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九天”

“英国总罢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确凿地证明了工运的男女参与者在紧急情况下有能力提供维持国家运转的手段。谁能忘记公交车站的海报上写着的“经工联允许”的效果？政府与它的维持供给组织的士气是绝对低落的。尽管暴徒、工贼和特警持续骚扰工人们，但工运到处都充满了信心、平静和秩序。工人们团结一致严明的纪律，对运动展现了优秀的忠诚！” - 库克，《总罢工的那九天》（The Nine Days）

1926年5月的总罢工是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在一章的篇幅内，不可能公正地描述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九天中的重大斗争。用库克的话来说，工人阶级“与地狱军团作战”。他们不打算退缩。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这仍然是一种激励。另一方面，工运领导层对总罢工的背叛构成了工人阶级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污点，有着深远的长远影响。

导致总罢工的事件迅速接踵而至。工会联盟总理事会已通知鲍德温，他们现在代表矿工行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尽管谈判委员会的恳求，谈判基本上是与聋人的对话。托马斯的态度特别恭顺。

“我想我惯常的批评者会说托马斯几乎是在卑躬屈膝，这是真的。在我长期的经验中——我进行过许多谈判——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整天这样乞求和恳求过，我之所以恳求，并不只是因为我相信矿工的情况，而是我骨子里相信我对国家的责任涉及到这一点。

我们谈判了十天，十天来，我们对政府说‘你逼着煤炭业老板们给我们一些条件，别管是什么条件，也别管它们有多差。让我们有事可做’。他们则回答，‘不，不能这样做’。”

议会工党的领导人表现得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赶紧与罢工保持距离。“我不喜欢总罢工”，麦克唐纳表示。“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已经在下议院说过了。我不喜欢：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总罢工：但老实说，有什么办法呢？”

工会领导人则认为总罢工是一种谈判威胁，永远不需要使用。但他们的虚张声势被戳破了，他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举行罢工。当工人领袖宣扬谨慎的时候，统治阶级却在叫嚣着阶级战争。就在印刷工人让报纸停刊之前，“内战爆发”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报刊上到处飞溅。为了动员对它有利的舆论，政府利用黑脚劳工推出他们自己的宣传性新闻报刊，即由丘吉尔亲自编辑的《英国公报》（British Gazette）。政府对其所谓的公正性毫不在意，还征用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宣传武器。一切都被安排来打破总罢工并击败工人阶级。

作为回应，工会联盟被迫发行自己的刊物《英国工人》（British Worker），由温和的汉密尔顿·费夫（Hamilton Fyfe）编辑。在反击政府宣传的同时，《英国工人》在任何场合都力求表现得“负责任”，以至于《泰晤士报》居然称赞该报在罢工期间起到了“缓和的作用”！在他的日记中，费夫写道：

“除了少数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外，没有一个人曾经希望举行总罢工。现在，正是那些一直最强烈反对罢工的人不得不承认，工会没有别的办法来履行他们对矿工的支持承诺。”[1]他不得不补充说：“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渴望冲突的暗示。而是真诚地希望可以避免冲突”。

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希望能找到一些协议来取消威胁的总罢工。右翼工会领导人接受了塞缪尔报告作为协议的基础，但矿工执行委员会，鉴于涉及到工资削减，拒绝了这个建议。与政府的谈判仍在继续，但每日邮报工人自发行动的消息使一切完全停滞。印刷工人进行了非正式的罢工，以防止发表一篇题为“为了国王和国家”的挑衅性反工会社论。鲍德温内阁收到这个消息后，或真或假地感到愤怒。根据费夫的说法：“现在，丘吉尔似乎是第一次来到了前线。他说现在必须对工人们开战了。”当工会联盟领导人在午夜手拿帽子回到唐宁街时，他们被鲍德温直截了当的最后通牒拒之门外，要求他们否定《每日邮报》工人们的非官方罢工行动，并“撤回发动总罢工的指示”。

工会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每日邮报》工人的罢工，并派普夫和代理总书记西特林带着必要的保证回到唐宁街。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被告知首相已经睡觉了，不能被打扰。总务委员会完全被羞辱了，一直到11点还在犹豫不决，但事情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当托马斯在离开唐宁街时知道罢工已经不可避免后，他崩溃地说：“我那时泪流满面。这就像看到你所爱的织物被砸成碎片一样。”

