰的康诺利，让国际社会主义的红旗继续飘扬。

因此，一经宣战，铁路工人就撤回了罢工通知。伦敦建筑工人恢复了工作，而工程师们放弃了他们关于每周48小时的要求。阶级斗争已经停顿下来。到1915年1月，全国12%的工程工人已经参军。在认真尝试让年轻人留在国内为战争工业服务之前，这一比例上升到19.5%。

“战争的吸引力是多么可怕！在最初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并不是因为什么'爱国'，也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爱国主义’”，克莱德的工厂代表加拉赫回忆道，“而是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新的、陌生的、惊心动魄的生活。后来，令人恐惧的屠宰场的现实，以及所有长期痛苦的肮脏和恐怖，使他们从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绝望或疯狂”。[4]

工党领导人同意在战争期间搁置所有工会的劳动条件。工人组织单方面宣布了“工业和平”，即暂停罢工。他们的屈服对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如果劳工是反战的” 劳合·乔治后来承认，“战争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下去。”

被扼杀的声音

唯一反对战争的工会是新成立的建筑工人工业联盟（Building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但它的声音很快被扼杀了。带领从现有工会中分离出来的心怀不满的激进份子成立了工会。这种分裂策略，在今后的岁月里，被不耐烦的部分人悲惨地重演，简直是被右翼工会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科尔和波斯盖特正确地解释道：“（建筑工人工业联盟）的基础，只是把叛乱成员从每个工会中抽走，让反动的官员完全控制...双重工会主义的策略，即成立一个对立的真正的红色工会，导致了彻底的灾难，这个教训在以后的岁月里被人们记住了。”[5]

当一位和平主义者对流亡瑞士的列宁说，战争“很可怕”时，他回答说：“是的，有人会发财到可怕的地步”。英国《每日电讯报》也认为：“这场战争为我们的商人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这是他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6]巴克马斯特（Buckmaster）勋爵指出，这场战争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利润”。他估计，与战前相比，他们的利润超过了40亿英镑。正如预期的那样，不择手段的资本家利用战争对劳工的限制来提高他们的超额利润。1916年为抑制超额利润而征收的“军需品税”在一年内被取消。

当沙场被划分出来，年轻士兵的鲜血浸透了土壤，1914年圣诞节的早晨，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战斗停止了，分界线两边都能听到唱颂歌的声音。目光所及，士兵们离开战壕，进入“无人区”；然后他们互相问候，交换烟草和地址。一位年轻的士兵在电视系列纪录片《大战》中讲述了他们如何开始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并讨论战争。很快，他惊奇地发现，德国士兵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自由”而战，上帝就在他们身边。整个事件对他和数以万计的士兵之间的兄弟情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军内反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人们特别对总参谋部和他们越来越无能的做法越来越不满。由匿名士兵创作的这首歌曲捕捉了大众的反战想象力：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我不想再回到战壕里，

在杰克-约翰逊-布朗斯和大炮咆哮的地方，

带我们飞越大海，

在那里格里他无法接近我，

哦，妈妈，我太年轻了，不能死，

我想回家。

在国内前线，那些参与战争合同的老板们对工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放松厂房惯例和限制。政府推动工程和造船业的产量大增，供应军火和弹药。1915年3月，雇主和工会达成了“炮弹和引信协议”，允许“稀释”劳动力，即用非熟练劳动力取代熟练劳动力。用《每日先驱报》的话说，“工会的羔羊已经和资本家的狮子躺在一起了”。不幸的是，狮子并没有和羊羔躺在一起，而是吃掉了它。工会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不假思索地签下了这些权利，而厂内里的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却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不同的观点。

战时的情况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1915年2月，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克莱德赛德引起了阶级斗争的爆发。约1万名工程工人不顾工会官方的指示，罢工要求加薪，以补偿食品价格上涨和房租增加。克莱德罢工的领导权落到了加拉赫领导的中央劳工扣留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身上。尽管遭到政府和雇主的反对，罢工者还是保证了他们的要求。曾摇旗呐喊反对战争的《每日先驱报》在3月20日报道说：“尽管有侮辱和威胁，尽管有官方的压力，克莱德人一直保持着革命工会主义的旗帜在飘扬，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与此同时，格拉斯哥妇女领导的罢租也取得了胜利，并迫使房东降低房租。

马克林由于他坚决的反战斗争，再加上他的屡次入狱，得以首次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与康诺利一起，马克林是英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为事业牺牲了一切，包括他的健康。托洛茨基在俄国杂志《我们的世界》（Nashe slovo）中写道：“在苏格兰，煤矿工人正围着约翰·马克林和他的同志们举起的红色旗帜。”

列宁经常写到马克林，总是把他的名字和李卜克内西联系起来。他对马克林最重要的评价是在十月革命前作出的：

“世界工人革命是从一些单个人的行动开始的，他们无所畏惧地代表着正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沙文主义）腐朽以后所剩下的一切正直的力量。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奥地利的阿德勒、英国的马克林，这些肩负起世界革命先驱者的艰巨使命的孤胆英雄是人们最为熟悉的。”

大革命后，马克林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驻英国领事。他的英雄角色与工党和工会领导人的角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托洛茨基在逝世前写的一篇题为《帝国主义衰落时代的工会》的文章中写道，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有一种有机的趋势，即工会机构与国家机器融为一体。这种倾向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周期性地崩溃，但它始终存在。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着工人阶级的迷茫和困惑，这种现象达到了新的高度。工会领导人和官员不仅支持战争，而且还参加了无数的政府和联合工业委员会，以促进战争的进行。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码头工人的领袖，是几十个这样的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工会机构完全卷入了国家的社会机器中。当罢工者面对雇主、政府和工会官僚机构的联合反对时，克莱德赛德罢工在实践中揭示了这种勾结。除矿工外，所有的工会都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财政部协议》，有效地将工业征兵制首次引入英国。

到了1915年5月，阿斯奎斯（Asquith）建立了联合政府，拉拢了工党领袖亨德森和另外两名工党议员。这对培养民族团结的思想很重要。随后出台了新的严苛法律，赋予政府对军火工业的巨大权力，授权强制仲裁纠纷和中止贸易惯例。弹药工人如果没有“离岗证”，不得离开工作岗位。这些措施使劳工实际上军事化，使工人阶级完全从属于战争机器。

然而，虽然工运高层准备执行统治阶级的命令，但事实证明，对于厂内工人来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军需法》（Munitions Act）出台后的几天内，南威尔士的矿工拒绝了政府仲裁委员会提出的工资建议。作为回应，劳合·乔治代表政府宣布，现在所有的罢工都是非法的。在这一消息宣布后的两天内，就有20万矿工罢工，迫使政府仓促撤退，对他们的大部分要求作出了让步。

1915年12月，克莱德赛德又发生了工业动荡，迫使像狐狸一样的劳合·乔治和一向柔顺的亨德森亲自出面干预，会见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Clyde Workers’ Committee）的工厂代表们。然而，他们的出现只是起到了与工人对立的作用，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会议上屡屡被叫停。由于甜言蜜语被证明是无效的，政府转而对工人采取了更多的镇压措施。1916年初，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报纸被取缔，一些非官方的罢工领导人被逮捕和监禁。六名主要的工厂代表后来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格拉斯哥，如果他们回来就会被监禁。在被当局拘留的人中，有马克林，他后来因煽动叛乱被判处三年监禁。由于这种镇压，工业风暴中心从克莱德河转移到谢菲尔德和南约克郡的工程工厂。令人吃惊的是，到1916年7月，全国已有1000多名工人因根据《军需法》进行非法罢工活动而被逮捕。即使政府的所有战争措施也无法压制阶级斗争。

革命目标

鉴于工会领导人的阶级合作，以工厂代表委员会为形式的基层组织遍布全国，并联合起来形成了全国工厂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运动。它的许多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团体、社会主义工党和英国社会党的忠实成员，他们试图给工业运动指明革命方向。

1916年12月，以劳合·乔治为首相的新联合政府成立。作为英国统治阶级的精明代表，他越来越多地依靠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来监督工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有计划地把这些领导人拉到明确负责战争努力的政府职位上。亨德森现在进入了战争内阁，钢铁冶炼厂工会的书记霍奇成了劳工部长，工程师联合会的乔治·巴恩斯（George Barnes）成了养老金部长。他们作为工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权威就被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利用，以抑制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而国内的攻击和国外无谓的生命损失则使这种不满情绪更加严重。

1917年不仅是世界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国内，工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工程行业，1917年是罢工的高峰年，有超过30万工人参与行动，损失了250万个工作日。在1917年3月巴罗和泰恩河畔的罢工以及11月考文垂的罢工中，新成立的全国厂内管理委员会走在了前列。5月，在克莱德河、谢菲尔德和伦敦的军需中心爆发了一连串的罢工，反对扩大稀释和使用《军需法》。尽管根据该法进行了胁迫和逮捕，但罢工运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愈演愈烈，范围越来越大。原本被拥护战争的情绪压抑的阶级斗争，又一次轰轰烈烈地重新燃起。

在国际舞台上，俄国的革命事件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7年2月（新历3月）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扫除了1000年的沙皇专制统治，把权力交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和1905年一样，群众自发地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机关——工人代表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遗憾的是，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是把权力交给了社会主义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主义领袖又以临时政府的形式把权力交给了资产阶级。然而，大革命在国际上对工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英国，一次在6月于利兹召开了大会，庆祝这一事件。这次会议是由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召开的，吸引了 1,150 名代表，其中 371 人来自工会。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情绪高涨，发表了精彩的“革命”演说。以至于麦克唐纳发言赞成在英国建立苏维埃！他更提出了以下被通过的决议：

“本次英国劳工和社会主义及民主组织会议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会议怀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祝贺俄罗斯人民的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抵制俄罗斯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暴政，消除了东欧侵略帝国主义的长期威胁，解放了俄罗斯人民，使他们能够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和经济自由，并在国际工人阶级从一切形式的政治、经济和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中发挥首要作用。”

后来成为勋爵并放弃工党加入麦克唐纳全国政府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lip Snowden），也在利兹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在这里，他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重申了对俄国苏维埃发出的一封电报的答复的话：

“今天在大不列颠召开的最大的、最伟大的工党、社会主义和民主机构的会议，赞同俄国的外交政策和战争目的的宣言，并保证通过它新组成的工兵委员会为立即实现民主和平而努力。公约收到您的贺电，表示感谢和热情。”

但二月革命未能解决俄国群众的问题。社会主义领导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克伦斯基政府宣誓效忠，而克伦斯基政府又向资本家和地主宣誓效忠。结 果 ，俄国群众的情况在他们被要求为帝国主义战争作出更多牺牲的情况下，不断恶化。在9个月内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定不移地努力把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垫脚石。他们以“和平”、“面包”、“土地”为口号，赢得了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于1917年10月和平夺取了政权。布尔什维克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产生了戏剧性的国际影响。事实证明，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了政权，建立了一个以工人、士兵和农民组成的苏维埃为基础的民主政府。虽然英雄的巴黎公社被证明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但面对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精心策划的推翻政府的企图，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地坚持了下来。

鼓舞的效果

英国社会主义报纸《号召报》（The Call）于1917年11月29日指出：“社会主义者——真正的而不是虚幻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夺取了权力的缰绳。”

“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在城镇工人和普通士兵的同情和支持下进行的...和平和面包，镇压战争财主和贪婪的地主——这就是列宁和他的朋友们为自己的同胞和整个苦难的世界所要争取的。我们要帮助他们吗？”

该报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团结在俄国群众一边的深厚国际主义精神。

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立即向全世界工人发出呼吁，要求停止血腥的战争，公布帝国主义者的所有秘密条约，并以他们的革命为榜样，争取世界革命。这在英国和整个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产生了热烈的回响。

俄国革命唤醒了工运，提升了各地工人的目光。这在基层中产生了革命的热潮，开始对领导层施加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四处都是革命的气息，导致工党和工会联盟走向半反对英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事情开始变成它们的反面。这种压力的一个副产品是亨德森辞去内阁职务，尽管巴恩斯和霍奇选择了留下。1918年初，在托洛茨基娴熟的指导下，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骚动的影响下，和平谈判的想法——“战争目标备忘录”（Memorandum on War Aims）——得到了同盟国劳工领袖会议的赞同。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英国的“工厂代表运动”（Shop Stewards’ Movement）占据了极其强大的地位。工会联盟的会员人数也从1913年的不到250万跃升到1918年的450多万。工会的进一步合并和联合有了广泛的发展，如钢铁行业联合会。这一进程随着矿工、铁路和运输工人的三联盟的正式批准而进一步扩大，原计划于1914年批准，但由于战争的爆发而推迟。在1918年1月的工党诺丁汉会议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利特维诺夫在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欢呼声中，接受了起立鼓掌。后来，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召开的工党特别会议上，在革命俄国的烈火中，工党决定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宪法，即著名的第四条款，承诺在工人控制和管理的基础上，保证工人“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共同所有制”。

战争期间的动乱浪潮在1918年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反映在克莱德河上的巨大的五一节示威、8月前所未有的警察罢工和南海岸一些海军基地的兵变上。9月爆发了新一轮的非官方铁路罢工，南威尔士煤田和兰开夏棉花业又发生了动荡。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在影响国家本身。警察在1913年10月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全国警察和监狱官员联盟（National Union of Police and Prison Officers），他们在8月底就因为工会承认问题而罢工，雇佣飞行纠察队带出鼓动各个警察局响应罢工。令人惊讶的是，这还是在战争期间。人们还应该知道，虽然政府被迫给予加薪，让被解雇的人复职，全国警察和监狱官员联盟却仍然没能得到承认，政府只准备让出一个警察代表委员会。因此，由于这一战斗性的立场，数千名警察加入了工会。

在国际上，战争催生了革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使世界大战戛然而止。水手们发动了兵变，德国各地纷纷效仿俄国革命建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哈斯堡帝国和霍汉索伦帝国跟随罗曼诺夫王朝而被遗忘。德意志革命对各地的工人阶级来说又是一盏明灯，他们越来越期待通过革命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幸的是，领导德国工人阶级的不是像俄国一样的布尔什维克党，而是旨在反对革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艾伯特（Ebert）、谢德曼（Scheidemann）、诺斯克（Noske）。

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结束的真正原因是德国革命，而不是政治家或将军们的计划。11月11日，也就是德国革命爆发一周后，结束战争的停战协定被签署了。革命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欧洲，因为工人和士兵决定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群众如洪流般涌上历史舞台，他们充满了结束旧秩序、为自己建立新世界的愿望。在巴伐利亚，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但很快被反革命势力推翻。在匈牙利，一个类似的政权执政数月，但最终被西方列强血腥淹没。一系列革命和反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国际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他们简直是吓得浑身发抖。

“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精神”，狡猾的劳合·乔治指出。“工人中不仅有一种深深的不满，而且有一种对战前条件的愤怒和反抗。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整个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质疑。”

随着工人们以苏俄为榜样，资本主义体制似乎已经到了被推翻的边缘。

英国政府和国际资产阶级都把苏维埃政府视为对其制度要尽快铲除的致命威胁。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对反革命的白军给予了全力的支持。1918年7月，英国派出一支远征军到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去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一共派出了二十一支外国干涉的帝国主义军队来对付革命的俄国。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各国的抗议运动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英国，独立工党发表了反对英国政府反革命干涉的宣言。后来，由哈里·波利特（Harry Pollitt）等人领导的全国性的“放手俄国”（Hands off Russia）委员会成立，并得到了工运各阶层的支持。英国工人阶级表现出国际主义的本能，毫不含糊地团结起来，支持俄国革命事业——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第一次断裂。

大选

在停战后的三天内，工党紧急会议将工党部长们从内阁中撤出，并宣布“抗议任何对旧经济秩序的修补”。在随后的大选中，工党打出一份非常激进的宣言《工党与社会新秩序》（New Social Order），特别要求：

“立即将矿山、铁路、航运、军备和电力等重要的公共服务国有化并实行民主控制；最充分地承认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工会主义...消除失业的威胁...普遍的工作权或维持权，依法限制劳动时间，并对有关工厂条件、安全和工人补偿的法案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它包含了对建立新社会的呼吁：

“工党的观点是，战后需要重建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政府部门， 也不是这个或那个社会机制，而是，就英国而言，社会本身...；我们工党...认识到，在目前的世界灾难中，即使不是欧洲文明本身的死亡，至少也是一种独特的工业文明的高潮和崩溃。工人们不会寻求重建...资本主义生产的个人主义制度...与它所产生的畸形的，不平等的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堕落和残暴，我们希望，确实可能已经受到致命的打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我们工党无论是在野或在适当的時候被要求成立政府，肯定不会帮助它复兴。相反，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使它与它所杀害的千百万人一起被埋葬。”

这次选举被刻意以临时选举的方式召开。虽然劳合·乔治的全国联盟在这次“卡其”（Khaki）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票胜选，使联合内阁的保守党获得了359个席位，联合内阁的自由党获得了127个席位，但这肯定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的情绪，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工党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许多士兵还没有被遣散，投票登记册也无可奈何地过时了。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们的革命情怀并没有转化为议会的算术，这大大落后于英国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工党还是成为了实际的反对派，拥有250万张选票（比1910年的50万张选票大幅增加），并在下议院获得了创纪录的57个席位。

1919年初期的日子里，阶级斗争正准备着另一次爆发。工人阶级已经被许诺了一个“适合英雄居住的家园”，现在许多人决心为之奋斗。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一个新的革命篇章即将开启。它代表着一个被战争打破的斗争结的重新打通，但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的水平上。

注释

[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http://www.saohua.com/shuku/zhexue/mydoc138.htm

[2] 《前进报》（Forward），1914年8月15日

[3] J.T.Murphy，《准备夺权》（Preparing for Power），伦敦，1972年

[4] 加拉赫，《克莱德赛德的反叛》（Revolt on the Clyde），伦敦，1949，P . 18-19

[5] 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495

[6]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14年8月19日。

处于革命的边缘

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军的纪律很快就崩溃了。部分军营里爆发了兵变，军警被枪杀，士兵委员会按照俄国和德国苏维埃的方式成立。在国内前线，工业激进主义爆发了，克莱德赛德再次成为工人斗争的中心。在整个1919年，统治阶级对英国发展中的革命前形势越来越感到恐惧。老奸巨猾的劳合·乔治说：“这个国家在那一天比以后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布尔什维克主义”。

1月，在加莱发生的一次成功的兵变之后，很快又在福克斯通发生了另一次兵变，3,000名厌战的部队拒绝登上前往法国的火车。相反，部队决定向白厅进军，然后向议会进军，要求立即解除武装。当他们被一个家庭卫队和手榴弹手团包围并被迫投降时，他们才被阻止，并准备好了刺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英国军队内发生了近50次兵变。英国正处于革命的边缘。

这场影响到军队的革命狂潮使使用部队对付国内战线的劳资纠纷的工作受到威胁。为了确定哪些部队可以用于破坏罢工，陆军部向指挥官发出了一份秘密通知（后来泄露给《每日先驱报》），要求每周报告关键事项，包括：

“各地部队是否会响应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他们会协助打击罢工吗？他们是否会为海外出兵座征兆工作，尤其是去俄国的远征军？是否有人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通报的结果直接报告给了丘吉尔，显示了英军内的真实情绪：

“部队...不赞成被用于破坏罢工，普遍的感觉是，要求部队做他们自己认为是工贼的工作是不公平的...部队将会为海外出兵座征兆工作，但去俄罗斯的任务除外。”

英国内阁不得不反复讨论这一严重的情况。在这些讨论之后，内阁大臣在日记中指出：“红色革命和血与战争将在国内爆发。”丘吉尔随即通知内阁。“通过一开始温和地进行，我们应该从全国各地得到我们想要的支持，然后部队可以更有效地被使用。”博纳·罗（Bonar Law）对这一想法很感兴趣，并敦促招募志愿者，特别是股票经纪人，以补充部队的力量！随后，内阁讨论了从国外召回军队以应对国内局势的问题，其中陆军大臣插话报告说：“我们需要18个营来守住伦敦。”在讨论中，外交大臣对从西里西亚调兵回国的想法表示反对，但他引来了张伯伦的强烈斥责。“我赞成守住英国的煤田而不是西里西亚的煤田！”[1]

英军内这场革命运动的真正悲剧，是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完全没有给予它任何支持和政治指导。在穿军装的工人组建士兵委员会，挑战军官阶级的权威的同时，英国的产业工人也在与他们的雇主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贝尔法斯特和革命的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厂和工程工人中，工业纷争正以特别激烈的方式展开。遗憾的是，没有人试图把这些斗争联系起来，或把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格拉斯哥的马克林在狱中饱受折磨，他竭力在革命俄国的战线上团结工人：

“我们今天目睹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期待的事情，”马克林说，“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联合起来，最积极地企图粉碎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的斯巴达克主义。顺便说一下，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斯巴达克主义是正在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战争，这场阶级战争必须而且也将会打到逻辑上的结论——资本主义在各地的灭亡。”[2]

1919年1月底，克莱德河上的罢工运动达到了总罢工的规模。在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工程工人、船厂工人和其他部门罢工，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但这不是普通的罢工。在现有的条件下，在英国处于革命前的动荡中，它对国家的社会结构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内阁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在政府圈子里有一种对革命的公开恐惧。因此，政府从全国各地调派了一万名军队到格拉斯哥，而当地的军队则被限制在军营内，以防止士兵和平民交流。在罢工者和警察之间的一场战斗后，装甲坦克驻扎在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场景风声鹤唳。

遗憾的是，这次罢工带有明显的革命色彩，却被全国性的工会官员孤立，他们不惜对参与罢工的地方工会领导进行惩戒（比如联合工程师协会就暂停了其在克莱德河的地区领导的职务），罢工在两个星期内就结束了。领导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以及全国性的工厂代表组织的激进份子深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但对如何推进运动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使得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加拉赫在很久以后评论说，"我们在进行罢工，而我们应该进行革命”。他还说，我们“没有意识到需要持续不断的、一贯的领导，包括所有阶段的活动，这代表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将导致我们的彻底失败。”然而，他们的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经验，越来越把他们推向革命的方向，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所体现的政治。

历史学家L.J.麦克法兰（L.J. Macfarlane）指出：“1920年和1921年出现的共产党中的许多主要人物都是在克莱德赛德形成的经历和思想的人，麦克马努斯、贝尔和加拉赫都在反战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与布尔什维克一样，对背叛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事业的英国工会和工党领袖抱有强烈的蔑视。”[3]

在克莱德河事件中，80万多人的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矿工联合会）决心将他们的要求强加于人，要求增加30%的工资，每天工作6小时，并将工人控制的矿井国有化。当政府——在1916年接管了煤炭工业的控制权——拒绝这些要求时，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罢工投票的结果是大多数人支持工业行动。由于煤炭库存处于饥荒水平（伦敦只有三天的供应量），而三联盟的其他成员同时也在推动自己的要求，劳合·乔治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度的困境，整个局势中意味着总罢工的爆发。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引发总罢工。劳合·乔治企图通过拖延时间来化解工业局势。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和狡猾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知道如何操纵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他完全意识到，英国工业需要降低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打倒有组织的劳工。但考虑到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他们必须小心翼翼，行事要适当谨慎。这不是这个或那个资本家的利益问题，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问题。毕竟，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劳合·乔治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政府在摸清了工会领导层的态度后，被迫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演习。这是一个典型的棍棒和胡萝卜的方法。首先，他们试图通过威胁对罢工使用武力来恐吓工会领导人。其次，他们出于善良的心态，同意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这是一个多次欺骗工人的伎俩，来调查采矿业，他们声称其调查结果将对政府有约束力。

在17天内，由约翰·桑基（ John Sankey）爵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于1919年3月20日匆匆忙忙地写出了一份临时报告，建议提高工资，实行7小时工作制，并有可能随后实行6小时工作制。报告指出：

“煤炭工业目前的所有制和工作制度受到谴责，必须用其他制度来代替它，要么是国有化，要么是通过国家购买和/或共同控制的统一方法。”

然而，该行业的所有权问题被留待以后的报告。这是一个精明的举措，给工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合会主席罗伯特·斯米利（Robert Smillie）和书记弗兰克·霍奇斯（Frank Hodges）担忧矿工的暴力和与政府的公开冲突，他们说服了一次特别的矿工会议——尽管他们手中握有巨大的优势——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很明显，矿工罢工可能会迅速升级为总罢工，而工会领导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不准备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权利因为我们的力量而把条件强加给国家...”斯米利说。在此事件中，这只起到了推迟战斗的作用。

三联盟

韦伯夫妇作为优秀的费边人，充当了劳合·乔治和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的中间人。“如果政府自信有能力打败矿工，就去战斗——这是他们的责任...”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在她的日记中说。“封锁矿工将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可能会被吸引过来，军队可能会拒绝行动。然后呢？”她问道。正是这种情况让包括韦伯夫妇在内的工会领袖们感到震惊，甚至比统治阶级还要震惊。

最后的桑基委员会报告赞成国有化，并给予矿工在行业控制中的份额。但劳合·乔治违背了他接受桑基的承诺，拒绝了煤炭工业的国有化。矿工们被骗了。工会现在已经失去了主动权，而政府的诡计得到了回报。

劳合·乔治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现在试图得寸进尺。在更广泛的战线上，政府采用了类似的策略，成立了全国工业会议（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邀请工会和雇主组织以真正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制定一个“共同目标”。狮子和羔羊再一次被要求为他们的共同福利而合作！虽然工程师们和三联工会一起抵制了这次会议，但它起到了束缚那些准备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的手脚的作用，并帮助化解了日益激烈的工业气氛。用劳工史学家科尔的话来说：

“工党加入工业会议和煤炭委员会——后者被誉为工党的伟大胜利——是渡过1919年上半年严峻的工业形势的决定性因素...”

伦敦排版工人T.E.内勒（T.E. Naylor）承认了这一点，他后来提醒政府，正是工会的作用阻止了“无疑会爆发的革命。”[4]

1919年6月，兰开夏郡30万名棉花工人成功地举行了罢工，赢得了每周48小时的工作时间和30%的工资增长。接下来的一个月，全国警察和监狱官员工会被激怒，要求举行第二次罢工。这一次政府准备充分，对罢工的反应非常零散。遗憾的是，承诺的其他部门的支持并没有实现。“许多工会支部，许多工会干部，都承诺支持警察维持自己的地位。然而，除了一节左右的罢工之外，除了利物浦之外，没有任何地方给予警察真正的支持”，《每日先驱报》说。[5]罢工被打败，所有罢工者都被开除。政府决心再也不允许出现类似的情况，于是在工资和条件上进行了改善，试图将警察与其他工人分开。他们还采取措施在警察部队中铲除工会主义，最终导致全国警察组织本身被取缔。

战争结束后不久，铁路工人就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然后进行谈判，以确保工资率的“标准化”，在工人眼中，这意味着工资水平的提高。政府故意把谈判拖到煤炭危机解决之后。然后政府一反常态，要求削减工资。完全被吓到了，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呼吁立即罢工， 这被劳合·乔治谴责为“无政府主义的阴谋”。但罢工继续进行，并取得了戏剧性的结果。《泰晤士报》雷鸣般地指出，这，“就像与德国的战争一样， 必须是一场战斗到最后一刻”政府任意扣留了拖欠罢工者的工资, 并计划让罢工者饿着肚子回去工作。部队被召唤出来，并指示地方当局招募一支破坏罢工的“公民卫队”。再次掀起了与有组织的劳工进行全面决战的高潮。

在一周内，铁路罢工已造成40万矿工和其他人员停工；再过一周，数百万人将失业。由于运输停顿，全国陷入瘫痪。罢工者仍然坚挺，因为来自其他工会和合作社运动的支持源源不断。劳合·乔治认识到力量的不利平衡再次仓促撤退。现有的工资率得以维持，没有出现受害者。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雇主的攻势至少暂时被阻止了。虽然铁路工人获得了成功，但在争执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向三联盟的伙伴们提出援助要求。同样，当矿工们濒临行动时，他们也没有向联盟发出呼吁。换句话说，三联盟没有在行动中得到检验。这种考验还得再等一年。

与此同时，右翼工会领导人竭尽全力破坏工人的积极性。“如果我说我反对直接行动，可能会激怒那些赞成直接行动的人，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结果。当然，它会使我们陷入混乱，把事情搞垮...”工党议员、全国总工会主席J.R.克莱恩斯（J. R. Clynes）在报纸上一篇题为《“直接行动”的罪恶愚蠢》（The Criminal Folly of ‘Direct Action’）的文章中如是说。

“所有主张直接行动的人都告诉我们，他们不想要暴力，但这是他们首先会得到的东西。如果不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所有这些导致混乱、行为不端和暴乱的因素，我们就不可能召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进行罢工。”

”工人们公正地谴责了他人在法律方面的错误行为。不要让工人鼓吹一种政策，使他们或他们的代言人成为犯罪的首领和行为的煽动者，而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抢劫，也许是谋杀。”[6]

1919年斯米利和阿内林·贝文（Aneurin Bevan）的一次对话中，总结了左右两派工会领袖所面临的困境：

“劳合·乔治派人去找工党领袖，他们去了，罗伯特告诉我，‘坚定不移地决定他们不会被这个诱人的、雄辩的威尔士人说动。’这时，罗伯特严肃而坚强的脸上眼睛闪烁着。‘他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很坦诚，’罗伯特接着说。‘他对我们说“先生们，在你们所代表的工会的三联盟中，你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强大的工具。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们，在我们看来，我们是受你们的摆布的。军队已经心灰意冷，不能再依靠了。在一些营地已经发生了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执行你们的威胁，进行罢工，那么你们就会打败我们”。“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做，”劳合-乔治接着说，“你们衡量过后果吗？罢工将是对国家政府的蔑视，而且由于罢工的成功，将预示着一场最重要的宪政危机。因为，如果国内出现了一股比国家政府本身更强大的力量，那么它必须准备好承担国家的职能，或者退出并接受国家的权威”。“先生们，”首相静静地问道，“你们考虑过了吗，如果考虑过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从那一刻起，’斯米利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知道我们被打败了。’”[7]

这一集概括了那些对工人改变社会没有信心的人的致命弱点。当受到考验时，他们就会退缩，无力将自己的威胁贯彻到底。在整个时期，资产阶级在学习如何完善阶级战争，而工人领袖似乎在学习如何避免阶级战争。劳合·乔治是绝对正确的。他承认，如果没有工党和工会领袖的遵从，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生存的。列宁也曾经说过，“没有工党和工会领袖的支持，资本主义撑不过六个星期”。不幸的是，他们对改变社会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刻，如1919年和1926年，当权力被摆在面前时，他们向政府屈服，对任何会危及资本主义生存的事情都避而远之。

1919年12月，工会联盟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了一场“矿工撑国家”（Mines for the Nation）的运动。1920年3月，重新召开的国会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迫使政府履行其承诺。然而，总罢工的提案以3870票对1015票被否决。在集会上，“温和派”的克莱恩斯先生一想到总罢工，又一次浑身发抖。典型的是，右翼铁路工会领袖J.H.托马斯（J. H. Thomas）承认，他被迫领导1919年的铁路罢工，并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保持对工友们的控制，避免革命的危险！这生动地概括了工会右翼的视角。

然而，到了1920年8月中旬，矿工工资问题上的完全僵局沸腾成了罢工行动的投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矿工领袖们第一次呼吁三联盟给予积极支持。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然而，运输和铁路工会领导人，特别是托马斯，破坏了团结的呼吁，迫使矿工撑国家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这就是所谓的“基准线”（datum line）协议，一个喘息的空间，它将于1921年3月到期。政府利用这次部分撤退扩大其权力并非偶然。除了战时的《王国防卫法》（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外，政府还制定了《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s Act），赋予政府任意的权力，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维持“基本服务”的运作。这项法例构成了用来对付激进的工运一个不断增强的武器。实际上，统治阶级与工会领袖不同，他们正在认真准备英国可能发生的内战。三联盟中右翼的行动是他们未来角色的预演。

群众对苏维埃的支持

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攻击，或是通过自己的直接军事干预，或是通过支持俄国国内的反革命白军。在整个1919年和1920年，英国工运大力开展了著名的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活动。数以百万计的人聚集到革命俄国和各国正在建立的年轻共产党的事业中来。1919年1月18日，由伦敦工人委员会、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和国际工联主办，在伦敦纪念堂组织了350人的“放手俄国”（Hands off Russia）代表会议。曾为布尔什维克事业积极奔走的麦克马努斯和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等革命活动家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英国和爱尔兰工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们在此决心在各个活动领域进行积极的鼓动来巩固大不列颠的工运，以便在为此目的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宣布举行总罢工，除非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盟国无条件地停止对俄国的干涉——直接用武力或武器，或间接用经济封锁。通过向布尔什维克的内部反对者提供武器或金钱，或通过任何其他险恶的手段努力粉碎布尔什维克的行政机构——应已正式宣布，并将继续罢工和鼓动，直到当局作出我们所希望的宣布，直到我们对宣布的真实性感到满意，直到盟军对德国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的进攻被制止，对德国的封锁被解除，盟军撤出。”[8]

1919年6月的工党会议甚至威胁要采取直接行动阻止英国的军事介入。正是右翼份子莫里森在会议上说：

“他们必须认识到，目前这个国家、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的战争，不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的战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的战争。这是一场反对工会运动组织本身的战争，因此应该用整个工会运动的全部政治和工业力量来抵制这场战争。”

一项要求立即停止干预，规定工党和工会联盟合作，“以期采取有效行动，通过毫无保留地利用其政治和工业力量来执行这些要求”的决议以1,893,000票对935,000票决定性地通过了。来自工人阶级基层的感情狂潮已经迫使工会和工党领导人到了威胁要发动总罢工的程度！

同时，为了争取对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列宁发表了《告劳苦大众书》，在英国广为流传。几个月来，“放手俄国”委员会在伦敦码头进行了煽动。1920年5月，当从事为"乔利-乔治"号货轮装载运往波兰的军需品的码头工人决定罢工，而煤炭装卸工人则拒绝为该船加油时，这一鼓动取得了成果。这一国际阶级团结的行为，使整个英国工运通电。一周后，码头工人工会决定阻止装载所有用于对俄的军需品。各地工人胜利地收到了这个消息。俄国工人得到了一条救命线，为这个世界革命的“被围困的堡垒”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英国政府完全误读了当地的局势，并威胁要与俄国开战。苏联政府对波兰的侵略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攻, 它把红军带到了华沙的大门口。工党号召的大规模示威在全国各地发生，反对英国政府的干涉主义威胁。工会联盟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于1920年8月9日在下议院召开会议，并向各地方工商业委员会和工党的所有书记发表了一份声明：“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全部工业力量将被用来打败这场战争”，并通知所有附属组织的行政人员“做好准备，立即前往伦敦参加全国会议”，建议他们“指示其成员根据该全国会议的指示‘放下工具’”，并组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行动委员会”，全权执行这些决定。

工会领导人在8月10日发出的通知中说：“这个国家的工人从进攻俄罗斯的预谋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如果政府宣战，我们很快就会卷入无限的流血和财宝的牺牲中，并应被用作资本主义压迫的工具。国家领导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各部分都一致谴责政府的现行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内部没有分裂和犹豫。已经选出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负责在宣战时进行有效的抵抗。周一在下议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任命的行动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已经制定了动员我们运动的全部资源的计划。联合工业行动，甚至到了总罢工的程度，可能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深思熟虑的政策和计划行事。行动委员会将经常开会观察事态的发展，并向附属组织提出建议。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的行动之后，必须立即在各地区采取类似的行动，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各地方行业委员会和工党的书记应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以选举地方行动委员会。”
2. 地方议会应成立小组委员会，处理下列问题。（1） 供应和运输；（2） 罢工安排；（3） 宣传和通讯。
3. 被任命为地方理事会书记的书记的姓名和地址，应在会议结束后立即送交全国理事会联合书记。”

“我们敦促地方组织迅速采取行动，处理我们运动历史上的这一重要危机。应暂停普通的程序方法，并作出特别努力，使地方会议在几天内开始工作。”

全国会议于8月13日星期五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它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发出了一项指令：“成立你们的行动委员会吧！”在几天之内，350个行动委员会在整个不列颠群岛的每个城镇和城市成立。

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团结表现，反映了支持苏维埃共和国的热潮。它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一旦决定采取行动，就会有巨大的力量。尽管右翼对直接行动的反感，但来自下层要求行动的压力已经达到了火山般的程度。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放在这场运动的首位，否则就会被推到一边。他们被带到了波峰上，使他们与劳合·乔治政府相撞。当英国有组织的劳工说“不”时，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退让。

“英国工党已经发动了反对英国向波兰提供任何援助的暴力鼓动，”丘吉尔指出。“英国许多地方正在成立行动委员会。”[9]

国家正处于革命前的危机之中。列宁写道：“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不叫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

面对工运的这种联合力量，政府被迫收回威胁，放弃了军事干预的计划。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决定不与革命的俄国开战。继续进行战争将意味着一场总罢工，而鉴于危险的工业形势，无法保证结果会是什么。资产阶级不准备在这个时候堵上他们的命运。工运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注释

[1]转引自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内阁准备面对革命》（the Cabinet Prepares for Revolution），《星期日泰晤士报》彩色副刊，1972年5月7日

[2] 《革命的激流》（In the Rapids of Revolution），伦敦，1978年，P. 148

[3]麦克法兰：《英国共产党，它的起源和到1929年的发展》（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until 1929），伦敦，1966年，P. 40

[4] 转引自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538

[5] 转引自Sellwood，《1919年警察罢工》（Police Strike 1919），伦敦，1978，P. 203

[6] 《星期日画报》，1919年8月10日

[7] 贝文（Aneurin Bevan），《除了恐惧外》（In Place of Fear），伦敦，1978，P. 40-41

[8]转引自波利特，《我的服刑》（Serving My Time），伦敦，1940年，P. 94

[9]丘吉尔：《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后果”（The Aftermath），伦敦，1923年，P. 269

“黑色星期五”

这段深受俄国革命影响的革命岁月，使英国工运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战后，工党第一次通过了新宪章，并实行了个人党员制。党还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刻在新宪法第四部分第四条款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的民众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手工与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平分配。”這條由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起草的條款，措辞并不是最明确或最直接的，然而，它充分概括了通过公有制将经济的决定性杠杆置于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党的新的激进纲领《劳动和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加强了这一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体制的直接目标。

1920年，工会联盟议会委员会改为工会总理事会，作为“代表整个工会运动的中央协调机构”。第二年，全国劳工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成立了，由总理事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工会的合并也有所增加，以与运输工人联合会有联系的团体为首，成立了由贝文领导的运输和总工会。但是，还有更深刻的事态发展震撼着工运。1914年8月的背叛、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以及俄国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都在工人群众组织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情绪发酵，加强了向左的转变。

1919年3月第三（共产主义）国际诞生后，列宁和托洛茨基曾呼吁成立群众性的共产党，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团结革命工人的手段。因此，1920年，独立工党在年会上投票决定脱离名誉扫地的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展开协商。同年，工党会议上也提出了类似的倡议。然而，这一次右翼以1,010,000票对519,000票成功地将这一提案作废。即使在那时，工党内仍有相当多的少数人投票支持亲共产党的决议，并对俄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尽管工党受到了这一挫折，但英国的一些社会主义团体还是响应号召，成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共产党。英国社会党、社会党、独立工党等成员和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最后于1920年7月底召开了统一会议。约有159名代表，代表2000至3000名成员，着手投票成立了大不列颠共产党（英共），并加入了第三国际。虽然人数不多，但该党吸引了工人阶级中最激进的阶层，包括许多来自工厂代表运动的领导人。然而，在方法、组织和方法上，该党还远未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它仍然是战前宣传团体的混合体，仍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这些阶级斗争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在商定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共产国际试图帮助他们根除这种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宗派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首先成功地说服了年轻的英国党面向工厂和有组织的工运。

列宁谈英国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要想把工人阶级争取到英共一边，就必须在工作场所和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会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列宁对英国很感兴趣，在党内开展了反对极左和宗派主义倾向的斗争，代表人物有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和威利-加拉赫等。这些刚参加革命运动的年轻同志，对官方组织的机会主义感到厌恶，所以断然拒绝参加工党，也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选举。这种“幼稚”的极左主义在国际的其他地方也表现为原则上拒绝在右派主导的工会中开展工作。列宁在他那本优秀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巧妙地承接了这些论点，这本小册子又是一本在今天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著作。在这里，列宁把极左主义比作一种每個人在儿时时常会染上的病，对应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當時的婴儿阶段。他从布尔什维主义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它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灵活策略和方法，解释了这种做法的错误性。他认为，革命者有责任参加工会，甚至是反动的工会，以便从内部改变事物。列宁透露，布尔什维克竟然曾经在沙皇警察建立的工会中接触工人！

在“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一章中，列宁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潘克赫斯特和加拉赫的极左论点。加拉赫曾就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政治观点写过一封信，说他们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参加选举，但赞成建立苏维埃；他们反对反动的工党领袖，不想与工党有任何关系，但希望建立一个“明确的、清楚的、科学的”共产党。列宁耐心地作了回答：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

在题为“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的一章中，列宁认为：

“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1]

换句话说，要改变现状，你必须接受现状，而不是你所希望的情况。虽然少数人赞成苏维埃和社会主义革命，但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而任务就是要赢得大多数人对这些思想的支持。这又意味着要与这些层级并肩工作，以便在实践中向他们表明你的方法和思想的正确性。列宁无暇顾及那些只是站在一旁的宗派份子。此时，作为这种做法的重要反面教材，列宁还建议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以接近先进工人的政治生活。同样，必须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敦促的那样，以工人的本来面目，带着他们的错误观念和偏见，与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把宗派原则强加给运动。

7月8日，列宁致信英国社会党报纸《号召报》，指出：

“我个人更是主张在保证共产党人可以充分自由和独立地开展工作的条件下，参加议会并加入‘工党’，我将在1920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这一策略进行辩护。”[2]

不足为奇的是，这个关于共产党应该加入工党的建议，在英国共产党人中引起了猛烈的骚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脱离了改良主义政治，坚决不加入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党派！关于工党问题的争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尽管英国代表团内部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大会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赞成英国英共加入工党。回到英国后，共产党的领导人以100票对85票赞成归属的表决结果，非常不情愿地同意执行这一决定。

然而，他们加入工党的申请书的措辞却故意让工党拒绝。工党回绝英国共产党的请求后，英共领导人只是欢喜地、轻蔑地迎接这一消息。他们傲慢的回答（“就这样吧，这是他们的葬礼，不是我们的。”）发表在他们1920年9月16日的报纸《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上。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发出紧急电文，敦促英国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做法。一周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该报的行文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的职责是到群众所在的地方去工作。这可能意味着要进入反动组织，但这比创建全新的组织，希望群众离开旧的组织而到新的组织中来要好得多，也容易得多。”[3]但短期损害已经造成。工党右翼利用这一先例作为弹药，最大限度地拒绝了今后英共所有的申请。

老板们的进攻

经过第三国际领导人一段时间的持续协助，英国共产党最终摆脱了宗派主义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该党还同意——与战前的宣传团体相反——以个人身份在工会以及工党中开展认真而系统的工作。然而，共产党人却面临着一场猎巫行动。他们被驱逐出改良派的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IFTU）或俗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其口号是：“革命派和共产党人滚出工会！”这迫使那些被驱逐者成立了赤色职工国际（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ur Unions，RILU），它将被赶出旧联合会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阿姆斯特丹派的这种进攻策略”，赤色职工国际指出，“必须在地方支部中进行坚决和果断的抵抗，提出‘打倒分裂者，工会运动的团结万岁’的口号。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以甘愿放弃工会的方式来成全阿姆斯特丹派的愿望：那样做对阿姆斯特丹的支持者来说太容易了，对工运的左翼来说，破坏性太大。”它还说，“被开除出工会的工人不应分散，而应继续在被开除前所属的结构内组织起来，并继续作为开除他们的工会的合法成员行事。”

英国工会领导人罗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和阿尔弗雷德·珀塞尔（Alfred Purcell），以及包括俄国人在内的47个其他工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发起成立新的联合会。赤色职工国际拒绝背弃旧工会，而是向国际工会联合会提议形成统一战线集团，抵抗雇主的进攻。“在制定我们对旧工会的策略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它们将数百万工人聚集在一起这一事实”，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

“因此，工会运动中的革命份子的任务，不是把最优秀、最觉悟的工人从工会中分离出来，利用他们成立小组织，而是向他们灌输革命精神，并留在工会内部，日复一日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革命愿望，从而努力把他们变成社会革命的工具。”

在决议中，还特别提到了英国。向英国共产党人建议的策略相当明确：

“在英国，尽管存在着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危机的强大的工会运动，但有人企图按照国际劳动者协会的思路建立新的组织，如“一个大工会”主义等。这些企图要受到坚决的谴责。英国革命工人的任务是留在那些庞大的群众性工会内部，并在这些工会内部为争取工团红色国际的思想的胜利而斗争。把几万名革命工人从工会中分离出来，把他们孤立在单独的小组织中，这将是对英国和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因此，凡是坚持赤色职工国际观点的组织，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集中在工会内部，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支部，目的是团结更广大的群众，而不仅仅是团结那些发现自己游离于群众之外的少数人。”[4]

第二年，即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选择对工会工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审查，并通过了《关于工会中的共产主义工作的论文》（Theses on Communist Work in the Trade Unions）。这论述了一系列问题，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作用到无政府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活动。它还详细地讨论了从改良主义工会中驱逐战斗份子的问题，以及工会团结的最重要的必要性。这些论文指出：

“尽管改良主义者在各地挑起了激烈的反共产主义的猎巫，但我们必须继续以迄今为止为之奋斗的同样的战斗力，为共产国际的口号——反对工会的分裂——而奋斗。改良派正试图利用开除工会来挑起分裂。他们有计划地把最优秀的份子赶出工会，目的是要使共产党人失去耐心和勇气，这样，共产党人就会离开工会，站出来赞成分裂，而不是完成他们精心设计的从内部赢得工会的计划。然而，改良派是不会成功的...

只有当各地共产党人有了可以适用于该国和当地生产部门的实际行动纲领时，才有可能维护和恢复工会的团结。通过运用日常斗争的实际经验，可以把工人运动中的不同份子聚集起来，团结起来，在工会分裂的地方，可以为组织上的统一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记住，工会运动的分裂不仅是对工人阶级成果的明显威胁，而且是对社会革命的巨大危险。必须从一开始就粉碎改良派分裂工会的努力，但这只有通过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认真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才能实现...

我们的反对者的分裂策略越是明显，我们就越要鲜明地强调工会运动中团结的必要性。每一个工厂和企业，每一个工人会议都必须大声疾呼，抗议阿姆斯特丹改良派的策略。必须有力地提出工会运动分裂的危险；不仅在分裂迫在眉睫的时候，而且在明显地准备分裂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做。把共产党员从工会中清除出去的企图，必须放在整个工会运动面前进行讨论。共产党人足够强大，不允许自己被无声无息地镇压。工人阶级必须知道谁赞成分裂，谁赞成团结。”[5]

1921年夏天，一些激进的工会成员，特别是来自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矿工，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赤色职工国际的英国分会。到1922年底，英国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已经获得了13万名矿工、10万名工程工人和7万名其他部门工人的加入。这种增长反映了英国共产党在工会内部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洛佐夫斯基（Lozovsky）后来指出，英国局完全不理解英国的情况，尤其是因为它让工会右翼得以指责英共鼓励脱离工会联盟而分裂工会。

然而，正如列宁所倡导的那样，耐心的、持续的、有活力的工作正在取得成效。1921年，党发起了“回到工会内”运动，以抵制经济不景气和资方攻势后对工会的偏离。这一举措后来被工会联盟正式采纳，再次反映出英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1921年2月15日，与煤矿老板携手合作的政府，同意提前终止他们在战时对煤矿业的控制。不久之后，煤主们宣布大幅削减工资，以使矿井在经济上可行。随着《矿井解除控制法案》（Mines Decontrol Bill）成为法律，井口张贴了停工通知。3月31日，近100万矿工被锁在外面，他们拒绝了减薪和恢复旧的地区协议。因此，矿工联合会呼吁他们的三联盟伙伴提供支持，以应对《每日先驱报》所说的“资本家及其政府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正面攻击”。

对此，劳合·乔治首相利用新的《紧急权力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军事准备得到了加强，因为预备役军人被征召，志愿者被征召入伍。在这个过程中，部队被征召到工业区，机枪被部署在坑头。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摊牌似乎又不可避免了。

工会团结一致，于4月12日举行了铁路和运输总罢工。在普通工人中得到了坚实的支持。遗憾的是，三联盟领导层的情况并非如此。起初，罢工被推迟到4月15日。然后，在下议院的一次国会议员会议上，矿工联合会书记霍奇斯在一次即兴演讲中，亲自提出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矿工工会行政部门一听到这个建议，立即不承认这个建议，霍奇斯也受到了训斥。但三联盟领导人以此为借口（“矿工们拒绝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妥协的“提议”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之前，他们撤回了支持。这使运动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分裂。三联盟在工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分崩离析。右翼一如既往地成功地让抗争功亏一篑。矿工们再一次的被抛弃，必须独自战斗。

1921年4月的这个可怕的日子，以“黑色星期五”载入工人历史，成为工人阶级斗争中痛苦的一三联盟很快被称为“瘸子同盟”。这是一次屈辱的卑躬屈膝。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黑色星期五”标志着资方对工资和条件的全面冲击。矿工们继续挣扎，但孤立无援，心灰意冷，到了6月，他们走向了失败。深刻的幻灭感席卷了矿区和山谷，滋生了仇恨和绝望的情绪。失败时恰逢1920-21年的不景气，工业生产在一年内崩溃了四分之一以上；失业率从占劳动力的2%上升到18%；采矿业、铁路、金属、汽车和棉花受冲击最大。在随后的攻势中，到1921年底，600万工人的工资被削减。次年3月至6月，工程行业发生了全国性的停工，涉及数十万工人，使联合工程师协会的资金消耗殆尽。这次停工标志着曾经强大的工厂代表运动的瓦解，并极大地削弱了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会会员人数增长到650万，很快就出现了逆转。在1921年至1923年期间，由于工人撕毁了他们的工会卡，或因失望而放弃了活动，工会联盟的成员减少了200多万人。

政治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向了政治战线。在1922年11月的大选中，工党获得了4,236,733张选票，赢得了142个席位，比上次选举增加了85个席位。两名共产党员也以工党的票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工党的这种突飞猛进，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内部都引发了一场危机。失业率不断上升。很明显，没有持久的稳定，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又将举行一次大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工党可能的胜利以及它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的猜测充斥着。被列宁描述为“最杰出的机会主义者之一”的斯诺登，很快就打消了这些期望。他摔倒在地，向资本主义当权者保证，一旦工党胜利，政府将安全地掌握在手中，不会轻举妄动。相反，他强调，工党政府将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政府，而且确实是一个政治家式的政府。

“任何工党政府都不会仅仅是属于体力劳动阶级的政府”，斯诺登说。“议会工党的现行章程就是对这种担心的回答。党员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中产阶级。它包含了律师、医生、大学教授、教师、宗教领袖、咨询工程师、制造商、记者，甚至还有地主。一个工党政府内阁肯定会有许多这类人。”

“一个工党政府无疑会在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方面令其批评者失望。它不会是一个阶级政府。我知道，某些方面会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利用工党政府来为工党某些阶层的利益服务和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点，甚至不包括资本家和金融利益集团的反对，将是它最大的困难...”[6]

1923年12月，面对近150万失业者，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到全国各地寻求保护主义的授权。大选后，工党的代表席位增加到191席，但仍远未达到总体多数。然而，保守党却失去了席位，使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掌握了权力的平衡。最后，他们慷慨地让位，把组建政府的机会像被下毒的酒杯一样交给了工党。

阿斯奎斯说：“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实验条件了。”而保守党人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则认为，一个完全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工党政府“会太弱，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也不会弱到失信于民。”[7]

因此，1924年初，麦克唐纳领导的有史以来第一个少数派工党政府上台。内阁大臣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说：“我们接管了一台破产的机器，我们必须努力使这台摇摇欲坠的机器运转起来”，这与1918年宣言的承诺完全不同。工党首相确认：“我希望获得国家的信任，并将相应地调整我的政策”。工党领导人以“在位但不掌权”为借口，作为执行正统资本主义政策的最大辩解。但是，尽管他们竭力降低人们的期望，但这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当选还是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毕竟，这是他们阶级党执政的政府！然而，希望，在人类的胸膛中永恒地涌现，很快就变成了失望，因为麦克唐纳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在一位历史学家看来，这个政府，用阿斯奎斯的话说，“绝对不是革命派的”，这是一个“被剪掉了爪子”的政府，并安慰地补充说，“我们仍然能或多或少地在高枕无忧”。

麦克唐纳政府没有捍卫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是向大企业和伦敦市屈膝。它公开谴责最近几个月显著上升的罢工，就像劳合·乔治所做的那样。3月底，工党政府竟然援引令人憎恨的《紧急权力法》来处理伦敦交通纠纷，用麦克唐纳的话宣布：“主要服务必须维持运作！”尽管这个第一届工党政府胆小如鼠，但所有反对党在时机成熟时，还是不遗余力地把它像一些被弄脏的洗碗布一样，不光彩地丢在一边。

工党政府下台的借口是麦克唐纳对坎贝尔案的处理。这个法律案件是总检察长对《共产主义工人周刊》的代理编辑J.R.坎贝尔（J. R. Campbell）提起的，因为他向英军发出了“不要开枪”的呼吁。在劳工运动的压力下，加上坎贝尔是一名功勋卓著的前军人，此案告吹。在投票日的前四天，报纸刊登了所谓的季诺维也夫信件，据称是一封载有共产国际主席给英共的颠覆性指示的信。这封伪造的信件由军情五处一个叫约瑟夫·鲍尔（Joseph Ball）的军官传到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然后泄露给《每日邮报》。鲍尔后来成为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主任，在那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以前的才能。如意算盘，这次造假引发了一场旨在让选民恐慌的“红色恐慌”运动。在中产阶级歇斯底里、惊慌失措的情况下，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赢得了巨大的多数。另一方面，工党虽然被击败，但支持率实际上增加了一百多万票，显示出工人阶级对工党的忠诚。自由党在这个过程中被消灭了，失去了158个席位中的119个。自由党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为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工党的无情崛起，注定了它的命运。作为对这位不成功的工党领袖的个人安慰，英王乔治五世告诉麦克唐纳，“他将永远把他当作朋友”。当麦克唐纳的目光转向领导工党反对派时，工人阶级的目光再次转向工业战线。

尽管“黑色星期五”和工程停工造成了士气低落的影响，工人阶级运动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复苏。工会的先进部门，越来越受到英共的影响，开始寻找反击的方法。到1924年8月，一个名为“全国少数派运动”（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的新的左翼阶级组织诞生了。这个倡议源于矿工少数派运动的成功，它确保了左翼份子A. J. 库克（A. J. Cook）当选为矿工联合会的全国书记。英国工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情绪。尽管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暂时刺激了煤炭工业，但经济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被描述为“走向不可挽回的灾难”。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对决：1926年总罢工的场景正在形成。

注释

[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六、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2004/06.htm

2]列宁，“给英国共产党临时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回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24.htm

[3]转引自Brian Pearce，《早期英共党史》（Early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伦敦，1966，P .29

[4]摘自1921年7月3日至19日在罗马举行的红色国际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言、章程和呼吁，1922年，译自意大利文

[5]《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论文、决议案和宣言集》（Theses, Resolutions & Manifestos of the First Four Congresse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伦敦，1980，P. 433-5

[6] J.T.Murphy，《准备夺权》（Preparing for Power），P. 221

[7] Jim Allen，《希望的日子》（Days of Hope），伦敦，1975年，P. 168

“刺刀砍不了煤”

1923年初，深陷危机的德国没有按照屈辱的《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支付赔偿金。于是，法国派出6万军队占领鲁尔工业区，抢夺煤炭、钢铁和其他重要资源。由于德国的煤炭生产被打乱，这使得英国的煤炭工业意外地得到了缓和，随后英国的煤炭工业出现了短暂的人为繁荣。但随着第二年法国军队的撤出，英国煤炭出口的短暂复苏很快就崩溃了。出口量从1924年初的4200万吨下降到1925年的3500万吨。煤炭业老板们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润率，要求取消以前的所有优惠，并立即全面削减工资，从10%到25%不等。

托洛茨基写道：“英国今天正站在一个危机关头，也许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更深刻，我在研究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正在全速接近一个革命大动荡的时代”。这个“危机点”在经济的决定性部分煤炭工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它是英国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缩影。

《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雷厉风行地指出，为了恢复正常，人民必须作出普遍的牺牲。1925年初，新任命的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英国将按战前的汇率恢复金本位制（以恢复“英镑的尊严”），但这仅是火上加油。丘吉尔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考虑到英镑的价值已经跌到战前的90%，而伦敦城又急于保持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问题是，即使按照1924年的旧汇率，英国企业也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英镑的重估会使出口产品失去竞争力，除非削减生产成本。因此，回归金本位制开始了削减成本的呼声，这意味着削减工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没有理由减少矿工的工资”。然而，这次对矿工的攻击是关于比“社会正义”更重要的东西，即矿主的私人利润。“他们是经济主宰的受害者，”我们博学的经济学家继续说道，仿佛是一些无形的手在工作。随着为期12个月的采矿协议即将结束，战线已经划定。

战后几年，工会运动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英国工会联盟和俄国各工会之间建立了互惠关系。来自家具行业的左翼工会领袖珀赛尔当选为工会联盟主席，同为左派的砖瓦工工会的乔治·希克斯（George Hicks）和工程师联合会的阿方索·斯韦尔斯（Alfonso Swales）加入了总理事会。霍奇斯作为矿工联合会的书记辞职，以成为麦克唐纳政府的部长，结果罗恩达中部的矿工代理人库克被提名为矿工领导。他的同代人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写道：“库克是一支山洪，一个几乎完全由情感支配的人，他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煽动者；宣传家的化身，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包含着对不公正的所有激情意识，这种意识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几代矿工的心。”库克得到了新成立的左翼矿工少数派运动的支持。虽然他在1921年退出了共产党，但他称自己是“卡尔·马克思的弟子和列宁的谦逊追随者”，并仍然给予共产党支持，因为他认同“共产党十分之九的政策”。

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库克当选为矿工联合会书记。库克是一个诚实和真诚的阶级斗士，并受到矿工们的尊敬，但他深受他在非官方改革运动时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许多左派人士一样，他认为英国矿工罢工几乎会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的垮台。鉴于煤炭在当时英国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这样的罢工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甚至可以作为英国革命的起点——但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只有当工人阶级中有一个大胆的有远见的领导层，准备走到最后，这样的运动才能成功。群众的能量是巨大的，但就像蒸汽一样，很容易被消解。然而，通过活塞箱的引导，这种蒸汽可以集中起来，产生巨大的效果。党的作用就像活塞一样，起到激发和引导工人阶级的能量向着它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即使是总罢工，也会变成简单的折臂抗议，无论如何，这种抗议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此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行统一战线政策，借助其他左派的支持，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一政策被概括为一句谚语：“分进合击”。统一战线在工会中的应用，导致了“全国少数派运动”的产生。这一重要举措是在1923年7月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英国事务会议后提出的。从这次会议上产生了共产党的工业委员会，它决定把现有的官兵运动，从矿工开始，拉拢到一个统一的“少数派”运动中来。“少数派”的目标是最终成为“多数派”。工会中已经发生的普遍发酵有助于保证这一倡议的成功。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团体在工会中开展系统的工作，以争取他们接受革命政策。社会主义工党和英国社会党做了一些工作，但范围有限，主要是由一些孤立的小团体进行的。英共要采取一种质的不同的方法。列宁指出：“让每一个工厂都是革命的堡垒”。工会和工厂的工作现在被视为在工业工人阶级中建立党的基础的优先事项。在党在工人阶级中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之前，它首先要赢得工会和工党中的先进层的支持。用加拉格的话说，少数派运动的目的“不是要组织独立的革命工会，也不是要把革命份子从隶属于工联的现有组织中分裂出来...而是要把每个行业内的革命少数派转化为革命多数派”。

少数派运动

全国少数派运动于1924年8月正式启动，2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了约20万名工会会员。汤姆·曼被选为主席，波利特成为其全国书记，乔治·哈第（George Hardie）成为其组织书记。这个新组织的目标是：

“组织大不列颠的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使工人从压迫者和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建立社会主义联邦。为革命阶级斗争的原则进行广泛的鼓动和宣传，在现有的组织内为全国少数派运动纲领而努力，反对目前的社会和平和阶级合作的倾向，反对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团结工人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日常斗争；保持与赤色职工国际最密切的关系。”

少数派运动在当时恶劣的工业环境下，迅速在工程师、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建立了一些派别。但其主要力量仍集中在英国最大的工会——强大的矿工联合会中。左派的发展与英共要求增加工会联盟总委员会的权力，把它变成工会运动的真正的总参谋部的呼声是同步进行的。波利特在《劳工月刊》上写道：“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总委员会，有指导整个运动的权力，不仅有权力，而且要对工会大会负责，按照工会大会每年规定的路线使用这种权力，指导运动”。然而，尽管左派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工会联盟总理事会仍由右派主导。

同时不幸的是，工会联盟总理事会中的左派在捍卫左翼原则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在1925年利物浦工党会议上，当决定将共产党员排除在工党党员之外时，希克斯和珀塞尔的石破天惊的沉默，是他们未来作用的一个不祥之兆。墨菲指出：“会议中的左翼份子害怕被指控为共产党员，所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支持。”[1]然而，在国际问题上，左派领袖的发言却极具革命性。

与此同时，共产党通过《工人周报》的版面及其对少数派运动的领导，在左翼工会领导人身上建立了巨大的希望，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苏联的激进立场。珀塞尔（主席）、弗雷德·布罗姆利（Fred Bromley，书记）、希克斯和斯韦尔曾率领工会联盟官方代表团参加了1924年12月的第六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次年4月，英俄联合顾问委员会成立，以促进俄国工会和阿姆斯特丹局的团结，总理事会加强了它的左派资格。共产党成了英俄联合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也成了阿姆斯特丹国际与俄工联联合的运动的支持者。这一立场开始反映出来自莫斯科的新路线，列宁死后出现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三巨头。

早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就对英国共产党未来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我们不知道群众性的英国共产党到底什麽时候会到来，是只通过斯图尔特-麦克马努斯（Stewart-MacManus）同志们的领导，还是通过别的途径产生。（鲍勃-斯图尔特和阿瑟-麦克马努斯是英国著名的共产党人）。而共产主义群众党完全有可能通过另一扇门出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2]

正是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和困惑，托洛茨基于1925年写下了《英国向何处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一书。在英国总罢工期间写的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托洛茨基生动地分析了英国工人所面临的形势和正在发生的危机的革命意义：

“资本主义被描绘成一个不断进步和不断改善劳动群众命运的体制。至少在十九世纪的一些国家，情况曾经是这样。在英国，资本主义进步的宗教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力。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工运本身，特别是工会中保守主义倾向的基础。英国的战时幻想（1914-18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强大和社会“进步”的幻想。在战胜德国的胜利中，这些希望本应得到最高的实现。然而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却对矿工们说：‘如果你们想确保自己至少能过上战前的那种生活， 你们就得接受你们生活条件无限期的恶化。’矿工们不是最近向他们提出的不间断的社会进步的观点，而是请他们今天往下走一步，以避免明天从三步或更多的台阶上滚下来。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破产宣言。总罢工是无产阶级的回答，无产阶级不会也不能让英国资本主义的破产标志着英国民族和英国文化的破产。”[3]

与此同时，1925年6月30日，煤炭业老板们提前一个月通知终止现有合同，代之以大幅削减工资、废除保证工资原则和全国性协议。矿工联合会断然拒绝了这些攻击，并将他们的案件提交给工联总理事会，工联总理事会曾答应全力支持矿工。即将发动的斗争不是关于煤炭工业的普通斗争，而是影响所有工人的斗争。

总理鲍德温在与矿工领袖的谈判中，把情况说得很清楚：“是的。全国的所有工人都必须面对工资的减少。”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人都要接受减薪，以帮助工业重新站起来”[4]。

内政大臣威廉·乔伊逊-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爵士在第二天强调了这一点，他在阿尔索普公园演讲时对听众说：“我们必须找到[工业萧条]的补救办法，如果需要的话，不管它多么令人不快，我将直截了当地说出据说首相昨天在会议上所说的话——即为了与世界竞争，可能必须改变这个国家的劳动条件、工时和工资。”

统治阶级已经向工人阶级宣战。他们被明确地告知，承担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部负担是他们的命运。然而，煤炭业老板们和政府的这种无端的攻击起到了动员整个工会运动支持矿工的作用。工会联盟会见了铁路和运输工会的执行委员，他们表示，如果矿工停工，他们将停止所有的煤炭运输。这个立场得到了工会行政人员会议的认可，他们也承诺给予全力支持。总罢工的计划就是在这个夜晚酝酿出来的。

鲍德温确实非常严肃地对待阶级战争，他召开了一次紧急内阁会议来评估局势。在权衡了各种力量的平衡之后，鲍德温决定争取时间，以便在对矿工，并通过矿工对整个劳工运动进行攻击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资本的战略家们在这个阶段并没有信心打败运动，实行全面的裁员。在进行这种战术性的撤退时，政府宣布对煤炭工业提供九个月的补贴，以及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该行业的问题。内阁常务书记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在向国王的报告中总结了内阁的意见：“内阁的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的战斗时机选得不好，尽管九个月后的条件会更有利。”九个月的补贴是为了在委员会调查工业的同时维持工资而实行的。在怀孕的九个月的停顿之后，总罢工诞生了。

然而，工会以狂热的欢呼迎接政府的这次撤退， 每日先驱报展示的广告牌上写着不朽的字样：“红色星期五！红色星期五！”这与“黑色星期五”的挫折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一切似乎都照计划进行。然而，矿工主席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警告工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没有必要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这只是一个停战协定，主要取决于我们从现在到明年5月1日之间的情况...”库克也强硬地表示：

“明年5月，我们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最大的斗争，我们正在为此做准备...我不在乎任何政府、陆军或海军。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刺刀来。但刺刀砍不了煤。”

然而，内政大臣乔伊逊-希克斯爵士却冷嘲热讽地问道：“英国是由内阁还是由少数工会领袖来管理？”英国是由内阁还是由一小撮工会领袖来管理？“麦克唐纳、斯诺登和其他右翼工党领袖似乎也有同样的愤世嫉俗的观点。麦克唐纳说：”政府只是把胜利的表象，无论如何，交给了那些理智的、深思熟虑的、经过彻底研究的社会主义认为可能是其最大敌人的力量”。

资本主义报刊对政府的撤退作出了反应，发出了抗议的嚎叫。《每日快报》上轻蔑的社论的标题是“丹麦金（Danegeld）”，这指的是用来贿赂维京人以使他们不再袭击英格兰的勒索税。煤炭业老板们也渴望战斗。例如，南威尔士煤主协会的主席把这次和解描述为一场可怕的灾难。内阁中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较为头脑发热、好战的资产阶级代表认为，应该立即进行决战。而头脑比较清醒的代表则认为有必要进行部分撤退，以便以后更好地对付工人阶级。张伯伦在他的日记中总结了这种观点：“如此大规模的停工伴随着如此痛苦的情绪，将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害”，因此补贴是合理的。虽然有分歧，但这并不涉及攻击工人阶级的原则问题，而仅仅是时间上的战术之争。英国国王在日记中写道，“所以，感谢上帝，现在不会有罢工了。”

1925年9月的工会联盟大会还在为“红色星期五”而欢欣鼓舞，“革命”的演说响彻云霄。新任主席斯韦尔斯用一句话把大会带入了高潮：“我们的阶级上升斗争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周围都有迹象表明，各国人民的意识正在觉醒，现行的社会体制是受到谴责的。”俄国工会负责人托姆斯基作为兄弟会代表出席了大会。少数派运动启发的决议以多数票通过，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过，要求总理事会拥有更大权力的决议被退回进一步审议。右派认为，总理事会已经有足够的权力。这是事实，左派的论点有点转移视线。关键问题是领导层的素质问题。一如既往，克莱恩斯总结了右翼未曾表达的真实感受。“我并不害怕资产阶级.我唯一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阶级。”卑躬屈膝的铁路工会领导人托马斯先生，在离开两年之后（他原来是为了加入麦克唐纳政府而离开的），和运输工会的贝文一起重新参加了总委员会。

当工会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大发雷霆时，鲍德温政府却迅速行动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准备。总理表示：“上周我们遭到了工会大联盟的挑战。如果我们再次面临这种性质的挑战，请允许我说，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还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派胁迫整个社会。”他从来没有想到工会运动及其家属代表了“社会”的大多数。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政府着手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11个分区，每个分区都由一名被任命的民事专员负责，并以《紧急权力法》为武器。这些师又由大英帝国骑士团司令米切尔-汤姆森爵士（W. Mitchell-Thomson, Baronet,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M.P.）和首席民事专员直接控制。在杰出的汤姆森爵士手下服务的重要人物有菲利普·沙逊（Phillip Sassoon）少校、温特顿伯爵、克拉伦登伯爵、斯坦霍普伯爵、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爵士和J.T.C.摩尔-布拉巴松（T. C. Moore-Brabazon）中校等。苏格兰有自己的组织，由检察长指挥。这些政府军负责紧急管理，并确保维持基本的供应和法律和秩序。作为辅助，9月底成立了一个志愿破除罢工的组织，即“维持供给组织”（Organisa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upplies，OMS）。与政府有直接联系的杰里科（ Jellicoe）勋爵和弗朗西斯·劳埃德（Francis Lloyd）爵士等将军和勋爵领导了准军事的维持供给组织。它在资金和设施上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完全支持。主要的法西斯份子也加入了它的队伍，成为“对国家最有效的援助势力”。

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10月14日，内政大臣下令逮捕12名共产党领导人。根据1797年的法令，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性诽谤和煽动兵变罪，被判处6至12个月的监禁。这段时间足以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926年5月之前不受影响，尽管党内已经制定了建立第二线领导层的计划。

皇家委员会

在西威尔士无烟煤带的一次激烈罢工中，50名矿工被逮捕，这是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的一个预兆。当政府正在采取严肃的措施时，工会领导人却在哄睡运动，并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塞缪尔爵士领导的皇家委员会上。工会联盟确实成立了一个由五名右翼份子和三名左翼份子组成的工业委员会，但他们没有做任何真正的准备工作。对他们来说，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为冲突做准备！

塞缪尔委员会于1926年3月10日提出报告。该报告的构思是为了在战斗前夕引起最大程度的分裂和混乱：建议通过削减工资和延长工时来重组行业。矿工领袖哈茨霍恩（Hartshorn）宣布《报告书》的提案是“不可能”的，而麦克唐纳则将《报告书》描述为一座“里程碑”。工业委员会急于避免对抗，敦促将《报告》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然而矿工联合会会议坚持自己的要求。“工资一分钱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少！”矿工们没有屈服或妥协的心情，决心在必要时自行采取行动。3月20日，全国少数派运动又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讨论即将发生的冲突，全心全意援助矿工。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多，反映了对矿工的支持，883名工会代表代表了近100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占工会成员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工会代表与政府经过一系列谈判后，立场陷入僵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总理事会在4月27日，也就是9个月补贴结束前三天，首次召开会议，决定谈判破裂时的计划！贝文在1927年1月总罢工的审讯中才承认了这一惊人的事实，此时距事件发生已过去了8个月左右。

