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痛

1765年，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曾如此描述英国：“我们制造了一个无赖的国家，没有自由的公民”。工业革命是锻造这个现代工资奴隶阶层的熔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被推上了世界强国的特权地位。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些小岛上的统治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和帝国的统治，维持了其世界霸权。得益于此，英国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有远见的统治阶级。从这一地位出发，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使命流露出巨大的信心，他们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几十年、几百年为单位来规划的。托洛茨基指出：“有人说，英国帝国主义者是以世纪和大陆为单位进行思考的，这并不无道理。”[1]

英国无产阶级是在事件的锤击下产生的。当这个新的被压迫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子宫中诞生时，它伴随着剧烈的生痛，在它的意识留下了伤疤。

在工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兴起使英国农民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以前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的旧行会制度被打破。绝大多数农民被强大的地主推行的《圈地法》所毁灭，并在社会革命中消失，在农业和新工业中形成了随时为资本所有者服务的无产阶级。

在1717年之后的10年内，只有15项《圈地法》，而在1797年至1820年的20年中，即拿破仑战争时期，共有1727项此类法令。这些封地法将数十万人赶出了土地，造成了一大群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悲惨景象，这是一支被完全“解放”出来的、与土地没有任何关系的工薪阶层的后备军，为工业剥削铺路。

大批人从农村涌入城镇，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为追求利润的新企业家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断冲击下，师傅和工匠之间的传统关系开始瓦解，工匠失去了独立性，被吸收到新的无产阶级中。

正如当代的约翰·克拉凡（John Clapham）爵士所阐述的，这种无产化“是一种地狱，如果事情没有得到改善，（更多）农民可能会陷入其中”。当然，一切都没有改善，只变得更糟。伴随着机器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到来，连根拔起了农村生活的旧基础，迎来了一个“烽火连天”的震撼新天地。对于劳苦大众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残酷的、颠倒的、被榨干了所有同情心的世界。

激进的《黑矮人报》（Black Dwarf）描述了新工人阶级的可怕困境：

“他被关在八层楼高的工厂里，直到沉闷的发动机停下来，他才有放松的时间，然后他回家为第二天的工作养精蓄锐；没有时间与家人进行温馨的往来，（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疲惫不堪。”[2]

马克思写道，"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在锤子和铁砧之间被碾压，刚刚从农村的根基上被撕裂的幼年无产阶级，被投入到工厂制度的非人条件下。他们原来的农民观被他们在生产点上截然不同的集体经验无情地烧毁了。从一开始，在生存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就从一个被动的被剥削群众，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新的无产阶级正在从“自在的阶级”(class in-itself)变为“自为的阶级”(class for-itself)。集体意识，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标志，正在工厂、工坊的日常生活的锤击下在地底深处形成。

英国工人阶级被迫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和自保。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除了拥有个人的劳动能力外，什么也没有。因此，工人和雇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协议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平等的条件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削弱了工人的力量。资本家故意促进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以此来压低工资水平，使力量的平衡更有利于他们。无产阶级唯一真正拥有的力量是它的集体力量，而这只有通过组合和组织才能有效地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会的建立是集体组织的第一个自觉步骤，代表着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诞生。在棉花工业区，工厂工人构成了工运的核心。他们以其新发现的集体身份，形成了早期工会运动的先锋队。

从一开始，工人阶级就带有奴隶阶级的所有痕迹和伤痕。然而，与旧的奴隶制相比，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性地被卖掉，而是按小时、按日或按周零碎地卖掉。但是，他仍然被迫出卖自己，用恩格斯的话说：“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然而，在工人阶级的生命深处，在其集体灵魂深处，也正在诞生着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本能意志。工人阶级由于其在集体劳动中的社会地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在生活条件的推动下，努力争取自己可以领导社会，不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为了完成对一切阶级的废除。

阶级之间的鸿沟

工业革命期间，城市人口激增，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爱尔兰移民为摆脱悲惨的生活，纷纷涌入英格兰的城镇和城市地区。工业中心如布里斯托尔、赫尔、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和利物浦等地的人口扩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造成了可怕的拥挤和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在1832年《改革法令》颁布前的60年内，英格兰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光是1801年、1831年和1851年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西区一些城镇的人口普查数字，就可以生动地说明人口扩张的模式和速度。