就在罢工开始前，5月3日星期一午夜，胆小的托马斯先生再次向政府提出请求：

“这场战斗将会以最沉重的心情发动。因为我骨子里觉得应该做最后的努力，所以我仍然恳求。大局虽然已定。战斗即将。但无论眼前的未来如何，都不要让我们互相仇恨。”

工会领导人比鲍德温更害怕总罢工的后果。托马斯抱怨说，这次罢工并不是像政府坚持的那样，是对宪法的挑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帮助我们，除非政府赢了...”他说。这总结了工会领导人的整个前景。

几乎没有轮子转动

1926年5月4日上午，总罢工的第一天，统治阶级得到的东西比他们讨价还价得到的更多。工人阶级的反应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工会领导人的期望。工业中心地带被彻底停止了。“工会代表大会的官员们对劳工对它的号召的完整反应感到惊讶，”《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伦敦记者写道。“它所有的计算都太悲观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力量感到惊讶，工人阶级的行动是一体的。以前，甚至在宪章派的时代，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工人阶级如此团结和决心的表现。

矿工们沉默不语，因为100万矿工被锁在矿坑外。铁路和公共服务处于完全停顿状态。伦敦有几辆公共汽车在运营，但在2000多辆电车中只有9辆在路上行驶。没有客运列车。费夫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总罢工的第一天：

“在铁路上，几乎没有一个轮子转动...到处都是空荡荡的码头，寂静无声。城市以外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交通。除了住房计划和医院扩建工程外，建筑工程几乎完全停止。钢铁厂关闭了，重化工厂也关闭了。没有一家普通的报纸。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如此规模的罢工。”

就连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被吸引到斗争中来。这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场面。

“有组织的劳工现在作为一个单位...”费夫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奇怪的是，这竟然是在一个不包括任何‘极端份子’的总理事会的领导下实现的，而这个总理事会的成员几乎全是稳重、温和、不感性的男女，是世界上人们认为最不可能把自己置于这种运动的领导之下的人。”[2]

唯一一个公开不参与罢工的工会是哈维洛克·威尔逊（Havelock Wilson）领导的全国水手和消防员工会。工会的一些分支机构在没有得到他们的行政部门的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罢工，威尔逊还丑态百出地把他们告上法庭，并设法获得了高等法院的禁令，限制他们支持罢工。但这在事情的规模上并不重要。

维持供给组织动员了主要由学生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组成的杂牌军，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他们缺乏维持服务所需的必要技能。整个国家处于瘫痪状态，政府也被悬置在半空中。几百万工人自发的主动性和智慧弥补了工会高层缺乏指导的缺陷。

工人阶级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了巨大的素质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如同在 1920 年一样，行业委员会开始行动起来。以工会和地方工党为基础的行动委员会，作为地区指挥 部 ，并在当地组织罢工。这些组织被斗争完全改变了。他们突然间活了过来！他们表现出的活力和主动性令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到惊讶。

“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议会，被认为奄奄一息的议会，以及通常活跃的议会——都似乎得到了突然的灵感，发展了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吸引了许多新的帮助者，并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地方运动的真正体现。”[3]

没有工人的许可，社会内什么都不能运作。理事会组织了纠察、通讯、许可证，甚至在某些地区组织了工人防卫队。例如，在法夫的梅西尔，为了应对警察的袭击，行动委员会组织了一支防卫团，这支防卫团的志愿者人数膨胀到700人，并被组织成连，由前军士长指挥。防卫团配备了镐头，起到了阻挡国家军队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职能被瘫痪了。这些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工人权力的胚胎。由于罢工变成了与政府的斗争，工人阶级自发地发展了自己的自治机关。

总罢工在实践中表明，哪个阶级才是社会的真正力量。没有工会联盟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如今的情况是多么大不如前啊！与其说是工人不再听命于老板，恰恰相反：“劳工的雇主们，手里拿着帽子， 乞求工人们允许他们做某些事情，或者。更正确地说，允许他们的工人回去进行某些习惯性的操作...” 一名阿什当钣金工人作为当地许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了一次屈辱后，空手而归，因为一个个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只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我们，而不是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良心。我想起我曾多次在疲惫地挣扎着为自己和家属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在某个工场的门口被拒之门外。

统治阶级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革命的一瞥，这让他们感到恐惧。在某些地区,比如诺森伯兰和达勒姆，“行动委员会”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政府的代表不得不请求许可。