“关于罢工的准备工作：在4月27日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工作，我不希望任何人在离开这次会议时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总委员会有任何管理这一运动的具体计划。事实上，总委员会直到4月27日召集他们开会时才坐下来起草计划。”

4月底，工会的行政人员被召集到伦敦纪念堂，听取总委员会的报告。总理事会选出了由托马斯、西特林（Citrine）和普格（Pugh）三位右派工会领袖组成的“谈判委员会”，负责与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再提交给总理事会。经过讨论，工会方面的三人决定接受塞缪尔报告作为协议的基础，但矿工们拒绝反驳，政府也拒绝让步。听完报告后，工会干部会议以3653，527票对49，911票的表决结果，“将权力交到总委员会手中”，进行全面停工。总理事会只是偶然地卷入了一场大多数人不愿意也不相信的总罢工。

总理事会被赋予管理拟议罢工的唯一权力，包括终止罢工的条件。矿工联合会将被征求意见，但总理事会将作出决定。在这场战斗的开场白中，贝文宣布，那些被认为在总罢工“第一线”的工会，将从5月3日星期一午夜开始停工。

“我们认为你的同意票意味着你已经把你的全部放在了这个伟大运动的祭坛上，既然把它放在了那里，即使每一分钱都去了，即使每一笔资产都去了，历史最终也会写上，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代人，他们准备这样做，而不是看到矿工像奴隶一样被赶下去。”贝文也如此结论他的演说：“我以总理事会的名义，依靠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为工党的高贵灵魂和矿工的拯救而战斗。”

工会领袖们害怕手中的任务，不情愿地接过鲍德温政府扔下的战利品。贝文后来说：“它（运动）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次：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它是一个临时组织”。尽管有那么多大胆的演讲，工会联盟的领导人还是蒙着眼睛，一只手被绑在背后，进入了这场斗争。如果让他们来做，斗争还没开始就会结束。正是下面的宏大反应让政府震惊，最重要的是它也震撼了工会联盟的领导们。

注释

[1] J.T.Murphy，《准备夺权》（Preparing for Power），P. 233

[2] 转引自Woodhouse & Pearce，《英国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Britain），伦敦，1975年，P. 139

[3]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143-4

[4] 《每日先驱报》，1925年7月31日。

“震惊世界的九天”

“英国总罢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确凿地证明了工运的男女参与者在紧急情况下有能力提供维持国家运转的手段。谁能忘记公交车站的海报上写着的“经工联允许”的效果？政府与它的维持供给组织的士气是绝对低落的。尽管暴徒、工贼和特警持续骚扰工人们，但工运到处都充满了信心、平静和秩序。工人们团结一致严明的纪律，对运动展现了优秀的忠诚！” - 库克，《总罢工的那九天》（The Nine Days）

1926年5月的总罢工是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在一章的篇幅内，不可能公正地描述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九天中的重大斗争。用库克的话来说，工人阶级“与地狱军团作战”。他们不打算退缩。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这仍然是一种激励。另一方面，工运领导层对总罢工的背叛构成了工人阶级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污点，有着深远的长远影响。

导致总罢工的事件迅速接踵而至。工会联盟总理事会已通知鲍德温，他们现在代表矿工行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尽管谈判委员会的恳求，谈判基本上是与聋人的对话。托马斯的态度特别恭顺。

“我想我惯常的批评者会说托马斯几乎是在卑躬屈膝，这是真的。在我长期的经验中——我进行过许多谈判——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整天这样乞求和恳求过，我之所以恳求，并不只是因为我相信矿工的情况，而是我骨子里相信我对国家的责任涉及到这一点。

我们谈判了十天，十天来，我们对政府说‘你逼着煤炭业老板们给我们一些条件，别管是什么条件，也别管它们有多差。让我们有事可做’。他们则回答，‘不，不能这样做’。”

议会工党的领导人表现得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赶紧与罢工保持距离。“我不喜欢总罢工”，麦克唐纳表示。“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已经在下议院说过了。我不喜欢：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总罢工：但老实说，有什么办法呢？”

工会领导人则认为总罢工是一种谈判威胁，永远不需要使用。但他们的虚张声势被戳破了，他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举行罢工。当工人领袖宣扬谨慎的时候，统治阶级却在叫嚣着阶级战争。就在印刷工人让报纸停刊之前，“内战爆发”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报刊上到处飞溅。为了动员对它有利的舆论，政府利用黑脚劳工推出他们自己的宣传性新闻报刊，即由丘吉尔亲自编辑的《英国公报》（British Gazette）。政府对其所谓的公正性毫不在意，还征用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宣传武器。一切都被安排来打破总罢工并击败工人阶级。

作为回应，工会联盟被迫发行自己的刊物《英国工人》（British Worker），由温和的汉密尔顿·费夫（Hamilton Fyfe）编辑。在反击政府宣传的同时，《英国工人》在任何场合都力求表现得“负责任”，以至于《泰晤士报》居然称赞该报在罢工期间起到了“缓和的作用”！在他的日记中，费夫写道：

“除了少数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外，没有一个人曾经希望举行总罢工。现在，正是那些一直最强烈反对罢工的人不得不承认，工会没有别的办法来履行他们对矿工的支持承诺。”[1]他不得不补充说：“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渴望冲突的暗示。而是真诚地希望可以避免冲突”。

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希望能找到一些协议来取消威胁的总罢工。右翼工会领导人接受了塞缪尔报告作为协议的基础，但矿工执行委员会，鉴于涉及到工资削减，拒绝了这个建议。与政府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每日邮报工人自发行动的消息使一切完全停滞。印刷工人进行了非正式的罢工，以防止发表一篇题为“为了国王和国家”的挑衅性反工会社论。鲍德温内阁收到这个消息后，或真或假地感到愤怒。根据费夫的说法：“现在，丘吉尔似乎是第一次来到了前线。他说现在必须对工人们开战了。”当工会联盟领导人在午夜手拿帽子回到唐宁街时，他们被鲍德温直截了当的最后通牒拒之门外，要求他们否定《每日邮报》工人们的非官方罢工行动，并“撤回发动总罢工的指示”。

工会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每日邮报》工人的罢工，并派普夫和代理总书记西特林带着必要的保证回到唐宁街。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被告知首相已经睡觉了，不能被打扰。总务委员会完全被羞辱了，一直到11点还在犹豫不决，但事情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当托马斯在离开唐宁街时知道罢工已经不可避免后，他崩溃地说：“我那时泪流满面。这就像看到你所爱的织物被砸成碎片一样。”

就在罢工开始前，5月3日星期一午夜，胆小的托马斯先生再次向政府提出请求：

“这场战斗将会以最沉重的心情发动。因为我骨子里觉得应该做最后的努力，所以我仍然恳求。大局虽然已定。战斗即将。但无论眼前的未来如何，都不要让我们互相仇恨。”

工会领导人比鲍德温更害怕总罢工的后果。托马斯抱怨说，这次罢工并不是像政府坚持的那样，是对宪法的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帮助我们，除非政府赢了...”他说。这总结了工会领导人的整个前景。

几乎没有轮子转动

1926年5月4日上午，总罢工的第一天，统治阶级得到的东西比他们讨价还价得到的更多。工人阶级的反应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工会领导人的期望。工业中心地带被彻底停止了。“工会代表大会的官员们对劳工对它的号召的完整反应感到惊讶，”《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伦敦记者写道。“它所有的计算都太悲观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力量感到惊讶，工人阶级的行动是一体的。以前，甚至在宪章派的时代，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工人阶级如此团结和决心的表现。

矿工们沉默不语，因为100万矿工被锁在矿坑外。铁路和公共服务处于完全停顿状态。伦敦有几辆公共汽车在运营，但在2000多辆电车中只有9辆在路上行驶。没有客运列车。费夫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总罢工的第一天：

“在铁路上，几乎没有一个轮子转动...到处都是空荡荡的码头，寂静无声。城市以外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交通。除了住房计划和医院扩建工程外，建筑工程几乎完全停止。钢铁厂关闭了，重化工厂也关闭了。没有一家普通的报纸。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如此规模的罢工。”

就连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被吸引到斗争中来。这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场面。

“有组织的劳工现在作为一个单位...”费夫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奇怪的是，这竟然是在一个不包括任何‘极端份子’的总理事会的领导下实现的，而这个总理事会的成员几乎全是稳重、温和、不感性的男女，是世界上人们认为最不可能把自己置于这种运动的领导之下的人。”[2]

唯一一个公开不参与罢工的工会是哈维洛克·威尔逊（Havelock Wilson）领导的全国水手和消防员工会。工会的一些分支机构在没有得到他们的行政部门的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罢工，威尔逊还丑态百出地把他们告上法庭，并设法获得了高等法院的禁令，限制他们支持罢工。但这在事情的规模上并不重要。

维持供给组织动员了主要由学生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组成的杂牌军，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他们缺乏维持服务所需的必要技能。整个国家处于瘫痪状态，政府也被悬置在半空中。几百万工人自发的主动性和智慧弥补了工会高层缺乏指导的缺陷。

工人阶级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了巨大的素质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如同在 1920 年一样，行业委员会开始行动起来。以工会和地方工党为基础的行动委员会，作为地区指挥 部 ，并在当地组织罢工。这些组织被斗争完全改变了。他们突然间活了过来！他们表现出的活力和主动性令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到惊讶。

“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议会，被认为奄奄一息的议会，以及通常活跃的议会——都似乎得到了突然的灵感，发展了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吸引了许多新的帮助者，并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地方运动的真正体现。”[3]

没有工人的许可，社会内什么都不能运作。理事会组织了纠察、通讯、许可证，甚至在某些地区组织了工人防卫队。例如，在法夫的梅西尔，为了应对警察的袭击，行动委员会组织了一支防卫团，这支防卫团的志愿者人数膨胀到700人，并被组织成连，由前军士长指挥。防卫团配备了镐头，起到了阻挡国家军队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职能被瘫痪了。这些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工人权力的胚胎。由于罢工变成了与政府的斗争，工人阶级自发地发展了自己的自治机关。

总罢工在实践中表明，哪个阶级才是社会的真正力量。没有工会联盟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如今的情况是多么大不如前啊！与其说是工人不再听命于老板，恰恰相反：“劳工的雇主们，手里拿着帽子， 乞求工人们允许他们做某些事情，或者。更正确地说，允许他们的工人回去进行某些习惯性的操作...” 一名阿什当钣金工人作为当地许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了一次屈辱后，空手而归，因为一个个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只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我们，而不是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良心。我想起我曾多次在疲惫地挣扎着为自己和家属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在某个工场的门口被拒之门外。

统治阶级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革命的一瞥，这让他们感到恐惧。在某些地区,比如诺森伯兰和达勒姆，“行动委员会”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政府的代表不得不请求许可。

诺森伯兰和达勒姆总理事会和联合罢工委员会的报告描述了这个情况：

“当持许可证工作的工会成员拒绝与码头引进的黑脚劳工一起工作时，政府专员金斯利-伍德爵士与联合罢工委员会接触，以期建立某种形式的双重控制。在伍德与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两次会议之后，后者拒绝作出与工贼一起工作的任何安排，所有许可证都被收回。”

对统治阶级来说，幸运的是，工会领导人对这些事态发展更加恐惧。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工会领导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管理社会是工人阶级的事，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托马斯后来对下议院说：

“关于这次罢工，我最害怕的是：如果碰巧它脱离了那些能够进行某种控制的人的手，每个正常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感谢上帝，它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恐惧，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荡漾...”[4]

势不可挡的浪潮

在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鼓舞下，无组织的工人纷纷加入工会；在某些情况下，非工会成员甚至先于工会工人参加罢工。各大城镇都出现了激进的示威和游行。随着罢工的进行，工人阶级越来越有信心。罢工者和警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数千名工人被逮捕，被控以煽动罪，并被关进监狱，刑期为6周至2个月。但这些措施未能吓倒工人，每天都有更多的工人出来罢工，势不可挡。

起初，政府被这场运动的规模和主旨吓了一跳，但还是恢复了勇气，开始露出了獠牙。战舰被停泊在默西河、克莱德河、以及斯旺西和卡迪夫的海岸线上。维持供给组织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被编入政府部队。所有的陆军和海军休假都被取消了，两个营被派往利物浦。伦敦的海德公园被变成了一个武装营地。令总委员会失望的是,政府不断谴责这次罢工，是对宪法的革命挑战。鲍德温说：“总罢工是对议会的挑战，是通往无政府状态和毁灭的道路”。费夫看到了其中的讽刺，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总委员会将被当作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es，著名英国无政府恐怖主义者）的集会而受到憎恨，他们一心想要炸毁议会和财产、宪法和一切”。

尽管丘吉尔刻意压制，工会联盟还是在5月5日，即罢工的第二天，发行了第一期《英国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的决心越来越坚强。他们并没有‘飘飘然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恰恰相反，各地的麻烦是要让那些尚未接到罢工命令的人继续工作”，《英国工人》指出：

“至于政府第一天用‘志愿者’（工贼）让‘火车和其他机器’运转起来的豪言壮语相当失败。各地火车站依然空荡——而且是比昨天更荒芜。

伦敦的几辆公交车是由‘志愿者’司机开的，每个司机都有警察看守。这里和那里的省份也是一样。但这一切都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在全曼彻斯特只三个电车司机！

几辆公共汽车，几辆客运火车可能被工贼运作。但矿井仍然停工，货物运输已经停止，码头关闭，工厂关闭。

就算世界上所有的维持供给组织成员都能无法让它们重新运转起来。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组织起来的工人，扎扎实实，纪律严明，沉着冷静，在没有给同伴们讨回公道之前，他们是会持续拒绝复工的。

第三天了。仍然到处都是完全的平静，完全的秩序。”

总罢工立即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允许，任何东西都不能运作。政府实际上被完全瘫痪了。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罢工。不管工联领导人喜欢与否，总罢工提出了权力的问题。不管眼前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罢工一旦启动，就有它自己的逻辑。它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答案。没有回避或中间道路是可能的。要么罢工导致工人掌权，要么严重失败，资本家将强加他们的意志。没有其他结果可言。

罢工两天后，5月6日，托洛茨基写下了对事件发展的精彩评价：

“总罢工是最尖锐的阶级战争形式。从总罢工到武装起义只有一步之遥。正因为如此，总罢工比其他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都更需要明确的、鲜明的、坚决的因而也是革命的领导。在英国无产阶级目前的罢工中，没有一个这样的领导的幽灵，也不要指望能从地下唤出这样的领导。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声明：目前的总罢工并不代表政治斗争，无论如何也不构成对银行家、实业家和地主的国家权力的攻击，也不构成对英国议会制的神圣性的攻击。然而，这种最忠诚、最顺从的宣战，对于政府来说，似乎没有一点说服力，因为政府感到在罢工的影响下，真正的统治工具正在从手中溜走。国家权力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物质机器。当政府和镇压的机器瘫痪时，国家权力也因此瘫痪。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不控制铁路、航运、邮电、电站、煤炭等等，就没有人能够掌握权力。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宣誓放弃任何政治目标的事实，可能是他们个人的典型，但决不是总罢工性质的典型，如果总罢工进行到底，就给革命阶级提出了组织新的国家政权的任务。然而，竭尽全力与之作斗争的正是那些因事态发展而被置于总罢工领导地位的人。而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那些不希望总罢工的人，那些否认总罢工的政治性质的人，那些首先害怕总罢工胜利的后果的人，必然会把他们的一切努力引向使总罢工保持在半政治半罢工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引向阉割总罢工...。

现在不是预测这场斗争的持续时间、进程，更不是预测其结果的时候。必须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战士们，提高他们的成功机会。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英国工人阶级在总罢工的发展和磨砺过程中，认识到改变领导层的必要性，并采取措施来完成任务，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美国有句谚语，说不能中途换马。但这种实践智慧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革命的溪流从来没有在改良主义的马背上渡过，在机会主义领导下进入斗争的阶级，将在敌人的炮火下被迫改变它。英国无产阶级中真正的革命份子，首先是共产党人的行为是由这一点预先决定的。他们将用一切手段维护群众行动的统一；但他们不允许与工党和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有哪怕是半点的统一。对每一个背叛或企图背叛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无情地揭露改良主义者的幻想，是总罢工中真正革命的参加者工作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将有助于发展新的干部这一根本的、持久的任务，没有新的干部，英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将直接帮助这次罢工的成功，因为他们将深化这次罢工，揭穿它的革命倾向，把机会主义者推到一边，加强革命者的地位...。

目前阶级间的冲突将是一个巨大的教训，除了其直接的结果外，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英国的每一个无产者都将清楚地看到，议会无力解决国家的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从此以后，英国的经济救国问题将作为征服权力的问题来面对无产阶级。一切干涉的、调停的、妥协的、伪和平主义份子都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自由党，不管它的领导人如何曲折，从这样的考验中走出来，将比进入它时更加微不足道。在保守党内，最顽固的份子将获得优势。在工党内部，革命派将在组织和影响上获得优势。共产党人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英国的革命发展将朝着它的灭亡迈出巨大的步伐。”[5]

如上所述，总委员会试图向统治阶级保证，罢工不会对国王或国家构成威胁，只是为了帮助矿工。但统治阶级根本不听。他们正确地将总罢工视为对宪法、鲍德温政府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直接挑战。然而，工会联盟的领导人并没有提供必要的领导，而是充当了运动脖子上的一块巨大的磨石。在《英国工人》的版面上，工人们可以读到他们的《致全体工人》（Message to All Workers）。它写道：“工会大会总理事会希望强调一个事实 这是一场劳资纠纷”但总罢工就其性质而言，远远超出了普通劳资纠纷的界限。它必然具有政治性，因为它尖锐地凸显了社会的基本阶级分化，挑战了老板们的统治权。因此，鲍德温和丘吉尔把它作为宣战的方式提出来是十分正确的。不同的是，他们表现出带领军队作战的巨大决心，而工运的军官却不惜一枪一弹地投降。

站稳了！

总委员会事实上成了鲍德温政府最大的资产。罢工三天后，塞缪尔爵士从意大利愉快地度假归来，立即与托马斯展开了非官方的（也就是秘密的、暗中的）谈判，随后又与工业委员会进行了谈判，以寻求“体面的解决办法”。工会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塞缪尔的建议是取消罢工的基础。他们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找到一条出路——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矿工。工会总理事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屈服情绪反映在5月10日之前拒绝召唤其主要由航运工人组成的“第二线”。它从来没有考虑过使用其最有力的武器，即撤出那些负责电力的部门。

“命令已经发出，工程厂内和造船厂今晚要停止工作。”费夫指出。“这适用于隶属于工会联盟的工程和造船行业的所有工会。它不适用于在政府船坞、海军上将机构或政府工程厂工作的人员。

总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指示，全国各地的人都怀着热情和轻松的心情接受了他们的’行军命令。’”[6]

“万事大吉”，这是5月10日星期一工会联盟发出的信息。“总委员会在第二周开幕时的信息是'站稳脚跟'。要忠于指示，相信你们的领袖。”《英国工人》指出。就在总罢工被叫停的前一天，《英国工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大胆的消息。“没有减少 ——罢工者的数量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今天外出的工人比罢工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刻都多"。然而，在幕后，总委员会正忙于策划结束罢工，让矿工们面对失败的后果。为了结束罢工，从而防止工会领导人失去控制，一切都要牺牲。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矿工施加最大的压力。库克在他的小册子《总罢工的那九天》中生动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普夫先生在长篇讲话中郑重而严肃地宣布，总理事会已决定，矿工代表必须接受这些建议[塞缪尔备忘录]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将取消罢工。他们有保证，使他们满意的是，政府会接受这些建议，而且在罢工被撤销后，停工通知也会被撤销，矿工们应按现状复工（当然，复工后会减少工资）。我们被告知，这些建议是不可改变的，不能修改，我们必须全盘接受，因为这是工会联盟的一致决定。赫伯特-史密斯先生、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追问普夫先生，所提到的保证是什么，是谁提供的。我们没有得到回答。但当我问托马斯先生，政府是否会接受塞缪尔的建议，以及保证是什么时，他亲自对我说：‘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但你能不接受一位曾任巴勒斯坦总督的英国绅士的话吗？’

我们的主席、我本人和我的同事还提出了其他几个问题；问其他工人对所达成的一致决定持什么立场，即我们应该一起返回工作岗位，以保护彼此不受伤害，并确保所有工人以离开时的同样条件返回。我们被告知‘没问题’。”

库克写道，“一道鸿沟”在他和其他联邦领导人面前打开。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即将被出卖。工会联盟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结束罢工。对他们来说，除了接受塞缪尔备忘录，别无选择。但矿工们拒绝了这些建议，库克在5月12日下午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声明矿工联合会"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参与叫停总罢工。当然，这份被总理事会刻意压制的声明从未在《英国工人报》上刊登，直到罢工结束后很久，广大工人仍然完全不知悉矿工工会的立场。

当总罢工的势头越来越大时，总委员会在唐宁街提出了它的投降建议。普夫在一段有些漫不经心的序言后宣布，“总罢工将立即终止，以便进行谈判”。鲍德温接受了工会联盟的无条件投降，并要求他们离开。“现在，普夫先生”，首相用极其轻蔑的语气说，“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两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焦急而困难的工作要做，我想你越早开始你的工作，我越早开始我的工作越好。”

矿工们完全惊呆了，孤立无援。他们是被蓄意出卖的。尽管有人建议保证不受伤害，但没有任何保证。工会联盟总理事会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屈服了。总理事会在5月12日给塞缪尔爵士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诉他：

“他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终止总罢工，依靠总理就随后的步骤作出的公开保证。他们认为，在恢复谈判期间，补贴将得到延续，对矿工的停工通知将立即撤销。”

鲍德温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保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工会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就像被打的狗一样，毫不客气地被送进了大门。就连贝文也被迫承认：“我们是在自杀。由于今天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工会会员将成为受害者”。

这是一次屈辱的投降。但总罢工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投降的那一天变得更加强大。事实上，在罢工被正式叫停的24小时后，罢工人数实际上增加了10万。罢工已经深入到了新的层面。行动委员会才刚刚进入状态，将更大的控制权吸引到自己手中。

奥尔德肖特委员会报告说：“罢工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更强了；少数人退缩了，但更多的人出来了”。“这里参加罢工的男男女女的心情是灿烂的，当我们听说罢工取消时，真是大吃一惊。但我们期望这是最好的结果，尽管我们还不能理解，因为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赢了。”

百慕大、贝斯格林、阿伯丁、伯肯黑德、林肯、北安普顿、麦克尔西德、庞蒂普瑞德、谢菲尔德等几十个地方也是如此。

来自埃利斯的行动理事会表示：

“5月12日的立场——没有减弱的迹象；但对罢工的终止方式感到失望；由于雇主没有将所有人员集中起来的态度，大多数工人直到5月24日才返回工作”。

据报道，在博尔顿：

“两天内动员了2 280名纠察工人。每支纠察队上场4小时，休息20小时。所有纠察队都有白丝带的徽章。动员了29辆手推自行车和57辆摩托车进行纠察和送信工作。两家地方电影院免费提供电影院，供罢工者上午和下午开会使用。每天几乎与兰开夏郡的每个城镇都有联系并保持着联系。从兰开斯特到托德莫登，从麦克尔斯菲尔德到利物浦。”

这清楚地表明，行动委员会已经在地区和区域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系。如果罢工继续下去，他们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这将与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相同。1926年的英国已经存在着双重权力的因素，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苏维埃的雏形。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具有正确纲领和政策的坚定的党派或倾向，以及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领导。如果有了这些，总罢工无疑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在英国建立工人民主的起点。

现在时髦的是对总罢工包含着革命潜力的观点大加挞伐，但这种说法显示出对历史的不理解。不应忘记，俄国的苏维埃最初是在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的领导下，他们和总委员会一样，决心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无疑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一百年后，历史书就会像现在提到1926年英国总罢工时那样，写出俄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罢工的力度。凯特灵市行业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上午11时举行大会，晚上6时30分举行；晚间会议之后总是举行音乐会；下午举行妇女会议；星期天的群众会议也很好。另一个大厅被占用，目的是把所有因罢工而不得不停工的人集中在一起，每个大厅都归属不同的委员会。已作出安排，将每个会堂的委员会联系起来，归行业委员会领导，行业委员会已经掌握了这一点。”

就瓦克菲尔德总罢工委员会而言，“5月12日的立场——没有削弱的迹象。恰恰相反，精神面貌是宏伟的，当罢工被取消的消息被证实时，惊愕和沮丧之情占了上风。”来自达特福德的以下报道概括了各地的情绪：

“工会联盟的指示被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大家对这个机构的信仰和信心是一种宗教。我应该说，这些人在这里坚实地走了出来，他们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但却是一个可悲的结局。人们屈辱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7]

背叛

如此的描述可以不断地找到。工人阶级在这九天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领导层的投降使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感到被出卖了，感到迷失了方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罢工刚刚形成势头的时候就被取消了？

《英国工人报》周三晚的最后一期罢工版刊登了这样的标题——“罢工今天终止——工会大会总理事会对矿工现在将得到公平的交易感到满意”。当然，当局并没有提供“公平交易”。5月15日星期六，工会联盟报纸攻击它的批评者，声称"总理事会在结束停工时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他们现在被迫公开承认，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官方保证或承诺。丘吉尔的《英国公报》就不那么避讳了。“工会联盟无条件撤回通知，”它在星期四早上宣布。“人们将返回工作。”《每日邮报》还进一步宣布了总理在唐宁街收到了“革命者的投降书”。

工会的领导人——不仅是右派，而且还有所谓的左派——对工人阶级没有信心，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他们误入了罢工，并被整个事件的影响吓坏了。工会已经完全投降了。他们又一次从胜利的口中夺走了失败。市政总工会的查尔斯·杜克斯（Charles Dukes）总结了这一观点：

“在罢工进行的每一天，那场纠纷的控制权和权力都从负责任的行政人员手中传到没有权力、没有控制权的人手中，从一端到另一端破坏着运动。”

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不幸的是，总理事会中的左翼份子的行为与右翼没有什么不同。珀塞尔是工联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并参与了结束罢工的谈判。希克斯率先拒绝了俄国工人为罢工筹集的10万英镑的巨额捐款，把它称为“该死的莫斯科黄金”。总理事会上的左派对右派的投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用《每日先驱报》的话说，“工会联盟收拾东西回家了”。他们更害怕完全胜利的后果，而不是谈判失败的后果。

许多先进工作者能够理解托马斯和公司的行动，但对左派的作用感到震惊。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所代表的两种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左派和右派改良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接受资本主义体制。左派改良主义者希望资本家的行为更加人性化，给工人让步。这就像要教吃人的老虎吃素一样。有時候，在經濟好的時候，資本家願意讓步。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他们是无情的。在这种时期，改良只能作为全面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来实现。

归根结底，工会“左派”之所以会和右派联合，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角度出发，害怕工人的独立运动。在运动的历史上，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一点。因此，支持左派工会领导人反对右派是必要的，但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控制住，只有在他们维护正确的政策时才支持他们，并不断地批评他们的摇摆不定和错误。还必须分清言行。俗话说：“花言巧语是无用的”，“左”的言论如果不付诸行动，就没有用处。因此，我们对左翼改良派的支持必须是高度批判性的，决不能无条件地支持。这就是1926年年轻而缺乏经验的英国共产党所犯的大错误。

许多激进的工人所仰望的共产党，对于在工会联盟上培养左派的幻想，负有主要责任。共产党领导人乔治·哈第说：

“虽然我们知道右翼领导人有多大的背叛能力，但我们并不清楚所谓的‘左派’在工会领导层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他们原来只会耍嘴皮，但仍然向右翼屈服。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正式发展向左移动的同时，在准备行动的时候，必须始终把培养阶级意识的领导层作为要点。”[8]

但为时已晚。他们在莫斯科斯大林-布哈林派的怂恿下，对“左派”采取了不加批判的政策，给珀塞尔、希克斯、斯韦尔等人戴上了虚假的“革命”光环。即使是最真正的左派领导人库克，也被证明无法保持独立的立场，表现出极大的混乱，发挥了消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战败后，他的行动使数十万积极份子失去了方向。

总罢工是否有可能导致英国的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客观地说，强大的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不在1926年夺取政权。工人组织已经开始把社会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共产党在采用了列宁曾要求它采取的灵活路线和战术后，在少数派运动中建立了相当的支持。它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把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通过推行积极的独立政策，它可以从总罢工中脱颖而出——即使是在失败的情况下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由于遵循莫斯科规定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

虽然在罢工期间，共产党的党员从6000人增加到10800人，但新招募的党员很快就在失望中被淘汰了。托洛茨基早先曾预言英国共产党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但这是建立在正确的政策、战术和战略基础上的——所有这些都是缺乏的。遗憾的是，由于在工会联盟上给“左派”当二把手，共产党人失去了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建立群众基础的机会。当“左派”向右翼屈服时，英共也无法逃脱他们的那份责任。这整个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深深的士气低落，使紧紧抓住“左派”尾巴的少数派运动遭到破坏。

工人们觉得自己的领导完全让他们失望了。拯救局势不至于发展成溃败，全靠工人阶级和地方领导的努力。当他们听到雇主提出的条件时，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工程工人和其他部门实际上重新开始了罢工，罢工又非正式地持续了几天。但总罢工的后劲被打破了，许多工人被迫进行反受害的后卫斗争。

统治阶级则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5月20日，乔伊森-希克斯在向樱花联盟（Primrose League，保守派政团）发表演讲时说：“经历了罢工，一劳永逸地埋下了总罢工的祸根，未来的政府就会更容易地处理受到威胁的罢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说，‘看看1926年。我们打破了你们的障眼法。我们已经表明，不可能在任何有组织的舆论机构手中要挟国家’”[9]

下次再来

1926年的总罢工是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一次团结的表现。在总共550万工会会员中，有近400万有组织的工人参加了行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被要求罢工，而是保持在二线和三线的“预备队”。面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攻击，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阶级团结的表现。

尽管统治阶级一片叫好声，但总罢工是一次改变许多工人活动家前景的经历。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力：它与生俱来的团结、主动、创造和自我牺牲的能力。在全国性工党妇女机关报《工党妇女》（Labour Women）（1926年6月）的标题中，显示了这样的反抗性话语：

“一定会有下一次！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现在知道并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真正的阶级意识是在罢工的十天里和罢工停止后诞生的。总罢工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

1926年总罢工的教训是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需要新一代工人活动家和青年消化。在今后的巨无霸阶级斗争中，总罢工将再次成为当务之急。对工人阶级没有信心的人，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然而，总罢工的发展并不像1926年所证明的那样，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源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动态。在战后欧洲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总罢工——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最重要的是，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令人赞叹的总罢工显示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下一个时期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不可能发生总罢工——在它发生之前。但是，怀疑论者的悲观预测总是在抗争实际爆发后才被证实。

让我们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话留给1926年巨变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在1927年1月的工联特别会议上，一位年轻的矿工代表彼得·钱伯斯（Peter Chambers），在向工会大会发言时，转身对着主席台说：“我们将举行另一次没有你们领导的总罢工，而我们将在下一次获胜。”

注释

[1] 汉密尔顿·费夫（Hamilton Fyfe），《总罢工的幕后》（Behind Scenes of the Great Strike），伦敦，1926年，P. 7

[2] 同上，P. 80-81

[3] 伯恩斯，《行动中的工会理事会》（Trades Councils in Action），伦敦 1975，P. 11

[4]转引自艾伦·赫特（Allen Hutt），《英国工人阶级战后史》（Post War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37年，P. 135

[5]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144-47

[6] 费夫，前引书，P. 71

[7] 所有报告均来自《总罢工的幕后》

[8]转引自Woodhouse & Pearce，《英国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Britain），P. 99

[9]引自F.A.Florey，《1926年总罢工》（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伦敦，1980年，P. 164

“永不再来”

1926年总罢工的失败使矿工们完全孤立。他们被迫又独自战斗了7个月，然后就真的饿着肚子按照业主的条件回去工作了。1926年的背叛也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士气普遍造成了可怕的打击。正如来自约克郡罢工者的报告所解释的那样：“精神是伟大的，当罢工被取消的消息被证实时... 惊恐... 恐惧... 绝望...一支胜利的军队被解除了武装，并向它的敌人缴械。”

工会联盟总理事会最初试图通过声称他们得到了“保证”来转移普通工人的愤怒，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一份发给铁路职员协会所有分支机构的全国性通知坚持认为，“对于发动总罢工共识的一部分是，任何一方都不应成为受害者”。电报的署名是“你的胜利”。克兰普（C. T. Cramp）给全国铁路工人工会成员的电报声称，不仅停工通知已被撤销，而且“矿工的工资不会被削减”！右翼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至将整个腐败事件归咎于矿工领导人的顽固态度。

这种用来迷惑和迷惑基层的欺骗手段并没有持续多久。丘吉尔的《英国公报》以其“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击碎了所有残存的疑虑和幻想。鲍德温要求雇主们在胜利的时候表现出同情心的呼吁（“让我们尽快让工人们平静下来...”）被听得一清二楚。工会联盟的投降标志着大企业对工资和一般条件的全面进攻。工会活动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报复性的夏洛克雇主手中成为受害者，决心榨取他们的肉。当工会领导人袖手旁观时，普通工人被迫对老板的进攻进行后卫斗争。

温和的费夫记录了这一情况：

“5月15日——我担心托马斯又失去了他在罢工开始前的演讲所赢得的人气。人们对总委员会的感觉是痛苦的，而且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他比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更希望结束罢工，所以对他的感觉尤其强烈。

但我发现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发生的事情的大部分责任应归咎于矿工代表，因为他们不会同意任何事情，所以总理事会的成员这样说。但是，这与许多正在失去工作的罢工者的悲惨境遇，或雇主对重返工作岗位的人提出的苛刻条件毫无关系。

运输工人不得不接受与铁路工会所同意的相同条件。报纸制作行业承诺`不得干涉报纸的内容'。但是，不会减少工资，工会已经击退了将工资取消的企图。

事实上，雇主的反击虽然失败了，但是，还是造成了伤亡。恐怕有很多人受害。”[1]

伦敦的报社老板禁止工会教堂会议，而格拉斯哥的报社老板则强迫工人完全放弃工会。工会限制被强加在码头上，但公共汽车和电车工人却面临着全盘解雇、条件攻击和要求他们放弃工会的情况。尽管克兰普宣称“完全恢复原职，不受惩罚”，但铁路公司只同意在有工作时才让工人回来。这被用来淘汰激进份子和工会活动家。尽管如此，托马斯还是对老板们的宽宏大量表示敬意：”我对每个雇主说。跟随铁路公司的榜样。做大事情。”5个月后，托马斯在工党会议上说，20万人每周工作3天，4.5万名受害工人仍在等待重新就业。

当矿工们继续战斗到11月时，总委员会和铁路领导人拒绝了他们关于煤炭禁运和强制罢工征税的呼吁。右翼份子私下里认为，矿工的失败将证明他们放弃总罢工的决定是合理的。通过饥饿和隔离，矿工们最终被迫在屈辱的条件下重返工作岗位。这次失败还导致了在诺丁汉郡矿工领袖斯宾塞的领导下，在中部地区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个分裂的废柴工会。

矿工们的失败意味着实施工资削减和恢复煤田内的地区协议。在几周之内，政府废除了1919年的《七小时法》，迫使矿工延长工作时间。对许多人来说，雇主的进攻标志着矿区多年受害和长期失业的开始。它在矿区留下了一道根深蒂固的伤疤，这种伤疤实际上将持续几代人。即使在1972年、1974年和1984-85年的罢工中，矿工们也会回忆起1926年的失败和屈辱。整个经历深深地印在矿工及其家属的集体记忆中。

总理事会从1926年5月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由克兰普的不朽名言所总结的：“永不再来！”他们被推入领导罢工，却被罢工的后果吓坏了。他们被迫做了“明智的选择”，结束了罢工，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矿工。这些“领袖”，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为改变社会而斗争的信念。由于他们的信念，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鲍德温政府和统治阶级屈服。

前两年，共产党有计划地培养了总委员会中这些“左翼份子”的形象，这符合斯大林对英机会主义政策的需要。随着总罢工的背叛，尽管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呼吁俄国工会与英苏工会委员会中的总委员会罢工者断绝关系，但他们拒绝了。相反，他们继续可耻地依附于英国工联右翼的衣钵。事实上，当关系最终中断时，是在工会联盟领导人的唆使下，工会联盟指责俄国人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

这次失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会成员的深刻质疑。然而，工会联盟断然拒绝对其行动作出解释。最后，在其附属机构的巨大压力下，于1926年6月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是，在会议开幕前三天，总理事会宣布，它已与矿工达成协议，将会议推迟到矿工停工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双方还约定，总理事会和矿工联合会之间停止相互批评，这就是所谓的“六月公约”。处于士气低落状态的库克，竟然暂停出版他的小册子《总罢工的那九天》，这本小册子对总理事会提出了极大的批评。这种腐朽的妥协，让工会联盟领导人得以脱身，避免了他们破坏罢工的角色暴露。库克的这一行动显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虽然他是一个真诚的阶级斗士，无疑也是左翼最勇敢的领袖，但他在工会圈子里是孤立的，也因失败而迷失了方向。他在工会联盟中与右派的妥协，使他犯下了一系列悲剧性的错误。作为个人，他面临着巨大的个人压力和责任，这些压力和责任起到了动摇他之前判断的作用。矿工们的孤立无援，与无望的困难作斗争，终于击垮了他的斗志，可悲的是，导致他向总理事会的右翼屈服。

煤炭危机报告

尽管矿工领导人履行了他们的协议，拒绝公开批评工联总理事会，但这并不妨碍总理事会成员布罗姆利背弃协议，发表工会联盟报告中攻击矿工的摘录。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攻击随后在资本主义报刊上被广泛报道。尽管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信行为，但被选为在伯恩茅斯举行的工联大会上作总委员会关于煤炭危机的报告的人，正是布罗姆利，这显然是对矿工的挑衅。由于矿工代表团的抗议，各代表团之间的骚动，使大会的程序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唱着红旗冲出了大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乱，主席——在一个公然的动作中——裁定在大会上对总罢工的任何讨论都是无序的，现在要把总罢工留给未来的工会行政人员会议。虽然这项裁决受到了质疑，而且可能被成功地推翻，但反对派却被库克本人出人意料的干预所打倒，他敦促在矿工们仍在罢工时，不应在公共场所清洗脏麻布。

当1927年1月最终对总罢工进行调查时，总委员会的报告免除了任何责任，而是严厉批评了矿工领导人的顽固态度。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罢工的进行或罢工的终止，总委员会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歉意。”然后，这份报告以2,840,000票对1,095,000票获得批准。对工会联盟领导层来说，战斗已经失败了，工会运动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明智的和"温和的"前进道路。这是一个草率的领导层的草率结局。

当然，鲍德温政府也从1926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一些关键教训。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正确地权衡了工会联盟领导人的作用和限度。现在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一如既往，软弱会招致侵略。保守党迅速行动起来，以1927年《贸易争端和工会法》的形式推出了严厉的反工会立法，以削弱工会的力量。该法由八个条款组成，创造了一类新的“非法”罢工：

（1） 所有同情性罢工都被定为非法，将罢工权仅限于有关行业或产业。全面罢工被视为非法。
（2）所有罢工者都将受到法律保护。
（3）严重限制了纠察权。
（4）政治资金受到攻击。工会如果要缴纳政治性献金，必须要每个工人先行再一次给予工会许可（“Contract-in”），而不是让工会有能力直接以会员名义捐款，除非个别工人随后决定不参与（“Contract-out“）。
（5） 禁止所有公务员加入或留在具有政治目的或与其他工会（即工党和工联）有联系的工会。
（6）所有地方和公共当局必须放弃所有的就业关闭商店。
（7）总检察长有权限制工会在非法罢工中使用其资金。
（8） 在非法罢工期间，任何工人拒绝"根据共同谅解"提供的就业都是一种犯罪。

读者不能不看到这种反工会的立法与保守党在1984-85年矿工失败后采取的措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贸易纠纷法》被准确地描述为“自1799-1800年邪恶的《组合法令》以来，英国劳工立法中最反动的法条”。实际上，这是对1875年废除的旧的"主仆法"的回归。随着总罢工的结束，政府决心提取它的正当报酬。毕竟，伯肯黑德勋爵总结说，“在这场毫无知觉的斗争中损失了大约3000万英镑，却没有得到一些战利品”，这是毫无意义的。鲍德温政府轻蔑地把工会领导人的鼻子揉进土里。“召集你们所有的会议，”伯肯黑德对工会联盟威胁要开展反对反工会立法的运动嘲笑道。“吹响你们所有的号角，发表你们所有的演讲，展开你们所有的红旗——当你们做完这一切后，法案就要通过议会了。”这概括了统治阶级冷酷无情的态度，他们很清楚，工会联盟领导人并不打算认真动员他们的会员。放弃，或者闭嘴，是他们的做法。几次吵闹之后，工会联盟沉默了。

1926年的失败是工业斗争的分水岭。工人的信心因失败而被严重削弱。工人的士气普遍受到打击。罢工的次数完全崩溃了。在总罢工之前的四年里，每年有40万到60万工人参与罢工。在1927年和1928年，这个数字略高于10万。与此并行的是工会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自1916年以来首次跌破500万大关。工会联盟也在1926-8年期间减少了50万名会员。

巴若（N.Barou）教授写道：“20年代初的战后剧烈危机，对工会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比1914-18年的任何时期都严重得多。但在战后的几年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在随后的经济复苏期间（1927-29年），工会会员人数不断减少。毫无疑问，1926年总罢工的失败可能是20年代后期工会发展的最大障碍。”[2]

就工党而言，1927年《贸易争端法》的影响相当大，工人现在被迫“承包”。工党的附属工会成员从1926年的3,388,000人下降到两年后的2,077,000人。1927年至1929年，工党损失了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正如所解释的那样，工会领导人认为总罢工的不光彩的失败是战斗的失败。比阿特丽斯-韦伯轻蔑地把战斗行动说成是“一种必须要走完的无产阶级瘟疫”。这位“开明”的费边派还在日记中写道：“总罢工的失败表明英国人是多么理智的民族“这个自以为是的人甚至对把钱捐给矿工救济基金，以帮助那些被锁在外面的饥饿家庭产生了怀疑。绝非偶然，正是比阿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深恶痛绝，却认为30年代的斯大林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实际上，韦伯夫妇总结了英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知识份子的所有破产传统。

工会联盟总书记西特林先生在工会联盟特别代表大会上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应该坐下来客观地看待这件事，看看有什么缺陷。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无论是除掉你们的领导人，还是将吉米·托马斯的头颅送上断头台，都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的人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吗？”

至少西特林的问题直指问题的核心。正如1926年所表明的那样，工会领导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在理论上都没有对所涉及的影响做好准备。他们领导着一支潜在的革命力量，却没有任何使用它的打算。工会领导人因为也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观点，所以只是试图充当各阶级之间的调解人。但是，正如《圣经》所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玛门。最后分析，尽管库克之前勇气可嘉，但这也是他致命的弱点。虽然他真心实意地想改变社会，但对于如何才能改变社会，他却一筹莫展。

不幸的是，年轻的共产党也证明无法填补总罢工期间出现的真空。在罢工前几天，英共的工业组织者墨菲在他们的报刊上宣称：“我们党在工会中并不担任领导职务。它只能提供建议，并把它的报刊和力量放在为工人服务的位置上——在别人的领导下...对这场危机的革命可能性抱有任何夸大的看法...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当时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赞同右翼总委员会的立场，他说：“别搞错了，这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这只是一场工资纠纷”。

罢工两个月后，英共领导人帕尔梅·杜特（Palme Dutt）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分析，虽然是迟来的：

“总罢工的经验表明，领导问题对工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忽视它或轻视它是致命的...事实上，内部的敌人是最危险的...旧的改良主义神话，即只有工人的落后才是领导人进步意图的障碍，这种神话被粉碎了。就在总罢工前几周，布莱尔斯福特[独立工党的领袖]在回答托洛茨基时，对托洛茨基说英国工人在实践上已经远远领先于独立工党领袖的说法表示礼貌的怀疑，并把它作为俄国人对英国情况‘无知’的明显例子。在总罢工以后，这句话显得再平常不过了。”

对待右翼领导人，他进一步评论道：

“在确保了总罢工的失败之后，他们站出来宣布总罢工武器的最终败北，甚至他们一直都知道它的愚蠢。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作用...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两年中，围绕着总委员会中某些领导人如希克斯、布罗姆利、蒂利特、珀塞尔等人的个性而发展起来的工会中的左翼作为一种反对倾向，在危机期间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的领导，实际上落在了右翼的后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一切都很重要。”[3]

少数派运动在失败后进入了衰退期。工会领导人很快就对它采取了措施。从1926年伯恩茅斯工联代表大会开始，总委员会指示各行业委员会停止其与少数派运动的一切联系。总工会和市政工人工会作出了排除共产党员和少数派运动成员担任工会职务的决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运输工人、商店分销和联合雇员协会、全国印刷工人协会、面包师工会、油漆工工会、锅炉工工会、电气业工会和靴鞋工工会都可耻地效仿。

“少数派运动就这样死了，就像总罢工死了一样。贝文和他的同伙们为了避免与政府公开交战而取消了总罢工；波利特为了避免与工会联盟和许多工会的行政人员公开交战而取消了少数派运动”，前英共领袖墨菲评论说。[4]

从1920年英共的成立到1925年工党利物浦会议，共产党员可以成为工党的个人成员。许多拥有双重党员身份的人来自最初隶属于工党的英国社会党组织。其中不少共产党员甚至帮助建立了地方工党，如在南威尔士的迈斯泰格，卡克斯（Idris Cox）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该党的副主席。在利物浦通过的禁止共产党员入党的禁令，是右翼为铲除共产党在工党中的影响而进行的最后一击。相当多的地方工党拒绝了这一巫术，拒绝执行这一决定，其中也顺便包括迈斯泰格。1925年12月，召开了一次全国左翼会议，动员大家反对这一禁令。近100个分区和行政区的工党拒绝遵守会议决定。工党全国总部的反应是开始让地方党派脱党。总罢工的背叛进一步推动了这次攻击。然而，甚至到了1927年9月，仍有代表约15万名成员的54个地方工党和其他团体参加了左翼运动的第二次会议。

尽管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但左翼运动一直在稳步发展。然而，这一切不是被右翼，而是被共产党领导层戛然而止！按照莫斯科推行的路线，到1929年，共产党人采取了极左政策，并开始谴责工党是资本主义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号召其成员和支持者放弃左翼，这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运动也随之崩溃。“工党是...一台改良主义的机器...革命工人的决定性斗争是而且只能是在这台机器之外，反对它...需要谴责对工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极左路线的新领导人杜特写道。随后，墨菲又发表声明：“...我们再也不能做任何一件加强工党的事情了——既不隶属于工党，也不向工党交纳[政治捐款]，既不为工党工作，也不为工党投票。”[5]这种极端宗派的观点，使工党更加孤立，并极大地削弱了工党在广大工运中的支持。大约70年后的今天，工运边缘的某些分裂集团对“资产阶级”工党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路线。有些人永远学不会。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历史的悲剧以闹剧重演。

英共的这一政策的急剧变化，与建建党以来的头几年完全相反，反映了来自苏联的新政策。自从1924年列宁去世后，俄共领导层中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集团就试图修正列宁主义政策。这反映了对十月革命的官僚主义反动，而十月革命又是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因物质上的孤立而产生的。鉴于俄国的落后、大规模的文盲和内战的破坏，微小的工人阶级被日益壮大的官僚机构挤到了一边。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反映出国家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精英。列宁在完全瘫痪前的最后一次斗争中，与托洛茨基组织了一个政治集团，反对斯大林和党的官僚化。然而，1923年以后，列宁的瘫痪和最终的死亡被不择手段地用来孤立托洛茨基，加强斯大林对权力的控制。随着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失败和撤退，包括德国（1923年）和英国（1926年），苏维埃官僚体系变得更加强大。这最终导致了斯大林政权的巩固，并放弃了世界革命，转而推行“一国社会主义”。1927年，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苏联内部和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关系不利。

最终，斯大林政权消灭了所有的反对派团体，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尽管其基础是国有化的财产形式，这是十月革命留下的唯一成果。在与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采取拉帮结派的方法进入共产国际的队伍，共产国际被清洗，实际上变成了苏维埃官僚机构的边防卫士。斯大林政权抛弃了列宁主义，从机会主义政策摇摆不定，导致在英国和中国的溃败，转为极左主义，采取“第三时期”策略。[6]这个“第三时期”——相对于革命和稳定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应该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据此，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变成了激进法西斯主义者，而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比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还要坏！[7]这个“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

从此，英国工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每一步都被斥为“社会法西斯”。共产党还采取了一项政策——与列宁的立场完全相反——在他们有影响的地方分裂工会。幸运的是，在英国，由于他们的规模和影响日渐缩小，他们只在两个工会中贯彻了这一派别政策：苏格兰联合矿工（总部设在法夫）和联合服装工人（总部设在伦敦东区）。但这些举措都是胎死腹中。到1935年，全国少数派运动正式解散，两个独立的工会也垮了。

1926年以后，英国工会领导人把与老板公开的阶级合作看成是一条出路。1926年10月，在工党会议上，现已急剧向右转的前共产党运输工人领袖威廉斯清晰地表达了新的方针。“让我们通过调解的方法来寻求工业和平吧。我们不能颠覆或推翻资本主义。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另一位前左派人士希克斯在爱丁堡工会联盟上提出了类似的想法，然后邀请雇主们合作，“共同致力于提高工业的效率，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一邀请得到了由巨无霸帝国化工集团的阿尔弗雷德·蒙德（Alfred Mond ）爵士（后来的梅尔切特勋爵）为首的20名实业家的热烈响应，他们讨论了“工业重组和劳资关系”的问题。这相当于引狼入室，但以永远热心的工会联盟为诱饵。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工会领导层中所有的失败主义和腐败份子都凸显出来了。1928年1月，工业家和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蒙德-特纳会谈，特纳是工会联盟的主席——在著名的伯林顿大厦举行，并产生了全国工业委员会，雇主和工人都有代表参加。尽管库克表示反对，但这个建议还是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在失败中匍匐前进，右翼让工会大会通过了192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的决议，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工业合理化的概念。60年后，在1984-85年矿工罢工失败后，工运将陷入类似的安排，这次被工联领导人命名为“新现实主义”。

然而，虽然阶级合作仍然是工会联盟内的主导思想，但实际上，工业委员会后来在动荡的事件中被抛弃了。实际上，他们的服务已经不需要了。资产阶级对合作不再感兴趣。他们拥有鞭子，并准备使用它。他们对马屁交易或妥协不感兴趣，而是对工人阶级无情地服从资本的统治不感兴趣。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1929年底的华尔街崩溃开始，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灾难，随后是大萧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规模失业。1929年至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4%；德国下降了42%；英国的下降幅度为17%。这导致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1400万，德国600万，英国近300万。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在经历了工业领域最严重的失败后，精疲力竭，心灰意冷，再次转入政治战线，并选出了第二届工党政府。随之而来的贸易战、竞争性贬值和世界贸易的崩溃，使世界范围内迎来了一个巨大的不稳定时期。它开启了资本主义死亡痛苦的新阶段。随后发生的强大事件对英国的工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会和工党领袖们，由于他们软弱无力的投降，把运动带到了深渊的边缘。英国总罢工的历史性失败，加上工人阶级在整个1930年代的其他失败，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铺路。

注释

[1] 汉密尔顿·费夫（Hamilton Fyfe），《总罢工的幕后》（Behind Scenes of the Great Strike），P. 86

[2] 同上

[3]《劳动月刊》，1926年7月，P. 393，转引自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264-280

[4]墨菲，《工党的三大势力》（Labour’s Big Three），伦敦，1948年，P. 137

[5] Woodhouse & Pearce, 《英国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Britain），伦敦， 1975，P. 186-7

[6]见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俄罗斯：从革命到反革命》（Russia：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伦敦，1997年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人们常说，“战利品归胜利者所有”。1926年总罢工的失败无疑使战利品落入统治阶级手中。这个事件起到了划清界限的作用，标志着英国工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变化。1926年之后的士气低落，使工会官僚机构的地位得到巩固，因为工会的活动减少了，领导层进一步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基础。这场背叛不仅改变了工会的进程，而且改变了英国劳资关系的整个平衡。激进的工会主义的失败和蒙代主义的胜利给整个30年代工运的发展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右翼工党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威廉斯（Francis Williams）认为，1926年“标志着哲学斗争的高潮”。在早先于1952年出版的贝文的传记中，威廉斯提出，对贝文和其他工会领导人来说，总罢工是“相信武力是劳资关系中的最终权威...与慢慢接受一种新的关系体系之间的分界线，在这种新的关系体系中，工会终于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占据其应有的宪法地位”。我们应将这句话中的“武力”改为“激进的斗争”。将“应有的宪法地位”改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门”，就可以看穿真面目。对工会领导层来说，1926年的事件确认了他们在劳工和资本斗争中作为“仲裁人”和“调解人”的职能。

总罢工失败后，工业斗争处于低潮。虽然罢工往往非常激烈，但其数量却急剧下降。虽然仅靠罢工统计数字确实不能说明全部情况，但它们确实可以为工业气候提供一个粗略的指导，尤其是在经历了如此严重的失败之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总罢工，平均每年因罢工和停工而损失4000多万个工作日。1926年，损失了16223.3万天。这些数字代表了阶级斗争的一条上升曲线，在总罢工的凶猛后卫战中达到了高潮。但在1926年之后的7年里，罢工损失的天数急剧下降，平均每年下降到400万天，是以前的十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罢工数字甚至进一步下降到每年不到200万天。这些罢工和停工大多数都比较快地得到了解决。根据巴若教授在他的《英国工会》（British Trade Unions）著作中所说，罢工的平均时间只有十天。

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工会官僚机构的死板，他们在1926年后对罢工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对他们来说，退缩和“节制”是当务之急。1929年末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进一步抑制了工业界的积极性，到1933年1月，有三百万人领取了救济金——占所有投保工人的四分之一。华尔街崩盘后，工人们被这场空前的生产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大规模失业惊呆了。在经历了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这破坏了1920年代初出现的有组织的劳工的战斗力。大规模的失业也使工会会员人数在1934年降到了330万，比1920-21年的一半还要少。虽然工会会员人数从这个低谷中缓慢恢复，但罢工次数仍然是历史上最低的。由于运动处于低谷，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有任何主要工会批准采取全国性行动。

从1920年开始，物价在战后的通货紧缩中下降。然而，由于战争期间生活费用的增加，实际工资仍然落后于1914年8月的水平。从20年代中期开始，名义工资的变化相对较小。然而到1933年底，工资削减使工资率下降了6%。对于那些从事正规工作的人来说，由于通货紧缩，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在整个1930年代，实际工资继续逐步上升。

然而，长期失业困扰着许多工业区。根据官方数字，1933年，受保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到22%；即使在1937年的“繁荣”时期，失业率仍超过10%。工人们实际上是在救济金上度过了数年，在大萧条时期几乎没有工作前景。绝食抗议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现象，著名的1936年贾罗绝食抗议（Jarrow Hunger March）和全国失业工人运动（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的斗争是这个时期在劳工史上的缩影。

尽管1935-37年经济复苏，但这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困境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复苏期间，罢工和工作场所组织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复苏，罢工数字实际上下降到了大约150万天的损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会官僚机构的死手，它被证明是保持运动的盖子的决定性因素。在1923年底之前，因承认问题而发生的罢工占30%以上，而在总罢工之后的7年里，这一数字下降到不到3%。

英国的这种严峻形势与美国发生的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也经历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崩溃。到了1933年，随着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将经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主要集中在无组织的行业，尤其是巨型汽车厂。与英国相比，美国是“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缩影，经济繁荣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不断上升的繁荣。工人阶级没有遭受到像英国总罢工那样的失败，并迅速从大崩溃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这些年里，数百万工人被卷入了这场工会化运动中。正如预期的那样，像亨利-福特这样讨厌工会的大雇主，竭力抵制工运的推进。结果，在1933年到1938年之间，数百名工人被杀，数千名工人受伤，数万名工人在纠察线上被捕或受害。

美国工运的爆发

然而，1934年的三次总罢工却改变了美国劳工史的进程：托莱多电动汽车莱特、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和旧金山总罢工。这些战役点燃了1930年代工会的爆炸性发展。

典型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AFL）的旧时代手工业工会领导人一再努力破坏这些罢工运动。到了1935年末，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激进份子成立了一个新的核心小组，称为工业组织大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sations，CIO），在矿工领袖约翰·路易斯（John L. Lewis）的领导下，为工业工会主义而斗争。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们无情地反对一切激进的行动，最终将CIO开除出队伍。尽管如此，工业组织大会还是承担起了组织无组织的大规模生产工业的角色。新的工会在开辟的战斗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也与1935年6月起的经济复苏相吻合。在其成立的头22个月里，工业组织大会的实力增长到了3,700,000名工人的规模，并且在成员数量上超过了旧的劳联。

罢工浪潮以激进的静坐和占领的形式达到了新的高度。在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期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484,711次工厂占领事件。在报刊报道的1000次抗争中，警察和国家民兵只成功地打破了25次静坐罢工，这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铁的决心。它还显示了美国工业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数百万以前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

美国的这场工会化和罢工浪潮在美国工人阶级的意识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工人们开始向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发起挑战，并产生了建立群众性工党的想法。

托洛茨基在1938年指出：“美国史无前例的静坐罢工浪潮和（凝聚在工业组织大会周围的）产业工会主义惊人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工人本能地努力把自己提高到历史强加给他们的任务水平的最无可争辩的表现...每一次静坐罢工都以实际方式提出了工厂的主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的问题”。

相比之下，英国的工业状况仍然处于谷底。虽然在1934年后出现了部分复苏，但肯定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然而，1926年英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工人阶级转向政治战线。在1929年的大选中，工党的得票率急剧上升，达到8362394张，289名工党议员当选。这次成功的结果是第二届工党政府在同年5月上台。然而，这又是一个由麦克唐纳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像1924年一样，依靠自由党的选票在下议院中取得工作上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又一次被自由党压制住了，工运内部就应该怎么办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与自由党结成集团的人，尤其是来自左翼的工党。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此时是党内左派，他阐述了工党不与自由党交易的旧策略。他主张工党政府向反对党抛出挑战，提出其完整的社会主义方案，并邀请他们投反对票。“如果一定要死，那就死吧，不要像老太太躺在床上，而要像男人战死沙场”，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事实上，接下来的政治危机不应该被视为对工运的威胁，相反，它应该是走向全国并赢得彻底多数的最高机会。而麦克唐纳却拒绝了这种“不切实际”的选择，认为这是愚人的天堂，并急切地与自由党私通款曲。

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后，工党政府在1929年10月后陷入了世界经济崩溃，这对工党的未来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场深刻的资本主义危机，使工党政府的根基受到震动。统治阶级决心把危机的重担压在工人阶级的肩上，开始向麦克唐纳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其放弃改良，实施平衡预算的措施。用科尔和波斯特盖特的话说：“英国资本家希望政府能够放弃改革，实施平衡预算的措施。”英国资本家希望有一个他们能充分信任的政府...相信这样的政府会把资本主义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当然在自己的头脑中把资本主义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1]当然，麦克唐纳，作为一个忠实的奴才，尽力忠诚地满足了这个要求。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英国的大规模失业率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1930年12月，失业人数上升到250万。到1931年6月，失业人数已达270万；一个月后，又增加了10万。以资本主义的主要喉舌《泰晤士报》为首的资本主义报刊，开始策划一场运动，要求用一个全党的全国一致内阁取代工党政府。他们说，这场危机是一个放弃党派分歧的时候，是所有党派内“最聪明的头脑”为了保护国家和“国家利益”走到一起的时候。

为了平衡日益恶化的预算，右翼工党大法官菲利普-斯诺登要求采取正统的通货紧缩政策，包括大幅削减（“节约”）公共开支。2月，乔治·梅（George May）爵士领导的“梅委员会”成立，负责研究节约问题，并向政府提出一揽子削减建议。由此，与工会联盟、工业家和银行家进行了“协商”。工会反对“节约”，但没有提出其他选择。大企业要求更大幅度地削减公共开支作为解决方案。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五月委员会支持市政府，并建议采取严厉的攻击措施，包括增加税收、削减失业救济金和实施经济状况调查。这些严厉的措施导致了工会和工党内部的大规模反对。正如预期的那样，比阿特丽斯·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总委员会是一群猪头，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失业保险福利或工资或薪金的削减。”

在大企业的压力下，麦克唐纳和工党内阁的大多数人向银行家和伦敦城妥协，同意“节约”。8月，内阁勉强接受了价值5600万英镑的一揽子削减方案，以平衡预算，但在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上却犹豫不决。银行家们不满意，又要求增加2,500-3,000万英镑以“恢复信心”。这包括将失业救济金减少10%的措施，以及削减武装部队、教师和警察的工资，以及其他杂项经济措施。

这种额外的措施像鱼骨头一样卡在他们的喉咙里。工党早就提出了“要么工作，要么全力维持福利”的口号，但现在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这一切都要牺牲掉。工会终于坚持反对削减。“没有什么比与工业界的老朋友意见相左更让我感到遗憾的了”，麦克唐纳对总理事会说，“但我个人真的觉得绝对不可能忽视可怕的现实，恐怕你们正在这样做。”[2]在工运的强大压力下，内阁中的少数人站出来反对麦克唐纳和这些额外的“节约”。他们吞下了一头骆驼，却在为一只蚊子而紧张！

这种反对意见导致工党内阁完全瘫痪。在这次决定性的会议后不久，麦克唐纳写道，反对额外削减的人，指责他们走了“全然是不负责任的道路”。大约70年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议会工党中所有反对他的公共部门“改革”的人进行了同样的谴责。

内阁的分裂造成了一场宪政危机，1931年8月23日，事态发展到了顶点。这是工党政府的末路。麦克唐纳毫无征兆地出发前往白金汉宫，向国王通报情况，提出辞职。在王宫，他敦促国王派人找来官方反对党的领导人，讨论符合“国家利益”的措施。正如个大“优质”报刊的社论所一再表明的那样，统治阶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对工人阶级进行必要的攻击。工党政府已经实行了削减，但由于来自下面的压力，已经停滞不前，因此从大企业的角度来看，现在是不可靠的。塞缪尔爵士，一个有远见和精明的资产阶级代表，会见了国王，并概述了成立全国一致内阁的理由：

“鉴于必要的经济措施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不可取的，如果由工党政府来实施这些措施，将是符合普遍利益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如果麦克唐纳先生在他目前的班子里，或者在重新组建的工党内阁里，能够提出所需的节约措施。如果他不能得到足够数量的同事支持，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由三党成员组成的全国一致内阁。在这样一个全国一致内阁中，最好是由麦克唐纳先生继续担任首相。”[3]

这些资产阶级的战略家是多么的犬儒啊！然而，至少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言辞，绝对清楚自己的意图。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阶级忠诚度在哪里。所谓的工党领袖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只脚站在工人阶级的阵营里，一只脚站在资产阶级的阵营里。

经过协商，塞缪尔得逞了。麦克唐纳决定公开与工人运动决裂。他辞去了工党首相的职务，接受了国王的提议，成立了一个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支持的全国一致内阁。这个新政府将包括那些曾与麦克唐纳过不去的人，工党叛徒斯诺登、托马斯和桑基勋爵。保守党领袖鲍德温被赋予全国一致内阁副总理的角色。果不其然，麦克唐纳的这一公开背叛，彻底让工运迷失了方向，导致工党在随后的1931年大选中大败。由“全国内阁”工党、保守党和“全国内阁”自由党组成的联合集团给他们带来了1,450,000张选票，而工党只有6,648,000张选票——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核心支持。议会工党也因此沦为一个只有52名议员的残局。这场危机也使自由党分裂，狡猾的劳合·乔治留在全国一致内阁之外，希望利用未来的失望情绪来重返执政。

1931年的后果

整个事件震惊了工运。因此，1931年的背叛事件把工党的阶级成员远远地推向了左翼，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决心与一切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来修补资本主义的努力决裂。这正是《泰晤士报》中提到的危险：

“大体上说，整个社会党（指工党）将在反对派中重新组合——但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即他们将失去人数确实很少但实际事务经验最丰富的领导人的指导.。工党...现在肯定会被它的更有偏见和更无知的份子所控制”，《泰晤士报》表示。[4]

兰斯伯里、克里普斯和艾德礼等直言不讳的左翼人物成为工党的政治领袖。直到1934年，他们负责制定了工党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一些政策。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工党阶级的急剧左倾。1934年通过的党纲《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For Socialism and Peace）宣称“国家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改革，而是社会主义”，并承诺未来的工党政府将“建立初级工业和服务业的公有制和控制权，以此作为基础步骤”，让工人“有效地分享指导和控制权”。克里普斯和艾德礼都提出了紧急权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授权法案，以使未来的工党政府能够在议会程序和上议院的破坏下推动这一革命性的立法。克里普斯甚至威胁要拿君主制开刀，但很快就退缩了。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主要的右翼份子加入麦克唐纳的全国一致内阁。尽管他们与麦克唐纳在政治上并无分歧，但他们更愿意留在工党内，以确保工党仍然在“安全的手中”。例如，亨德森与麦克唐纳没有丝毫分歧。他实际上宣称，他“更希望全国一致内阁的想法得到认真的考虑，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而且应该征求工运的意见，最好是在专门召开的工党会议上进行。”他作为麦克唐纳主义的代理人，留在工党内的决定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叛徒托马斯却沉浸在他作为全国一致内阁部长所获得的新荣耀中。他对资产阶级传统和制度，特别是他所热爱的君主制大加赞美。

“在位君主与代表枢密院的内阁大臣之间的关系，”托马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直是英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阶段，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猜测是一种精神运动，似乎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谬论得到鼓励和发展；而且，往往如果真理是平淡无奇的，当摆脱了所有的夸张，它却在普通人的心中留下了一种净化的甜蜜。像我一样发现，在王座和群众之间可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就会引起一种彻底的振奋感。”[5]

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甜蜜”，但工运中向左的急剧转变，反映在独立工党内部的深刻激进化上，独立工党周围吸引了10万左移工人。该党已经与改良主义决裂，并迅速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介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的中派政党。1932年复活节，独立工党因其四名议员的议会纪律问题，不幸与工党分裂。不幸的是，工党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问题上分裂了。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没有清晰的认识。由于方向错误，思路不清晰，几年内就沦为几千人的残局。这对于那些试图建立自己与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竞争的教派来说，是一个警示性的教训。独立工党有相当大的力量，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最后沦为一个小宗派。群众不会轻易脱离他们的传统组织。这是一个被浪费的机会，其重要的教训需要被利用，尤其是今天的工会和工党活动家。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写道：“那些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将注定要重蹈覆辙”。

全国一致内阁使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并开始了一系列野蛮的公共支出削减，特别是在失业福利方面。全国一致内阁的攻击遭到了地方自发的反“节约”斗争。失业者主要是围绕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组织起来的，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包括示威游行，反对削减福利和令人痛恨的经济状况调查。原本与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工会联盟，在总罢工后立即切断了联系。典型的是，西特林宣称全国失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附属机构”，因此不在其列。不过，在这些年里，它在捍卫失业者的事业方面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1932年，令当局惊恐的是，拟议的减薪引发了因弗戈登海军舰队的兵变，这是自1797年以来的第一次，迫使政府仓促撤退。

在整个1932年，反对削减工资、经济情况调查和削减救济金的风暴继续加剧。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基利和格拉斯哥，与警察发生了战斗。许多失业者，包括失业者领袖哈利·麦克谢恩（Harry McShane）被逮捕。试图阻止驱逐工人行动的矿工领袖亚瑟·霍纳（Arthur Horner）也在马迪被捕。绝食抗议被组织起来，人们对全国一致内阁的仇恨和不满日益增长。1932年9月，默西塞德郡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伯肯黑德。警察用警棍殴打男女老少，攻击要求救济和冬季用煤的示威者。这让整个伯肯黑德市燃起了熊熊烈火，试图阻止警察的恐怖行动，这一行动持续了大约四天。在贝尔法斯特，失业者也与警察进行了手拉手的斗争。他们设置了路障，并派出军队镇压工人，其中一些人被枪杀。这是工人阶级的勇气和团结的表现，它跨越了宗教的鸿沟，从各地涌来的支持，无论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最后，当局被迫作出相当大的让步，结束了这场运动。

到1933-4年，当不景气的最坏影响开始过去时，工会会员人数又开始缓慢上升。自1920年代初以来，老板们在工厂里实行了自己的残酷制度。在码头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临时工占了上风。工人往往在一天之内被雇用和解雇。然而，在1933-34年间，小型罢工的数目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新兴的丶大致上没有组织的工业中。例如，在伦敦东区，维内斯塔胶合板厂的工人罢工反对提速，福特公司达根汉姆新工厂的8000名工人因减薪而采取行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次罢工分别发生在1933年7月布伦特福德的Firestone轮胎厂和1934年7月牛津的压钢厂。这些主要由当地激进份子领导的非官方罢工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起到了吸引工人加入工会的作用。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右翼工会高层对这种非官方罢工的增加抱有极大的怀疑，甚至直接反对。在发生了一次影响到大约2000名工人的码头非官方罢工之后，运输和总工会领导人贝文警告说，要反对这种罢工及其“非官方”的领导人，他谴责这些领导人“常常是某人的代理挑衅者”。工会领袖们固守着他们的“新现实主义”，完全没有给这些运动以任何表达。事实上，在1934年之后，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任何行业都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正式罢工。

此时，英国煤田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在贝德瓦斯、九哩岬和梅瑟蒂德菲尔煤矿发生了针对Spencer工会的成功的罢工和怠工。由于这些行动，斯宾塞矿渣工会的影响基本上局限于诺丁汉郡。到1937年，在哈沃斯煤矿长期罢工和全国性行动的威胁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将斯宾塞工会解散到全国矿工联合会中。这对联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有助于巩固其在整个煤田的地位。

1930年代初，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1933年1月希特勒的最终上台，引起了整个英国工运的不安。这一溃败是由于共产党的极左政策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胆怯所带来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分裂造成的。在这种麻痹和屈服的情况下，希特勒夸下海口说，他能够不打碎一扇窗户玻璃就上台！德国工人的脊梁骨被法西斯主义的主宰压垮了，尽管工会领袖们微弱地试图与希特勒达成和解。强大的德国工运，世界上最强大的工运，被彻底粉碎了，直到工人的棋牌俱乐部。在1933年9月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当所有的德国工会领导人都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煎熬的时候，西特林用一句感叹总结了总委员会的态度。“我希望上帝让我们永远不会陷入类似的境地”他们没有从德国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只想把头埋在沙子里，祈祷英国法西斯不会上台。

此时，向左移动的工党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诺该党“不参加战争，用工运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战争...包括总罢工”。然而，工会联盟的基层却被告诫不要采取任何这种过于草率的行动，工联总书记西特林提醒大家，反对战争的总罢工实际上是违法的！

