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学校

劳动是他们的，产品应该是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每个人应该得到大家的产品的多少。
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skin），《为劳动者辩护》（Labour Defended），1825年。

废除臭名昭著的《组合法令》导致工会组织的爆炸性增长。它为新生的劳工运动开启了一个风雨飘摇、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时期。许多自1793年《友好协会法》颁布以来作为非法活动掩护的“友好协会”，首次以正式工会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地区工会组织应运而生，首先是一个产业内的，然后包括多个产业的。随后，在新的环境下，各行各业大量成立了工会。

工人阶级内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信心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820年代中后期的罢工浪潮，并发展成为一系列反对减薪的激烈斗争。例如，中部地区基德明斯特的地毯制造商为反对资方减薪17%而罢工6个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兰开夏郡，矿工和纺织工人使他们的产业完全停滞。在约克郡，经过长期的罢工，布拉德福德毛匠和织工面临减薪，在斯托克波特，纺纱工人进行了反对减薪的后卫战。这些斗争之后，1829年4月，细纱工们也进行了罢工，7月，曼彻斯特其他的细纱工们也采取了行动，但最终被迫回到工作岗位。恩格斯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1]然而，这些战斗为工人阶级提供了重要的阶级斗争教育，为建立大规模的全国性工会奠定了基础，如1829年的纺工工会，1831年的陶工工会，1831-2年的建筑工工会。

在公开的阶级战争的残酷条件下，政府赤裸裸的充当了雇主的工具，许多罢工呈现出极其暴力的特点。1831-32年，在传奇人物汤米·赫本（Tommy Hepburn）的领导下，杜伦煤田的罢工被当局动用了骑兵来打破。这涉及到工会与士兵和工贼的对战。1831年，政府军再次被用来协助威尔士制铁业老板对抗迪克·潘德林（Dick Penderyn）领导的工会俱乐部。这位威尔士矿工和铁工的著名领袖是一位起义斗士，他率领梅瑟尔和道莱斯的工人手握武器，对抗克劳谢（Crawshay）、盖斯特（Guest）和制铁业老板们召集的部队。潘德林随后被当局俘虏，并于1831年被处决。联合会被制铁业老板们逼迫转入地下，并采取了一个无情的秘密组织的形式，即“苏格兰牲畜”（Scotch Cattle）。该组织以牛头和牛角为标志，在南威尔士的工业山谷中追捕和对付“叛徒和其他人”。“牲畜”的成员被组织成“牛群”，披着兽皮，与所有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对峙。在与工贼的斗争中，他们毫不羞愧地描述自己的言行：

“我们在此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我们决心把上述所有人的心脏挖出来，把其中两颗插在牛角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叛徒的命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血来作证。”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如格拉斯哥秘密的棉纺工工会，组织了工贼的“惩治”，当时称为“节棍”（Knobsticks）。托马斯·亨特（Thomas Hunter）和他的同志们用恐怖攻击来回应主人的暴政，放火焚烧被老板们的工厂，并杀死工贼。1838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抓获，亨特和4名同伙因阴谋罪被审判。根据韦伯夫妇（Webbs）的说法，“整个工人阶级的舆论都站在他们这一边，判处七年徒刑的判决和对多尔切斯特劳工的判决一样，导致了人民群众的愤慨。”

韦伯夫妇在他们经典的《工会运动史》中指出：“对统治阶级普遍压迫的仇恨...在当时的工会记录中熊熊燃烧”。这是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而产生的仇恨。对于那些缺乏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阶级斗争是最大的老师。据《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引述当时一位工会会员的话说：

“罢工的最大好处是增加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敌意，迫使劳动者反省和调查他们痛苦的原因...这种反省的结果将是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敌视；新的皈依者将准备附和英国其他地区的劳动者所做的解放事业。”

恩格斯对阶级意识的发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2]正是这种斗争的经验，起到了把工人阶级转变为“为自己服务阶级”的作用。从这所“战争学校”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不仅要在局部范围内组织起来，而且要在全行业范围内组织起来。工人阶级要求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以面对雇主的统一战线；从工会，工人走向行业工会。恩格斯继续说，这些运动被认为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并掌控他们自己的生活。[3]