诺森伯兰和达勒姆总理事会和联合罢工委员会的报告描述了这个情况：

“当持许可证工作的工会成员拒绝与码头引进的黑脚劳工一起工作时，政府专员金斯利-伍德爵士与联合罢工委员会接触，以期建立某种形式的双重控制。在伍德与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两次会议之后，后者拒绝作出与工贼一起工作的任何安排，所有许可证都被收回。”

对统治阶级来说，幸运的是，工会领导人对这些事态发展更加恐惧。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工会领导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管理社会是工人阶级的事，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托马斯后来对下议院说：

“关于这次罢工，我最害怕的是：如果碰巧它脱离了那些能够进行某种控制的人的手，每个正常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感谢上帝，它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恐惧，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荡漾...”[4]

势不可挡的浪潮

在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鼓舞下，无组织的工人纷纷加入工会；在某些情况下，非工会成员甚至先于工会工人参加罢工。各大城镇都出现了激进的示威和游行。随着罢工的进行，工人阶级越来越有信心。罢工者和警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数千名工人被逮捕，被控以煽动罪，并被关进监狱，刑期为6周至2个月。但这些措施未能吓倒工人，每天都有更多的工人出来罢工，势不可挡。

起初，政府被这场运动的规模和主旨吓了一跳，但还是恢复了勇气，开始露出了獠牙。战舰被停泊在默西河、克莱德河、以及斯旺西和卡迪夫的海岸线上。维持供给组织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被编入政府部队。所有的陆军和海军休假都被取消了，两个营被派往利物浦。伦敦的海德公园被变成了一个武装营地。令总委员会失望的是,政府不断谴责这次罢工，是对宪法的革命挑战。鲍德温说：“总罢工是对议会的挑战，是通往无政府状态和毁灭的道路”。费夫看到了其中的讽刺，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总委员会将被当作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es，著名英国无政府恐怖主义者）的集会而受到憎恨，他们一心想要炸毁议会和财产、宪法和一切”。

尽管丘吉尔刻意压制，工会联盟还是在5月5日，即罢工的第二天，发行了第一期《英国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的决心越来越坚强。他们并没有‘飘飘然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恰恰相反，各地的麻烦是要让那些尚未接到罢工命令的人继续工作”，《英国工人》指出：

“至于政府第一天用‘志愿者’（工贼）让‘火车和其他机器’运转起来的豪言壮语相当失败。各地火车站依然空荡——而且是比昨天更荒芜。

伦敦的几辆公交车是由‘志愿者’司机开的，每个司机都有警察看守。这里和那里的省份也是一样。但这一切都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在全曼彻斯特只三个电车司机！

几辆公共汽车，几辆客运火车可能被工贼运作。但矿井仍然停工，货物运输已经停止，码头关闭，工厂关闭。

就算世界上所有的维持供给组织成员都能无法让它们重新运转起来。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组织起来的工人，扎扎实实，纪律严明，沉着冷静，在没有给同伴们讨回公道之前，他们是会持续拒绝复工的。

第三天了。仍然到处都是完全的平静，完全的秩序。”

总罢工立即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允许，任何东西都不能运作。政府实际上被完全瘫痪了。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罢工。不管工联领导人喜欢与否，总罢工提出了权力的问题。不管眼前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罢工一旦启动，就有它自己的逻辑。它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答案。没有回避或中间道路是可能的。要么罢工导致工人掌权，要么严重失败，资本家将强加他们的意志。没有其他结果可言。

罢工两天后，5月6日，托洛茨基写下了对事件发展的精彩评价：

“总罢工是最尖锐的阶级战争形式。从总罢工到武装起义只有一步之遥。正因为如此，总罢工比其他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都更需要明确的、鲜明的、坚决的因而也是革命的领导。在英国无产阶级目前的罢工中，没有一个这样的领导的幽灵，也不要指望能从地下唤出这样的领导。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声明：目前的总罢工并不代表政治斗争，无论如何也不构成对银行家、实业家和地主的国家权力的攻击，也不构成对英国议会制的神圣性的攻击。然而，这种最忠诚、最顺从的宣战，对于政府来说，似乎没有一点说服力，因为政府感到在罢工的影响下，真正的统治工具正在从手中溜走。国家权力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物质机器。当政府和镇压的机器瘫痪时，国家权力也因此瘫痪。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不控制铁路、航运、邮电、电站、煤炭等等，就没有人能够掌握权力。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宣誓放弃任何政治目标的事实，可能是他们个人的典型，但决不是总罢工性质的典型，如果总罢工进行到底，就给革命阶级提出了组织新的国家政权的任务。然而，竭尽全力与之作斗争的正是那些因事态发展而被置于总罢工领导地位的人。而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那些不希望总罢工的人，那些否认总罢工的政治性质的人，那些首先害怕总罢工胜利的后果的人，必然会把他们的一切努力引向使总罢工保持在半政治半罢工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引向阉割总罢工...。