人民阵线主义

到1920年代末，英国共产党的工业基础几乎被摧毁，大部分党员现在都失业了。1928年以后的“第三时期”政策，使共产党在工运中的人数和影响急剧减少。然而到了1935年，共产国际采取了新的“右转”，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人民阵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础是工人和“进步的”资本主义政党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与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最初提出的工人联合阵线截然相反，后者的基础是工人组织的联盟。统一战线可以概括为“分进合击”，而人民阵线的政策则是“共进分败”。从此，共产党的领导人180度大转弯，处处寻求人民阵线的约定。

在欧洲大陆，这种选举协议使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上台。然而﹐每当工人采取独立行动时﹐人民阵线政府便会对运动作出巨大的破坏。例如，当法国工人进行一系列静坐罢工时，就遭到布卢姆政府以“法律和秩序”为名的谴责。在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英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争取这种人民阵线政府的运动，并吸引了社会主义联盟周围的一层工党左派。而“第三时期”的政策使共产党的影响大大降低，特别是在工会中的影响，而他们转向人民阵线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他们的支持得到了复兴。放弃宗派主义使他们能够与工人联系起来，尽管是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大萧条的影响、希特勒的崛起和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把一部分工人和知识份子推向了共产党，并开始恢复他们的命运。

然而，共产党影响力的增长，激起了工会官僚机构对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猎巫措施。早在1934年3月，工联总理事会就试图破坏共产党，发布了臭名昭著的“黑色通告”，命令各行业委员会禁止共产党员代表参加，并呼吁工会修改规则，将他们排除在办公室之外。即便如此，在铁路工会、运输工人、木工、工程师、分配工人、油漆工、电气行业等提出抗议后，工联大会也只是以186.9万票对127.4万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这次猎巫大会。随着贝文担任工会联盟主席，休·道尔顿（Hugh Dalton）担任工党主席，两个组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后，利用工会集团的投票，工党的左翼政策与工联的右翼政策接轨，工联现在坚决支持全国一致内阁的重整军备计划。

2月，出现了反对削减失业救济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退步，将救济金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泰晤士报》社论甚至写道，“1926年的精神”又在国外了。同年，鲍德温从麦克唐纳手中接过了总理一职，不过他仍然留在内阁中担任议会主席大人。麦克唐纳作为首相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向普夫和西特林颁发爵位——他们欣然接受——以表彰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服务。

到1935年地方选举时，工党已收复失地，其选票已上升到1929年的水平。到1935年大选时，工党的选票攀升到832.6万张（1931年为664.8万张，1929年为838万张），该党获得154个席位。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仍以420个席位占据多数，而自由党仅以21个席位远远落后。在工会的要求下，艾德礼取代兰斯伯里成为工党领袖。

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动未遂政变，再次震撼了英国工运。这激起了西班牙各地工人阶级的起义，并引发了一场凶猛的三年内战。在加泰罗尼亚，工人们夺取了工厂，如果不是改良派、无政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行动，这可能是一场全西班牙革命的开始。陷入困境的西班牙共和国呼吁援助反对法西斯，但包括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在内的欧洲列强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与此同时，法西斯列强尽管口口声声说“不干涉”，却忙于向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提供武器。

在英国，工党全国委员会“遗憾地”但可怜地采取了类似的路线，支持女王陛下政府和其他列强商定的“不干预”。通过这种面对佛朗哥的折戟沉沙，希望能以某种方式缓和甚至完全避免国际紧张局势！1936年9月，工联代表大会以302.9万票对5.1万票压倒性地支持这一立场。尽管如此，英共和独立工党特别组织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力量，其形式是由几个国家的反法西斯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数百名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从英国各地报名参加在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斗争。这些勇敢的战士很多一去不返。内战期间，在2762名英国志愿者中，有1762人受伤，543人死亡。关于旅在西班牙的最好的目击者描述之一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最初出版于1938年，它生动地描述了革命及其困境。

猎巫行动

在英国，工会领导人继续牢牢控制着工党。在1936年10月召开的工党会议上，领导层再次以172.8万票对59.2万票否决了共产党提交的加入申请。在随后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在左翼社会主义联盟提出与共产党结成人民阵线联盟后，推动通过了禁止该联盟的动议。党内对左派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向偏于正式党左翼的工青团也曾积极为人民阵线奔走呼号。这导致右翼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939年解散了该联盟的全国咨询委员会（League’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并取消了其年度会议。

1937年，运输和总工会在人数上超过了矿工联合会，会员人数达到654,510人，不仅成为英国最大的工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在上任后不断向右转的贝文的严密控制下，运输和总工会成为攻击左派的前沿阵地。运输和总工会内部最大的行业团体是公路运输集团，其中包含了一个由英共成员领导的、有影响力的基层组织，称为伦敦公交员基层运动。这个基层工友组织一直反对贝文对工会的右翼领导。该组织成功地赢得了对工会伦敦中部巴士委员会的控制权，并开始了罢工行动以减少工时的激进政策。然而，此时伦敦公共汽车罢工的失败，给了贝文对这个非官方机构采取行动的机会。职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比尔·琼斯（Bill Jones）后来写道，贝文

“知道我们会被打败，他就这样工作...他并不反对罢工的时机，因为他认为民众对我们的反对情绪——在国王加冕节进行时罢工——再加上缝合所有其他部分会使我们沉沦”[6]。

可耻的是，他们的领导人被开除出工会，左派团体也被解散。此后，巴西妇女联合会官僚机构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改变了规则，禁止共产党员竞选工会职务。

在国际舞台上，1930年代是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竞争加剧的时期。在整个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力量一直被美国所掩盖和超越。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迫使统治阶级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通过摧毁工人组织来寻求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正是由于工人组织未能提供摆脱危机的革命途径，最终将被摧毁的中产阶级的狂热队伍推向了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手中。战争间歇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经典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帝国主义的精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

在“民主”的英国，统治阶级也在考虑用更专制的方法来解决其问题。英国皇室与法西斯势力，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建立了热烈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国王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1937年秋天在莱比锡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听众：

“我走遍了世界，我的成长经历使我熟悉人类的伟大成就，但我在德国看到的，我至今认为是不可能的。它无法把握，是一个奇迹；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人和一个意志——阿道夫·希特勒——才能开始理解它。”[7]

实际上，希特勒个人对《每日邮报》的“巨大援助”表示感谢，英国有近200万人阅读。

工党和工会领导人错误地支持“为了自卫”而重新武装，这简直是为资本主义当权者所利用。这些措施实际上不仅是为世界大战做准备，而且是为英国的内战做准备。小罢工数量的增长是工人阶级新的复兴的表现。学徒罢工的浪潮蔓延到兰开夏、约克郡、西米德兰兹和伦敦的工程工厂。《泰晤士报》的社论雷厉风行地反对工会领袖与会员打交道，否则就会找到一个严肃的“解决方案”。然而，欧洲上空的战争阴云很快划破了这一情景。1937年春，鲍德温退休，把总理职位交给了张伯伦。丘吉尔在支持张伯伦时说：“我们必须与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我们作为一群猎犬比作为一群绵羊能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8] 战争之犬很快就要脱缰，而工人运动需要在战争中卑躬屈膝。

在严重困难的时候，西特林爵士已经认识到驯服的工会运动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他说：“我不相信任何政府能在没有工运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我们不能等到工党政府出现后才开始备战。”到德国入侵波兰和战争爆发时，工会联盟仅有两票反对备战，其余完全支持张伯伦政府的战争目的。贝文宣布，工会联盟“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角色将成为英国工会领导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如同在1914-18年一样，他们的命运已经搭上了英帝国主义的战车。

注释

[1]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575

[2]引自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liband），《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伦敦，1972，P. 174

[3]同上，P. 176-7

[4] 《泰晤士报》，1931年8月26日

[5]托马斯，《我的故事》（My Story），伦敦，1937，P. 153

[6]转引自K.富勒（ K. Fuller），《激进贵族》（Radical Aristocrats），1985年

[7]转引自J & S Pool，《谁资助了希特勒》（Who Financed Hitler），伦敦，1980年，P. 318

[8]转引自麦克·富特（Michael Foot），《贝文传，1897-1945》（Aneurin Bevan，1897-1945） ，伦敦，1979，P. 258-9

“战争中的工党”

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说：“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其他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1939年2月，在血腥镇压西班牙共和国后，英国"民主"政府承认了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政权。8月，希特勒的德国与斯大林的俄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入侵并瓜分了波兰。希特勒决心征服欧洲，这对英国的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在入侵和瓜分波兰后的几天内，英国就对德国宣战了。这是承认张伯伦政府过去所预示的绥靖和遏制政策已经失败，“假战争”终于结束，真正的战争开打了。

为了动员公众舆论支持对德战争，英国当权者被迫掩盖其过去的亲法西斯主义同情。战争前，丘吉尔和部分统治阶级公然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他们视为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堡垒。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曾经帮助资助希特勒。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勋爵，也就是《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和《伦敦晚报》的老板，积极支持纳粹。罗瑟米尔（Rothermere）子爵，《每日邮报》的老板，也给了他们支持。1934年1月8日，我们的“爱国”子爵竟然在《邮报》的头版上发表了《黑衫军万岁！》一文。然而，一旦德帝国主义与英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很快就改变了口风，给自己穿上了反法西斯的衣服。对德战争很方便地变成了一场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一旦宣战，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立即向保守党首相张伯伦提供帮助，但暂时停止了进入全国一致内阁的行动。不过，这种情况会在几个月内发生变化。在任何情况下，从一开始，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就被派驻到一系列战时的政府委员会和监察局。罢工，至少在战争期间，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罢工。从这一刻起，工会机构与国家的融合将变得彻底。

战争经济的用具必须被迅速地建造起来，而所有对战争生产的限制都被扫到一边。在工会官僚机构被纳入国家的同时，他们也加强了与大企业的合作。1939年10月,为此目的成立了联合顾问委员会，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盟有同等的代表。《后备职业一览表》（Schedule of Reserve Occupations）此时已经出台，在具有战略决定性意义的工程行业，联合工程师联盟和工程雇主联盟之间达成了“放宽协约”的协议。

从1939年9月起，成年人口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征兵范围扩大到18岁至41岁的所有男性。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这导致了熟练劳动力的直接短缺，迫使采取了“稀释”劳动力的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大规模改变工作方式和迅速引进新的机器。基本工作命令条例58A（1941年）规定，所有技术工人都要进行登记，以便将其归入“基本”类别。劳动的军事化使老板们能够在一瞬间将工人调到“必要”的战争工作岗位上，并支付较低的工资。为防止罢工，当局引入了强制仲裁，而第1305号枢密院令则规定了罢工和停工。1305号法令规定罢工和停工为非法行为。将“停工”纳入立法只是为了掩饰对有组织劳工的攻击而做的表面文章。尽管有这项法律，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发生了900次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是非法的。毫不奇怪，很少有工人被起诉。

迅速转向战争生产导致工程行业急剧扩张。因此，到1943年，联合工程师联盟的成员增加到825,000人，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会。从1941年12月开始，妇女逐步被征召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到1942年，反映出大量女工涌入工业界，全国工程师联合会吸引了约13.9万名女工入伍。妇女参与工作是非常进步的，因为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阶级斗争。虽然劳动力的短缺加强了工人阶级的谈判地位，但工会领导人确保这一优势不会付诸实施。

但有一点在战争期间没有改变，那就是老板们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充分利用劳动力的“稀释”和工会高层的遵从。煤炭业老板们的喉舌主张实行“模仿纳粹制度”的国家工资政策。他们企图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但鉴于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工人们拒绝听之任之。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情况引起了厂内的不满。据当时一位年轻的工会活动家杰克·琼斯（Jack Jones）说：“管理层继续不给力，工会仍然被视为‘外来力量’。我们所做的是在挑战管理层的神圣权利，他们不喜欢这样。工厂代表利用他们的训练来挑战不合理的决定，质疑恶劣的条件。对于‘管理的神圣权利’，我们用‘不满的神圣权利’来对抗。”[2]

工会领导人恳求张伯伦考虑废除《贸易争端法》，但没有成功。丘吉尔坚持认为废除该法会太“有争议”，这件事很快就被放弃了。工会领导人不想惹人反感，更不想惹恼政府。到了1940年5月，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攻成功后，张伯伦政府崩溃了。当丘吉尔被要求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时，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有组织的劳工代表拉进政府。1926年的野兽现在成了他们的“朋友”。艾德礼和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工党的领袖和副领袖，加入了战争内阁。其他几位部长是从工会高层中抽调的。特别是，丘吉尔请来了势力强大的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总书记贝文担任劳工部长。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而表现出的阶级间的团结，对于政府追求其战争目标是至关重要的。确保“本土战线”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泰晤士报》指出：“工会领导层的有效性必须得到维护，最不满意的会员会追随那些骑在怨声载道上的新锐领导人”。[3]当丘吉尔管理军事方面的事情时，工党部长们则负责调动人力和物资... 并处理任何劳工动乱。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分工，但管理英国的是资本主义寡头集团，向社会发号施令的人是他们。

组成部分

工会领导人现在成了重要的公众人物，并成为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是有野心的政客，他们渴望得到当权者的承认。用伯恩斯的话说，他们“鸡犬升天了”。贝文承认了这一事实：“我们可能代表了国家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我们的人民，这场战争就无法胜利，国家的生活也无法继续。”他指出。在上任后的15天内，贝文在伦敦中央大厅召集了来自最大的150个工会的2000名主要工会官员开会。这是自总罢工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会官员聚会，但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阶级战争已经被世界大战所取代。然而,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这次会议也显示了有组织的劳工的潜在力量, 在工会领导人的照顾下，它现在被利用到了丘吉尔的战争机器上。历史学家威廉姆斯说：“此后，政府、雇主和工会在各个层面都进行了全面合作”。

在这些新的条件下，一直处于衰落状态的工厂代表运动很快就在较大的工程工厂和联合企业中重新建立起来。然而，工会领导层担心这种新的发展，至少它成为反对的焦点，因此力图将“半官方的”工厂代表运动纳入新成立的代表工人和雇主的联合生产委员会。由于认为战争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工人们准备为战争付出长时间的劳动。然而，他们经常与雇主的要求和利益发生冲突，因为雇主急于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利润。

一开始，反对战争的有组织的势力只有独立工党、共产党和以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为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小团体。虽然战争被认为是1914-18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但英国统治阶级以“反法西斯战争”的名义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

1930年代的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一切问题上都奴颜婢膝地追随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转折。本来，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共产党是作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来支持的。这似乎是他们人民阵线路线的逻辑延续。但是，他们没有领会到一点：斯大林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天签订的苏德条约中与希特勒达成了和解。所以为了支持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新友谊，英共被迫在几天内改变了亲战政策，站出来反对英国与德国的战争。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共领导人实际上是在为“以满足希特勒来达成的和平”政策进行宣传。例如，《工人日报》以标题为斯大林军事征服波兰东部的行为辩解：“红军把面包送到饥饿的农民手中”，而忽视了希特勒对该国其余部分的夺取。

工党的反战反对派主要是基于1914-18年的和平主义路线，以及对战争的普遍反感。和平主义是英国工运内部的一个长期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平主义表现为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即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抗议。他们勇敢地选择入狱，而不是应召入伍。然而，这一行动有效地切断了他们与前线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的联系。这是当时独立工党领导人所支持的路线。就连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也采取了这种和平主义的立场。但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平主义无法回答如何打败希特勒和捍卫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问题，所以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战争，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及其目的的革命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然而，工人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工人阶级正确地认识到有需要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战，并且要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组织。1940年夏天法国沦陷后，这种“护国主义”的情绪尤为突出。因此，工人国际联盟主张采取革命的军事政策，试图把工人的“护国主义”观与争取工人利益的需要联系起来。工人国际联盟虽然人数不多，但随着战争的拖沓，特别是随着1941年后英共领导人成为丘吉尔政府最热情的拉拉队，它开始崭露头角。

工人国际联盟的纲领不仅包括与工人有关的日常要求，而且还包括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要求。他们主张清除武装部队和内卫军中反动的、亲法西斯的、反工党的军官种姓；军官由军衔选举产生；工会由国家出资建立军校，培训工人军官；在工厂、工会和地方社区选出的工人委员会的控制下武装工人；捍卫工人的民主权利，使其免受国内外工人阶级敌人的反动攻击。它还宣布完全反对丘吉尔政府，工党要打破联盟，并举行大选，让工党根据社会主义纲领执政，以对希特勒进行一场“革命战争”。这个革命方案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工人中找到了回声，他们对战争努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感到失望，而他们在过去曾把共产党作为一种选择。

1941年6月

特别是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这使共产党领导人改变了立场，在丘吉尔的领导下站出来狂热地支持战争。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波利特（他在1939年路线改变时已被赶下台）申明，“在支持丘吉尔政府方面，我们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支持的”。昨天的死敌变成了今天的闺蜜。波利特还说：“争取国家统一战线，就意味着支持丘吉尔政府，支持争取共同胜利的一切措施”。

从此，共产党变得极端爱国，要求增加生产，严格劳动纪律，进一步淡化劳动，全力支持贝文的劳动军事化，增加加班，反对一切罢工。他们成了最强烈的战争支持者，甚至制作了红白蓝三色的小册子。以前被禁止的《工人日报》现在变成了合法的，并把诺曼登陆描述为“人民的进攻”。共产党领导人不讲阶级团结和国际主义，而是认为整个德国人民要对希特勒的战争罪行负责，并信奉反动的沙文主义口号，即“只有死的德国佬才是好德国佬”。

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领导人霍纳与其他工会领导一起，痛斥矿工旷工。共产党领导人敦促用法律的全部力量来反对煤田的罢工。他们还呼吁联合政府严格执行《紧急权力法》，他们早些时候曾将该法描述为“具有最无限和独裁性质的权力”。

尽管采取了这一立场，但随着工人们对战争的苦劳越来越失望，工业动荡也大大增加。理查德·克劳彻（Richard Croucher）指出，”斯塔克汉诺夫主义并没有很好地输出到英国的工厂内”。[4]1942年4月，当劳工部试图将诺丁汉皇家军械厂的400名技术工人降薪调往私营公司时，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年轻的激进份子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是工人国际联盟的成员，该运动成功地获得了全国工程师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

五个月后，泰恩赛德造船厂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罢工，原因是管理层试图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改变工作方法。尽管工会领导人试图破坏罢工，但泰恩赛德的罢工者仍然坚守岗位。18天后，老板们被迫接受罢工者提出的条件。

煤田里的战斗更加激烈。考虑到矿坑里可怕的工作条件和煤炭业老板们要求提高生产率的压力，矿工们传统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到1944年，整个行业的罢工达到了自193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三分之二的罢工发生在煤炭行业。在1943年，因罢工而损失的日数有一半是在矿坑里。事实上，采矿业发生的个人罢工——所有这些都是非正式的——比本世纪初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这是煤田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的显著证明。

在1943年10月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来自煤田地区的议员们试图解释他们所在地区的严峻形势。其中一位，布罗克斯托的议员西摩·卡克斯（Seymour Cocks）总结了当时的情绪：“矿工们目前的情绪状态并不平静，它正在发展成一个汹涌的漩涡，一个沸腾的巨浪...除非消除不满的原因，否则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事件；除非消除这些原因，否则我认为工党大臣们有责任离开政府”。[5]

政府试图解决煤炭短缺问题的办法是在矿井中使用强制劳动。1940年的《紧急权力（防卫）法》（The Emergency Powers （Defence） Act）和《基本工作令》（Essential Work Order）被用来加强这种强制措施。政府对肯特郡贝特斯汉格矿坑的矿工使用了这些权力，3名分局官员被关进监狱，1000多名工人被罚款，这是根据1305号令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起诉。“在法夫的Valleyfield以及唐卡斯特附近的Cortonwood和Hatfield Main的矿工因非法罢工而被罚款，在南威尔士的Tareni煤矿，罢工者被监禁了一个月。到1945年3月，根据《基本工作令》，因迟到或旷工而受到处罚的人数不少于18,436人，其中1,323人被关进监狱。其中矿工占了一个可怕的数字。然而，截至1944年2月，在整个工业界因违反劳动法而被起诉的127名雇主中，没有一个人见过监狱内部”，博恩斯坦和理查森写道。[6]

然而，工人们并不打算简单接受雇主的攻击。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一连串的罢工影响了约克郡煤田。在科顿伍德，1500名矿工罢工反对削减工资。同样，削减工资在南威尔士和南约克郡遭到了大规模的罢工。1943年7月，贝文宣布了一项法律，强迫年轻工人以较低的工资率进入矿井（所谓的“贝文男孩”）。同样，这在矿工中也是极不受欢迎的，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学徒们在工人国际联盟（刚改名为革命共产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支持下，于1944年3月领导了一次罢工。5,000名学徒停止了在泰恩赛德的工作，不久，罢工蔓延到了维尔和提斯地区。20,000人则在克莱德河上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00人在哈德斯菲尔德加入。

麦克·富特（Michael Foot）指出，“贝文自然是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罢工运动。在其他行业，在工程学徒和煤气工人中也发生了一些其他较小的非正式罢工。报纸报道说，反对共产党全力支持战争努力的路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伙也是煽动者之一。贝文后来说，这个国家正在一座火山的边缘摇摆不定，可能会影响到三百万工人。”

4月5日，他出席了工联总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他告诉他们，由于罢工，“他判断这些罢工是由有关行业以外的人煽动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行业正在出现瘫痪。根据现行法律，他没有处理煽动罢工的有效权力，但他告诉总理事会，必须立即纠正这种情况！

不仅仅是《每日邮报》和资本主义报刊在缝制这些“床下赤佬”的故事。矿工工会主席威廉·劳瑟（William Lawther）也曾表示，托洛茨基派是工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原因。但他们忽视了当地工人阶级的真实情绪。“恩斯特·贝文先生和政府的其他成员显然是在为他们把采矿业搞得一团糟而寻找替罪羊”，安奈林·贝文表示。但恩斯特·贝文没有处理不满情绪的真正原因，而是选择了对托派“威胁”采取行动。政府进行了干预，逮捕了四名革命共产主义领导人，乔克·哈斯顿（Jock Haston）、希顿·李（Heaton Lee）、安·基恩（Ann Keen）和罗伊·特尔斯（Roy Tearse）。根据1927年反工会的《贸易纠纷法》，他们被关进了监狱。然而，在詹姆斯·马克斯顿（ James Maxton）和安奈林·贝文领导的一场群众运动中，他们的案件很快就因技术问题而被撤销了判决。

1942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增加到1,530,000天，1943年增加到1,810,000天，1944年增加到3,710,000天。尽管工会领导人提出了请求，但罢工仍笼罩着煤田，1944年3月，南威尔士10万名矿工的罢工达到了高潮。当时没有公布参与罢工的确切人数。事实上，参加罢工的人数比1926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多。

贝文曾要求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来处理非正式罢工，总理事会最终一致同意支持对责任人进行法律处罚。规定煽动罢工为非法行为的国防条例1AA规定：

“任何人不得宣布、煽动、或使任何其他人参加或以其他方式助长从事基本服务的人员的任何罢工，或对从事基本服务的人员进行封锁”。

违反这一法律的惩罚是五年劳役，或500英镑的罚款，或两者兼而有之。新条例是在4月17日颁布的——恰好是在约克郡大规模煤炭罢工结束后6天。这可以说是自《联合法案》以来，政府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在国际方面，世界大战的结果与英国政客或山姆大叔的预期大相径庭。随着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美，曾希望斯大林和希特勒能硬碰硬，直到彼此筋疲力尽。这样，帝国主义盟国就可以出面打杂了。正如杜鲁门在1941年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并以这种方式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杀人。”[7]但他们完全算错了。欧洲的战争已经沦为苏联和希特勒之间的血腥冲突。但俄国人令人难以置信的反攻，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优势支持下，在斯大林格勒阻止了德国人的前进步伐。随着红军击退希特勒的军队，帝国主义者尽可能地拖延了发动第二战线的时间。但由于担心俄国人横扫整个欧洲并最终在英吉利海峡上结束，他们终于放弃了拖延，以试图阻挡红军的前进。

1944年和1945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终于在德黑兰、莫斯科、雅尔塔和波茨坦的不同会议上会面，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达成一致。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会面。“现在是谈生意的好时机，所以我说，‘让我们解决我们在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任务和代理人。不要让我们在小范围内发生矛盾。就英国和俄国而言，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的话语权，而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却一五一十，这怎么行呢？....’最后我说：‘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对千百万人民来说如此致命的问题，会不会被认为是相当犬儒的呢？我们把纸烧了吧。‘不，你留着吧’斯大林说。”[8]

战争结束时，一股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经济学人》说：“那个新秩序的崩溃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革命动力”。[9]“它激发了群众的一切模糊不清但又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冲动"。在英国，战争的结束当然标志着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激进化。大部分工人转向他们的传统组织, 使工党在工党历史上最大的选举压倒性胜利中上台执政。在投票中反对工党的“伟大的战时领袖”丘吉尔，张口结舌。工党在希望和乐观主义的革命浪潮中席卷上台。数以百万计的工业工人和从前线归来的工人 厌倦了1930年代的条件，要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被消灭了，因为工党横扫了整个董事会，在下议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393个席位。

在整个战争期间，工会官方充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个部门。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指出，“工会联盟总理事会的年度报告读起来就像负责协调社会和工业领域政策的某个特殊政府部门的记录”。在各个层面，通过不同的政府委员会，工会官僚机构与国家机器交织在一起。工会高层的威望在这些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也是他们最渴望提升的角色。比如贝文，从丘吉尔政府的劳工部长到战后新的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就非常容易地滑落。

战争年代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工会会员人数增长迅猛。总人数从1938年的6,053,000人（4,669,000人加入工会联盟）增加到1945年的7,803,000人（6,671,000人加入）。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发展到100多万名会员，而矿工联合会则下降到第四位，有60.2万名会员。从1938年到1944年，女性工会会员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80万。

广大工人群众期待工党政府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兑现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承诺。安奈林·贝文说：“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英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都有意识地投票支持一个新世界”。靠着这种激进的情绪，在统治阶级苟延残喘的情况下，工党领导人本可以不痛不痒地和平结束资本主义。令统治阶级大为欣慰的是，工党政府通过修修补补而不是推翻这个制度，最终给英国资本主义抛出了一条生命线。工党领导人再次丢掉了一个改变社会的黄金机会——工人阶级再次被要求为这次失败付出代价。

注释

[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http://www.saohua.com/shuku/zhexue/mydoc138.htm

[2] 琼斯（Jack Jones），《工会男人：我的自传》（Union Man - an autobiography），伦敦，1986，P. 102

[3] 《泰晤士报》，1940年1月25日

[4] 克劳彻，《战争中的工程师 1939-1945》（Engineers at War 1939-1945），伦敦，1982，P. 143

[5]转引自富特，《贝文传，1897-1945》（Aneurin Bevan，1897-1945） ，P. 442

[6] Bornstein和Richardson，《退两步》（Two Steps Back），伦敦，1982，P. 114

[7]转引自Armstrong，Glyn，Harrisson，《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Two），伦敦，1984，P. 47

[8] 丘吉尔，《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Triumph and Tragedy），伦敦，1953，P. 227-8

[9] 《经济学人》，1945年12月1日

战后的幻梦

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庆场面。甚至在下议院的开幕式上，工党长椅上的群众队伍，令保守党感到恐惧的是，以唱红旗来庆祝这一事件。到处都是巨大的乐观情绪。对工人阶级来说，有一种对变革的深切渴望。现在，取得于议会的巨大多数的工党，似乎在享受着“最美好的时刻”。

然而，新任众议院领袖莫里森不祥地称自己对这些发展“略有不安”。这是个预兆。他说，“这些年轻人还得吸收众议院的风气。但我认识到，这主要是第一天的精神。”尽管莫里森对“高涨的精神”感到担忧，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现在指望工党政府来满足他们对社会主义变革的愿望。反映了这些压力，1944年的工联大会通过了一个激进的战后重建方案，其中包括所有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工党紧随其后，制定了《让我们面对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的纲领，指出该党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联邦”。

显然，工人阶级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血腥的战争、严酷的贫困和大规模的失业之后，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终结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而这正是工党所承诺的。这就是为什么工党领导人被推上台的原因，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希望的浪潮中被推上台的。终于，现在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了。

与其前任不同，新的工党政府摆脱了1924年和1929-31年的困境。工党政府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上台的。工党并不是一个「危机政府」，也不是一个依赖自由党支持的政府，而是拥有压倒性的多数票，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政府没有像1929年那样面临世界经济衰退，而是看到了世界经济上升的苗头；战后的繁荣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而是创造了充分的就业；没有反改革，而是激进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工党政府很快就开始了重建和克服战争年代造成的短缺的任务。新的激进政策被引入，如建立福利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卫生服务，在使用点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随后是英格兰银行、煤炭工业、铁路、公路运输、电力、天然气和钢铁工业的公有制。此外，令工会欣喜的是，工党的第一项法案是废除了1927年总罢工失败后出台的令人痛恨的《行业纠纷法》。因此，公务员工会现在可以加入工会联盟，而工党在重新实行政治征税“外包”后，其财政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最后，对大多数人来说，工党政府似乎正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采取大胆的步骤，这引起了广泛的热情。有史以来第一次，激进的措施在议会中被推动，以维护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工党正在执行它的纲领！

然而，尽管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工党政府仍然试图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工作。他们有一种幻想，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像费边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一点一点地、渐渐地、慢慢地推行。最重要的是，政府不想与大企业或银行家作对。工党的国有化计划，不是接管经济“制高点”，而是接管英国经济中无利可图或破产的部门，把主要的有利可图部门留在私人手中。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四大铁路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在1948年1月1日，国有化日，国家接管了一个破旧的铁路系统，背负着近1亿英镑的资本债务，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虽然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但这一政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即国家将救助私营部门，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辅助作用。国有化工业的前业主们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但他们的麻烦却得到了大量的超额补偿。例如，运输业老板每年得到380万英镑的补偿。以前的煤炭业老板们得到了1.647亿英镑的煤矿补偿和7850万英镑的特许权使用费。此外，还有国家接管的其他资产的额外补偿。前业主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对国有化的反对确实极其温和，与战前预期的暴力抵抗完全相反。旧的破产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来使它们恢复原状，被交给了国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然，回报是大量的补偿。一旦由国家出资进行现代化改造，资本家就会通过提供廉价的煤、廉价的电、廉价的气和廉价的交通而受益。实际上，煤炭工业和铁路国有化的倡议并不是来自工党政府，因为这两个行业此前已经被保守党主导的丘吉尔联合政府收归国家控制。是否将它们交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是由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决定的，就煤炭而言，是由费夫煤炭公司的查尔斯-里德爵士领导的。这些人很有商业头脑，他们准备勉强接受国有化，以他们的（非常有利可图的）条件来进行国有化！

因此，尽管艾德礼政府制定了激进的纲领，但它仍然像以前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运作。由于大约20%的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80%的经济掌握在私营部门，后者不可避免地对前者发号施令。用莫里森对英王乔治六世说的一句话来说：“在联合政府期间，工党成员从保守党那里学到了大量的治国之道”。实际上，他们吸收了“议会的风气”。

循序渐进的策略

这概括了工党领导人的整个“务实”态度。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宏伟的构想，但只有在经过一段非常漫长的过渡期后，才有可能在昏暗而遥远的未来实现。与那些要求全盘改变的"空想主义者"不同，他们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相信，经过许多年，也许是几十年，资本主义会逐渐地、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他们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费边主义者，对阶级社会的现实完全视而不见。

国有化或公有制一直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愿望。它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手段。自1919年起，矿工联合会就要求将矿井国有化，由工人控制。然而，到了1947年，政府与工会联盟和矿工工会的协商结果不是社会主义先驱们梦想的国有化，而是在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官僚的非民选管理委员会控制下的国有化。这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前经理，前将军，高级公务员和一些右翼工会官员。用前“左派”克里普斯轻蔑的话语说：“工人根本不具备参与管理的必要技能。”[1]。显然，他们太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无法理解“管理的神圣权利”。在克里普斯看来，管理只能留给那些娇生惯养的当权者官僚和他们在资本主义董事会中的朋友，即传统的“工业队长”，他们具有必要的敏锐性。政府部长曼尼·辛威尔（Manny Shinwell）毫不含糊地指出，他在燃料和电力部的许多官员都“对国有化漠不关心或持反对态度”。但对此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们都以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妇女的身份继续工作，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社会上真正的权力，即巨型垄断企业及其百万富翁的所有者。

已经被全国一致内阁封为爵士的西特林，现在被授予贵族爵位，并被带入国有化工业的董事会。艾迪·爱德华兹（Eddy Edwards），矿工的国家书记，进入了国家煤炭委员会，把他的工人布帽换成了礼帽。所有其他管理委员会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这不是工人的控制或管理——远非如此——而是一种官僚式的管理，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管理精英，完全脱离了厂内里的劳动者。当矿工们庆祝他们的工业国有化和煤炭大亨独裁统治的结束，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他们仍然被迫与管理国家煤炭局的官僚作斗争。

同时，以前的煤主，如南威尔士的鲍威尔·戴夫林（Powell Dyffryn）将他们的补偿金投资于有利可图的石油股份，并仍然继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向该行业提供新的采矿设备。当然，煤炭的盈利性分配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同时，国有化的工业背负着巨额债务和巨额利息费用，主要是通过借贷来更新过时的工厂和机器。

正如预期的那样，艾德礼把一些工会领袖和工会赞助的议员带进了政府。安奈林·贝文担任卫生部长，埃伦·威尔金森担任教育部长，工会联盟主席艾萨克斯担任劳工部长。最后，恩斯特·贝文担任外交部长。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工会领导人和政府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政府非常倚重前者来维持“工业和平”，保证生产。霍纳等“共产主义”工会官员在这场增加煤炭产量的运动中继续扮演着次要角色，就像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

新当选的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霍纳实际上领导了一场价值2万英镑的工会运动，以提高煤炭产量。霍纳说：“在这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史上，这是第一次。矿工工会承担了积极协助提高煤炭产量的责任”。用波利特的话说：“生产的战斗...决不能局限于国有化工业。工会应该要求毫不拖延地在所有行业建立联合生产机制——国家的、地区的、地方的和工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与蒙德主义和右翼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们并不满足于耐心地等待“明天的果酱”，他们开始力争在自己生产的蛋糕中得到更多份。

工党一上台，艾德礼政府就面临着因修订工资标准而持续十周的全国码头罢工。伦敦萨里码头的雇主们已经因工作规则而让1500名工人停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激起了进一步的非官方行动。丘吉尔政府已经在格拉斯哥，格里姆斯比和斯旺西动用了军队对付罢工。然后他命令600名部队待命，在萨里码头卸下罢工船只。现在，在大选5天后，新的工党政府命令部队在萨里卸货。工党政府这种动用军队来破坏罢工的做法令人震惊，并导致了全国各地码头上非官方委员会的发展。

秋季还发生了另一次非正式的码头罢工，高峰期有43,000名罢工者。第二次罢工是由于人们对工资、条件，特别是对运输和总工会官方的不满而引起的。接替贝文的亚瑟·迪金（Arthur Deakin）继续以铁棒统治工会。工会官僚机构完全蔑视职工，处处阻挠官方的罢工行动。琼斯说：“达成的和解，通常是最不充分的，没有任何回馈给会员。虽然许多协议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如果发生了非官方罢工，当地工会官员只是被告知：‘让这些人回去干活！’。我知道，在这种态度盛行的情况下，我们永远不会建立强大的工会。”[2]这种做法导致了人们对工会官员的普遍不满，甚至是彻底的敌视。再次动用了2.1万名军队，打破了为期十周的罢工。到了11月，工人们决定重返工作岗位，并承诺将进行正式调查，调查他们的冤情。

与战争间歇期不同的是，1945年以后的情况是，世界贸易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愿意，也不可能再回到战前的旧的临时工制度。码头工人终于有能力改善他们的条款和条件，而雇主们也被迫承认这种新的力量平衡。福斯特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去临时工化的建议，而工党政府在1947年推出了码头工人（就业管理）计划。继战时对码头的管制之后，老板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成立这样一个码头劳工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由雇主和工会代表组成的码头劳工委员会来管理这个计划。雇主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雇佣工人，而那些没有被雇佣的工人则从委员会那里领取全额工资。然而，政府透过这种方法，避免了将赚取丰厚利润的码头业国有化的问题。此外，这项计划并没有涵盖所有船坞工人，尤其是小型港口的工人。未来，随着新的集装箱化和机械化，非注册码头工人的数量增加，这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国债

世界大战使英国资本主义从一个主要的国际债权人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债务人。12亿英镑的海外资产被抛售，出口额下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础上，美帝国主义向英国提供了37.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英国弥补与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虽然工党政府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推行了一些激进的措施，但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工党政府仍继续推行对英国资本主义有利的政策。

例如，1947年的燃料危机促使工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英镑危机迫使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放弃英镑的可兑换性。到了1948年2月，艾德礼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个人收入、成本和价格”的声明，并进一步向有组织的劳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停止任何形式的激进行为。在贝文的推动下，劳工部说服工会联盟允许继续执行战时1305号命令，该命令宣布罢工为非法并强制仲裁。可耻的是，这项立法后来被用来逮捕和审判七名非官方的码头工人领袖。工会领导人还同意暂时不执行《恢复战前惯例法》（1942）。尽管公共汽车上和码头上的工业行动越来越多（导致了紧急状态），工会联盟总理事会还是顺应了紧缩政策，同意研究"工资限制"作为一种选择。到了1949年，新任财政大臣克里普斯现在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决定使英镑贬值，实行工资冻结。

这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失望和骚动。但即使在冻结之前，在艾德礼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工业动乱也一直持续不断——主要是非正式的。码头成了工人阶级传统的骚乱中心。从1947年到1951年，每年都会定期发生码头上的非官方行动。这些行动发生在各种问题上，包括迪金对非官方领导人的伤害。尽管有这些纠纷，以及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市场（1946年）、道路交通（1947年）和发电站（1949年）的其他纠纷，总委员会还是拼命地进行斗争，以守住阵地。

克里普斯的贬值和朝鲜战争的影响迅速推高了生活成本。随着经济的繁荣，工人们采取了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并从增加的利润中分得一杯羹。在1950年复活节的商店工人工会（USDAW）会议上，代表们投票反对冻结工资，而全国工程师联合会会议则辩论采取罢工行动。6月，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1500名货车司机（运输和总工会成员）再次因工资问题出来进行非官方罢工。政府叫来军队清理肉类供应，罢工者最终被说服复工。到了秋天，煤气工人又因工资问题而罢工，但政府担心事态升级，决定不动用军队。最后，鉴于僵局，政府派出军队，用1305号命令迫使工人复工。在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期间，工党政府以保持“基本”供应品的流通为借口，先后派遣了军队来破坏罢工不少于14次。

这时，反对政府工资政策的强大压力越来越大，工会领导人终于被迫屈服于这种情绪。在9月的工会联盟议上，通过了一项反对纲领的决议，宣布“没有限制工资申请的基础”。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法再坚守阵地。在1951年2月的大选中，工党政府以仅有6个席位的多数票当选，也被迫接受这一立场，否则将面临大规模的非官方罢工浪潮。选举结果也显示了工党传统支持者的日益绝望，但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正在摇摆着支持保守党。他们的耐心已经开始消磨殆尽，他们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已经被破坏。

冷战

战后，美国向欧洲资本主义提供资金，作为抵御革命的堡垒。在1946年和1947年期间，美国以马歇尔援助和长期贷款的形式提供了约105亿美元。1946年，这些美元资助了欧洲从美国进口的几乎一半，1947年则多得多。一旦西欧被认为是安全的，美帝国主义就试图通过把马歇尔计划扩大到东欧来削弱苏联的影响。这种干涉导致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这标志着后来“冷战”的开始——苏联和美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激烈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竞争的时期。归根结底，这场冲突反映了它们赖以生存的两种社会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苏联的基础是国家所有制，而帝国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这种对立引发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那就是制造“恐怖的核武平衡”。冷战的重要发言人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谈到，必须“把共产主义的疆域卷回来”。英国虽然是战争名义上的胜利者，但在美俄的巨无霸旁边，英国已经成为一个二流国家。因此，在承认这种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她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一种“特殊关系”，即老板与雇员的关系，把自己日渐衰落的命运搭上美帝国主义。这种关系一直存在到今天，布莱尔对布什政府的奴性依赖就是一个缩影。

世界关系的这一根本变化引起了英国工运内部的剧烈变化。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战争期间已经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现在遵循莫斯科的新指示，转而反对工党政府。他们反对马歇尔援助，并开始在工会中鼓动反对工资限制。

尽管共产党在政治方面极其软弱（他们在1945年赢得了两个议会席位），但在一些工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他们控制了电气行业工会、铸造工人和消防队工会。他们控制了全国矿工工会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在爱德华兹离开加入煤炭局后，霍纳担任该工会的全国书记。英共在工程工会中也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伦敦，到1946年，在运输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34名成员中，他们有9名。在全国范围内，他们在行业委员会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整个行业中也有很好的地位。

自战争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了欧洲工会运动的重建，确保了右翼在工会内的主导地位。现在，在中情局和特务处的密切配合下，工联总理事会中的右翼多数派开始对工会中的共产主义影响采取行动。到1948年10月，全面展开猎巫。工会联盟发表声明，谴责共产党破坏欧洲复兴计划的企图，随后又发表了另一份题为《捍卫民主》（Defend Democracy）的声明，呼吁所有工会将共产党员清除出关键岗位，并阻止他们成为工会会议的代表。总理事会还威胁说，要让拒绝坚持这一路线的行业委员会失去联系。正如运输和总工会前总书记琼斯所解释的那样：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他（迪金）开始把工会和工会联盟看成是战场，他开始打击任何反对派，无论是工党的左翼还是共产党员。他对任何带有左翼气味的东西都产生了高度怀疑。根据我的经验，那些声称他患有‘床下赤佬’情结的人是正确的。”[3]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是迪金孤立的偏执观点，而是工联总理事会中右翼多数人的共同观点。一些工会如总工会和市政工人工会已经有了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工会职务的规定。那些受英共影响的工会，如消防队工会，则干脆拒绝了这个建议。

据工会官方历史记载：“消防队工会领导的态度，是认为这些共产党出版物与工会无关，因此，‘猎巫’只会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4]

但从规模上看，这是一个小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争斗发生在运输和总工会。

1949年6月，加拿大发生的一次码头工人停工事件，引起了英国码头工人的支持。正如所料，迪金对这一非官方行动非常愤怒，下了狠手。六名激进份子被拖到执行委员会面前。

伦敦码头工人领袖杰克·达什（ Jack Dash）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运输大厦（工党总党部）的那个早晨。我们像宗教裁判所的囚犯一样坐在那里，总书记迪金坐在椅子上，面对我们的是码头贸易集团的付费和非付费官员。我们被问及我们在加拿大海员斗争和码头工人停工中的活动。有人对我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假定的或实际的）发表了隐晦的言论；泰德·迪金斯（Ted Dickens）、哈里·康斯特布尔（Harry Constable）和总书记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总书记大发雷霆...最后，调查的结果是康斯特布尔、迪金斯和伯特·桑德斯（Bert Saunders）被开除出工会；泰德·柯比（ed Kirby）、维克·马尼（Vic Marney）和我被停权两年，即使当选也不能担任工会职务。”[5]

在这一事件之后，迪金说服工会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两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上禁止英共成员担任工会职务。原本，运输和总工会已经公开反对1934年的"黑色通报"，但现在它却站在了反共巫师的最前沿。6个月内，9名全职官员被解雇，其中包括伯特-帕普沃斯，他失去了在总理事会的职位。所有非专业官员在上任前都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左翼的《论坛报》竟对这次清洗给予了支持：

“对运输和总工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职务是‘不民主’的谴责，是无稽之谈。顺便说一句，这项决定也适用于英国法西斯主义联盟的成员，是由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作出的。”[6]

然而，迪金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攻击理由并没有保护《论坛报》。可想而知，在两年内，《论坛报》的支持者就在工党内部对贝文派的恶性迫害的锤击下节节败退，而迪金又一次成为主要的猎巫煽动者。

寒蝉效应

琼斯写道：“我和他们[积极成员]一样，认为这个决定有麦卡锡主义的味道。由于我所在地区的一些工厂代表是共产主义者，我觉得这个决定只会对工会造成伤害。事实上，一些成员确实离开了运输和总工会，加入了电工工会。我决心不做受害者，设法保护了工厂代表，他们继续在我的区里工作。”[7]

直到20年后的1969年，琼斯成为工会总书记时，这项禁止英共成员在运输和总工会中担任工会职务的禁令才最终被取消。但与此同时，这一禁令导致伦敦公共汽车科的许多领导人物被撤职，并激起了非官方行动的高潮。工会官僚机构下了狠手，经过一系列的小规模冲突，整个达尔斯顿工会委员会和官员被禁止任职，直到1952/3年底。虽然围绕在双周的《纲领》杂志的派系成功地组织了对迪金的非官方反对，但它从未成功地在工会内部形成大规模的反对。肯·富勒（Ken Fuller）解释说：“这部分是由于迪金主义所营造的氛围...”。[8]右翼官僚机构通过对工会机器的控制，保持着对工会的钳制。

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冷战时期的猎巫行动在国际范围内展开。1945年10月，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WFTU）成立，由71个国家的7000万会员组成。两年内，冷战使联合会大为分裂。这次分裂的倡议是由当时的世界工联主席迪金提出的，他依靠英国工联和美国工联的支持。迪金在1948年的工联大会上谴责世界工联“不过是进一步推行苏联政策的另一个平台和工具”。次年1月，英、美、荷三国代表走了出来，并于1949年底成立了亲西方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ICFTU）。

在英国，码头和铁路上的动荡为1951年埋下伏笔。新任工党大臣、上进的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面对新的财政收支危机，再次推出樽节措施，将国民健康保险预算减少了2500万英镑。用历史学家密利本德的话说，“预算案起到了对政府政策总体偏移的不满情绪积累的作用。”这激起了安奈林·贝文、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从政府辞职，并为工党内贝文派反对派团体的发展创造了动力。

然而，在1951年10月25日的大选中，工党以13,948,605票或总票数的48.8%落败——尽管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民调支持。保守党组成了新政府，由于议会选区的错误，保守党仅以13,717,538票或48%的选票取得了胜利。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重返执政。

就像天主教会能够从封建主义适应资本主义，后来甚至与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达成和解一样，工会上层立即与新的保守党政府建立了“兄弟”关系。这种顺从的阶级合作，给随后十年的英国工会主义染上了色彩。它是1926年失败后出现的政策的延续。整个1950年代的长期经济上升，为这种主人和永远谦卑的仆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提供了基础。它还有助于维护右翼在英国工会领导层中的统治地位。只要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普遍存在，社会相对和平，这种共识就不会受到严重挑战。

注释

[1] 引自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liband），《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P. 289

[2]琼斯（Jack Jones），《工会男人：我的自传》（Union Man - an autobiography），P. 142

[3] 同上，P. 132

[4]《火的淬炼》（Forged in Fire），P. 198

[5]杰克·达什（Jack Dash），《兄弟们，早安！》（Good Morning Brothers！），P. 66-7

[6] 《论坛报》，1949年7月15日

[7] 琼斯，同前，P. 133

[8] K.富勒（ K. Fuller），《激进贵族》（Radical Aristocrats）

一如往常的“务实”工会主义

丘吉尔在1951年大选中的胜利标志着保守党随后十三年不间断统治的开始。这种显著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上升，这对英国资本主义有极大的好处，掩盖了它的缺陷，并有助于加强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幻想。在有组织的工运中，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反过来又加强了工会和工党右翼领导人的地位。

1930年代的噩梦已经消失。大规模失业的消除和日益繁荣的景象与战争间歇期的悲惨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经济的上升有助于治愈过去失败的深层创伤，并在数量和凝聚力方面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些新的条件似乎证实了工党领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已经真正改变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通过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大祭司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政策和政府干预，就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微调，以消除繁荣和萧条以及市场经济的变幻莫测。有趣的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大约50年后再次提出了类似的消除“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论断）。各党派和工会的领袖们用“阶级和解”和阶级和谐代替了“老掉牙”的阶级斗争。他们声称，那时的资本主义已经缔造了一个完美世界。

工会联盟总理事会完全受到了愚蠢右翼的支配，并且永远急于宣传自己的重要性，就其与新保守党政府的关系发表了一份声明：

“自战前的保守党政府以来，部长和工业双方的协商范围大大增加，联合协商的机制有了巨大的改进。我们期望本届政府能充分保持这种协商的做法。”

与1930年代不同的是，工会的这种合作主义角色顶适合保守党和雇主。随着国际贸易壁垒的降低，世界贸易空前扩大，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本家迫切需要扩大生产，不仅要打入新的市场，而且要保住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於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增强了，现在推行与工会领袖合作的政策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反过来，他们也会非常依赖工会的官僚机构来监督其成员，保持工资稳定，最重要的是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尽管有一些小的保留，但工会联盟还是全心全意地乐于扮演这一角色。

如上所述，在整个1950年代，英国工会和工党都被右翼牢牢控制。迪金（运输和总工会）、威廉姆森（市政工人总工会）和劳瑟（全国矿工工会）的三巨头以最专制的方式统治着工会运动，在工会联盟和工党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集团票。威廉姆森与资本主义当权者关系密切，以至于他是1954年阴谋家比尔德伯格集团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之一，这是一个世界富豪和权贵的精英聚会。用安奈林·贝文的话说：

“党的政策实际上是由一群不负责任的工会官僚决定的。你们应该认识到，集团投票在行政部门和会议上都在运作。我们实际上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可以说，运输和总工会以及市政和总工会的领导人决定了工党的政策。他们所享有的优势选票，使任何工会代表都不能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选入行政机构。他们无情地、犬儒地行使了这种权力...如果要使党内的民主有喘息的机会，就必须打破这种统治。”[1]

经济繁荣为资本家带来了更多的利润，使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小幅提高工资，只要这些工资与生产力的提高挂钩。鉴于熟练劳动力的短缺，雇主们宁愿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避免罢工，因为罢工只会扰乱生产。与战后时期相比，五十年代的十年总体上可以说是社会各阶层相对和平的十年。1953年10月在伦敦发生的油轮司机非正式罢工，用军队打破了罢工，但这是例外而不是常规。

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总工会是工运中右翼反动的标杆。迪金是典型的工会“头目”，他认为工会内部的民主是一种障碍，而工厂代表则是麻烦的制造者，需要不断地进行监督和控制。1950年代初与福特汽车公司的协议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全职工会官员琼斯说：“由于他们（迪金领导层）对左翼工厂代表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设计了一项协议，将所有权力置于中央，实际上排除了基层会员的参与”。

“允许有数量有限的工厂代表，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工厂内谈判实际上是非法的。管理层可以对工厂代表的提名行使否决权，工会的活动实际上受到了限制。”[2]

只要生活水平提高了，愚蠢的右翼就可以利用这些黑帮手段来控制工人运动，而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不满或反对的情绪——远非如此——但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被工会机构所扼杀。与这种内部制度最接近的平行的是美国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它的领导层是最堕落的务实工会主义的典型，并且深受黑道犯罪组织的影响。

保守党试图说服工会领导人同意建立某种形式的常设仲裁机制来解决争端。但工会联盟领导人反对这一建议，宁愿“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劳资关系。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期，罢工数字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损失的工作天数比战后任何一年都要多50%。原因之一是码头工人之间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蓝色工会

在劳工运动中，码头工人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品种。他们工作的艰苦条件造就了一种天然的团结和阶级意识。码头工人有一种战斗的传统，经常与运输和总工会的国家官僚机构发生冲突。迪金领导层的铁腕压制迫使码头工人普遍需要发动非官方行动。从1945年到1955年，该行业发生了37次非官方罢工。由于雇主和工会官僚都不允许在码头内实行工厂代表制度，1945年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港口工人委员会，领导了一系列的非官方罢工。在对共产党的围剿中，有77名码头工人受到处分，3人被开除出工会。更多的时候，非官方罢工被迪金攻击为“共产党闹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专职官员的维持治安作用遭到了普通工人的痛恨。当这些官员与码头劳工委员会的雇主勾结时，情况尤其如此。

运输和总工会以其83,000名成员在码头上占主导地位。全国联合装卸工人和码头工人联盟（National Amalgamated Stevedores and Dockers Union，NASD）因其会员卡的颜色而被称为“蓝色工会”，约有7,000名装卸工人和码头工人局限于伦敦码头。与运输和总工会相比，全国联合装卸工人和码头工人联盟显然拥有更民主、更激进的结构和传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并不难达成。鉴于运输和总工会成员对迪金的不满日益增加，1954年8月在赫尔举行的非官方罢工导致成员投票决定脱离运输和总工会，转而加入“蓝色工会”。这场分离运动迅速蔓延到伯肯黑德、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到年底，估计有10,000名码头工人离开了运输和总工会，加入了“蓝色工会”。

正如预期的那样，运输和总工会的官僚机构像一吨砖头一样砸向脱离者。它利用工会联盟的权威和禁止从附属工会挖走会员的《布里德林顿协议》来攻击全国联合装卸工人和码头工人联盟。1955年，“蓝色工会”被迫在默西塞德发动罢工，以防止会员失业。这次罢工成功后，NASD要求北方港口雇主承认它。然而，雇主们甚至拒绝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要求承认NASD的罢工随后被否决。后来，“蓝色工会”因拒绝交还前运输和总工会成员而被工会联盟停职并最终于1959年被开除。

与所有类似的分裂工会的尝试一样，这一经验证明是灾难性的。他们没有从早先1938年涉及运输和总工会的一次尝试中吸取教训，当时巴士工人成立了全国客运工人工会，后来该工会倒闭。当然，这些分裂的责任在於工会的强硬官僚作风和警察的手段，而今次运输和总工会的分裂也不例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有阶级意识的活动家不应该促进基层工人分裂，而是鼓励会员不顾官员们的阴谋诡计，留在他们现有的工会内斗争。

典型的情况是，码头工人在各种极左团体（以及《论坛报》）的怂恿下离开了运输和总工会。 对他们来说，这样一个官僚工会“永远无法改革”。这些摇旗呐喊的团体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了。认为运输和总工会不可能被改变的论点，在误导普通会员的真正挫折感方面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虽然理解他们对所谓的领导人的行为感到痛苦和愤怒，但分裂只是加强了运输和总工会内部的右翼控制，特别是它的码头工人部门。更为罪恶的是，这场争执将反工会主义引入了码头。

最后，为了保住自己在工会联盟的地位，NASD领导人同意将他们新赢得的北方成员排除在外。然而，这些人拒绝回到运输和总工会，并最终采取法律行动撤销了对他们的开除。尽管在法庭上胜诉，但他们仍然没有得到北方雇主的认可。工会联盟之外的NASD向右移动。它最终完全接受了1965年的德夫林报告（由威尔逊政府设立），因为它为NASD提供了有限的工会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德夫林的大规模裁员和缺乏安全感而反对德夫林的运输和总工会，最终向左移动。最后，那些留在运输和总工会中继续争取民主变革的积极份子赢得了胜利。尽管有种种障碍和困难，他们还是成功地改变了工会。

然而，损害已经造成了。当然，分裂的主要受益者是雇主，利物浦和赫尔的码头工人约有30%最终没有加入工会。1984年，“蓝色工会”与运输和总工会合并，最终结束了因分裂而产生的不团结。

1950年代，工党内部就德国重新武装和单方面裁军问题进行了左翼和右翼的激烈斗争。由迪金、威廉姆森和劳瑟三巨头主导的党的领导层无暇顾及内部的“辩论”和“民主”，力图将左翼的贝文派赶出党外。在1952年党的会议上，迪金作为工会联盟的“兄弟”代表，要求工党取缔贝文派。当受到选区党代表的责难时，他傲慢地回答说。“你知道如果你想从工会那里得到钱，你会听从的。”1955年迪金去世时，他的继任者乔克·蒂芬（Jock Tiffin）只坚持了六个月就英年早逝。最终弗兰克·考辛斯（Frank Cousins）成为运输和总工会总书记，右翼巨石开始动摇。

“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普通会员期望改变。工会的政策并没有因为他的当选而在一夜之间从右翼转向左翼。许多官员和支部仍然忠实于工会的传统右翼政策。但回顾那个时期”，琼斯回忆说，“运输和总工会高层的变化是工运史上的分水岭。”[3]

到1959年，运输和总工会改变了政策，支持单方面的核裁军，一年后，工党会议通过了这一政策。随着右翼的控制开始动摇，工运界开始震荡。

随着工党在1955年大选中的失败（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已上升到100席），艾德礼退休，盖茨凯尔被工党选为党魁。盖茨凯尔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后起之秀，他代表了右翼崛起的高潮，就像四十年后布莱尔一样。在他的领导下，现在采取了一些行动，使该党与“旧式”国有化主张保持距离，并“扩大”对新近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吸引力。格里菲斯表示，工党应该“重新学习”。右翼理论家，如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解释说，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很容易管理。保守党和工党的政策如此接近，以至于由此产生的共识被称为“巴特勒-盖茨凯尔主义”（R.A.巴特勒（R.A. Butler）是一位著名的保守党领袖）。

但到了1950年代中期，工业领域变得更加不稳定。在1955年全国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罢工（右派主导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继续工作）之后，罢工人数又开始增加。1957年，工程和造船业爆发了罢工。第二年，伦敦公交工人举行了为期六个半星期的罢工。工会介入公交车纠纷，不是为了扩总罢工，而是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进行调解。据富勒的说法：

“在一次代表会议上，考辛斯反对扩散罢工，尽管中央公共汽车委员会以1票的多数投票赞成这样做。事实上，鉴于工会联盟的态度，团结行动的机会看起来越来越渺茫。当地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人曾投票决定每周一罢工以支持巴士工人，但他们的总书记西德尼·格林（Sidney Greene）却指示他们继续工作；一些坚持原来决定的铁路工人被解雇了。尽管如此，会议还是投票决定继续罢工。一周后，会议承认失败，投票决定恢复工作。”[4]

对运输工人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失败。然而，格林却因其对统治阶级的服务而获得了爵位。

矿工仍然是工人阶级中一个强大的阶层，在这些年里承担了工业行动的主要责任。在1947年至1957年期间，煤炭行业的纠纷占所有工业纠纷的70.5%，占罢工总天数损失的21.9%。这些都是非正式的罢工，很多都是为了当地的计件工资。然而，到了50年代末，汽车工业日益成为工业冲突的中心，损失的天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八倍。1960年至1964年，汽车工业每年损失的工作日超过48万个——这时，远远高于煤炭工业。这源于汽车厂的困难条件和管理层急于提高生产率的无情做法。

“汽车行业的管理层是出了名的血腥，”杰克·琼斯说，“不仅在与员工的关系上，而且在他们自己之间。在那个粗暴、艰难的行业中，高层人员被解雇并不罕见。而经理们则试图减少劳动力，加强生产，推动艰苦的谈判。随着我们努力的加强，阻力必然会出现。”[5]

在1955年至1966年期间，每年的平均罢工次数为2458次，比1945-54年的数字增加了近40%。如上所述，直到1962年，采矿业占了这些罢工的一半以上。随着罗宾斯勋爵领导的持续的矿坑关闭计划，包括大规模的裁员，争端急剧下降。煤炭行业的罢工从1958年占总罢工的77%，下降到1965年占总罢工的31%（到1970年不到1%）。1960年至1964年期间，非正式罢工占所有罢工损失天数的近60%，但如果不包括全国性的一天象征性罢工，这一比例则上升到75%以上，这仍然反映了工会的右翼统治。

然而，尽管工业斗争出现了这种好转，但其在工会官方结构中的反映仍然远远落后。在远离厂内的工联大会上表现出的平静，只是真实情绪的苍白反映。佩林说，“在1957年的大会上没有任何有争议到需要工会卡片投票（Card vote）表决的决议案；1958年的大会也比平时少了许多争议”。

电工工会的审判

然而，1956年发生的事件却在工会运动中产生了重大的、但出乎意料的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揭露，使英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受震动。他被迫揭开了斯大林主义令人发指的罪行——陷害、肃反审判、劳改营和谋杀，以便把这些暴行的责任全部推给斯大林个人，而不推给官僚体制本身。1956年10月，当匈牙利反对斯大林统治的起义（两次总罢工和两次起义）和苏军对其血腥镇压，在国际上造成了广泛的危机，这又给共产党带来了冲击波。在英国，多达三分之一的党员辞职以示抗议，其中包括电工工会的两名著名成员莱斯·坎农（Les Cannon）和弗兰克·查普尔（Frank Chapple）。

拥有25万名成员的电工工会（Electrical Trades Union，ETU），自战争以来一直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但随着坎农和查普尔现在与党的对立，一场争夺工会控制权的皇室战争拉开帷幕。最终，两人与得到了天主教行动组织支持的乔克·拜恩（Jock Byrne）和前英共成员马克·杨恩（Mark Young）一起，结束了“自由民主联盟”的方案。他们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工会分会，收集工会内部选举中腐败行为的证据。这些“民主人士”得到了一群天主教商人的资助，他们是“道德再武装”的成员，其目的是通过呼吁工人的宗教和“爱国”热情来阻止工人的激进行为。显然，工会联盟官僚机构的维克·费瑟（Vic Feather）充当了这个阴谋的“中间人”。坎农由于领导了这项调查工作，甚至被给予一年的全薪休假。坎农-拜恩-查普尔轴心为了夺取工会的控制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但我们也不许承认收集这些工会贪腐的证据当时是多么容易。作为工会中英共核心小组的前成员，他们一定对操纵选票的程序有深入的了解。事实上，坎农作为工会学院的总教员，可能培训了许多参与操纵选票案的支部官员。他们从坎农那里得到了什么形式的学费，只能留给人们去想象。随后，电工工会成为一场高度公开的政治对抗，涉及了资本主义报刊、工会联盟和共产党。

这时，共产党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并吸引了许多优秀的、真诚的阶级战士向它靠拢，深受十月革命光环的影响。他们构成了工会的左派战斗份子。工业界最优秀的激进份子、工厂代表和召集人，都本能地被吸引到共产党，作为与右翼斗争的一种手段。不幸的是，这些阶级斗士中的许多人受到了英共的领导层的误导和错误教育，他们早已放弃了任何改变社会的革命观点。多年来，特别是人民阵线时期以来，该党一直在寻求与工会官僚机构的左翼“通融”。其领导层被几十年的斯大林主义腐蚀，实际上已经对工人阶级失去了信心。这种信心的缺失滋生了很大程度的怀疑主义，这是改良主义的标志和心理基础。这种怀疑主义有时甚至影响到真正的战斗份子，他们倾向于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对工人同胞的不响应感到失望。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后成为后期斗争的障碍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失望的情绪，成为各种错误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起点，在东联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层持有英共卡的高官，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位置（“为会员谋福利”）。可耻的是，这种错误的方法导致了各种偷奸耍滑，包括选举舞弊、造假、任意取消支部资格、伪造选举报表等。当然，这一切都被大肆宣扬“民主”的右翼份子所利用。

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议员当时是《论坛报》的左翼支持者，他在《画报》杂志上提出了腐败指控，引起了其他媒体的强烈抗议。怀亚特准备并参加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电工工会的报道节目，随后右翼的《新政治家报》（New Statesman）杂志也对电工工会进行了“揭发”。

据《新政治家报》的编辑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报道：

“自1957年以来，《新政治家报》始终如一地揭露共产党集团的行动，并敦促电工工会和工会联盟采取行动，消除这一危害，因为它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给整个工会运动带来严重的声誉损害。”[6]

当然，这些关于渎职犯罪的指控对右翼工会领导人来说是雪中送炭，他们在幕后从不反对这种做法。一场打击控制电工工会的“共产党集团”的呼声响彻云霄。查普尔等人被誉为英国工会民主的救星。显然，任何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都不能宽恕电工工会领导人福克斯和哈克塞尔的行为，但他们也不能支持资本主义报刊策划的这场右翼的猎巫行动，因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诋毁激进的左派。这家受雇于人的报刊总是维护他们在工运右翼的朋友，尽管它有腐败的双重交易，而且与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有联系。新闻大亨们故意对这种不良行为视而不见。

工会联盟的官僚机构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并要求电工工会领导人做出解释。正如所料，电工工会的内部调查为工会领导人开脱了罪名。然而，1960年，拜恩和查普尔对工会及其官员发出令状，指控他们在1959年的总书记选举中存在欺诈行为。1961年6月，法院认定，包括自1945年起担任工会主席的弗兰克·福克斯（Frank Foulkes）和总书记弗兰克·哈克塞尔（Frank Haxell）在内的一批电工工会领导人以“欺诈和非法”手段阻止拜恩当选。法官宣布拜恩正式当选为电工工会的总书记，并立即生效。共产党别无选择，只能与操纵选票的行为保持距离，并将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推给了哈克塞尔，哈克塞尔正式退党。

根据法律判决，工会联盟向工会联盟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五年内禁止其官员任职。他们的拒绝导致电工工会被开除出工会联盟，随后又被开除出工党。在随后的迫害中，大多数共产党员和支持者很快在工会行政选举中被从领导层中除名。这些选举是在新的程序下进行的，这使得拜恩的支持者能够控制领导层，赢得了行政部门11个名额中的9个。查普尔、坎农和其他人在资本主义报刊上得到的宣传和赞誉，确保了在邮政投票中，他们的当选得到了感激的会员的保证。在选举中，拜恩成为总书记，莱斯-坎农成为主席，查普尔成为选委会成员，杨获得了一个专职的职位。第二年，在右翼的控制下，电工工会被重新接纳为工会联盟和工党的成员。为了巩固他们的胜利，随后修改了电工工会的规则，禁止英共成员担任职务。任何持有英共卡的工会成员都被迫辞去职务或放弃他们的英共成员资格。许多人撕毁了他们的卡，而其他人则辞去了他们的职务，使工会的控制权完全落入右翼手中。领导层亲自挑选的国家和地区官员被安置在工会中，负责工会的日常运作。工会中的左派遭受了全能的反击。后来，坎农和查普尔利用他们在共产党时的丰富经验来操纵工会，这次是为了右翼集团的利益，他们无情地控制了工会，直到1992年与工程师和电工综合工会合并后。

拜恩去世后，查普尔当选为总书记。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等级上诉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被废除。在坎农和查普尔的领导下，关于电工工会中工会民主的破坏，简直可以写成几卷。只需注意到以下几点就足够了：禁止在分支机构中阅读未经授权的通告，禁止分支机构之间的书面交流，除非得到总部的许可，禁止向任何外部机构传达工会内部事务等等。各支部被官僚式地关闭或合并，并由指定官员控制。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把工会积极份子赶走，把参与度降到最低，让工会机构拥有更大的权力。官员的选举被废除，并引入了任命制——据说是为了让官员的工作具有连续性，从而提高工会的效率！随着莱斯-坎农的去世，所有的实权都集中到总书记查普尔手中。电工工会被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所控制。越来越孤立和偏执于他自己在执行委员会上的同僚，查普尔甚至不惜秘密地将他办公室里的所有谈话录音。他的旧办公桌，现在存放在工会总部的海斯阁，显示了秘密的隔间和电线，录音机曾经被藏在那里，不让人看到。这些磁带，如果被曝光，将比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磁带更具破坏性！

在1959年工联联盟大会上，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接替文森特·图森（Vincent Tewson）爵士担任总书记。这次大会见证了向左的转变，通过了反核武防御政策，重申了工党宪章第四条款。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右翼仍然保持着对运动的组织控制。

考辛斯当选为运输和总工会的总书记，不过，这也预示着未来的变化将放松对右翼的控制。这一年，保守党在麦克米伦著名的选举口号“你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下赢得了新一轮执政。麦克米伦是一位非常聪明精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是保守党一众元老中的最后一位——他非常重视“妥协”和“斡旋”，认为这是阶级斗争中的外交武器。在他的《中间道路》一书中，他精辟地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一直把私有制理论当作原则问题来进行，国家的一切干预都受到抵制，我们早就应该发生内战了。”[7]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这个品种的保守党领袖越来越少。与麦克米伦等人相比，今天的保守党人更多的是与杂货商的女儿、心胸狭窄的致富派相比。

工党宪章第四条款

1959年，工党尽管以新的“温和”形象粉末登场，但已连续第三次被击败。这一挫折促使盖茨凯尔领导下的党的右翼进一步向右发展。他们立即开始挑战整个党的阶级基础，提出放弃国有化，改变党的名称，断绝与工会的联系。他们认为工党已经过于认同“阶级”利益，需要效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几年前抛弃了“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包袱”。新的推理是，既然保守党赢得了选举，那么工党就必须变得更像保守党才能获胜。这些论点在40年后听起来非常熟悉。新工党或布莱尔主义显然没有什么“新意”。但盖茨凯尔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尽管布莱尔在“反革命”方面走得更远，但他废除工党的计划也不会成功。

盖茨凯尔的攻击在当地工党内部引起了一场反对风暴，这又迫使议会左派提出一些抗议。废除第四条款的企图因普通民众的反抗而受挫，其他建议也被暂时搁置，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又过了三十年，党内才再次认真提出这种计划。

1960年，商船船员因恶劣的工作条件、缺乏基本权利、工资低以及对右翼工会领导人的不满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非官方罢工。非官方的“全国海员改革运动”试图维持停工，但最终化为乌有。不过，这次行动标志着长期作为公司工会的全国海员联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为1966年再次成功的正式罢工奠定了基础。

尽管有这种所谓的“野猫”干扰，但全国工会领导人还是决心保持与保守党政府的合作。1962年，尽管人们对保守党实施的9个月的工资“暂停支付”越来越不满，但总委员会还是接受了大法官的邀请，加入了新的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共同为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努力。在1963年的工联大会上，伍德科克自豪地宣布，工会联盟已经从特拉法加广场搬到了政府的委员会会议室。但是，当他们在“委员会室”里对工联领导人甜言蜜语，并把他们嵌入政府结构中时，保守党却对那些在国有化工业中工作的人，特别是在煤炭和铁路部门工作的人发动了攻击。1963年1月，理查德·比钦（Richard Beeching）博士（后来的勋爵）被任命为新的英国铁路公司的主席，并被赋予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任务。结果，比钦的斧头砍掉了全国铁路网的五分之一，大约3600英里的轨道被关闭，包括车站、货场和库房，导致大面积失业。但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右翼领导人对这一“重组”几乎没有任何抵抗。

在12个月内，普罗富莫丑闻使保守党政府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导致麦克米伦被亚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Alec Douglas Home）爵士取代为首相。盖茨凯尔去世后，工党内部也出现了领导权的争夺，结果前贝文派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当选为党魁。1964年10月的大选见证了保守党在连续执政13年后的失败，多数派工党政府再次上台。威尔逊承诺将利用“科技革命的白热化”的新愿景，制定一个改变英国的国家经济计划。工人阶级再次满怀希望地期待政治战线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注释

[1] 转引自富特，《贝文传，1897-1945》（Aneurin Bevan，1897-1945），P. 436

[2] 琼斯（Jack Jones），《工会男人：我的自传》（Union Man - an autobiography），P. 136

[3] 同上，P. 143

[4] K.富勒（ K. Fuller），《激进贵族》（Radical Aristocrats），P. 228

[5] 琼斯，同上，P. 147

[6] C.H.Rolph，《谁在赞成？论电工工会审判》（All Those in Favour?The ETU Trial），伦敦，1962，P. 10

[7]引自伊恩·吉尔莫（Ian Gilmour），《右派内幕》（Inside Right），伦敦，1978，P. 168

取代纷争

1964年10月，威尔逊政府的当选受到了巨大的期待。经过十多年的保守党统治，对许多人来说，这次选举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当然，时代似乎的确变了。披头士乐队改变了音乐，而工党被希望将改变英国。威尔逊关于利用科学革命和改变人民生活的承诺吸引了广大民众的想象力，尤其是年轻人。关于合理经济计划的言论成为时尚。关于自动化和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争论不绝于耳。电视和《明日世界》等节目的传播，描绘了一个现代科技将结束单调乏味的工作，科学将解决我们所有日常问题的未来。此外，核时代将满足我们后代的能源需求。空气中弥漫着乐观的气氛，而新工党政府的当选更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和过去一样，新政府试图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达成这些目标，这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选举结束后不久，英格兰银行行长克罗默（Cromer）勋爵找到威尔逊，要求全面削减政府开支。他告诉他，国家负担不起工党的纲领，如果他坚持这样做，政府将面临财政破产和资本家的反击。