这种无情的变化速度震惊了当代的观察家。城镇上现在有大量的人潮，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村庄的生活转入了贫民窟的生活，从农民的职业转入了城市工人的职业。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中，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一夜之间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缺乏卫生设施、干净的水和通风。作为原始卫生设施的标志的肮脏露天粪坑，成为霍乱、伤寒等各种疾病的滋生地，导致周期性的流行病疫情。穿过这些工业城市河流，被化学药品和染料污染到变色，同时是人们的饮用水源和排粪池。在这样的条件下，婴儿死亡率非常高。长大成人的过程也是危险的。博尔顿工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为18岁，曼彻斯特为17岁，利物浦为15岁。

工厂生活的大锅里吸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力，尤其是来自爱尔兰海对面的劳动力。1827年，只要花四五个便士，爱尔兰人就可以渡海到利物浦。在地理上靠近工业革命的首要中心兰开夏郡，爱尔兰被恩格斯描述为“一切工人运动的主阵地”。到1841年，兰开夏郡的爱尔兰人口约为13.3万。10年内，该县爱尔兰人膨胀到20万。乔治·康尼沃尔·刘易斯（George Cornewall Lewis）爵士认为，“爱尔兰人移民到英国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不文明的人口在一个较文明的社会内作为一种底层扩散开来”。[4]

1841年，这个“底层”占曼彻斯特人口的十分之一，利物浦人口的七分之一。四十年代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后，这股移民潮变成了一股洪流。

曼彻斯特某区的登记员写道：“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大量来自爱尔兰的穷人拥挤在这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住处。毫无疑问，他们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许多可怜的人都死于寒冷引起的发烧和疾病。”在利物浦，“成千上万的饥饿和赤身裸体的爱尔兰人在我们的街道上死亡”，在南威尔士，他们被描述为“背上带来瘟疫，肚子里带来饥荒”。[5]

饥肠辘辘的爱尔兰人绝望地寻找食物和工作，他们被雇主们犬儒地利用来降低一般工人工资，或用作工贼。然而，史学家汉蒙夫妇（John Lawrence Hammond and Barbara Hammond）指出，这些雇主对爱尔兰人的看法也是战战兢兢，对他们的评价就像罗马主人对来自动荡的撒丁岛上的奴隶的评价一样。一位雇主认为：“爱尔兰人更倾向于出尔反尔，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稍有理由就大发雷霆，并以罢工或恶语相向来强夺他们要的东西。”一位天主教神父指出，爱尔兰工人更愿意参加工会。事实上，许多工会和激进派领袖都有爱尔兰血统，最著名的是约翰-多赫蒂（John Doherty）和费格斯·奥康纳（费格斯·奥康纳）。马克思曾评论，凯尔特人（即爱尔兰人）的血管里流淌着革命的红色血液。

生产的迅速变化迫使大量工人离开家庭工业，进入新建的工厂和磨坊。家庭工业（Cottage industry）很快让位于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体系。英国工运史学家约翰和露西汉蒙夫妇指出：

“1830年在兰开夏郡、柴郡和约克郡西部边境收集的大批人，不是为众多的小雇主工作，而是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大雇主工作。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富人阶级，即资本家制造商的阶级。”[6]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力图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将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其手中。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巨大财富又被投入到工业中。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英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了工业和技术的新生产力。从1688年到18世纪中叶的真正主要历史意义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到1840年为止的70年间，英国的生产力量显著地增加了27倍以上。

伏尔泰认为：“使英国公民富裕起来的商业，有助于使他们获得自由...”。当然，这只是指上层阶级。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曾经可能拥有的任何独立性，因为旧的习俗、传统和家庭关系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打破。传统的习俗，甚至包括周一的休息日（被称为圣星期一），被工厂剥削的新的残酷的严格的纪律和制度所取代。从7岁起，工厂里的儿童就被迫每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人们至少要忍受单调的劳动，至多要在人间炼狱内煎熬。

“工人由工厂的钟声传唤；他的日常生活被上工的时间安排；他在要求精确的监工领导下工作，而监工又必须向某个更高的权威机构负责；如果他违反了一长串微小的规章制度中的某一条，他就会被罚款，在所有这些监督和控制的计划背后，都笼罩着一个巨大的非人制度。”汉蒙夫妇写道。[7]