现在不是预测这场斗争的持续时间、进程，更不是预测其结果的时候。必须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战士们，提高他们的成功机会。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英国工人阶级在总罢工的发展和磨砺过程中，认识到改变领导层的必要性，并采取措施来完成任务，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美国有句谚语，说不能中途换马。但这种实践智慧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革命的溪流从来没有在改良主义的马背上渡过，在机会主义领导下进入斗争的阶级，将在敌人的炮火下被迫改变它。英国无产阶级中真正的革命份子，首先是共产党人的行为是由这一点预先决定的。他们将用一切手段维护群众行动的统一；但他们不允许与工党和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有哪怕是半点的统一。对每一个背叛或企图背叛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无情地揭露改良主义者的幻想，是总罢工中真正革命的参加者工作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将有助于发展新的干部这一根本的、持久的任务，没有新的干部，英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将直接帮助这次罢工的成功，因为他们将深化这次罢工，揭穿它的革命倾向，把机会主义者推到一边，加强革命者的地位...。

目前阶级间的冲突将是一个巨大的教训，除了其直接的结果外，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英国的每一个无产者都将清楚地看到，议会无力解决国家的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从此以后，英国的经济救国问题将作为征服权力的问题来面对无产阶级。一切干涉的、调停的、妥协的、伪和平主义份子都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自由党，不管它的领导人如何曲折，从这样的考验中走出来，将比进入它时更加微不足道。在保守党内，最顽固的份子将获得优势。在工党内部，革命派将在组织和影响上获得优势。共产党人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英国的革命发展将朝着它的灭亡迈出巨大的步伐。”[5]

如上所述，总委员会试图向统治阶级保证，罢工不会对国王或国家构成威胁，只是为了帮助矿工。但统治阶级根本不听。他们正确地将总罢工视为对宪法、鲍德温政府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直接挑战。然而，工会联盟的领导人并没有提供必要的领导，而是充当了运动脖子上的一块巨大的磨石。在《英国工人》的版面上，工人们可以读到他们的《致全体工人》（Message to All Workers）。它写道：“工会大会总理事会希望强调一个事实 这是一场劳资纠纷”但总罢工就其性质而言，远远超出了普通劳资纠纷的界限。它必然具有政治性，因为它尖锐地凸显了社会的基本阶级分化，挑战了老板们的统治权。因此，鲍德温和丘吉尔把它作为宣战的方式提出来是十分正确的。不同的是，他们表现出带领军队作战的巨大决心，而工运的军官却不惜一枪一弹地投降。

站稳了！

总委员会事实上成了鲍德温政府最大的资产。罢工三天后，塞缪尔爵士从意大利愉快地度假归来，立即与托马斯展开了非官方的（也就是秘密的、暗中的）谈判，随后又与工业委员会进行了谈判，以寻求“体面的解决办法”。工会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塞缪尔的建议是取消罢工的基础。他们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找到一条出路——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矿工。工会总理事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屈服情绪反映在5月10日之前拒绝召唤其主要由航运工人组成的“第二线”。它从来没有考虑过使用其最有力的武器，即撤出那些负责电力的部门。

“命令已经发出，工程厂内和造船厂今晚要停止工作。”费夫指出。“这适用于隶属于工会联盟的工程和造船行业的所有工会。它不适用于在政府船坞、海军上将机构或政府工程厂工作的人员。

总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指示，全国各地的人都怀着热情和轻松的心情接受了他们的’行军命令。’”[6]