许多年后，威尔逊在回忆录中透露：

“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任何政府，无论其党派标签如何，无论其宣言如何，也无论其参加选举所依据的政策如何，都不可能继续存在，除非它立即恢复到全面的保守党政策...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国际投机者告诉一个新当选的政府，我们参加选举所依据的政策无法实施：政府将被迫采取它根本反对的保守党政策...。女王的首相被要求通过接受英国的选举是一场闹剧、英国人民不能在政策之间做出选择的学说来拉下议会民主的帷幕。”[1]

工党政府非但没有团结工运、用社会主义政策来回应这个财团的阴谋，而是把工人们蒙在鼓里。工党政府屈服于伦敦城和银行家的压力。为了恢复英国工业的旗帜性竞争力，被尘封起来的旧樽节政策，以新的包装推出。面对从保守党那里继承下来的严重的政府收支危机，政府采取行动，通过正统的削减开支和推行“物价与收入”政策来减少开支。这些传统的资本主义措施与对非官方罢工的抨击相结合，并宣布工人需要提高生产力（即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使英国更具竞争力。1965年2月，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多诺万（Donovan）勋爵领导的皇家工会和雇主协会委员会，负责调查劳资关系，并提出适当的“改革”建议，换句话说，就是进行更适合资本主义体制自身需要的改革。

工资限制

到4月，由前保守党议员奥布里·琼斯（Aubrey Jones）担任主席的国家物价和收入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要求在第一阶段自愿限制工资。然而，威尔逊却能把收入政策作为“有计划的工资增长”向持怀疑态度的工会成员推销。当时有很多关于经济规划的讨论，经济事务部长乔治·布朗提出了他的短命的国家经济计划。当然，它失败了，因为在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下，在利润动机的支撑下，经济仍是由市场的盲目力量决定，不可能实现得了计划。在（英国）资本主义下，决定经济政策的不是政府，而是各大垄断企业的董事会。

工会联盟虽然反对任何法案的强制执行，但支持工党对工资的自愿限制主张。但是，与资本主义下的所有收入政策一样，物价和收入政策只是一种以牺牲工资为代价来提高利润的手段，对低收入者特别不利。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利润来自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和利润的升降是成反比的。如果工资被迫降低，那么利润就会上升，反之亦然。阶级斗争本身不过是为瓜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进行的斗争。

1966年4月，鉴于工党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威尔逊再次举行大选，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经历了13年的保守主义之后，人们非常希望给工党政府一个工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领袖们全力支持政府的物价和收入政策，这本是为了低薪者的利益。这与雇主和政府通过实行所谓的生产力（更准确地说，是“利润率”）交易来提高利润水平的无情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收入政策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7月开始，持续了6个月，采取的形式是政府强制冻结工资，然后是严厉的通货紧缩措施。然后让位于3.5%的工资上限，再加上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运输和总工会的总书记考辛斯在1965年入阁工党政府，但当威尔逊在《物价和收入法》中引入法定执行权时，他辞职以示抗议，这表明他对政府的漂移表示不满。

根据物价和收入委员会的统计，自1960年以来的几年里，生产力交易对工人的影响可能不超过50万。到1969年6月，这些交易覆盖了大约600万工人，即占劳动力总数的25%。这就是当局如何不懈地提高工作紧密度和利润率。

尽管威尔逊获得了巨大的多数席位，但他仍然保持在资本主义的参数范围内，并且实际上试图比保守党更好地管理这个系统。社会主义被认为适合于五一节的演讲，但完全不适合于此时此地。在工党会议上，威尔逊告诉代表们：

“我们不能用社会民主联盟的态度来对抗1960年代的问题，也不能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时，徒劳地在高门墓园里（马克思安息之处）寻找答案。”[2]

1966年大选后一个月，政府面临着海员因工资和条件差而罢工的情况。海员们每周工作56个小时，每周工资不到16英镑，这是1911年以来海员第一次正式罢工。它是工会普遍发生变化的重要反映。全国海员工会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该工会以前是一个公司工会，其领导层在1926年的总罢工中就不断蓄意破坏罢工。

在海员罢工中，工会的主要要求是每周40小时，月工资60英镑，超过40小时的直接加班费。右翼的《经济学人》把老板们的立场说得很清楚：“确保英国收入政策的代价将是愿意对抗罢工者。”[3]威尔逊的目光当然不是投向高门的马克思，而是投向线针街的老板们，他立即站出来反对罢工，理由是“这将是一场反对国家——反对社会的罢工。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物价和收入政策”。

为了强调打败海员的决心，在呼吁“尊重国家利益”的同时，政府于5月2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威尔逊甚至对罢工者打出了“红色恐慌”牌，指责国大行政部门受“一群有政治动机的人的严密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邪恶阴谋，给工会成员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危及行业安全和国家的经济福利”。

约翰·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当时是英国全国学生会（简称总学联）内左翼的主要官员。他攻击了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立场：“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政府抵制我们的正当要求的背后，真正指挥政府反工资政策的金融势力是国际各大银行..."普雷斯科特暴跳如雷地表示。

“银行家的‘善意’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恶意”，他继续说。“这不正是当我们在1929-31年寄望于麦克唐纳和当时工党政府发生的事吗？当时是工会使工党更加坚定地反对对失业工资的攻击。在今天的不同情况下，工人还是必须团结起来抵抗。”[4]

今天，一个更老、更圆滑的普雷斯科特，担任着布莱尔政府的副总理。他堕落到攻击罢工的消防员和其他人之前，而不是重读他以前的演讲。不幸的是，有些记忆是短暂的。面对威尔逊政府的攻击，海员们还是成功地获得了高于标准的工资增长和每周42小时的工作制。

工党政府成立了“德夫林调查”（Devlin Inquiry），对码头进行调查，建议减少公司数量，增加工作保障，但与之相关的是大幅缩减劳动力规模。虽然它建议了一些有利的变化，如更高的保证工资、疾病和事故工资，以及工厂代表制度，但劳动力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要交还给雇主。英国港口的经济病症不能通过进一步剥削码头劳工来治愈，而只能通过在工人民主控制下的国有化基础上进行重组。

该报告普遍被基层码头工人反对，他们对这些建议进行了抗议罢工。伦敦联络委员会的海报上写着“不要德夫林化——要国有化！”。遗憾的是，这一行动不足以挫败德夫林的重组计划，最终导致码头的集装箱化和大规模裁员。

当然，工人并不反对现代化。应该用新方法来缩短工时，减轻工作负担，改善工作条件。但在资本主义下，新技术被用来让更少的工人更努力地工作，而剩下的工人则被扔到废品堆上。资本主义下的现代化不是用来减轻工作，而是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我并不反对机械化本身”，伦敦码头工人领袖杰克·达什表示。“我反对逼迫人领救济金的机械化。以你能得到的自动化程度来衡量进步，而不考虑失业工人的困境，这根本不是进步。”[5]

码头集装箱化为雇主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并使他们有能力将工作从更积极的港口转移到组织性较差的港口。反对集装箱化的斗争最终以1972年7月五名码头工人（“潘顿维尔五人组”）被关进监狱和威胁举行总罢工而告终。威尔逊政府推行的工资限制政策相当不得人心。1967年码头罢工后，运输和总工会很快就开始反对政府的工资政策。此时，斯托克波特的罗伯茨·阿伦德尔（Roberts Arundel）因资方拒绝承认工会而发生的激烈罢工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些事件体现了工人阶级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但他们仍然希望工党政府能够兑现其承诺。

1967年11月7日，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联合工程工人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Workers’ Union，AEWU）的高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动。在接替右翼份子卡伦勋爵的斗争中，左翼候选人休·斯坎伦（Hugh Scanlon）当选为主席。这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不仅是在联合工程工人工会。这个结果反映了工会成员在多年右翼统治后的新情绪。现在是工会变革的时候了。一年之内，在规模庞大的运输和总工会中，又发生了一次左派胜利，左翼份子琼斯当选为工会的总书记。英国最强大的工会的这些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整个工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琼斯已经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让人看到了运动高层的真实状况。“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对政府的批评主要来自伊恩·米卡多（ Ian Mikardo），汤姆·德里伯格（Tom Driberg ）和我，”他回忆道，“偶尔有来自锅炉工工会的丹尼·麦加维（Danny McGarvey）的支持。一些部长和我们一样感到不安，但他们在辩论中保持缄默，从不冒险投票反对政府。”[6]

1967年，威尔逊政府将钢铁业国有化，这不是出于任何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是为了给大企业提供廉价的钢铁。当然，按照惯例，前业主的损失得到了充分的补偿。“这一变化，长期以来一直是党派之间争议的主要问题， 却没有大惊小怪地发生，而且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佩林指出[7]。这些年，资本家已经习惯于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国家的救助。然而，英国钢铁公司却要面对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它的市场份额将不断缩小。由于缺乏对新工厂的投资，这将导致大规模的裁员。特别是钢铁工会，尤其是钢铁业工会联合会，未能表明立场，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钢铁业进一步大肆裁员。

经济困难

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长期衰落，威尔逊政府此时正面临着越来越深的经济困难。英国不断被竞争对手超越。目光短浅的英国资本家不愿意投资于工业的现代化，这在钢铁工业和造船业中表现得很明显。相反，他们投资于国外，或投资于黄金，投资于古董和古画，但不投资于生产性工业。由于缺乏投资，英国工人被迫使用陈旧的机器，导致世界和国内市场的丧失。到1964年，英国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下降到只有14%左右。这种下降被世界贸易的普遍增长所掩盖，但事实仍然是英国越来越落后。

为了恢复工业的竞争力和克服国际收支危机，政府在1967年绝望地将英镑贬值。然而，英国的老板们并没有利用贬值来提高国外的竞争力，而是简单地提高了价格。结果，他们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从1964年的14.4%下降到1970年的10.8%。进口渗透率从1964年的11.9%上升到1970年的14.8%。虽然利润质量增加了，但平均利润率从1964年的14.5%下降到1969年的10%，反映了利润率的下降。政府根据其收入政策，试图以牺牲工人生活水平为代价提高利润，以扭转这种下降趋势。

经济危机的加深，迫使工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削减和反改革：取消了中学生的免费学校牛奶，重新征收医药处方费，收紧国家援助规则，实行工资限制，而利润却在上升。在外交政策方面，威尔逊政府完全支持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战争，因为外交政策总是国内政策的延续，而且是基于完全相同的阶级考虑。这些国内外政策的结果是使工运的积极份子及其在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失望和士气低落。党的会议沦为空壳，积极份子渐行渐远，党内生活崩溃。

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引起了青年，特别是学生青年的想象。在伦敦和其他地方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事实上，1968年是国际上学生激进化的高潮。1968年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1000万工人占领了工厂，举行了历史上最大的革命总罢工。这完全出乎法国大多数左派的意料，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收买和腐蚀了。

法国的运动始于学生，因此被错误地称为“学生起义”。但事实上，主要的反抗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学生，不能发挥独立的作用，但他们对社会的情绪特别敏感。此时，他们代表了社会深处新的激进主义发展的晴雨表。学生的发酵是后来工人阶级运动的预兆，我们在1970年后的多个国家内都看到了这一点。

学生的起义提供了火种，点燃了工人阶级多年来悄悄积累的不满情绪。虽然法国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不到四百万，但有一千万人占据了工厂、矿山和办公室。法国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心灰意冷。政府确实知道如何应对，并且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戴高乐总统告诉美国大使：“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这并不夸张。如果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愿意的话，法国工人可以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他们。但以社会主义纲领改造社会不在他们的计划内，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1968年6月，经过三年的审议，多诺万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英国工会的报告。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该报告将核心问题确定为非官方罢工的蔓延，据估计，在1960年至1968年期间，非官方罢工占所有罢工的90%。当然，这个“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冲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冲突的反映。它的根源不在于工会的做法，而在于阶级斗争本身。委员会的建议是试图改变阶级斗争，使力量的平衡向有利于雇主的方向倾斜。

为了减少非官方行动，它敦促将半官方的工厂代表运动（多诺万估计有175,000人）进一步纳入工会机制。最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使工会领导层更有效地监督自己的普通会员。但令资本主义报刊感到失望的是，委员会站出来反对对工会进行法律制裁，而是建议采取自愿的方式。与此同时，保守党发表了它自己的关于劳资关系的报告——无害地题为《工作中的公平约定》——主张引入反工会的法律——这是未来的预兆。

取代纷争

然而，在7个月内，令劳工运动大为震惊的是，劳工部长芭芭拉·卡塞尔（Barbara Castle）发表了一份题为《取代纷争》（In Place of Strife）的白皮书。除了接受了《工作中的公平约定》中的许多建议外，这份文件远远超出了多诺万的建议。例如，卡塞尔建议设立工会和雇主协会登记处，并设立劳资法庭。它还设想了“罢工冷却”期和对工会的罚款。据政府称，该立法将“使国务大臣能够通过命令要求有关人员在28天内停止违宪的罢工或停工。”而且，“委员会将有权对雇主、工会或个别罢工者处以它认为适当的经济处罚”。[8]

这是一个试图引入反工会立法的工党政府！正如预期的那样，“取代纷争”本身就在整个工运中制造了大规模的纷争。各方都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包括工会和工党。“《取代纷争》白皮书引起了许多分裂和痛苦。它震动了工运”，琼斯说。选区工党召开特别会议，召集国会议员进行解释。抗议声此起彼伏地涌向工党总部运输大厦。南威尔士的矿工俱乐部甚至威胁说，如果“卡塞尔法案”成为法律，他们将脱离工党。

“哈罗德·威尔逊热情地支持这些建议，但工会却对其感到愤怒”，卡塞尔在她的日记中承认，“他们不无道理地声称，保守党会以我的建议为借口，对工会施加非常不同的法律限制。”工党的议员们动员起来抗议。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我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一些内阁部长公开反对我。其他曾支持我的人，开始冷落我...但苦涩依然存在。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了损害。”[9]

全国工程师联合会和运输和总工会要求召开工会联盟召回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这些反工会的攻击。但主旨来自基层。在共产党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来对抗新的提案，即保卫工会联络委员会（Liaiso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Trade Unions ，LCDTU）。这个机构背后吸引了各行各业广泛的工会活动家和激进份子。1969年11月，保卫工会联络委员会会议发出了12月8日全国行动日的号召，100多万罢工工人响应了这一号召。这是自总罢工以来的第一次政治罢工，开启了英国工会运动的新时期。

杰克·琼斯回忆起在契克斯阁的一次内阁会议，当时芭芭拉·卡塞尔也在场。“芭芭拉相当精明，试图对付斯坎伦和我。我们再次被告知，‘公众正在寻求对非官方罢工者采取行动。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你们失去机会了，伙计们！’。当他们解释他们对工人会如何采取‘刑事制裁’的态度时，采取了最接近和解的语气。‘不，’芭芭拉说，‘没有人会坐牢。可以处以罚款，但会作为民事债务来收取。”[10]但这一细微的细节并没有骗过任何人，尤其是工会，他们没有心情让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

在下面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工会联盟站出来反对政府拟议的法案。1969年5月1日，大约150万工人采取了罢工行动，加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抗议和游行。6月召开了一次紧急工联大会——这是50多年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特别大会——开会制定行动计划。到1970年4月，反工会法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55名工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约40名议员弃权。这被证明是最后一根稻草。工会、行业委员会、工厂代表委员会和地方工党对工党政府的压力非常大，政府被迫退让，放弃了立法。这场反对“原地纷争”的斗争导致了工运的相当激进化，这也为随后五年反对保守党反工会立法的运动进行了预演。

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国家煤炭局关闭了62个矿井，是历年关闭数量最多的一年。劳动力从1959年的692,700人缩减到1968年的365,000人。从国有化时的近1000个矿井，到关闭后的317个矿井。在1964年至1968年期间，矿坑数量减少了40%，劳动力几乎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石油作为动力来源的使用增加，以及矿井迅速引入机械化。动力煤的比例从1957年的23%上升到1968年的92%。由于需要生产更多煤炭的矿工减少，他们只是被告知“没有经济效益”的矿井将被关闭。那些被裁员的人可以选择裁员或转移到另一个矿井，就像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工业吉普赛人”一样，矿井的关闭迫使他们迁移。

破坏矿工的工作是对当时的全国矿工工会领导层——不仅是右翼（工党），而且是共产党——的恶劣反映。多年来，他们一直奉行温和政策，正如矿工历史学家维克·艾伦（Vic Allen）所解释的那样，“共产党员，如1959年起担任总书记的威尔·佩恩特（ Will Paynter）、接替佩恩特担任南威尔士矿工主席的比尔·怀特海德（Bill Whitehead）、苏格兰矿工主席亚伯·莫法特（Abe Moffat）和接替他的兄弟亚历克斯（Alex Moffat）以及其他在煤场担任官职的人，继续主张工会与国家煤炭局合作政策的连续性。”艾伦接着说：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那些作为他们政治对手的人，如工会主席西德尼·福特（Sidney Ford）、约克郡地区主席萨姆·布洛（Sam Bullough）、中部地区主席杰克·拉利（Jack Lally）等人意见一致。工会在它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上，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派别分歧。在收缩问题上，工会坚持认为，关闭哪个矿井、何时何地关闭是管理层的特权。工会的干预只是为了通过协助减轻关闭矿坑可能造成的困难来促进关闭矿坑”[11] 

从1962年起，尽管矿区缺乏替代性工作，但几乎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关闭矿井的抗议活动。采矿业的罢工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967-68年的《国家协调委员会报告》记录了“因争端而损失的产出急剧减少”。没有一起因裁员而引起的工业纠纷记录。工会与国家煤炭局几十年来的这种合作的结果，也把矿工从战后工资排行榜的首位，推到了1970年的第十二位。这些因素在英国煤田产生了新的抗争情绪。

不满情绪增加

在约克郡煤田，不满情绪开始浮出水面，一个非官方的左派（“论坛”）开始挑战领导权。在巴恩斯利，一位年轻的面工和前共产党员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在论坛和日益增长的反对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68年12月，佩恩特退休，左派候选人戴利赢得了全国书记的选举。这时，工会内部发生了变化，不是因为裁员问题，而是地面工人的困境，他们比地下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少。南威尔士矿工在1969年5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减少地面工人的工作时间，必要时采取罢工行动。

来自整个煤田的矿工向全国会议进行游说，因为就这一问题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10月13日，约克郡首先爆发了非官方罢工，当时该地区除一个矿井外，所有矿井都采取了工业行动。第二天，约克郡所有矿坑都处于停工状态。尽管受到国家煤矿局的威胁，尽管戴利恳求矿工们重返工作岗位，但罢工还是通过通过飞行纠察队蔓延到苏格兰、南威尔士、德比郡、肯特郡、诺丁汉和中部地区，最终涉及超过13万名矿工。在罢工进行的同时，全国性的工资谈判也在进行。尽管国家煤矿局拒绝在工时上让步，担心基层的自发运动，但他们还是完全同意了全国矿工工会的工资要求！1969 年的非官方罢工证明了这一点。1969 年的非正式罢工将被证明是工会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未来战斗的预演。

此时，多诺万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即设立劳资关系委员会，作为控制工会权力的一种手段。这原本是卡塞尔提出的《取代纷争》立法的一部分，遭到了工党和工会运动的强烈反对。但“共产党人”佩恩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把它描述为“一个有用的、建设性的机制”，是实现劳资关系现代化的“理想工作”。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下阶级合作与和谐的工具，是将雇主、工会官员和工厂代表的利益粘合在一起的手段。

佩恩特觉得劳资关系委员会非常有吸引力，于是在1968年2月，他接受了劳资关系委员会负责人的职位，年薪6500英镑（而地面矿工的周薪为15英镑），并与福特公司前人事总监莱斯利·布莱克曼（Leslie Blackeman）等人坐在一起，他梦想着制定臭名昭著的惩罚条款，以取缔非正式的罢工。然而，据佩恩特说，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受政府和大企业的干预！当保守党重新上台提出自己的反工会立法时，佩恩特辞职了，他评论说：“这种措施更可能是煽动而不是安抚...劳资关系和工会与雇主的关系不可能因这种政治操作而得到帮助。”[12]但这些法律与“操作”无关，而与阶级利益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地位有关。劳资关系委员会是佩恩特所赞成的“自愿”方式，而保守党则想更进一步，把工会领袖与国家捆绑在一起。

到了1968-69年期间，威尔逊政府贬值英镑后的“止损”政策和物价上涨，激起了一些关于工资的罢工。1968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女机械师为争取同工同酬举行了罢工。对机械师的歧视是该公司对妇女更普遍歧视的表现。在38,000名男性生产工人中，有9,000名是C级工人——大约是四分之一。在850名女性生产工人中，只有两名属于C级，即每400人中才有一名。即使包括技术和办事员在内，C级也只有12名妇女，而D级和E级这两个最高级别中根本没有妇女。

这些女工是劳动力中受压迫最严重的部分，她们的战斗情绪先于正在发展的一般战斗情绪。接下来的2月和3月，福特公司的工人为工资问题进行了全国性的罢工。休·贝能（Huw Beynon）写道：“1969年的罢工也可以看作是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运的一个转折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党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对罢工者和杰克·琼斯领军的工厂代表越来越敌视。这预示着选举的失败，预示着1970年代的罢工将更大、更长，并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下进行。”[13]

继汽车工人的例子之后，9月份，尘土工人就工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争取到了每周20英镑的工资。这些罢工反映了在多年的克制、工资冻结和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之后，出现了新的战斗情绪。事实上，1970年在罢工中损失的天数比192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在被工党政府辜负后，工人阶级再次开始转向工业战线，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

皮尔金顿

1970年4月，兰开夏郡圣赫伦斯的皮尔金顿玻璃厂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罢工。工人们是普通和市政工人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受官僚控制，站在工运的最右边。它的总书记库珀勋爵也有其他外部利益，如伦敦商业研究学院院长、约克郡电信公司董事、国家港口委员会主任等。按照右翼"民主"的传统，他对工会进行了重拳治理。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皮尔金顿支部有7400名成员，是全国最大的支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的支部会议不对普通会员开放，而只对工厂代表开放。谈判是在联合工业委员会内进行的，该委员会受工会专职官员的监督和严重影响。

在皮尔金顿的主要工厂，一场自发的非官方罢工，因为奖金工资的问题，迅速蔓延到其他部门。工人们要求增加10英镑的工资。起初，工厂代表们要求恢复工作，但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宣布在分公司一级正式罢工。反映了工人队伍中巨大的不满情绪，罢工迅速蔓延到全英国其他皮尔金顿工厂。一周之内，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全国官员出面干预，要求取消罢工，但遭到了坚决的反对。联合工业委员会匆匆召开，建议——加薪3英镑——但罢工者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原本在斗争中起着中继作用的老工厂代表被推到一边，由负责罢工的“基层罢工委员会”取代。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领导人现在与皮尔金顿资方结盟，他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叫停工业行动，但都惨遭失败。然而，5月16日，在当地教会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一小部分人投票赞成恢复工作。在来自工会联盟的压力下，基层罢工委员会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取消罢工。

工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工会官员的花招极为不满。基层罢工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进行一场严肃的斗争，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工会，使其成为会员的真正工具。不幸的是，许多工人受到极左派团体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怂恿，脱离了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社工党制作了题为《普通及市政工人工贼会》（NUGMWU Scab Union）的传单，以及一本小册子，其中主张：

“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能从内部进行改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右翼官僚机构在宪法中设置了许多安全防护措施，以防止激进份子进入有影响力的职位，因为规则禁止各支部之间的组织，而且历史表明，全国选举委员会可以砍掉和重新组织它不喜欢的政策等的任何支部。”[14]

我们已经多次听到这样的论调：工人不能从内部改变工会，唯一的答案是分裂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工会等等。这种分裂对工会来说总是有害的，因为工会的唯一力量就是团结。组建少数“左派”工会的企图只是为了加强官僚主义的束缚，削弱左派的力量，同时在工人中播下分裂和混乱的种子。最终的结果总是一样的：非工会主义的增加。许多工人完全退出了工会。而新的“左派”工会，如果能存活下来的话，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右派，扮演反动的角色。另一方面，多数工会最终会对来自下层的压力作出反应，旧的官僚会退休或被更激进的份子所取代。这正是这里的情况。

基层罢工委员会改名为皮尔金顿临时工会委员会（Pilkington Provisional Trade Union Committee），约有3500人退出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由于《布里德林顿协议》，他们被拒绝加入运输和总工会。到6月底，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玻璃和普通工人工会（Glass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GWU）。皮尔金顿资方和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官僚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以一种丑恶的方式来破坏这个新工会。8月，玻璃和普通工人工会实施加班禁令，导致考利山工厂停工和短暂罢工。这导致480名工人被解雇。一些人后来被重新雇用，但仍有130人被解雇，其中包括玻璃和普通工人工会的领导人格里·考维（Gerry Caughey）和约翰·波特（John Potter）。几周内，分离出来的工会就被清算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受害的工会积极份子被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日后无法求职。

那些在没有捷径的地方寻求捷径的人，只是为了把比较战斗和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从他们不那么战斗的兄弟姐妹中分离出来。皮尔金顿工会的分裂只是加强了右翼和工会官僚机构的地位，一举消灭了对其权威的任何潜在挑战。

托洛茨基在战前就指出：“急躁的左派份子有时会说，要赢得工会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官僚机构利用组织的内部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最基本的阴谋、镇压和纯粹的歪门邪道...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工会内呢？这种争论在现实中把自己贬低为放弃赢得群众的实际斗争，以工会官僚机构的腐败特征为借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必须从这种灾难性分裂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今后要避免这种分裂。

关于不可能改变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的论点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来自普通员工的压力迫使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领导人改变策略。皮尔金顿的正式工会分会被分为六个工厂分会，这次每个会员都有权参加会议。库珀勋爵提前退休，1973年由大卫·巴斯内特（David Basnett）接替，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更能响应普通员工的意见。这使工会向中左翼发展，并为民主改革打开了大门。其他行业的罢工越来越多地被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官方化——与过去完全不同。从1967年支付的27000英镑的罢工工资，到1971年，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的罢工工资数字上升到70万英镑。不幸的是，那些被极左团体误导的激进份子，本来可以作为催化剂把工会进一步推向左翼，但现在却被排除在工会之外，没有工作，也没有影响力。这是一场勇敢的斗争的悲剧性结局。尽管如此，巴斯内特的当选显然是罢工风潮的产物，它起到了使工会向更进步的方向转变的作用。

1970年是威尔逊政府参选的一年，被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工党的反改革时期使其支持者失去了信心，导致工党在1970年7月的大选中大量弃权。保守党政府的上台'构成了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开启了自19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斗争浪潮。

注释

[1] 威尔逊，《1964-1970年的工党政府：个人记录》（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 A Personal Record），伦敦，1971，P. 37

[2]《工党年报》，1966年，P. 163

[3] 《经济学人》，1965年6月5日

[4] John Prescott和Charlie Hodgins，《拒绝出海的海员们》（Not Wanted on Voyage：The Seamen's Reply），1966年6月，全国海员联盟船体争端委员会出版

[5] 杰克·达什（Jack Dash），《兄弟们，早安！》（Good Morning Brothers！），伦敦，1970，P. 164

[6] 琼斯（Jack Jones），《工会男人：我的自传》（Union Man - an autobiography），P. 175

[7] Petting，《工党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伦敦，1972，第147页

[8] 《取代纷争》，P. 21, 37

[9]卡塞尔，《卡塞尔日记1974-76》（The Castle Diaries 1974-76）伦敦，1980，P. 3

[10] 琼斯，同上，P. 204

[11] Alien，《英国矿工的战斗意志》（The Militancy of British Miners），伦敦 1981，P. 63-4，

[12] Will Paynter，《我的世代》（My Generation），伦敦，1972，P. 156-161

[13] Beynon，《为福特工作》（Working for Ford），伦敦，1984，P. 248

[14]《皮尔金顿争端》（The Pilkington Dispute），国际社会主义者小册子，1970

“关闭大门！”

1970年6月希斯的大企业政府上台，是对工运的重大挑战。其结果是英国的工业和政治气候发生了转变。希斯决心扭转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他开始驯服工会，并执行一项大幅削减生活标准的计划。这实际上构成了希斯政府对战后“共识”的放弃和对工人阶级的宣战。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将成为“反革命的鞭子”，它有助于发动50多年来最盛大的工人阶级运动。

英国资本主义长期以来一直遭受着相对的经济衰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落后于真正的胜利者——美国和苏联，已经沦为二流强国，现在面临着进一步降级的威胁。在1945年至1970年期间，她的工业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1.5%，而美国和德国为3%，日本则为近4%。同期，英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25%下滑到10%。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分别为每个工人3万英镑和2.3万英镑，而英国只有7500英镑。相比之下，英国工业的利润率也明显偏低。在1964年至1970年间，英国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从12%急剧下降到6.8%。这种被誉为“英国病”的衰弱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的短视，与对手相比，英国统治阶级顽固地拒绝把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的利润再投资于重新装备工业。至此，英国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寄生阶级，这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的长期影响。

在截至1979年的一百年里，联合王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相比之下，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增长了7倍、10倍和50倍。大英帝国受保护的市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上升，都起到了掩盖英国资本主义衰退的作用。然而，当英国的竞争者发展其生产能力时，英国的相对衰落仍有增无减。统治阶级把所有的弊端都归咎于“懒惰的英国工人”和工会的“限制性做风”，他们试图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通过减少“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希斯政府开始时充满信心。然而，考虑到工人组织的力量，这比最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保守党的早期攻击把阶级斗争带到了创纪录的高度。工人阶级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被惹怒，便会作出愤怒的反应。随后的运动节奏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四年内，工业斗争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推翻了民选政府。

希斯现在决心恢复英国的利润率，英国的成功也随之而来。由于利润来自于无偿劳动，工资不得不下降。就业部长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通过抑制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增长来确定步伐，并鼓励其他雇主效仿。

紧急状态

然而保守党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在上台后的一个月内，他们被迫实行紧急状态令，以处理全国性的码头罢工——这是1926年以来第一次正式罢工。尽管政府威胁要动用军队，但“人员调查组”还是介入，并建议政府提高工资待遇，随后码头工人代表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1970年9月，政府面临第二次考验，当时有25万地方当局的工人举行罢工讨薪。公共职工工会领导人伯纳德·迪克斯（Bernard Dix）后来回忆说：

“在1970年罢工后的三天内，我们被传唤到议会主席大人面前，当时是威廉·怀特劳（William Whitelaw），他说如果我们不让人们重新从事下水道工作，他们就必须召集军队镇压。我们告诉他们，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令政府惊愕的是，另一个调查委员会判决资方应接受大部分地方工作人员的要求。

在工业战线上，保守党的挫折似乎堆积如山。一次非官方的矿工罢工确保了每周3英镑的涨幅。电力供应工人在宣布紧急状态后获得了约15%的涨幅，白金汉宫内的女王被迫“点蜡烛才能喝茶”。在私营部门，福特公司的工人赢得了两年内每周8英镑的涨幅。政府唯一的成功是击败了由极其温和的汤姆·杰克逊（Tom Jackson）领导的长达7周的邮政工人工资罢工。争执期间，他威胁要卖掉工会总部的每一块砖头才肯让步。但最后他反而出卖了工人。政府在影响电力供应、铁路工人和垃圾收集者的纠纷中，较不成功。

然而，保守党战略的“圣杯”是新的《劳资关系法案》（Industrial Relations Bill），它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会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工会机器与资本主义国家纠缠在一起的趋势已经被打破。事实上，事情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工会成员的压力对领导层产生了影响。保守党的立法，与《取代纷争》一样，旨在迫使工会领导人以法律惩罚相威胁，来警戒自己的“不守纪律”的会员。正如预期的那样，该立法的主要方面比《取代纷争》走得更远。这些方面包括：

（1）将封闭型企业（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企业）非法化。
（2） 工会向登记处登记，作为保持某些法律豁免权的条件。登记将使工会受到可召集罢工的守则的约束。这将对会员施加限制，以避免因“不公平的工业做法”而对工会提出索赔。任何人，即使是在被法案视为“不公平”的正式罢工中，也不能“被该组织开除、纪律处分或歧视，无论规则如何”。
（3）所有集体协议将被当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4）如果争端威胁到“国家的生活”，则在行动前进行强制性投票。任何雇主都可以对工会和工会成员提出赔偿申请，理由是他们犯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罪行。
（5）允许国务大臣有权下令推迟罢工行动（“冷却”期），最长60天。
（6） 只有在劳资关系委员会进行调查后才承认工会。全国劳资关系法院将拥有这样的权力，即工会规则手册和资金将任由其摆布。
（7）取消对同情性罢工的法律豁免权。未注册的工会，如工厂代表委员会，将完全没有法律保护，并可能受到严重的罚款。

在工运内部，《劳资关系法案》被称为“工贼宪章”。一场群众运动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主要是由英共煽动的保卫工会联络委员会组织起来的，目的是要挫败保守党的立法。工会联合会和议会工党都站出来反对该法案。虽然工联拒绝了针对政府的罢工行动，但1970年12月8日，保卫工会联络委员会组织了60万工人的大规模非官方抗议罢工。1月12日，50万工人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抗议日。2月21日，30万名工会会员在伦敦举行了“取消法案”的示威活动。

工会联盟总理事会上那些反对示威的疑虑重重的托马斯们彻底傻眼了。“你很清楚，杰克，人们不会参加这种事情，除非他们得到报酬”，砖瓦工工会的乔治·洛锡安（George Lowthian）表示。但事实证明，这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正如工会联盟当时的报告：“这是自130年前宪章派推动工人要求投票权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左翼的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AUEW），从3月1日开始号召了一系列为期一天的罢工，200多万工人采取了反对保守党政府的罢工行动。这些都是公开的政治性罢工。

在3月的工会联盟特别会议当天，300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到那时为止，这是自1926年总罢工以来最大的罢工。会议"强烈建议"竞争性抵制保守党的反工会立法。在9月的工会联盟上，通过了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和运输和总工会提交的决议，指示工会不要向政府的注册官登记。少数工会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这一决定，而一些小工会则因不遵守这一决定而被开除出工会联盟。

在1970年7月至1974年7月期间，反对《劳资关系法》的政治抗议罢工造成了300多万工作天的损失，反对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罢工损失了100多万天，反对政府收入政策的罢工损失了160万天。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斗表现，也是几代人都没有看到的工人阶级信心的高潮。

1971年夏天，上克莱德造船厂（Upper Clyde Shipbuilders，UCS）发生了一场挽救工人工作的群众运动，该厂面临彻底关闭的威胁。这个由工党政府在1966年成立的人工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遭受了英国造船业的普遍衰退。自成立以来，UCS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摇摇欲坠。工党没有将该行业收归国有，而是倾向于盘活公共补贴，并在更有效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对该行业进行重组。尽管裁减了30%的劳动力，并将船厂的生产力提高了85%，但在五年内，UCS再次面临破产和关闭。

保守党开始拆分这个行业，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以1英镑的名义卖给了亚罗造船公司（Yarrow），作为回报，亚罗得到了450万英镑的贷款作为“甜头”。最终，纳税人的钱很快全部用完。保守党政府拒绝了老板们提出的新的补贴要求，调查委员会建议关闭UCS四个船厂中的两个，损失约6000个工作岗位。

UCS的工人——已经生活在高失业率地区——拒绝接受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为了应对资方强制关厂的威胁，在堆场组织了一次“强行上工”，并在苏格兰各地举行了两次为期一天的团结罢工。这对各地的工人都是一种鼓舞。从英国的一端到另一端，支持和资助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尽管UCS工人的英勇行为，他们的领袖吉米·艾尔利（Jimmy Airlie）和吉米·里德（Jimmy Reid），都是共产党员，却想把抗议行动限制在“强行上工”。他们反对将占领行动扩展到全国其他货场的想法。这样一来，就失去了通过大规模运动迫使造船业国有化来保障所有造船工作的机会。

国有化的想法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巨大的压力下，希斯政府已经在1971年2月“一下子”将危机四伏的劳斯莱斯国有化了，用希斯的名言来说。如果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他们可能会被迫对造船业做同样的事情。占领的范围本来可以扩大到天鹅猎手、卡梅尔-莱尔德、哈兰德和沃尔夫，以及整个造船业。不幸的是，行动仅限于UCS。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其中3个船厂并入高万造船厂，并获得3500万英镑的赠款，第4个船厂出售给马拉松，并获得1200万英镑的赠款。1972年7月，工业部长约翰-戴维斯被迫保证“在5年内或在高万公司站稳脚跟之前给予其支持”。尽管如此，2000名UCS工人还是在这笔交易中失去了工作。最终，艾尔利最终成为全国工程师联合会的国家专职官员，而里德则转为右派，成为一名记者和媒体人。

然而，UCS的斗争迫使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保守党一直奉行对“跛脚鸭”产业不提供补贴的政策。首先是劳斯莱斯危机，然后是UCS的斗争，正如尼古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后来承认的那样，由于担心社会后果，政府不得不放弃这种对“跛脚鸭”产业的残酷政策。

联合工会的“强行上工”是对所有面临裁员的工人的一种激励。随着1971年经济衰退期间劳动力的动荡，失业率急剧上升。在1971-72年的冬天，失业率是1939年以来最高的——促使工联组织了全国性的议会游说。面临倒闭的工人的反应是英国各地的工厂占领和静坐的浪潮。继1971年最初的高涨之后，随后几年发生的占领或“工潮”不下200次。最突出的是。邓巴顿郡的Plessey，Fisher Bendix，Don Steel Works，伯明翰的Pressed Steel Fisher，Briant Colour，BSA，Norton Villiers Triumph，Basingstoke的Thorneycroft，Allis Chambers，Seiko Time，Scottish Daily Express等企业。这种阶级斗争的上升曲线代表了可能是自1910-12年“大动乱”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工业高潮。

1972年矿工罢工

1972年对工运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1972年初，希斯政府面临着自1926年总罢工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全国矿工罢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坑头投票的结果是58.8%的多数支持工业行动。1月9日，鉴于当时的高通货膨胀率，以及矿工工资低于全国工资联盟的水平，全国矿工联盟的28万名成员采取了行动，要求增加47%的工资。在行动之前，还被禁止超时工作两个月。尽管右翼仍以26比8的比例在全国矿工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地区一级，年轻的激进份子已在整个煤田挖掘出不满情绪。尤其是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约克郡煤田，1969 年非官方罢工中形成的机动纠察队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由于其他行业的工会会员遵守工会联盟的指导方针，尊重全国矿工联盟的纠察线，煤炭运输被停止。1972年1月和2月的矿工罢工对增强工人阶级的信心和反过来削弱统治阶级的信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斯首相认识到，“稳妥地处理争端对于政府继续成功压低工资水平至关重要”。希斯曾考虑对全国矿工联盟动用军队，但担心这会加剧和加深罢工。但是，他在内阁中坚持说：“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到政府的软弱”。然而，政府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瘫痪了。一份绝密的内阁报告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如果这种态度被压得太紧，社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换句话说，保守党可能面临一场社会爆炸，甚至是另一次总罢工。

矿工工会像一个人一样游行。由于矿井完全停产，井口不需要设置纠察线，因此注意力转向煤炭库存。与过去相比，由于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普及，使用机动纠察队更加有效。多达300个纠察队中断了苏格兰发电站的煤炭供应。这个故事在肯特郡、南威尔士、德比郡和约克郡重演。矿工们希望电力工人能和他们一起参加自己的薪资保卫战，但他们于2月7日独立达成了和解。

“在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下，矿工们的壮丽斗争把他们逼到了墙角，”当时正在南威尔士给矿工提供援助的艾伦·伍兹（Alan Woods）写道，“保守党政府用盲目的阶级仇恨进行了抨击。希斯和公司的恐慌措施旨在通过让工人同胞反对他们来打击矿工重返工作岗位。希斯为老弱病残和数百万将因政府的措施而下岗的人的命运而流下的鳄鱼眼泪，但是他将骗不了任何人。”

他接着说：“矿工的罢工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鼓舞。”矿工的罢工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鼓舞。工会和劳工运动的每个部分都对矿工给予了实际的援助。就连保守党的报刊也不得不反映出数百万普通人的大量同情。

“是时候让工会联盟跟随普通工人的步伐了！必须利用1000万工人的组织力量迫使保守党政府退缩。”

“大企业政府准备给数百万人造成可怕的痛苦，以压制矿工和整个劳工运动。只有工联有实力动员反攻。已经有部分工人举行了声援矿工的同情罢工。让工联号召举行一天的罢工，以支持矿工！”[1]

下面的声援行动开始蔓延。2月1日，约150名男子在伯明翰的英国利兰子公司S.U.化油器公司采取了自发的罢工行动。他们认为每周从工资中拿出1英镑是不够的。正如艾尔代（Iredale）弟兄（他是运输和总工会地区委员会的成员）所说的那样：“矿工们不会靠善意的言辞和募捐获胜，只有通过迫使政府退让才能赢。”这次罢工是整个行业支持矿工的表现。这是西米德兰地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罢工的前兆。

罢工矿工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伯明翰绍尔里（Saltley）煤气厂的焦炭库，这是该地区最后一个保持开放的大型燃料库。门口的纠察队人数稳步增加。2月8日星期二，1800名米德兰汽车运送工人罢工，以示对矿工的同情。第二天，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周四，米德兰工程行业约200名工厂代表开会，号召4万名工程工人采取声援行动，并举行大规模游行，到萨勒利驱逐区关闭工厂。西伯明翰全国工程师联合会地区委员会的书记表示。"“们看到了去年发生在邮政工人身上的事情。我们不会让它发生在矿工身上。”[2] 

绍尔里大门

伯明翰的4万名工程工人几乎全部罢工，气氛非常热烈，约有1万人在萨勒利门游行。他们在门口加入了2000名矿工的行列。执勤的1,000名警察完全无法负荷。

“一开始我们只有十个人，然后是二十个，五十个，五百个，最后是一万个”，鲍勃·麦基（Bob McKee）在大门外报告。“这就是绍尔里焦炭仓库外的纠察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邓禄普、英国利兰、罗孚、Drop Forge、GEC等公司的人都在那里。伯明翰工业处于停顿状态，上万人涌入库房外的广场，阻止了交通的流动。警察关闭了当天的大门。胜利是我们的。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喜悦、解脱和团结的感觉。我带来的传单被完全陌生的人一捆一捆地从我手中夺走，他们为我分发传单——这就像1917年彼得格勒的情况一样！”[3]

亚瑟·斯卡吉尔也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有些小伙子...有点沮丧...然后山那边来了一个横幅，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跟着一个横幅走。目光所及，只是一群人在向萨特利进发...我们的小伙子们情绪激动地在空中跳跃——奇妙的情形...我开始高呼...‘关门！关门！就像看足球的观众一样。”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伯明翰的警察局长下令关闭了仓库的大门。这将是一个转折点。到2月14日，燃料供应如此之低，以至于许多工业被迫改为每周三天。保守党政府被这场运动的规模吓坏了。内政大臣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后来被问及为何不动用军队协助警察。他回答说：“我记得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被派去，他们是应该带着装满子弹的步枪还是不带子弹的步枪去？’无论哪种做法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他通知保守党内阁：

“强制关闭该厂是对天然气委员会和煤商合法活动的暴力的胜利。这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工人中的）战斗派通过聚集大量人群，可以轻易地蔑视法律而不受惩罚，因为试图执行法律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混乱。”

政府惊恐万分，迅速成立了以威尔伯福斯勋爵为首的调查法庭来解决争端。调查法庭在周三结束了听证会，周四写了报告，周五公布了调查结果。他们宣布矿工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这对这样一个机构来说一定是一个速度记录。最后，当威尔伯福斯调查（“我们认为矿工在这个特殊时期有获得特殊待遇的正当理由”）建议给予20%的可观薪酬奖励时，全国矿工联盟执行层以14票对11票投票决定暂停纠察，罢工被叫停。内阁大臣惠特洛说：“即使如此，在唐宁街会谈中，全国矿工联盟还要求进一步让步，然后才达成和解”[4]。希思别无他法，被迫让步。矿工们突破了政府的薪酬政策。矿工们在附带福利的情况下，总共获得了21%的涨幅，面工4.5英镑，地面工5.00英镑，地下工6.00英镑，最低分别为34.50英镑、23.00英镑和25.00英镑。在加班费、交通补贴、轮班费等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

惠特洛讲述说，“在保守党内外，这次失败被看作是对政府的羞辱。”[5]《泰晤士报》作为大企业的典型机关，代表统治阶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自丘吉尔爵士以来，每一位首相通常都会透过施加压力来解决工资纠纷，而不是面对全国性罢工的后果...希斯先生的工作方式正好相反。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这次煤炭罢工到目前为止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如果由于威尔伯福斯报告而得到解决的话，其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只是如果没有真正下定决心抵制工资上涨所造成的损失的一小部分。如果不准备面对重大的、具有破坏性的罢工，就真的没有办法与工资调涨作斗争。”[6]

《泰晤士报》的这一赤裸裸的事实结论，生动地揭示了雇主及其“强大”的政府已经向工会宣战。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希斯的性格，事实证明，他的性格相当软弱，而是源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糟糕状况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

虽然矿工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工会本可以实现其全部要求。然而，矿工们在政府和工会领导人20多年的不兑现承诺后，还是勇敢而坚定地进行了斗争。1972年罢工后，强硬面孔的保守主义政策已经一败涂地。他们完全错估了矿工的决心和其他工人阶级的团结。这次胜利鼓舞了其他阶层的工人，他们也被推到了捍卫自身条件的最前线。

矿工们恢复了战斗传统，为今后的劳资纠纷奠定了基调。大规模的纠察，尤其是对发电站的纠察，是矿工胜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其他部门将效仿的榜样。对许多工人，特别是矿工来说，1972年的罢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是对1926年耻辱性失败的公正回报。

注释

[1] 《战斗报》，1972年2月18日

[2] 《金融时报》，1972年2月10日

[3] 《战斗报》，1972年2月18日

[4] 《惠特洛回忆录》（The Whitelaw Memoirs），伦敦，1989，P. 124

[5] 同上，P. 125

[6] 《泰晤士报》，1972年2月15日

通往潘顿维尔的道路

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工人阶级胜利中，1972年的矿工罢工是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自这世纪初以来，矿工一直是英国所有重要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然而1926年的失败给矿工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看到自己的社区被饥饿和失业所折磨。经过几十年的低调，矿工们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了统治阶级一个血淋淋的鼻子。这是他们对过去的惨败的报复。此外，由于他们历来被视为英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矿工的胜利被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胜利。

矿工的胜利在上流社会敲响了警钟。政府对工业和民间混乱的普遍蔓延深感担忧。矿工罢工几周后的一份政府秘密报告显示：“大多数厂房内工人对无法无天的风险缺乏认识，很容易被意图颠覆的相对较少但精力充沛的份子所引导。”另一位观察家保罗·费里斯（Paul Ferris）说。“工会运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左倾...‘直接行动’等利用工会达到政治目的的思想在半个世纪后又重新抬头。”[1]

1972年春，在理查德·毕晓普（Richard Bishop）准将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内紧急情况应变组（Civil Contingencies Unit），以处理任何此类潜在的混乱。 国内紧急情况应变处是保密的，成立十年后官方仍然否认它的存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透露，“到1973年初，部长们已经详细估计了16个关键行业、它们的破坏能力、它们对国家福祉的重要性以及在罢工时使用替代性军事劳动力的可能性。”[2]

1972年春天，在铁路上发生一些麻烦之后，码头上爆发了一场战斗。保守党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想要废除保护码头工人不受成为临时工屈辱的全国码头劳工计划。然而，保守党内阁还是决定不推进这项计划，因为根据一份内部报告，“工会官员难以保持控制地方日益增长的工人战斗情绪”。然而，他们的谨慎态度被以下消息打乱了：两家运输公司Heaton's和Craddock's对运输和总工会采取了法律行动，因为它允许其成员（非正式地）抵制其运输业务，以抗议集装箱化。

在保守党法官约翰·唐诺森（John Donaldson）爵士主持下的全国劳资关系法院（NIRC）一如既往地宣布，运输和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乘务员在Heaton码头公司的行为负有责任，并违反了法律。鉴于工会政策，运输和总工会拒绝出席法庭听证会，并因藐视法庭被罚款5000英镑。然后在罢工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又追加了5万英镑的罚款，并威胁说如果工会不遵守取消抵制的命令，工会的资产将被全部查封。资本主义法院已经下了战书。但是，工会领导层没有呼吁运输和总工会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因为这样做会使国家在几小时内完全停顿下来，而是决定向工会联盟提起诉讼。

如果工会领导人一开始就向自己的员工发出保护工会的呼吁，毫无疑问，他们会得到热烈的回应。然后再向其他工会发出声援的呼吁。以运输和总工会的规模和影响力，单单这个工会的罢工就相当于总罢工。但领导们并没有做好这种摊牌的准备，于是决定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路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杰克·琼斯说，“工会被夹在魔鬼和深蓝大海之间。码头工人要求举行全国性罢工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孤立无援的威胁对运输和总工会的存在构成了挑战。由于运输和总工会的规模，它非常脆弱，但我仍然相信，整个工会运动的集体反应可以击败这一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当总理事会向它阐明必须支持运输和总工会，使其承担藐视法庭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时，一些成员——据一位评论员说——‘像被枪弹吓到的兔子一样逃跑’。我提出的一项动议——‘建议运输和总工会继续执行不与全国劳资关系法庭合作的政策；任何涉及的经济处罚由工会联盟负责；并为此目的组织一个基金——被主席裁定为不符合程序。’”

“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迪克·布里根肖（Dick Briginshaw）提出的类似动议被搁置。总理事会的多数人决定对冲；建议运输和总工会支付罚款，并决定，’在对工会或其成员采取攻击行动时，工会应有权在不事先与总理事会协商的情况下，派代表参加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为了给让工人接受这项妥协，总理事会还同意，在运输和总工会的情况下，‘工会联盟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财务责任。’事实上，到了关键时刻，工会联盟只向运输和总工会支付了微不足道的2万英镑。这笔钱是勉强提供的，我把它当作象征性的东西接受了，而不是和维克·费瑟（Vic Feather）认真在做肮脏买卖。我感到很失望。我当时意识到总委员会是一个多么薄弱的工具，并试图获得批准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便整个运动能够决定自己的立场。我说，有必要重新团结反对劳资关系法，并采取积极的政策，以表明运动是认真的。虽然我得到了斯坎伦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但我们还是以15票对11票被击败了。”[3]

杰克·琼斯是一个真正的左派领袖，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但他写道，运输和总工会的规模是“脆弱”的根源，这表明他缺乏对情况的正确理解。这表明即使是最优秀的左翼份子也对工会的队伍缺乏信心。几个星期后，码头工人们表明，他们显然准备与保守党政府进行斗争。但他们现在期待着来自高层的战斗性领导。不幸的是，没有这样的领导出现，工人们被迫自生自灭。

运输和总工会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琼斯不幸地主张支持工会联盟的路线。当执行委员会进行表决时，工会联盟支付罚款的决定是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的。对保守党反工会法的反对，如此英勇地从下而上，在运动的最高层却分崩离析了。然而，尽管领导层摇摆不定，码头商店的管家们仍然不服输，拒绝取消对运输公司的抵制。

潘顿维尔五人组

忧心忡忡的保守党内阁召开会议，审查形势，讨论策略。其1972年7月18日的备忘录承认：“一个非官方的工厂代表委员会仍然得到许多思想温和的码头工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讨论了各种选择：宣布紧急状态，基本食物配给，以及征用车辆在全国各地运输食物。但当内阁绞尽脑汁寻找解决办法时，事件发展开始超越他们。

运输业的老板们要求法院下令停止在乔达姆农场集装箱仓库工人的纠察活动，但被上诉法院驳回。然而，同样被封锁的米德兰冷藏公司却成功地提出了自己的禁令。听到这个消息后，这场纠纷迅速传遍了整个伦敦码头。根据私家侦探的证据，7月21日，5名码头工人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潘顿维尔监狱。随着“潘顿维尔五人组”的消息传开，工人阶级爆发了。4.4万名码头工人和其他13万名工人立即放下工具进行抗议。伦敦、利物浦、卡迪夫、斯旺西、格拉斯哥、布里斯托、费利克斯托、利斯、查塔姆、伊普斯维奇、米德尔斯堡甚至国王林恩的码头完全停工。这是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组织受到直接攻击所作出的宏伟的自发回答。

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从下面蔓延开来。斯旺西码头工人的发言人汤米·希尔顿（Tommy Hilton）说：“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码头工人的罢工，而是捍卫工会权利反对《劳资关系法》的罢工。”压力迅速增加，要求工会联盟总理事会采取行动。姗姗来迟，他们被迫（以18票对7票）宣布定于7月31日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这与工联总书记费瑟的陈词滥调完全相反，他在几周前曾将总罢工的想法斥为完全是一种幻想：“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意大利和法国，但不能发生在英国”，他说。

来自基层的奇妙运动有可能发展成一场全面的总罢工。要么保守党会做出大的让步，要么整个局势有可能失控。工会联盟不情愿地被迫将领导这场运动。他们希望把它引导到安全的渠道，但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一天的总罢工进行了，也不能保证它能持续24小时。整个局势极不稳定。

惊慌失措的保守党政府请来了官方律师，一个默默无闻的法律人物，来帮助他们摆脱危机。法律现在被重新解释为，法院要求工会，而不是个人纠察队，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潘顿维尔五人组立即被释放，而总罢工，令工会联盟领导人彻底松了一口气，被取消了。《泰晤士报》幽默地把保守党政府的行动比作一台“紊乱的老虎机，它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结果，大多是艰涩的”。

7月28日，当码头工人因工作安全问题再次罢工时，政府宣布再次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队打破罢工的问题被提出来，然后像烫手山芋一样被放弃。几天后，一个政府应急小组报告说：“动用军队可能带来货车司机和其他人员采取同情行动的危险，这将比目前的情况更具破坏性。”码头工人的全国工厂代表委员会加强了他们关闭所有使用未注册劳工的港口的运动。到8月中旬，保守党政府被迫接受了一项结束行动的协议。

关于《劳资关系法》的另一场小冲突发生了，1972年12月1日，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被罚款55,000英镑，原因是他们拒绝让詹姆士·勾德（James Goad）入会。勾德是个工贼，是个非专业的传教士和“个人自由权利”的“斗士”。工会拒绝支付罚款，结果罚款被法院从工会的资金中扣押。面对这种对工会运动的公然攻击，75万工人进行了非官方的罢工。然而，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的领导层只限于口头上的抗议。实际上，正如码头工人所展示的那样，削弱反工会法律的唯一有效手段只能靠积极的群众运动。但是，左右两派的工会领导人都不喜欢直接挑战保守党政府的前景，他们退缩了。

什鲁斯伯里审判

1972年，不仅发生了第一次正式的矿工罢工，而且发生了自1920年代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建筑工人罢工。各个建筑工人工会在1971年合并成了建筑、贸易和技术员联盟（Union of Construction, Allied Trades and Technicians，UCATT），他们举行了全国性的停工，要求每周35小时的工资为30英镑，并要求废除包工（所谓“自我合同”）。为期13周的罢工导致了工会组织的增加，并在建筑业谈判中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涨幅。同样，这场斗争的关键武器是使用机动纠察队，在建筑工地周围巡视，确保罢工的稳固。

保守党政府急于控制局势，制止大规模纠察活动。他们决定通过杀鸡儆猴，以恐吓、暴力和阴谋的罪名诬陷那些犯有大规模纠察罪的人，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希望这样做能阻止战斗的工人，并对其他人起到威慑作用。结果在北威尔士地区逮捕了二十几个主要建筑工人。对“什鲁斯伯里24人”的审判，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场政治审判。这是雇主联合会、政府和国家的蓄意阴谋，目的是陷害这些人，并向所有人表明，战斗是没有好处的。

“我听到法官说，这不是一个政治审判，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我用我的每一根神经驳斥这一点.”被告之一瑞奇·汤姆林逊（Ricky Tomlinson）说。“我期待有一天，真正的罪魁祸首麦克埃盘（McAlpines）、文佩斯（Wimpeys）、莱茵斯（Laings）和博维斯（Bovis）以及他们的政治团体被关在被告席上，面临着阴谋恐吓工人于合法实行纠察权利的指控。”

德斯·沃伦（Des Warren）也一样不甘示弱。

“邦布尔先生说过‘法律是一头驴’。如果他现在在这里，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显然是国家的工具，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用来对付大多数人的。”[4]

最后，有6人在资本主义法院被判犯有非法集会罪，3人被判犯有打架斗殴罪。在上诉中，殴打的指控被撤销。麦金西·琼斯（McKinsie Jones），沃伦和汤姆林逊被判犯有阴谋罪。后者分别被判9个月、3年和2年。在随后的审判中，有人向被告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承认非法集会罪，以避免被控串谋罪。一些人接受了这个协议，而另一些人则坚决拒绝。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亚瑟·默里（Arthur Murray）和迈克·皮尔斯（Mike Pierce）随后被判定犯有非法集会和私闯民宅罪，被同时判处6个月和4个月的刑期。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泰瑞·伦肖（Terry Renshaw）、约翰·西博格（John Seaburg）和蓝尼·威廉姆斯（Lennie Williams）再次拒绝承认非法集会罪。西博格被判定两项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6个月和4个月的缓刑，而伦肖和蓝尼·威廉姆斯则被判定非法集会罪成立，被判处4个月的缓刑。这些都是针对那些挑战雇主及其国家的人通过的阶级法律，就像针对托尔普德烈士或格拉斯哥纺纱工人的法律一样。现在和当时一样，这些人的精神没有被破坏。

沃伦在牢房里乐观地写道：

“我的家人和我本人从全国各地的同志和同事那里收到的所有其他支持信息让我非常有信心。我往往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倾向于正确看待诸如麦克·琼斯、汤姆林逊、我和我们的家人所处的境况等挫折，并以所取得的进展来衡量这些挫折。”

“通过他们对工会运动的攻击和工人对工会运动的反应，以‘释放三人’运动的形式，建立了新的联系、接触和友谊，正在形成像矿工斗争那样的团结，这种团结将持续到我们出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将使运动在继续斗争中得到良好的支持。由于这些原因，我相信我们在监狱里的时间不会白费，我期待着获释的那一天，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参加那场斗争，不是带着苦闷或报复的情绪，而是带着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英国的更坚定的决心。”[5]

骇人的是，尽管抗议运动开展了，但在1974年2月上台的新工党政府下，沃伦和汤姆林逊仍被留在监狱里服完剩余的刑期。后来叛党并成为勋爵的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拒绝“妥协于国家法律”。1975年7月25日，汤姆林逊被释放。随后，沃伦被隔离在监狱里。服刑期满时，沃伦被单独监禁6个月，被狱警举报36次，并在10所不同的监狱中转了15次。

监狱中的虐待损害了沃伦的健康，破坏了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的是，他患上了帕金森病。沃伦和他的家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1976年2月，他的妻子艾尔莎精神崩溃，他们的5个孩子被送去照顾。压力最终导致家庭破裂，最终离婚。如今，戴斯居住在东北部的家中，因病致残，并与以前的护工帕特再婚。沃伦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三年前在杜伦矿工晚会上，但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的护理费用由达勒姆矿工技工和维谷和地区行业委员会设立的信托基金支付。汤姆林逊因参加工会活动而登上黑名单，后来因投身演艺事业而名声大噪，但他现在仍一如既往地忠于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的事业。

1972年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工业工人起义的一年。罢工损失了23,909,000天——不包括政治行动损失的约400万天。即使不包括矿工罢工的数字，也只有在1919年有一次罢工天数更多。旧的战斗传统正在重生。这场工业战线上的巨变运动也在动摇着工党的地位。在这种激进主义的冲击下，工党的全国执行委也开始向左摇摆。自1920年代以来，工联总理事会和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左派团体。

一如既往，工会联盟总理事会中的右翼仍有意与保守党合作。1972年4月，工会联盟应邀到唐宁街会见首相希思，讨论经济形势。

杰克·琼斯指出：“在向总理事会报告这件事之前，费瑟以高度机密的跟我讨论。在那个阶段，我反对与政府会晤，我质问费瑟：‘为什么你一直开这些私人会议？他们可能会给人留下我们很软弱的印象，但是受到打击的其实是政府！’。他的回答是：‘我们得谈谈。’希思正朝我们这边走来，他知道他在总理事会的大多数人那里很容易得手，他们当时是反对与政府对抗的。反对会谈的动议以21票对9票被否决。”

“如果政府想和我们谈，我们是否应该和他们谈？这个问题成了总理事会辩论了好几个月的问题。”然而，在适当的时候，杰克·琼斯屈服于压力，顺势而为。“我开始相信，不要错过改变政府想法的机会，这符合我们成员的利益。”[6]

右翼急于避免与保守党的对抗，并试图从下层遏制日益增长的战斗情绪。然而，左翼对运动毫无远见。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动员工人推翻政府，而是犹豫不决，搪塞不决，最终在总理事会上向右翼屈服。归根结底，他们都对如何通过讨论来影响保守党抱有幻想。他们把整个事件当作一次礼貌性的谈话，而不是一场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的斗争。

这些幻想并没有让他们走得很远。令他们非常困惑的是，工会领导人被政府一脚踢走了。

“会议桌上争论了各种建议和反建议。工会和政府发言人做了大部分的发言，工业联合会（一个资本家团体）的贡献非常有限”，琼斯继续说道。“然后，经过无数个小时的会议，突然结束了。出乎工会方面的意料，希思宣布，我们一直强调的某些重要项目——养老金、租金、加入欧共体的影响、《劳资关系法》——不在谈判范围之内。我们被告知，这些事项是由下议院决定的。政府突然采取了一种强硬的姿态；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

“没有人比费瑟更失望了。他自始至终都是会谈的坚定支持者，他对政府声称准备与工业双方在经济管理方面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说法信以为真。他认为希思丢掉了一个黄金机会。”

在这里，杰克·琼斯揭示了保守主义的真面目。“我们用对抗代替了会谈”但总委员会仍然害怕另一种选择，想让希思相信他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给政府一个摆脱困境的机会，”工会联盟的新任总书记连恩·墨里（Len Murray）请求道。但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唐宁街十号的大门被牢牢关上了。

1972年11月，希斯政府实施了法定收入政策的“第一阶段”，但反应平淡。后来又实施了“第二阶段”。经过前两年的巨大斗争，工业战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退潮。群众运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尤其是在上层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战斗之后，工人们不得不“喘口气”，审时度势。

在197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运动的这种停顿一直持续着。罢工损失的天数急剧减少。罢工损失的天数从最高峰的2,400万天，骤然下降到不足800万天。尽管暂停了罢工，但工厂代表的人数已经上升到30万左右，工会会员人数也在大幅增加，特别是在白领和专业工人中。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每一层工人阶级都参与了罢工行动，信心非常高。鉴于保守党的挑衅行为，总罢工的可能性隐含在形势之中。英国在政治、经济和工业上都进入了一个急转直下、风云突变的时代。

工业形势的转折发生在1973年年底，当时正值保守党宣布收入政策的“第三阶段”。现在允许7%的工资标准——远低于通货膨胀率。如果被接受，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削减。今年早些时候，矿工们拒绝了关于工资的罢工行动，然而，不满情绪开始积聚。左派加强了其在全国矿工联盟中的地位，英共的主要成员米克·马克黑（Mick McGahey）新当选为副主席。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翻了两番，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自19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萧条。这场能源紧缩增加了矿工的议价能力。这一点在新的实质性工资要求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作为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11月12日在整个煤田实行了加班禁令。

为了孤立矿工，希斯政府做出了反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然后在1974年1月1日实行每周工作三天，表面上是为了节约能源。街道照明被削减，电视被命令每晚10点半关闭。“国家已经感觉到了重大危机的边缘”，威廉·惠特洛（William Whitelaw）说[7]。到1月中旬，已有100多万工人下岗。2月初的一次全国投票显示，81%的多数人赞成罢工行动——远远高于1972年。第二次全国矿工罢工宣布于1974年2月9日举行。担心1972年的耻辱重演的希斯，在新的大选中赌上了他整个政府的命运。在矿工罢工开始前几天，议会被宣布解散，并在2月28日举行临时大选。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资产阶级报刊试图掀起一场反对矿工的运动，谈论所谓的对民主的威胁。"谁在管理国家？议会还是工人抗争者？”这是当时的旗帜性标题。但尽管希斯试图赢得一场恐慌性选举，但被保守党恶心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决定性部分，正在寻求工党的支持。反映了工业战线的激进化，工党急剧向左移动。1973年10月，工党会议通过了一项激进的方案，其中包括将25家最大的垄断企业国有化。

虽然右翼仍然控制着选举宣言的内容，并淡化了党的社会主义承诺，但它仍然非常激进。工党在参加选举时承诺“使权力和财富的平衡发生根本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甚至连工党大右翼份子丹尼斯·希利（Dennis Healey）（影子财政大臣）也威胁说要“榨取富人的钱财，直到钱财被榨光为止”。

统治阶级对这些发展感到震惊。

前保守党部长伊恩·吉尔莫（Ian Gilmour）说：“工党在反对党和政府中都对宪法构成了威胁。极端份子已经渗透到工党的每一个层次，并使工党猛烈地向左转。正如乔治-布朗勋爵在1972年4月所说的那样，在五六十年代，工会的负责人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现在，我认为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各大工会是另一种领导的主体，有着不同的观点。”。而他不久后又补充道：“我们已经被占领了。我们已经被一群自称’运动人士’的人接管了。但他们大部分是不相信我们的生活方式或社会民主观的人...而这些家伙现在已经控制了工运的各个层面；选区党、工会支部、工会的行政人员、工会联盟总理事会、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影子内阁。”[8]

最后，整个恐慌性的选举赌博适得其反，保守党政府以失败告终。工党赢得301个席位，保守党赢得296个。自由党设法拿下了14个席位，并在理论上掌握了权力平衡。希斯拼命想保住职位，3月2日与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进行秘密讨论，试图拼凑某种形式的联盟。当自由党总部接到3000封抗议电报后，这场闹剧化为乌有。试图拼凑出一个联合政府来阻止工党下台的无望之举失败了。这对希斯来说是一个屈辱的插曲。所以在3月4日，他夹着尾巴辞职了。“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争端。这是第一次因工业停工而引发大选，并间接导致一个政府的倒台。”几天后，《泰晤士报》的社论指出。[9]

1974年3月初，工党再次上台。3月11日，矿工们作出重大让步，重新开始工作。同一天，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击败希思成为保守党的新党魁。保守党政府的垮台，无疑是工运的一个转折点。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民选政府被工业行动击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保守党部长惠特洛回忆说。现在，有组织的工党期待着新的工党政府履行其激进的承诺，特别是扫除令人讨厌的保守党反工会立法。

注释

[1] Paul Ferris, 《新斗士们》（The New Militants），伦敦，1972，P. 8

[2] 《泰晤士报》，1979年11月13日

[3]琼斯（Jack Jones），《工会男人：我的自传》（Union Man - an autobiography），P. 247-48

[4] 转引自Jim Arnison, 《什鲁斯伯里三人组》（The Shrewsbury Three），伦敦 ，1974，P. 73-75

[5] 同上，P. 10-11

[6] 琼斯，同前，P. 255

[7] 《惠特洛回忆录》（The Whitelaw Memoirs），P. 126

[8] 吉尔莫（Ian Gilmour），《右派内幕》（Inside Right），P. 200-201

[9] 《泰晤士报》，1974年3月7日

转折点

1974年不仅是英国的转折点，也是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转折点。这一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在世界贸易扩张的推动下，战后的经济上升在30年代以来第一次同时出现的世界经济衰退中急剧结束。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大幅下降了10%。1975年上半年，产量比前一年下降了3.5%，国际贸易下降了13%。这次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扩张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再也无法达到25年上升期的增长率。

这种不景气又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动荡时期。统治阶级对其制度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预感。《经济学人》指出：“多年来，黄金爱好者一直被视为野蛮人，现在谈论文明即将崩溃已成为一种时尚，他们在华尔街的日子已经到来。”[1]

1974年是革命的一年。一场由工人、士兵、水手和农民组成的革命运动震撼了葡萄牙，成功地扫除了令人憎恨的卡埃塔诺独裁政权。在南部非洲，葡萄牙的事件导致了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深刻革命变化。在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退位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国有化。在西班牙，垂死的佛朗哥政权遭到了反对派和群众罢工的爆发。希腊在军政府被推翻后出现了革命前的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自战争间歇期以来所面临的最动荡的时期。资本的战略家们被革命事件的规模吓坏了，开始认真准备内战，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体制。革命方向的运动以反革命阴谋和阴谋的形式产生了它的反面，比如当时曝光的“格拉迪奥阴谋”（Gladio Conspiracy）。它揭示了存在着在整个欧洲建立军警独裁的秘密军事计划。这在英国也产生了影响。

在矿工罢工使希斯政府倒台之后，关于用军事手段“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议论，不仅在乌烟瘴气的富豪俱乐部和大企业的会议室里被讨论，而且在“高质量”的报刊上公开辩论。《泰晤士报》借鉴1920年德国卡普政变等经验，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应对可能发生的总罢工局面的应急措施。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卡普将军曾率军进军柏林，但却遭到了自发的总罢工反击。由于找不到一个速记员来记下他的法令，他最终在德国工人的力量面前无能为力，黯然离开了首都。

在“反恐”的幌子下，军方在希思罗机场举行了演习。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的“同路人”布赖恩·克罗齐尔（Brian Crozier）定期向一些军官团体发表谈话，警告他们有可能对英国政治进行军事干预。他回忆说，有一次，听众军官对这样的情景非常热情，他们“同时起立欢呼鼓掌了足足5分钟。”[2]

统治阶级正准备与有组织的工党摊牌。保守党理论家和国会议员吉尔莫写的一篇论文断言，如果民主对资本主义体制构成威胁，取消民主就是正当的。吉尔莫尔并不是什么右翼怪人或默默无闻的人物，而是一位成为撒切尔政府部长的主要保守党人。在其著名的《右派内幕》一书中，吉尔莫在描述统治阶级对民主权利和多数人统治的真实态度时，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坦率：

“保守派不崇拜民主。对他们来说，多数人统治是一种手段。理性的、经济的、功利的人只存在于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想象中。同样，多数派也不一定能看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行动。因此，对保守派来说，民主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用哈耶克博士的话说，民主‘不是一种终极的或绝对的价值，必须根据它将达到的目的来判断。如果它导致的目的是不可取的，或者与它本身不一致，那么理论上就有理由终止它...’”