“斯温队长”

这种组织上的“大跃进”发生在1820年代末，在曼彻斯特地区经过长期痛苦的罢工后，在约翰·多赫蒂（John Doherty）的领导下，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纺纱工人总工会（Grand General Union of Operative Spinn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多赫蒂是一位激进的爱尔兰青年，他在1830年更进一步成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NAPL，简称护工会）。这个协会就在兰开夏、柴郡、德比郡、诺丁汉和莱斯特等地招收了150个地方工会，并创办了一份周报，报道这些行业。很快，护工会的附属会员就达到了10万多人，并迅速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西米德兰和威尔士。然而，统治阶级对有组织的劳工的攻击导致了护工会的削弱。不同的部门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激烈冲突，没有什么精力去帮助建立更广泛的运动。最后，随着1831年3月作为护工会骨干的细纱工人工会的挫败和灭亡，该组织于次年解体并消失。

在经历了对《改革法令》（1832年）的失望后，工人们放弃了政治斗争，集中精力发展工会和建立合作社。独立于护工会之外，一个新的总工会从木匠和木匠总工会中发展起来。这个拥有4万多人的建筑工人操作工会由“建筑工人国会”管理，并深受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合作社思想的影响。它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召开主要代表会议，辩论和决定工会政策。工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以推进和平衡劳动力价格”。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它遇到了资方的凶猛抵抗，他们的反应是停工和臭名昭著的一份“文件”，要求工人放弃工会，否则就失去工作。

根据1833年10月19日的《穷人卫报》报道，在伦敦国会的议员们：

“表明，工人阶级正在考虑对社会进行全面变革——这种变革相当于彻底颠覆现有的‘世界秩序’。他们渴望成为社会的顶层而不是底层，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有底层或顶层之分！”

工会运动经历了一次比以前或而后任何一次都更为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一支工会会员队伍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反叛精神席卷工人阶级，使他们对未来和自己充满希望。

此时，作为城市地区苦难的反映，农村也存在着深刻的苦难。这主要是围绕着《济贫法》的粗暴管理而展开的，理论上，《济贫法》应该为社会最贫困的阶层提供一些救济。1797年，贫民人口约为20万，到1834年已增至120万。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经济独立，也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料。飢餓威脅著貧苦勞工﹐激起了上層階級對革命的恐懼。工资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至于1795年伯克希尔郡的法官们在斯佩纳姆兰开会时，批准从教区税率中补充饥饿工资。这虽然给贪财的地主提供了丰厚的补贴，但却使赤贫的农场工人及其家庭长期处于依赖状态。但随着斯佩纳姆兰制度的推广，它所提供的救济逐渐减少。到了1820年，许多地区的记录显示，由于雇主只选择雇佣教区的贫民，自由劳动力几乎消失了。这种情况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了爆炸性的局面。

1830-31年，农业起义的规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在东安格利亚、肯特、苏里、苏塞克斯、汉普郡、威尔特郡和其他郡，发展了一场普遍的起义。脱粒机被摧毁，干草车被烧毁。起义从南方各郡的村落蔓延到西南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常以传说中的“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为名。此时，统治阶级又被法国和比利时展开的革命的影响所僵化，欧洲无产阶级独立地打着自己的旗帜走上街头。英格兰寡头集团的悲观前瞻并无大误。历史学家科尔（Cole）和波斯特盖特（Postgate）指出：“自1688年以来，英国从来没有像1831年那样如此接近实际的革命，在以后20年的所有麻烦中，她从来没有再如此接近革命。”[4]政府下了狠心，派出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劳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监狱爆满，约有1900名抗争者在34个县的90个法院开庭受审。最终，在这场“最后的劳工起义”之后，19人被绞死，481人被运往12000英里外的澳大利亚，644人被监禁，1人被公开鞭打。历史学家霍布斯鲍恩（Hobsbawn）和鲁德（Rudé）指出：“没有任何其他的抗议运动——不论卢德派、宪章派，还是工会运动者——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5]

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境内，改革都是革命的副产品。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愿无偿提供任何东西！1830年欧洲的革命迫使惊恐万分的英国当权者们采取镇压和让步的政策。在需要的时候，国家会进行镇压，但当面对群众运动时，通常会做出让步，以获得喘息的机会。