伴随着大规模机械的引进而出现的劳动强度，使工人阶级的神经和筋骨紧张到了极点。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为老板工作和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生活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詹姆斯·凯（James Kay）在1832年指出：“可以被摧毁的，要承受千百种痛苦来源的动物机器，被铁的机器牢牢地拴住了，而铁的机器不知道何为痛苦，何为疲倦。”[8]

与过去相比，工作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工人与他们被迫从事的劳动以及社会疏远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观察到：“在英国，机器像人，人像机器。”随着这个陌生的“新世界”的出现，人们对无情剥削他们及其家人的主人产生了强烈的阶级仇恨。

这种阶级对立反映在激进派圈子里广泛流传的小册子里。在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以下对话：

人民：你在社会上从事什么劳动？
特权阶级：没有，我们不是为劳动而生的。
人民：那你是如何获得财富的？
特权阶级：通过费尽心思治理你。
人民：治理我们！....我们劳动，你们享受；我们生产，你们挥霍；财富从我们这里流出，被你们吸收。有特权的人，有别于人民的阶级，你们应该分开组成一个国家，自己管理自己。[9]

资产阶级把工人看作是驮畜。在老板的摆布下，他们沦为生产商品的许多只“手”。在英格兰东北部，在伦敦德里勋爵和达勒姆勋爵的煤矿里，矿工们几乎是在奴隶制的条件下劳动。在英格兰东北部盖茨黑德附近的费林煤矿，男性童工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8到20小时。他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在地下深处闷热的环境中工作，从7岁开始，直到他们身体失去工作能力（如果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话）。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是充裕的，人命是极其廉价的。英国工人阶级就像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中住在巴黎下水道里的可怜难民一样。

傲慢的托马斯·吉斯本（Rev. Thomas Gisborne）牧师指出：“正是因为工资太高，许多犯罪习惯，常常被归结为煤矿工人的性格，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完全陌生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当他们领取工资时，可以看到矿工和他的家人“一天三次大鱼大肉。”[10]

斯蒂芬森（Stephenson）、阿克莱特（Arkwright）、克朗普顿（Crompton）和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工作方法，改变了工厂制度。约翰逊（Johnson）博士指出：“这个时代正在疯狂地追寻发明”。“世界上所有的事业都要用新的方式来完成：人要用新的方式来绞杀...”

与手织机不同，动力织机聚集在巨大的建筑物中，昼夜不停地工作。从1805年起，工厂开始使用煤气照明，使这一变化成为可能。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迫适应这些机器的新节奏。如上所述，这些工厂——也就是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形容的那些恶名昭彰的“黑暗撒旦工厂”——的环境是可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狱般的厂房。在工作中，对于数百万工人、妇女和儿童的剥削，很少有或有意义的法律限制。夜班、两班制、周末工作制、每周七天24小时工作制，这些将绝对剩余价值提高到绝对极限的制度被狠狠地引入。主人对利润的渴求是无法满足的。在冬天，很少有工人能见到天亮。女工们经常在工棚里生孩子，没几天又回到工作岗位上。饥肠辘辘的家庭，就像牲口一样，为了生存，被迫忍受超时工作。人力物力被迅速消耗殆尽。工人四十岁就被称为老人。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抱怨道：“看看封建时代的那些臣民，那些混混，那些农奴！他们之间有没有人（像现在的工人那样）如此堕落，如此绝对的被奴隶。在‘开明’的北方，他们是每天被迫在八十四度的高温下工作14个小时，而且只要看一眼工厂的窗户，就会受到惩罚的可怜生物！"[11] 。

工人在工作中受到剥削，并在名为“汤米商店”（Tommy Shop）的厂内商店中再度遭到资本家打劫，他们还经常担心被赶出工厂住房。“汤米商店”，即所谓的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雇主设立的商店，工人被迫在那里以高价购买低劣质量的货物，因此被称为“汤米骗局”（Tommy-rot）。作为就业条件之一，男子被迫在这些商店里花费他们大部分挣来的工资。这总伎俩的另一变种是雇主拥有的啤酒店，在发薪日，工资的发放是以工人要在饮料上花费一定比例为条件的。在南斯塔夫斯，用啤酒支付一定数额工资的做法被称为“buildas”。这些都是故意的措施，不仅是为了诈骗工人，而且也是为了加强雇主对工人生活的支配。许多工人欠了这些汤米商店的债，用美国矿工歌的话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公司商店”。英国东北部的矿工们谱写了一首特殊的祷词：