伯克说：“一个国家中的民意总是要考虑的，但它们不是全部的考虑因素”。实际上，除了多数制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的选择，尽管它必须与其他的手段一起使用。而在保守党内，与工党不同，没有极端派渴望议会民主的死亡和实行独裁。如果我们的自由制度被推翻或完全变态，负责的是左派而非右派。右翼政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只有当宪法已经被左派破坏时，右派才可能作出反应，左派发现自己反过来被右派的反政变所推翻。”[3]

抛开所谓“左派独裁的危险”不谈，这些专制主义的观点是对工会和工运的严重警告。很明显，如果资本主义以任何方式受到左翼工党政府的威胁，尽管它是通过投票箱选举产生的，它将面临反动势力的阴谋和推翻，就像1973年9月在智利发生的那样，当时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在英美资本主义的支持下被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

在这次政变之后，有3万名智利工人被冷血杀害。现在美帝国主义试图与皮诺切特政权和政变保持距离，但当时尼克松政府的主要成员、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亨利·基辛格（！）宣称：“当一个国家因为它自己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袖手旁观。”中情局在基辛格博士的授权下，在1970年至1973年期间花费800万美元破坏智利经济的稳定，给右翼罢工者送钱，以推翻阿连德政府[4]。在英国，《泰晤士报》呼应了统治阶级的真实感受，对皮诺切特政变表示欢迎：“一个国家能容忍的毁灭是有限度的...当时的情况是，一个有理智的军人会真诚地认为他有宪法规定的义务进行干预”[5]。

阿尔斯特工人委员会

几个月后，尽管是以一种扭曲和反动的方式，工会的潜在力量再次得到展示。1974年5月，北爱尔兰发生了一次“总罢工”，由宗派主义的阿尔斯特工人委员会召集，反对《桑宁代尔协议》（Sunningdale Agreement）建立的“权力分享”行政机构。尽管这是一次反动的宗派罢工，涉及到新教准军事团体的威胁和人身恐吓，但它还是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一个又一个工作场所被关闭，而政府对此无能为力。面对电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罢工，军方试图雇佣海军技术人员来管理发电站，但他们完全被卷帙浩繁的说明书所迷惑了！“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在他的《不归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一书中说：“军队因此结论，他们无力维持北爱尔兰的电力系统，由此推断，对英国其他任何地方的电力系统也无能为力”。在试图用军队来打破罢工的两个星期后，保守党被迫退缩，这表明军事干预在任何大规模的工业停工中是多么的无效。

在1972年矿工罢工成功后，保守党成立了秘密的国内紧急情况应变处（Civil Contingencies Unit），这是政府的反罢工部门。这个机构与被拉入的军方机构负责人有直接联系，是政府破坏罢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军方高层与高级公务员、商人和政客们不断讨论英国革命的危险。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左翼“颠覆者”已经在工会和工党中占据了有影响力的位置。

准将弗兰克·基森（Frank Kitson）爵士成为军事政策的调度人。基森在他的《低强度行动》（Low Intensity Operations）一书中表示，他认为英国军队的主要作用不是在国外，而是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处理社会混乱。“如果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和严重的不满，比如可能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所导致的，所有那些现在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分散抗议的人可能会集中他们的力量，并产生一种警察无力处理的局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需要军队迅速恢复阵地。”保守党国防国务大臣巴尔尼尔勋爵不但没有谴责，反而在下议院推荐了基森的书。他说，这本书被视为官方手册，“被认为对我们的部队有益”。

准军事解决方案

后来发现，军队高级军官正在考虑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但统治阶级中比较清醒和有远见的部分人并不以为然。1974年的国防参谋长卡佛（Carver）勋爵回忆说，他亲自出面干预，“以确保没有人愚蠢到到处说这些话，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个想法本身，而在于它不应该被公开表达出来。他们更希望这样的计划在没有需要之前保持秘密”。据报道，卡佛当时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军队军官公开建立右翼准军事组织[6]。这并不是说他原则上反对这些举措，但就目前而言，这些举措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对工运具有极大的挑衅性。

1970年代初的工业战役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些重要的胜利。1970年至1973年期间，实际实得工资每年增长3.5%，是1964年至1970年工党政府时期的四倍。特别是矿工罢工，使工人的自信心增强。这使统治阶级错失了良机。但这些成功也在某些工会激进份子中产生了半独立主义情绪——他们认为仅靠工会斗争就足以对付保守党和资方。希斯政府的倒台肯定倾向于加强这种观点。

然而，1974年工党政府的当选，尽管处于少数派地位，却引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期待。新一届工党议员也明显偏左，多数人与议会中的论坛报集团结盟，与1964-70年相比，论坛报集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虽然威尔逊新政府是右翼，但迈克尔·富特和托尼·本恩都被纳入内阁，分别在就业部和工业部任职。政府的第一个真正任务是与矿工达成和解。他们最终获得了22%-32%不等的工资增长。在选举后一周内，工业界恢复了五天工作制，危机得到解决。

工党政府首先实行了一系列令人欢迎的改革：它提高了养老金，增加了粮食和房租补贴，降低了增值税率，并鼓励建造议会房屋。令工运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政府废除了令人讨厌的《劳资关系法》，取消了工资委员会，取消了希斯的法定收入政策。还废除了《住房金融法》（Housing Finance Act），实行了租金冻结。按照承诺，工党政府开征了礼品税和财富税，尽管没有达到让富人吱声的程度。这些改革的实施为威尔逊政府带来了一段蜜月期，它似乎终于在实施一项激进的纲领。

从一开始，工党政府就受到来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起初，它试图用改革来安抚工人，由于工人准备向新政府提供信贷，改革在一段时间内起了作用。然而，对于大企业来说，这些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刺激和烦恼的来源。但目前资本家被迫等待时机。在几个月内，威尔逊被迫在1974年10月进行第二次大选，试图在下议院中获得工人多数。尽管有这些希望，工党仍然只能获得一小部分总的多数，而且仍然很脆弱。

工党政府上台时，正值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衰退。在整个1974年，面对不断加深的经济放缓，工业生产下降。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世界性的普遍衰退。在英国，失业率开始贪婪地攀升，接近100万这个政治上敏感的数字，到1976年第三季度，失业人数达到了1319000人。1975年第一季度，西欧的钢铁产品订单比1974年同期下降了33%。造船、航空、电子、纺织、汽车、建筑和电器也是如此。1974-75年期间，美国的破产数量增加了30％以上，英国的破产数量增加了60％以上。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将经济衰退解释为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的后果，但这是一种肤浅的说法。油价上涨当然加剧了危机，但它并没有造成危机。它只是加剧了已经存在的趋势。在油价上涨之前，生产过剩的因素就已经存在。在资本主义下，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一直存在，但在战后空前的上涨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波动。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更像是卡尔·马克思解释的过去的萧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

正如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解释的那样，危机产生于生产过剩，并将在1979-81年、1990-92年和2001-2年定期重现。这一事实就表明，1974-75年的萧条不是油价意外上涨的产物，而是繁荣/萧条周期的再次出现。

在英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到近20%，这使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经济学家讽刺地将这种情况称为“萧条通货膨胀”，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病——萧条和通货膨胀的结合。为了站住脚跟，工会不得不争取大幅度的工资增长，到年底平均增长了25.4%。与此同时，税前利润从1973年的7.2%下降到一年后的4%，然后继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产生于资本的积累，相对于投入可变资本（工资）的资源而言，投入不变资本（材料和机器）的资源更多。由于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来自可变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为了对付这种下降，最终将影响到利润的质量，资本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增加对劳动能力的剥削，提高利润率。他们特别要求工党政府削减公共开支，抑制工资，停止一切国家干预。

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工业联合会告诉威尔逊先生，在国家进一步干预工业和进一步国有化的问题上，绝对没有妥协或谈判的余地”[7]。在11月预算案出台前两天，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给威尔逊发了一封公开信，威胁说如果政府不走亲商路线，将采取激烈行动。大选刚结束，大企业就开始了“资本罢工”，皮尔金顿公司宣布，他们的1.5亿英镑的投资将被搁置，“直到在税收和价格控制方面做出必要的改变”。和1964年10月一样，威尔逊又面临着英国统治阶级的勒索和破坏。和当时一样，工党政府有一个选择：要么向大企业屈服，要么采取行动反对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没有中间道路。威尔逊决定向资本屈服。他再次提出了一个恢复盈利的收入政策，被称为“社会契约”，但后来被称为“社会骗局”。

以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为首的工会联盟总理事会中的左派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支持威尔逊，要么为社会主义政策的替代方案而斗争。但就像1926年的左翼工会领导人一样，他们望着深渊而退却。这些左翼领导人由于在1968年至1974年期间发挥了激进的作用，在工人中建立了强大的声誉和大量的支持。但现在，由于缺乏明确的观点和政策，他们在与工党政府的全面斗争中退缩了。相反，他们利用他们巨大的权威来支持威尔逊的政策。9月，工联在斯坎伦和琼斯的全力支持下，接受了与工党政府签订的“社会契约”。而政府则依靠工会领导层为这一工资政策争取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

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同时伺候两个主人，威尔逊政府已经向伦敦城的勒索投降了。1974年11月的财政预算案证明是政府的分水岭。大臣宣布了提高利润率的措施：减少公司税，减少严格的价格控制，以及国家对工业的施舍。希利还宣布在政府任期内限制公共开支。一如既往，这标志着正统经济政策的延续，工人阶级一如既往地被要求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买单。

工资限制

尽管有“社会契约”，但工会联盟最初关于工资的指导方针相当模糊。事实上，1974年4月至12月期间，实际工资增长了8%。然而，到1975年春天，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实际实得工资开始下降。到6月，实际工资比1974年12月低了9%，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工资在追逐更高的价格而落后。然而，得到工党政府支持的经济学家却认为，物价紧跟工资，必须控制工资以制止通货膨胀。

这时，政府利用英镑危机将政策坚决向右转，令大企业欣喜不已。丹尼斯·希利宣布，他打算在下一轮工资上涨前将通货膨胀率（约为30%）降至10%，并在1976年底降至一位数。由于政府认为工资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大幅削减工资增长。

威尔逊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供的经济说辞是一派胡言。实际上，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并不是由工资增长引起的，而是由于几十年来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融资而向系统注入的巨额投机性虚构资本引起的。关于工资“过度”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宣传被用作借口，以牺牲工资为代价来提高利润。

威尔逊政府与工会联盟合作提出了一项自愿收入政策，其基础是加薪10%。然而，威尔逊警告说，如果事实证明这个政策不可行，将实行法定的限制。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工会联合会欣然默许了政府的工资控制，并公布了自愿限制准则，对1976年8月之前的所有结算规定了6英镑的限额。

“6英镑的政策在7月的总理事会会议上被接受了，但只是以微弱的优势，19票对13票”，杰克·琼斯回忆道。“我敦促那些反对政策的人不要把政府推到可能倒台的地步...无论我有什么疑虑，我都不顾一切决心支持政府。”[8]

虽然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削减，但在工会联盟上，根据琼斯提出的决议和工党会议上，6英镑的限制都得到了同意。当左翼份子伊恩·米卡多（Ian Mikardo）在工党会议的《论坛报》会议上攻击这一决定时，琼斯在台上高喊：“我反对这样的攻击！”斯坎伦也支持琼斯的立场。工运对其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威尔逊和卡拉汉的收入政策是被信任的。工党领导人要求作出牺牲，以克服“保守党留下的烂摊子”，在左派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这被接受为工党政府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当收入政策的“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第二阶段”时，工运中的不安情绪越来越大。作为对政府的让步（政府希望有3%的限制），工会联盟提出了自己自愿的5%的标准，下限为2.5英镑，上限为4英镑。 工会联盟的一次特别会议以17比1的巨大多数通过了这一政策。 但这一决定对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了严重影响。事实上，在1974年至1977年期间，工党政府主持的实际工资下降幅度比英国历史上任何可比时期都要大。

1976年初的英镑危机迫使工党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手投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在随后两年内削减3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的条件下，才会给予这些贷款。内阁勉强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建议。

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后来在工党会议上说，大家都惊呼“党要完蛋了”。卡拉汉还表示，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了，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能花钱摆脱危机。“我们曾经认为，你可以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来度过经济衰退，增加就业。”卡拉汉在1976年的工党会议上说。“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只要它曾经存在过，它只是在战后的每一次都能奏效，给经济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然后是下一步更高的失业率”。总的来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政府要削减公共开支，估计要削减80亿英镑。跟接下来的削减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

当威尔逊辞去总理职务时，卡拉汉接替了他的总理职务。工党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总体多数。政治上的不稳定感越来越强。第二年，工党政府为了获得工作上的多数，与自由党签订了正式的“自由党-工党”协议。这一退让，引起了普通民众的绝望，决定了政府的命运。

大约在这个时候，伦敦西北部一家照相加工企业格伦威克（Grunwick）公司发生了激烈的劳资纠纷，成为头条新闻。发生了大规模的纠察，试图让被解雇的妇女（主要是亚裔工人）复职。这场纠纷由APEX工会牵头，吸引了广泛的支持。邮政工人拒绝处理邮件，而这是公司业务生存的关键。右翼的“全国自由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reedom，NAFF）赶来支持业主组织替代投递。撒切尔表示，“我尽可能地给予全国自由协会支持”。

正是由于格伦威克的争端，使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制定她未来削弱工会的计划。撒切尔写道：

“然而，就这一切而言，格伦威克并不局限于封闭型企业，它涉及的是工会的纯粹力量。尽管我对格伦威克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但我不相信，为了对封闭型企业发起激进的攻击而背离关于工会改革的谨慎路线（我曾与吉姆·普莱尔（Jim Prior）达成共识）的时机还未成熟。我们必须考虑更广泛的问题，从工会在民法下的豁免权，到暴力和恐吓，只有在合法纠察的幌子下才能逃脱刑法的制裁。在我们开始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之前，我们无法有效地取缔封闭式商店。”[9]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工党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考虑到工党政府与工会的联系和党内左翼的存在。他们正确地担心，工人阶级的巨大压力会迫使工党对大企业采取措施。

“在我看来，这是在英国继续留在西方的自由金融体系与彻底改变路线之间的选择，因为我们担心本恩会促使英国做出背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决定”，美国国务院的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表示。“我认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整个体系就会开始分崩离析...这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因此，我们倾向于从大全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10]。

资本的战略家们对这些危险感到震惊，要求对工党左派采取惩戒行动，他们认为，工党左派正在从内部颠覆工党。《经济学人》敦促：“选区中的温和派必须被组织起来，以打击不民主的宗派主义左派的活动， 而且是更多的，不那么阴险的论坛报集团的支持者的活动， 他们的领导人有效地控制了全国执行委。必须说服英国较大的工会中明智的领导人肃清全国执行委员会。”[11]不惜一切代价使工党掌握在可靠的（也就是亲资本主义的）手中，是右翼工会领导人的工作。

在削减公共开支之后，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收入政策的第三阶段。现在规定了10%的工资增长限制。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个阶段被证明是压垮骆驼的稻草。足够了！要求新一轮的限制简直是雪上加霜。在压力下，工会联盟投票拒绝了收入政策，并要求立即恢复自由集体谈判。当运输和总工会全国会议上的投票结果对他不利时，杰克-琼斯意识到游戏结束了。11月，8万名工会会员游说议会，反对政府的收入政策。卡拉汉试图在公共部门实行工资限制，只是把“温和”的部分推向了工业行动。虽然在工党政府执政的第一阶段，罢工次数有限，但在1977年年底，事情开始走向了高潮。

11月初，消防队工会的一次特别会议投票决定采取工业行动（违背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意愿），以争取增加30%的工资和将工时从48小时减少到42小时。这预示着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消防队罢工。尽管新闻界的攻击和动用军队来打破罢工，但行动仍然稳固了两个多月。尽管内政大臣对潜在的生命损失手足无措，梅林·里斯（Merlyn Rees）的首要原则是维持政府的薪酬政策。

尽管人们普遍同情罢工的消防员，但工会联盟拒绝支持这场纠纷。在1978年1月举行的一次联邦工会特别会议上，70%的代表投票接受了立即提出10%的建议，并制定了新的工资公式，将消防员的工资与体力劳动者挂钩。令政府失望的是，1977年消防员的罢工打破了工资限制的大坝，为其他工人打开了闸门。

不满的冬天

这是政府收入政策结束的开始。在几个月内，“不满的冬天”开始了。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卡拉汉宣布的另一轮工资限制所引发的。但首相完全错估了情绪。工人们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极限，不准备再拖后腿了。随着工会联盟的反对，收入政策已经胎死腹中。卡拉汉的工资提案在1978年9月再次被工联全体大会议否决。

这标志着工会热衷于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的全面进攻。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3月，通过工业行动损失了大约1000万个工作日。也许最重要的罢工是1978年福特汽车公司的罢工，经过七周的罢工，工人赢得了17%的工资增长。在这次争执过程中，工党会议还投票反对工党政府的5%的新工资政策。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次投票反映了工会和工党内部向左的重要转移。工人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过去一段时间的教训。现在意识开始非常迅速地赶上了现实。到1978年底，情势顿时乱成一团。

工人阶级内部的不满情绪在官方的群众组织中得到表达，这是一条社会规律，在英国更是如此。反对派往往首先在工会中发展，然后经过一定的拖延，在工党中发展，工党在历史上是工会的政治表现。如果工党的领导人像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那样阻止工人采取正式行动，他们就会倾向于采取非官方行动。然而，这种积累起来的怨恨最终会在工会内部——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那样——以及在工党内部得到体现。

地方当局的体力劳动者是工资最低的阶层之一，他们采取了广泛的行动来支持他们的工资要求，首先是1979年1月22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谈判终于在1月底破裂，50万工人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采取了罢工行动。这些工人在报刊上遭到了诽谤运动，出现了死尸无人埋葬和街道上有老鼠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但他们设法坚持了下来，直到月底提出了9%的修订建议。

185,000名运输和总工会卡车司机通过有效的纠察线，赢得了50年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罢工，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战斗表现。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来管理罢工，委员会对运输需求进行审查，允许紧急和必要的运输，但停止所有其他运输。这再次展示了工人的潜在力量，也是对1920年代行动委员会的呼应。这些委员会构成了罢工中"双重权力"的要素，因为他们挑战了雇主和国家的特权。撒切尔对这种工会力量的展示感到震惊，她在下议院宣布：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由罢工者委员会管理的.。他们‘允许’人获得食物。他们‘允许’某些卡车通过...即便他们无权阻止任何人通行。”

其他低薪部门，如救护人员也纷纷效仿。虽然请来了军队处理争端，但政府提出了一个改进的报价，即9%的报价加上工资可比性的承诺。在修改后的报价基础上，罢工被取消了。这些低薪工人——主要是女工——的斗争使他们纷纷加入工会。例如，全国公共雇员工会（National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 ，NUPE）的会员人数从1968年的256,000人膨胀到十年后的693,000人！1979年，工会会员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79年的工会会员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约有1330万人，占劳动力的55%。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也是工会组织的历史性高峰。

1978-79年的巨总罢工浪潮主要是1974-77年工资限制的产物。工人们准备为工党政府做出牺牲，但现在已经不准备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不决，1979年5月，卡拉汉决定举行大选。这是个错误的估计。与1964-70年一样，工党政府的反改革造成了广泛的失望和幻灭。3月28日，政府在下议院的信任投票中以312票对311票落败，卡拉汉被迫解散议会。在随后5月3日的大选中，卡拉汉政府被击败。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最终也将成为众矢之的。

专家们把1979年的失败归咎于“不满的冬天”和工人阶级的激进行动。这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争取体面的工资，而是工人对工党政府的反改革感到厌倦而日益疏远。正是这种在工党选民中普遍存在的冷漠和弃权情绪导致了选举的失败。“对卡拉汉政府的幻想几乎已经完全破灭。工党政府又一次与自己的支持者失去了联系”，艾里克·海弗（Eric Heffer）观察到[12]。就连丹尼斯·希利也表示赞同，“吉姆本人与民众的感情严重脱节”[13]。同样的过程也导致了早些时候工党在1970年的失败，工运的阶级和普通民众并没有失去这一教训。

撒切尔1979年上台后，对有组织的工党构成了新的危险威胁。保守党在反对党时期制定的战略是打破工会的权力，并为过去的屈辱寻求报复。这又是源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危机和驯服工人阶级的需要。代表着“红牙血爪”资本主义的撒切尔主义，将被证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工会运动的最大考验。

注释

[1] 《经济学人》，1974年2月16日。

[2] 引自Seumas Milne，《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伦敦，1994，P. 275

[3]吉尔莫（Ian Gilmour），《右派内幕》（Inside Right），P. 211-12

[4] M.Gonzales编，《智利，国家与革命》（Chile,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伦敦，1977年，P. 152

[5] 《泰晤士报》，1973年9月15日

[6] Steve Peak，《罢工中的部队》（Troops in Strikes），伦敦，1984年，P. 122

[7] 《金融时报》，1974年10月16日

[8] 琼斯（Jack Jones），《工会男人：我的自传》（Union Man - an autobiography），P. 298

[9]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The Path to Power），伦敦，1995，P. 401

[10]转引自Glynn和Harrison，《英国的经济灾难》（The British Economic Disaster），伦敦，1980，P. 97

[11] 《经济学人》，1976年12月11日

[12] 海弗，《工党的未来：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二版》（Labour's Future, Socialist or SDP Mark Two），伦敦，1986，P. 16

[13] 丹尼斯·希利，《我人生的乐章》（The Time of My Life），伦敦，1991，P. 463

准备阶级战争

在七十年代的十年里，英国工会运动的力量和威望有了惊人的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宁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下，工会永远不可能覆盖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阶级。然而在1979年，当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上台时，工会会员达到了历史性的高点，占劳动力的55%，约1330万人。这些组织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尤其是日益壮大的白领工人队伍，他们因工作性质的变化而日益无产化。

然而，在15年内，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使工会屈服。工会的总人数下降到900万，其中隶属于工联的人数略多于700万。封闭型企业被取缔，基本的罢工权利被严重削减。工厂和工作场所中工人控制的大量因素——对雇用和解雇的控制、工作的速度以及对管理层特权的其他限制——被雇主的攻势完全破坏了。工作场所内部的力量平衡急剧向雇主倾斜，而雇主则毫不犹豫地落井下石。对他们来说，这是对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有组织的劳工大动荡的报复。我们知道，报复是甜蜜的。

撒切尔在胜选后带来了一个对工运持续攻击的时期。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口，撒切尔引用了圣方济各的话语：“在不和谐的地方，我们可以带来和谐... 在绝望的地方，我们可以带来希望”詹姆斯·普莱尔（James Prior），她未来的部长，回忆说：“我几乎当场喷饭。这与玛格丽特的平常态度很不一样”。

普莱尔说的很对。撒切尔更寻常的语气的是公开阶级战争的叫嚣。但这种尖锐的语气并非偶然。它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僵局和新时期要求对工人阶级的工资和条件进行全面攻击。她的当选也恰逢1979-81年新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使失业率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因为数百万工人，特别是制造业工人在震荡中失去了工作。

这种新的严酷气候使工人阶级感到震惊和震撼。特别是1974年以后出现的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惧，证明是老板和保守党政府手中的重要武器。在这些攻击的背后，隐藏着统治阶级以及撒切尔的压倒性战略，即以牺牲英国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恢复英国资本主义日益衰弱的力量。

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融资现在被宣布死亡，甚至在卡拉汉政府下也被埋葬了。保守党的经济政策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粗糙理论为基础的，这些理论，在货币主义这个新名词下，只是重复了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老调子。这些都是战争间歇期的陈年老菜，只是简单地重新加热，然后装在不同的盘子里。撒切尔的货币主义政策实际上加剧了经济危机，导致1979年至1981年期间约20%的制造业被摧毁。

在1979-81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经合组织国家的产出下降了约19%，这些政策对英国的影响确实是灾难性的。这是一种二十世纪的卢德主义——但规模巨大。一个又一个的工业走到了墙边，在疯狂的裁员，资产剥离和收购中。英国工业被迫躺在普罗克托斯坦的床上，被切割成碎片。撒切尔是资产阶级中新兴的、短视的、快速致富的部分的缩影。她宣称英国工业会“更苗条，更健康”，但它其实是因厌食症而正在垂死。

统治阶级向工会宣战。他们全力以赴地支持保守党企图打破工会的权力，给工人阶级一个残酷的教训。在卡林顿勋爵的领导下，制定了一个束缚工会的策略。保守党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在1972年和1974年的双重屈辱。撒切尔决心为这些屈辱复仇，摧毁全国矿工工会。如果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毁掉英国大部分煤田，那就这样吧。无论在金钱和资源方面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她都会将这项工作进行到底。不过，卡林顿勋爵的结论并不特别乐观：

“强大的工会及其成员所经营的先进技术，特别是燃料和电力方面的技术，意味着如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像鲍德温先生的内阁在1926年总罢工期间通过维持供应和服务而取得胜利那样‘取胜’。这个小组研究了利用武装部队来破坏罢工的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这种做法不能大规模地采用，原因有二：一是英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军队，二是这种做法会永久地破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实践。”[1]

在卡林顿报告及其“投降主义”结论的六周后，撒切尔的亲密盟友尼古拉斯-里德利议员起草的另一份保守党内部文件被泄露。这对撒切尔派来说，更加令人鼓舞。这份文件勾勒出必要的应急计划，以对付工会，尤其是矿工，并击败他们。它把容易受到罢工影响的三个部门归类为：

“（a）下水道、水、电、气和卫生服务是最脆弱的群体；（b）铁路、码头、煤炭和粉尘工人是中间群体；（c）其他公共交通、教育、邮政服务和电话、航空运输和钢铁是最强悍的群体。”

它的结论是，在工运最脆弱的部门，罢工通常是无效的。因此，必须将每个群体孤立起来，逐个击破。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最脆弱的部门，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操纵国有化工业的利润数字，使它们处于防守状态。雷德利的报告中说：“应该有一支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警察队伍，并准备好维护法律，反对暴力纠察。应该招募优秀的非工会司机在警察的保护下穿越纠察线”。

这对撒切尔来说简直是天籁之音！它把内阁中的温和派和强硬派做了明确的区分。这种破坏工会的策略将在未来几年内系统地应用，并准备了自1926年以来英国最具爆炸性的劳资纠纷。用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的话说，这些准备工作“就像在30年代末重新武装起来面对希特勒的威胁一样”。如果工会领导人能像撒切尔为她的阶级所做的那样表现出这样的决心就好了！

为了准备决战，招聘了新的强硬面孔的经理人来对付国有化工业中的工会。1979年11月，英国利兰公司董事长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爵士与特务机关勾结，成功地辞退了伯明翰长桥公司的工会召集人和被媒体污蔑为“红色罗布”的德里克·罗宾逊（Derek Robinson ），破坏了工厂的工会组织。1980年4月，爱德华兹在工会的头上强加了一项工资协议，并改变了工作惯例。由此引发的罢工遭到破坏，并被解雇威胁所打破。11月，爱德华兹威胁说，如果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就关闭考利工厂。在这些策略的威慑下，当运输和总工会和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号召罢工时，遭到了广大多数会员的拒绝，这份“交易”被勉强接受。

此后，管理层试图实行单边控制制度，后来导致整个英国利兰公司的内部变革和大规模裁员。这些行动代表了英国工业界正在推行的新的粗暴管理方法。一个有与美国矿工工会斗争记录的美国老板伊恩·麦克格雷戈（Ian MacGregor）被请来担任钢铁业主席，以“理清头绪”。顺带一提，他曾在爱德华兹手下担任过英国利兰公司的副董事长。1980年，他挑起了一场为期13周的钢铁罢工，最终以“温和派”比尔·瑟斯（Bill Sirs）领导的钢铁工会的失败告终。这导致了8万个工作岗位的毁灭。麦克格雷戈由于他的老道经验，被请来对付矿工。

在经历了卡拉汉政府的痛苦经历后，工党已经急剧向左移动。1980年5月，工会联盟成功地召集了一次反对保守党的群众“行动日”。11月，工党在利物浦举行了15万人的全国性示威游行，反对失业。在工党内部，要求加强对党的领导和选举宣言内容的控制的要求迅速增加。1981年1月，工党在温布利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达到了高潮。

经过激烈的斗争，议会工党单独选举党魁和副党魁的旧制度被废除，成立了新的选举团，工会获得40%的选票，选区党和工党各获得30%的选票。它还赞同强制重新选举国会议员，这源于人们对工党队伍中长长的第五纵队成员名单越来越不满。雷格·普伦蒂斯（Reg Prentice）、雷·冈特（Ray Gunter）、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等人曾利用和滥用该党来促进他们的事业，然后又抛弃了它。这在队伍中产生了巨大的不满，表现在对领导层的控制要求上。在温布利批准的变革废除了“议员统治工党的神圣权利”。这对於党内民主和党员的权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当然，它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右翼工会领导人的惯用小圈子竭尽全力阻止这种向左的转变，并组织了一个秘密派别来确保他们的目的。《观察家报》（1981年10月4日）披露：“圣埃明饭店的晚餐会，达菲（全国工程师联合会）、格兰瑟姆（行政、文秘与计算机专业人员协会）、比尔-西尔斯（钢铁工人）、西德-魏格尔（铁路工人）、弗兰克-查普尔（电工）等人定期开会，策划他们的战略”。他们在这里定期开会，策划和孵化他们颠覆工党的计划。但鉴于人们对卡拉汉政府深感失望，现阶段这种秘密的“阴谋”主要是一种后卫站。

在新的党规实施之前，卡拉汉辞职，促使议会工党再次选择党魁。出乎意料的是，软左派富特被选为新领袖。在接下来按照新规则进行的副领袖选举中，左派决定推举本恩对抗右派候选人希利。本恩以毫厘之差——50.426%对49.574%落败。他在选区工党中获得了超过80%的支持率，在工会中获得了40%的选票。然而议会工党的选票却使天平向希利倾斜。

作为他未来角色的指针，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虽然以左派票当选为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但他与其他20名《论坛报》支持者一起投了弃权票，使本恩失去了胜利。另一个对希利有利的因素是奸诈的“四人帮”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大卫·欧文（David Owen）和比尔·罗杰斯（Bill Rodgers）的选票。“四人帮”在副领导人选举中投了票，不久后又脱离工党成立社会民主党。该党吸引了二十五名工党议员和一名保守党议员对其脱党的支持。然而，与1931年一样，工党内大部分右翼份子仍留在党内。

右翼份子贝蒂·布斯罗伊德（Betty Boothroyd）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我本来可以加入社民党，他们也希望征召我。我的那些退党的朋友都没有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叛徒，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苦衷。[2]”对于这些右翼份子来说，这只是在保持工党持续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轨道上的分工。

保守党对权力的控制是极其脆弱的。1981年被证明是撒切尔政治命运的一个低点。保守党对福利国家，地方政府和工人阶级的攻击，激起了巨大的不满。英国工业界大量的裁员增加了他们的不受欢迎程度。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跌至新低。就像倒行逆施的米达斯国王一样，撒切尔所接触的一切似乎都化为灰烬。后来人们发现，这位“铁娘子”士气全无，甚至濒临辞去首相职务。

过早的对峙

1981年2月，保守党挑起了与矿工的过早对决。当时的国家煤矿局主席德里克·以斯拉（Derek Ezra）宣布，以“不经济”为由关闭多达50个矿坑，其中23个矿坑立即关闭。南威尔士的矿工立即罢工，并派出飞行纠察队，呼吁其他地区效仿。肯特郡罢工，接着是苏格兰、德比郡和约克郡。保守党对矿工罢工完全没有准备，匆匆撤退。保守党人约翰·比芬（John Biffen）当时说：“我从政不是为了当神风飞行员的”。而用全国矿工联盟副主席米克·马克黑（Mick McGahey）的话来说，政府的行动“与其说是转弯，不如说是闪身”。这只是战争中的暂时休战，类似于1925年的“红色星期五”，当时矿工们获得了补贴，给鲍德温准备决战的时间。

曾与军情五处密切合作的全国矿工联盟右翼主席乔-戈姆利于1981年12月退休。此时，矿工们已经厌倦了数十年的右翼领导，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关闭和相对工资的下降。因此，左翼候选人斯卡吉尔以70%的选票当选为主席——这是工会历史上对这一职位的最大投票。这被普遍认为是左派的历史性胜利。喜欢以库克为榜样的斯卡吉尔，是迄今为止最激进的工会领导人。第二年在因弗内斯举行的工会会议上，左派清楚地显示出其实力的增强。在两年内，左派在全国矿工联盟历史上首次赢得了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席位。

工会当然有能力面对任何提出新的关闭方案的企图。然而，左派领导层却接连遭遇挫折。他们错误地判断了情绪，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输掉了不下三次全国性的罢工投票。1982年1月，因全国性的薪资要求而采取罢工行动的呼吁，以45%的赞成率被否决。1982年10月，关于工资和工作的投票再次被否决，这次只有39%的支持率。1983年2月，NCB宣布关闭南威尔士的两个矿坑：Lewis Merthyr和Blaengwrach。Lewis Merthyr的矿工占领了他们的矿井，矿工们在煤田的其他地方罢工以示声援。然而，在一次全国投票中，虽然南威尔士有68%的人投票赞成采取行动，但灾难性的是，只有39%的人投票支持罢工。

这是一剂苦药，对工会许多积极份子的信心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在诺丁汉郡，只有19%的人投票支持罢工行动，在南德比郡只有12%。苏格兰、南威尔士和东北部的许多工会积极份子，越来越相信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斯卡吉尔曾在执行委员会上争辩说，根据第41条规则，可以召集全国性的罢工，允许地区性的罢工，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支持。然而，由于左派在这一阶段仍然是少数派，他被右翼多数派否决了。

在一些积极份子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认为就矿井关闭问题进行全国投票是不可能赢的。他们（错误地）相信，约克郡的年轻矿工，更不用说诺丁汉郡的矿工，永远不会准备再次罢工。显然，这其中存在着困难。特别是1977年的地区激励计划，虽然在全国投票中被否决，但还是被右翼强行通过，这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了分裂。不同的坑和不同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只有通过不断的解释和鼓动运动才能克服。左派想在1982年进行斗争，但由于右派在工会高层仍占多数，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矿工还是其他阶层的工人，都不会一言不合就罢工。罢工不仅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当工人们在挑战一个敌对的政府时，更是如此。在矿工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时，关闭矿坑的问题更是如此。必须发动一场运动，向每一个工人解释所有的问题，以便自下而上建立基本的团结。鉴于前几次投票的结果，在宣传和组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保守党出台了反工会立法，以限制工会的权力。1980年的《工会法》为无记名投票提供了资金，将纠察活动限制在6人以内，禁止二次纠察，并取消了某些类型的二次行动的豁免权。1982年的《工会法》使工会资金面临"非法行为"的损害赔偿（除非明确否定），并取消了工会对政治罢工的豁免权。这项立法对闭店进行了限制。就业事务大臣普莱尔说：“保守党不准备让自己陷入试图通过雇主要求我们通过但又不使用的法律的境地”。

在下面的压力下，1982年和1983年的工会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这些法律的动议，并承诺在受到任何法律攻击时动员运动。但是，工会的领导人却不断地想避免与保守党政府对抗，宁愿走“对话”的道路。到了1985年，随着工程和电工工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接受保守党政府的资金，工会联合反对政府立法的任何半点迹象终于崩溃了。

1982年，左派在工运中的进步似乎已经停止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形势。在1979-81年的低迷之后，大规模失业的增长消耗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300多万，是1979年的三倍。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激进主义开始消退，尽管即使在这些年里仍然发生了一些激烈的罢工。这些罢工涉及公务员、油罐车司机、水务工人、汽车工人、印刷工人、教师、银行工人、监狱狱卒、面包师、公务员、救护车工人、海员、矿工、铁路工人和钢铁工人。尽管有一长串的纠纷，但1983年——大选年——因罢工而实际损失的天数是战后最低的。

这次工业衰退还有其他因素，例如1982年7月火车司机在"弹性排班"问题上的失败。英国铁路公司认为灵活的轮班制是去年夏天关于工资和生产力的交易的一部分。管理层决心提高“效率”（削减成本），曾试图对该行业强加一项涉及弹性轮班的生产力交易，最终导致4000个工作岗位流失。英国铁路公司主席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爵士写道：“孤立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执行人员及其战斗的愚蠢行为对我的战略至关重要”[3]。

弹性雇用

资方成功地将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员工工会拉到了一起。帕克认为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西德·威格尔（Sid Weighell）是“一个可以与之交易的人”，而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的雷·巴克顿（Ray Buckton）则“与托派的战斗趋势（Millitant Tendency；译注，又称战斗派，IMT前身）走在一起，尽管我仍然怀疑他是否是他们中的一员[4]。”帕克撤回了最后一次提出的3%的薪酬，但当它激起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采取行动时，这起到了反作用。当然，威格尔反对罢工。“我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很愚蠢”，威格尔告诉帕克。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也计划罢工。帕克说：“这次特别危险的是，与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单独谈判正在平行进行，绝对必须把它们分开：两个工会的联合攻击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抵挡”[5]。但在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罢工后的48小时内，威格尔出手相救，成功地取消了罢工，使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陷入孤立。

资方随即宣布将在7月5日之前实行弹性雇佣制度，除非在6月30日之前，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同意实行这一制度。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的罢工于7月4日开始。撒切尔现在正为南大西洋的军事胜利而感到高兴。她现在谈论工会就像她谈论阿根廷军队一样。在切尔滕纳姆的一次演讲中，撒切尔引用了她所谓的“福克兰精神”。英国铁路公司想尽一切办法来打破罢工，甚至宣布关闭整个网络。最终，在工会联盟斡旋的密室交易下，罢工在两周后屈服了。“工会联盟领袖默里的帮助无法得到公众的感谢，但他的干预，他慷慨地抽出时间帮忙，是他的特质”，帕克说。“他是行业的绅士之一[6]。”

“英国火车司机两周罢工的失败是近来工会最重大的失败之一，其影响将波及整个工运...”《金融时报》劳工事物记者菲利普·巴塞特（Philip Bassett）说，“罢工的结果是爱德华兹爵士在英国利兰公司的专利的强硬的劳资关系方法的胜利...罢工的结束，以及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可能接受灵活的排班，对政府来说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成功。在取得福克兰群岛的胜利之后，政府没有心情妥协。”[7]

文章还说：

“工会联盟提供了让铁路恢复工作的手段，这一事实可能会让它在外界获得赞誉。对工会的成员来说，这将被视为背叛的证据”。

的确，很难找到任何其他词语来形容这一点。领导层已经屈服，而更糟糕的是，总理事会内的“左派”也要负责，因为在谈判组织内，当接受弹性轮班制的协议被构思出来时，甚至没有进行任何投票。工会总书记和英国铁路公司主席之间的以下交流总结了工会的可悲行为：“好吧，彼得，那就这样吧”，默里对帕克说。“不要枪毙任何俘虏。”[8]这次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信心。如果左翼的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不能取胜，那么不那么激进的工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政治舞台上，在资本主义媒体的压力下，工党内部对激进主义倾向的支持者进行了全面的迫害，导致工党编辑部被开除出党。这是全面攻击左派的前奏，并且得到了右翼工会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党内猎巫和麦卡锡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报刊上的呼声也影响到了“软左派”，他们开始迅速向右转。一些曾经的“左派”最终成为布莱尔的领导人物，如保罗·博腾先生（Paul Boateng，现为财政部部长）和大卫·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现为布莱尔的反动内政大臣）。

福克兰群岛战争

直到1982年4月，保守党一直在民意调查中挣扎。他们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看起来他们似乎正在走向选举失败。他们政治命运的复苏是一个不可预见的意外的结果。为了转移国内日益严重的动荡，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将军，作为英国的忠诚和信任的盟友，夺取了英国在南大西洋的一个省份——福克兰群岛。这一行为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想到的。“可悲的是，双方都误读了对方的真实意图”，保守党大臣惠特洛回忆道。

在此之前，英国与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他们欣然向这个自1976年以来谋杀了24000人的政权提供驱逐舰、轰炸机、飞机和导弹。他们甚至准备考虑将福克兰群岛交还给阿根廷，撒切尔的外交部长和亲信卡林顿勋爵与军政府进行的谈判强调了这一事实。但是，夺取群岛是对英国的军事羞辱，是不能接受的。

这场战争为撒切尔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使她能够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动员人民反对对福克兰群岛居民的“外国侵略”。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对福克兰群岛人的状况和权利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甚至根据《国籍法》拒绝他们进入英国。他们更不关心阿根廷人的民主权利。只有在入侵群岛之后，他们才突然发现，军政府是一个谋杀和折磨人民的“法西斯”政权。

揭露保守党在阿根廷问题上的虚伪和谎言宣传并不困难。但工党领导层在战争问题上的困惑和立场，却被保守党玩弄于股掌之间。富特在下议院的辩论中暴露出自己是一个犹豫不决的老头，他在实践中支持派舰队到南大西洋去“捍卫民主”，但随后又反对使用舰队！相比之下，撒切尔显得坚定不移，毫不妥协，因为她确实一直在捍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利益。

但实际上，这种“不折不扣”的作风，是愚蠢的伪装，是缺乏任何理解力、视角和分寸感的伪装。传统上，英国统治阶级中最能干的领导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极其灵活。他们通常是贵族，习惯于以国外的眼光看待事物，而撒切尔夫人（如布莱尔）则是中产阶级的后起之秀，习惯于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来思考问题。而有远大理想的后起之秀是非常危险的动物，极易冒险。

作为一个“有信念”的政治家（就如布莱尔），“铁娘子”只是虚张声势，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这并不是一项非常明智的政策，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项政策。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项政策。从军事角度看，福克兰群岛战争是一场愚蠢的冒险，很容易以一场灾难结束（而且几乎是这样）。撒切尔夫人最大的优势是，她通常面对的敌人比她自己更无能。战争的结果只是运气好而已。但它极大地改变了她的政府的前景。

对阿根廷的迅速胜利产生了深远的短期影响，它足以使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它足以使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1981年12月，保守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为23%；福克兰群岛战争一个月后，保守党的支持率为46%，工党为27%，社民党-自由党联盟为24%。到1983年6月大选时，保守党以43.5%的得票率取得大胜，工党为28.3%，社民党-自由党联盟为26%。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对工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虽然社民党未能分裂工党，但它确实成功地分裂了工党的选票，使工党损失了大约200-300万张选票，并导致工党六十年来最耻辱的失败。

这是社民党-自由党联盟的高潮。它得到了资本主义媒体的支持，明确表示要削弱“极端主义”的工党。最终，社民党与自由党的混乱的合作，导致了混乱的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不过，一些在工党背后捅刀子的前社民党党员，最终会重新加入工党，为约翰·史密斯和布莱尔提供支持。

1983年失败后，富特辞职，前左派金诺克当选为工党领袖。这标志着党和工会向右转的重大举措。在9月的工联大会上，卫理公会总书记连恩·默里（Len Murray）在电气电子电信和管道工会（EETPU，又称电工工会）的右派特兰克·加普尔（Frank Chappell）和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的阿利斯泰尔·格雷厄姆（Alistair Graham）的声援下，宣布了“新现实主义”政策。这标志着正式放弃任何形式的战斗行动或对撒切尔主义的抵抗。

在这些人看来，工会必须接受撒切尔主义的统治，对资方采取更加“和解”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准备与保守党政府进行谈判。

默里说：“我们不能说得好像工会运动是某种替代性政府一样...” 而格雷厄姆说：“我们正处于事态的分水岭。很明显，我们中非常多的人都有改变的心情，而我的论点是，我们必须改变。”

对右翼来说，工会必须务实，向仇视工会的撒切尔伸出“合作”之手。这反过来又会使工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程度地与工党保持距离。工会必须与保守党以及雇主“做交易”。

工会高层对执行这种无望的匍匐战略倒是很热心。“工会联盟对政府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丘吉尔的战时联合政府，以及建立国家经济发展会议和人力规划委员会的保守党政府”，默里撰写的工会联盟战略中这样说。工会大会以580万票对400万票接受了“新现实主义”。这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工会运动史上最灾难性的失败和衰落时期的开始。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运，特别是高层的右转？统治阶级通过其报刊、媒体和“舆论”对工运领袖施加巨大的压力，以此来塑造他们的观点。工会和工党领导层地位的提升，以及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内在的倾向，即脱离了阶层。他们开始把自己看成是阶级斗争中的调停者，一只脚踏入任何一个阵营。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当工人积极参加组织时，他们就会对工会高层施加反压力，迫使他们反映阶级的愿望。反之，当群众组织空虚时，领导层就会受到统治阶级百倍的压力。这就会使他们进一步向右转，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大体上说，这个过程发生在1980年代。在这十年中，虽然剥削率上升，但资本家一般都准备给予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特别是在1982年到1987年期间，实际收入有所增长。那些幸运地保住了工作的人，特别是在制造业中的人，生活水平绝对值有所提高，尽管剥削率增加了，信贷负债也增加了。

工作强度和压力的增加意味着大多数工人参加工会组织的时间减少了。无论如何，如果工会不提供任何东西，参与的意义何在？因此，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参加工会和工党的人数减少了。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对工会和工党领导层的压力，把他们进一步推向右派。1982年开始的80年代的经济繁荣，为社会钟摆的这种右移提供了物质基础。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加强了这一发展，特别是工业战线上的一系列失败，再次削弱了工人阶级的信心。

沃灵顿争端

1983年12月，就在保守党胜利后的几个月里，工会又遇到了另一个重要的考验。在沃灵顿，印刷工会——全国印刷协会（National Graphical Association，NGA）和《斯托克波特信使报》（Stockport Messenger，一家由小商人埃迪·沙阿（Eddy Shah）拥有的地方报纸）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端，沙阿是一位反工会的铁罐雇主，也是撒切尔的坚定崇拜者。这场纠纷是关于雇用非工会劳工的问题。这是一场对印刷业至关重要的争端。如果印刷工会能在这里被击败，那么整个行业的雇主就会得到绿灯，以牺牲工作岗位为代价，打破封闭型企业协议，引进新技术。在争端期间，印刷业老板和保守党为沙阿提供了资金。

在沃灵顿，后来用来对付其他罢工者，特别是矿工的治安方法得到了完善。这是未来工业战役的预演。有一次，警察在M6高速公路出口设置路障，阻止纠察队靠近报社工厂，这与“正常”的警察行动不同。在纠察线上，防暴警察以最凶猛的方式攻击罢工者，使工厂保持开放。显然，使用这些新的治安手段是为了防止任何可能重演在绍里尔大门事件中警察完全措手不及的情况。

当全国印刷协会指示其所有成员抵制斯托克波特信使集团并开始在沃灵顿工厂进行大规模纠察时，埃迪-沙赫就获得了对工会的禁令，因为它违反了1980年的《就业法》——该法禁止二次行动——以及1982年的《就业法》——限制封闭型企业。当工会无视禁令时，它首先被罚款5万英镑。当它仍然拒绝服从法院的命令时，又被处以10万英镑的罚款，最后被处以25万英镑的罚款。1983年11月底，高等法院下令扣押全国印刷协会的全部资产。

这是保守党政府的全面战争宣言。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工人指望工会联合会采取声援行动。12月，总理事会的就业委员会投票支持全国印刷协会的立场。然而，后来得到总理事会全体支持的默里公开否定了这一立场。工会联盟右翼的这次破坏，使全国印刷协会被孤立。工会走向了失败。为了在伤口上撒盐，在1984年的全面法律听证会上，沙阿又从全国印刷协会获得了25万英镑赔偿。这代表了工会运动的一次重大失败。

这标志着印刷业的攻势开始了，它将有效地破坏印刷工会的力量，撕毁所有的条款和条件。十年后，在沃灵顿和沃平的印刷工会溃败后，雇主和印刷、报纸与媒体工会（由全国印刷协会和印刷及相关行业协会合并而成）最终达成了一个集中的协议。所有职业和等级之间的完全“弹性”被引入该行业，有效地扫除了所有技能之间的分界线。工会和雇主都同意，“该行业的劳动力、工厂和设备将得到充分和有效的部署，以提高效率，对客户的要求作出快速和灵活的反应，并提高盈利能力”。[9]

1984年1月，撒切尔亲自出面，禁止切尔滕纳姆GCHQ通讯中心的7,000名工作人员拥有工会会员资格。据暗示，工会成员在国家安全方面不再值得信任。这是对民主权利的另一个公然攻击，并进一步侮辱工会运动。然而，工会联盟给出了一个温顺的回应，在GCHQ向撒切尔提供了一个微弱的“不中断工作”交易。可想而知，首相“不屑一顾”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用温和派的格雷厄姆的话说，他对自己的“新现实主义”非常重视，最后站在阶级鸿沟的另一边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他辞去了中保协的职务，成为工业协会的负责人。

1983年大选胜利后，撒切尔在身后以141席的惊人多数票，任命沃克为能源大臣。“彼得，我希望你去能源部。”据说撒切尔曾告诉沃克。“一场矿工罢工要来了。”[10] 

注释

[1] 《泰晤士报》，1978年4月18日

[2] 贝蒂·布斯罗伊德，《自传》（Betty Boothroyd——The Autobiography），伦敦 ，2001，P. 109

[3] 帕克，《首先》（For Starters），伦敦，1989，P. 254

[4] 同上，P. 258

[5] 同上，P. 276

[6] 同上，P. 281

[7] 《金融时报》，1982年7月19日

[8]Parker，前引书，P. 286

[9] 转引自Robert Taylor，《工会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Trade Unions），P. 102

[10] 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斯卡吉尔和矿工们》（Scargill and the Miners），伦敦，1985，P. 96

“内部的敌人”

1984-85年的矿工罢工是1926年总罢工以来最惨烈的阶级战争。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动员了整个国家的力量来镇压全国矿工联盟。准军事防暴警察将矿区完全包围起来。福利国家被操纵，使矿工饿着肚子回去工作。一支残缺的工人队伍被组织起来以打破罢工，数十亿的资金被用来维持发电站的无煤运行。法院的全部力量被用来扣押矿工工会的资金，并打破其决心。资本主义新闻界像洪水一般地生产反对矿工的谎言。和所有的重大事件一样，它暴露了社会的阶级关系。旧社会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粉碎矿工。

在12个月的时间里，矿工和他们的家人一直在抵御这一前所未有的攻击。他们的英雄主义、决心和勇气令世界震惊，并激励了数百万人。他们展示了他们不可战胜的战斗意志。这场斗争让人想起革命诗人雪莱在彼得罗大屠杀后写下的史诗般的话语：

“起来，像睡醒的雄狮—

不可征服的一群勇士！

象抖掉沉睡时沾上的露珠般

抖落你身上的锁链，

你们茫茫成片—他们少得可怜。” [1]

在1983年撒切尔第二次胜选时，对矿工进行报复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煤炭库存稳步增加，到罢工时，煤炭库存总量接近4900万吨。中央发电局越来越多地从煤炭转向核电。一切都是为了使现有的矿坑看起来“不经济”，从而“无利可图”。保守党不顾可怕的社会后果，要求关闭它们。他们决心将“市场的严酷要求”强加给煤炭工业，因为它已经摧毁了大片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一政策遭到了全国矿工联盟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矿井的可开采储量耗尽时才应关闭，而不是以所谓的“不经济”为理由。

这个打败矿工的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报复过去的羞辱。保守党想要粉碎矿工，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工人阶级战斗的缩影。然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其他工人阶级胆怯，彻底改变英国工业的力量平衡。撒切尔认为，英国只有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才能再次变得伟大。工资必须被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实际上，撒切尔主义的计划意味着试图回到维多利亚时代。全国矿工联盟的耻辱性失败将是对英国工人士气的决定性打击，并开启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新阶段。

为准备斗争，保守党以新苏格兰场的国家报告中心为名，将警察部队置于中央指挥之下。数千名额外的防暴警察接受了训练，特别巡逻组得到了加强。新的反工会法律被列入法规。在公路运输公司中，有计划地鼓励不加入工会。10月，全国矿工联盟开始禁止超时工作，以减少煤炭库存，为工业行动做准备。到1984年初，撒切尔相信一切都已就绪，可以迅速孤立和击败矿工。保守党吹嘘，这将是他们的“工业福克兰”。

煤炭局主席麦克格雷戈立即开始发表关于缩小煤炭工业规模的挑衅性言论。在这一过程中，他抛出了一个炸弹，说计划裁减2万个工作岗位，关闭约20个矿井。1984年3月1日，煤炭局宣布关闭约克郡的科顿伍德煤矿。这是自1981年以来第一次未经全国矿工联盟同意，以“不经济”为由关闭矿坑。火上浇油，没有回头路。“所有阶级斗争之母”的舞台已经搭好。

资本主义报刊上的肤浅评论员抹杀了矿工的战斗能力。他们说，1972年和1974年的老战斗传统已经被消费者的富裕所淹没。年轻的矿工们现在有抵押贷款、汽车、电视、录像带、国外度假等等。英国“共产党”的霍布斯鲍恩教授等人更加坚定了这样的观点，他在《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这篇文章中露骨地展现了这个看法。对他来说，工人阶级团结和意识的高潮在大约25-30年前就达到了顶峰，从那时起就一路走下坡路。事件很快就会让这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落空，这种悲观主义是“左派”知识份子的特点。

听到科顿伍德关闭的消息后，不等全国矿工联盟高管召集全国投票，整个煤田就出现了自发的罢工。这就像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新集结，准备作战。如同 1981 年一样，我们派出了飞行纠察队，使所有矿坑停工。在南威尔士，Tower煤矿的支部书记泰隆·奥苏利文（Tyrone O'sullivan）主动向每个威尔士矿坑派出纠察队，以争取支持，效果很好。在南威尔士，在最初的坑头投票中，28个矿坑中只有11个投了罢工的票。显然，由于放弃了早先在刘易斯-默瑟煤矿的斗争，造成了不好的感觉。然而，一旦纠察队到达并解释了情况，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南威尔士煤田的行动坚如磐石，而且在罢工期间仍将如此。到3月初，大约171个矿坑处于停顿状态。不仅约克郡、苏格兰、威尔士、肯特和达勒姆坚守阵地，机动纠察队也被派往诺丁汉郡、北德比郡和兰开夏郡传播停工消息。

一期《矿工报》（The Miner）特刊匆匆出版，标题是“战斗在进行”。不幸的是，工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不举行全国投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毫无疑问，投票是可以通过运动赢得的。南威尔士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3月9日星期五为英国周末电视的《周末世界》节目进行的MORI民调显示，62%的矿工准备因矿坑关闭而罢工，而反对的只有33%[2]。但行政部门却通过第41条规则认可了罢工，该规则赋予了地区召集罢工的权力。“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处理礼节问题，”工会的副主席马克黑解释说。“每个地区会各自决定，在我看来，这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他接着反对全国性的投票，并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捍卫我们的工作而被宪章（集中）化。”[3] 

但这是第一次严重的战术失误。它反映了对矿工缺乏信心。传统上，正如1972年和1974年所表明的那样，矿工在采取任何全国性行动之前都要举行全国投票。企图规避这一做法，只会让保守党和所有反对矿工的人得逞。这个错误和其他错误将对争端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成功的行动投票，一支团结的军队面对全国煤矿局和保守党，本来会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取得胜利。现在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

诺丁汉

诺丁汉矿工未能参加罢工对争端产生了严重后果。来自约克郡和其他地方的矿工试图在诺丁汉重复大规模纠察的策略，但未能阻止矿坑的工作，只能使煤场之间的关系恶化。诺丁汉全国矿工联盟的领导人没有像在南威尔士那样召开坑头会议来集结矿工，而是宣布进行地区煤田投票，反对其他地区的纠察，认为这会“适得其反”。舰队街报刊在唐宁街的协调下，掀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运动，提及“恐吓”、“暴力”和纠察线“暴徒”攻击工人矿工。此时，全国矿工联盟纠察队的大卫·琼斯（David Jones）在诺丁汉郡的奥勒顿事件中不幸遇难。3月14日，麦克格雷戈和撒切尔私下会面，一致认为，打破全国矿工联盟的关键是保持诺丁汉矿坑的运作。内政大臣莱昂·布里坦（Leon Brittan）面对90%的矿坑被关闭的情况，命令3 000名警察进入诺丁汉郡，以对付"暴民统治"，并营造一种无法无天的气氛——所有这些都被用作反对全国矿工联盟的宣传。

无数警车涌入煤田，冲破纠察线，恐吓罢工者。就在这时，诺茨的投票结果显示，26%的矿工支持罢工，比上次投票增加了7%。在兰开夏郡，罢工投票以3,765票对2,596票失利；在中部地区，罢工投票以3比1的比例下降；在北德比郡，反对票以微弱的16票多数。这些地区罢工得不到支持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是领导层缺乏认真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本来是可以扭转局面的。这些矿工并非天生右翼。他们在1972年和1974年的罢工中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理查森这个泛左派候选人在前一年还轻松地赢得了诺茨总书记的职位。随着罢工由下而上的蔓延，关键是要扩大和深化罢工，确保罢工的成功。当警察着手完全封锁诺丁汉郡时，纠察队被阻止与工作的矿工交谈或交流。他们被刻意地隔离起来，用巴士送进工作场所，并被大批警察封锁。诺丁汉郡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堡垒。

除了来自保守党和资本主义媒体的意识形态攻击外，矿工们在整个罢工期间还受到了来自警察和司法部门的空前攻击。在争端期间，史无前例地有一万名罢工矿工被逮捕，大卫·琼斯和乔·格林两人在执行纠察任务时被杀，还有无数人受伤。司法机关就像一把大锤一样被用来对付这些人——这一点可以从保释条件的使用中看出。例如，1984年5月，三名唐卡斯特矿工获得保释（如果被判有罪，只需缴交罚款），条件是他们彼此之间不得有任何联系，遵守晚上8点到早上8点的宵禁，每天向警察局报到两次，并且不得进入诺丁汉郡！大多数被捕矿工都是被指控的。被捕的矿工大多被控犯有英国法院几代人都没有审理过的轻罪。500人被控“非法集会”，200人被控“监视和围攻”（这是根据1875年《阴谋和保护财产法》提出的指控）。尽管受到国家的这种冲击，年轻的矿工们还是像狮子一样奋力抵抗。

到诺茨纠察的第一周结束时，有来自43支不同部队的2万多名警察在纠察线上维持治安，并在矿区巡逻。诺丁汉郡的警察局长估计，在罢工的头二十七周内，有64,508人被阻止进入该郡。他们的行动是由国家报告中心协调的，所有的技术和新的警务方法都是在前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警察决心配合甚至超过纠察队的人数。在撒切尔党人的明确命令下，将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全国矿工联盟，以破坏罢工。如同在沃灵顿一样，警察的第一个策略是阻止纠察队接近工作的矿工。在纠察线上，这是一种遏制，然后迅速进行攻击。警察会试图把纠察队封锁起来，远离任何矿渣。任意和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会发生，然后抢夺队会对纠察队施加压力。

在大量纠察队聚集的地方，步行的警察手持警棍，用警棍和短盾、警犬和特别装甲警车来对付他们。如果这还不足以击溃纠察队，警察的警戒线就会分开，让携带圆形宝莹盾牌和警棍的轻装警察支援部队通过，然后由骑警发起骑兵冲锋。这些活动经常得到军情五处的监视和情报支持，并由斯特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随时观察和指导。

4月20日，代表所有罢工者的诺茨矿工联盟代表会议迟迟未达成一致，正式宣布罢工。但为时已晚。未能提前行动意味着诺丁汉郡煤田的大部分地区仍在继续工作。三分之二的矿工在工作，而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罢工。这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煤炭得以开采，但更重要的是，它被政府和资本主义媒体利用来促进工人阶级的不团结。它成了所有想打破罢工的人的焦点。

罢工投票

不举行全国投票的决定导致了所有反对罢工的人的叫嚣。保守党、资本主义媒体和右翼——在工党领袖的带领下——策划了一场疯狂的运动，目的是粉碎矿工，破坏罢工。当然，在过去，当符合他们的利益时，这些"民主派"很愿意无视选票。例如，当全国矿工联盟会员在一次投票中以55.75%的票数反对实行国家奖励计划时，就被戈姆利和右翼宣布为无效。当这个问题被提交到高等法院时，法官沃特金斯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没有很大的力量和意义”。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欺骗、谎言、黑色宣传、暴力和诡计都是斗争中的合法武器。

在罢工的具体环境中，对投票的争议成了一种干扰。利用第41条进行斗争是完全符合工会规则的。然而，在1984年4月19日举行的特别代表会议上，也就是在罢工刚开始一个多月的时候，有机会将投票问题转向反对罢工的人。代表们投票修改了规则，使罢工的简单多数就足够了，而以前是55%。此时，从战术上讲，最好是在罢工时组织投票，以切断保守党的地盘。由于80%以上的矿工都在罢工，罢工行动的投票很容易通过。

在随后的全国煤矿总管、工务员和放炮工协会投票中，82.5%的人投票支持罢工行动，这表明了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样的决定是否会扭转诺丁汉郡的局势是个未知数，但它会使工党和工会联盟的领导人失去他们所隐藏的蹩脚借口。但是根据他们的领导人的建议，代表们拒绝了这一点，现在注意力转向了阻止煤炭的流动。从现在起，每一个不工作的矿工都被认为是在罢工。这是一场没有任何保留、耗到一兵一卒的战斗。

撒切尔希望在罢工进入夏季时迅速取得胜利，因为这时煤炭燃烧量较少，库存量也很高。保守党公开宣扬“不干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把握取得胜利，只需不参加罢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极力避免激起其他工人群体加入矿工罢工的行列。因此，他们对其他工人做出了重大让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种情况越来越感到震惊。矿工们顽固地拒绝放弃。保守党被矿工、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的巨大意志力、团结、想象力和组织能力所震惊。政府的战略开始陷入困境。

令统治阶级极为震惊的是，矿工们的决心更加坚定。在经历了警察暴力、路障和围困矿区之后，情况尤其如此。在许多情况下，矿工和他们的家人开始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这就像一场微型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群众与国家进行了直接斗争，而国家在他们面前似乎是统治阶级手中的镇压工具。

通过他们的经历，矿工和他们的家人清楚地了解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意图破坏他们生计的腐朽性。一些保守党的“湿人”，如希斯和弗朗西斯·皮姆（Francis Pym）都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公开担心罢工“破坏了英国社会的结构”。他们关心的不是矿工或他们的社区，而是资本主义的长期利益和生存。他们明白，即使政府赢了，一切都不会再一样。战后建立起来的“共识”将被彻底破坏，甚至完全摧毁。

奥格里乌

在斯肯索普钢铁厂，有人企图用卡车车队冲破拉文斯克雷格的纠察线。5 月 23 日，第一批卡车将离开罗瑟勒姆附近的奥格里夫焦化厂。全国矿工联盟纠察队开始抵达奥格里乌，起初人数大大超过了警察。随后，警方增援力量出现，这将导致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最暴力的劳资纠纷场面。如果有人怀疑这是一场阶级战争，那么在“奥格里夫之役”后，真相就更加明显了。

纠察队在奥格里乌工厂雪菲尔一侧的一个住宅区集结。警察在焦炭厂前集合，而骑警则在附近的田野上排队。其他带着警犬的警察以及数千名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调动他们的队伍包围了纠察队。货车一进厂装货，防暴警察就用一连串的警棍攻击纠察队。骑警骑着马冲向罢工者，随后是手持警棍的步警。

尽管遭到殴打和逮捕，矿工们并没有畏惧。然而，随后几天的纠察队被约克郡地区转移到了诺丁汉，结果是数百人而不是数千人面对警察。5月30日，斯卡吉尔被捕，但这只是增加了纠察队的愤怒。6月18日，5,000名罢工者到场，遭到了警察的暴力狂欢。“法律和秩序”的势力发了疯似地追逐和殴打纠察工人。受伤的纠察队甚至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捕。当然，资本主义媒体把整个事件描绘成纠察队暴力事件，并利用经过篡改的电影镜头，把混乱和暴力的责任推给了全国矿工联盟。此后，奥格里乌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纠察线。

“使用警马对付暴乱一直被视为终极对策”，《警察评论》（Police Review）在奥格里乌之前的几周指出。“从一百年前的特拉法加广场骚乱，到三十年代的反法西斯小规模冲突，冲锋陷阵的马匹和挥舞警棍的想象足以为警察暴行的指控盖棺定论。[4]”奥格里乌也不例外。8月，因奥格里乌警察行动而引起的对矿工的137项暴动指控因缺乏证据而被撤销。但警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特别是在奥格里乌受挫后，大规模纠察的策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加大了通过公路运煤的大规模铲运行动。矿工们现在是背水一战。矿工们要想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鉴于情况的严重性，其他工会的声援行动对赢得争端变得至关重要。

夏天，麦克格雷戈向所有矿工发出一封亲笔信，敦促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没有任何效果。《泰晤士报》（7月16日）主张实行紧急状态，但这种措施暂时被搁置。尽管对全国矿工联盟的宣传和纠察线上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人们还是普遍同情矿工。许多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人员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认真地进行着声援。特别是，从4月初开始，莱斯特郡Coalville的铁路工人不顾英国铁路公司管理层的不断威胁，有效地将该地区工作坑道的煤炭涂黑。甚至《太阳报》的印刷工人也两次关闭了报纸，以抗议他们被要求刊登关于矿工的公然谎言。

矿工们坚定不移的决心鼓舞了全国各地和其他地区的支持。遗憾的是，类似的决心并没有在运动的高层得到复制。工党和工会的领导层要么极不情愿，要么反对扩大斗争范围，但更广泛的工业行动却有着巨大的潜力。工运的力量如果发挥出来，不仅可以拯救矿工，而且可以在谈判中使撒切尔如她的前任者一样下台。

码头罢工

右翼领导人，如瑟斯（钢铁业工会联合会）和约翰·莱恩斯（John Lyons，工程师和管理员联合会）等，都对全国矿工联盟的事业嗤之以鼻。不幸的是，左翼领导人被证明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全国性行动来保护矿工。罗恩·托德（Ron Todd）虽然对矿工深表同情，但未能将码头工人和矿工的斗争联系起来。1984年夏天的两次全国性码头罢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他们各自的斗争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运动。这些码头工人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全国码头劳工计划，撒切尔打算摧毁这个计划，就像她决心摧毁煤炭工业一样。由于《琼斯-阿尔丁顿协议》允许提高自愿裁员条件，到1984年，码头工人只剩下13500人。

运输部长雷德利的剑拔弩张，导致运输和总工会威胁立即举行全国码头罢工。煤渣正通过未注册的港口运入，这对矿工和注册码头工人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苏格兰的码头罢工在5月才勉强避免。然后在7月初的伊明翰港，铁路工人拒绝将铁矿石运往斯肯索普钢铁厂，于是英国钢铁公司将矿石转移到货车上。伊明翰的注册码头工人拒绝结痂，并举行了罢工。

7月9日，运输和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号召所有码头工人罢工，以捍卫码头劳工计划，事情就有了眉目。对政府来说，形势显得极为严峻。然而，尽管罢工最初是稳固的，但它依赖于注册和未注册的码头工人之间的团结。要巩固这种团结，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出核心要求，将码头劳工计划扩大到所有港口，并捍卫所有工作。但这一点没有做到。这次失败导致了多佛的罢工破裂，并最终结束。一开始有如此巨大潜力的事情，最后却以一塌糊涂告终。一个黄金机会被丢掉了。

7月30日，在两个运输承包商提出的案件中，南威尔士全国矿工联盟因藐视法庭被罚款5万英镑。当南威尔士地区拒绝支付罚款时，法院扣押了他们的资金。当斯卡吉尔呼吁采取团结行动时，工会联盟充耳不闻。一个来自高层的领导，与工会联盟呼吁24小时总罢工，可能会改变整个局势。但工会联盟可耻地让这个倡议溜走了。他们被他们对激进行动的恐惧和对违反保守党法律的恐惧所麻痹。他们决定，与其支持矿工，然后让自己以后陷入困境，不如一开始就不支持他们，这要好得多，也简单得多！

但码头上的问题不会消失。8月初，亨特斯顿的运输和总工会码头工人决定让运往拉文斯克雷格的焦煤的“奥斯特亚”号停靠。当该船试图靠岸时，工会代表会议以78票对12票的大规模投票决定在六周内举行全国性罢工。在工会领导层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罢工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开始，多佛和费利克斯托继续正常工作。工会领导再次回避了将码头计划扩大到所有港口的问题。罢工开始边缘化，因为与英国钢铁公司进行了激烈的谈判，而港口雇主也施加了压力。最后，这场争端在9月18日以不光彩的方式落幕。

尽管有这些挫折，8月15日，矿工们获得了进一步扩大争端的机会，当时全国商业理事会撕毁了与矿井代表和监督员工会NACODS的协议。他们最初同意，NACODS成员如果拒绝穿越全国矿工联盟纠察线，将获得报酬。现在，据NCB劳资关系官员Ned Smith说。“当矿工们穿过纠察线时，那么在董事会看来，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让官员们不去。”这些NACODS的工人要对矿坑的安全负责。如果他们停止工作，矿坑就会关闭。NACODS的领导层召集了一次罢工投票，前所未有的82.5%的人支持工业行动。如果他们罢工，甚至诺丁汉郡煤田也会停工。在去年4月，NACODS的多数成员实际上已经投票赞成罢工，但54%的投票率离必要的55%多数还差一个百分点！现在，在谈判失败后，通知他们，他们已经开始罢工。现在，在谈判失败后，发出了罢工通知。这是整个争端的一个潜在的转折点。

保守党政府突然看到他们脚下的地面开阔起来。他们开始像无头鸡一样四处乱跑。“因此，我可以理解她（撒切尔）所承受的压力，当她有几次对争端的方向表现出紧张的情绪时”，麦克格雷戈后来透露。“特别是在NACODS威胁的时期，我感觉到她真的认为她周围的房子要倒塌了。[5]”突然，在罢工最后期限的24小时内，NACODS领导人叫停了拟议中的罢工，并接受了一个虚构的协议，这样，所有有争议的“事项”都将被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如果NACODS领导人坚守阵地，撒切尔的计划可能会被击败，形势也会发生转变。但全国矿工联盟又一次被孤立起来，面对统治阶级的愤怒。尽管NACODS的领导人怯懦地投降，但当撒切尔对该行业进行屠杀时，NACODS成员后来还是失去了工作。

在9月的工会联盟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给予矿工普遍支持的总理事会声明，但其中没有任何具体行动的建议。右翼的真正意图是以他们能得到的任何条件尽快解决争端。然而，在激烈的大会辩论中，电工工会领导人哈蒙德（Eric Hammond）谴责斯卡吉尔是一头驴子。托德在回答热烈的掌声时宣称：“我宁愿被一头驴子牵着走，也不愿被一头豺狼牵着走。”这种反驳是当之无愧的，但并没有改变工会领导人无法将他们的支持之词转化为有效的声援行动的事实。

矿工的罢工改变了矿区的生活。他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罢工中，呼吸在罢工中。矿工妻子在支持小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帮助维持了罢工的顺利进行。她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耐力。在关键时刻，当男人的决心减弱时，她们为继续罢工提供了支柱。他们站在保卫家庭、社区和生活方式的最前线。没有任何东西能摧毁他们的决心。

妇女在矿工罢工中的作用反映了广大女工日益增长的战斗力。在接近成为全国劳动力的大多数之后，她们在前十年的工业战斗中越来越多地发挥了主导作用——从福特缝纫机工，到特里科、格伦威克，再到Chix、Lee Jeans和Barking医院工人。现在，矿工的妻子们显示出她们有勇气与她们的阶级敌人对抗，首先是所谓的铁娘子。她们不会是最后一个表现出这种勇气的人。