争取政治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呼声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民众的想象力。这种鼓动与群众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交织在一起，很快就在许多城镇引发了暴力事件的爆发。1831年6月，在梅瑟蒂德菲尔市，一面红旗首次在英国本土内升起，作为工人阶级反抗的象征。万人群众与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人的80名士兵对峙，20人被枪杀。逮捕后，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刘易斯-刘易斯的刑期被改判为终身流放，理查德·刘易斯（Richard Lewis）（潘德林的别名）遭到处决。

当时，只有少数特权阶层在享有特权的基础上拥有投票权。在1831年的1400万人口中，只有40万特权阶层拥有投票权。在谢菲尔德、利兹、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下议院中没有一个政治代表。另一方面，位于威尔特郡内“腐败”的加顿区虽然选出了两名议员，但只有一名选民！威尔特郡的奥德萨勒姆也是如此。

1832年，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的政府担心来自下层的革命，被迫从上层推行政治改革。經過大規模的公眾抗議后，惠黨政府推出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法案。然而，此一修法再次限制只有幸运的有产者才享有选举权。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仍然没有政治发言权。巴克斯菲尔德勋爵（Baxfield）表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像公司一样。在这个国家，政府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组成的，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被代表”。对于这次让步之后的政府来说，已经不需要再进行改革了。在激进的圈子里被称为“最后的杰克”的罗素，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改革法案将实际政治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移交给了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巩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起初，他们与旧有的寡头政治联盟，但实际上，他们对政府的主要部分有支配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对政府的全面控制是直至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后才完成。工人阶级在中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下被动员起来，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被刻意背叛。工人们被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后起之秀利用和操纵了。工人们失去了利用价值，也随即被抛弃。每六名成年男性中的五人，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仍然被剥夺了权利。“...阅读1830年代初为改革法案而斗争的历史，无法让人不感到愤愤不平。”托洛茨基在《英国向何处去？[6]在工人被出卖的同时，另一方面，辉格党却在新改革的国会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658个议席中夺取了500个议席，毁灭性地重挫了保守党。

然而，即使在1932年改革法案出台之前，工人阶级也在寻求新的思想和运动。科贝特和亨利·亨特是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杰出代言人，他们鄙视“织布机业主称霸纺纱工人”，力图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而在年轻的工会运动中建立起深远影响的却是一个自立门户制造商欧文。他是一个知识界的巨人，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他与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和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Jean Baptiste Fourier）这些社会主义伟人，比他们同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未来的走向。可以说，工会运动这个半革命的新阶段的灵感主要来自欧文。

欧文对厌恶他生活周遭处处可见的压迫，他开始鄙视“人对人的不人道”（Inhumanity betwen men and men）和工业革命的残酷性。他深受法国哲学家的影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永恒固定的，而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他写了一本题为《社会新观》（New View of Society）的著作，于1813年出版，论述了人的性格形成的原理，十分精彩。在欧文看来，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上体面的教育，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怕弊端。他在苏格兰纽拉纳克的工厂（至今仍在），以及后来在其他“合作村”试验了这一革命性的观点，在那里，工人首次被当作人看待。欧文认为，每个社区都应该建立在集体劳动、共同财产、所有成员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原则之上。他决心废除一切阶级差别。欧文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他所雇用的工人的生活，并主张他的方法应被整个社会普遍采用。他写道：“现在让社会建立在同一原则的基础上，一切罪恶将很快消失。”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欧文不可避免地向当地的富人和权贵阶层呼吁，而不是鼓动工人阶级。的确，有些开明的资产阶级一时甚至考虑了这些稀奇古怪的思想。欧文虽然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但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重组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根基，也不是以社会物质条件为根基，而仅仅是以道德论证和说服为基础。不久，上层阶级对他的激进幻想计划失去了兴趣，并产生了敌意。这种反应最终把欧文推向了发展中的工人运动，他对资本主义的抨击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和直言不讳。

欧文写道：“财富的迅速积累，来自机械和化学力量的迅速增加，造就了资本家，他们是民众中最无知和最伤天害理的人。”这句话具有毁灭性的效果。“人民的工业所创造的财富，现在成了这些新的人工力量的赤裸裸的奴隶，积聚在所谓的金钱阶级手中，他们没有创造任何财富，而且滥用他们所获得的一切”。