“万事大吉”，这是5月10日星期一工会联盟发出的信息。“总委员会在第二周开幕时的信息是'站稳脚跟'。要忠于指示，相信你们的领袖。”《英国工人》指出。就在总罢工被叫停的前一天，《英国工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大胆的消息。“没有减少 ——罢工者的数量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今天外出的工人比罢工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刻都多"。然而，在幕后，总委员会正忙于策划结束罢工，让矿工们面对失败的后果。为了结束罢工，从而防止工会领导人失去控制，一切都要牺牲。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矿工施加最大的压力。库克在他的小册子《总罢工的那九天》中生动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普夫先生在长篇讲话中郑重而严肃地宣布，总理事会已决定，矿工代表必须接受这些建议[塞缪尔备忘录]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将取消罢工。他们有保证，使他们满意的是，政府会接受这些建议，而且在罢工被撤销后，停工通知也会被撤销，矿工们应按现状复工（当然，复工后会减少工资）。我们被告知，这些建议是不可改变的，不能修改，我们必须全盘接受，因为这是工会联盟的一致决定。赫伯特-史密斯先生、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追问普夫先生，所提到的保证是什么，是谁提供的。我们没有得到回答。但当我问托马斯先生，政府是否会接受塞缪尔的建议，以及保证是什么时，他亲自对我说：‘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但你能不接受一位曾任巴勒斯坦总督的英国绅士的话吗？’

我们的主席、我本人和我的同事还提出了其他几个问题；问其他工人对所达成的一致决定持什么立场，即我们应该一起返回工作岗位，以保护彼此不受伤害，并确保所有工人以离开时的同样条件返回。我们被告知‘没问题’。”

库克写道，“一道鸿沟”在他和其他联邦领导人面前打开。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即将被出卖。工会联盟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结束罢工。对他们来说，除了接受塞缪尔备忘录，别无选择。但矿工们拒绝了这些建议，库克在5月12日下午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声明矿工联合会"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参与叫停总罢工。当然，这份被总理事会刻意压制的声明从未在《英国工人报》上刊登，直到罢工结束后很久，广大工人仍然完全不知悉矿工工会的立场。

当总罢工的势头越来越大时，总委员会在唐宁街提出了它的投降建议。普夫在一段有些漫不经心的序言后宣布，“总罢工将立即终止，以便进行谈判”。鲍德温接受了工会联盟的无条件投降，并要求他们离开。“现在，普夫先生”，首相用极其轻蔑的语气说，“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两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焦急而困难的工作要做，我想你越早开始你的工作，我越早开始我的工作越好。”

矿工们完全惊呆了，孤立无援。他们是被蓄意出卖的。尽管有人建议保证不受伤害，但没有任何保证。工会联盟总理事会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屈服了。总理事会在5月12日给塞缪尔爵士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诉他：

“他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终止总罢工，依靠总理就随后的步骤作出的公开保证。他们认为，在恢复谈判期间，补贴将得到延续，对矿工的停工通知将立即撤销。”

鲍德温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保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工会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就像被打的狗一样，毫不客气地被送进了大门。就连贝文也被迫承认：“我们是在自杀。由于今天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工会会员将成为受害者”。

这是一次屈辱的投降。但总罢工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投降的那一天变得更加强大。事实上，在罢工被正式叫停的24小时后，罢工人数实际上增加了10万。罢工已经深入到了新的层面。行动委员会才刚刚进入状态，将更大的控制权吸引到自己手中。

奥尔德肖特委员会报告说：“罢工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更强了；少数人退缩了，但更多的人出来了”。“这里参加罢工的男男女女的心情是灿烂的，当我们听说罢工取消时，真是大吃一惊。但我们期望这是最好的结果，尽管我们还不能理解，因为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赢了。”

百慕大、贝斯格林、阿伯丁、伯肯黑德、林肯、北安普顿、麦克尔西德、庞蒂普瑞德、谢菲尔德等几十个地方也是如此。

来自埃利斯的行动理事会表示：

“5月12日的立场——没有减弱的迹象；但对罢工的终止方式感到失望；由于雇主没有将所有人员集中起来的态度，大多数工人直到5月24日才返回工作”。

据报道，在博尔顿：

“两天内动员了2 280名纠察工人。每支纠察队上场4小时，休息20小时。所有纠察队都有白丝带的徽章。动员了29辆手推自行车和57辆摩托车进行纠察和送信工作。两家地方电影院免费提供电影院，供罢工者上午和下午开会使用。每天几乎与兰开夏郡的每个城镇都有联系并保持着联系。从兰开斯特到托德莫登，从麦克尔斯菲尔德到利物浦。”