宣传攻势

政府的计划是孤立矿工。为此，他们向金诺克和其他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谴责罢工。他们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意图。“斯卡吉尔先生的失败将来自工会运动内部”，《经济学人》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写道[6]。保守党人像鲍德温在1926年所做的那样，把罢工的政治化程度发挥得淋漓尽致。保守党议员杰弗里·狄更斯（Geoffrey Dickens）谈到，斯卡吉尔是一个“被共产党助手和顾问包围的坦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更严重的支持来自克里姆林宫”。克兰利·昂斯洛（Cranley Onslow）提出，不明身份的人物在“控制和指挥暴徒”；托尼·马洛（Tony Marlow）主张“以组织私人军队的罪名逮捕斯卡吉尔”。但提出这些攻击的不仅仅是保守党后座议员。

7月底，撒切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内部的敌人”讲话，使抹黑活动达到高潮。她在1922年委员会上发言时说：“在福克兰群岛，我们不得不与外部的敌人作战。这里是内部的敌人。”斯卡吉尔主义被描绘成致力于全面破坏英国社会的现象。在10月的保守党会议上，撒切尔宣布：“主席先生，我们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是 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少数派的出现，他们准备利用产业争端，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法律和秩序，并破坏民主议会政府。我们在格伦威克看到了同样的暴徒和恶霸，最近又在斯托克波特看到了针对沙阿的暴徒和恶霸，现在又在全国各地组织成机动纠察队。[7]”11月撒切尔在市政厅的讲话中，她把矿工的行动等同于恐怖主义，“我们即将结束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的人民看到了我们中间的暴力和恐吓：恐怖份子的残忍；纠察线的暴力；对国家法律的蓄意蔑视。”

11月13日，工会联盟总书记诺曼·威利斯（Norman Willis）在阿伯农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数千人在阿凡利多大楼内外，在高呼反抗的矿工及其支持者的场面中。典型的是，“平易近人”的威利斯批评了“警察无端暴力的场面”，但以更大的力度批评矿工们。“任何诉诸暴力的矿工都会损害矿工的志业，远比削弱对手的决心要大得多。”他宣称。“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暴力。然而，如果这种行为是矿工所为，则是与我们共同的工会传统格格不入的，这不仅因为它们会产生反作用，而且因为它们是错误的。”

矿工们不希望发生暴力。但是，面对警察的挑衅、恐吓和国家对他们及其家人的暴力，他们不会袖手旁观。在威利斯的演讲中，人群中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在他抨击纠察线暴力的过程中，一根绳索被放下，悬挂在他的面前，上面写着“拉姆斯·麦金诺克（Ramsay McKinnock）在哪里？”的标语牌。这件事体现了威尔士矿工的粗暴和即兴幽默，但也严肃地指出了金诺克的作用。几天之内，金诺克就指责全国矿工联盟的领导人想要“光荣的失败”。这可与1926年西特林和麦克唐诺的作用相提并论，矿工们也知道这一点。矿工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

10月，伦敦高等法院扣押了全国劳工联盟的全部资金，政府将枪口对准了整个工运的脑袋。11月31日，在提起藐视法庭的诉讼后，法院任命了一名接管人，负责全国矿工联盟的事务。这一野蛮的攻击给全国矿工联盟——作为一个工会的生存——打上了一个问号。只有通过总罢工才能成功击退。然而，工会联盟领导人在承诺“按照大会政策”继续支持全国矿工联盟的同时，却极力避免工会联盟被认定为藐视法庭的任何风险。

斯卡吉尔正确地指责他们“做出了口是心非”的决议，并呼吁采取团结行动。“这是我们的运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行动动员，我们现在就必须这样做”，斯卡吉尔说，“没有其他办法阻止法院摧毁全国矿工联盟的意志。”他最后说，“工会和工党领导人现在必须站出来藐视正在对我们使用的法律——否则就永远藐视他们所代表的所有人：他们的未来与这场关键的战斗的结果息息相关。”

面对这些利用资本主义法庭粉碎全国工会的企图，需要工会运动的全部力量来击退这种来自国家的持续攻击。本恩接受了总罢工的号召，丹尼斯·斯金纳（Dennis Skinner）和其他左派议员也是如此。“但总罢工可能被证明是提醒这个政府注意生活的残酷现实的唯一途径”，本恩表示。“工运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保护英国的工会运动自由、选票民主、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总罢工可能会成为必要的。”[8]

被许多人称为威尔士风向标的金诺克，立即涉足其中。“总罢工的前景是零，任何没有成功前景的罢工威胁，都会对运动向公众提出煤炭理由的机会造成致命的损害。”和往常一样，金诺克没有抓住重点。撒切尔政府的攻击已经远远超出了“为煤辩护”的范围。现在关系到工会运动的生存。就像一张重复播放的老唱片一样，工党领袖不断地警告全国矿工联盟领导层不要使用暴力，同时又淡化了警察对纠察线的暴力。在整个纠纷中，他表现出懦弱和卑劣的形象。他急于通过鞭打矿工来向统治阶级“证明自己”，但他口若悬河的恳求并不能阻止或安抚保守党，只能鼓励他们的攻击。

行动而非言语

无能的工会联盟毫无作为。被选为与全国工会联盟联系的七位工会联盟领导人——包括威利斯、戴维·巴斯内特（David Basnett）、比尔·凯斯（Bill Keys）和格里·拉塞尔（Gerry Russel）——甚至在召集工会联盟内阁——财务和总务委员会会议上犹豫不决。他们绞尽脑汁，无视来自下层的巨大声援，向全国矿工联盟领导人明确表示，工运的支持并未到来。这就像1926年的一切重演。工联领导人的投降是可怜的，他们乞求政府“讲道理”，允许“有意义的协商”。

一些领导人，如加普尔和翰蒙德，继续谴责罢工的矿工。事实上，加普尔甚至向保守党政府建议，在任命麦格里格之前，让他担任煤炭局主席，以处理斯卡吉尔和矿工的问题！考虑到他们过去的角色，这或许是右翼所期望的。毕竟，查普曾经说过，他和他的工会执委中的任何人一样，都很欣赏撒切尔。但可悲的是，左翼工会领导人也没有兑现他们团结的承诺。

特别是左派领导的运输和总工会本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它正面临着自己在法庭上的法律攻击，头顶上悬着20万英镑的罚款，而且由于没有在罗孚举行合法投票，它的资金有可能被扣押。然而，运输和总工会的领导人却只限于消极地藐视法律，进行法律上的辩护。

全国工会联盟要想获得全国性的行动，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直接跳过总委员会向工会基层发出呼吁，并指定总罢工的日子。全国矿工联盟已经在阶级的眼中建立了巨大的权威。如果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吁，就会使工联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使右翼暴露出来，并给左翼施加非常严重的压力，迫使他们采取行动。“行动，而非言语！”这将是迫使工会联盟从旁观者的位置上走出来，开始战斗的核心口号。不幸的是，全国矿工联盟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再次失去了挽救局势和改变事态发展方向的机会。

到了这个阶段，将行动扩大到运动的其他部分的任何希望几乎都消失了。在没有普遍的全国性行动的情况下，矿工们的处境是不可能的。在冬季，矿工们缓慢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到1月中旬，罢工在一些领域开始崩溃。通过让核电站和燃油电站平稳运行，并尽可能少用煤，中央发电局从未实施断电。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事实上，零星的断电发生在凌晨2点和3点，以拖延供应。尽管如此，发电站仍有大约1200万吨的煤炭库存，坑口有6000万吨。讽刺的是，保守党还忙着从所谓的”社会主义”波兰进口煤炭，这个卑鄙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实际上协助着（英国当局）打破罢工。但波兰官僚机构更关心的是如何确保与撒切尔的合同，而不是支持英国罢工者。

所有这些都为撒切尔壮了胆。矿工的罢工是一个分水岭。保守党千方百计要打垮矿工，以此来打垮工人阶级的精神。这场争端使国家损失了大约37.5亿英镑。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庭必须被粉碎，而且要看到被粉碎。但保守党低估了矿工及其社区的支持、复原力、耐力和勇气。他们向他们抛出了一切：警察、法律、大众媒体等。但正是矿工内部的分歧，在保守党和媒体的渲染和培养下，致命地破坏了罢工。这导致了由叛徒罗伊·林克（Roy Link）领导的民主矿工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Miners，UDM）工贼集团的成立。民主矿工联盟自然得到了撒切尔、麦克格雷戈和其他资本主义当权者的全力支持，1926年后的斯宾塞工会也是如此。

在长达一年的罢工中，全国矿工联盟领导人犯了一些战术错误，但矿工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会联盟和劳工领袖没有组织有效的团结行动。尽管政府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但社会上还是存在着帮助矿工的情绪。矿工支持团体的出色工作，在工厂、办公室和购物中心外募集了数十万英镑，证明了这一事实。当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面临1984年圣诞节身无分文的时候，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给他们送去了食品包裹和礼物，组织了圣诞晚宴、聚会。矿工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巨大的工人阶级团结，就像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撒切尔或保守党如何摧毁他们的社区一样。

罢工一直持续到1985年3月，即宣布关闭Cortonwood的12个月后。3月3日，在曾让他们如此失望的工会联盟总部国会大厦召开的全国矿工联盟特别代表会议以98票对91票通过了恢复工作的决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没有对受到威胁的矿坑进行缓刑，也没有对被解雇的矿工进行特赦。面对煤田的灭顶之灾，只有肯特反对结束罢工。这时约有718名矿工被解雇。

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不像1926年的赤裸裸的羞辱，但仍然是一场痛苦的失败。复工对大多数积极份子来说，都是一种粉碎性的失望。诚然，在煤矿乐队和旗帜后面重返工作岗位的骄傲和尊严，使撒切尔失去了她和她的阶级所追求的"全面"胜利。尽管如此，保守党政府随后关闭了100多个矿坑，10多万人被裁员。矿坑关闭计划被无情地执行了。它把这个行业和采矿社区的胆量都撕碎了。紧接着，矿工们在矿坑里进行了一系列游击斗争，但这些斗争未能阻止该行业的破坏。作为最后的措施，私有化现在被提出来，以便对剩下的一切进行清理。

矿工的失败对整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繁荣的延长，它加速了工党和工会领导人向右的转变。它进一步加强了“新现实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工会官僚机构中普遍存在。采矿业遭到了灭顶之灾。1926年，有100多万矿工。1984-85年罢工时，仍有18.1万人。到1990年，人数下降到65000人。但今天的私人采矿业几乎已经被完全摧毁，只剩下大约5000名矿工，欧洲最大的塞尔比煤田也将很快关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矿坑的大肆屠杀与天然气和石油储量的枯竭同时发生。到2012年，我国70%的电力将由天然气发电，而其中90%的电力必须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等国进口。这样的情况会让英国在未来15年内面临严重的断电。事实上，今年8月，伦敦已经面临大规模停电，25万人不得不从伦敦地铁撤离。这种私有化、资产剥离和投资不足的惊人结果，是在美国发生毁灭性的断电事件后仅几周出现的。当时，国家电网的老板们公开表示，这种事情在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目光短浅，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矿区的屠杀证明了全国矿工联盟在1984-5年英勇斗争中所采取的勇敢立场，同样，失败后厂内的反革命也使劳工和工会领导人的疯狂立场永远受到打击。罢工虽然失败了，但矿工们的战斗精神还在。罢工留下了勇敢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将在今后的巨大斗争中得到恢复。

注释

[1]上善若水译，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e3b7e01012f14.html

[2] 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斯卡吉尔和矿工们》（Scargill and the Miners），P. 102

[3] 同上，P. 100-101

[4] 《警察评论》（Police Review），1984年5月4日

[5] Ian MacGregor，《内部的敌人》（The Enemies Within），伦敦，1986，P. 375

[6] 《经济学人》，1984年9月8日

[7] 撒切尔，《演讲集》（The Collected Speeches），伦敦，1997，P. 225

[8] 《金融时报》，1984年12月7日

失败的后果

1985年后开启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矿工失败的悲剧对工人阶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矿工赢不了，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绝望和背叛的感觉削弱了工人阶级重要阶层的信心。失败构成了一个可怕的打击，使工会积极份子风声鹤唳，使一层层的人渐渐无所作为，甚至士气低落地放弃了运动。有些人，甚至是左派，开始着眼于自己的事业，滑向右翼官僚的阵地。这反过来又加强了1982年开始的工会向右的转变，表现为“新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正确的名称是：阶级合作。

矿工罢工是在运动内部开始普遍向右转的情况下发生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向左的摇摆已经达到了极限。英国在撒切尔领导下取得了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最终在1983年保守党的选举中获胜，将形势（在经济复苏的支撑下）推向了右翼。斯卡吉尔的名字在大众的想象中被认定为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想，但在资本主义报刊上却遭到诋毁。工党领袖金诺克也加入了大合唱，他把斯卡吉尔描述为“工运最接近于一战将军的人”。“战斗永远不会有好处”的老调子成了资本家及其在工运中的影子们的一贯说法。

这种情况对阶级斗争产生了抑制作用，而高失业率使工人对工作产生恐惧，从而使情况更加恶化。到1985年底，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几乎为320万，即13.2%，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400万。这种经济环境，加上矿工的失败和工会领导人的态度，在工会中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绝望感。相比之下，资本家和他们的保守党代表却欢欣鼓舞。保守党就业部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吹嘘说：“英国正在享受近五十年来最没有罢工的一年”。

自从埃迪·沙阿在Warrington获胜后，工会联盟在保守党的反工会法面前屈服了。他们以为自己的温和会让老板们更容易接受，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如那句老话所说，软弱会招致侵略。在工会领导人倒戈的鼓舞下，雇主们每当感到威胁时，就会急于诉诸法庭。先是对壳牌公司的罢工者下达了禁令，然后又在与丁伯比报纸印刷厂T.Bailey Foreman（TBF）的纠纷中对全国新闻工作者联盟下达了禁令。

在后一个案件中，法院宣布工会违法。法院说，争端是与拒绝雇用全国工会联合会成员的福尔曼公司发生的，而不是与TBF有限公司发生的，尽管该公司控制着两家公司，其董事和股东完全相同。1984年底，运输和总工会因没有在奥斯汀罗孚公司进行无记名投票而无视禁令，被罚款20万英镑。一项调查发现，到1985年8月，共有70起案件被提交到法院，其中绝大多数是根据1980年和1982年的《就业法》提出的。到1985年，三分之一的案件来自印刷和出版业的雇主。法院随即发出禁令，通常是在24小时内发出，有些案件是在工会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发出的。令人吃惊的是，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有29个工会（占工会联盟附属工会的80%以上）因违反保守党的反工会法而被送上法庭。[1]

撒切尔政府决心把过去被工人阶级征服的所有改革都收回来。保守党决心恢复英国资本主义的获利率，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攻击地方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开支。为了压缩地方当局的开支，实行了新的费率上限立法，导致大规模的削减。1984年，这些攻击导致工党议会集体采取了“不遵守”保守党立法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了工党会议的全心认可。但实际上，这种蔑视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句题外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工党上台以来议会税上涨60%的情况，普雷斯科特今天却以“比率上限”威胁地方议会。

在十二个月内，只有两个地方议会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利物浦和兰贝斯。工党领袖、前左派的金诺克提出了一项投降政策：所谓的“凹陷的盾牌”，即不公开藐视保守党政府，而是敦促工党议会试图软化保守党削减政策的影响。然而，这一政策唯一能屏蔽的是领导层未能维护其支持者。在1985年的党的会议上，在资本主义媒体的压力下，金诺克对利物浦市议会及其激进派领导层进行了尖锐的攻击。这个插曲标志着工党进一步向右转，放弃了以往的左派政策，工党内部加速了猎巫行动。第二年，德里克·哈顿（Derek Hatton）和利物浦激进派市议员被开除。虽然这些同志保持了利物浦工人阶级的压倒性支持，并在他们参加的每一次民主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后来却被追加了罪名，随后不是被选民，而是被非民选的保守党法官解除了公职。

在工会方面，工联领导层继续退缩，未能坚持抵制保守党政府为工会投票提供资金。到1986年2月，工联特别会议投票决定放弃抵制，以及任何进一步反抗的想法。右翼领导层仍然不顾一切地希望与保守党进行对话。但是，对于那些只是轻蔑地看待他们的人来说，再多的谄媚也不会让他们得到任何好处。保守党占了上风，没有心情邀请工联领导人喝茶吃饼干。

挫败

1981年，撒切尔允许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收购《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而没有提及垄断委员会应该调查。默多克还买下了英国唯一的卫星电视服务的一半权益和控制权，尽管撒切尔自己的内政大臣认为这笔交易“在技术上不合法”，但她对默多克的待遇与她对利物浦议员的处置相差甚远。

1985年，为了建立自己的媒体帝国，默多克上演了一场事先策划好的与印刷工会的对决。这位百万富翁大亨在沃平和格拉斯哥金宁公园的另一个卫星工厂投资了1亿多英镑，但由于印刷工会的反对，这两个工厂都被闲置了。电工工会的领导人哈蒙德在回忆录中说：“这就是我们的作用”。哈蒙德解释说，他与电工工会和默多克的秘密会谈是通过极右翼份子伍德罗·怀特（Woodrow Wyatt）安排的：

“默多克的美国报业帝国在引进新技术后，已经裁减了数千名员工，在阐述了这一情况后，默多克明确表示，他想在英国也这样做。默多克不动声色地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忙？我们的成员可以设置机器吗？’‘不仅可以，’我告诉他，‘而且他们也可以操作它。咔嚓一声几乎听得见，默多克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一劳永逸地结束印刷工会权力的机会。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埃里克，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做一笔交易。’”[2]

哈蒙德用这句不朽的话，继续解释了他背信弃义地破坏工会的策略，即招募电工到沃平报社工厂工作。

“这些‘火花’将成为电脑上的打印机。我们已经打破了这个模式。当7月细节泄露出来时，印刷工会已经为时已晚，无能为力。我的信心随着我担任总书记的经验而增加。我越来越相信我的工会的常识性政策是正确的，也越来越相信它有权利实现自己的命运，不受某些工会总部的卢德份子的阻碍。”[3]

默多克要求印刷及相关行业协会和全国印刷协会签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要求员工“完全灵活地开展工作。没有分界线...雇员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可以在...提前一天通知的情况下改变...人员配置水平由雇主决定...随时可以采用新技术...没有封闭型企业...”工业行动也将被禁止。基本上，默多克是在要求工会签字放弃他们的权利。

当时机成熟时，他故意在伦敦沃平挑起一场争端，以打破印刷工会的力量。几个月来，他一直在秘密地将非工会的员工调入沃平，并与他的高级主管们讨论如何解雇数千名得到“工作安全受到保障”的工人。管理层曾告诉工会，瓦宁只用于印刷新的伦敦晚报《伦敦邮报》，但计划将所有报刊都转到新工厂。1986年1月——在搬到沃平新厂的前一天，新闻国际约有6000名印刷工人收到了解雇通知。不仅与电工工会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而且还与索恩全国运输公司（Thorns National Transport ，TNT）签订了一份合同，在没有工会劳动的情况下发行报纸。

当决战来临的时候，这是一场极其激烈的对抗，将持续十二个多月。这是一场在瓦坪的殊死搏斗。工会要求的只是让他们的成员完全复职。在矿工失败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青年在深夜和周末在韦尔克洛斯广场举行纠察和示威，以表达他们的声援。大规模的纠察活动试图关闭位于沃平的新闻国际，但和矿工一样，他们面对的是国家的全部力量。为了协助他们的朋友默多克，保守党动用了大都会警察，并得到了伦敦以外警察的增援，用最暴力、最挑衅的手段攻击和逮捕纠察队。

工党议员本恩在国会内描述了他目睹的情况：

“骑警完全按照战术选择手册上所说的那样，从工厂中前进。他们冲进人群。他们在防暴警察的掩护下做了几件事。首先，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冲进人群，殴打那些与可能被投掷的石块毫无关系的人。.他们包围了作为救护车的巴士。有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我在扩音器里呼吁警察撤离，让救护车来。在30分钟内，没有一辆救护车获准驶来。当这名男子被放在栈道上时，一匹警马推搡着栈道，这名男子被抬到救护车上时，差点摔下来。警察包围了开会的公园。他们包围了这一地区，使人们无法逃跑”。[4]

在争端发生的头两个星期，每天晚上有310名警察在瓦坪。1986年2月15日晚，警察人数急剧上升到1,029人。到5月，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800人。为了打倒印刷工会，不遗余力。到12月底，估计治安费用又增加了530万英镑。2月22日，警马首次在瓦坪被乱用。他们冲进了纠察队的人群中，为运痂卡车清理工厂入口。应该记得，马和骑手的总重量几乎是一吨。在争端结束时被捕的1370名纠察队中，到1987年2月，即争端开始后12个月，约有1058名纠察队因各种指控被定罪。1987年1月10日，悲剧发生了，一名纠察员迈克尔·德莱尼（Michael Delaney）在工厂外被一辆TNT卡车撞死。

工会的领导人再次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11月26日，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没有全力以赴地支持在沃平被解雇的6,000人，而是投票决定不惩戒电工工会在协助默多克方面的作用。工会联盟未能团结起来支持印刷工人的事业，最终注定了这场纠纷。1987年2月初，印刷工人遭遇了惨败。工会组织在沃平被破坏，这对各地的工人来说都是一个士气低落的打击。电工工会在完成了其破坏罢工的任务后，就像一条曾经忠实的狗一样被送进了大门。取而代之的是默多克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工会，国际新闻员工协会，该协会被授予在沃平工厂的垄断权。

2002年，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忠心一番，默多克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在世商人。理查德·德斯蒙德（Richard Desmond）是《快报》以及一连串色情刊物的臭名昭著的老板，他说：“如果不是他（默多克）为使英国成为一个更公平的地方所做的事情，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业。”

工会联盟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印刷厂在沃平的惨败，还导致了P&O航运公司海员的受害。在P&O争端期间，船运老板采取了破坏工会的行动，并对海员施加苛刻的条件。他们取消了对全国海员工会的承认，辞退了劳动力，并公然刊登广告，招收渣滓劳工来代替工会成员的工作。随后的战斗与海员工会一样，导致工会的资金被扣押。

这种冲击再次是对工会基本权利的直接挑战。要么是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不得不发动全国性的罢工，要么是向雇主屈服。没有中间道路。但尽管会员们表现出了勇气，但英国学联的领导层缺乏必要的决心。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英国学联领导人萨姆·麦克拉斯基（Sam McClusky）作为他个人投降的理由，宣布他“除了从头开始领导外，几乎别无选择”。这是对根本没有领导力的委婉说法。工会领导人的退缩和投降使轮渡公司得以削减劳动力，使数百名海员的工作付之一炬。

这些惨痛的失败使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缺乏信心，对工会官僚机构来说是雪上加霜。对后者来说，退缩和投降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投降的螺旋式下降，加上右翼对运动高层的扼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发展。然而，1987年，在基层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工会联盟被迫命令电工工会从日本电池公司Yuasa、Thorn-EMI和另一家日本电子企业Orion的三个单一工会交易中撤出，理由是它侵犯了工会联盟其他附属机构的权利。

尽管试图制定《业务守则》，但单一工会的不罢工协议仍然是一个公开的疮疤，最终将使工会联合会分裂。最后，当与电工的分裂不可避免时，工会联盟摇摆不定，希望安抚哈蒙德。但是，由于工会队伍对哈蒙德和他的右翼集团的破坏罢工作用感到厌恶，在工会队伍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对电工工会做出停权处分，然后又将其开除。开除有225,000人的电工工会是工会联合会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

电工工会被开除后，引起了工会内部的分裂。一个颇具规模的左派团体“手电筒小组”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分裂出去，成立了规模很小的水电业工会（EPIU）。这次分裂走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提出的从电工工会中分裂出来的论点是基于需要继续成为以工会联盟为基础的工会成员这一荒谬的概念。这是一个虚假的论点。尽管人们可能会同情“手电筒小组”的情绪，但他们正在把工会引向众所周知的花园小路。脱离电工工会，只会让工会和绝大多数会员，更加牢牢地受到哈蒙德周围右翼集团的控制。整个事件简直是被哈蒙德玩弄于股掌之间。

同样，电工工会伦敦报业支部1200多人中的一部分人，也是在英共的影响下，提议离开电工工会，加入印刷工会印刷及相关行业协会，这也是一个重大错误。如果不援引布里德林顿协议，这将导致一场灾难。分裂将使老板们能够让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对立起来。当然，这个世界上的汉蒙人都在欢呼，他们已经打败了左派的分裂策略。

哈蒙德写道：“共产党人遭到了殴打，被阻止偷袭我们的支部。他们对电工工会的敌意增加了，就我们而言，我们还得和印刷工会算账。”[5]

如果左派仍然留在电工工会中，寸步不离地战斗，他们在1992年合并成立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时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并加速右翼的最终消亡。与其组织一个新的工会，不如加倍努力挑战哈蒙德。不幸的是，在急躁情绪的引导下，他们决定在没有捷径的地方寻找捷径。最根本的是，这种行动反映了工人对改变工会缺乏信心。4,000人的水电业工会，面对225,000人的电工工会仍然无能为力，后来在与运输和总工会的合并中消失。分离工会的经历又一次在死胡同里结束。

1987年大选

在1987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取得了第三次选举胜利。他们成功地获得了43%的选票，而工党的选票只有屈辱的32%。金诺克领导下的工党向右的转变以选举失败告终。虽然持续的经济繁荣帮助了撒切尔，但工党的右翼立场注定了它的命运。鉴于这种情况，专家们又在工党能否再次赢得大选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经验主义者彼得·凯尔纳（Peter Kellner），《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政治编辑，他说：“党将不得不放弃再次执政的所有希望... 这是否只是一种突然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许多人从骨子里感觉到，但却不愿意承认的真实情况？”

一如既往，工会和工党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工党不够右翼！因此，工党不得不进一步向右移动，完全接受“市场经济”。工会联盟已经远远地转向了右翼，以至于斯卡吉尔失去了他在总理事会的席位。自一百多年前加入工联以来，矿工们第一次在英国工会的领导机构中没有代表。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从1987年11月起，保守党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码头问题上，码头是工会主义的持续堡垒。随着矿工的失败，暂时失去了三联盟的机会，保守党可以开始对这个工会激进主义的前哨进行认真的进攻。1989年4月7日，保守党宣布了一项废除码头劳工计划的法案。蒂尔伯里和利物浦码头都罢工抗议。运输和总工会全国码头委员会投票决定对其成员进行罢工投票，但令普通工人极度失望和厌恶的是，工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推翻了这一决定。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从1984年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港口雇主们呲牙咧嘴。他们威胁说，如果工会胆敢发起码头罢工，就对其采取法律行动。除非他们投降，否则运输和总工会的资产有被扣押的危险。他们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出来抗争。随着取消该计划的最后期限的临近，工会领导人推诿扯皮，寻找法律漏洞，以摆脱困境。与此同时，港口雇主断然拒绝了工会关于签订新的全国协议的要求。

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运输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最终召集9000名注册码头工人进行罢工投票。但遗憾的是，他们又一次将未注册的劳动力排除在了斗争之外。面对保守党的这次攻击，码头工人果断地回应了挑战。在领导层没有提出任何观点的情况下，码头工人投了74.3%的票，支持捍卫码头劳工计划的工业行动。这是一种压倒性的反抗表现。

在高等法院上演了一出哑剧之后，上诉法官与政府和老板勾结，下达了禁止运输和总工会采取行动的禁令。针对这一公然的阶级判决，全国港口商店管理委员会呼吁立即举行罢工。利物浦、蒂尔伯里、布里斯托尔、纽波特和洛斯托夫特的码头工人响应了行动号召。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但工会总书记罗恩·托德（Ron Todd）呼吁立即复工，等待上议院的法律上诉。这打破了罢工的势头，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于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人们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一旦工人们行动起来，争端可能会蔓延到整个行业。但是，领导层的行为就像消防员一样，为战斗的火焰挖坑。

运输和总工会在高等法院的法律上诉迟迟没有得到支持。但斗争的风头已被吹散。工会的全国委员会随后组织了另一次罢工行动的投票。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也是以三比一的多数赞成罢工行动——但关键是——这个决定是在码头计划被废除之后作出的。工会领导层决定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

随着罢工的发生，雇主们开始发难，威胁要解雇所有罢工者。由于力量的平衡对他们有利，老板们决定解雇蒂尔伯里码头的主要工厂代表。这些解雇构成了对所有码头工人的公然攻击，也是对整个工会的挑战，但运输和总工会领导层坚决避免采取“二次行动”，因为这意味着要扣押工会的资产。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产，而在于运输和总工会作为一个工会的运作。

面对高层的混乱和摇摆不定，罢工开始崩溃，最终在三周后被叫停。“我基本同意我们应继续罢工，但我没有信心工会会支持我们”，蒂尔伯里的一名码头工人说。“为什么我们要期望得到与矿工、印刷工和海员不同的待遇呢？他们都被出卖了。”[6]

如果说有一个工会可以打败政府，那就是运输和总工会。但领导层拒绝使用其力量。罢工的失败是一个士气低落的挫折。泛左派正式控制了工会，但它没有明确的战略，如何与政府对抗并建立必要的团结。他们在没有必要的预见和计划的情况下，偶然地参加了一次罢工。结果，码头工人遭受了和五年前矿工一样的悲惨孤立和失败。

保守党成功地孤立和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工人阶层。这是一个明显的腊肠战术的案例。事实上，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工会领导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根据“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这一历史悠久的原则采取适当的行动。但这一点没有做到。结果，16名被解雇的蒂尔伯里工厂代表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工作，工会被取消了承认，裁员被全面推行。随着码头劳工计划的废除，临时工又重新回到码头，这个行业此时已经缩减到只有12000名工人。到1993年，仅默西塞德郡就只剩下不到500名码头工人，比战后的17000人大大减少。

战斗的失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码头工人现在24小时待命。正如一位码头工人的妻子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称工作是为了完成工作，但这却成了‘工作是为了终结我们的男人（的性命）’——12或14小时的轮班，不断有电话打来换班，完全没有了社交生活。”当临时工制被重新引入时，另一位码头工人解释道：

“成为全职后，我的工资是170英镑顶线，有退休金，没有病假工资，没有工作服。他们会随时叫我们出去工作，每周最多80小时。你可以早上7点45分去上班，如果没有工作，他们会在12点把你送回家，让你睡8小时，然后回来上夜班。”

这些沉重的失败进一步加强了右翼工会官僚机构的控制。到十年结束时，罢工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因为工会领导层更加成为斗争的障碍。雇主利用大规模的失业和工会领导人的顺从，无情地推动工作惯例、条款和条件的急剧变化。地方当局引入了强制性竞争性招标，强行降低既定条件和工资水平。个人合同、非全时工作和短期合同也被全面引入。因此，从1982年开始的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低着头，希望能够生存下去，许多人希望看到工党政府的胜选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早先的1980年和1982年保守党反工会法对劳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该法限制了纠察，禁止二次行动，有效地取缔了封闭型企业，淡化了不公平解雇程序，废除了1975年的《就业保护法》，为工会邮寄选票提供资金，并取消了对工会的法律豁免权。保守党在1984年、1988年、1989年、1990年，以及后来的1993年，进一步推出了反工会的立法。这些立法迫使工会定期举行工会职位无记名投票、政治资金投票、罢工无记名投票，废除了入职后的封闭厂内，工会官员被迫拒绝非官方罢工，检查制度受到破坏，《布里德林顿协议》实际上被废除，因为工人可以加入他们选择的工会，有关罢工前投票的规则被进一步收紧，工资委员会被废除，雇主被允许向工人提供离开工会的经济诱惑。

从1980年起的15年中，保守党先后出台了七项立法，以打击工会，破坏集体谈判。对罢工的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有效的罢工权以及必要的团结（“第二次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如同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样，在《组合法令》被废除后，合法的工会仍然存在，但它们的一只手或两只手被绑在背后。这些法律加起来就是对工会运动的“反革命”。这些法律构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工会主义的最重要挑战。

尽管如此，工会联盟的领导人拒绝违法，宁愿与保守党进行舒适的交谈和交易。他们害怕通过扣押失去他们的工会资金，以及他们的豪车、豪华办公室和舒适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危害！同时，他们还敢向托尔布德烈士和早期的工会主义先驱致敬。这些先驱者不顾个人的代价，毫不妥协地与不公正的法律作斗争，而工会领导人，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都默许了反工会的法律。

目前保守党的立法与1927年《劳资纠纷法》的条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次对工会的冲击不是出于报复的愿望（虽然这也有一定的作用），而是出于统治阶级降低成本的需要——就像1926年一样。然而，总罢工的失败是在完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再加上经济萧条，英国工人阶级在整整一个时期内被打得体无完肤。工人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1985年矿工的失败造成了伤痕和疤痕——但没有1926年失败后造成的伤痕那么严重和深刻。因此，在矿工罢工后的几年里，出现了重要的工业战役，这在1930年代是完全没有的。

撒切尔被赶下台

到1990年，撒切尔已经连续执政11年。她得到了工人阶级不灭的仇恨，对工人阶级来说，她是雇主的恶毒的化身。她在1990年的辞职不是由工党的“反对”造成的，而是由反对可恨的人头税的群众反抗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事件在所有工人阶级地区都引起了巨大的欢庆场面。这简直是全城的话题，在俱乐部、酒馆和酒吧里。“铁娘子”终于被赶走了。

撒切尔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誉，所以保守党领导人的策略是翻新保守党的形象，或者说重塑自己的形象，以备大选。为此，他们选择了约翰·梅杰（John Major）作为党魁。尽管保守党不受欢迎，英国正处于新的经济衰退之中，但金诺克和右翼工党领导层还是成功地再次输掉了选举。1992年5月的大选中，保守党连续第四次获得胜利。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好运。但这种运气不可能持久。

事实证明，工党领导层无法为保守党提供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金诺克被迫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作为一种安慰，他得到了一份经保守党内阁批准的丰厚工作，担任欧洲专员，年薪高达103534英镑。就是这个曾经用最火爆的语言谴责欧共体是人民的“强盗”的人。但金诺克的辞职并没有阻止领导层不断向右转。新任工党领袖史密斯是一位大律师，也是传统的老工党右翼份子。

保守党连任几个月后，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宣布对采矿业进行大规模攻击，涉及关闭约30个矿坑。响应是大规模的，瞬间的。10月，由5万名矿工和他们的支持者组成的巨大的周中示威游行穿过伦敦的街道。工会联盟大厦的总机被塞住了，因为来自每个城镇和城市的工人打电话要求采取行动。

在几周内，工会联盟被迫召集了一次支持全国矿工联盟的全国性示威。他们对这种反应感到震惊。大约有 25 万人在大雨中参加了示威，以表达他们的声援。这些示威活动和工人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应让人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中存在的潜在力量。如果这股力量被适当地利用和组织起来，矿坑可能会被拯救，工会运动的命运也会被扭转。不排除政府会被推翻。

遗憾的是，工会联盟领导人沉浸在他们的“温和”主张之中，任由这种情绪消散。他们的行为就像约克大公爵带领他的部队在山坡上跳着欢快的舞蹈。工会利用示威游行作为安全阀后，拒绝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结果可想而知。政府恢复了勇气，并采取了众所周知的策略，即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矿坑关闭计划。工会没有谴责这种明显的拖延时间的伎俩，而是同意了这些建议。尽管铁路工会在新年里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但矿工们又不得不独自对抗保守党的攻击。工会的战略在6个月后以失败告终，当时被指定关闭的矿坑甚至比1992年10月最初指定的矿坑还要多。

缺乏反击给保守党开了绿灯，让他们继续推行反工人阶级的政策。他们继续推行他们的私有化计划，目标是公共部门中那些有潜在利润的领域，而其余的则被淘汰。天然气，水和电力被私有化，铁路网也被分成100个不同的运营公司并私有化。这是没有撒切尔的撒切尔主义。他们的政策代表了对地方政府，卫生服务，公务员和一般公共服务的严重攻击。统治阶级和它的政治代表已经放弃了对共识政治的所有假装。取代“被管理的资本主义”的是不受约束“自由市场”的统治。面对英国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工人阶级被压榨到了极限。

1992年10月，英国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保守党将英国纳入了欧洲汇率机制。然而，由于英镑估价过高，预算赤字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货币受到了大量的投机。最后英国被迫屈辱地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大法官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也在这个“黑色星期三”被迫辞职。由于利息上升到15%，全社会对经济动荡的担忧加剧，也让保守党感到失望。

过去以财政能力著称的保守党政府被动摇了根基。从那时起，一切开始解体。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崩溃了，在接下来的四年半时间里，他们将继续落后于工党。这标志着梅杰政府结束的开始，它在一个个危机中蹒跚前行。

注释

[1] 见John Mcllroy，《今天的英国工会》（Trade Unions in Britain Today），伦敦，1990

[2] Hammond，《一名工会反叛者的生平》）Maverick, Life of a union rebel），伦敦，1992，P. 76-77

[3] 同上，P. 81-82

[4] 《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1986年5月8日

[5] Hammond，前引书，P. 75-6

[6]转引自亨特《他们知道为何而战》（They Knew Why They Fought），伦敦，P. 111-2

“无知就是力量”

1992年工会联盟大会代表了工会主义的一个历史性低点。右翼显然在工会中取得了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全国工程师联合会和电工工会的合并，产生了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and Electrical Union，AEEU），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强大的右翼集团。合并实际上是电工工会的接管，导致工程工会民主结构的瓦解和老旧右翼的巩固。尽管遭到一些工会的抵制，但电工工会还是通过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合并被允许回到工会联盟的阵营中。他们过去试图拉拢一个由电工工会、全国工程师联合会、民主矿工联盟和其他类似的“雇主友好”机构组成的对立的右翼工会联盟，但结果是一无所获。然而，新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充当了右翼特洛伊木马的角色，也是商业工会主义的协调中心。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领导人，即工联的极右派，只是公开而粗暴地表达了其他人的想法和私下谈论的东西。他们都非常信奉“新现实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已经变得如此堕落，以至于英国工业联合会的老板霍华德·戴维斯（ Howard Davies）被允许在工联大会上发言，而罢工者，如斯麦斯维克的伯恩斯托尔的罢工者，则被拒之门外。

苏联的解体和国际上共产党内部的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工会中的这种右翼倾向。资产阶级的辩护者及其在工运中的影子把柏林墙的倒塌描绘成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灭亡，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官僚极权主义政权的失败，它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滑稽模仿。这就造成了一层前左派和前共产党员与右翼同流合污，以推进自己的野心和事业，成为工党的"顾问"。布朗内阁的前斯大林主义者查理·惠兰（Charlie Wheelan）是这种新生物的典型代表。他们干脆跳槽，转到亲资本主义、亲市场的立场，就像一个人在火车上从标准舱转到头等舱一样轻松。这就促使工会联盟进一步向右转，反过来，工党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工会是工党内部发展的关键，无论好坏。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社会深处展开的复杂的客观过程。

在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媒体的压力下，新党领袖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试图削弱工党与工会的联系。一些工会领导人，担心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抵制这种攻击。支持工党的右翼是一回事，但这样做太过分了！在1992年的工党会议上，约翰-埃德蒙斯（John Edmunds）和比尔·莫里斯（Bill Morris）领导了一场维护工会联系的战斗，最初的“一会员一票”提案（One Member One Vote ，OMOV）以明显的多数票被否决。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作为对工会领袖的让步（他们又受到来自队伍的压力），史密斯在工会联盟议上承诺，即将成立的工党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是充分就业和实行最低工资。这是工会领导人接受新规则变化的代价，最后，他们乖乖地接受了。由全国公共事业雇员工会和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提出的“一会员一票”妥协版本，在对代表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后，以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制造业、科学与财政工会的代表团打破了它的工会授权。

1993年工联大会见证了乏善可陈的威利斯作为总书记的退休，以及“现代化派”约翰·蒙克斯（John Monks）的出现。蒙克斯在工联的官僚机器中崛起，现在成为“体面的”的工会官僚，是工党中新的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倾向的镜像。他现在与史密斯一起努力使工会联盟“现代化”，其中包括使工会与工党保持距离，并邀请保守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领导人在工联大会上发言。这种令人遗憾的景象代表了“新现实主义”的顶峰，而此时工人们正在急切地寻找一种替代保守主义和阶级合作的方法。

此时，在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全国公共事业雇员工会和卫生部门雇员联合会合并后，成立了140万人的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Unison）。由于只有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和卫生部门雇员联合会隶属于工党，而“白领”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则强烈抵制与工党的任何联系，因此领导层推动了一项建立一个由两个部门组成的政治基金的建议。这样一来，不但没有正视政治上的争论，反而失去了成立单一政治基金的机会。其中只有一个部分是隶属于工党的，即所谓的“工运连线”或“附属政治基金”。另一个基金是普通政治基金，用于支付竞选工作，但不能用于党的政治目的。议员须选择向哪个基金缴交政治徵款。目前，在130万名党员中，约有57万名党员向政治基金缴费。

在工会内部，APF有自己的结构和会议。只有身为工党会员组织的的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党员才能在附属政治基金中担任职务，或成为主要地区和国家机构的候选人。由于参与度低，该机构后来被工会的右翼所占领和控制。它没有在工党内部争取工会政策，而是利用附属政治基金在工会内部推行右翼工党政策。他们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后来的事件表明，这已经到了极限。工会正在发生变化，变革之风现在已经开始在附属政治基金的基层中吹起。

“反革命”

在整个1980年代，工会高层越来越脱离工厂和工作场所的紧张生活。在厂房里，经过十年的无情攻击和“精益”生产技术的引进，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困难。GEC/Alsthom在普雷斯顿的工厂召集人基思·卡德威尔（Keith Cardwell）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困难：

“我于1985年当选为工厂召集人。我可以坦率地说，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与失业和关门的威胁作斗争，采取后卫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对新技术的引入——准时制原则、质量概念和各种衍生产品——这些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括一定程度的非技术化。只不过最近我经常被人认为是——有时我觉得——我只是管理层和厂内的中间人，甚至可能是管理层的喉舌。我必须亦步亦趋地战斗。”[1]

这与英国工会高层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类似剪刀效应的事情正在发生：工人的处境越是糟糕，领导层就越是疏远，越是与外界脱节。

雇主们长期的攻势，实际上是厂内的“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控制要素：工会对工作速度的控制，对雇用和解雇的控制，休息时间的长短等等。在撒切尔的热情支持下，老板们重新确立了他们统治的“神圣权利”。工作场所内的新制度带来了与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有关的各种问题，正确的名称是“压力管理”。一连串的变革被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速度和强度，用马克思的话说，导致了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通过这些手段，从工人的肌肉和神经系统中挤出了额外的利润，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工作场所的神经衰弱、事故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而“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对此仍然极为漠视。

现在工作领域的流行语是劳动的灵活性。在资本战略家吹嘘的新的“企业经济”中，放松管制、私有化、随意化、非全时工作、定期合同、零工时合同被引入一系列行业和服务中。全职工作岗位被“瘦身”，熟练工人被半熟练工人取代，半熟练工人被非熟练工人取代。创造的工作岗位没有保障、没有养老金权利、没有病假工资或假日工资。伴随着这些变化的是国家协议的消失和许多行业工会的不被承认。1981年，有450万人从事非全时工作；到199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80万。与从事全职工作的人不同，这些非全职人员在工作中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什么权利。

这场雇主攻势的战斗口号是“全球竞争、灵活性和放松管制！”。在市场经济狗咬狗的竞争中，资本无情地将工人与工人对立起来，从而降低标准。“放松管制可能会让消费者或劳动者束手无策，但这是全球日益增长的共识的一部分”，乔·罗加利（Joe Rogaly）在《金融时报》上指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一词的实际意义是‘把劳工踩在脚下’”。

新的工作场所生产方式伴随着更大的工作强度。据称，福特主义已经让位于后福特主义，生产面向专门化需求。然而，“压力管理”和“精益生产”技术并不是什么新技术。实际上，它们只是老式泰勒主义的现代变种。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不再被分配到一个单一的任务来重复执行，而是接受培训，使人们掌握多种技能，成为“多面手”。这为新形式的剥削打开了大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

在精益生产的情况下，工业系统就像一个厌食症患者：无论怎么精益，它都不会满足于自己。它不断努力将容忍度推到最大。这个原理是建立在挤压所有资源的基础上的。工人的神经和筋骨都被拉到了极限。绝对效率是基准，这意味着消除所有的"浪费"：闲置时间、额外的材料、检查、维修、额外的空间和额外的工具。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传统的汽车厂，工人每分钟工作45秒。在典型的精益生产汽车工厂中，工人每分钟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约为57秒。假设每分钟10秒的差值适用于2000名工人的汽车厂，这种剥削率导致在8小时的轮班过程中，有2667个额外的工作时间。在一周五天的时间里，额外增加了13335个工时。这相当于多雇用333名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或者，换一种说法，相当于每个工人每5天一周多做一天的工作。

在福特主义中，库存量很高，而在精益生产中，库存量却被刻意压低。引入“准时制”生产和外包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这里采用了团队合作的概念，以实现对工人更大的控制。在这个持续生产的链条中，每个工人都依赖于其他每个人。如果有人生病，负担就会落在他或她的同事身上。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能请假，要服从既定的工作节奏。这就是自己动手的泰勒主义，每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压榨其他每个工人。在这种制度下，“时间和运动”工作小组自己进行研究。

在装配厂依赖众多分包商和供应商的情况下，生产或销售链上的任何故障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使一切戛然而止。矛盾的是，“准时制”方法将更大的潜在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尽管如此，老板们还是联合起来利用这些新方法来瓦解和削弱工人阶级中传统上比较强大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部门的力量。例如，在汽车工业中，资本家将一个个部门剥离出来，将劳动力分割成不同的公司，企图削弱他们的谈判实力。福特汽车公司将成千上万的工作外包出去，成立了零部件公司伟世通，而通用汽车公司则成立了德尔福公司，导致全国联合谈判破裂。在Halewood和其他地方建立了新的工业园区，以便以较低的工资成本使用代理劳工，及时为福特公司提供模块（组装部件）。

罗孚

正如汽车工业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工人们的处境是背水一战。1991年9月，罗孚汽车厂的工会领导人收到了一份题为“罗孚的明日新政”（Rover Tomorrow – New Deal）的一揽子方案，据说该方案提出了终身工作，以换取劳动的完全灵活性。此前，罗孚工人曾拒绝过类似的交易。然而，经过工会的推荐，新政在1992年4月以168票（11961票对11793票）的微弱多数被接受。这带来了精益生产和公司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变革。协议第二条规定：“公司通过消除浪费、提高效率和减少人力——智力劳作而不是蛮力劳作——不断提高其业绩和竞争地位”。

“对我们来说，劳资伙伴关系就是合作。”时任运输和总工会书记长的莫里斯说。但合作最终意味着默许，因为管理层在工会几乎没有抵制的情况下引入了变革，包括提高生产线速度。

“十年前，它的许多工厂还在遭受痛苦的非正式破坏。现在，其中许多工厂成了企业工会主义的展示场所”，《金融时报》工业记者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说。“毫不夸张地说，在英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管理层、工会和工人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精神，而这些领域曾经是工业冲突的代名词。”[2]

然而，这种幸福的图景与厂内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以罗孚在牛津的考利工厂为例。在80年代中期，罗孚的年产量为每名工人7辆汽车。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每个工人每年18辆汽车。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39辆。

“是的，新机器很重要，但我们正在成为它的奴隶。在工人应该得到理解的时候，管理却被非人格化了。生产就是一切。我们只是机器的附属品”，考利公司的一位生产工人说。[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情绪作了预言性的描述，我们在其中读到了以下内容。“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正是我们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经历的情况。

最终，罗孚在1988年被英国航空航天公司收购，1994年又卖给了宝马。新的所有者强行通过了对员工条款和条件的进一步改变，这一次是在激烈的抵抗下进行的。尽管做出了种种牺牲，尽管改变了工作方式，但对于宝马的老板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的。几年内，宝马公司的老板威胁要关闭整个长桥工厂，并解雇数千名工人。尽管宝马公司多年来一直在紧缩皮带，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生产力，但这种对数千人工作岗位的威胁还是让10万人走上了伯明翰的街头，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伯明翰市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后来公司在工会的支持下，被私人凤凰财团收购。工会领导人没有要求在工人控制下实行国有化，因为这将提供一个真正的前进方向，而是寻找“实际”的解决方案。然而，私人所有制尽管砍来砍去，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如今，MG罗孚公司正在与销量下降作斗争，并计划将一款新的小型汽车的生产分包给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家制造商，以削减成本。虽然完全没有足够的投资来实现工厂的现代化，但罗孚的根本问题并不源于英国，而是源于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工业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汽车工人现在被要求为这种无政府状态付出代价。

服务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受到与制造业相同的制度的约束。1993年2月，不列颠家居用品店（British Home Stores）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全职工作人员，代之以弹性工时合同的雇员。1993年1月，伯顿（Burton）零售集团开始实行零工时合同。仓库（Storehouse）集团和翠丰（Kingfisher）公司也实行了这种合同。这种合同要求员工经常处于待命状态，不保证实际工作。只有当工人实际工作时，合同才会生效，而且没有最低或最高工作时间。因此，英国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变得比发达国家的几乎任何地方都严重。它比100多年前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经济学人》问道："你知道吗，1991年，最底层的十分之一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只占平均收入的64%，而1886年为68%。[4]”1993年，英国有39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比欧盟12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根据全国儿童之家慈善机构的研究，英国有150万个家庭连贫民法工作院的饮食都无法提供！领取收入补助的家庭每周只得到4.15英镑的儿童饮食补贴，比1876年的劳改所饮食低30%。同时，在1977年至1992年期间，《金融时报》前100家公司的大多数高级董事的工资增加了133%，而平均收入只增加了48%。

同年，天美时公司在邓迪的电路板生产厂，因拒绝接受冻结工资、裁员和裁员，将320名工人全部解雇。老板们雇佣了新的废材替代劳动力，正如预期的那样，工厂面临大规模的纠察。顺从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官员声称需要在反工会法的范围内，反对这种策略，并可耻地否定了被解雇的工厂代表的行为。最终，天美时关闭了工厂。这次关闭说明了企业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连根拔起、迁移业务的冷酷方式，留下的是一串串人类的荒凉和痛苦。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苏格兰执行官员吉米·艾尔利（Jimmy Airlie）说：“在欧洲没有其他地方有正派的男人和女人因为采取正当合法的工业行动而被解雇”[5]。当然，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合作协议又一次被证明是烂尾的。这也显示了右翼工会对资方霸王条款的无力回应。10年后，无袋吸尘器制造商戴森将把他们的“创业”技能带到低工资、低成本的马来西亚，以显示其“爱国主义”。

“新现实主义”的后果

这些持续不断的攻击正在准备进行反击。人事管理研究所所长杰弗里·阿姆斯特朗（Geoffrey Armstrong）在1993年10月的年度会议上警告要避免过度压缩劳动力：

“在鼓励灵活地将组织的需求与其雇员和未来雇员的需求相匹配的同时，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滥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临时工业‘农民’，几乎没有保障，对未来没有利益，不可能符合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也许‘稳定的工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为了确保与工人之间保持信任，雇主需要确保给他们‘力所能及的保障’，以‘原则性的方式始终如一地对待他们’，并使他们具备‘通用技能和就业能力’，使他们在我们无法再雇用他们时能够找到其他的选择。”[6]

这总结了“优秀”资本家的观点，他们希望以一定程度的同情心对待他们的工人阶级“农民”。剥削他们，但不要把他们逼上绝路。如果你非要除掉他们，那就好好地除掉他们！问题是，这不是这个或那个雇主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通过竞争，资本家被迫引进最新的技术，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鞭子下，适者生存。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他们不断寻求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意味着降低工资成本。

到1993年，当软弱的工会领导人在宣扬“阶级和谐”时，工会成员密度最高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却被无情地砍掉了。结果，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会员人数跌破70万大关。运输和总工会的情况也是如此。整体而言，工会会员人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有所下降，将缩减到700万左右。这种下降也反映了“新现实主义”的苦果，也反映了几十年来右翼的错误领导。唯一一个出现这种下降的可比时期是1920年至1933年，在总罢工失败和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后。当时，工会会员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从800万减少到450万。

随着会员人数的减少，工会领导人不得不通过新的工会合并来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所有的合并都是出于会员利益的驱动，而是反映了官僚机构维护其机构和资源的需要。然而，其他合并则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步，产生了一些新的组织，如全国铁路工会、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PCS）以及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后者是欧洲第三大工会。这些组织具有进步的特点，即把权力集中到较少的工会中，使改造工会运动的任务变得容易，并从长远来看为产业工会奠定了基础。

虽然制造业的关闭削弱了工会，但“新经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在其他领域创造了工会组织的潜力：例如臭名昭著的呼叫中心，工人们被封闭在小房间里，日夜不停地回答电话咨询。这些中心提供的工作机会比煤炭、钢铁和造船业的总和还要多。它们的兴起是英国工业衰退的晴雨表。工业领域的高薪技术工作被服务业的低薪非技术工作所取代。这些呼叫中心的工人待遇非常糟糕，以至于被描述为威廉·布莱克百年前所谓的“黑暗撒旦工厂”的现代等同物。根据一家培训咨询公司CBE的报告，工作的单调性，加上工人对工作缺乏控制，产生了严重的压力。6%的呼叫中心工作人员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是一般工作人群的两倍。“你不能把人变成机器”，CBE的吉姆·班尼特（Jim Bennett）说，“让他们的功能不过是一条重复性操作的生产线，还指望他们能发挥客户服务角色所需的所有人文和人际技能”。这就解释了这些中心工作人员20%的大规模更替率，这使工会组织更加困难，但远非不可能。

在世界经济放缓的今天，许多呼叫中心已经关闭或大幅缩减规模，工作岗位被转移到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工资成本只有西方国家的10%。《卫报》称：“印度呼叫中心员工的年薪约为1200英镑——不到英国同等工人近1.2万英镑起薪的十分之一，不难发现，企业可以为自己节省很多现金[7]。”根据Mitial Research的数据，到2005年，英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型呼叫中心将关闭，在此过程中失去9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对这些工人的攻击，反过来又导致了捍卫工作的罢工行动和这些工人更多的工会化。

在过去20年里，英国的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有机衰退和衰败。比起昔日的“世界工场”，现代英国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租借经济的特征，越来越依赖服务业、银行和保险业。金融资本成为主导力量，这是英国工业衰落的主要因素。由于资产阶级没有对工业进行投资和现代化改造，使得很多制造业走向了绝路。马克思解释说，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一些时期，资本家忘记了真正的财富是制造业生产中的物质财富。他解释说，利润的来源在于通过工业生产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一旦通过销售实现，就会以租金、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分享出去。服务业的资本家扮演着寄生的角色，他们按照平均利润率从这些剩余价值中分得一杯羹。制造业依靠服务业推销商品，而任何现代经济的支柱都必须依靠工业基础。那些坚持认为英国经济不需要制造业来生存，而只需依靠服务业就可以生存的人，说明英国资本家已经变得多么寄生和短视。尤其是撒切尔派和他们的经济巫医们非常喜欢这样做，他们大肆破坏英国工业，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到300万左右。他们已经成为现代的卢德派。

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对工人阶级的攻击并存。工作场所的现代杀手是压力或过度劳作。资本主义体制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并与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直接相关。1936年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过度工作的画面，可以在各行各业、白领和蓝领中复制。在雇主的攻势下，压力的尖锐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每年有15万工人因工作压力而至少请假一个月。虽然因罢工行动而损失的天数下降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自1995年以来，因工作场所疾病而损失的天数却增加了一倍。健康与安全委员会报告说，2002年因工作相关疾病而损失的工作日达4千万天。英国这种焦头烂额的景象，是过去20年对劳动者的攻击和剥削率上升的产物。英国选择了退出欧盟48小时工时的限制指令，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在被过劳致死。

现在又出台了新的规定，这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冷酷无情。大企业的目的是防止工人对这种与压力有关的疾病提出赔偿要求。

据《独立报》报道，“黑尔（Hale）法官夫人说，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进行详尽的调查不应该是雇主的责任。相反，压力大的工人有责任决定是离开工作还是继续工作，并接受精神崩溃的风险[8]”。

这些法律是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穷人法律专员的道德气息。毫无疑问，黑尔法官夫人和她的同类人并没有受到如此残酷的工作条件的折磨。

面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冲击，右翼工会领导人完全无能为力。约翰·梅杰领导的就业部冷嘲热讽地解释了对工会的要求。“如果工会希望阻止雇主认可度下降的潮流，他们就需要向雇主证明自己的价值...特别是工会应该采取的方法，明确地表明他们与管理层一样，希望提高竞争力，适应变化。[9]”换句话说，工会应该在大企业面前匍匐前进，表明自己是雇主心甘情愿的工具。工会联盟并没有拒绝这种奴颜婢膝的共谋，而是用这样的声明来回答：

“现代工会认识到，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并为雇员提供有保障的就业，就必须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工会愿意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对工作惯例和生产方法进行改革。”[10]

工会领导人急于讨好雇主，以换取平静生活的承诺。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领导层更加坚定地拥护商业工会主义，是这种对统治阶级赤裸裸的屈服的缩影。他们参加了与其他工会的“选美比赛”，争夺工会承认协议——雇主们选择了最适合他们需要的工会。一向顺从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领导人随后签署了一些所谓的甜心协议，允许单一工会地位。老板们显然非常热衷于只允许一个工会在其工厂里运作，只要它按照公司的条件运作，把更麻烦的工会拒之门外。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工作委员会的《多技能与灵活性》（Multiskilling and Flexibility）小册子指出：“适当实施的多技能方案为雇主提供了一个没有大部分分界线的、更灵活的劳动力”。就连美国右翼工会也不敢公开走到这一步！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决定哪个工会将在某一工厂运作，而不是由雇主决定。然而，在英国，雇主得以为其目的选择“最好的”和最“配合的”工会。

“我们已经与日产、丰田和索尼等外来投资者签署了许多单一工会协议，我们发现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HRM）方法让我们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时任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主席的比尔·乔丹（Bill Jordan）表示。“团队工作、灵活性和多技能一直是这些公司建立竞争优势的核心，但他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使用这些技术来利用他们的劳动力。”

他继续说：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些做法相当于现代工业发展，并将继续存在。我们的工作必须是确保以对我们的成员有最大利益的方式引入这些做法。拒绝承认人力资源管理，会给反对社会伙伴关系的人一个机会，把工会运动说成是消极的，说成是停留在过去。坦率地说，在我看来，这种指控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采取反对派的路线，也会使我们没有机会区分好的和坏的管理。目前，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对丰田、日产和索尼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形式的支持，使我们能够对那些试图利用这些技术作为攻击员工的幌子的公司进行批评。实际上，公司会不顾我们的反对而引进这些技术。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工厂代表在没有工会或更广泛的工会运动的指导或实际支持的情况下，试图应对变革，这是一项令人难以忍受的任务”。

乔丹发表这样的声明，是要求会员在老板面前匍匐前进。引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部理由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把工人的幸福放在心上！乔丹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引进和资本主义体制一样，是“不管我们怎么反对都要接受的”。为了不得罪丰田、日产、索尼的亲信负责人，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的领导人甘愿把自己的会员像羔羊一样供奉给别人宰杀，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老板们负责，工人们不得不接受他们的生活命运。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年，英国迅速成为欧洲精益生产的桥头堡。在日产，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给予了管理层在工厂内的完全控制权。这是一个其他地方可以模仿的模式。到1994年，工会联盟对人力资源管理持赞成态度。名义上的左翼工会运输和总工会在1996年也效仿了这一做法。然而，工会内部右翼——甚至一些“左翼”——对大企业的这种屈服，正准备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工人阶级正在被压榨到极限，以回应对更大的“弹性”和利润的要求。在厂内里积累的压力和怨恨达到了爆炸性的程度。然而，工会的官僚机构利用他们的主导地位来控制工人，压制这种不满情绪。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队伍中充当警察，而且还破坏了工人们提出抵抗的任何尝试。“阶级合作是唯一的前进之路！”他们高呼。保守党反工会法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在整个运动中散布绝望和无能。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苦闷不能无限期地被抑制，很快就会导致工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撒切尔夫人为阻止激进份子而推行的强制选举工会行政人员和官员的做法，即将以最意想不到和最戏剧性的方式产生反作用。

注释

[1] 转引自Robert Taylor，《工会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Trade Unions），P. 100

[2] 同上，P. 121

[3] 《社会主义呼唤》，1993年5月

[4] 《经济学人》，1994年9月11日

[5] Taylor，同上，P. 52

[6] 同上，P. 9

[7] 《卫报》，2003年2月12日

[8] 《独立报》，2002年2月6日

[9]Taylor，同上，P. 110-111

[10] 同上，P. 113

布莱尔主义与工会

1994年5月，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去世。在他尸骨未寒之前，资本主义媒体就展开了一致行动，推选可以和资产阶级“做生意”的托尼·布莱尔为工党领袖。在当权者和右翼工会领袖的全力支持下，布莱尔夺取了工党领导权，普雷斯科特是他心甘情愿的副手。

这是布莱尔派在工党内部开始的“反革命”，它将践踏工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坚持的每一项基本原则。一夜之间，工党变成了“新工党”，工党的形象被有计划地按照与布莱尔派关系密切的美国民主党的路线进行改造。作为第一步，那些分裂出去组成社民党的叛徒（他们的行动让保守党执政了18年），被布莱尔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归工党。这些叛徒帮助布莱尔机器的工作人员，并加入了清除党内所有拒绝认可新工党公开亲资本主义路线的人的行列。

新工党的附庸被用来铲除所有不完全忠于布莱尔派“革命”（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公众代表。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打入主义”，资产阶级企图劫持工党，利用中产阶级职业主义者和地毯党人的服务，掏空工党的阶级内容，这些人大量渗入工党，把工人挤到一边，占据了所有关键职位。

这个阴谋的一个绝对基本的支柱就是打破工党的工人阶级基础，即工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没有这一点，把工党变成英国版的美国民主党的战略就不可能成功。因此从一开始，布莱尔就刻意与工会保持距离，表示普通民众可以期待工党政府“不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工会领袖，甚至包括一些右翼份子，如蒙克斯，显然对自己被布莱尔边缘化感到不满。这不是他们所理解的“伙伴关系”。他们曾希望回到三方协议和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达成的舒适交易的美好时光。然而，布莱尔派却步撒切尔的后尘，以绝对的蔑视态度对待工会，并计划尽早抛弃工会。

第一个公开说出这一目标的人是布莱尔派的高官斯蒂芬·拜尔斯（Stephen Byers），他在工会联盟与记者共进午餐。这在整个运动中引起了轰动。然而，工会领导人虽然在口中抱怨，却没有对布莱尔派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因为布莱尔派可以对工党和工会横行霸道。这是几十年来“新现实主义”（读作：阶级合作主义政策）和不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必然结果。在关键时刻，新现实主义者暴露出他们是最不现实的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预见，什么也不做。

1994年秋天，据《金融时报》报道，在铁路上发生的一场涉及低薪的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信号工的纠纷，很快“变成了长期以来最严重的劳资冲突之一。[1]”事实上，这是自十年前矿工罢工以来时间最长的劳资纠纷之一。不愧是新工党的前台，明确拒绝承诺支持罢工者。这是新布莱尔时代的一个标志，也预示着工人们在新工党政府下的期望。尽管如此，鉴于领导层的完全缺位，工运内部的情绪总体上仍然很低落。出席1994年工联大会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代表帕特-肯尼写道：“尽管发生了铁路工人的纠纷，但今年的工联大会上完全没有厂内里的愤怒和沮丧情绪”。

“即使与去年相比，当工会联盟大会在一连串的小罢工期间举行时，气氛也很平淡。没有进行卡片投票，这就说明了这一点。工会代表团的投票甚至在大会开始之前就已经播下了；确定基调的是各工会的总书记。”[2]

7月，当时的保守党就业部长戴维·亨特（David Hunt）和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应邀在工会联盟大厦举行的工会联盟大会关于充分就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这表明领导层的地位已经低下。阶级敌人被邀请进来，进行了一次惬意的交谈——而且是关于就业的一切！这个小细节表明，工会领导人是多么痴迷于阶级合作主义，多么与普通劳动人民的实际问题脱节。

仿佛是为了回应领导人与老板们的交往，在整个1994年期间，一连串非官方和非法的罢工席卷了邮局。斯温顿、布里斯托尔、卡迪夫、格拉斯哥、爱丁堡、利物浦、米尔顿凯恩斯、雷丁、北安普顿和芒特普莱森特等地区采取了行动，因为邮政老板们试图引入新的“弹性”管理方法，尤其是被鄙视的“团队工作”。邮政工人肩上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导致以前不以战斗著称的部门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

“在过去的几周里，在召开了一次要求采取工业行动的会议之后，支局官员一直在走访整个支局地区的办公室；所有的人都表示他们将不再退缩”，皇家邮政信件科书记查理·巴尔奇（Charlie Balch）写道。[3]

尽管通讯工人工会大会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但右翼的工会领导层还是把“生产力”交易当作某种灵丹妙药来追逐。整个九十年代的非官方行动，包括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最终导致工会内部急剧向左转。右翼邮政领导人艾伦·约翰逊（Alan Johnson）离开了工会，成为布莱尔政府的一名部长，如今经常对左翼工会发起尖锐的抨击。然而，工会的潮流已经开始向左移动。随着德里克·霍奇森（Derek Hodgson）作为通讯工人工会总书记的退休，左派候选人比利·海斯（Billy Hayes）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他成功地击败了被认为是官方热门人选的右翼候选人约翰·凯吉（John Keggie）。很明显，来自下层的不满情绪现在正反映在工会高层的变化上。这是在所有工会中将要发生的过程的先兆。

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的诺埃琳·多赫蒂（Noeleen Doherty）指出，“裁员已成为1990年代的一个委婉代名词”。这是裁员的“黄金时期”。九十年代最激烈的纠纷之一爆发在默西河码头，当时默西塞德码头和港口公司（MDHC）解雇了近500名码头工人。这场纠纷最初是由默西塞德郡的托赛德公司的行为引起的，该公司因超时工资问题发生争执后解雇了80名码头工人。当其他码头工人拒绝越过Torside纠察线时，MDHC发出通知，以“违反合同”为由解雇了400多名工人。然后老板们利用这个问题取消了之前的条款和条件。MDHC的那些人给200名被解雇的人发了新的合同，不承认工会，并希望码头工人与临时工一起工作。这些人正确地将这种挑衅视为楔子的薄端。结果，他们中只有18人签署了新合同，其余的人都断然拒绝。因此，码头上的纠察活动也随之加强。

港口的雇主们随后又尝试了另一个策略，向大约150名工人提出了一项新的交易，让他们以更低的工资和条件重新受雇于另一家机构德雷克国际分销公司。顺带一提，该机构曾被用来掩盖1989年的码头罢工。其余的人被敦促组成一个“合作社”，公司将在需要时向其寻求劳动力——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1万英镑的金手握手，这是对他们在码头上工作了一辈子的侮辱。这个“提议”遭到了一致拒绝，争端继续。和矿工一样，码头工人也得到了妻子们通过“海滨妇女”（Women on the Waterfront）组织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个支持团体从事各种声援工作，举行纠察，在会议上发言，筹集资金，并将信息从国家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

“如果两年前有人对我说，我会在半尺厚的雪地里关闭码头闸门，我会说‘绝不！’”海滨妇女的成员弗兰西斯·琼斯（Francis Jones）解释。“这场纠纷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很多。我意识到，同样的问题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他很多人。1989年罢工失败后，码头上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大约在两年前，新的合同已经发布。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码头工人，而且还影响到妇女和家庭。”[4]

港口业主的野蛮攻击现在被用来铲除码头上任何持久的集体组织残余。他们想阉割工会组织,运输和总工会。码头劳工临时化的问题再次成为当务之急。团结反对码头工人的是老板们，保守党政府和利物浦回声报。然而，码头工人得到了来自荷兰、以色列、美国东海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世界各地码头工人同胞的巨大声援。1997年1月，从西雅图到洛杉矶/长滩的西海岸港口被关闭，数千名码头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作为国际抗议和团结周的一部分。全世界共有约105个港口受到影响。

运输和总工会的领导答应支持他们：

“但我们要明白，卢比肯河已经越过了，没有回头路，这是一条直达胜利的单行道，在胜利之前，不能回头，不能倒退，你们知道议程是什么，这是你们的工作”，1996年3月14日，莫里斯对利物浦码头工人说。“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会赢得这场争端（听众说：‘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有了一些东西，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有了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他们无法应付的、他们无法处理的东西，因为正是这些品质和价值使我们的运动成为了这样的运动。我用一句话告诉你们它是什么，它叫团结（欢呼、鼓掌）。”

但大话谁都会说。当到了紧要关头，罢工者的争议得不到官方的承认，因为这意味着要藐视反工会的法律——不幸的是，总书记莫里斯并不准备考虑这个选择。再一次，保守党法律的威胁被用作借口，阻止工会为维护被解雇的工会成员而采取的行动。运输和总工会各分会提出的与国际运输联合会一致的声援行动的所有动议，都被工会主席以担心工会资产被扣押为由裁定为无序。这是这样一个潜在的不可战胜的工会的可悲立场。例如，在1997年6月，对这场长达21个月的争端的主要讨论集中在下个月提交给工会两年一次的代表大会的执行声明的措辞上，全国各地提交了不少于8项动议，其中包括4项来自利物浦码头工人分部的动议。拟议的执行声明呼应了以前的官方说法，强调“工会总执行委员会有义务维护运输和总工会的结构，不从事它没有豁免权或法律保护的活动”。

同样可耻的是，1997年中期上台的布莱尔政府拒绝干预。当时的工业部长、工会的所谓"朋友"伊恩·麦卡特尼（Ian McCartney）告诉莫里斯，他无意向政府施加压力，尽管政府持有默西码头公司13.87%的股份。

1998年2月，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也就是英国近代史上最长的一次纠纷，约300名被解雇的利物浦码头工人被迫接受公司的条件。经过如此长时间的纠纷，许多码头工人都欠下了不少债务。他们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以4比1的多数同意接受默西码头和港口公司2.8万英镑的赔款。可悲的是，托赛德雇佣的80名码头工人一无所有。这是工人阶级一连串失败中又一次不必要的失败。仅凭运输和总工会的规模和组织，就有能力扫除反工会的法律。但是，领导层对他们自己的成员缺乏必要的信心，不能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做出反应。在保守党的威胁面前，他们已经退缩了太多次。可耻的是，新工党政府继续执行着保守党离开的地方。工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进行斗争，要么向雇主屈服。

被辞退的码头工人的领袖吉米-诺兰写道：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信给我们所有伟大的支持者，并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感谢。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国际主义、在我们所有斗争的经验基础上再接再厉。让一位伟大的爱尔兰工会会员的话来捕捉我们的思想。‘是谁在谈论失败？我告诉你们，像我们这样的事业是比失败更伟大的。它是所有力量之最’。这是詹姆斯·拉金的话。”