这虽然疏远了自由派慈善家，但却吸引了激进的工人阶级的巨大支持。欧文主义成为那些反抗工厂制度的人的号召力，这反过来又使他的观点在劳工运动中变成一种有影响的倾向。此外，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欧文，把他进一步推向工人阶级的方向。1825年出现了社会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如约翰·格雷（John Gray）的《人类幸福论》（Lecture on Human Happiness）和霍奇金的《为劳动者辩护》。接着又出现了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劳动报酬》（Labour Rewarded，1827），后来又出现了J.F.布雷（J.F. Bray）的《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1838-9），这些都对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1830年，赫廷顿（Hetherington）和布朗特雷·奥布赖恩（Bronterre O’Brien）推出了《穷人卫报》，首次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思想。1832年4月14日刊的《穷人卫报》指出：“那些巨额利润是工资低下的唯一原因...利润是那些被保留下来的、永远不会被偿还的东西...在劳动者和获利者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1831年11月26日，同一份报纸指出：“制造商品的人应该拥有唯一制定法律的特权，这不过是共同的正义”。英国思想家的这些本土化的“共产主义”思想，尽管不够成熟，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它表明了当时劳工运动内部的思想发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还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伦敦工人阶级最有影响的激进派领袖之一是威廉·本鲍（William Benbow）。他在1831年非常积极地参加全国工人阶级联盟，并于1832年1月发表了一本题为《全国大假日和生产阶级大会》（Grand National Holiday and Congress of the Productive Classes）的小册子，其中提出了举行总罢工或“神圣月”的主张：

“我们被完完全全地压迫，我们被剥夺了一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财富，我们的劳动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它所产生的东西都落入了别人的手中。”

“一个无赖，一个亵渎神灵的无赖，说‘生产过剩是我们悲惨的原因’。确实有过度生产！当我们这些半饥半饱的生产者在我们的辛勤劳作下却无法获得任何类似于充足的产品时，从古到今，何处何地，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丰裕是造成匮乏的原因。天啊！丰裕在哪里？丰裕的食物！问问工人和机械师，他们在哪里找到的。他们憔悴的身躯就是最好的回答。丰裕的衣裳！人们的赤身裸体、瑟瑟发抖、哮喘、感冒和风湿病，都是衣服丰裕的证据！我们的贵族和老板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衣服，都是由我们的贵族和老板生产的。我们的贵族和老板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东西太多，那么很好，我们要停止生产一个月，从而把贵族和老板的理论付诸实践。”[7]

全国大团结工会

1824年，统治阶级对欧文的思想缺乏兴趣让后者感到沮丧，于是他移民到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不成功的共产主义“合作村”实验。这些社区的失败源于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立一座“社会主义”的孤岛——虽然这个词直到1820年代后期才被使用。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是试图消灭“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不消灭整个制度。当然，此时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才刚刚出现，欧文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仍然是空想式的。然而，欧文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天才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巨人脱颖而出。从美国回英后（以及在他的“新和谐”社区失败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转向投注在工会运动上，他的许多思想都在那里生根发芽。在欧文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与他无缘后，“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 年的活动。”恩格斯如此的描述，展现了他对欧文的钦佩。

1833年秋，欧文在曼彻斯特和伦敦举行的两次大型工会大会上发表讲话。到10月，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成立了新的全国性工会——全国大团结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GNCTU）。这项创举被正确地认为是英国工会运动发展的历史性一步。该工会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完全盖过了在此之前的所有其他组织。令人吃惊地的是，它所宣称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日常的“面包和黄油”的要求而斗争，而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社会的革命转型。

“本工会的终极目标必须是确立工业和人类的最高权利，以建立一种不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聪明的部分才能掌握其事务的方向。”（规则45.1条）