这清楚地表明，行动委员会已经在地区和区域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系。如果罢工继续下去，他们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这将与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相同。1926年的英国已经存在着双重权力的因素，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苏维埃的雏形。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具有正确纲领和政策的坚定的党派或倾向，以及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领导。如果有了这些，总罢工无疑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和在英国建立工人民主的起点。

现在时髦的是对总罢工包含着革命潜力的观点大加挞伐，但这种说法显示出对历史的不理解。不应忘记，俄国的苏维埃最初是在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的领导下，他们和总委员会一样，决心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无疑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话，一百年后，历史书就会像现在提到1926年英国总罢工时那样，写出俄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罢工的力度。凯特灵市行业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上午11时举行大会，晚上6时30分举行；晚间会议之后总是举行音乐会；下午举行妇女会议；星期天的群众会议也很好。另一个大厅被占用，目的是把所有因罢工而不得不停工的人集中在一起，每个大厅都归属不同的委员会。已作出安排，将每个会堂的委员会联系起来，归行业委员会领导，行业委员会已经掌握了这一点。”

就瓦克菲尔德总罢工委员会而言，“5月12日的立场——没有削弱的迹象。恰恰相反，精神面貌是宏伟的，当罢工被取消的消息被证实时，惊愕和沮丧之情占了上风。”来自达特福德的以下报道概括了各地的情绪：

“工会联盟的指示被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大家对这个机构的信仰和信心是一种宗教。我应该说，这些人在这里坚实地走了出来，他们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但却是一个可悲的结局。人们屈辱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7]

背叛

如此的描述可以不断地找到。工人阶级在这九天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领导层的投降使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感到被出卖了，感到迷失了方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罢工刚刚形成势头的时候就被取消了？

《英国工人报》周三晚的最后一期罢工版刊登了这样的标题——“罢工今天终止——工会大会总理事会对矿工现在将得到公平的交易感到满意”。当然，当局并没有提供“公平交易”。5月15日星期六，工会联盟报纸攻击它的批评者，声称"总理事会在结束停工时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他们现在被迫公开承认，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官方保证或承诺。丘吉尔的《英国公报》就不那么避讳了。“工会联盟无条件撤回通知，”它在星期四早上宣布。“人们将返回工作。”《每日邮报》还进一步宣布了总理在唐宁街收到了“革命者的投降书”。

工会的领导人——不仅是右派，而且还有所谓的左派——对工人阶级没有信心，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他们误入了罢工，并被整个事件的影响吓坏了。工会已经完全投降了。他们又一次从胜利的口中夺走了失败。市政总工会的查尔斯·杜克斯（Charles Dukes）总结了这一观点：

“在罢工进行的每一天，那场纠纷的控制权和权力都从负责任的行政人员手中传到没有权力、没有控制权的人手中，从一端到另一端破坏着运动。”

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不幸的是，总理事会中的左翼份子的行为与右翼没有什么不同。珀塞尔是工联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并参与了结束罢工的谈判。希克斯率先拒绝了俄国工人为罢工筹集的10万英镑的巨额捐款，把它称为“该死的莫斯科黄金”。总理事会上的左派对右派的投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用《每日先驱报》的话说，“工会联盟收拾东西回家了”。他们更害怕完全胜利的后果，而不是谈判失败的后果。

许多先进工作者能够理解托马斯和公司的行动，但对左派的作用感到震惊。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所代表的两种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左派和右派改良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接受资本主义体制。左派改良主义者希望资本家的行为更加人性化，给工人让步。这就像要教吃人的老虎吃素一样。有時候，在經濟好的時候，資本家願意讓步。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他们是无情的。在这种时期，改良只能作为全面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来实现。

归根结底，工会“左派”之所以会和右派联合，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角度出发，害怕工人的独立运动。在运动的历史上，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一点。因此，支持左派工会领导人反对右派是必要的，但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控制住，只有在他们维护正确的政策时才支持他们，并不断地批评他们的摇摆不定和错误。还必须分清言行。俗话说：“花言巧语是无用的”，“左”的言论如果不付诸行动，就没有用处。因此，我们对左翼改良派的支持必须是高度批判性的，决不能无条件地支持。这就是1926年年轻而缺乏经验的英国共产党所犯的大错误。

许多激进的工人所仰望的共产党，对于在工会联盟上培养左派的幻想，负有主要责任。共产党领导人乔治·哈第说：

“虽然我们知道右翼领导人有多大的背叛能力，但我们并不清楚所谓的‘左派’在工会领导层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他们原来只会耍嘴皮，但仍然向右翼屈服。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正式发展向左移动的同时，在准备行动的时候，必须始终把培养阶级意识的领导层作为要点。”[8]