“最仁慈的老板啊，我今天把自己托付给你照顾和保护。请保护我，使我免受一切罚款、欺骗、扣减，无论是按重量还是按尺度，还是按任何违背我的劳动公正的东西，通过他们的恩典助手，使我能够得到我的工资，而不从其真实和合法的数额中减去、分割或减少。” [12]

这些都是为了从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中提取相对的和绝对的剩余价值而采用的严酷方法。

马克思解释道：

“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资本家一旦购买了工人的劳动能力，就会将其投入使用，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工作日的长度有一定的物理限制。地球每天的自转需要二十四小时。工人必须休息和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给工作日带来了生理和社会的限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每天工作18个小时并不罕见，这对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婴儿的健康都造成了伤害。正如国会议员菲兰德（Ferrand）在1863年所说的那样：“它（棉花贸易）已经存在了三世代而...在这期间，它已经摧毁了九代工厂工人。”工人受剥削的时间延长，起到了缩短他整个生命的作用。马克思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自资本主义问世以来，资本和劳动之间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就一直存在。最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反抗发展，逐渐实行限制，以规范劳动时间。在英国和国际间，关于工作日的斗争是工人运动中最英勇的斗争。最引人注目的是10小时和9小时制运动，随后在1856年，第一和第二国际组织又提出了8小时制的要求。

童工

童工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美国南部各州的黑奴制一样，今天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如此。1797年，博尔顿手工织布工的工资是每周30先令6便士；到1830年，工资降到了5先令6便士。根据宪章派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的说法，由于手织机的工资下降，家庭只能靠子女的劳动生活。作为获得政府救济的先决条件，那些寻求《济贫法》救济的人被迫将子女送到纺织厂工作，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来自伦敦和其他城市的贫民子女在工棚里当学徒，后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运到兰开夏、德比和诺丁汉郡的棉纺厂。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灵活的手指，能够跟上动力织机的快速运转。

在《1833年工厂法》颁布之前，年轻人和儿童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他们倒下为止。然而，即使对童工实行了限制，但由于政府缺乏执行力，这些限制也是无效的。1833年的工厂法案任命了仅仅4名工厂督察来稽查全国各地的工厂！此外，法律上的工作限制只适用于纺织厂的儿童——即使如此，也不包括丝绸和花边厂的儿童。在雇主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儿童继续在无人看管的机器中被切断手指和压断肢体。

信奉独立教会的厂主和信奉循道宗的监工们，会在星期六把童工赶工到午夜前5分钟，然后强迫他们在安息日上主日学校。这是新教工作道德的一部分，它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吝啬鬼式的阶级道德的缩影。

幼儿不仅受雇于地下深处，而且还受雇于英国工业化的漆黑窒息的烟囱内。有些儿童被迫在其中工作的烟囱烟道只有7英寸（18厘米）见方。他们对黑暗和狭小空间的恐惧被来自下面的更大的恐怖威胁所掩盖。扫烟囱的人被殴打、被针刺，或被故意烧死，作为“鼓励”他们履行职责的手段。据报道，1848年，一个10岁的孩子被卖给不同的雇主5次之多。他是个聪明的工人，虽然因伤致残，但一天内清理了不少于12个烟囱。1850年在诺丁汉，另一个10岁的男孩塞缪尔·维特（Samuel Whitt）在烟囱下面还在燃烧着火时被卡在烟囱里。他最终被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站在烟囱里撕扯下来，痛苦地死去。1851年，在利兹附近，10岁的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在清理了9个烟囱后，死在了第10个烟囱里。

当有人试图终结如此野蛮的环境时，有产阶级就会嚎啕大哭，以示抗议。

一位雇主声称：“有些男孩的肉体比其他男孩的体质差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使他们变强硬。”他估计，身体的某些部位需要六个月才能长出足够的“软骨”。[13] “我自己以前也雇用过5岁半的男孩，但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太弱了”，这位雇主断言。