全国大团结工会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在不同的行业达到了惊人的50万名成员。无组织的工人很快被吸纳到其队伍中来，包括女工，她们被专门组织到工业女性协会中。其他妇女团体，如女园丁俱乐部，甚至是“圣女俱乐部”，似乎也隶属于全国大团结工会。在赫尔，两个组织者在一个晚上就招募了大约1000名会员加入该工会。在农村，农业工人集体加入了工会——这是自1831年“最后的劳工起义”失败后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运动。第一次，有组织的劳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力量，工人阶级迫切要求立即采取行动以纠正他们的困境。当时一份工会文件对强大的全国大团结工会的潜在威胁力作了如下表述：

“每个行业在每个城镇都有它的内部政府；一定数量的城镇组成一个区，每个城镇的行业代表组成一个地区的区政府；各区的代表组成年度国会；工会的主席则应该取代英国国王！”[8]

从一开始，全国大团结工会就陷入了一系列关于工资和工会认可的罢工中。莱斯特的袜匠、格拉斯哥的橱柜制造工人和伦敦的裁缝都发生了激烈的罢工。工会组织的棉纺工人也在奥德汉姆领导了一场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起义。1833年秋，在德比，由于工人拒绝脱离全国大团结工会，导致老板关厂，影响了1500名男女老少（所谓的德比大停工）。这耗尽了工会的所有可用资金，暴露了工会的弱点。

一如所料，工会的这种“雅各宾主义”举动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国家再次加强对工会运动发展的镇压。在多塞特的托尔普德村，乔治和詹姆斯·洛弗里斯（George and James Loveless）两兄弟曾与全国大团结工会联系，希望帮助建立一个农业工人工会——名为农业工人友好协会，并在托尔普德建立大俱乐部。治安官通过间谍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便贴出告示，威胁加入该会的人将被押送，并以非法宣誓效忠工会的罪名，着手逮捕了乔治·洛弗里斯、他的兄弟和其他四人。由于这一罪行，他们被带到巡回法庭，并根据1797年的法令被判处放逐到澳大利亚的博塔尼湾七年。判决立即被执行。

托尔布德的烈士们成了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然而，当右翼工会联盟领导人每年在托尔布德的庆祝活动中假装向这些烈士致敬时，他们却与多切斯特工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相去甚远。当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国家法律，忠于工会的时候，今天的右翼却在保守党反工会的法律面前畏缩不前。用美国社会主义者德莱昂（Daniel De Leon）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工人帮办”，他们拿着虚高的薪水和浮夸的生活方式，以牺牲工人阶级运动为代价。相比之下，托尔普德的朴素的工会会员是有勇气的人，工党和工会运动是在他们的肩上建立起来的。对乔治-乐福里斯和他的同志们所判处的滔天刑罚，在辉格党内政大臣墨尔本（Melbourne）勋爵的辩护下，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愤怒抗议。当时，工会鼓动了一场释放多尔切斯特劳工的群众运动，最终在伦敦举行了多达20万人的示威游行。两年内，在运动的压力下，判决被撤销，最后一批人终于在1839年被带回家。他们后来参加了伟大的宪章运动，但后来移民了（除了詹姆斯·哈米特，James Hammett，外），到加拿大过上了新生活。

托尔普德的袭击事件标志着雇主的总攻。随后，1837年，五名格拉斯哥棉纺工被起诉并被判处七年徒刑，这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辉格政府的抗议。人们组织了一场支持被定罪者的运动，其声势不亚于托尔普德烈士的运动。臭名昭著的“文件”，也就是一份要求工人签署不然就被解雇的切结书，被用来粉碎工会组织，并实行了一系列重大关厂的行为。到了夏天，由于无数次罢工都以失败告终，全国大团结工会的资金几乎耗尽。到了年底，由于工会结构脆弱，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全国大团结工会终于分崩离析。这时，曾起到释放工人阶级力量作用的欧文，已经对工会许多宣言的阶级战争基调越来越感到绝望。因此，他关闭了其机关报《危机报》（The Crisis），并在1834年8月宣布该组织正式解散。随后，欧文的工作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宣传协会。全国大团结工会的灭亡对於一个如此强大的开始来说是一个不光彩的结局。然而，全国工会的经验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整个“饥饿的1830年代”，工人阶级的条件是可怕的。饥饿和贫困在这片土地上徘徊。许多家庭只能吃煮熟的荨麻。工厂生活是人间地狱。直到1833年，第一部真正的工厂法才得以颁布。然而，这只限于儿童，阻止他们每天合法地工作超过12小时。然而，事实证明，强制执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年仅6岁的妇女和儿童继续受雇于煤矿，搬运卡车，甚至在煤场工作。数以万计的人也被迫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在纺织厂工作。悲惨的手织机工人逐渐被压垮，无望地挣扎着与动力织机的产量和速度相抗衡。因此，数以千计的手织工人死于营养不良和身体疲惫。他们几乎是在工作中死去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写于1844-5年的值得纪念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些状况作了精辟的描述，该书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工会活动家的必读之书。