但为时已晚。他们在莫斯科斯大林-布哈林派的怂恿下，对“左派”采取了不加批判的政策，给珀塞尔、希克斯、斯韦尔等人戴上了虚假的“革命”光环。即使是最真正的左派领导人库克，也被证明无法保持独立的立场，表现出极大的混乱，发挥了消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战败后，他的行动使数十万积极份子失去了方向。

总罢工是否有可能导致英国的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客观地说，强大的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不在1926年夺取政权。工人组织已经开始把社会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共产党在采用了列宁曾要求它采取的灵活路线和战术后，在少数派运动中建立了相当的支持。它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把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通过推行积极的独立政策，它可以从总罢工中脱颖而出——即使是在失败的情况下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由于遵循莫斯科规定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

虽然在罢工期间，共产党的党员从6000人增加到10800人，但新招募的党员很快就在失望中被淘汰了。托洛茨基早先曾预言英国共产党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但这是建立在正确的政策、战术和战略基础上的——所有这些都是缺乏的。遗憾的是，由于在工会联盟上给“左派”当二把手，共产党人失去了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建立群众基础的机会。当“左派”向右翼屈服时，英共也无法逃脱他们的那份责任。这整个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深深的士气低落，使紧紧抓住“左派”尾巴的少数派运动遭到破坏。

工人们觉得自己的领导完全让他们失望了。拯救局势不至于发展成溃败，全靠工人阶级和地方领导的努力。当他们听到雇主提出的条件时，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工程工人和其他部门实际上重新开始了罢工，罢工又非正式地持续了几天。但总罢工的后劲被打破了，许多工人被迫进行反受害的后卫斗争。

统治阶级则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5月20日，乔伊森-希克斯在向樱花联盟（Primrose League，保守派政团）发表演讲时说：“经历了罢工，一劳永逸地埋下了总罢工的祸根，未来的政府就会更容易地处理受到威胁的罢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说，‘看看1926年。我们打破了你们的障眼法。我们已经表明，不可能在任何有组织的舆论机构手中要挟国家’”[9]

下次再来

1926年的总罢工是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一次团结的表现。在总共550万工会会员中，有近400万有组织的工人参加了行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被要求罢工，而是保持在二线和三线的“预备队”。面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攻击，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阶级团结的表现。

尽管统治阶级一片叫好声，但总罢工是一次改变许多工人活动家前景的经历。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力：它与生俱来的团结、主动、创造和自我牺牲的能力。在全国性工党妇女机关报《工党妇女》（Labour Women）（1926年6月）的标题中，显示了这样的反抗性话语：

“一定会有下一次！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现在知道并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真正的阶级意识是在罢工的十天里和罢工停止后诞生的。总罢工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

1926年总罢工的教训是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需要新一代工人活动家和青年消化。在今后的巨无霸阶级斗争中，总罢工将再次成为当务之急。对工人阶级没有信心的人，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然而，总罢工的发展并不像1926年所证明的那样，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源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动态。在战后欧洲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总罢工——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最重要的是，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令人赞叹的总罢工显示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下一个时期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不可能发生总罢工——在它发生之前。但是，怀疑论者的悲观预测总是在抗争实际爆发后才被证实。

让我们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话留给1926年巨变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在1927年1月的工联特别会议上，一位年轻的矿工代表彼得·钱伯斯（Peter Chambers），在向工会大会发言时，转身对着主席台说：“我们将举行另一次没有你们领导的总罢工，而我们将在下一次获胜。”

注释

[1] 汉密尔顿·费夫（Hamilton Fyfe），《总罢工的幕后》（Behind Scenes of the Great Strike），伦敦，1926年，P. 7

[2] 同上，P. 80-81

[3] 伯恩斯，《行动中的工会理事会》（Trades Councils in Action），伦敦 1975，P. 11

[4]转引自艾伦·赫特（Allen Hutt），《英国工人阶级战后史》（Post War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37年，P. 135

[5]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144-47

[6] 费夫，前引书，P. 71

[7] 所有报告均来自《总罢工的幕后》

[8]转引自Woodhouse & Pearce，《英国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Britain），P. 99

[9]引自F.A.Florey，《1926年总罢工》（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伦敦，1980年，P.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