6岁被称为“不错的训练年龄”。许多人后来受到了发育不良、身体畸形甚至癌症带来的病痛。不少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这些孩子没有人想要，也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有的干脆被卖给了雇主，根据供求规律，孩子越年幼，价格越高。直到1875年，由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勋爵提出的法案才最终结束了这荒诞的一切。

在丝绸行业，小孩子要在凳子上站10个小时才能完成工作。拥挤在令人窒息的不通风空间里，这些工作窝点成了孩童的监狱。纺织厂的情况也是如此，年仅四五岁的孩子，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三岁的幼儿也要在那里工作。在恐怖的环境下，成千上万的儿童，半拉半扯，半洗半脱，在监工的阴影下被真正地劳动致死。

“对早上迟到的惩罚必须足够残酷，以克服疲惫的儿童在床上睡上三四个小时的诱惑”，汉蒙夫妇解释道，“在萨德勒委员会面前的一位证人曾认识一个孩子，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两点惊慌失措地起床，一瘸一拐地走到工厂门口。在一些工厂里，在漫长的一天中，几乎没有一个小时没有打人的声音和痛哭的声音。父亲们打自己的孩子，以避免他们被监工打得更惨。到了下午，压力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被称为‘滚铁棍’的沉重铁棍不断地被使用，即使这样，也经常发生一个小孩在打瞌睡的时候，跌进旁边的机器里，导致终生残废的事故...”。

“事实上，在一个工厂里，厂主戈特（Gott）先生规定织工们必须要用铁棍来鞭打童工，让孩子们能够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9点，织工还鼓励孩子们唱赞美诗，试图让他们保持清醒。随着夜晚的到来，心灵上的痛苦、疲劳和紧张变得难以忍受。孩子们会恳求任何靠近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还有多少个小时。一位证人告诉萨德勒委员会，他的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会对他说：‘爸爸，现在几点？‘我说也许是七点。‘哦，离九点还有两个小时？我做不下去了。’”[14]。

沙夫茨伯里勋爵于1840年成立的儿童和青少年就业委员会的报告描述了煤矿坑中噩梦般的环境：

“（男孩们）在裸露的腰间系上腰带，而腰带也被马车上的铁链钩住，从腿上穿过，男孩们手脚并用地爬行，拉着马车跟在后面”。在描述在矿井工作的女孩时，报告更显示：“女孩们被铁链、皮带、马具绑住她们的腿。她们戴着铁链，系着皮带，像狗一样被拴在马车上，浑身湿透，上身半裸，手脚并用，拖着沉重的货物在后面爬行，她们的样子有着说不出的恶心和不自然”。[15]

这导致了1842年《矿厂法令》的出台和1844年减少妇女和儿童工时的立法。当时，好心的沙夫茨伯里七世伯爵在众议院谈到了矿井中儿童骇人听闻的奴隶般的条件：

“劳动非常辛苦，每天固定工作9小时，有时12小时，有时超过13小时；停下来两三分钟吃东西；有时根本没有东西吃，有时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吃东西；矿井里有很多孩子，有的还不到6岁；由于尘土飞扬，潮湿，空气不好，有时吃不下东西；有时像烤箱一样热，有时热得能把蜡烛融化。坑里的许多女孩和男孩一样，用梯子或篮子下井；女孩们穿长裤；和男孩一样挨打；坑里生出许多私生子；他们之间有许多争斗；劳动造成许多弯曲；在烛光下工作；面临可怕的事故；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工作；孩子们被脚痛和聚餐所困扰。（一位证人说）：‘我不禁想到，很多晚上他们都没有睡过囫囵觉，因为他们的后背会被矿井内的墙壁划伤，矿井太低了。脚下湿漉漉的；水经常从屋顶上流下来；许多人以各种方式丧生；许多人被烧成重伤；工人们在五十岁以后就倒下了’。（塔夫内尔专员说），根据我所说的话和上述证人宣誓后提供的证据，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每一个公正地判断这两种职业的人都会认为，在最恶劣的房间里，在管理最恶劣的工厂里，最艰苦的劳动，比起最好的煤矿的劳动来，不那么艰苦，不那么残酷，也不那么丧气。”[16]