尽管这些话说得很勇敢，但码头工人的失败为工运描绘了一幅非常黯淡的前景，也再次揭示了工会领导的重要性。

码头工人唯一的”罪行”是拒绝越过纠察线，这是工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他们的工会领导人却允许他们走向失败，让他们陷入困境。这严重损害了工会的利益。当码头工人接受雇主的提议时，运输和总工会再次被邀请回到码头，但却夹着尾巴。虽然有很多苦涩，但损害已经造成了。它显示了工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与它真正的根基和传统的联系。以前，当码头工人受到攻击时，特别是在1970年代，但也在1984年和1989年，全国工会领导人进行了斗争。甚至工会联合会在1972年还威胁要为潘顿维尔五人组采取行动。现在，他们干脆屈服了，几乎没有任何呜咽，也没有什么斗争的表现。然而，阶级合作的政策又一次导致了工会运动的严重挫折。

普遍低潮

在1990年代中期，除了这场或那场斗争外，工业战线普遍出现了低潮。1994年，通过罢工行动损失了280,000天，创下历史新低，其中五分之一是由于信号工人的纠纷造成的。这是自100年前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从表面上看，情况似乎不会有太大的恶化。然而，这些数字被胆小的人冠冕堂皇地标榜为“工人阶级已经丧失战斗意志的确凿证据”，却片面地、误导性地描述了真实情况。它们未能显示的是，在厂内里不断积累的日益增长的愤怒、苦闷和挫折感。

从总体上看，阶级斗争确实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其原因并不是工人们感到满意，而是他们不断受到挫折，被那些本应给予领导的人牵制。由于缺乏任何可行的选择，工人们都低着头。甚至有一层工人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提前自愿裁员离开。然而，到了1995年年初，气氛已经开始好转。在3月和4月，因罢工而损失的天数是1994年同期的两倍。但即使是这样，也只能说明部分情况。在工会联盟在今年前6个月记录的494次罢工投票中，有324次投了“赞成”票，但大多数都没有采取工业行动。要么是达成了协议，要么是投票受到了法律挑战，要么是陷入了法律困境。

工人缺乏公开斗争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工党内部。党内已经空虚，右翼工会领导人，特别是肯·杰克逊（Ken Jackson）爵士，全心全意地支持布莱尔。但布莱尔想比他的右翼前任走得更远。他有一个特殊的“项目”，旨在废除第四条款（党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承诺），并最终将工党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一个保守党的第二标志。这个“项目”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完全支持，而统治阶级早就厌恶工党潜在的危险的社会主义目标。虽然宪章第四条款被工党右翼变成了一纸空文，但它仍然是吸引人的源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它是普通民众的参考点。

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和俄国的崩溃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成为资本代表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反对“市场经济”的任何痕迹的思想发动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攻势的信号。在苏维埃官僚机构中抱有幻想的斯大林派和左翼改良派士气低落，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右翼份子则兴高采烈。在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的进一步鼓舞下，布莱尔决心摧毁工党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尽管如此，他废除第四条款的计划还是在工运内部引起了动荡。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明显地让人联想到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的演讲，他在1950年代末曾试图废除第四条，但没有成功，布莱尔在演讲中向工运发出了挑战。

“这是一个生活在变革时代的现代党，”他在1994年10月的工党大会上说。“这需要一部现代宪章，用公众不能误解、保守党不能歪曲的语言来说明我们是什么。不改变的政党就会死亡，这个党是一个活生生的运动，而不是一座历史纪念碑。”

当布莱尔与过去曾吹嘘自己有社会主义和工会根基的普雷斯科特协商时，后者毫不犹豫地默认了。斯卡吉尔正确地将布莱尔废除第四条款的意图描述为“宣战”。但他没有动员左派抵制布莱尔派的攻势，而是在第二年气急败坏地退出了党。这一行动是领导层最欢迎的，因为它为他们的任务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斯卡吉尔完全陷入了政治无能的境地。他试图组建一个工党的替代组织（社会主义工党），结果像工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宗派团体的努力一样，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

尽管布莱尔急于对工党进行“改革”，但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激烈抵抗。他被迫变通、变通，说要把“老式”的第四条款“现代化”，使其语言"与时俱进"，而不是直接废除。他认为，工党需要将"我们的旧原则放在现代背景下"。这一切听起来多么"合理"！谁会反对呢？谁能反对呢？许多所谓的左翼份子甚至还跟着这种阴险的胡言乱语走，掉进了领导层设下的陷阱，接受第四条确实已经过时，应该修改。他们不明白，布莱尔的真正意图不是将第四条现代化，而是将其废除。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必须一劳永逸地埋葬。

布莱尔的论点并不新鲜。从伯恩斯坦开始，运动史上的每一次修正主义潮流，总是以“现代化”的言辞来表述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但令“现代化派”感到惊恐的是，无论工党内部在哪里进行辩论，很明显，绝大多数活跃的党员都赞成保留原来规定的第四条款。中产阶级的“时髦左派”准备在第四条款上让步，而工人阶级的成员，尤其是工会成员则立场坚定。事实上，在工运中，支持布莱尔派立场的人很少。自1959年盖茨凯尔的攻击失败后，第四条款就出现在每个人的会员卡上。它表达了党的基本历史目标，工人们本能地理解了捍卫它的必要性。少数几个在每一个地区进行咨询的工会之一是公共部门工会公共服务业总工会。结果发现，“人们普遍支持继续保留共同或公有制原则。一些地区认为，目前的第四条款最能表达这一承诺”。报告还透露，对第四条款的攻击“也被认为是转移了对更重要的竞选和对抗保守党的任务的注意力”。这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

面对反对布莱尔的呼声，工党领袖使用了一切肮脏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首先，布莱尔主义者，这些伟大的“民主派”，操纵了所谓的辩论，拒绝允许对他们提出的修改进行修正。党员们只能在接受或不接受之间选择。其次，布莱尔将第四条款问题作为对其领导能力的信任投票，并威胁说，如果他被击败，就会辞去领导职务。再次，党的机器全力以赴地支持布莱尔。当然，在这次对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攻击中，他得到了资本主义媒体的一致支持。在普通的党内会议上，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党员们就会斩钉截铁地投票支持保留第四条款，但在全国性的党员投票中，由于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大多数党员被哄骗着投票支持布莱尔的修改。考虑到左派的软弱，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加上大规模的新闻宣传和党的全国性机器的充分使用，这个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意外。此外，春季特别会议在工会会议季节之前召开，以防止工会阶级讨论这个问题并授权他们的代表团。整个事件构成了布莱尔派的巨大伎俩。

渐渐地，通过各种诡计、花招和歪曲事实的组合，领导层克服了普通民众最初的抵抗。在威斯敏斯特卫理公会中央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8年2月在那里通过了最初的第四条款，相当多的少数人，尤其是工会中的少数人，为党的社会主义宪法辩护。虽然布莱尔成功地获得了65%的赞成票，但他在工会代表团中的支持率非常低。虽然90%的选区代表投票在被施压后支持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提案，但只吸引了54.6%的工会票。如果制造、科学和金融联盟代表团按照其会议任务规定进行投票，这一比例将低于50%。

布莱尔派获胜后，资本主义报刊大肆吹捧。《独立报》幸灾乐祸地宣布“旧工党已死”，《星期日时报》大肆宣扬“布莱尔埋葬了社会主义”，《观察家报》称布莱尔“埋葬了过去”。《独立报》将新宪章描述为“战后工党为拥抱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而进行的最大胆的尝试”。凯尔·哈第一定是在他的坟墓里翻身。这是渗透到党内的中产阶级布莱尔派地毯式支持者以及右翼机器的胜利。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可以通过会议改变的东西，也可以通过会议来扭转。那些谈论旧工党死亡的人说得太早了。

“项目”

右翼为他们的成功而洋洋得意。布莱尔当即承诺，在这次胜利之后，“变革和现代化”将有增无减。废除第四条款只是一个开始。由于急于继续推行他的隐秘议程，布莱尔有点过火，说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布莱尔说：“我对新工党的愿景，是要成为像19世纪的自由党那样的党。”真相终于大白了，布莱尔的计划是摧毁工党，并把它变成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就像自由党一样。消除工党的工会基础将为与自由民主党和“左派”保守党的融合铺平道路，以美国民主党为模范建立新政党：

“我希望有一个更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局面”，布莱尔公开表示。“人们甚至丝毫不怀疑民主党是一个亲商党。新工党也应该如此。”[5]

换句话说，布莱尔想清算工党，让时光倒流一百多年。当老板们忙着破坏和损害工人的权利、工资、工时、养老金、工会权利时，布莱尔却想回到维多利亚时代，那里没有独立的大众工党，只有保守党和自由党。因此，布莱尔有一个可疑的特权，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认为工党不应该成立的领导人！他是工党的领袖。他已经和保守党分不清了，以至于连资本主义媒体都称他为“保守党布莱尔”。最近，在他决定将法斯兰、罗西斯和德文波特的防务场私有化之后，他被运输和总工会指责为“比撒切尔更撒切尔的人”。

布莱尔这个摧毁工党的“项目”已经走得很远。第四条款被抛弃了。所有的左派政策都被抛弃了。党的结构被改变了，降低了年度会议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级别，并破坏了领导层的问责制。新工党的战士们并没有试图掩饰他们对民主和阶级的蔑视。必须“有计划地摆脱基于决议的会议...”汤姆·索耶（Tom Sawyer）说[6]。“党的会议不再具有过去作为制定政策的工具所发挥的作用...当工党领导人经常无视来自会场的失败时，会议应该是主权的旧观念已经过时了。”前“左派”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议员（不久将成为布莱尔政府中忠诚的教育部长）赞同这一观点[7]。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半斯大林式的“控制怪胎”的集权制度。为了排挤会议，成立了所谓的政策论坛，这些论坛受到布莱尔机器的操纵，并由内阁部长主导。布莱尔派开始清除党内所有影响领域的左派份子。

当然，右翼工会领导人，特别是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中，寸步不离地支持着布莱尔派的反革命，甚至在会议上投票将工会的投票率从百分之九十降到百分之五十。原“左派”、全国工联副总书记索耶很快就转变了自己的效忠对象，成为布莱尔派的忠臣和工党总书记。他在摧毁工党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适当的回报，在上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成为索耶勋爵，与默里勋爵、斯坎伦勋爵、查普尔勋爵等其他同道中人一起，抛弃了工运，与身披貂皮的勋爵夫人们擦肩而过。布莱尔和他的同伙犯下的最大骗局之一就是所谓的上议院改革，他希望用他的亲信为上议院配备工作人员。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党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即废除这个反动的机构，以及君主制和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其他垃圾。

布莱尔实际上是偷了保守党的衣服。他把工党在政治上远远地拖向了右翼——这是现任领导层非常自豪的事情：

“工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商业、支持创造财富、支持竞争，”总理布朗吹嘘道。1995年7月，布莱尔在运输和总工会会议上表示，“我想很直白地告诉你们，今天的工党和工会之间的现代关系。曾几何时，一个大型工会会通过一项政策，然后人们认为工党也会效仿。有人提出了要求。工党作出回应并进行谈判。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他们不会再回来了...‘说服’是在的主轴。‘要求’已被淘汰了。”[8]

这些人对资本主义的承诺是再奴性不过了。

自从1992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三”以来，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一直严重落后。整个保守党政府在边缘徘徊，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被丑闻和腐败所吞噬，约翰·梅杰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着稻草。他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保守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到1997年，在一連串的選舉失敗后，政府正在掙扎著生存。经过18年的保守党统治，大多数人都压倒性地反对保守党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私有化，削減（开支），支持富人和所有与之相伴的腐败。因此，政治的钟摆又摆回了工党。工人阶级把他们的注意力大规模地转向政治领域，作为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那些过去曾认为工党无法赢得另一次选举的人（他们过去曾如此大声疾呼）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在1997年5月的大选中，工党取得了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获得179个多数席位，这是工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里，保守党已经统治了政治格局长达18年之久，并且在他们的腰带上连续取得了四次大选胜利。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纸牌屋轰然倒塌。保守党经历了他们自1832年以来最大的失败, 以及现代保守主义的诞生。他們被扔到了政治的荒野中。这种打击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这是对撒切尔主义罪行的公正回报。

工党的多数席位的规模是整个英国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情绪发生根本变化的生动体现。与新工党在新闻界的积极纵容下竭力兜售的神话相反，这次选举不是布莱尔赢得的，而是在他的帮助下赢得的。在约翰·史密斯的领导下，工党即使不能赢得更大的优势，也会赢得同样大的优势。原因不在于工党领导人“聪明”（他们确实没有那么聪明），而在于社会情绪的变化。

联合政府

布莱尔的首要任务不是确保工党获得多数。事实上，他并不希望获得这样的多数票，因为这会损害他与自由党联合的计划。在大选前，布莱尔曾秘密计划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当时自由党党魁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撰写的《阿什当日记》（ The Ashdown Diaries）显示，早在1993年12月，当约翰·史密斯还是领导人时，布莱尔就与阿什当进行了秘密讨论。在1997年大选当天，布莱尔给阿什当打了电话：

“我确实想让你知道，我决心结束本世纪初英国政治中进步力量的分裂。这只是一个找到一个可行的框架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处于强势地位，我打算利用这一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工党大获全胜的时候，该党党魁却打算与自由党组织联合政府！他顽固地坚持这个隐秘的计划，即使在工党在民调中赢得了极大的多数。即使在工党在民意调查中赢得了极大的多数，他也顽固地坚持这个隐秘的议程。只是来自下层的压力打消了他的计划。库克感受到了这些压力，向阿什当解释道：

“党不会接受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然后与你进行联合。托尼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他对党所能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惊讶于他能够走多远。但在大选中我们赢得了明显的多数票之后，他不可能在不解散党的情况下与你联合。”（1997年4月25日）。

在选举前，工会领导人的路线是一如既往的，“不要做任何破坏工党胜选机会的事情”。他们希望布莱尔能废除反工会的法律（或至少是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法律），并与他们合作，就像过去工党政府所做的那样，当时工党总理经常邀请工联在十号会议室喝茶和吃三明治。但是，这些未来的政治家和妇女们非常失望。布莱尔相当明确地表示：“我们以新工党的身份赢得了选举，我们将以新工党的身份执政。”他还说：“我们不会废除保守党的工会法这不是会员想要的，也不是国家想要的”。他说的“国家”实际上指的是伦敦市和大垄断企业的董事会：从一开始，大企业的意见就是布莱尔最关心的问题，而工会和工党选民的意见则是几乎完全无所谓的问题。新任首相为了赢得大企业的赞誉，不惜“挺身而出”与工会对着干。他警告工会领导人：

“我们不会被工会要挟...我们会站出来反对罢工。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不切实际的薪酬要求... 他们在工党政府中不会得到任何特殊的好处。”

因此，布莱尔保留了西方世界最严厉的反工会立法的绝大部分。工党提出的有限的就业权利立法，在加强工人权利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废除任何阻止工人参与合法罢工行动的关键保守党法律。给予了一些碎屑，如恢复政府通信总部的工会权利和引入最低工资。然而，1999年4月实行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6英镑的可怜水平，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人的最低工资水平更低，十八岁以下的人则没有保障。英国的年轻人十六七岁就可以去为国家打仗，为国家牺牲，但他们仍然没有资格享受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最终涨到了4.2英镑，2003年10月又涨到了每小时4.5英镑的眩晕高度。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仍然是贫困工资，远低于欧盟体面门槛水平的7.32英镑/小时。尽管如此，许多铁罐雇主公然无视这些法律，支付远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并拒绝支付加班费或假日工资。他们仅仅通过向工人支付计件工资来掩盖其违法行为。这就是21世纪初英国数百万工人的工作现实。

新工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保守党的遗志。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比保守党走得更远。例如，布朗立即宣布，英格兰银行将被授予其独立的利率制定权。但艾德礼政府在1948年将银行国有化背后后的整个想法正是为了控制货币政策！令工党支持者失望的是，政府的支出被控制在保守党的支出限额内。福利改革部长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被告知要"想出不可思议的办法"，以便削减社会保障法案。与此同时，单亲父母——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之一——的福利被削减。与此同时，布莱尔派还与社会上的富豪、工业界和城市的首领们共进晚餐。布莱尔不给工会“任何好处”，但给大企业的好处却很多。布莱尔与赛车大亨伯尼·埃克莱斯通（Bernie Ecclestone）的关系热烈，使得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烟草广告禁令被推迟。为了表示感谢，埃克莱斯通向工党捐赠了100万英镑。

这笔捐款一经公开，政府就遭到了一连串的指责。连《金融时报》这样的保守派报纸也抱怨说。“他[布莱尔]太取悦成功的商业领袖们了。”[9]当然，问题不在于资本家和政府之间的利害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问题在于新工党的领导人在与大企业打交道时过于粗暴和明目张胆。《观察家报》把布莱尔与麦克唐纳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他[麦克唐纳]迷恋贵族，特别是女性贵族。他写了色情诗，并迷恋上了30年代保守党的主要女主人伦敦德里侯爵夫人”。文章接着说：“显然，（对于）麦克唐纳-布莱尔的平行线我们并不想过度施压。布莱尔先生的软肋是富商，尤其是以前保守党支持的富豪，在F1赛车等魅力行业。正是像埃克尔斯通这样的人，让布莱尔先生膝盖发软，别说脑袋有点发软了。”[10]

埃克尔斯通之后，还有许多其他商人向工党捐款。色情作家理查德-德斯蒙德，另一个大捐赠者，受到了张开双臂的欢迎。他得到了拜尔斯的青睐，建立了自己的报业帝国。亚裔商人努恩拒绝承认其公司中的工会，成为经常性的捐赠者。布莱尔最终在2002年将他封为爵士。其他像塞恩斯伯里这样的人，则被授予贵族爵位，并真正进入政府。

然而，在保守党统治下度过了18年噩梦般的岁月后，工人阶级愿意对工党政府慷慨解囊，至少在目前是这样。毕竟没有其他明显的选择。虽然很多工党和工会活动家对政府的方向非常不满，而这种怨气在很多工会会议上也浮现出来，但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有助于缓冲工党政府的压力。但主要是出于对工党根深蒂固的忠诚。

然而，当时还是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劳资纠纷。在南威尔士的Critchley标签技术公司，老板在一场关于承认工会和裁员的斗争中解雇了31名通讯行业工会成员。受影响的主要是女工。在此期间，其他一些纠纷也涉及到女性，如伦敦西部希灵顿的医院工人、约克郡的米德布鲁克蘑菇工人和达灵顿的350名磁铁工人。这些纠纷都显示了那些受到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工人的顽强意志，他们对雇主的进攻感受最深。

在工人权利问题上，布莱尔支持英国工业联合会对工党宣言的解释。在关于承认工会的投票中，“相关劳动力的大多数”这一短语被解释为指50%的工作场所选民，而不仅仅是那些实际投票的人。工会联盟最终接受了40%的门槛。其他权利也包括在内，但小公司的500万工人被排除在立法之外。然而，政府挤出了一个让步，即通常在工会招收50%的“加一”时给予承认。但这并不是自动的。该法不适用于雇员人数少于21人的情况。尽管如此，在未来几年里，这项立法还是被用来强迫雇主达成承认协议，但这种“承认”只适用于工资、工时和假期，而不是更多。到2002年，约有300份承认协议被签署，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但这并不是万能的。有权势的雇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法律，使工会多年来进一步陷入法律泥潭。

巨大争议

在布莱尔的第一个任期内，人们普遍期待着会有一些好的变化，但事实上，除了一些小的改革外，布莱尔继续推行保守党的政策，包括削减单亲母亲的福利和引入学费。但事实上，除了一些小的改革外，布莱尔继续执行保守党的政策，包括削减单身母亲的福利和引入学费。私有化计划也在继续，以所谓的地方政府最佳价值为形式的强制竞争性招标也在继续。同样，最初受保守党启发的“私人融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允许私营公司从公共部门榨取大量利润。在这一时期，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作、工资和条件不断受到攻击，工人越来越多地服从“市场的严格要求”。尽管有就业保护条例，本应保障任何向私营部门转移工作的条款和条件，但私有化带来了两级劳动力，因为新招聘的工人工资、条款和条件较差。

公共服务业总工会的总书记大卫·普兰提斯（Dave Prentis）威胁说：“除非这些讨论尽快结束，否则工党内部将出现一场巨大的争吵”。工会设法在这个问题上从政府那里挤出了一些让步。根据2002年夏天发布的业务守则，新招聘的员工将获得与以前的公共部门员工“大体相当”的条件，同时考虑到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然而，该守则又作了进一步修订，规定所提供的条件必须“不低于”地方政府雇用的工人。

正如预期的那样，私营部门的老板们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商业服务协会的负责人诺曼·罗斯（Norman Rose）表示：“我们的成本将上升，外包对公共部门来说将变得更加昂贵”。地方政府雇主组织的曼蒂·莱特（Mandy Wright）表示，她的会员希望对员工有公平待遇（当然，谁会梦想着不公平呢！），但担心新制度会导致“僵化”，减缓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不利于他们的利润）。在这种压力下，布莱尔政府再次退缩，阻止了将这种认识从议会工人转移到整个公共部门的尝试，从而维持了两级劳动力市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至于英国工人受益于《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pter），该宪章为欧盟的工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不同的指令，如《工作时间指令》，受到工会成员的欢迎，被视为某种安全网。然而，这些权利远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在工作场所得到保障的，即使得到承认，也需要工会组织的支持。虽然撒切尔政府断然拒绝签署社会章，但布莱尔政府在运动的压力下，承诺会这样做。这并不是真正的牺牲，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已经签署了该章，甚至那些右翼政府。然而，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布莱尔在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改革上倒退，淡化或避免实施这些改革。

例如，2003年春，政府阻止了一项旨在保护临时工工资和权利的欧洲指令。当时的工人权利部长、通讯行业工会的前任书记长约翰逊可耻地领导了一个淡化版本的要求，阻止机构工人（约60万在英国工作）获得与长期员工相同的条款和条件。此举让保守党人欣喜不已。保守党在欧洲议会的发言人菲利普·布什尔-马修斯（Philip Bushill-Matthews）表示，“工党政府没有为企业说强硬的话，而是真正做到了”。[11]

布莱尔继续公开吹嘘，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放松管制的经济体。他声称要为大企业的成功创造最佳环境。这些声明对工人及其家庭产生了严重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工党政府的亲商政策越来越疏远，工人阶级要求对布莱尔主义进行反击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官方数据显示，罢工损失的天数跃升至1,323,000天，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数字。总数是2001年的两倍多，也是前十年年平均数的两倍多。损失的工作日数是1996年以来最高的。最重要的是，涉及的工人人数攀升至近100万，是1984年矿工罢工以来的最高值，比2001年的179,900人大幅增加。虽然与七、八十年代相比规模不大，但随着社会的动荡，其趋势和方向已经非常明显。《纽约时报》指出：

“一场重新兴起的劳工运动正在与布莱尔政府对峙，这是自首相撒切尔夫人打破工会对英国经济的控制权以来20年来最大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的威胁，”

“在新一代激进领导人的怂恿下，铁路员工、邮递员、警察、教师、医院工人和公务员工会都威胁要在未来几个月内举行罢工，并发挥英国人对其公共服务状况的不满。”

鉴于阶级斗争的起伏，无论这种程度的工业行动是否能持续下去，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已经打开了一个质的新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动荡的局面。

注释

[1] 《金融时报》，1994年8月3日

[2] 《社会主义呼唤报》，1994年10月

[3] 同上，1994年9月

[4] 同上，1996年4月

[5] 《金融时报》，1997年1月16日

[6] 《新政治家》，1996年7月12日

[7] 《星期日邮报》，1996年9月29日

[8] 转引自布莱尔，《新英国》（New Britain），伦敦，1996，P. 133

[9] 《金融时报》，1997年11月7日

[10] 《观察家》，1997年11月16日

[11] 《金融时报》，2003年5月22日

阶级分化加剧

尽管新工党对情势做了各种美化，但英国资本主义无情的衰落仍有增无减，导致社会状况恶化，不平等现象加剧。第一届布莱尔政府统治下的阶级之间的鸿沟已经成为一道鸿沟。收入最高的工人和收入最低的工人之间的差距现在是1886年以来最大的。在英国，财富不平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据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院长托尼-阿特金森介绍，自1993年以来，美国的贫富不均现象上升的速度稳定，但英国的贫富差距却猛增了2.5倍。

环境部对各地区的社会贫困程度进行了排名，并使用了多达33个不同的类别，如低收入、失业、健康状况差、教育和培训机会少等，将曼彻斯特、利物浦、米德尔斯堡和纽卡斯尔的大部分地区列入欧洲100个最贫困的地方。在让人联想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场景中，伦敦部分地区的结核病发病率水平正走向流行病。伦敦布伦特区的结核病发病率与俄国相当——经过十年的市场经济，现在的布伦特区就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其他伦敦行政区，如纽汉姆、塔哈姆莱茨、哈克尼和伊灵，每10万居民的病例数都比巴西多，而巴西由于严重贫困和卫生条件差，传统上是肺结核泛滥的国家。

英国的衰落已达到可怕的程度。经过几十年的忽视，公共基础设施正在我们眼前崩溃。住房、学校、医院、社会服务、道路、火车、管道、公共汽车，显然都处于令人震惊的状态，而且，根据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情况越来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布莱尔第一任期内的卫生支出只有美国水平的三分之一，法国的一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观察家报》指出，新工党时期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实际上低于撒切尔时代：

“在工党执政的四年中，对医院、学校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持续水平。总体实际投资每年下降4.4%，比撒切尔担任总理期间的下降幅度更大。”[1]

1975年，国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60%。布莱尔时代，这一数字约为40%。虽然布莱尔宣布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额外投入数十亿英镑，但实际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全国上下的医院信托基金已经超支，并宣布削减床位、服务和工作岗位。以苏格兰为例，报告显示，“私人融资计划”医院正面临3100万英镑的巨额债务。

伦敦大学学院的艾丽森·波罗克（Allyson Pollock）教授表示：“‘私人融资计划’是为新医院筹集资金的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她说，信托公司每年至少要向运营医院的公司支付3150万英镑，其中包括股东的利润。这种负担将意味着冻结空缺，放弃拯救生命的治疗，并削减重要服务。“卫生局已经将整个洛锡安的所有急诊住院床位减少了约24%的新医院，以试图使其负担得起。然而，现在似乎需要进一步削减”，她指出。[2]

德国《斯特恩》杂志将英国描述为“英国病夫”。该杂志指出了伦敦东部斯泰普尼格林区——“英国最悲惨和最破败的地区之一”——令人震惊的条件，在过去被称为“软南方”的地方，存在着可怕的社会贫困。它解释说，结核病在该区很猖獗，那里的儿童营养不良，有时一个房间里住着多达10个人。在提到1999年的一项调查时，它指出，“在莎士比亚和哈利·波特的祖国，每五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几乎是身无分文的文盲”。

尽管布莱尔在教育方面做出了承诺，但没有真正的改善。即使到了2003年9月，各项研究表明，新工党政府六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英国的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其国际竞争对手。将离校生的成绩进行比较，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从第12位下降到几乎落后于斯洛伐克和希腊等国家。

在保守党和现在的新工党统治下，穷人越来越穷，但英国的富人却享受着丰盛的生活。在199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上，富豪们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对于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英国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巴哈马亿万富翁约瑟夫·刘易斯（Joseph Lewis）来说，1996年是创造财富的辉煌之年。我们估计，由于刘易斯在外汇市场上的出色技巧所带来的利润，他的财富增加了三倍，达到30亿英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刘易斯并不孤单。去年对于《星期日泰晤士报》榜单上的其他超级富豪成员来说，情况同样不错。前500名集体增加了162.99亿英镑，他们的总财富为868.77亿英镑。”

三年后，他们仍然在唱着同样的调子。《星期日泰晤士报》称，“英国的超级富豪们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今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前1000名的集体财富已达到近1460亿英镑，比去年的榜单增加了310多亿英镑，增幅达27%。这是我们编制该榜单12年来的最高涨幅”。[3]

私有化灾难

私有化铁路的基础设施崩溃，对公共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是一系列重大火车事故的原因。克拉帕姆枢纽站发生的惨祸，造成34人死亡，110人受伤，随后发生的索索尔、帕丁顿、哈特菲尔德和波特斯巴，同样伴随着许多人的死伤，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震动。惨不忍睹的场面，扭曲烧焦的残骸，撕裂的铁轨，激起了人们对铁路私有化的广泛反弹。私营铁路公司接受了数十亿的公共资金补贴，并且仍在继续补贴，但他们却因为成本问题，没有在列车上设置故障安全系统。正如帕丁顿车祸的一位幸存者所说：“金钱比人命更重要。”

姗姗来迟的是，这些公司的一些董事已经被指控为公司过失杀人罪。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似乎都很有信心逃脱法律制裁，因为他们请得起昂贵的律师。

舆论调查不断显示出英国人对私有化的大规模反对，英国在先进工业国家中走得最远。2001年3月《卫报》/ICM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6%的人希望看到铁路重新国有化，60%的人希望结束私人监狱。关于空中交通管制的私有化，72%的人反对，只有14%的工党和14%的保守党选民支持这一计划。甚至有40%的人说英国电信应该重新国有化！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许多工人已经获得了该公司的股份，甚至他们的工会，全国通讯工会，在过去一直拒绝呼吁其重新国有化。这本来是撒切尔进行的最受欢迎的私有化之一。现在，这一切都化为灰烬了。与新工党的所有宣传相反，私有化并不是选票的赢家，而是深受选民的不欢迎——甚至许多保守党选民也不喜欢。然而，布莱尔却固执地重申，他决心继续推行“更多相同的东西”。

政府明目张胆地试图愚弄公众，采取所谓的公私合营的私有化政策，这原本是保守党梦寐以求的伎俩。但人们马上就看穿了这一伎俩。据民调显示，公私合营深得人心：只有25%的人支持，其中保守党选民只有32%，工党选民也只有23%。民调还显示，所有选民都希望公共服务由政府或地方当局管理，绝大多数人拒绝接受公共服务应以营利为目的的观点。只有6%的保守党人和仅13%的保守党人认为公共服务应以营利为目的。

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巨大变化。尽管实行了多年的私有化，但现在人们对这一政策作出了大规模的反弹，实际上是对整个市场经济越来越不信任。然而，新工党的领导人却对生活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在最好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1997年工党的竞选主题曲是《事情只能变得更好》。但现实却完全不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事情正在从坏到更坏。尽管超级富豪们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有充分理由的看法是，英国正在变成一个类似于第三世界的国家——至少与我们的欧洲邻国相比是这样。然而，布莱尔领导层完全忽视了这种对“市场”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继续迎合大企业的利益，歌颂“自由企业”的奇迹。而被说成是“现实主义”！

对布莱尔来说，降低失业率的方法是迫使失业者脱离救济金，从事收入很低的工作，同时继续像保守党那样篡改数字。政府严厉打击，阻止失业者索要救济金——甚至比撒切尔和梅杰时期还要严厉。布莱尔在接受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采访时夸口说：“我们是30年来第一个福利费下降的政府。人们继续谈论撒切尔政府，但他们的福利账单每年都在增加。我们真正的福利账单正在下降。现在，我们需要深化这一点。”

布莱尔派越来越被视为与世隔绝。在2000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经历了自1992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失去了600个议会席位。在当时由布莱尔派新领导的利物浦，工党在该市经历了50多年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这与80年代中期战斗派领导的市议会的成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时工党的实力不断增强。相比之下，在这些选举中，工党的支持者纷纷留在家中，对政府的表现感到失望。全国的投票率只有30%，伦敦的投票率为32%。“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要抚养，我在1997年真的以为我们正走向一个光明的新时代。布莱尔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他比许多保守党人更保守”，31岁的布赖恩·考克斯（Brian Cox）表示，他是一名失业的船坞工人。[4]

布莱尔派企图阻止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 ）成为工党的伦敦市长候选人，这在工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利文斯通获得了74000多张选票，而布莱尔的候选人弗兰克-多布森只赢得了22000多张选票。利文斯通在附属工会中的支持率甚至高于党员。可笑的是，多布森靠着伦敦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和工党候选人的少量选票，“赢得”了官方提名。群众抗议大会召开，工党会议突然热闹起来。但最终，利文斯通决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对许多伦敦人来说，他被认为是合法的工党候选人，因此轻松地赢得了市长选举，而多布森（得票率只有13%）则受到羞辱，被推到了保守党候选人之后的第三位。为了抗议工党领导层没有倾听工党“核心”支持者的关切，前右翼份子转为“软左”派的彼得·凯尔福尔（Peter Kilfoyle）辞去政府职务，成为布莱尔路线日益强烈的反对者。后来多布森本人也离开了政府，并在基金会医院、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反对布莱尔。

尽管在地方选举和伦敦市长选举中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不信任投票，但布莱尔家族继续推行其保守党政策。对他们来说，在这些选举中的糟糕表现只是一个“表现”的问题！因此，他们不顾广大公众的反对，继续推动空中交通管制的私有化。于是，他们不顾民众的大规模反对，继续推动空中交通管制的私有化（被称为“空中铁轨”），以及伦敦地铁的部分私有化。在后一种情况下，约有6 000名工人被移交给私营部门。甚至连国家储蓄公司也被移交给西门子商业服务公司，而西门子商业服务公司又结束了其工人的最后工资养恤金计划。

对政治方面的失望再次使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转向工业方面的斗争。《社会主义呼唤报》的一篇报道称，“在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工时问题上，整个运输工会的战斗情绪正在增长。继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在几周前的会议上决定为每周4天的工作时间而斗争之后，在大雅茅斯市政厅举行的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年度大会投票决定加紧为每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而斗争，包括开展一场工业行动的运动”。[5]

此时，还发生了罢工，特别是针对呼叫中心恶劣工作条件的罢工。有人认为，这些工人永远不可能被组织起来，也不可能采取罢工行动。但生活再一次证明怀疑论者是错误的。英国电信呼叫中心的罢工是由于威胁说如果工人不能在285秒内完成通话，就会被处分。这些被剥削的白领工人一直受制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叠加在新兴的24小时服务经济中。正如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研究员苏·费尔尼（Sue Fernie）所言。“监测呼叫中心的行为和衡量产出的可能性令人惊奇——与管理部门可以在计算机电话中实行的控制相比，流水线的暴政不过是儿戏”。

约瑟夫·罗特里基金会进行的一项关于工人生活压力的调查得出结论，工作不安全感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远没有随着失业率的下降而下降，工作场所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信任，对工作节奏失去控制，普遍焦虑，以及工人被逼到极端的感觉。尽管“新现实主义”推行了20年，工会联盟也开展了“伙伴关系”协议的运动，但只有26%的工人表示相信工人和管理层是站在同一阵营的。绝大多数人认为，阶级鸿沟和以往一样大。尽管有这些感觉，蒙克斯还是不厌其烦地宣称。“在劳工和资本之间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杰出”的迪格比·琼斯（Digby Jones）的赞同：

“工会联盟的新工会主义项目概述了理念的重大变化。它认识到，旧的工会抵制管理创新和倡议的堡垒作用已经死亡。在全球市场运作的公司中，寻求阻止结束限制性做法的行动，或通过转向年化工时来削减过度的加班，必然会损害企业及其员工的长期利益。”[6]

在对工会联盟领导人低声说着甜言蜜语的同时，英国的老板们正忙着制定打破工会组织的计划。在美国企图破坏工会而赚取数十亿美元的破坏工会的公司，现在正在英国就业。安东尼·巴尼特（Anthony Barnett）在《观察家报》上写道：“他们通过专门帮助管理层挫败承认工会的投票来赚取丰厚的费用，而这往往导致亲工会的员工被解雇”[7]。他们的策略的例子“包括在个别员工和管理层之间设计一对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工人们被施压不加入工会，因为他们有可能使公司破产，失去工作或福利。”美国的工会顾问理查德·本辛格（Richard Bensinger）建议英国工人。“一定要极力阻止这些家伙。他们是食物链中最底层的人。”

与此同时，由于雇主不断试图改变工作做法，邮局的劳资纠纷日益加剧。皇家邮政管理层多年来一直试图强行实施新的“弹性工作”安排，一有机会就挑衅员工。这导致了一系列所谓的“野猫式罢工”。这些冲突通常是局部的、非法的，突然爆发，然后迅速平息。为了不违反反工会法，工会领导层热衷于否定罢工。但平息罢工的尝试没有效果。事实上，邮局成了工人和老板之间战争的中心战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的数据，在所有记录在案的停运事件中，邮局占了将近一半，在记录在案的195起事件中占了84起。但事实上，这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在2000-01财政年度，皇家邮政因纠纷损失了63,000个工作日，其中大部分是自发的非正式罢工。在1999-2000年，罢工总数比官方记录的84次要多，皇家邮政承认有210次罢工（其中只有27次是官方罢工）。1998-99年，有206次（70次官方），1997-98年，约337次（176次官方）。2001-02年，约有53 000天因罢工而损失，其中许多是因改变工作惯例而损失的。正是这些事态发展，导致了28.4万名通信工人工会内部的深刻变化。这并非如右翼所称的“红色阴谋”，而是反映了工人需要改变其组织。

邮政服务的持续危机导致皇家邮政要求通过自愿裁员削减3万个工作岗位。在花费数百万美元重塑商业形象的尝试失败后，这是一种额外的侮辱。英国皇家邮政的老板们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无情地追求行业内的成本削减，他们宣布了进一步的裁员方案，并结束了二次投递。马克思早就解释过，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工人们从痛苦的经验中了解到，只有认真的斗争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此前20年以右翼工会联盟领导人为缩影的顺从工会主义，以彻底失败告终，工人们又面临新一轮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们投票给左派，新的领导人更顺应工人阶级的要求，取代了右派。

英国制造业的持续危机体现在罗孚长桥工厂被威胁关闭，很快，福特达根汉姆工厂在生产汽车70年后宣布关闭。虽然工会领导人在罗孚问题上拼凑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支持凤凰财团接管，但达根汉姆却没有这样的拯救。工会领导人的运动缺乏活力，未能激励或说服工人们赢得斗争，之后，工人们投票接受工厂关闭。许多被裁员的人希望能得到管理层承诺的柴油发动机工厂的工作。2002年初，在达根汉姆，最后一辆福特汽车在经历了70年的汽车制造后离开了生产线——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破产的见证。紧接着沃克斯豪尔在卢顿的汽车工厂关闭，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也在另一个行动中威胁要撤出英国。

在2001年6月的大选中，工党在经历了一场平淡无奇、令人沮丧的竞选活动后再次获得胜利。现在人们对工党的热情已经不高，对保守党的热情就更低了。保守党的持续危机让布莱尔政府以167个席位的多数票赢得了史无前例的第二任期。在选举期间，《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这两家传统的保守党报纸以及《太阳报》都支持布莱尔。在保守党一塌糊涂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支持布莱尔，认为他是他们现在可以信任的人。

工人阶级地区对工党缺乏热情，表现在投票率急剧下降到只有59%。在工党的大本营利物浦河畔，只有34.1%的人参加了投票，比1997年的糟糕投票率低了18%。但在工党支持率下降的同时，保守党的支持率崩溃得更厉害。保守党一蹶不振，在威尔士未能赢得一个席位，在苏格兰也只赢得一个席位。他们沦为局限于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山包。这次溃败立即促成了党魁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的辞职，为新一轮的内斗打开了大门。随着黑格的离去，领导位置随即被交给了另一个无名小卒伊恩·邓肯·史密斯（Ian Duncan Smith）。

双言巧语

甚至在大选期间，布莱尔还故意放出一个炸弹。令公共部门的工会成员感到震惊的是，他承诺对公共服务进行紧急的彻底“改革”。他说，这现在将成为首相的首要任务。对布莱尔派来说，“改革”的概念有一定的内涵。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故事情节中的政府“双言巧语”（double-speak）中，和平意味着战争，富足意味着匮乏，等等。而在新工党的双重话语中，改革意味着反改革。它意味着继续攻击工人的条款和条件，并在公共部门引入灵活的劳动和薪酬。布莱尔决心将私人资本和"市场"的道德和方法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以“私人融资计划”项目的形式。但现在布莱尔已经把工运的忠诚度逼到了临界点。一场大规模的反弹正在准备之中。

布莱尔政府在第二任期内，继续不耻下问地推行其公然的亲商政策。布朗宣布要引进美国式的“企业文化”。而这种“文化”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美国的最低工资只有每小时5.15美元（3.4英镑），而且自1968年以来实际价值下降了30%。美国人没有真正的福利国家和免费医疗。在这种情况下，有多达70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经常生活在生病的恐惧中。另一方面，布朗为了迎合大企业，宣布将资本利得税从最高40%降到只有10%。

在国民保健服务中，政府正计划引入保守党的独立基础医院理念。由于基金会医院的地位高于普通医院，自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源和投资，并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中建立一个两级体系。这些医院可以自由设定自己的薪酬水平和条件。这些医院还将被赋予权力，吸引比以往更多的私人病人。公共服务业总工会的普兰提斯正确地将它们描述为“私人医院”，这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全面私有化铺路。卫生部长艾伦-米尔本（Alan Milburn）概述了他的意图，即引入私营部门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建造和运营"快速通道"手术中心。私营公司还将竞标接管“失败”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医院的管理。这将意味着在许多年内对服务进行17次重组。同样，这些支持市场的毛躁想法也将适用于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前保守党工业部长杨勋爵以不同寻常的坦率宣布：“现任的财务大臣在做我们会做的事。”

公共服务业总工会、英国总工会和其他工会强烈抨击政府的亲市场政策。总工会的约翰·艾德蒙滋（John Edmonds）说：“政府应该把额外的投资用于改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服务，而不是增加私人公司的利润。”[8]但政府并没有听从工会的意见，只是听从大企业的意见，大企业自然非常热衷于这个想法，一想到能赚到的钱，就舔着嘴唇。布莱尔竟然谴责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人是“破坏者”，因为他们敢于反对把医院交给私人暴利者。这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对数以百万计兢兢业业、辛勤工作和低薪的公共服务人员的蓄意挑衅，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布莱尔的“破坏者演说”激起了苏格兰工会大会书记长比尔·斯皮尔（Bill Speirs）的反扑。“当我听到它的时候，我想，‘我最后一次听到总理使用这样的语言是什么时候？’ 那是1984年撒切尔说工会是‘内部敌人’的时候。”就连蒙克斯也表示，当他听到米尔班克塔政府大楼内流传着布莱尔派想要挑衅和击败一个主要的公共部门工会的传言时，他感到很震惊，就像撒切尔对付矿工一样。“工党总部竞选活动中有一些人说，他们乐于早日与一个主要的公共部门工会发生对抗”，蒙克斯说。“我无法相信”。这显然是代表布莱尔派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挑起与工会的分裂，打破工会与劳工的联系，建立一个新的公开的资本主义政党。

这一计划在2002年秋季部分付诸实施，消防员成为新的“破坏者”。从争端一开始，政府就对消防员采取了战斗的态度。布莱尔习惯性地对消防员工会进行了围攻，指责该工会受“有政治动机”的领导人控制。这种攻击让人想起威尔逊在1966年对海员工会的谴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员工会的领导人是约翰（偷猎者转为游戏管理员）普雷斯科特。政府希望消防员工会接受贝恩报告，该报告打算通过削减大约6000个工作岗位来实现服务的“现代化”。这样的“改革”对消防部门来说是一场灾难，为了削减成本，会让很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普雷斯科特因拒绝支持自己的工会政策而辞职，他威胁说要用新的《消防服务法》向消防员工会强加一个协议。他说：“如果消防员工会不接受最后的报价，我将利用这个法案中的仲裁权来促成和解”。政府圈子里甚至传出了禁止基本服务部门罢工的声音，这项措施将得到保守党的无条件支持。

虽然消防员们坚定地支持这场纠纷，而且他们的事业也得到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但遗憾的是，消防员工会的领导人没有发动全面的罢工，也没有有效地加强行动，纠纷一拖再拖，毫无结果，最终导致了消防员工会的僵局和退缩。该协议虽然给予了工资的适度增长，但却为所谓的消防服务现代化打开了大门，并带来了所有的攻击和削减。消防员工会成员现在将被迫采取后卫行动，以捍卫他们的立场，反对削减和裁员。

在与消防员的争执中，布莱尔固步自封，拒绝一切妥协的呼吁。这表明右翼份子准备走多远。他们每一步都在挑衅工会。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来自工人阶级的强大反击，他们的耐心已经被逼到了极限。阶级斗争中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最大的爆炸，现场正在为之准备。BA工人的非官方行动迫使管理层因新的工作实践而退缩。伦敦邮政工人因工资问题进行正式罢工行动，这是七年多来的第一次。地方当局的工人也计划采取工业行动。在一系列地铁脱轨事件发生后，铁路工会正威胁要因安全问题进行罢工。工会最近的选举表明，工党的群众组织内部开始急剧向左转。随着布莱尔政府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前进的障碍，工人们将倾向于摇摆到工业战线上。然而，随着工党内部分歧的日益扩大，这种同样的倾向也会在工党本身中表现出来。

注释

[1] 《观察家》，2001年5月27日

[2] 《星期日先驱报》，2003年9月14日

[3] 《星期日泰晤士报》，2000年3月19日

[4] 《社会主义呼唤报》，2002年6月

[5] 同上，2000年7月

[6] 《国会杂志》（The House Magazine），2000年9月11日

[7] 《观察家》，1999年1月24日

[8] 《金融时报》，2002年12月21/22日

战斗精神又回来了！

尽管杰克逊爵士对工人们进行了“不能罢工”的说教，但所谓的阶级之间的劳资和谐时代已经结束。到了2002年，罢工次数发展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去年我们的罢工次数是十二年来最高的。工会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董事学会（Institute of Directors）政策负责人鲁斯·莱亚（Ruth Lea）表示[1]。罢工发生在伦敦地铁，教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医院工人、钢铁工人、码头工人、呼叫中心工作人员、邮政工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工程工人和其他部门中。此外，还有数百起短暂的小纠纷，从未正式记录。工会、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内部的这些深刻变化，是对那些被右翼长期统治所误导，抹杀有组织的劳工的战斗潜力的人的决定性驳斥。

2002年夏天，100万议会工人的罢工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女工罢工。根据公共服务业总工会总书记普兰提斯的说法，这是自1926年总罢工以来英国最大的一次停工。当年9月，一项针对240家公司和工会的调查也认为，“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行动将增加。”另一项调查表明，48%的雇主认为他们将在下一年面临罢工投票。工作场所内充满奴性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安东尼·金（Anthony King）在《经济学人》中黯然预测：

“2003年的布莱尔将经历他迄今为止最不舒服的执政年。他的政府早已失去了光泽。2003年，油漆本身将开始开裂和剥落。英国经济将出现动荡，但这将是布莱尔先生却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担心...”[2]

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无疑成为新时期的一个特点。这一点在消防员的纠纷中得到了形象的说明。虽然消防员工会传统上是一个非战斗的工会，但在一次投票中，九比一的投票结果是要求加薪40%。这表明这部分工人发生了巨大变化。2002年底发生的一系列罢工是25年来消防员工会第一次全国性停工。根据民意调查，广大公众始终支持消防员。与1977年不同的是，消防员工会也得到了工会联盟的支持。

然而，布莱尔不准备让步。他想做掉消防员工会来杀鸡儆猴。“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工业激进主义——有人称之为斯卡吉尔主义——是不可能的...”布莱尔不甘示弱地表示。“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些旧时代了。”政府要求消防员工会接受“现代化”（以“现代”泰勒主义的方法为基础），这加起来就是削减工作和服务。普雷斯科特自己也宣布，大约6000名消防员的工作岗位将不得不被砍掉（当然是通过“自然损耗”的借口），使服务人员严重不足。尽管政府的立场如此，但工运中的普通民众还是团结起来，支持消防员。除了几十个工会外，伦敦工党会议仅以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支持了消防员工会的主张。遗憾的是，消防员工会的领导人拒绝召开全面罢工，这场争执以一个混乱的协议而告终，这激怒了许多消防员。

在过去的20年里，政治钟摆向右摇摆得非常厉害。与1970年代的战斗相比，除了少数几个明显的例外情况外，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斗争一直在走下坡路。面对资方的攻势，工会在右翼领导层的支持下节节败退。因此，如今只有20%左右的私营部门工人加入了工会。这种情况反映了传统上工会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流失。然而，这也反映了过去右翼统治工会的遗产。在行事越来越像保守党政府的布莱尔政府下，雇主继续攻击工会。像在保守党时期一样，不断地利用法院来束缚工运。例如，2001年4月，铁路老板利用反工会的法律来对付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以挫败工业行动，工会为此付出了5万英镑的代价。法律也被用来挫败工会的承认要求，全国记者联盟在《每日电讯报》获得承认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现在，潮流无疑已经转向。工会有了《公平工作法》，无论该法律有多大的缺陷或不足，都迫使雇主自愿或经过长期的法律斗争达成承认协议。

如前所述，保守党贵族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勋爵（2001年被布莱尔授予贵族头衔）在十多年前工人被剥夺谈判权后，被迫承认他的电报社的全国记者工会。布莱克勋爵将记者描述为“龇牙咧嘴的豺狼”，在经过大规模的阻挠和18个月的法律角力后，他才做出了让步。他们成为最新的劳动力，被加入到不断延长的签署承认协议的组织名单中。美国航空公司，博茨公司，Meridian TV，Kwik -Fit，绿色和平组织，还有...不要忘了上帝的代表，苏格兰教会！他们都加入了工会联盟的行列，将工会联盟的会员人数推高到700万，以扭转保守党时代的长期衰落。诚然，工运恢复的速度很慢，成果仍是零星的，但趋势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

2002年签署的承认协议数量超过300项——是前一年的两倍。英国总工会反对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运动导致招募了44 000名新成员，这是16年来的最大增幅。一直走在激进行动前列的铁路工会——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在11个月内增加了8000人——即12%。“如果这是整个工会运动，那就意味着增加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人。”总书记鲍勃·克劳（Bob Crow）表示。“我想当他们看到工会的战斗力，人们就会加入。”同样，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也可以指出，在工会为会员争取到大幅加薪的时期，5年内飞跃了25%，达到18000人。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公务员工会书记长马克·塞沃特卡（Mark Serwotka）可以指出，自从他在一个激进的平台上当选以来，他的会员人数猛增了18000人，达到了267000人。其他左翼工会的情况也是如此。

政治钟摆

英国的政治钟摆开始向左回旋。当然，这不会是一条连续的直线，也会有一些挫折。米克·里克斯（Mick Rix）在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总书记选举中的失败无疑是一个打击。然而，潮流仍在继续向左转。在一个又一个工会中，更激进的工会官员已经把布莱尔的右翼支持者赶下台。即使是那些被认定为布莱尔派的候选人，如运输和总工会的杰克·德罗米（Jack Dromey），也试图在工会选举前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政府的批评者——尽管无济于事。通讯行业工会书记长海斯表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说他们支持布莱尔计划——这将是死亡之吻。这确实说明了工会的情绪。”

自相矛盾的是，工会选举如此之多的原因是撒切尔在1984年实行的反工会法，该法强迫所有工会每五年进行一次领导层秘密投票。这项措施宣称的目的是“把工会还给会员”，把“激进份子”拒之门外，确保“温和派”——即右翼份子——在资本主义媒体的支持下当选。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工人已经受够了“新现实主义”。然而，令统治阶级失望的是，尽管有大量反工会的法律，但仍无法立法消除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不满情绪的影响。

最初，这种向左的趋势——在过去五年中蔓延开来——只限于小型或中型工会。先是里克斯击败卢·亚当斯（Lew Adams），成为火车司机工会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的总书记。随后，消防队工会的安迪·吉尔克里斯特（Andy Gilchrist）、通信工会的海斯、记者工会的迪尔、公务员工会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的瑟沃特卡、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的克劳和大学讲师工会（Natfhe）的保罗·麦克尼（Paul Mackney）当选。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影响到了所有的工会，包括制造业技术工人联合会、英国总工会和运输和总工会等巨头。这已经开始改变英国工会和工运的整个力量平衡。

强大的工业工会英国总工会的凯文·库兰（Kevin Curran）的当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向左的转变。在竞选中，柯伦站出来要求恢复封闭型企业，废除所有反工会的立法，支持消防员。更重要的是，他还想从布莱尔派手中夺回工党，并在左翼运动集团会议上就此发表讲话。左翼份子托尼·伍德利（Tony Woodley）当选为英国第三大工会——强大的运输和总工会的助理书记长。他接着赢得了工会总书记的选举。在这一过程中，唐宁街青睐的候选人、总检察长哈里特·哈曼（Harriet Harman）的丈夫德罗米被击败。工会这种持续向左摇摆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工会内部对右翼工会领导人和布莱尔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不满。

伍德利通知说，工联将“向部长们表明，我们对工党的忠诚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不意味着愿意默许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还宣布，“我们要让雇主们注意到，假合作关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被输出，英国工人在欧洲拥有最少的权利”。伍德利打算成立一个中央的“纠纷小组”办公室，帮助协调罢工，这是对未来的明确指针。与其他左翼工会一起，运输和总工会可以为工会联盟和工党设定议程，这一点在2003年各自的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并为布莱尔及其支持者构成了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对这一成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它将有助于加强和帮助巩固其他工会取得的左派成果。

海斯在30万人的通讯行业工会中战胜了右翼候选人约翰·凯吉（John Keggie），这对当权者和唐宁街来说又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同样，这似乎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实际上，这是邮政工人激进化的反映，他们深受前十年广泛的非官方和非法罢工行动的影响。事实上，曾任通讯行业工会副总书记的凯吉，也在2003年夏天将这一职位丢给了左翼份子戴夫·沃德（Dave Ward）。《卫报》指出：“这一结果是唐宁街的进一步挫折，唐宁街正在失去对工联和工党机关的控制”。[3]

这次左派的胜利是在对伦敦邮政工人进行非官方民意调查的背景下取得的，调查结果显示，99%的多数人赞成就每年4000英镑的伦敦加权采取工业行动。沃德表示，他的胜利是：

“改变工会的任务，也是我们与工党打交道的方式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与工党打交道时代表会员的意见，而不是在与会员打交道时代表工党（官僚）。”

沃德胜利后不久，关于伦敦权重的谈判破裂，导致工业行动。

塞沃特卡当选为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的领导，是左派的又一次戏剧性的进步。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以及之前的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在贝利·利姆斯柏通（Barry Reamsbottom）的总书记领导下，处于工会运动的极右。一些活动家对击败利姆斯柏通感到绝望，以至于泛左派组织“左派团结”（Left Unity）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支持“中派”候选人胡格·兰宁（Huge Lanning）。《社会主义呼唤》的支持者反对这一立场，但只是少数。后来，当塞沃特卡提出自己作为独立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名字时，他被大左派领导人攻击，认为他分裂了兰宁的支持。最后，令泛左派大吃一惊的是，雷姆斯博特姆连足够的支部提名都没能参选，更不用说赢得选举了。最后，左联被迫转而效忠于在民调中名列前茅的谢尔沃特卡。这次胜利不仅显示了工会的巨大变化，也显示了工会中的左派有时甚至会与基层的真实情绪失之交臂，低估了工作场所存在的激进程度。

利姆斯柏通与杰克逊爵士（另一位伟大的温和"民主派"）一样，不顾投票结果，拒绝离开他的工会职位。他企图通过右翼控制其执行委员会，将自己强加给28万多人的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塞沃特卡别无选择，只能去高等法院确认投票结果，并要求获得他作为总书记的合法地位。内部民主就这样结束了！当然，保守党和布莱尔派对这一违反民主的行为保持沉默——这与他们对矿工罢工投票的歇斯底里大相径庭！这次横扫千军胜利的基础是左派团结在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执行选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公务员的经历，他们在过去十年里卷入了一系列的纠纷和战斗，涉及国防部、内政部、护照局、福利局和税务局。政府的攻击使公共部门的白领工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他们推到了斗争的前沿。这表明社会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巨大变化。

杰克逊的失败

如果说这些左派的胜利是惊天动地的话，那么工程工人工会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的事件则是前所未有的。布莱尔最喜欢的工会领袖肯-杰克逊爵士被左派候选人辛普森击败，使工会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时报》正确地将其描述为“劳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广受欢迎的《每日镜报》专栏作家保罗·罗特利奇（Paul Routledge）将杰克逊的败选描述为“为默多克迁往沃平提供工贼劳工的恶行的临终恶气”。

对杰克逊的投票代表了一次里氏10级的地震。杰克逊一直是英国工会中右翼的标杆。他的失败给布莱尔政府，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所有影子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次失败对他们来说更令人痛心疾首，因为它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按照专家们的说法，杰克逊不可能输掉选举。帕特里克·温图尔（Patrick Wintour）在《卫报》上说：“当杰克逊爵士决定参加连任时，失败的可能性被认为就像萨达姆失去巴格达中央一样”。起初，杰克逊——他在三次重新计票后以89,521票对89,115票落败——拒绝接受结果，并试图在工会内部发动违宪政变。

“想到我们的工会现在掌握在左翼强硬派手中，我就不禁流泪”，杰克逊表示。“如果这个人继续掌权，可能意味着回归到破坏我们国家30年的纷争。我们有可能丢掉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工作、繁荣和安全。我们正处于重回混乱的边缘，我不能让它发生。”杰克逊爵士曾厚颜无耻地声称，竞选初期的操纵选票丑闻严重影响了他的支持率。事实上，正是杰克逊自己的支持者进行了选票操纵，因为专职官员被从一个支部调到另一个支部为他投票。

“根据《卫报》看到的法律说明，布莱尔最忠诚的工会盟友被指控深深卷入了旨在确保他连任的操纵选票丑闻。杰克逊爵士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投票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他，据称他与副手讨论了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地区书记的双重投票阴谋，他在承认自己参与后被迫离职。据《卫报》报道，罗杰·马斯克尔（Roger Maskell）将于11月在就业法庭上主张建设性解雇，他说他在3月和4月与杰克逊爵士讨论了一个骗局，在分支机构之间转移官员，以提名他一次以上。”[4]

该报的报道接着叙述了代表马斯克尔和辛普森的律师之间的一次谈话，其中列出了马斯克尔声称与杰克逊举行的会议的细节。2002年3月，杰克逊、马斯克尔和另一名官员参加的一次会议——根据辛普森的律师写的说明——讨论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提名的分支机构转移，“没有禁区”。该说明继续说，“无论分支机构是否满足条件，都要完成提名表”的提议有被讨论和。而“团队被告知，如果有必要的话，要用巴士接送官员和淹没支部”该说明还指出：

“4月12日，马斯克尔在工会的西布朗办公室会见了杰克逊，一对一地讨论了转会和双重投票的问题。杰克逊告诉马斯克尔不用担心，这不是一个问题。杰克逊表示事情会处理好，并交付提名。”

在一份单独的声明中，工会的信息系统主管乔伊说，他被另一位高级官员指示修改投票软件，以确保73万名成员可以投票，而正确的数字是61.8万，包括那些两年前停止支付订阅的人。乔伊说，他被命令阻止辛普森发送的电子邮件，并在他不上班时访问他的德比办公室电脑，以检查左翼份子是否访问了会员记录。他拒绝服从。

20多年来，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一直是工会和工党右翼的核心。它作为其中央指挥机构。1977-8年，随着特里·达菲（Terry Duffy）的当选，右派接管了工程工会，随后是加文·莱尔德（Gavin Laird）和比尔·乔丹（Bill Jordan）。在电工工会与工程工会合并期间，以及在1996年杰克逊当选之前，引入了一项规则，允许总书记的职位由拥有225,000人的电工工会部门选举产生，而主席的职位则由拥有550,000人的全国工程师联合会部门选择。左翼《公报》的候选人霍尔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主席选举中战胜了两位右翼候选人。但霍尔失去了勇气，当工会主席一职被右翼官僚化地取消时，他在压力下同意退位。由电工工会方面选出的杰克逊，从未参加过合并后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选举。

右翼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领导层以典型的黑帮作风，然后试图通过与右翼份子罗杰·莱恩斯（Roger Lyons）领导的制造、科学和金融联盟合并，进一步加强其控制力。在65岁退休时，杰克逊推动了一项规则的改变，允许他在正式退休年龄，即他67岁生日之后继续留任，以“监督新的合并”！当受到质疑时，他最初拒绝召集选举。后来，面对法律战，他被迫改变主意，先是动员整个工会机器，以确保自己的连任。杰克逊的全职官员出现在不同的分支机构，影响甚至在提名会议上投票的报道，更像是一个黑手党的故事，而不是工会选举。当这一伎俩被发现后，工会总部的电脑会员记录被清除干净。当这一行动的消息泄露出去后，会员记录被匆匆重建，但与原始记录相比，有很大的错误。这简直是对工会及其会员的犯罪阴谋。只要把新闻界对肯爵士的外交待遇与1960-61年围绕着电工工会审判的媒体歇斯底里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亿万富翁报业大亨与右翼工会领袖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是右翼份子在操纵选票，所以媒体对此事轻描淡写。所发生的一切是伦敦地区书记罗杰-马斯克尔被发现雇用“飞行选民”——全职官员以“早投票、常投票”的原则运作，被迫辞职！在伦敦建设支部，全职官员、杰克逊的信徒威利斯随后承认，他的另一个投票人是杰克逊。在伦敦建筑分部，全职官员、杰克逊的信徒斯图尔特-威利斯随后承认在另一个分部投票。在提名之夜，从未见过的人们在官员们的注视下，涌入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分支机构。急于保住职位的人们，使出了书中的每一招来保证杰克逊的成功。然而，左派获得了94个支部的提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而杰克逊则获得了353个支部提名。

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总部，一名全职的工会组织者“非正式地”策划了杰克逊的竞选活动，而辛普森却被拒绝进入每一个设施。选举时，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的官方期刊上刊登了杰克逊不下十几张照片，而他的对手却从未被提及过一次。布莱尔派部长、曾经的欧洲经济和贸易保护联盟政治官员和研究主管约翰·斯佩拉尔（John Spellar，因其在对战斗趋势组织的迫害中的作用而被称为“开除大师”），积极参与了杰克逊的竞选活动，并在海斯法院的工会总部有自己的办公室。

辛普森评论说：“有人问，一个繁忙的交通部长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来参与我们工会的内部工作和选举本身”。这些问题从未得到回答。但很明显，布莱尔本人肯定认可了斯佩拉尔的“双重生活”。

斯佩拉尔仍然积极地试图推翻辛普森的统治。杰克逊是布莱尔在工会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必须向他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对于杰克逊政权来说，没有什么是太过明目张胆的，包括各种阴谋诡计。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又使他们极度自信。但他们完全脱离了联盟的队伍。杰克逊政权是一座纸牌屋，随时都会倒塌。尽管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诡计和所有的资源，一个不知名的反对派候选人把这座房子推倒了。经过三次重新计票，辛普森被宣布获胜。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这是一个真正的惊人的胜利！右翼的魔咒被打破了。

结果显示，成员们的情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结果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辛普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报》周围的左翼阶级活动家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在建筑工地和工作场所散发传单，试图将信息传递给广大会员。最后的差距很小——仅仅410票就决定了结果——但辛普森的胜利相当于一支第四级联赛的底层球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击败了一支顶级联赛的球队。这是大卫和歌利亚之战的生动再现。

杰克逊的支持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统治地位，他们完全被吓坏了。在最后一次掷骰子时，右派占主导地位的执行委员会使用了这样的规则，即如果发生不公平的选举，他们可以重新举行一次选举。他们试图利用自己操纵选票的报告，声称对自己的竞选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下令重新选举！几名左翼份子离开了会议，留下了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杰克逊的党羽意识到他们会被嘲笑出法庭，被迫勉强认输。这标志着他们结束的开始，也标志着右翼统治英国工运的结束之开端。

这种经验以实验室的方式表明，即使是最右翼和最官僚的工会也可以根据条件的改变而向左转。这完全是对过去把这些工会写进工运边缘的不耐烦的极左份子和宗派份子的回答，就像他们今天错误地把工党写进工运一样。那些完全被右翼机器的力量所迷惑的人，表明他们对工人阶级缺乏信心。如果我们对工人改变组织的能力没有信心，又怎么能对他们改变社会的能力有信心呢？事实上，一件事是以另一件事为前提的。

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总书记选举前的三个月内，制造业失去了176 000个工作岗位，工程薪酬停滞不前，“社会伙伴关系”导致对劳动力的进一步攻击，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成员终于反抗了领导层。数量变成了质量，会员们已经受够了。提速的影响，多年来对厂内的攻击，制造业的破坏等等，导致了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这次巨变。它代表了工人思想上的份子变化——意识的增长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引起形势的质变。这正是从根本上削弱了右翼在工会中的统治地位，明天可以在工党中重现，英国的工会与工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虽然许多人完全被吓了一跳，但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内的社会主义呼唤的支持者却看到了反对杰克逊的浪潮，他们充满信心地预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早在2000年7月，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代表Des Heemskerk在社会主义呼唤上写了一篇题为“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文章，他解释说，前景已经明朗：

“他[辛普森]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总书记选举中获胜，将标志着工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将清楚地表明，在今后几年里，英国工会运动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年后，《马克思主义》杂志指出：

“实际上，右翼正在逃跑。他们的时间几乎到了...越来越多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成员能看到这一点，这将反映在最终举行工会领导层选举时左派的胜利上。”[5]再者，“左翼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活动家认为，他有很大机会在选举中击败右派；延续左派在包括通讯行业工会、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全国记者总工会和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在内的一些重要工会的总书记选举中的胜利趋势。”[6]

社会主义呼唤的支持者通过在许多工作场所和建筑工地分发选举材料，在确保“不罢工”杰克逊的选举失败和辛普森的胜利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呼吁书得到了工会的左翼刊物《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团结报》慷慨的100英镑捐款，“以表彰贵刊在选举辛普森为总书记的活动中给予的帮助”。

杰克逊的失败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这绝不是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斗争的结束。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正在进行新的选举，选举新的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执行委员会，而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仍然在右翼的控制之下。工会内部的左派如果认真工作，完全有机会扫除右翼，赢得明显的多数。如果左派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胜利将是没有先例的。左派在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中离胜利最近的一次是在1978年，当时全国委员会中的左派和右派势均力敌。电工工会自1960年以来一直处于右翼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合并后的工会转变到了何种程度。

当辛普森当选时，雇主们都战战兢兢，担心这会危及杰克逊时期的“甜心交易”。

英国金融资本的机关报《金融时报》称，“杰克逊爵士失去英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的领导人，对布莱尔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击，但雇主们也想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有多大的象征意义。比起国内任何一位工会领袖，肯爵士更代表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导工会思想的‘伙伴关系’的劳资关系方式。他今年年初在人力资源杂志上撰文说，与雇主建立伙伴关系是‘首选的产业生活方式。伙伴关系将促进人们的相互帮助、尊重，并提供更好的工作，因为他们感到被重视’。”[7]

杰克逊所谓的“社会伙伴关系”不过是普通的阶级合作。继电工工会之后，杰克逊又与一连串的公司签订了“温馨的”不罢工协议，其中包括LG Phillips、南威尔士的电子厂和西邮报。总的来说，杰克逊签署了大约三十份不罢工协议，涉及3万多名工人。但工人们越来越多地看穿了公司的这些协议。在日产的桑德兰工厂，单一工会协议的结果是，在总共4672名工人中，只有797名工人准备加入工会。工会活动家和普通会员都厌恶这些协议，正确的说，这些协议被视为雇主的章程。肯·吉尔（Ken Gill）表示：“它们其实是某种农奴制。也许是舒适的农奴，视情况而定，但仍然是农奴”。

对这种阶级合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98年年底，伦敦朱比利线的非官方罢工是反对杰克逊政权的浪潮的表现。起初是安全问题的争执，后来发展为受害的罢工。朱比利线上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普通工人组织，对右翼的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领导层构成了直接威胁。工人们每周向困难基金捐献2英镑，并成立了一个简称为“厂房”的机构，作为他们非官方斗争的催化剂。他们以激进的决心和组织，蔑视保守党反工会的法律，与他们的雇主、媒体上的尖锐运动、工党政府，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工会领袖对抗。最后，他们在每一个工地进行纠察，使一切停滞不前，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12名受害者复职。这些行动反映了工会内部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将在总书记的选举中爆发出来。

新当选的总书记辛普森扔下了一个炸弹，宣布所有的“甜心交易”都将接受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会员利益，将被取消。右翼工会官员连忙公开否认这一变化。但在几周内，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涉及4000名工人的关键性不罢工协议被抛弃。"《泰晤士报》警告说：“和平协议的废止预计将蔓延到英国的其他大型日本汽车公司和许多其他雇主，并预示着工业界更严格的雇佣关系时代的到来。”短短几个月内，日产汽车桑德兰工厂的罢工就“危险地接近”了。这家日本汽车巨头工厂的停工将是其19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但这一次，它被险些避免了。

英国工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阶段。在经历了长期的右翼统治之后，左翼占了上风。右翼的挫折极大地改变了与工运的力量平衡。新当选的左派总书记群体可以成为工联内部在下一阶段向左派急剧转变的焦点。

2002年工会联盟大会就就业权利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支持废除所有反工会的法律，此后又进行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这次辩论在大会上引起了轰动，因为铁路工会运输员工工会的反战修正案被提交给了运输和总工会的“软”决议（得到了总理事会的支持）。运输员工工会的决议激起了对亲联合国立场的反对。实际上，这场辩论成了新左派和老右派之间的战场。

一批左翼总书记——克劳、里克斯、海斯、迪尔、塞尔沃特卡等人——挑战布莱尔/布什的虚伪，极力反对战争。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国会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这反映了新的情绪——与往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动议付诸表决时，工会联盟主席托尼-杨爵士被迫承认——在热烈的掌声中，运输员工工会修正案获得了通过。然而，右翼也不甘示弱，要求进行卡片投票。在运输和总工会、英国总工会和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合计投下反对票的情况下，修正案以100万票之差宣告失败。即使在那时，仍有近240万名工会会员，即约40%的工会运动投了赞成票，坚决反对美国/英国对伊拉克的任何攻击。

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对反战修正案投了反对票，这一事实证明是决定性的。工会的代表团仍然以右翼为主，这反映了其执行委员会的老构成，该委员会已经三年多没有面临选举。他们显然与会员脱节。如果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与其他左派一起投出70多万票，那么运输员工工会的议案就会以大比数通过。但工会高层的这种滞后只是暂时的，运输和总工会、通讯行业工会、英国总工会等工会的进一步进步和左派的胜利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旦阶级内部的真正情绪得到确认，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将趋于赶上符合基层情绪。

总理事会

2002年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的选举也见证了左派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新当选的成员包括吉尔克里斯特（消防员工会）、海斯（通讯行业工会）、辛普森（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塞沃特卡（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麦克尼（NATFHE）和迪尔（全国记者总工会）。虽然里克斯（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保住了他的席位，克劳（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以微弱的差距错过了总理事会的选举，但在第二年取代了里克斯。消防员之争在总理事会上一经提出，这左堵右疏就显露无遗。虽然蒙克斯就争端提出了一份“中立”的报告，但左派却从米克-里克斯开始，说服总理事会全心全意地支持消防员工会，随后消防员工会得到了一致认可。

2003年的大会也同样激进。大会开始时，工会与部长们发生了冲突，因为工会联合会一致投票支持采取二次行动的权利和更好地保护罢工者，作为一揽子新的就业权利的一部分。克劳领导了对采取二次行动权的呼吁，他敦促工人就就业法上街抗议。他指责捷达集团在最近德文郡的薪酬纠纷中使用了英国各地仓库的工贼。“如果老板们能理解什么是团结，那么对我们来说，引入法律创造二次行动也是合法的，这应该是足够好的。”因为养老金丑闻，国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要求举行全国性的示威。一些工会甚至要求举行欧洲大陆式的“行动日”。