随着工会的瓦解，手织工和农业劳动者再次被逼迫到远远低于生计水平。1834年《新济贫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剧了工人阶级的痛苦。辉格党政府废除了斯宾汉姆兰制度，代之以以本瑟姆和马尔萨斯的哲学原则为基础的法案，旨在使穷人的命运比最贫穷的劳动者更加悲惨。它主要针对的是拒绝接受工厂纪律的农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新济贫法的作用是把工人与教区和旧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根扯断，把他们的命运交到臭名昭著的监护人委员会手中。济贫法救济的主要原则是，援助应该比在工场外谋生的最不愉快的手段更难忍受。在安多弗的一个这样的机构里，由于全国性的丑闻而被曝光，饥饿的囚犯们为了生存而争夺被送到那里压碎的腐烂的、充满疾病的马骨。这些地狱般的机构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等作品中得到了永生和揭露。健全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的户外救济被停止了。绝望的男人和女人被迫进入劳改所，在那里男女被严格分开，以防止他们繁殖。

深受鄙视的济贫法专员，似乎沉浸在他们的绝对权力中，他们可以决定生死，也可以管理户外救济。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一位面目狰狞的改恶家，他起草了《济贫法》，并担任了多年的施法者，他生动地概述了该法背后的理念：

“劳改所制度的意义是通过劳改所提供一切救济，使这个劳改所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健康约束场所，防止囚犯外出或接待来访者，除非有监督员的书面命令；不允许喝啤酒和抽烟，并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找工作；从而使教区基金成为穷人最后的资源，并使管理救济的人成为闲散和放荡的人所能申请的最严厉的任务主管和最糟糕的工资主管。”[9]

在工人阶级对劳改所（或称“巴斯蒂尔”）的愤怒下，出现了反对高潮。愤怒的人群经常冲进这些地狱般的地方，怨恨之情沸腾成暴力。

1832年的背叛，教会了工人不能相信中产阶级激进份子，促使他们走向工会。但欧文的全国大团结工会的崩溃意味着革命工会运动的结束。面对这些经历，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再次转向政治战线来解决问题，但其程度远远高于以往。在阶级斗争中浴血奋战的工会会员们，进入了宪章运动的革命和英雄行列（1837-48）。战斗的纺织厂工人和矿工为宪章运动运动提供了冲击部队，这并非偶然。虽然宪章运动不属于工会运动的直接历史，但它的命运却是肯定的。英国工人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一个"自己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宪章主义构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世界上第一个。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涉及到一个完整的行动范围：群众请愿、群众示威、游说、总罢工，甚至武装暴动。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激进、最有阶级意识的运动。用伟大的宪章派乔治·朱利安·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的话说：“让一个普遍的号召，从福斯湾到陆地的尽头：不自由，毋宁死。”

1832年后，英国统治阶级主导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生产，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他们的大好时光，也是英国世纪的巅峰。然而，用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话来说，这种钟声很快就会变成对革命的宪章运动幽灵的扼腕叹息。向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的转变有助于改变政治格局。英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不顾一切地用自己的双脚站了起来。

注释

[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运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021.htm

[2] 同上

[3] 同上

[4] 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248

[5] 霍布斯鲍恩（Eric Hobsbawn）和鲁德（George Rudé），《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伦敦，1973，P. 225

[6]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纽约，1973，P. 121

[7] 转引自Cole & Filson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文献选集1789-1875》（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Selected Documents 1789-1875），P. 231

[8] 《正太阳报》（True Sun），1833年12月30日刊

[9]转引自汉蒙夫妇，《灰暗年代》（The Bleak Age），P. 114