如同今天最近关于实行最低工资的争论一样，当时限制使用童工的尝试遭到了雇佣阶级的抗议。早在1802年，当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提出法案要求减少儿童的工作时间，禁止较年幼的儿童上夜班时，来自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兹、普雷斯顿、基利等地的厂主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说，这种行动将“损害棉花贸易”，“等于交出企业的全部利润”。”统治阶级在对其工厂内的每一项调节工作条件的措施作出反应时，都会听到这句话——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对现代“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大喊大叫。

儿童长时间的工作使他们无法接受任何真正的正规教育。这适合那些认为教育具有严重颠覆性的雇佣阶级。教育只会“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幸福”，教他们痛恨自己的人生命运。对于皇家学会主席D·吉迪先生（D. Giddy）来说，“教育不但不会使他们学会服从，反而会使他们变得顽固不化，就像在制造业为主的那些郡县里所看到的那样；教育会使他们读到煽动性的小册子、恶毒的书籍和反对基督教的刊物”，最后，“教育会使他们对上级无礼”。[17]

《1833年工厂法》颁布后，政府决定每年花2万英镑用于学校教育。然而，同年，它又花了5万英镑重建温莎城堡的马厩。可见，工人阶级的孩子的价值远不如马匹。

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导致了和“怠工（go-slows）”和“不上工（turn-outs）”（19世纪初后才使用“罢工（strike）”一词），以反对饥饿工资、过长的工时和难以忍受的工作环境。到了十八世纪末，在阶级战争发展的影响下，工会运动开始以行业俱乐部的形式扎根，主要由熟练的手工业者建立：细木工、木匠、船工、库珀、印刷工等。到1790年代，新的工厂工人层开始组织起来，特别是棉纺工人。

在不知不觉中，工会成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的协调中心。它们的非法性起源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等地下社团。甚至在1799年之前，就有40多部反工会的法律被列入法规。早在1718年，皇家公告就针对织工的非法俱乐部和联合会发布了金陵，据称这些俱乐部和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了强大的组织，足以对雇主发号施令。正如以下小册子所揭示的那样，有财产的人无法容忍这种反叛行为：

“但是...
阴谋和诡计在国外！
那些黑暗的恶魔，
在纺纱机、绕线轮和织布机的子宫内诞生。
在Lunashire -

主啊
我的主子和绅士们，我们有很多恐惧！
改革，改革，野兽般的乌合之众—
当然意味着叛乱、血腥和暴动—
胆大妄为的流氓！你，我的老爷，还有我。
知道他们的职责是安静地挨饿...[18]

新的《组合法令》在新的工业区被野蛮地执行，将工会打为犯罪组织。在这种暴政下，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能为生存而战。为了自卫，工会被迫在地下秘密活动，伪装自己的活动，以牙还牙。然而，在这种残酷的迫害和宣誓的环境中，形成了现代工会运动产生的最初的干部。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被制造的，也制造了自己”[19]。英国工人阶级，我们的先辈，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的长子”，而且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最终，他们会成为这个体制的掘墓人。

注释

[1]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P. 39。

[2]引自汤普森（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68，P. 220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13.htm

[4]转引自汉蒙夫妇，《灰暗年代》（The Bleak Age），伦敦，1947，P. 37

[5] 同上

[6] 汉蒙夫妇，《城镇劳动者 1760-1832》（The Town Labourer 1760-1832）伦敦，1995，P. 7

[7] 同上，P. 19

[8] 同上，P. 21

[9] 《沃尔尼的帝国的废墟》（Volney’s Ruins of Empire），引自汤普森，前引书，P. 108

[10] 引自汉蒙《技术工人 1832》（The Skilled Labourer 1832），伦敦，1995，P. 20

[11]引自汤姆森（David Thomson），《十九世纪的英格兰》（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1970，P. 12

[12] 转引自卡里诺（Raymond Challinor）和雷普利（Brian Ripley），《矿工联合会》（The Miners' Association），伦敦，1968，P. 58

[13]引自《城镇劳动者》，P. 179

[14] 同上，P. 159-60

[15]转引自威廉斯（Francis Williams），《壮丽之旅》（Magnificent Journey），伦敦，1954，P. 24

[16]引自《英国改革传统》（The English Reform Tradition），杰克曼（Sidney Jackman）编，新泽西，1965，P. 87

[17]引自《城镇劳动者》，P. 57

[18] 转引自汤普森，前引书

[19] 同上，P.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