与去年不同的是，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英国和美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它反对美国今后对伊朗、叙利亚、朝鲜和古巴等国的任何攻击，并要求联军迅速撤出，将伊拉克的控制权恢复给伊拉克人。尽管联合国内存在幻想，但它标志着一种积极的立场。

伍德利甚至要求布莱尔就此问题辞职。布朗在工联大会上发言，阐述了工人阶级面临的布莱尔派议程：

“我诚实地告诉大家，在我们更新和改革我们的每一项公共服务时，不能回到通货膨胀的加薪，不能回到阻碍英国最佳长期决策的亏损性补贴，不能求助于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立法，这将使就业面临风险，不能从支持企业、支持工业的议程中退缩，不能从要求效率和资金价值以及公平中退缩。”

布莱尔进一步与工会对立，他的所谓未发表的演讲，是向媒体发布的，但为了避免对左派的全面正面攻击，在总理事会的晚宴上做了修改。但在公开的那篇演讲中，他直言不讳地说：

“将左翼工党政府作为温和进步政府的替代方案，是我们党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妄想。我们不会再上当了。”他还说，反对公共部门服务改革将是“如同1970年代工党政府拒绝出售议会公共房屋一样的大错”。他随后呼吁打倒左派：“明智的工会和大多数工党成员都知道，这个政府正在为劳动人民尽力。尽管他们有批评和失望，但他们知道，我们六年的政府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必须团结起来，打败那些什么也没学到的极左派和什么也没忘记的极右派。”

这些以大众消费为目标的攻击，再次清楚地表明了布莱尔派的立场。他们与普通工会成员完全脱节。在摩擦动力公司工作了33年后被辞退的工厂代表约翰-戴维斯是工党党员，他在阳台上聆听了会议辩论。他说：“我们很惊讶，一个由人民选出来照顾人民的工党政府竟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们。我还是会投工党的票，但布莱尔即使不被踢出去，也该被踹一下”。

然而，工会联盟所反映的这种新情绪仍然落后于工作场所的愤怒情绪。然而，来自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开始迫使工联公开反对布莱尔政府的亲商政策。大战在即。现在工会和布莱尔政府之间已经在一系列问题上建立起了巨大的不信任。特别是在约翰-普雷斯科特恢复了1947年的《消防法》并威胁要进行法律制裁之后，消防员的纠纷起到了急剧恶化与工会关系的作用。

左派的进步现在因伍德利的胜利而得到加强，这反映了来自基层的压力。它将鼓励那些正在推动改变路线的普通民众中的激进份子。它将助长工运内部日益高涨的反对情绪，并成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但仅有反对是不够的。必须给运动一个战斗的方案和观点。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工作和更好的条件的斗争将遇到老板们的凶猛抵抗。即使工会成功地从雇主那里争取到了让步——这只有通过激进的行动才有可能——所取得的成果也只能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左手“给予”的东西会被右手夺走——通过涨价、关闭工厂、增加税收和保险费等等。

归根结底，要想实现工会的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大工会的规则书中都有关于改变社会的条款。整个工会运动200多年的历史，总结起来只有一个结论：工会斗争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也是为什么工会当初要创建工党的原因。因此，把工会转变为工人阶级真正的战斗组织的斗争，必然提出要把这种斗争延续到工党中去。在某一阶段，我们在工会中看到的同样的过程将反映在工党内部。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后座议员就伊拉克战争、学费、基础医院和消防法案等问题进行了反抗。对布莱尔的反对将发展到高潮。工会决不能也不能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它们必须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推动力量。

工会很早以前就创建了工党，作为其政治代言人。鉴于工会与工党之间的历史联系，激进的工会可以而且必须提供打败布莱尔主义的钥匙。左派要想成功，就必须超越工会主义的狭隘局限，提出从布莱尔主义的地毯式支持者手中夺回工党的问题。必须动员普通工会成员改造工党。该党必须重申其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表达者的身份。它必须断绝与大企业的一切联系，并在其旗帜上刻下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目标。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8]”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

马克思的终身伙伴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道：“然而事情还是在前进。只是‘讲求实际的’英国人将落在最后，但是，当他们赶上来时，他们将是举足轻重的。”那是在英国工人阶级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2003年6月，《泰晤士报》的横幅标题是这样写的“公共部门工会为总罢工准备场地”。经过长期的停滞，地面开始动摇。事件正在为改变工业和政治气候服务。钟摆正在向左回旋。在今后的历史性斗争中，工人们将会认识到，不仅需要选举左派领导人，而且需要直接参加群众组织——工业和政治组织——将它们改造成激进斗争和社会主义变革的机关。

注释

[1] 《泰晤士报》，2003年6月9日

[2] 《经济学人》，《2003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03）

[3] 《卫报》，2003年5月23日

[4] 同上，2002年9月30日

[5] 《社会主义呼唤报》，2001年7月

[6] 同上，2002年4月。

[7] 《金融时报》，2002年8月6日

[8]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25.htm

工会该不该脱离工党？

自工运诞生两百多年以来，两种对立的趋势——革命派和保守派——一直在工运队伍中争夺主导权。任何一种趋势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派在工运的高层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试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他们的主要作用仅仅是作为各阶级之间的调停者，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让步。归根结底，工会领袖的右翼保守倾向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工运组织的影响和压力。他们牵制和麻痹了运动，把运动控制在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内。

但也有工人阶级进入斗争的时期，右翼的统治受到挑战。英国在70年代风雨飘摇的十年中就是这样，工会的左倾运动体现在工党的急剧向左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以战斗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趋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左倾运动主要是被客观发展所遏制的，在整个时期都是逆向发展的。

英国工运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可悲状况的原因已经得到了解释：1985年矿工罢工的失败，接着是印刷工人、海员，然后是码头工人的失败，代表着工人阶级的一系列严重挫折。20世纪70年代，在许多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工人阶级非常接近夺取政权。这些年，阶级斗争风雨飘摇，工人阶级的先进层开始得出革命的结论。统治阶级害怕革命，开始制定内战计划，甚至考虑军事政变（详见意大利的格拉迪奥阴谋（Gladio conspiracy）和英国的弗兰克·基森（Frank Kitson）准将的著作）。

斗争没有进行到最后不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工人阶级多次表现出斗争的意愿，而正是领导层的局限性导致运动失败。在每一次斗争中，领导层都没有提出权力的问题。当他们没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时，运动不可避免地开始退潮，进入了衰退期。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不可能使工人阶级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当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时，特别是阶级的活跃层就会灰心丧气，心灰意冷，在整个上个时期，许多运动份子都把持着这种心态。

工人运动的退潮给统治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雇主们到处转守为攻。老板们态度的强硬，又反映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地位的重大变化。直到1973-4年的第一次严重衰退之前，资本主义体制一直处于长期的经济上升期，其特点是持续增长、充分就业和繁荣的利润。这使他们能够对工人阶级做出重大让步：改良、福利国家、廉价住房、免费教育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情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一事实表现为巨大的、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水平，到处都有可能达到拉丁美洲的程度。

被抛弃的凯恩斯主义

统治阶级被迫放弃了凯恩斯主义，采取了我们现在与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联想在一起的货币主义“新”政策。这些政策被说成是新的和“激进”的政策——布莱尔和新工党的追随者们仍在竭力培养这个神话。事实上，这些想法根本不是新的，只是回到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旧政策——1920和1930年代的政策——平衡预算和“健全的货币”，即通货紧缩和无情地攻击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政策。

左派领导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想象（现在仍然想象），不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就有可能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他们梦想（现在仍然梦想）回到凯恩斯主义的“好日子”，那时增加社会开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要现有的政府不接受这一点，他们就把它仅仅归咎于固执、无知或不诚信。诚然，撒切尔夫人固执无知，习惯性地出于恶意。但是，她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她只是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执行一项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政策。从那时起，其他每一届英国政府——包括布莱尔的政府——都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情。

即使是最优秀的左派（或左翼改良派，用正确的名称称呼他们）也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他们缺乏明确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对社会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相联系，因此在关键时刻，他们往往摇摆不定，妥协和退缩。相比之下，右翼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总是果断、无情、坚定的。他们知道“他们的面包是谁给的”，他们知道谁是他们的主子，他们觉得自己背后有当权者、新闻界和“社会”（即大企业）的全力支持。这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优势，特别是在工人处于冷漠状态的时期。在这种时期，统治阶级对运动高层的压力会增加许多倍。过去二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包括工党和工会）走得如此之远的原因。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随着群众组织的清空，工运中的阶级斗争和活动处于痛苦的低水平。罢工——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晴雨表——处于历史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对工人组织，特别是高层的压力大大增加，由于更加脱离工人阶级基础，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即更加依赖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

右翼工会和工党领导人在没有理论、观点和理解的情况下，使自己适应眼前的环境。他们早已对工人阶级及其斗争能力失去信心。工运的这种低潮为所谓“新现实主义”和布莱尔主义——它的政治镜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些现象相互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辩证的关系。

这个时期被恰当地描述为半反动时期。在过去的20年里，工党和工会领导人甚至变得更加不受普通民众的压力。他们从资本主义明显的成功中获得了信心，他们狂热地捍卫着资本主义。在工会领域，查普尔、杰克逊、里姆斯博顿、哈蒙德、乔丹和蒙克斯等人是这种保守的亲资本主义趋势的缩影。相比之下，工党和工会中的左翼改良派作为一支严肃的力量崩溃了。那些抵制向右转的人是在逆流而上。

工党开除战斗趋势（又称战斗派）是全面肃清左派的信号。马克思主义趋势在加强左派力量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在一些工会中建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并在80年代中期领导了“泛左组织委员会”（英国利兰公司厂内组织委员会）。统治阶级理所当然地把他们视为最严重的敌人，并据此采取行动。但真正摧毁激进派的不是开除党籍——这只影响到少数最著名的人物——而是战斗派的一部分领导层的混乱和短视，他们惊慌失措地脱离工党，进行极左冒险，给工党的马克思主义派以严重打击。

工会官僚机构为了突出所有的困难，培养了躲在反工会法律背后的艺术。这些法律的真正意图是迷惑、吓唬和削弱工人的信心。如今，法律要求所有工会官员必须对非官方的纠纷进行抵赖，否则就要对会员的行为负责。这是撒切尔非常精明的一招，她明白，让工会官员闭嘴的最好办法不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像希斯那样），而是威胁他们的银行余额和退休金。“我们不能违法，否则我们将会失去一切！工会的所有资产都将被扣押”，这是一个又一个右翼工会领导人的议论。“无论多么不情愿，任何一个工会办公室都不会错过不承认当地积极份子的财务要求”，劳工记者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说。“没有一个地方积极份子不能不感到更加暴露或脆弱。[1]”然而，在现实中，如果工会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它将立即变成一纸空文。

在工会内部，亲资本主义倾向正在退却，而在工党内部，则出现了时间上的滞后，右翼仍然占主导地位，至少在高层和议会党内是如此。然而，越是深入工党，人们对新工党领导层的愤慨和憎恨之情就越浓。事实上，右翼在高层的主导地位，反映的是昨天的情况，完全不是今天的状态。工会内部的这种向左摇摆，也必须像过去一样，迟早会反映到工党内部的各个层面。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向左和向右的两极分化也必须在工党内得到反映。

这一进程将以何种方式展开，在利文斯通事件中已初露端倪。工党基层明确选择了利文斯通来代表党参选伦敦市长，但他却被官僚地剥夺了正式提名身份。这立即引爆了党内的巨大不满。虽然在这之前，当地的党组织处于低潮，但还是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会议。伦敦的党一夜之间活跃起来。不满情绪的积累只需要一个参照点，而利文斯通提供了这个参照点。正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 利文斯通事件被证明只是一个插曲。但它表明，一旦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工党内部的情况就会突然发生变化。

导致布莱尔在党内获胜的所有因素现在都变成了它们的对立面。布莱尔对党的控制看起来是如此牢固，但就像右派对工会的扼杀一样，是暂时的。布莱尔对乔治·W·布什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进一步疏远了党内的阶层。反对的情绪正在增长。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并在工党内部开启一个新的风雨篇章。

这正是布莱尔想打破工会与劳工联系的原因。这是为了防止激进主义从工会蔓延到党。索耶在接任党总书记时，在工党会议上向新闻界作私下简报时指出了这种危险。索耶解释说，需要改变党的规则，以阻止卡拉汉时期发生的那种对领导层的羞辱。新的工党政府必须受到"保护"，不受党员，特别是工会的批评。他们再也不会允许党员和工党政府之间出现分裂。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尽管布莱尔主义有种种控制怪癖，但它在工运中的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在议会工党中也是如此。只要布莱尔看起来能带来成功，他在党内高层的执政联盟就能维持下去。但事情已经开始瓦解。即使是在内阁内部也存在的毛线分裂和裂缝，将来会成为公开的突破口，库克和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的辞职就表明了这一点。曼德尔森和现在的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的离去就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一系列的后座反叛已经震撼了该党。大企业的机关报《金融时报》评论道。“准备在几个方面挑战布莱尔先生的著名后座议员的出现，提高了对个别政府政策的抗议将凝聚成对他所规划的路线的全盘反对的风险。[2]”布莱尔机器仍然无情地控制着党，但它不再被视为全能的。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它将变得无能为力。布莱尔将发现自己悬浮在半空中。

全国一致内阁

布莱尔政府与1931年的麦克唐纳内阁的历史相似之处是非常相关的。但也有不同之处。麦克唐纳在工运中有一定的根基。而布莱尔则是历史上与基层最脱节的工党领袖。他是一个浅薄的中产阶级后起之秀，他是靠着他所鄙视的工人阶级爬上台面的。随着党内斗争的白热化，完全有可能出现阶级分裂。布莱尔和右翼会分裂开来，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毕竟，这一直是布莱尔的意图。即使在工党政府的有生之年，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利用工党攀上权力后，布莱尔会很准备在背后捅一刀，摧毁工党政府，准备以某种形式取得反动的胜利——要么是恶毒的右翼保守党政府回归，要么甚至重演1931年全国一致内阁的情景。然而，这种发展将为工党急剧向左转做准备。

我们不可能为这一进程确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范围，但事件的发展可能非常迅速。无论如何，很明显，向左转的进程已经开始，尽管它仍处于早期阶段。在过去的几年里，工运中反对布莱尔政府的声音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是，过去积累的不满情绪经常被压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这就是问题的问题。基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满，但它缺乏一个权威的声音，一个明确的纲领，一个组织和一个观点。这只能来自于党内自身。所有试图在工党之外创造另一种选择的努力都已黯然失败。整个过程必须通过工党和工会。

因此，工会现在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在一系列的工会会议上，反对派以越来越激进的形式出现。经过六年的工党政府，工人们的耐心已经极其薄弱。布莱尔继续推行他的亲商政策，而公共服务却在崩溃，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他似乎急于想尽办法与工会作对。他一味地推行所谓的改革，丝毫不顾后果。然而，布莱尔的固执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源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个体系已经无法承受有意义的改革。老板们执意要求反改革。正是这一点促使布莱尔与工会发生对抗。

英国工人的工作场所权益已经比欧洲大陆的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假期最短。但这对大企业来说是不够的。标准还需要进一步降低。布莱尔与欧洲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企图破坏整个欧洲的工人权利。他们把美国作为必须在欧洲复制的“自由企业”模式。布莱尔、贝卢斯科尼和阿兹纳尔呼吁欧盟国家引入“更灵活的雇佣合同类型”，用“软性监管”取代劳动法，并通过向私营部门开放这一市场来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性...”。

布莱尔说，他要取消所有的“繁文缛节”，让“企业蓬勃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进一步放松管制，结束对剥削的限制。2002年，由于工人被逼到了极限，官方的工伤死亡人数上升了32%。现在，有人严肃地提议将人们的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这种反改良俨然让情况回到了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状态。英国工人今后也只能期望这种环境。

这些攻击——尤其是对养老金权利的攻击——已经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引发了一系列总罢工。法国因国企私有化和削减养老金的举措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甚至在奥地利，工人也走上了街头。英国也不甘落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月15日，200万人在伦敦街头示威，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这是一个重要的预兆，随着人们的意识开始追赶客观形势，未来将发生什么。在压力下，工会联盟现在威胁要就养老金问题举行全国性示威。

工会中的情绪现在开始沸腾。在某些工会中，普通工人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沮丧，对工会与工党的联系提出了质疑。这是对工党领导人高压行为的自然反应，也是希望给他们一个教训。2000年，消防员工会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其政治基金向所有支持工会政策的组织和候选人开放，而不仅仅是工党。消防员纠纷发生后，消防员工会的一些成员退出了缴纳政治征费——这是对政府处理罢工的方式的反感。消防员工会甚至有可能脱离工党。

虽然消防员工会总书记吉尔克里斯特一直在争取与工党保持联系，并敦促会员重新加入工党，但并不确定他是否能扛得住。鉴于人们对新工党的深恶痛绝，不排除有一两个较小的工会可能脱离工党。但这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随着工党向左转，左派改革潮流在工党内部结晶，这一进程将被逆转。

其他工会也存在同样的痛苦情绪。在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领导层被迫审查其与工党的关系。拥有2.6万人的广播娱乐电影与剧院工会（BECTU）在其会议上以61%的多数票通过了对工党与工会联系进行审理的决定。会议决议列举了一系列理由，包括政府“越来越多地与公共部门的工人发生对抗，寻求更好的工资和条件”，以及政府的“私有化和削减政策”。

英国总工会在保持其隶属关系的同时，决定在今后四年内削减对工党的资助200万英镑，通讯行业工会和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运输和总工会和公共服务业总工会也在审查其财务安排。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将其对工党的财政捐助从11.2万英镑减少到2万英镑，现在则减少到1.25万英镑以下。它还在被问及支持哪些政策后，改变了赞助议员的名单，导致普雷斯科特从工会辞职。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立场。不幸的是，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的52名代表会议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将斗争推向工党，而是决定考虑支持其他政党，如苏格兰社会党（SSP）、威尔士党（Plaid Cymru）和绿党。虽然运动人士的挫折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支持这些其他政党却没有提供任何前进的方向。例如，威尔士党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策，致力于分裂工人阶级运动，而绿党（和威尔士党）则投票支持削减和私有化地方政府服务。他们怎么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呢？这样的策略只能落入右翼之手，导致工会的解体——这是布莱尔派非常喜欢的。

工会在反对布莱尔主义的斗争中的重要性在威尔士得到了负面的说明。显然，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环保部长迈克尔是布莱尔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只是以一个党派单位的多数票险些避免了全面的重新选举过程。遗憾的是，当地的消防员工会和两个附属的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分支机构没有投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邮票的价格——迈克尔就会面临被取消选举。这清楚地表明，不是在抽象的讨论中，而是在具体的讨论中，每个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和消防员工会支部在夺回工党中的作用是多么重要。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任何脱离的企图，只会削弱反对布莱尔及其集团的斗争。同样，在2003年工党会议上，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在使伊拉克问题被提出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它脱离了工党，就会失去这个机会。

理所当然的愤怒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工会成员对他们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怒是有道理的。他们向工党交纳工会会员费的同时，工党当局却在丑陋地削减和裁减工会成员。但是，脱党是否能打破布莱尔派对工党的控制？你只要正确地提出问题，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相反，它会通过消除工会的影响力和选票来加强它。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得到所有工会和工运敌人热情支持的措施。矛盾的是，这项措施肯定会得到布莱尔派的支持，因为他们赞成切断工会与劳工的一切联系。因此，这不是生气的问题，而是报复的问题。虽然要求脱离工会是对工党右翼政策和行动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向150年前的非政治性工会主义方向倒退了一步。

然而，工党仍然从工会，包括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商店工人工会和运输和总工会获得大量捐款。事实上，在工党最大的捐助者中，工会占了十分之八。在2002年，他们共捐赠了987万英镑。消防队工会——在此期间与政府发生了纠纷——捐出了12000多英镑。布莱尔派不想依靠工会提供资金。他们更愿意从富有的同情者、埃克莱斯家族、罗宾逊家族、兴都贾家族和其他肥猫那里得到钱。在2003年的头三个月里，有四位富有的捐赠者向该党掏出了近300万英镑。他们包括未当选的科学部长塞恩斯伯里勋爵，他捐出了250万英镑——几乎是这一时期捐给该党540万英镑的一半。其他大的捐助者是罗纳德-科恩爵士，他捐赠了25万英镑，以及最近因公共服务被授予爵位的桑德兰足球俱乐部主席默里。他捐出了10万英镑。

当然，这些捐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谁给吹笛者付钱，谁就能叫板”。对大企业资金的依赖，使得布莱尔依赖——或者说，更加依赖大企业的利益，更加独立于工人阶级。然而，这一点不应该被夸大。大企业给工党的资金数额与他们给保守党的资金相比，实在是少之又少。工党的钱大部分还是来自工会。

因此，布莱尔正在考虑将国家资助政党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在他看来，这将使他摆脱工会的控制。国家资助现在得到了默多克报业，特别是《太阳报》的支持。这应该足以让工会会员们停下来思考。工会成员决不能让对政府的失望情绪落入敌人手中。相反，反对布莱尔主义的斗争只能是工党内部的政治斗争。没有其他选择。

从外部影响事物的希望是渺茫的。左翼候选人在大选中与工党对立，但却一无所获。即使在苏格兰，在苏格兰议会中获得6个席位的苏格兰社会党，也只是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方式进行的。虽然他们的得票数代表了比工党更左倾选民的议员，但他们离工党的得票数还是很遥远的。即使是战前的独立工党，仅在格拉斯哥就有4名议员，但它取代工党的努力也失败了。尽管人们对工党越来越失望，但工党在苏格兰工人阶级地区仍有很深的根基。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初是谁选举布莱尔为工党领袖的？不仅资本主义媒体支持他，右翼工会领导人也支持他当领袖。他们在每一步都支持和协助布莱尔进行党内反革命的尝试。他们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贝蒂-布斯罗伊德在她最近的自传中把事情说得很清楚。据她说：“在我加入全国执行委员会之前，约翰·戈尔丁（John Golding）[全国总工会总书记]组织了与工会盟友的会议。在增援人员到来之前，他在执行委员会中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1982年，他把这个小组扩大到包括格温妮丝（Gwyneth）、雷尼·肖特（Renee Short）、丹尼斯·豪威尔（Denis Howell）、查理·特诺克（Charlie Turnock）、托尼·克拉克（Tony Clarke）、内维尔·霍夫（Neville Hough）、肯·库尔（Ken Cure）、萨姆·麦克拉斯基（Sam McClusky）[最后五人都当选为工会部门的代表]和我。约翰在金诺克的支持下，随后成为全国执行委员会本土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开始，为布莱尔的新工党铺路。”[3]

麦特·韦拉克（Matt Wrack）最近的一本关于政治献金的小册子说：“不幸的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会代表，是一些最忠诚的布莱尔主义者。如果工会代表随后一有机会就无视自己工会的政策，那么选举工会代表进入工党的执行层有什么意义呢？”但这不正是重点吗？全国执行委是由33名成员组成的。工会有12个名额，另外6个名额是留给选区工党的。如果这12名工会代表与基层联盟的3名选取工党代表一起投票，那就是总共15票。但是，如果加上来自运输和总工会的财务长吉米·奥斯比（Jimmy Elsby）和来自议员的斯金纳的票，支持工会支持的政策应该占明显多数。

正是这个由右翼工会领导人组成的小圈子，让布莱尔和他的亲信得以逍遥法外，而且他们还在竭力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为了支持布莱尔，他们提出了各种借口，包括保密。当然！他们希望在背后操作。他们希望在隐姓埋名的掩护下，在会员背后活动。例如，玛格丽特·沃尔（Margaret Wall）经常拒绝告诉制造、科学和金融联盟会议她如何在工党的最高机构中投票。她声称自己在全国执行委中并不代表制造、科学和金融联盟，而是“所有工会成员”的代表，所以不对制造、科学和金融联盟负责。所以这些所谓的民主派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自成一派。结论应该是明确的：如果工党全国执行委的这些所谓的工会代表没有反映工会的政策，就应该立即撤换他们，换上真正的工会代表。

问责制

2002年3月，全国执行委成员马克·西顿（Mark Seddon，代表选区工党）和玛丽·吐纳（Mary Turner，代表英国总工会）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动议，要求停止通过“私人融资计划”将公共服务私有化——他们在动议中表达了隶属于工党的每个工会的政策——全国执行委投票不讨论这个问题。投票结果是21票对7票。绝大多数工会代表投票否决了这项决议——违背了他们工会的政策。当讨论重新接纳肯-利文斯通入党时，以17票对13票被否决。下列工会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与布莱尔领导层投了赞成票。吉宾斯（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汉内特（商店工人工会），亨斯（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斯皮特（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和沃尔（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那些“不可避免地缺席”的是皮克英（英国总工会）和奥斯比（运输和总工会）。很明显，是工会领导人让布莱尔继续执政，并坚持他的反工会政策。这怎么能算是“物有所值”呢？然而，答案不是取消政治基金，而是要求问责。

在公共服务业总工会中，布莱尔的支持者目前控制着附属政治基金，该基金覆盖了那些隶属于工党的工会成员。因此，它不是在工党内争取工会政策，而是成为将布莱尔主义政策引入公共服务业总工会的来源。与其检讨工会与工党联系的融资问题——“我们是否物有所值”？- 公共服务业总工会成员应该确保工会政策在工党内部的各个层面都得到争取。钱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以转移人们对真正应该问的问题的注意力：谁控制了工党，我们该怎么办？

布莱尔的老朋友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说：“工党与工会之间未来的力量取决于工会在行动上的共同认识，即他们不能滥用他们在工党宪法中的地位，用他们的选票来胁迫政府或操纵政府的政策。”但“滥用地位”的不是工会，而是对工党政府的议程指手画脚的银行家和资本家。曼德尔森很准备让他在大企业的朋友们“胁迫政府”，而工会则像小孩子一样，需要困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然而，在工党会议上控制着50%选票的工会，却已经准备接受这种局面。

那些要求所有工会脱离工党的人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一些左翼工会脱离工党，只会加强右翼的力量。脱党越多，布莱尔派对工党的控制力就越强。这纯粹是一个反动的口号。事实上，自从工党成立以来，统治阶级就不断想方设法在经济上削弱工党，“外包”就是其中之一。自1909年奥斯本案以来，“外包”一直是保守党工会成员的传统呼声。它是为了迎合一些工会成员落后的非政治偏见，让政治远离工会。而列宁早就解释过，“非政治”的工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工会主义。

脱离关系的问题被说成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这不是这样的选择。这在政治上相当于出于对领导层的不满而撕毁自己的工会卡。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是基于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工党（或工会）永远不会被改变。但整个党和工会的历史证明，这根本是错误的。如果规则和政策被改得更坏了，那么它们也可以被改回更好的状态！如果工会民主能够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中恢复，就像它将会恢复一样，它可以在任何工会组织中恢复。如果杰克逊右翼政权的控制可以被打破，那么布莱尔政权也可以被打破。这两种情况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运输和总工会、英国总工会或其他一系列以前是右翼的工会都能改变，为什么工党不能呢？

有些人认为，脱党应该只是作为工会成立一个全新的工人党的前奏。好吧，你想想看。如果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运输和总工会、公共服务业总工会、英国总工会和其他主要工会的领导人有任何机会成立这样一个新党，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决心，那么夺回现有的工党肯定是一件简单得多的工作。毕竟，改造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要比费尽心思去创造一个新的组织容易得多。工人不会在尝试修补之前就扔掉一个旧工具而去买一个新工具。

群众组织

事实是，目前除了工党之外，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在工运的边缘地带不乏一些小团体，他们试图把自己作为这样一种替代方案提出来，但他们甚至没有被广大工人注意到。工人阶级永远不可能通过小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他们有正确的想法。一个规律是，当工人阶级采取行动时，总是首先通过本阶级的传统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在英国，这意味着工会和工党。

鉴于工党深厚的历史根基，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替代性工人党。工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检验自己的组织，最后才会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一点已经在实践中多次得到证明。工党选民即使对政府感到厌恶，一般也会选择弃权抗议，而不是去其他地方。自1997年以来的历次选举中，投票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在工党据点。但在工党之外，没有任何新的政治组织的动向。工人对布莱尔主义的不满表现为弃权主义的增长。只有当他们看到工党内部反对派的发展时，这种情况才会改变。目前，这种反对派正在工会内部发展，表现为更多的左翼份子取代了旧的右翼领导人。运动总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1932年独立工党从工党中分裂出来时，有10万左右的支持者。但由于政策不明确，它最终垮台，化为灰烬。英国共产党背靠俄国革命的权威，始终未能在英国建立起群众基础。列宁对群众组织的问题非常了解，他坚持认为，共产党应该向工党靠拢，甚至附属于工党。起初，英共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当它放弃列宁政策，采取极左的“第三时期”路线后，迅速沦为一介宗派。最近，在工运边缘五花八门的宗派团体都没有对工运产生丝毫影响。

斯卡吉尔从工党分裂出来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已经沉寂得无影无踪。虽然斯卡吉尔是一个著名的领导人，有领导阶级斗争的名声，但到头来，它对广大群众毫无意义。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

英国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尽管对布莱尔深感失望，但认为除工党外别无选择。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绝大多数工党选民表示反对打破工党与工会的联系。64%的工党选民反对打破这些历史性的联系。另一方面，百分之五十三的保守党选民希望打破这种联系。这些结果足以表明这个重要问题的阶级基础。

工党的命运掌握在工会及其成员的手中。而形势正在迅速变化。过去，工会是工党右翼的堡垒，而今天，工会越来越站在左翼。新的左派工会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了从布莱尔派手中夺回工党的想法，这并非偶然。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克劳和当时铁道工程师和消防员协会的总书记里克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工会重新夺回工党：

“我们认为，现在是工党重新为劳工服务的时候了，它应该再次学会倾听它所赋予的阶级的声音。”

“在英国，工会发动声援其他工会的行动是非法的，甚至连罢工的权利也被设置了各种障碍和条件。这种限制的结果是使解决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更加困难。法律上被削弱的工会并不能使普通民众获益，但坏雇主却能获益。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如果工会被赶出政治——新工党的最大方案——就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关切。”

“工会在制定工党政策方面仍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党仍然是我们的代表委员会——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好吧，我们不会开出12.5万英镑的支票，并期望总理代表我们写一封信回信。这种豪华服务是留给商界领袖的。但我们的代表在政策辩论时就在那里，在计票时就有投票权，并嵌入党的各级政治生活中...。”

“同样，在党的年度会议上，如果我们想制定政策，我们就可以制定政策，更何况我们反对私有化，支持工会和员工在工作场所获得更好的待遇，这一点得到了许多，可能是大多数党员的认同，他们更喜欢工党的传统，而不是可疑的商业领袖的拥抱。如果我们现在的政府不像贝文，而是像意大利富豪总理贝鲁斯科尼的政府，那只是因为我们容许这样的情势发生。”

“现在，新工党已经艰难地发现了邀请右派进入他们的政治客厅的腐败后果，现在是工会在工党的政策辩论中发挥更公开、更自豪的作用的最好时机...”

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的总书记辛普森也敦促工会成员为夺回工党而奋斗。他说：“我敦促会员们走进支部，加强在工党内的工作，把这个党夺回来...”他鼓励工会成员涌向地方党，并确保更多工会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提名和选区职位。他说，他们应该寻求“夺回我们的党。我们要多参与，而不是少参与。如果我们的人数多得多，我们就能夺回工党。”

通讯行业工会总书记海斯也呼吁会员加入党内，为普通民众夺回党权。他说：“布莱尔主义今天的弱点表明，如果工会成员在塑造我们所需要的工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有机会改变。”在2003年的全国会议上，试图让通讯行业工会脱离工党的努力遭到了压倒性的失败。其他工会领导人正以越来越有组织的方式，在工党内响应这一号召，反抗布莱尔主义。

埃德蒙兹最初是党内右翼，他透露布莱尔曾向他提供贵族身份，但他拒绝了。他说：“代表劳动人民，比起代表你在上议院穿貂皮大衣还要高贵”。他还加入了那些敦促工会收回工党的声音。

“现在是时候坚持我们的原则，为我们所信奉的那些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奋斗，重新夺回党...我不会把这个党交到像欣杜贾兄弟或埃克莱斯顿这样的人手中。”

他作为英国总工会总书记的继任者库兰将新工党斥为少数人的产物，并表示他们将“自找麻烦”地忽视工会。他说，没有打算切断联系：目的是确保工党不辜负工会的价值观。他还拒绝接受工党必须改变才能当选的观点。“任何工党都会在1997年当选。我不认为这是新工党的把戏，这是保守党的死穴。”

伍德利胜任英国第三大工会——强大的运输和总工会的总书记，这是向夺回党内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他已发出通知，打算与其他敌视新工党的左翼工会领导人举行一次峰会，以“把工人纳入工党内”。

伍德利说：“我会履行承诺，召开附属工会峰会，讨论如何让工党重新代表工人阶级”。

“运输和总工会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工党是一个广泛的联盟，它的命运自始至终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如果工会的进步思想现在似乎被忽视了，那么解决的办法就不是退缩和在我们的帐篷里生闷气。”

“这意味着代表成员而不是部长，因为我们将进步政策的论点带入工党所属的每个领域。”

化言语为行动

如果将这些话转化为行动，就可以为工党的转型提供起点。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和列宁经常重复的那样。言语是永远不够的。有必要动员工会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来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一点一点都不困难。目前工党的党员大概不超过10万人。如果工会只向每个选区党派50名党员，就足以启动现任议员的重新选举程序。工党议员将被选举他们的人民要求负责。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这个想法是左翼工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MacDonald）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他在回答一位消防员工会成员时说：“你说你对政府部长尼克·雷恩斯福德（Nick Raynsford）很反感，觉得应该有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反对他。好吧，雷恩斯福德先生在上次大选中获得了大约2万张选票。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在这一个选区赢得超过2万人的支持？不过，只要有50名消防员工会积极份子加入他的党，就能把它夺过来！”事实上，雷恩斯福德在格林威治和伍尔威治获得了约60%的选票，并以13500的多数票战胜了他最接近的对手——保守党。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联盟的候选人仅获得481张选票（1.5%），而斯卡吉尔的社会主义工党则成功地刮到了可怜的352张选票（1.1%）。

在一些地方党派中，已经出现了取消布莱尔派的选举的行动。例如，在伦敦的贝斯纳绿地和堡区席位上，工党议员和工贸部的议会助理欧娜·金（Oona King）在试图取消她的选举的第一阶段险些失败。只有在一个支部因技术原因被排除在外后，金的生存才得到保证。巧合的是，她得到了五个附属工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挽救了一个布莱尔派，使其免于可能被取消选举。工会需要确保其代表遵循工会政策，只投票给那些同样的候选人。必须发出号召，不要外包，而是要承包！现在是工会为工人阶级夺回工党的时候了。

重新夺回工党的运动需要一个大胆的战略。正如右翼布莱尔派组织起来劫持工党一样，工会也必须组织起来夺回工党。辛普森、伍德利等人发出的用工会成员充斥党内的号召，必须认真对待。它应该通过发起“300俱乐部”来具体化。每个工会都应同意在每个选区注册300名成员加入工党。在“一会员一票"的规则下，每一位工党候选人都会以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来判断。显然，工会成员会把票投给那些与工会政策关系最密切的人。

过去工会会员加入工党有每年3英镑的特殊待遇，但现在已经涨到了12英镑。 这一步是抑制工会会员加入工党，而中产阶级份子却受到热烈欢迎。工会可以立即恢复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用政治基金来补贴那些希望加入工党的人的会费。这样，工会对党的财政贡献就不会减少。这笔钱可以为工党提供数以千计的党员，可说是用得其所。最重要的是，它将使普通工会会员能够积极参与该党，决定其政策并决定由谁来管理该党。

消防员工会最近向工党捐赠了12 000英镑。这笔钱本来可以用来帮助数百名消防员工会成员入党，其中一些人可以加入赫尔东部的普雷斯科特的党分部，或者是格林威治和伍尔维奇的雷恩斯福德的党分部。这将鼓励这些议员要么遵循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要么考虑一些其他职业。他们可以和其他工会成员一起，决定在大选中代表这些席位的最佳人选。在此基础上，将有数百名工党议员倒戈支持支持亲工会的政策！

工会已经绕了一圈。是他们创建了工党。现在，他们的工作是清除封闭的保守党和职业主义者，重新夺回工党。挑战布莱尔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不这样做，工党和工人阶级的前景将是严峻的。尽管如此，布莱尔没有也不会成功地把工党变成美国民主党的翻版。因此，到了一定的时候，统治阶级就会像1981-2年对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利用布莱尔派的服务来分裂工党，他们对工党从来没有兴趣，只是把工党当作个人事业的工具。随着工党被推向左翼，统治阶级将决定工党不能再发挥其作用，并试图摧毁它。

布莱尔先生在工党内没有前途。他只是偶然加入工党。最终他将被迫退出。也许他只是离开，到商界或外交界去找一份收入极高的工作。但他也可能走上一条类似于1931年麦克唐纳的道路。这种情况将有助于推动工运远远向左发展，并为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开辟道路。在工会和工党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将是左翼。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趋势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国资本主义危机和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础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再次成为英国工运和广大工人阶级的重要趋势。

注释

[1] Shaun Tyson编，《人力资源战略》（Human Resource Strategy），伦敦，1997，P. 58

[2] 《金融时报》，2003年3月6日

[3] 贝蒂·布斯罗伊德，《自传》（Betty Boothroyd——The Autobiography），P. 112-3

工会的未来

在追溯了英国工会主义两个世纪的历史之后，也许是做个总结，问问工会和工运的前景如何的时候了。

自苏联解体以来，特别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我们进入了193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最动荡的时期。这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极度不稳定的时代，是一个战争、经济衰退和危机的时代。我们刚刚从以“民主”为名发动的海湾血腥战争中走出来不久。但是，“联军”部队不但没有让伊拉克人民得到和平与民主，反而带来了长期的血腥冲突。

这场战争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的不稳定，特别是在中东。它是美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统治地球而发动新的战争和冲突的前奏。布什身边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大谈“美国新世纪计划”（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令人吃惊的是，布什政府的侵略政策就像瓷器店里的公牛一样，迅速地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整个世界关系基础。

在所有这些不稳定的背后，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指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股市处于熊市，美元下跌。在美国，从预算盈余到赤字的转变非常显著。很难找到政治和经济状况如此迅速恶化的时候。”[1]

因此，全球化这个上个时期的老流行语，现在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

目前的经济放缓已将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向了通货紧缩的漩涡。由于世界经济建立在美国经济的不健全基础上，各地的增长率都被削减。

股票市场不断发生剧烈波动，一下子就从股票价值中抹去了数十亿，削减了养老基金，并在此过程中摧毁了未来的生计。即使在经济复苏时期，职场也成为千百万劳动者的噩梦。被称为“精益生产”的现代泰勒主义，导致了更多的临时工，其特点是整个劳动力中的就业保护很少，长期缺乏安全感。80%的兼职工人是妇女，她们受到双重压迫，许多人被迫以最低工资工作。移民工人被迫从事没有权利的卑微工作，受到无良雇主的恶意剥削。这种加剧的剥削对白领和蓝领工人都有影响。“市场力量”的粗暴和野蛮文化正被引入学校、医院和老人院。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工人阶级的运动是有明确的物质原因的。工人不会为了罢工、示威或采取行动而罢工。只有当所有其他选择都用尽的时候，他们才会采取行动。那种认为工人可以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拖入斗争的想法是一种神话。在战争间歇期和1970年代上半期，许多工人开始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结论。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情况一般不是这样。在没有一个严肃的领导层的情况下，许多工人试图通过个人的解决方案来寻找出路。

英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那里，“资本主义进步教”已经深入到社会意识中。虽然他们受到了更多的剥削，但工人阶级准备接受这一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提高工资的代价。一部分工人选择了提前裁员，以此作为在情况恶化之前离开工作岗位的机会。在英国电信、福特达根汉姆、罗孚、皇家邮政和其他许多面临合理化或关闭的公司，自愿裁员的申请被超额认购。这是工会高层缺乏引导的必然结果。

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繁荣在决定事件的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83年、1987年和1992年保守党的选举胜利中，经济无疑发挥了作用。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繁荣期，即使是那些短暂的繁荣期，也会对工人阶级的意识产生影响。它们往往会强化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幻想。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思想的意识形态攻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过程。

这种情况影响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心理。中产阶级倾向于追随资产阶级及其“市场”意识形态，甚至连工人阶级也认为除了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之外别无选择。在经济繁荣时期，尽管工人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个人债务、低工资、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压力和疲惫，但一些人还是有可能暂时获得生活水平的相对改善。

改良主义的力量，特别是它的右翼，是以这些经济因素、过去的失败和缺乏群众组织的领导为前提的。然而，随着工人不断面对现实，这些幻想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破灭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要求一般都很低——工作，合理的工资，有一个栖身之所，子女能接受体面的教育。然而，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即使这些微不足道的要求也得不到保障。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试图将其问题卸到工人阶级的背上。经验表明，大企业决心收回英国工人赢得的改良。工人每退一步，雇主就要求多退两三步。今天，合理退休的权利已经被破坏，甚至65岁的退休金也受到威胁。即使从老板那里挤出了让步，也绝不会长久。因此，日常的改良斗争和反对改恶的斗争，必须与改变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

“伙伴关系”

旧的改良派的伙伴关系（即阶级合作）思想完全不符合当今的现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钢铁工业中，工会被拉进了所谓的与管理层的参与。结果，工会被迫对自己的会员进行攻击。英国钢铁公司1968-80年的计划主任约翰·格里夫·史密斯（John Grieve Smith）在《金融时报》上的一封信揭示了这些“工人主任”是如何被欺骗的。他报道：

“我们有员工董事，最初是在部门董事会，后来是在主要董事会。当行业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早该经历的）现代化和重组时期时，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这涉及到关闭30多家过时的露天炉厂，并由5家大型氧气炼钢厂取而代之。但是，尽管厂内和董事会的压力相互冲突，但他们在使这些大规模的变革得以顺利进行，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还发现，大陆钢铁公司监事会中的工会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这些约定俗成的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解雇和数以万计的钢铁工人工作岗位的破坏。

今天，在钢铁工人做出所有的牺牲之后，老板们又来了更多的牺牲。由英国和荷兰私营钢铁利益集团组成的Corus公司，在裁减了1万个工作岗位后，又计划再裁减几千个工作岗位，以降低成本。他们是现代的卢德派，所到之处，破坏工人的生计。然而，用《金融时报》的话说，钢铁工会不但没有计划进行激烈的反攻，反而只是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表示“不安”。[3]

这概括了“新现实主义”的不可靠策略。这种认为必须毫无疑义地接受市场支配的哲学，导致协议被撕毁，工作场所被关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领到了救济金。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曾犯过篡改失业数字的错误，但英国的大规模失业仍然是社会的毒瘤，尤其是在曾经依赖重工业的地区。工会领导人不断试图与统治阶级达成和解。但资本家永远不会满足。

在过去，工会的作用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它们在确保我们今天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在确保我们今天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成就使工会在工人眼中具有巨大的权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对工会的策略发生了变化。英国资产阶级在与工人运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变得非常精明。他们用镇压和让步相结合的方式取代了早期对工会的镇压政策。最重要的是，统治阶级有计划地设法收买和腐蚀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把他们拉进资本主义体制的罗网中。

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工党和工会领袖的支持，资本主义将无法持续六个星期。统治阶级通过镇压未能达到的目的，他们却通过压力、操纵和腐败来实现，这些手段有时很微妙，有时又不那么微妙。各种各样的影响都被用来把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拉进统治阶级的圈子，削弱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他们被打扮得很“重要”，很像政治家。

托洛茨基写道：“如果他蚕食鱼饵，他们就把他赞美到天上去，如果他对资产阶级迈出一丝一毫，他们就把他好好地刷一遍。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一次，而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4]。

一部分领导人开始享受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工资比一般成员的工资高得多。有些人在政府的附属机构和类似机构中从事利润丰厚的兼职工作。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这些官员在退休时得到了价值数十万英镑的退休金。其中一个这样的工会官员，查理·麦肯锡（Charlie McKenzie），准备以32万英镑的公司式待遇加上一辆工会汽车离开他的工作。他是杰克逊爵士的竞选经理（在那里他被指控参与操纵选票），并将收到他的全额工资在接下来的五年。在工会成员的强烈抗议之后，这笔交易被缩减了，但仍然非常可观。

在这些事业家中，有不少人因所提供的服务而接受了爵位、贵族爵位等。我们记得卡伦勋爵、库珀勋爵、查普尔勋爵、斯坎伦勋爵、格林爵士等人的例子。这个名单非常长。比尔-康纳爵士，（低薪）厂内工人工会商店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在新年荣誉榜上被授予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劳资关系”的贡献。布莱尔同样授予莫里斯“当之无愧”的爵位。

仕途主义的毒药在劳工和工会运动中一直具有腐蚀性的影响。许多官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这就使得责任制成了无稽之谈。在过去，许多人是终身当选的。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调停人”角色，促使他们寻求与老板的妥协，尽可能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正如一位白厅内部人士对《泰晤士报》说的那样，“如果你让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面对街头上的群众，面对革命，他们肯定会吓尿裤子”。[5]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与工作生活的压力隔绝，工会官僚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充当警察，凌驾于他们的官兵之上。罢工和激进主义被视为官员们日常工作的不便。由于不愿斗争，他们通过“优惠”交易和“弹性“安排来为签署放弃权利和条件辩护，似乎别无选择。

在工程业与电力联合工会中的战斗份子被孤立、被排挤和成为受害者。他们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就像在卡伦和查普尔时代一样。有些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出工会。此外，这种做法远未结束，最近两名运输和总工会官员——北爱尔兰的米克·奥莱利（Mick O'Reilly）和尤金·麦格隆（Eugene McGlone）被停职和撤职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高压行动是由莫里斯决定的，没有与总执行理事会或爱尔兰地区委员会协商。虽然经过工会内部的运动，他们被恢复了不同的工作，但这些官僚主义的攻击有可能破坏一个主要工会的稳定，而这个工会在爱尔兰是无派别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

转型

整整一个时期，英国工运的钟摆远远向右摆动。但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达到了极限，钟摆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工会内部左派的选举胜利表明，整个过程正在被推倒重来。新的年轻层正在开始活动，并为恢复和补充支部和工厂代表委员会服务。左翼将在这些条件下恢复和发展，并阐明阶级的愿望。随着工人通过工会进入行动，广义左翼组织将具有肉体，并作为这些组织进一步改造的先锋。现有的领导人要么将自己置于这一运动的头顶，要么将被队伍所取代。

有些人认为，自1970年代（以及更长的时间）以来，英国劳动力的重组表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战斗力急剧而不可逆转地下降。这是耶利米派，如埃里克-霍布斯巴恩教授的一贯论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白领工作的蓬勃发展，以牺牲蓝领工作为代价，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随着福特主义和大规模生产的引入，劳动力发生了重要变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断萎缩，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则不断扩大。在钢铁、汽车、纺织、造船、重型工程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下降的同时，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出现了，如核电、计算机、光纤和相关的信息技术部门，如移动电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亡。事实上，工人阶级并没有萎缩，而是在扩大，这从英国创纪录的工人数量就可以看出。诚然这些工作主要是低工资、低技术的工作，这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工人阶级根据资本主义体制的需要，不断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新的行业出现，而其他行业则衰落并被取代。自从19世纪初手织机消亡以来，情况一直如此。

因此，类似于大工厂的呼叫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满足新产业的需求和它们对24小时服务的要求。虽然这给工会组织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但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完全无法克服。在现实中，如果方法得当，这些层面对工会组织来说是大有可为的。在历史上，工会的领导人总是认为某些工人群体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有人说，非技术工人不能组织工会。爱尔兰移民也被归入同一类别。女工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那些受雇于白领职业的人，尤其是经理，被认为是与工会无关的。但经验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所谓的障碍在每个阶段都被克服了。

在过去的20年里，白领工会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公共部门。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担心工会无法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在整个1990年代，尽管有人指称"政治工会主义"不受欢迎，但工会在政治基金投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一结果与领导层的竞选活动关系不大——领导层的竞选活动非常微弱——而是反映了工人本身的自然阶级本能。

今天，随着工作场所的攻击，工会越来越受到工人的欢迎。如果工会开展一场坚决的运动，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工作岗位、薪资、工作条件、工人权利和其他问题，就可以招募数以百万计的无组织工人。如果再加上对这些层级进行协调一致的招募，就可以赢得数百万人加入工会运动。即使是现在，根据最新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许多工人从未被要求加入工会。如果他们被要求加入，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会加入——而这是在没有任何运动的情况下进行的。用调查内的术语说，“对加入工会的要求高度受挫”，许多人从来没有机会加入工会[6]。实际上，工作场所内的条件，以及临时化、合同化和无保障的劳动力，对于工会组织的发展来说，从未如此成熟。

最近罢工的增加只是冰山一角。阶级斗争在经历了长期的相对平缓之后，现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运动出现了好转。我在十年前写下以下文字，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罢工统计数字和现阶段工人阶级的相对被动，但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表象下，却存在着苦闷和挫折感的积累。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工人阶级头脑中发展的‘分子过程’。这种怨恨迟早会冲破表面...”文章继续说道：

“这个‘反革命’在一定阶段正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反扑。如果认为目前阶级斗争的相对平缓和群众组织的静止具有永久的性质，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工业运动如何发展和何时发展取决于各种因素。像1919-21年或1974年那样普遍的工业高潮，更多的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同样，运动也不是直线进行的。托洛茨基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情绪，不会自动朝一个相同的方向变化。阶级斗争的起伏之后是低潮，洪潮之后是退潮，这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上物质和思想条件的复杂组合。群众的一次上升，如果没有在适当的时机利用或误用，就会发生逆转，并以衰退期结束，在新的客观刺激的影响下，群众将更快或更慢地从中恢复过来’。他进一步解释说，‘变革的动力是由经济结合点的变化所给予的...要求一方面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升，另一方面是由于物质剥削的加剧而逼迫工人。这就是目前正在展开的过程’”[7]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破局，是说不准的。天文学能够对日食做出准确的预测，但社会上有生力量的斗争却要复杂得多，难以预测。这个过程类似于弹力带的拉伸。你可以肯定地说，弹力带会在某一时刻断裂。但无法预测何时会达到这个点。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过程的展开远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持久。消费和企业信贷的繁荣和爆炸延长了这一进程，使其超出了极限。工党政府的当选也一度阻碍了进程的发展。但现在工人阶级已经受够了。

爆炸性局势

工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的原因并不难找到。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工作条件、安全和工作保障也在不断削弱。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面临着无悔的压力。与此同时，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过去的30年里，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大多数在职者的生活水平当然也提高了，然而，工人阶级中最贫穷的阶层却继续落后。国会议员的收入超过了其他人口的96%，而腰缠万贯的老板却因为主持破坏英国工业而获得巨额报酬。

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停止领取失业救济金，从事每小时4.50英镑甚至更低的肮脏工作。许多人受无情的血汗工厂雇主的摆布。住房福利的规则也被收紧，使得申请难度大大增加。虽然可以获得家庭税收抵免，但由于程序复杂、缺乏信息，或者仅仅是失去了其他福利，许多福利无人认领。现在大多数的国家福利都要进行经济状况调查，申请者被迫要经过官僚程序的考验。市政税费上涨了15%-20%，租金继续上涨，这意味着许多为了温饱而挣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又再被削减。

这种情况正在为一场强大的爆炸奠定基础。英国工人对他们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传统群众组织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正是在危机时期，工人们才会反复求助于这些组织。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支撑压迫他们的制度，而是为了改变社会。这个结论是几代人斗争经验的结果。这是工会当初创建工党的真正原因，也是工会必须为使工党回归本源而奋斗的原因。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托洛茨基在工运面前概述了一个严峻的选择：

“资本主义只有通过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要么转变为革命组织，要么成为资本加紧剥削工人的副手。”

今天，这依然是摆在工会面前的鲜明选择。

在欧洲大陆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正迫使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在英国，改造和重新改造工党和工会组织的战斗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首先在工会中开始，但它不会就此结束。这场战斗将延续到工党。数量正在转变为质量。这一变化过程将因重大事件的冲击而加速，这些事件将从上到下地动摇工会和工党。在不久的将来，右翼的控制权将被彻底粉碎，开启了未来新的风暴时期的前景。阶级斗争的水平将比以前高得多。一场新的戏剧即将在英国和国际上展开，它将使过去的事件黯然失色。

注释

[1] 《金融时报》，2003年3月13日

[2] 同上，2003年3月13日

[3] 同上，2003年3月14日

[4]托洛茨基，《我们经过什么阶段》（Through What Stage Are We Passing?），伦敦，1965，P. 14

[5] 《泰晤士报》，1983年2月1日

[6] 《卫报》，2002年12月27日

[7] 《社会主义呼唤报》，1992年9月

新社会观

托尼·本恩将工党目前的结构比作君主制。其他与工运毫无关系的评论员也赞同这一观点。“在1994年他（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到2002年秋天的十年中，他以绝对君主的方式统治着他的政党”，《经济学人》说。“每个人都对他效忠，没有人敢质疑他的权威。没有人敢质疑他的权威”。他的内阁是奴性的，早已不再发挥英国传统内阁应有的作用。权力已经从内阁传到了布莱尔身边的非民选小集团。下议院的工党成员也同样屈从。国内的党派活动家被欺负得眉飞色舞，噤若寒蝉，许多人绝望地退出了工党。

然而，绝对君主有一种不幸的倾向：他们最终会被推翻。他们身边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因此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同样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

“这一阶段在2002年工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议中戛然而止。”《经济学人》说。“布莱尔似乎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工党选举成功的必要条件。他将被归咎于劳工动荡的浪潮和公众对英国公共服务的不满。像以前的绝对君主一样，他最终将被追究绝对责任。”[1]

这一观点日渐得到证实，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及其血腥后果的影响。工会中最近发生的左派变化开始蔓延到工党。随着布莱尔主义的矛盾浮出水面，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库克和肖特离开工党内阁只是一个开始。肖特对布莱尔及其政权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她指责工党领袖的欺骗和更糟糕的行为，这是对隐含的诸多分裂和分化的一种预期。工党后座议员对伊拉克、学费、基金会医院、陪审团审判，尤其是打击消防员的立法等议题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党内反叛，这也是未来的风向。看似稳固的布莱尔政权就像一栋纸牌屋，只要下定决心，就会被推倒。“对失败的恐惧开始让他疲惫不堪。孤独，而且似乎智力耗尽，布莱尔先生可能开始没有时间了。”[2]

布莱尔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他的行为并非偶然。它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接受。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所有工党领导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奇迹”，仿佛它们是解决我们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他们说，必须由市场来决定。但是，市场已经毁了制造业，毁了我们的社区，并将成千上万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人扔到了必须领救济金的队伍内。

罗德尼·比克斯塔夫（Rodney Bickerstaffe）在关于工党宪章第四条款的辩论中说：“我们被告知要拥护市场政策，但正是这些政策摧毁了公共服务业总工会成员的生活”。一般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工人阶级被要求接受资本主义体制，认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不可挑战的制度。然而，经验告诉工人阶级市场经济的真正后果。

市场剥夺了数百万青年的未来，迫使他们从事破坏灵魂的死胡同工作。它剥夺了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空间。电力和天然气以及其他基本公用事业的自由市场，只是一个印钞票的许可证。它意味着建立巨大的私人垄断企业，可以要挟整个国家，正如2003年8月伦敦停电所揭示的那样。铁路的私有化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因此，绝大多数人已经看穿了整个私有化的巨大骗局。甚至不受许多保守党选民的欢迎。然而，布莱尔对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不屑一顾，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他都会继续推行私有化。

仅仅反对布莱尔主义是不够的。工运需要为右翼的政策提供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布莱尔派以市场为基础，他们试图将市场装扮成一种新的思想或“第三条道路”。当然，这些想法并无新意。布莱尔的方案只是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布莱尔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场自然得到了银行和垄断企业的全力支持。而我们应该明白，凡是接受资本主义体制的人，也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规律。即使是站在左翼的人，除非他们站在与市场经济彻底决裂的立场上，否则最后的表现也与布莱尔无异。

左翼改良派抱怨布莱尔没有进行改革。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持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利润率下降，税收减少，政府赤字减少，意味着要减少给工人阶级的份额。资产阶级再也无法承受“浪费”的社会开支。相反，过去的成果正在受到攻击。新的严酷气候将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自战争以来，这一代人将首次比上一代人更穷。这就是二十年来所谓“新现实主义”的真实成果。扭转这一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开始全面斗争，必须向劳动人民诚实地解释这一点。

现在是拒绝失败主义的语言和心态的时候了，这种语言和心态反映的是工运的过去，而不是工运的现在和未来。在英国，工人阶级构成了社会的绝大多数。但一小撮富有的寄生虫统治着我们。我们就像格列佛一样，被利利浦人牵制着。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向工人阶级灌输自身力量的意识，而不是不断地唠叨我们所谓的弱点。主要的弱点在最高层——拒绝领导的领导层的弱点。因此，问题被一针见血地提出来了：一场从上到下更新工会和工运领导权的斗争。工会运动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与前面的任务相当的领导层。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此。

这必须与工运内部民主的基本斗争齐头并进。为了成功，工人组织必须在其领导机构中只安排最诚实和自我牺牲的战士。工人阶级组织中的责任制和民主，就像氧气对于人体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反映阶级的愿望，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

定期选举和立即罢免所有代表的权利是这种民主的基本特征。所有工运官员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如果所有官员的工资都以这一标准为基础，并随着成员工资的增长而增长，就会直接把所有成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样，领导层的既得利益来代表普通会员进行斗争。当然，为了履行职责，官员们会得到他们真实的劳动所得，只要这些所得是公开的、允许基层成员检查的。这样才能把仕途主义和腐败从群众组织中赶出去，把群众组织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

当然，我们不建议工会领导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赞成为每个人——包括工会总书记和官员——提供体面的生活工资。但是，历史表明，当运动的领导人所获得的工资使他们与他们应该代表的会员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时，他们往往会脱节，并受到老板的压力和影响。一位工党领袖（前左翼份子）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态，他有一句名言：“我赞成工人阶级的解放，从我自己开始，一个一个地解放。”事实上，工人阶级的最佳代表不是自我追求的仕途主义者，而是那些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而准备做出牺牲的人（这种人其实很多）。

我们所主张的，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半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提出的粗暴的“基层主义”毫无关系，这些集团认为所有的领导和全职工会职务都是异类和腐败的。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赢得工会进行革命变革。这种方法是完全贫乏的，因为它没有解决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对于严肃的激进份子来说，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不存在这样的"禁区"。替代坏领导的办法不是“不要领导”，而是争取一个好的、有阶级意识的、有代表性的领导。

正如马克思早就解释过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任务。一旦工人阶级用一个大胆的纲领重新振作起来，并开始按照社会主义路线重建社会的斗争，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但是，改变社会的先决条件是，工人必须为此目的清理和改造自己的组织。整个历史表明，工人阶级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传统组织，更不会放弃小团体。事实上，在危机时期，群众组织就会成为工人阶级的焦点，为改变社会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工会和工党将发生变革和再变革，并从中产生争取终结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这些力量将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庄园、工厂和工作场所，将日常斗争与改变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将提供一个值得信赖和自我牺牲的领导层，以胜任这些历史任务。

把为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而奋斗的最一致的战士聚集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将充分发挥其作用，帮助塑造这个未来的革命运动和领导层。我们将为左派战胜旧的、名誉扫地的右翼领导层而斗争。但同时，我们将在运动内部为一贯的社会主义政策，为社会主义改造社会而斗争。这是英国和国际上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这种方针：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左派对右派的每一个胜战都必须受到欢迎，这是工运转型的一个步骤。但是，仅仅罢免右翼的总书记和行政人员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用战斗的纲领和政策来武装工会，并动员会员来执行。在目前的时代，工会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工会问题”也是不够的。英国工会必须成为挑战资本主义的革命武器。大多数工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社会主义的目标写进了它们的规则手册。他们必须开始将言语转化为行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必须“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

然而，仅仅争取眼前的要求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为此，需要对英国和国际上的基本进程有更深入的了解。理论是最重要的。英国工运领导层历来忽视理论，害怕泛泛而谈，这是一个弱点。这又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弱点，英国资产阶级很早就采取了狭隘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对理论思维过敏。但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人阶级历史经验的总结，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进步。一个工人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自己的经验过日子。但是，为了使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解英国和国际上工人阶级的普遍经验是绝对必要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必要的。

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繁荣和萧条、贫穷的工资、无前途的工作、失业、临时工、剥削、无家可归者、破旧的学校和医院，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利润制度的产物。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政策、部长或政府，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市场通过裁员、外包、取消技能、短期合同和弹性劳动等方式，不断努力降低成本，使工人与工人对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被迫在国内和国际上相互竞争。他们在工资和条件方面不断地竞相压低。

市场经济意味着，那些本应减轻负担、减少劳动时间的发明，却有了恰恰相反的用处。今天，节省时间的设备比整个历史都要多，但却没有空闲时间。压力水平已经到了顶点。各类劳动者之间的疏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新技术的奇迹被用来增加工人阶级的辛劳和奴役。如今，工人甚至被短信辞退。位于曼彻斯特的一家人身伤害索赔公司——事故集团（Accident Group）的工人们，就被这样一条短信告知，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收信人被指示拨打一个号码，在那里，一条录音信息告诉他们。“所有被留用的员工将在今天被联系。如果还没有与你们联系，你们将被立即裁员”。

对资本家来说，利润决定一切，不管后果如何。工党和工会运动的右翼被资本主义的明显成功所催眠。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学是疯人院的经济学。过去人们因饥荒和自然灾害而挨饿，现在他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生产的东西太多！必需的食物被故意破坏，农作物被重新耕种，田地被允许休耕，而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数百万工人被迫闲置，而社会的基本需求却得不到满足。富裕与匮乏并存，富裕与贫穷同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果。

英国工运的先驱们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期待着一个不同的未来，而不是建立在“狗咬狗”的竞争和严重不平等的基础上。他们为一个基于平等、合作、共同所有权和社会主义联邦的社会而奋斗。与市场相反，他们为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共同所有权而奋斗。

如果工运——包括工会和工党——要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工具，它必须始终如一地维护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它必须采取一贯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政策。需要的是打破大企业对经济的扼制。今天，根据泰晤士报1000家公司调查的数字，前150家公司拥有英国所有生产性资产的78%，前200家垄断企业拥有84%。他们才是英国真正的统治者。前二三十家公司的预算总和远远超过了国家财政。换句话说，这些垄断企业的董事们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内阁本身。工党政府过去曾谈论过国家计划，但那是不可能实施的，原因很简单：你无法计划你不控制的东西，你也无法控制你不拥有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生产计划，由英国人民民主参与制定：工人、工程师、农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学生和教师、老人和年轻人。只有通过将经济的“制高点”，即150或200家垄断企业，以及主宰经济生活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国有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以旧的工党宪章第四条款为基础的方案，将银行、金融公司和大企业国有化，并只在证明有需要的基础上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但国有化只有在工人控制和管理的基础上以民主方式进行，才能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过去官僚管理的国有化工业的经验完全是负面的，在许多人心目中起到了否定国有化概念的作用。此外，通常只有破产的工业才会被国家收购，以便向私人企业提供廉价的煤丶钢和电力。政策总是一样的：亏损的国有化，盈利的私有化。公共部门补贴私人部门，并支付巨额资金来改造国有化的工业，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私人部门的高利贷者。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国有化！

那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会反对说，统治阶级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按照这种逻辑，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实现“十小时法”和投票，因为统治阶级也激烈地反对这些事情。工会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是民主权利的真正捍卫者，是新社会的承担者。没有他们过去的斗争，就没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罢工权、言论自由、集会权、投票权等等。这些权利中的每一项都是在统治阶级的凶猛抵抗下赢得的。现在，那些反对引入民主权利的人却试图破坏这些权利，反工会法和其他针对公民自由的法律就是明证。这些“民主人士”在报纸上狂妄地谈论自由和个人权利，同时支持有系统地破坏民主权利的立法，首先是罢工和示威的权利。

事实上，在正式的议会民主的幕后，存在着真正的独裁：银行家、伦敦城和大公司董事会的独裁。正如前保守党内阁部长吉尔莫在《右翼内幕》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只是一种工具，当它对他们不再有用时就会被抛弃。议会在实践中充当的是一个谈资，没有大企业的发言权，什么也不决定。在正式的民主制度中，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前提是统治阶级决定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在1964年克罗默勋爵和哈罗德·威尔逊之间的秘密讨论中得到了明确的揭示，这在前一章中已经有所涉及。今天，布莱尔集团的亲商政策也揭示了这一点。

有些人试图用革命混乱和暴力的幽灵来吓唬我们。但鉴于英国工人的巨大力量，社会的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能的。唯一的条件是斗争不能半途而废，而是要坚决地进行到最后的结局。英国资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阶级。它在如何保持其特权和权力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纵观历史，它已经表明，它不会退缩，不会用最残酷的方法去粉碎那些敢于挑战它的统治的人。哈特斯利曾经说过，“永远不要低估英国当权者消灭敌人的无情决心”。虽然他们隔三差五地发誓要实行民主，但他们却把民主视为一种不便的必需品。统治阶级过去一直反对民主，只有在民主不威胁其权力和特权的情况下，才会容忍民主。

迄今为止，银行和垄断企业一直能够在维持“民主”的幌子下实行专制统治。他们能够贿赂和操纵工党领袖，而工党领袖则充当警察来控制和约束工人阶级。正如一位统治阶级的代表曾经轻蔑地评论道：“你永远不可能赢，因为我们总是会收买你的领导人。”但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工党右翼的失败将产生向左的急剧摆动。即使工党在民意调查中被击败，也会为日后左翼工党政府的成立准备好道路，这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危机。

社会主义改造究竟如何在英国进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在本著作的范围之内。当然，我们并不拥有（能预知未来的）水晶球。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危机如何展开、革命趋势的力量和统治阶级的反应。然而，鉴于我们的历史传统，以及群众组织的影响，工人阶级将一次又一次地设法把工会和工党改造和再改造成革命斗争的机关。在这场斗争中，将出现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力量。

我们的运动将利用所有民主渠道——在统治阶级（当前社会的真正掌权者）允许的范围内。但也必须实事求是，明白银行家和资本家不会对他们的财产被夺走而袖手旁观。争夺权力的真正斗争将在议会之外进行，并将由各竞争着的阶级的相对力量和决心来决定。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上台，鉴于英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这样的政府将成为资本家们阴谋诡计的目标。他们拥有重要的后备武器，如上议院和君主制。他们控制着军队、警察和大众传媒。智利阿连德政府的经验，以及最近针对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的阴谋和政变，都表明了我们可以预期的结果。

马克思在19世纪指出，英国是当时唯一一个完全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然而，即使在那时，马克思也警告说，如果没有“支持奴隶制的叛乱”，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屈服的。托尼·本恩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

“从君主制复辟到1931年工党政府被推翻，再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议会外活动一直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活动方式。”

“在反对派中，他们利用他们始终占多数的上议院来挫败工党在下议院的多数。作为补充，他们还持续开展议会外活动，通过投资罢工、攻击英镑等方式，破坏工党政府的权力...”

面对这样的破坏，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动员每个工厂和工作场所的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来瘫痪反革命。本恩指出：“拿起武器反对暴政或独裁，建立或维护民主，显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其基础和理由与国家响应号召拿起武器打败外国侵略完全相同”。[4]

斗争最终将在议会之外，在工厂、工作场所和街头解决。但是，在正确的领导下，英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力将能够打败反动，完成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

在社会主义的英国，工人自己将通过民主选举的委员会为新的国有化工业提供管理。不是旧的国有化工业的官僚委员会，而是以工人的民主控制和责任制为基础的委员会。工会将来会成为教育工人阶级学习社会主义工业精神的学校。因此，它们将来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这一步将第一次把社会资源交由工人阶级支配。将通过由工人、家庭主妇、养恤金领取者、小商人、小农、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及其他阶层组成的民选委员会，制定一项全国性的计划，让所有阶层的人都参与进来。

一旦资本主义的束缚被扫除，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科学和技术进行有意识的规划，就有可能实现超级富足的经济。资本主义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连同它的浪费和不公正，它的萧条和失业，将被永远扫除。随着经济的国有化，资本主义的规律将被废除，使生产力能够被有意识地控制和规划。为了利润的生产将被为了需求的生产所取代。就像通用汽车公司或福特汽车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规划他们的生产和投资一样，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将组织不同的工业和经济部门。而这将是一项相对容易的工作。有了计算机和其他新技术，所有人都可以控制和运行经济和国家。

这将意味着什么？首先，这将意味着生产的大幅增长，从而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社会主义规划将保证年增长率达到10％、15％或20％，并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现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下的标准的2％的悲惨增长率。我们能证明这一点吗？是的，很容易。

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如果没有失业，“通过节省失业救济金和收税，财政每年会有近200亿英镑的收益。所以，失业使每个所得税纳税人每年‘损失’大约1000英镑。[5]”如果考虑到生产损失，雷亚德估计，目前失业给社会带来的成本上升到每年600亿英镑。但即使这样也是低估了。另一位经济学家安德鲁-格林估计，生产损失约占英国GDP的20%。劳动生产率也会上升，因为产能将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将实现25%左右的增长。由于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额刚刚超过1万亿英镑，充分就业将意味着每年增加价值约2500亿英镑的生产。

英国有150万人失业（这是个严重低估的数字），这意味着每年有5.475亿天的生产损失。在计划经济下，失业将被消除，生产力的过剩能力——目前不低于20%——将被投入工作。即使按最悲观的估计，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长率也是最低限度的。这种生产将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规划，第一次考虑到工人的条件和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在此基础上，所创造的新财富将导致生活水平的普遍大规模提高。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工资和生活水平也将持续增长。

即使是在今天的生产力基础上，也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些结果。早在1970年，杰克·琼斯就计算过，仅凭利用过剩产能，每周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减少到19小时。在计划经济下，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的提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而即使我们采取每年10%这一非常温和的目标，这也意味着社会财富在十年内翻一番。在较短的时间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主义的敌人惯常的反应是讥讽我们的“乌托邦主义”。奥斯卡·王尔德（utopianism）曾写道，一张不包括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得拥有的。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乌托邦。如果在合理的生产计划中科学地利用生产力——工业、农业、科学和技术的非凡进步，足以保证地球上每个人未来的繁荣和富足。相反，巨大的生产能力却在市场不可言说的无政府状态下被浪费掉了。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会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环境。将广泛使用对我们周围环境友好的新型能源来提供动力。将尽一切努力消除资本主义造成的损害，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了反对民族主义，工党的先驱们提出了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下建立一个自由男女的国际兄弟会的思想。马克思解释说，当思想抓住群众的思想时，就会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为此，在旧社会中构成新社会雏形的工会，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日常要求的一贯战士，而且要成为团结、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校。摆脱苦难、饥饿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未来的全景，必须继续印在工运的鲜红标准上。这个鼓舞人心的远景是英国工人阶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合作和平等的新世界的愿景——一个社会主义英国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愿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掌握的未来。

注释

[1] 《经济学人》，“2003年的世界”。

[2] 同上，2003年6月21日。

[3]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65-5.htm#13

[4] 《晨星》，1982年3月18日

[5]雷亚德 （Richard Layard），《工党能办到什么》（What Labour Can Do），伦敦，1997，P.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